大殿里，连仅有的几根白发都掉了个精光的王莽重新盛装了，身穿绀色的龙袍，齐齐整整地系好了玺韨，手执着那把据说是舜帝用过的匕首，向着天上北斗星的方向颤巍巍地端坐着，嘴里喃喃自语：
“上天给了我德行，汉兵能拿我怎么样呢？”
一时间，他又把自己当成说过类似话的先师孔子了，铁青憔悴的脸上似乎也有了些血色。
只是他已经很多天没吃东西了，声音微弱得很。
三国中的君子
〔文／班布尔汗〕
常言道：“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如细论起来，实在有些未被人的天性。少年人朝气蓬勃，涉世未深，充满幻想，心灵纯洁，喜欢替天行道，喜欢打抱不平，喜欢哥们义气，对于《水浒》里“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英雄好汉，是一定极其向往的。而老年人，经历很多，对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研究了一辈子，难免有些遗憾，看看《三国》里的明争暗斗，奇谋诡计，很能够“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倒也不失为一件快事。这么一句“常言”，倒让这两部名著少了很多应该看他们的读者。
但是，如果以社会的道德来说，这句常言，却也有些道理。少年人有好冲动的毛病，要是看了《水浒》，学学鲁智深之类倒是无妨，可要是学着李逵之流一时兴起便“拿着板斧排头介砍去”，毫无理由的乱使用暴力，可就麻烦了。就如香港的《蛊惑仔》系列火爆中学校园的时代，还真有成群的中学生学着陈浩南拿着片刀互相乱砍。而老年人饱经风雨，对于实践的很多事都已经看得很淡，有些“不相信神圣”了，再看了《三国》的尔虞我诈，难免不会“老奸巨滑”，坏了德行。
《三国志》在史书中只能排在中流，但因为受到《三国演义》的影响，倒是我最爱看得史书之一，而因为总喜欢乱世的历史，便对“前三国时代”比较留心，所谓“前三国”，就是指十常侍乱政到赤壁之战这一段历史，各路诸侯打成一锅粥，勇将谋臣层出不穷，要比后三国时代，就那么几个厉害主角斗来斗去，看起来更有兴味。
最近又翻了翻《三国志》，更详细的看“前三国”，对几个以前没有留意过的人认真读了读，颇有一些心得，便更加感叹“老不看《三国》”实在是很有道理。
这个人，是三国这段群雄并起，天下大乱的历史中难得的君子，难得的“仁者”，而却又都是在三国这个大赌场上最先被淘汰出局的人。
此人名叫刘虞，字伯安，东汉皇室成员，出自汉光武帝刘秀的第九个儿子东海恭王刘强一支，是东海恭王刘强的六世孙。不是熟读三国的人，恐怕很少有人记得这个名字，但在前三国时代，他也委实风光过一段，并在众多东汉皇室旁支中，属于出类拔萃的人物。
刘虞的祖父刘嘉，曾任光禄勋，父亲刘舒，官任丹阳太守。但是，他并没有靠祖父的荫蔽，年轻时只在郯县任户曹小官，官任郎中，之后由于讨伐黄巾贼和乌丸有功，累升至幽州刺史、甘陵相。在前三国时代，各路诸侯都是靠着镇压黄巾军或是抵抗少数民族入侵而积攒起自己的势力的，不过，刘虞讨伐叛逆的手段却与别人颇有不同。例如，平定张举、张纯的叛乱，就几乎是兵不血刃。
史载：“前中山相张纯私谓前太山太守张举曰：‘今乌桓既畔，皆愿为乱，凉州贼起，朝廷不能禁。又洛阳人妻生子两头，此汉祚衰尽，天下有两主之征也。子若与吾共率乌桓之觽以起兵，庶几可定大业。’举因然之。四年，纯等遂与乌桓大人共连盟，攻蓟下，燔烧城郭，虏略百姓，杀护乌桓校尉箕稠、右北平太守刘政、辽东太守阳终等，觽至十余万，屯肥如。举称‘天子’，纯称‘弥天将军安定王’，移书州郡，云举当代汉，告天子避位，公卿奉迎。纯又使乌桓峭王等步骑五万，入青冀二州，攻破清河、平原，杀害吏民。”
首先是联络外敌，之后又自称皇帝，布告四方，攻城略地，不可一世。这样的强人，非得勇冠三军，用兵如神的人不能破之。而刘虞自当官以来，一直是以政事为重，军事并不是他的所长。但是“朝廷以虞威信素着，恩积北方，明年，复拜幽州牧。”就要派他平乱，刘虞忠于汉室，自然也就迎难而上，可是，他到任之后，却并不是马上整饬军马，准备打仗，而是“虞到蓟，罢省屯兵，务广恩信。”这看起来有点书呆子气，却是刘虞高超的政治眼光所作出的决定，因为“二张”的作乱，打得旗号，就是说“又洛阳人妻生子两头，此汉祚衰尽，天下有两主之征也。”明白的说汉朝的命数到头了，这也是利用人们对于汉室威信的不信任，而刘虞所作的，就是要恢复朝廷在老百姓和少数民族之中的威望，这绝对是对叛军的致命打击。之后，刘虞又看清二张作乱的主力是乌丸贵族，便“遣使告峭王等以朝恩宽弘，开许善路。”乌丸贵族对于东汉朝廷一向还是服膺的，只是听了内奸的撺掇，才来趁火打劫，一看朝廷并不是快不行了，而且要动真格的，便来个顺坡下驴，首先“撤股”，把二张卖了。刘虞再来个“又设赏购举、纯”，二张便只有落得个“举、纯走出塞，余皆降散。纯为其客王政所杀，送首诣虞。”的下场。
