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黄巢的失败，历史学家乌廷玉先生在《唐朝史话》中用现代的革命观点总结说：“黄巢虽然建立了革命政权，但其统治很不巩固。因为数十万农民军进了长安以后，没有继续向周围发展革命势力，过去的占领区，大部分放弃。大齐政权的势力，西到龙尾坡，东至潼关，东北抵同州，东南控制商、邓。因此，首都长安实际在唐军的四面包围之中，粮食来源非常困难。”归根到底黄巢还是犯了“流寇主义”的错误。
至于黄巢的最后归宿，正史上说是自杀于山东莱芜的虎狼谷。民间也有传说黄巢最终杀出重围，但看破红尘，出家当了和尚。这让人想起几百年后的兵败九宫山的李自成。难道历史真如尼采所说是一个“不断循环的怪圈”？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的风云激荡之后，烟云散尽，黄巢留传下来最广为人知的，还是他的诗，更确切地说，是一句诗：满城尽带黄金甲。
《全唐诗》收录了黄巢的三首诗，据考证其中一首《自题像》是元稹的诗窜入，也就是说可以确定黄巢存世的完整的诗只有两首，而这两首都是写菊花的。除广为人知的《不第后赋菊》外，另一首《题菊花》这样写道：飒飒西风满院栽，蕊寒香冷蝶难来。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我认为这一首诗可以看作是五岁时那首没有完成的作品的延续，也是《不第后赋菊》的早期版本。比较一下就不难看出，这三首诗其实是同一个声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达方式而已。童年时期的话语就气度不凡初显心性，但还留有一个五岁孩子童言无忌天真烂漫的神态；《题菊花》明显可以看出那个长大了的孩子经历世事后的不平与抑郁，但结尾部分很响亮，信心十足，满怀憧憬与希望；《不第后赋菊》则是彻底绝望后的愤怒宣言，利剑出鞘，寒气逼人。一场不可避免的声势浩大惊天动地的与唐王朝的厮杀，借菊花之口下了最后的战书。
梅兰竹菊，菊花位列岁寒四君子之一，历来被作为高节品格远离市俗的象征。古人以菊花入诗的，可以搜出几大箩筐，但其意指功能一般没有超出传统所界定的范围。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孟浩然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杜牧的“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即便岑参的“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借菊花抒发的是感时伤怀之情，但隐含的也是诗人对那种故园赏菊的和平生活的怀念。如果将菊花的意象以中药作比，那它的药性应该是其味甘，其气温，其性淡，一般的医生都作为温补调剂之用，这基本上是大家共守的原则。但有一个人是另类，是叛逆，这个人就是黄巢，他笔下的菊花意象完全颠覆了传统，行的是摧城杀伐之功。
何以高洁淡雅的菊花在黄巢笔下就有了这样寒气逼人的杀伐之气呢？还是孔老夫子说得好：诗言志。按照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阐述的天地生人“赋气说”，黄巢这样的人应该是秉承了清浊二气应劫而生的，自然与一般的人不同。正是所谓的“器大者声必宏”，一开口就不同凡响。老杜向来是以“语不惊人死不休”自诩的，但这已不是语言的问题了，而是直接关涉到生命的气度和境界。刘邦有多少文采？但他的“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贾岛无论捻断多少根胡子怎么推敲也是写不出来的。朱洪武肚子里有几滴墨水？但他的“天作棋盘星作子，日月争辉”，决非寻章摘句的雕虫之辈所能吟哦。而黄巢也是有帝王之气的人，他的这股气又不能通过出将入相这样的平和通道舒散消解，写成诗就杀气袭人，化为行就必然血流千里了。