立了这样的大功，“灵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丘侯”，刘虞成了各地汉室宗亲中最为显赫的一个，威望也与日俱增。到了董卓把持朝政的时候，为了笼络于他，便“遣使者授虞大司马，进封襄贲侯”。在“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之时，董卓杀害了联军盟主袁绍的叔叔袁隗，又让刘虞“复征代袁隗为太傅”。不过，幽州里首都洛阳甚远，对这些封号都是“道路隔塞，王命竟不得达”，刘虞也没有理会这些，当各路诸侯都在争夺地盘、名位的时候，他所关心的是“旧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给足之。时处处断绝，委输不至”，而所作针对的措施，不是去扩展领地，而是“务存宽政，劝督农植，开上谷胡巿之利，通渔阳盐铁之饶，民悦年登，谷石三十。青、徐士庶避黄巾之难归虞者百余万口，皆收视温恤，为安立生业，流民皆忘其迁徙”，一个边远荒蛮之地，逐渐成为河北地区的经济军事要地，可刘虞自己，身居三公高位，坐拥百万庶民，却是“虽为上公，天性节约，敝衣绳履，食无兼肉”，以至于“远近豪俊夙僭奢者，莫不改操而归心焉。”相对于其他诸侯，有了点地盘就穷奢极欲，刘虞无疑是极为异类了。
具有极高的政治素养和人格魅力，这样的人，若在治世，即使不会干出一番大事业来，也会如海瑞、于谦之类成为“留得清白在人间”的典范，为人所敬仰。但是，在天下分崩的乱世，需要的却是智勇双全，行事不择手段的枭雄，只要能够成就王霸之业，什么规矩和道德都是不用遵守的。刘虞这样的君子，在这段历史里，就成了拘泥于小节的“笨伯”，在他事业达到巅峰的时候，也开始埋下了败亡的种子。
征讨董卓的联军开始内讧的时候，刘虞作了几件事，无一不是君子仁臣的所为，但也开始了他步向死亡的路途。其一，就是“冀州刺史韩馥、勃海太守袁绍及山东诸将议，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以虞宗室长者，欲立为主。乃遣故乐浪太守张岐等赍议，上虞尊号。”这可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众多实力派要拥立刘虞位皇帝，取代那个被董卓玩于鼓掌之中的汉献帝。这事对于刘虞来说，可谓有利无害，首先，他是汉室宗亲，又位列三公，称帝的合法性是比较充足的，其次，是别人拥立他为帝，既是事有不测，首先倒霉的是袁绍、韩馥等人，他自可以再回到幽州，再次，一旦成功，刘虞就是光武帝第二，好处是自不待言的。
但是，刘虞极为决绝的拒绝了，把那些让他当皇帝的人骂了个狗血淋头：“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暞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按封建社会的伦理，作为“纯臣”，面对这种诱惑，不但要拒绝，而且一定要极为坚决，最好就是要打骂对方一顿。可是，在乱世当中，就要婉转一些，不要过于得罪人，刘虞这一骂，得罪的人可就多了，日后他的无所依傍，就从这时开始。
接着，拥立他为帝不成，“馥等又请虞领尚书事，承制封拜，复不听。遂收斩使人”，这就更过分了，不错，尚书之职应该朝廷封受，可现在朝廷是这般光景，何必这么计较？君不见多少人占了地盘就“自领”官职？可刘虞不但不自领，反而把劝他的使者给杀了，得罪人算是到了家。
自然，对外结怨，内部如果稳固，也还可自保，可刘虞的“眼里不揉沙子”，却使得祸起萧墙。
与刘虞屡屡发生冲突，并最后结果刘虞的，就是著名的“白马将军”公孙瓒。这公孙瓒在《演义》里因为刘备的关系被写成正面人物，而在历史上是在不怎么样。“初，诏令公孙瓒讨乌桓，受虞节度。瓒但务会徒觽以自强大，而纵任部曲，颇侵扰百姓，而虞为政仁爱，念利民物，由是与瓒渐不相平。”公孙瓒喜欢侵扰百姓，与刘虞的爱民正好针对。如果是枭雄，这根本不算什么，百姓值多少钱一斤？能有公孙瓒这样的勇将辅佐，才是重要的。可刘虞却是认为“民为重”，倒和公孙瓒闹翻了。
可最后让他们彻底敌对的导火索，还是在拒绝称帝之后“选掾右北平田畴、从事鲜于银蒙险闲行，奉使长安。献帝既思东归，见畴等大悦。时虞子和为侍中，因此遣和潜从武关出，告虞将兵来迎”，可是“道由南阳，后将军袁术闻其状，遂质和，使报虞遣兵俱西。虞乃使数千骑就和奉迎天子，而术竟不遣之”，这时候“公孙瓒知术诈，固止虞遣兵，虞不从，瓒乃阴劝术执和，使夺其兵，自是与瓒仇怨益深。”这个事件充分展现了公孙瓒两面三刀的枭雄气质，刘虞本要迎接皇帝，不但被袁术破坏，反而看到公孙瓒算计自己，对公孙瓒就完全看作是敌人了。接着，又因为刘虞不许公孙瓒连年与袁绍作战，导致“瓒怒，屡违节度，又复侵犯百姓。虞所赉赏典当胡夷，瓒数抄夺之。积不能禁，乃遣驿使奉章陈其暴掠之罪，瓒亦上虞禀粮不周，二奏交驰，互相非毁，朝廷依违而已。瓒乃筑京于蓟城以备虞”。
公孙瓒不但侵扰百姓，而且劫夺刘虞送给少数民族的礼物，既破坏安民政策，又破坏对外邦交，对于刘虞来说，公孙瓒这样的罪行，上奏朝廷无效，除了与他针锋相对的打仗，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于是，“四年冬，遂自率诸屯兵觽合十万人以攻瓒”，君子被激怒了，但愤怒的君子还不失君子本色，“戒军士曰：‘无伤余人，杀一伯珪而已。’”
到了这个时候还想着不伤及无辜，犯了兵家大忌。“兵者，凶器也”，只要用兵，就不能心慈手软，曹操攻徐州，动不动就屠城，才吓得陶谦军无斗志，要不是后院起火，徐州唾手可得。打仗如果顾及平民生死，就会束手束脚，如果敌方再无所顾忌，失败就难免的了。看看当年日军侵华和现在的美军攻伊，就知道有顾忌和无所顾忌的区别了。
战争初期，对于刘虞极为有利，首先是兵马比公孙瓒多，其次“瓒时部曲放散在外”，如果全力攻城，公孙瓒必死无疑，可是，“虞兵不习战，又爱人庐舍，不听焚烧，急攻围不下”，都打起来了，还要“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虽不失君子仁者所为，却无法克敌。
战场上你死我活，你不能克敌，敌人就要想法子克你了。久经沙场的公孙瓒于是“乃简募锐士数百人，因风纵火，直冲突之”，一下子“虞遂大败，与官属北奔居庸县”。公孙瓒“宜将剩勇追穷寇”，“瓒追攻之，三日城陷，遂执虞并妻子还蓟，犹使领州文书。”
刘虞落在了公孙瓒手中，自然是难免一死，而死前却也受尽屈辱，先是罪名定的窝火，竟然是“虞前与袁绍等欲称尊号”，这可真是冤枉，可没办法，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然后在刑场上，公孙瓒居然说：“若虞应为天子者，天当风雨以相救。”这是在临死前都要拿刘虞寻开心，当时“时旱埶炎盛”，自然不会有风雨，于是“遂斩焉，传首京师”。虽然，不但常山相孙瑾、掾官张瓒等“相与就虞，骂瓒极口，然后同死”，而且“百姓流旧，莫不痛惜焉”，但刘虞还是死了。
可怜刘虞一代君子，就这么死在了在三国中各方面能力都只能在中流的公孙瓒手中，辛苦经营的幽州也归了公孙瓒，他欲保护黎民，可因为他的死，倒让黎民又受了多年战乱之苦，直到曹操打败袁绍，评定了河北，才安定下来。其时，已经是刘虞被杀害十余年之后了。
这样的君子下场如此凄惨，向对于那些视万民如猪狗的枭雄的成功，《三国》给人的正面的教谕实在是不多，难免让人认为宽厚仁和会遭到失败，残忍阴险才能成功，若以这样来看，不但“老不看三国”，少也是不宜看三国的。
龙沙独行者——班超
〔文／六朝人物〕
公元33年——耶稣基督巡游传教并被钉上十字架那一年，一个男婴班超降生在关西地区一个儒者之家。这一家的始祖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宰相）子文。在楚语中，“班”这个字的本意是“老虎”，传说这个家族的始祖子文是被一只母虎喂养大的。这也许暗示了这一族人内在的勇猛弘毅的素质。秦灭楚后，子文的后代迁往北方的边境晋、代之间，从此以班为姓氏。这一家出过很多“任侠雄边”的人物，后来，班固因此不无自夸地说自己的家族“家本北边，志节慷慨”。然而到了此时，这种素质已被掩藏在修身养性的儒家礼仪之下。关西素以民风刚健，好勇斗狠而著称，而他的家庭数代以来一直以书香门第著称，其父班彪更是当时最著名的“儒学大师”。
这种差异在班超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他也被培养成一个儒生，从小接受父亲严格的教诲，饱读诗书，但相比他那天才早慧的哥哥班固及妹妹班昭，他被称道的美德只是对长辈孝敬恭谨和不辞劳苦，在学问方面似乎乏善可陈。而他的不修细行、疏朗豪迈更使他成为家族中的另类。父亲死后家庭生计陷入困境，班固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潜心修业，而养家的担子落到了班超的身上。
突然降临的灾祸改变了这一家人的命运。班固被人诬告，以私修国史的罪名逮捕进京。班超随之进京营救，他向皇帝上书鸣冤，并得到召见，他的胆略和口才使汉明帝留下了深刻印象，可能也是因此，明帝亲自审查了那些被指控为“大逆不道”的著作。由此，班固因祸得福，被提拔为兰台令史，负责国史的编修工作，日后，他以一部《汉书》回报了这个王朝。后来明帝召见班固时，问起了他那个侃侃而谈的弟弟，听说班超只是靠为别人抄书为生，明帝也让班超充任了兰台令史。