时光倒退80余年，公元801年，已是知天命之年的孟冬野终于考中进士，他骑着马行走在花团锦簇的长安城里，像个老玩童一样写下了一首喜气洋洋的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而几十年后的秋天，一个不走运的年轻人屡试不第后写下了另一首萧杀的诗，唐王朝就在他这首诗里走进了萧瑟的秋天。仅仅过了二十余年，绵延了二百多年的大唐帝国就在分崩离析的战乱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成为一具供后人凭吊瞻仰的历史尸身。
国家不幸诗家幸——南唐后主李煜的跌宕人生
〔文／阿拉表〕
〖菩萨蛮
花明月黯笼轻雾，今霄好向郎边去！
衩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
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
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千百年来，多少饮食男女引此为知己。但凡这种艳词本来就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为大家喜闻乐见。虽然大家也都认为还是亲历的更好。但古代和现在一样，总有做人的不如意。甚至只是借助他物来满足也会有许多君子出来反对。这些已经亲历的人总是看不起其余人。并制造种种障碍。
而当朝皇帝，一国之君，南唐李后主毅然冲破千百年俗见，祭出皇家秘闻来，亲自操刀写就大内艳情录以飨众生。
这爱民如子的皇帝将其活泼的后宫生活写成词，传颂天下。这是年轻唐皇的快意之处，在很久以后，在汴梁，在喝下那杯鹤顶红之前，他还回忆起这些可爱的日子，泪如雨下。
后主的宫女们清楚的记得当年的场景，那是多么富丽堂皇的宫殿，多么令人眼花缭乱的装饰，当然还有那么多美女。但回忆起自己时，宫女们都有些难以启齿，多数人的意见是皇帝是个“御女狂”，是个荒淫的皇帝。后宫佳丽何止三千。以一个后唐计，数量骇人。而且也不象她们以前知道的那样，毯子抱了送去就行。变着法子折磨人，后主说需要淫荡效果，但有宫女更正说，是香艳效果，后主是个有情调的人。从最初出场的衣服密不透风，一路下来，半遮半掩，一袭轻沙，若隐若现，再到登峰造极的金莲。他懂得什么是美。为了追求朦胧美，追求飘逸的仙境效果而上穷碧路下黄泉。是执着的是真挚的。虽然后宫对丝绸的需求，一度造成国库空虚。可皇帝也不是浅薄的人。期间全裸的造型也有，可皇上说了，他是个有艺术追求的国君，岂可助长此等肉欲之风。说到这话，宫女们笑了。于是众宫女在欲擒故纵上下足了功夫。后主一高兴就写了很多的词。听那些穷书生说终于也修炼到了欲说还休的地步。
也有些白发宫女和白发老臣说，南唐后主这人是有点暴露癖，喜欢给别人看自己的后宫生活，虽然可以褒称做与民同乐。但毕竟是一国之君，代天立命，难道天都是这么赤条条的吗？宫女说，感到自己和皇上两人做的事怎么可以讲出来。对比先皇，真该羞愧自杀。而大臣说，同样是三朝元老重臣不能阻止皇上那样做，实在是该投江。之后是“天厌之，天厌之……”。
老臣心有余悸地说，幸好离露阴癖还有一段距离。而这段距离恰恰是国人最关注的，因为有这个发展的趋势。每个人都在下班之后相互问询，“今天皇帝陛下写了没？”有不少人连夜排队守候在宫门口，等待皇上的新作。
史料记载：“时南唐举国香艳，人放后主词入怀中，称：一日有隐香，二日始觉春至，三日而振。”（但万不可以过两周，衣服穿那么多天怎么着也该臭出来了。）
坊间偶尔有些出自民间的词，但关键之处多半也是窃用了后主的词眼。这些书生，他们没见过“金缕鞋”，故而写出来的词都有种跳跃感，从野花的枝一跃到了豪奢的牡丹花朵，一可回头发现那还是一朵牵牛花。又象鸡窝找到金凤凰，完事之后才发现那还是一只老母鸡。这样的感觉谁也不能说没感觉但此间的评论家认为不宜多看。