这个职位对班固可以说适得其所，但对班超而言，抄书修史却不能让他感到快乐和满足。他越来越难以忍受枯燥的文牍工作，一天突然投笔而起，发出“大丈夫当效张骞立功异域，安能久事笔砚间”的感慨。然而他却受到几乎每个人的嘲笑。在一群书生中间，这个“燕颔虎须”（也就是我们熟知的《三国演义》中的“张飞”形象）的关西大汉就象羊群里的骆驼般格格不入。没多久，他受别人的牵连被免了官——可能这又是他疏放的个性造成的后果。
这段短暂的文官生涯对他来说远非愉快，失去了也并不遗憾。可是，此时他已经人到中年，还是一事无成。希望的落空，年华的流逝，未来的渺茫，这些不可能不使他苦闷。当他在洛阳繁华街道上徘徊时，一个相面师预言他将封侯万里之外，在那个崇信命运的年代，这给了他一点安慰，可他却看不到任何实现的可能性。
一定有很多人生不逢时，在平庸中碌碌无为度过一生，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班超要比他们要幸运多了。在他满四十岁时，机会终于敲门了。
秦始皇扫平关东六国、建立起统一的秦帝国以后，立刻兴建了一项空前绝后的伟大工程——万里长城，这道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围墙既是划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军事分界，同时也是一道心理分界。它是这个“中央帝国”的院墙，而对墙外的蛮荒之地，这位千古一帝并没有兴趣。秦帝国很快就崩溃了，继承了它全部遗产的汉帝国，也继承了它的自满，这是一片辽阔的文明的乐土——东南临大海，西北极大漠，甚至可说，自己就是一个世界，对于“中央帝国”的人们来说，除了不时来侵扰的游牧民族，外面的世界并不存在。
然而匈奴人的兴起和不断侵扰，使汉王朝有了了解外界的要求。汉高祖刘邦曾亲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却险些全军覆没。此后的数十年，汉朝只能通过和亲和防御抵挡匈奴人的汹汹来势。直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即位，这种被动的形势才有了根本改变。在出动大军向匈奴发起反击的同时，汉武帝派出张骞，向未知的西方出发，去寻找传说中的盟国——大月氏。
张骞历经艰险，十几年后才回到国都，他未能完成联合大月氏夹攻匈奴的使命，但带回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消息。中原人从此知道大漠的另一边有一片辽阔的土地，那里城邦林立，民族众多，那里有不同的景物，不同的风俗和信仰，不同的特产和宝藏。从此，汉人将这片土地称为“西域”。
汉武帝击败了匈奴，在匈奴故地上建立了州郡，打开了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门。西域成了冒险者的乐土，他们成群结队西行，去博取功名和利益。然而匈奴人并不甘心放弃这片过去的属地，各国叛降不定，西域大地百年间闪耀着剑与火的光芒。
西汉王朝最终获得了胜利，建立都护，将这块陌生而辽阔的土地划入帝国的版图。但这种统治还并不牢固，随着西汉王朝的很快衰落，中原陷于一片战乱，西域再次落入匈奴的役使之下。
光武帝刘秀恢复了汉王朝，立都洛阳，史称东汉。但他关注的是扫灭各处的割据势力，对经营远在天边的西域即无力量也无兴趣，他给予前来朝拜、并要求保护的西域各国使节丰厚的赏赐，但告诉他们：汉王朝无法提供他们所想要的保护，如果他们不能抗拒匈奴，那么可以选择臣服。
又过了几十年。终于，匈奴人的一再袭扰使汉明帝忍无可忍，况且，国力的强盛已经为攻击匈奴提供了条件，他任命两位功臣之子——窦固和耿秉担任这次大反攻的正副统帅。
班超加入了远征军——他的先父班彪曾长期为窦氏家族出谋划策，这种特殊关系使窦班两家缔结了长期的渊源。
他的官职是假（代理）司马，一个参谋副官之类的角色。这种身份所能得到的表现机会是不多的。但他抓住了机会：在追击西撤的匈奴时，他获准率领一只小部队攻击伊吾——这是一个汉朝与匈奴曾反复争夺达百年的战略据点——斩俘极多，这次胜利显示了他的勇敢和才能。
匈奴远遁，汉军转而争取西域各国脱匈属汉，班超成为使节之一，被派往鄯善。
这是一项充满艰辛的使命，他们跨过天山，穿过千里无人，现在以“雅丹地貌”闻名于世的死亡沙漠，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风蚀现象使这里的地貌呈现出千奇百怪、阴森可怖的形态，犹如一具具巨龙的骨架，因此，这片沙漠被汉人敬畏地称作“白龙堆”。他们除了要面对自然环境的严酷，还要对付匈奴残余力量和当地强盗的不时袭扰，而他们要去拜访的是一些充满敌意和不信任感的国家——这些国家动荡不宁，在汉匈之间摇摆不定。他的下属又是一群桀骜不驯的战士和戍边抵罪的罪犯，想赢得这些人的爱戴和绝对服从是很不容易的。
这个使团的首脑似乎不是班超，而是从事郭询——在建立大功之后，班超还是要看此人的脸色，事后，公认的第一功臣班超晋升为军司马，而郭询却成为东汉王朝首位西域副校尉，后来死在三国叛乱中。从这些证据看，当时，班超的身份只是带队武官。
在这种环境下，他经历了生命中第一次严峻的考验。在鄯善（古称楼兰，2000年后探险家斯文赫定发现了古城遗址，轰动世界）他们与匈奴使团遭遇了。匈奴人显然比他们更有影响力，鄯善人更惧怕更近、更残酷的匈奴人，这个国家一直在汉与匈奴的夹缝里艰难的生存，不想得罪任何一方，可是局势已经由不得他骑墙了。他正在向匈奴那一边滑去。
一切似乎已不可收拾，汉朝使团的性命也危在旦夕。
班超做出了冒险的决定。尽管他的部下把这视为自杀，但他激励起他们的勇气，他告诉他们：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男人最大的耻辱，就是死得毫无价值，而唯一的生路就是向前进攻。
在月黑风高之夜，他率领部下突袭了匈奴人并将其全歼，尽管他的兵力还不足对手的三分之一。
血腥的胜利震摄了鄯善国王，他别无选择地走上了忠属于汉朝的道路。
这一行动同样震动了汉军统帅部和汉朝皇帝。皇帝亲自下令嘉奖班超，晋升他为军司马，并指示他继续完成使诸国归附的使命。
他谢绝了增派给他的部下，因为他知道陌生的异域，靠的是威信、智慧和果敢，如果这些不能奏效，一旦遇到危险，更多的人数只能意味着更多的牺牲。他仍旧率领着经历激烈战斗而毫发无损、已经完全诚服的三十六名部下继续西行。
他的名声已经传到了这里，但还是有人发出挑战，于阗国师要求以他的坐骑祭祀神灵。
班超再次以直截了当的方式作为回应：砍下国师的头摆在国王面前。于阗国王并非甘心做匈奴的忠实属国，他只是缺乏抵抗的信心，现在，班超给了他信心。
在疏勒，他派外表文弱而精明干练的军官田虑劫持了敌国龟兹扶持的傀儡国王，并立旧王室的一个年轻人为王，这个新国王被命名为“忠”。
他不吝于显示铁腕，更懂得如何争取人心，相对匈奴人的残酷和贪婪，他表现出仁慈和宽容。他没有杀被废掉的疏勒王，而只是把他逐回龟兹。
刚柔并济的手段增添了他的威望。于阗和疏勒都是天山南麓的大国，他们投向汉朝使周围其它国家也都归于汉朝的管辖之下。
安定并没持续多久。汉朝大军班师后，匈奴人卷土重来，他们的三个仆从国也加入了战争，新任西域都护被杀，残余的汉朝留守部队被围困在最后的据点里。恰在这时，汉明帝驾崩使王朝陷入慌乱，大臣们为该不该出兵救援而争吵不休。一个英勇的将军苦守西域最后的据点半年后才得到援救，只率领十三名幸存者撤回玉门关，通往西方的道路再次断绝了。
被隔绝在疏勒的班超得到撤退的命令。他刚刚收服的国家顿时陷入绝望，可以想象，匈奴人一定会严厉惩罚他们的不忠。他们挽留班超和他的部下，这个人代表着唯一的希望。
面对着亲自拉住他马缰的于阗王，班超决心留下。在以后的漫长征战中，于阗成了他最忠实的同盟。他回到疏勒，这里一片混乱，几个城邑已公开背叛，他迅速召集一支军队消灭了叛乱者，使这个国家安定下来，以后的四年，他与年轻的疏勒王忠艰难抵抗着敌对国的进攻。并抓住机会，击破匈奴的仆从国宿墨。这一胜利使他看出匈奴的力量已经衰弱，于是向遥远的汉王朝上了一份奏章。
在这份致皇帝的报告中，他没有过多提及固守四年的艰辛，而是分析了在与匈奴的战争中，西域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指出只有坚持西汉“取三十六国，断匈奴右臂”的战略方针，才能保证长治久安。为了坚定皇帝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他掩盖了他所面临的的困难，这使他在未来付出了代价。
隔绝五年后，这份奏章使王朝知道班超还在坚持并控制着相当大的地域，汉章帝感到鼓舞，派出一千名援军支援班超，这些人由班超的同情者徐干率领，有些是义勇兵，有些是罪犯。
援军壮大了班超的军力，这是他所获得的最大规模的军事援助——在此之前，他只能依靠西域各国的军队打一些规模不大的战役，现在他可以拔除插在疏勒和于阗之间的钉子——宿敌莎车了。
可是，正当他率领各国联军向莎车进攻时，他一手扶植的疏勒王忠在康居的诱惑下背叛了。葱岭之外的康居人也前来援助叛军。三面受敌，班超面临着十年来最大的危机。
这一次他又使用了外交手腕，重金贿赂大月氏出面，说服康居退兵，忠的部队也随之退往康居。几年后，忠回到疏勒，企图夺回王位。为除掉班超，他设计了一个圈套，可他不知道一个更大的圈套在等着他，忠输掉了这场游戏，被班超杀死。
忠的背叛使班超明白他的功业只是建立在流沙之上，他缺少可靠的同盟，缺少足够强大并服从的军队，唯一的指望是汉朝皇帝的信赖——而这一希望也正在受到威胁。