不是没有大臣劝过皇帝陛下，譬如有一位大臣上奏说，陛下，你这样做实在不对呀。后主说，不要跟我说什么龙体不龙体的，朕都听烦了。大臣战战兢兢地说，我儿子看了陛下的词，天天寻死觅活要给他派一个象词里那样的女侍。陛下，他才七岁呀。后主勃然大怒，自己管教无方还怪朕！
但此事被皇上在《唐帝词选》的序里披露后。数以万计的人们围住大臣的官邸，足足有三天三夜。并有节奏的喊口号，格式与“×××，下课！”差不多。声势震瓦。吓得该大臣一个月不敢上折子，逢人便自谦“罪臣如何如何”。并上午门发表一篇《罪臣××感天动地谢罪书》向全国人民谢罪。在扔完两车臭鸡蛋后愤怒的人群才渐渐散去。
对此一位前朝的隐士仔细分析了整个事件后发现：皇上日理万女并不辞辛劳不求代劳亲自写下千古传颂的词篇不仅仅是御女，更是御民的需要。
自古国人中最难搞的就是读书人，仗着自己识字，耍清高。难倒了许多国君。可在国君李煜的政策下，这些人被收的服服帖帖。
首先，当朝国君也是个文化人，能写词，实力非同小可。虽然这点很容易隐埋在香艳的表面之下。其次，读诗词，重要的是有丰富的想象力。后主的词就要求人们做到这一点。当时人们还不可能象现在那样累死累活写上几百万字的小说。然后把18禁的场面描写的仔细来仔细去的。对一年四季在小茅庐中冬三九夏三伏黄卷青灯暮鼓晨钟皓首穷经已经敏感到能对着“女”字自爽了的书生来说。当唐主的香艳词一出笼。简直就是救人水火。一个“一向偎人颤”就掀起了一次不小的浪潮。导致青楼楚馆的生意锐减。社会治安得到平伏，其中性犯罪减少99%。
大部分书生们穷尽一生都不可能有一位穿“金缕鞋偎人颤的奴家”。在想象中得到满足总比没有满足好。所以要感谢皇帝给他们一个想象的支点。更何况，想想看，要是爱民如子的皇上不说有金缕鞋这个东西，谁知道那有多刺激。要是皇帝不说沙衣有多透有多诱人，谁知道原来内衣也是一门学问。要是皇上对这类后宫生活只字不提，谁还能如此真切地意淫娘娘、宫女。更别提把自己设想成皇帝那样，御女无数。而这些陛下都白纸黑字给大家说明了，谁还怀疑咱们的皇上不把自己（每个读者）当自己人呢。一想到这个，众人寝食难安，这么多宫女，这是一片欢乐的海洋啊。该多少年才能把所有方式都穷尽呢？怎么也不能对不起皇帝陛下，纷纷掀开裤裆，敬礼并大呼“大唐皇帝万岁万万岁”，以谢皇恩。
不过问题也是有的，有些人看多了词，日思夜想，便试着在乡野村姑找点感觉，虽绝没敢以常日里见到的那些乡野村姑比作穿金缕鞋偎人颤的奴家。本以为吹灯拔蜡，就是与奴家调情了。可惜别的都好想象，只是进程到了内衣上，这就出了破绽。那位宫里的奴家就算长相不如何可此刻灯也吹了。重点的是“衩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光滑的丝绸，比肌肤更加令人心颤。（其实不少人真正羡慕的是那身丝绸而已。）乡野村妇全部粗麻棉布。一摸到麻里不叽的内衣，便令情调大跌。
未几，那些妇人们想出了道道，纷纷跑去种桑树养蚕。几年后丝绸大丰收，为江南的丝绸业地位奠定了基础。日后那些“物质决定精神论者”是万万不肯承认丝绸的发展真实原因是由于它的性感。更不肯承认以昏庸著称的李煜一手促成丝绸业的发达。等到人们开始穿上丝绸时候，他已是宋的亡国君了。不但见不到盛况，这些政绩也都被赵匡胤窃取。公然宣称在其统治下，“国朝的文化与经济正经历着千百年来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期，其中丝绸产量处于历史最高。同比增长300%。这一切都是在伟大、光荣、正确的皇帝陛下的领导下取得的。朝廷的英明政策使得原南唐子民痛定思痛并迅速调整心态投入新时期的农业建设。”
不久之后，后主也已经被赐毒酒而死。再也见不到后主那肆意汪洋充满想象力的文笔，有一阵子，全体原南唐国民非常非常的寂寞，一遍又一遍地温习后主的遗作。直到宋朝廷搬来临安，总算恢复了几分梦回唐朝的感觉。那种夜夜歌舞，亭台楼榭的。繁华往事被勾起，竟感化了当朝的皇帝。宋徽宗终于练成了瘦金体。为此他耗费了大半青春。此体一出，国人又是一怔，但这是后话了。