一个胆怯的使节为了躲避危险，编造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不思报效国家的谣言。（这倒让我们有机会能够更深入一些了解班超的感情生活——显然，这个“爱子”就是后来他事业的继承者班勇，而“爱妻”很可能不是汉人，而是疏勒或于阗人，或者是那些被他征服国家的战争俘虏。）幸好，当朝天子章帝是东汉王朝最后一位贤君，他驳斥了这个使者的谣言，并把他派到班超手下效力。班超并没有惩罚这个谣言制造者，而是又把他送回京城。他对属下解释：他不想弄脏自己的手。而如果留这么个败事有余的人在身边，那就什么事情也干不成了。
尽管他以宽容解决了这次危机，但是为了堵住朝廷内部对他的的诽谤，他不得不赶走了妻子，他生活中极少的温情也被剥夺了。他只能是战无不胜，令人生畏和无懈可击的。没有人知道他内心深处的孤独和苦闷。
即使在那个崇尚边功的时代，班超也是孤独的。后人评论：其用兵倚重谋略，善于利用矛盾，因势利导，以弱胜强。其实这也是不得已的。他的汉人直属部队最多时也不足两千人，他只有依靠西域各国对他的信赖，这种信赖不会是永久的和无条件的，他不能失败，甚至不能为胜利付出惨重代价，他必须更多凭借计谋而不是武力，因此他很少通过惨烈的战斗打击敌人，而是不惜屡屡使用诈术，但他又必须在欺诈与诚信之间找到平衡。在战争中他和他的骨干部队冲锋在前，而在分配战利品时对各国十分优厚，这使他的勇猛、智慧和公正赢得各国军队的尊敬。
现在他唯一的乐趣就是征服和胜利。他巧妙地设计打败强大的敌人联军，攻陷莎车，威震西域。
班超的胜利使一直与汉王朝保持友好的大月氏感到不安，派出一个庞大的使团要求迎娶汉公主。在班超看来，“和亲”是一件屈辱的事，他甚至没有请示朝廷就回绝了要求，大月氏以此为借口，出动七万大军向班超发动攻击。
与这样一个强大的邻国结仇并不符合汉朝的利益。班超没有正面迎战，而是坚壁清野，并出奇兵截断了龟兹支援大月氏的粮道。得不到给养的大月氏军陷入困境，只好谢罪请归。这场不战而屈人的胜利使班超的声望达到顶峰。一直与汉朝作对的龟兹难以继续抗拒，向班超投降。班超因其平定西域的功绩被任命为新的西域部护。他将都护设在龟兹，命令他的助手长史徐干镇守疏勒，使这两个饱受战乱的国家安定下来。
现在，他终于可以着手消灭匈奴的最后三个仆从国——焉耆，危须和尉犁。二十年前，正是这三个国家杀死西域都护，使汉王朝蒙羞。到了它们为此付出代价的时候了。班超组织了前所未有的强大联军，浩浩荡荡开向焉耆。
联军涉水突破三国的沼泽地带的防御阵地，包围焉耆。为了避免惨重的伤亡，班超再一次使用诈术，俘获三王，将他们押到过去都护罹难处斩首，人头送往洛阳报捷。联军在三国掠抢十天——这是史籍中记载的班超部队的唯一暴行，这不太可能出于班超的本意，我们只能猜测：这也许是对三国为敌多年的惩罚，也许是他必须以此作为对各国的酬劳。等这场浩劫终于结束，班超在此驻留半年，直到秩序恢复。
至此，西域五十余国已经全部在汉王朝的统率之下。第二年，汉皇帝下诏表彰班超“出入二十二年，不动中国，不烦戎士，得远夷之和，同异俗之心，而致天诛，蠲宿耻”的丰功伟绩，封班超为定远侯，“封侯万里”的预言成为现实。
班超的雄心未必至此为止，他把目光又投向了远方。他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决定，向远在天边的大秦——古罗马帝国派出自己的使节。
使节甘英跋涉万里，穿过中亚辽阔的土地，直至地中海东岸。可是，面对浩瀚无边的大海，这位勇敢的旅行者退缩了。在听取安息人关于航行的巨大困难和不可预知的危险的报告后，甘英决定返回。
这次失之交臂的邂逅成为现代学者们不休的话题。也许是安息人为了垄断丝绸之路巨大的中转利益而故意设置障碍，也许是漫长的跋涉使甘英感到厌倦，也许是久居中原的汉人对海洋的天生隔膜，也许大秦真的太远了，以至于他不再相信真的可以到达……人们设想，如果东西两大文明在那时相遇而不是一千多年以后，会是怎么样的局面，会给历史带来怎样的改变，然而，这一切都被一片现代人看来只是一个“洗澡盆”的并不宽阔的海阻挡了。
也许甘英在归途中会为自己未能完成使命而忐忑不安，然而此时班超已经不会怪罪他了。他已经七十岁了，衰老和多年征战的伤痛正在摧毁他的身体，他的心灵也变得疲惫和柔弱，一直渴望远方的眼睛开始回望故乡。
他再次向皇帝上奏，说衰老和病弱使他已无法履行职责，他还表示了对中原和亲人的思念。他说自己唯一的愿望就是死前回到故土，他这样表达自己的情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求生入玉门关。”在奏章的最后，他请求允许幼子班勇随外国使臣入京，让这个生长异域的年青人亲眼看看自己的祖国是什么样子。
对于朝中的君臣，班超只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他离开洛阳已经太久，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甚至从没见过他。也许在他们看来，这个人就是西域的一部分，就像雪山或沙漠那样，理所当然地将永远存在下去。
现在，他们才醒悟到这个传说中的英雄也会衰老，并且已经衰老。年轻的皇帝很受感动，但他害怕没有班超的西域又将陷入混乱，于是班超不得不又等待了两年，在他和家人一再请求下，他终于被告知：可以回家了。
班超告诫他的继任者任尚——一位在与羌人作战中功勋卓著的将军——西域民情复杂，易散难聚，而他能依靠的部下又往往是些道德并不完美的人，不要过多干涉各国的内部事务，也不要制造矛盾，苛刻和严厉不如公正和宽容更有效。
他终于踏上了回家之路。三十年前，他就是从这条路开始他的奋斗。那时这条路荒凉冷寂，到处隐伏着战乱和危险。而现在，兵营、驿站和烽火台守望着的大道上，商贾络绎，一片和平景象。昔日随他西行的部下已经消靡殆尽，归途上只有他一个人。
他不仅如愿进入了玉门关，而且回到了京城洛阳。这里繁华一如昨日，然而却不能不让他感到物是人非——他的大哥班固已经成为宫廷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死于牢狱，妹妹班昭也寡居多年，而当朝天子已经换了两个。
他得到英雄的礼遇，被任命为射声校尉——禁卫军弓箭兵团司令官。但这个职位对他来说只是一个荣誉而已。他已经病入膏肓，在回到洛阳一个月后，班超去世了。
继任者任尚把班超的忠告当作老生常谈，这个迷信武力的将军，很快就为他的贪暴（这位败军之将后来因为贪污过甚掉了脑袋）蒙受了耻辱。短短五年内，西域全境叛乱，玉门关的大门再次关闭，西域又一次失去了。
班超之子班勇不但继承了父亲的遗志，也继承了他的刚强勇敢的品质，他曾经成功地收复了部分失地。保证了丝路的畅通，“至此西域遂不复绝”。然而他得到的同情和信任却比他的父亲更少。在一次冤狱中，班勇被罢免职。西域的局面变得不可收拾。从此之后，中原王朝对西域的控制能力十分微弱，直到强大的唐朝军队再次将红旗插上天山，重新在西域建立都护府——而这已经是班超父子经营西域整整五百年之后。
班超在生前和死后都是孤独的，他的功业依靠的是个人的勇气、坚韧和智慧。没多少人理解，除了建功立业的欲望，是什么推动了他远在天边的绝域长达三十年的奋斗。他的儿子仍然要面对用兵西域有何益处的质问。在中原人看来，这片广袤的土地没有丝毫用处，只意味着没完没了地花钱，无穷无尽的麻烦，“夷狄之民”毫无信义可言，在这个国用日促，危机四伏的年代，“威德遍于四海”简直就是好大喜功和痴人说梦。后世的文人墨客更是把班超作为舍本逐末、求名忘生的嘲讽对象——如晁补之词“……功名浪语，便似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似乎可怕的不是庸碌一生，而是不能寿终家宅。作了亡国奴的王船山，则在他的《读通鉴论》中，对班超肆意辱骂，称之为吹牛大王和野心家。在日益因循苟且、精神萎顿、信心衰退、思想封闭的漫长历史中，班超的身影越走越远。
这里是丝绸之路。这条连接欧亚的长路见证了两千年历史的沧桑之变，多种文化在此交汇，无数活剧在这里上演，这条路经过多少胡商贩客，驿马戍卒，弘法的僧侣，求道的信徒。这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道路，独一无二的道路。
班超只是这条漫漫长路上一个匆匆而过的独行者。
风流放达宁馨儿，颓墙覆没虚华梦——王衍清谈误国的背后
〔文／残阳下的菊花〕
晋穆帝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一代枭雄桓温从江陵出兵北伐羌族首领姚襄。迢迢洛水，夏日炎炎，他正值豪情万丈，志在恢复中原故土，登上大船的高楼，面对着满目创痍的河洛大地，不禁发出一番感慨：“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幕僚、记室陈郡人袁宏辩护说：“运有兴废，岂必诸人之过！”王夷甫就是西晋时的太尉，大名士王衍。桓温对王衍的批评是十分尖锐和刻薄的，日后，后世皆以王衍清谈误国。袁宏为王衍辩护，桓温脸色为之一变，恐怕胡子都直了，生气地说：“颇闻刘景升有千斤大牛，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荆州，以享军士。”用来比喻袁宏，座下宾客，大为失色。桓温枭雄本色，尽显无遗。