但往事是无法磨灭的，尽管后主的词已被禁，但每逢佳节，那些念他的词长大的不管是当上了官的和没有当上官的，一面心摇神荡想起过往艰苦岁月，忆苦思甜，竟至性致勃勃，一边又回忆起他们的国君的词。不止一回的焚香更衣在案头摆上国君的词和最诱人的丝绸。又一次掀开裤裆……
只是他们不能理解他们的皇帝其实是一位艺术家。一位彻底的行为艺术家。不但是书生不能理解，隐士也没有看到这一点。而这一点却是至关重要的。
其实李煜可以不要做“御女狂”、不要做“暴露狂”、不要做“自己人”、不要做“御民者”、不要做“丝绸农业家”、甚至不需要国人的“纪念”。他只需要人们发现他是一个艺术家，一个纯粹的行为艺术家。
不被理解是悲壮的，因此，当喝毒酒那一刻，这位艺术家终于流下了眼泪。翻开中国的古诗词，最杰出的两大词人居然都姓李，一个是宋时遭受乱世流离之苦的李清照，一个是南唐后主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常恨朝来寒重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自是人生常恨水常东……”
但凡中国人，但凡识点字的，对李煜写的词多多少少都会记得一些，一首低吟浅唱的《虞美人》，便可名传千古，让后世人都记住他——这位遭逢灭国之痛，却才情绝世的南唐后主。但也是这首哀唱亡国之痛的词，让李煜丢掉了脑袋。翻开李煜的历史资料，上面写到：
“李煜（937－978），初名从嘉，字重光，号钟隐，南唐中主第六子。徐州人。宋建漫年（961年）在金陵即位，在位十五年，世称李后主。李煜聪颖过人，博通众艺，书法自创金错刀、摄襟书和拨镫书三体。画山水、墨竹、翎毛，皆清爽不俗，别为一格。又通晓音律，精别雅郑，既自度《念家山曲破》、《振金铃曲破》等曲，又曾与昭惠周后审订《霓裳羽衣曲》残谱。兼以富于藏书，精于鉴赏。诗文俱佳，词则尤负盛名。他嗣位的时候，南唐已奉宋正朔，苟安于江南一隅。宋开宝七年（974年），宋太祖屡次遣人诏其北上，均辞不去。同年十月，宋兵南下攻金陵。明年十一月城破，后主肉袒出降，被俘到汴京，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七夕是他四十二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在宴会上下牵机药将他毒死。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这便是这位才绝一代的文人皇帝的短促一生，也是可叹可怜复可悲的一生。
李煜的词，前期绮丽柔靡，有“花间”习气，虽是天然风流，但终究了少了生活的感受，文学价值稍低。李煜后期词作，因为有了切身之痛、灭国之苦，词风凄凉悲壮、意境深远，是绝代之佳作，正可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话到沧桑语始工”，终成为一代词作大家，奠定了其在中国词坛的“王”者地位。并且，为后来的“豪放”派打下了伏笔，为词史上承前启后的大宗师，在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上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至于其语句的清丽，音韵和谐，天下间更无人能及了。这样的一位帝王，本应治国治世，却是政治失败，文坛传名，对他来说，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若他泉下有知，是否要说一声：“只愿错生帝王家！”
评价其人，是否以一句“亡国之主，词坛之王”来衡量？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
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