也由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桓温喜欢把过错推委到别人身上，既然大将军志在恢复中华，就应该奋起一搏，消灭胡虏，而不应该在此聊发感慨，以今非古。后人是否也可以这么认为：“无处望神州，桓元子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桓温在海西公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再次出兵北伐中原，攻打慕容鲜卑建立的燕国。桓温在枋头遭遇人生中最残败的教训。桓温对这次惨败深感耻辱，于是把罪责都推到袁真头上，上奏免去袁真的官职，贬为平民，同时罢免冠军将军邓遐。袁真遭遇桓温的诬陷，上表朝廷又不答复，于是占据淮泗重镇寿春叛乱，投降燕国，请求鲜卑骑兵的支援。东晋真是赔了夫人有折兵，以后百年光景，基本上对北方采取守势。
桓公有两句名言，千古流传。其一“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他想干出晋文王司马懿，晋景王司马师之类的霸业，但从他上面的一些言行做法看来，和晋朝的两位开国远祖差太远了。桓温的从事，东晋史学家习凿齿认为：“晋景王司马师为人所称道的一点，就是把失败的责任都揽为自己所有，作为自己的过错。即便是军队失败了，但也收买了人心。”
桓大将军毕竟语不惊人誓不休，接下来又来了句豪言：“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简直就是帅呆了，我向来钦佩桓将军的直率。王衍同志生前乃西晋鼎鼎大名的清谈专家，在当时已经极富盛名，经过桓温的宣传，又背上了清谈误国的万古骂名，真可谓，既流芳，又遗臭了。王衍先生能够达到桓温先生的两个标准，真是死而无憾了。
人性本就是异常复杂的，特别是王衍生在魏晋变乱的大环境。倘若他生在太平盛世，那么他将以立言者的身份流传于世。乱世，往往折射出的是人性的真善丑恶。他的不幸，可以说是时代造成的，但更多，是自身的原因。究竟在困顿，灾难面前，我们应该选取什么样的做法。是保全自己，像见风驶舵的钱谦益那样效忠新朝，苟全性命。还是为了道义牺牲自己，像少年英雄夏完淳那样慷慨就义，引吭高歌。至今中国社会都无法在两者当中找到平衡点。王衍就是一个可悲、可叹、可笑的矛盾例子。晋朝，是个门阀社会，王衍的家庭出身是鼎鼎大名的琅琊王氏。王衍在辈分上虽然和日后东晋王朝的顶梁柱——王导，王敦是同族同辈人，但属于较远的宗亲。正因为门第高的缘故，王衍凭借着祖上的恩萌，是不愁出路的，日后更凭借自己天生丽质，后天修为，得以名躁一时，风魔海内外各族同胞，成为新一代名士偶像。
俗话说：“小时了了，大未必佳。”魏晋时代，国人好识鉴，往往可以从一个人孩提时代的动向，就可以预示其未来的走向。广东话云：“三岁定八十。”估计就是从那个时候继承发展而来的。
也许是事后诸葛，后人牵强附会吧，一些识鉴预测，精确到让人可怕的地步。
总角之年，现代的孩童还在幼儿园流鼻涕，打麻雀的时候。西晋的王衍小朋友就已经独自前往山涛伯伯家作客了。只见那孩童神情明秀，风姿详雅，好一个伶俐小子。俊俏得让阅人无数的山涛都呆住了，居然惆怅许久，目送这个孩子离去。叹息道：“何物老妪，生宁馨兒！（谁家的老太太，生下如此英俊美好的儿子呀！）”
少年王衍生活在西晋歌舞升平，崇尚清谈的和平岁月，世人多夸耀他的风采卓越，风度翩翩，有个成语就出自于世人对他的赞美——白玉麈尾。王衍夸夸其谈的时候，动情处，拨弄着散发贵族气息的麈尾扇子，柄尾用白玉装饰。时人惊叹他白皙的手儿，竟然如同玉柄一般洁白无暇，难以分辨。美若处女的纯洁美，真可套用在距今约两千年前的青年吗？
风流倜傥的外表，潇洒自如的气度，再加上早年和竹林七贤的交遇，王氏宗亲的“兄弟怡怡，宗族欣欣”的融洽，客观上也捧红了王衍。有人去拜见王衍，看见王戎、王敦、王导在座，往另外的屋子一看，又看见了王诩和王澄，回去之后，他对人说：“今天到王衍家里去，满目都是琳琅珠玉。”可见王氏一门，名士风流，真有家风遗传。
日后在东晋政坛呼风唤雨的大将军王敦，从小和王衍就混得很熟，与当时的名士谢鲲，庾凯，阮咸，并称为王衍的四友，对这位族兄自然推崇有加，时常赞叹王衍哥哥在众人之中，就如同那瓦砾中的珠玉，无论去到哪里，都那么出众。
王导品叹他族兄王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高耸挺拔，巍然屹立。）”由此可见，王衍不仅容貌阴柔，更有七尺男儿的伟岸。
但毕竟当时王导和王衍毕竟都是小字辈，辈分上属于渡江名士。真正让他名声鹊起的，是鼎鼎大名的王戎，为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小的名士，也是王衍的堂兄。王衍少年时期，毕竟招人喜爱，何况是王戎的小堂弟。王戎曾经对晋武帝叹息道：“要找到能和王衍相比的，只有到古人中找了。”王戎只差点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了，后不见来者，经此宣传。王衍的名声就如同雪球一般，越滚越远，远播四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