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好一句“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千年之后，再看后主，仍要为他的文采绝倒。亦为他留一声叹息。
布衣干政的悲剧
〔文／夏双刃〕
明末今种诗云：“从来天下事，只在布衣中。”今种便是屈大均的僧名，他还写过两句诗“垄上可能兴大楚，岛中莫便殉田横”。当时明室颠覆，一些仁人志士不忘国恨家仇，如顾炎武、黄宗羲、屈大均等皆隐姓埋名，等待时机。顾炎武更是远赴代北，开荒拓田，以为起事肇基，真是将他的“经世致用”学说发挥到极致了。
其实不仅明末，也不止是末世，即使在太平盛世，也往往不乏这种胸怀大志的布衣。“士”作为一个阶层或者现象，可以上溯到先秦，如春秋时有智退秦师的弦高，战国时代更有崛起于民间却主宰天下的苏秦、张仪。先秦精彩的士人政治对后世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但由于秦代以后的中国更多奉行压制文化的中央集权，布衣之志就总是显得不合时宜，这惘惘不平之气反倒是成就了众多的文学家，如李白、陆游等。
这其中，有两个遥相辉映的例子，也可以说是两个悲剧，因为两位主人公后来都被砍了头。第一个是汉武帝时的王恢，另一个是宋徽宗时的赵良嗣。他们无疑可以作今种所谓“布衣”的典型。
首先，他们都有强烈的家国意识，虽然先于明季，却真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奉行者。王恢不忿于汉朝开国百年之内对匈奴的和亲绥靖政策，上疏力谏在马邑进行诱敌伏击；赵良嗣原名马植，本是辽国的汉人世家大族，却不愿做“富家翁”，秘密联络宋朝使臣，献联金灭辽之计。他们这样做，也应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比如马植入宋后，就曾要求辞职，并阐明自己的“功成身退”思想。这真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呵。
其次，他们胆略过人。在中央集权体制下，布衣干政十分不易。如马植那般秘密与宋使接洽，须冒极大的风险。而他们所献之计，后来也均被采纳。马邑之战虽因叛徒泄密而无功而返，但汉武帝在此后不久便开始了主动出击，在元狩年间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马植的联金灭辽之计，最后也因宋朝愚蠢地收留张延一事而导发变数，以致弄巧成拙，这一点在赵翼《廿二史劄记》中分析得很清楚。
再次，两人均受到当时与历史的不公正对待。由于客观原因而造成事与愿违，皇帝恼羞成怒，只好摘掉两个的脑袋来平息众议。事实上执行方面的不严密才是主要原因。更没想到的是，两人竟然在历史上遭人唾骂：王恢一直被斥为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而马植更为惨酷，居然与童贯、朱勔、秦桧等人一同被列入“佞臣传”。
这使人想起“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老话。假使他们策划的事情最终获得成功，当然会流芳百世。但个人的渺小与悲哀正在于此，尤其是他们这样优秀的人才，有锐利锋芒，却剑开两刃，总是被使用者伤到自身，然后毁器以泄愤。
在帝权时代，这种布衣之志实在是很危险的。如王恢、马植这般能象自己的想法达于朝堂之上，然后付诸实施，已是极不容易了。而更多的优秀人才及奇谋妙策，国家根本就不屑一顾。如李白，他的理想难道就是诗人吗？但皇帝视之如声伎。再如北宋的陈东，他不过率青年才俊振臂一呼而已，救亡也好，惩奸也好……皇帝却毫不犹豫地将他砍头。这样看来，王恢、马植实已无须遗憾了。
谁明浪子心——娱乐圈里外的柳永
〔文／丛珺〕
柳永出生在官宦世家，在这一点上并不是我们想当然中的那样，以为他是一个出身社会底层的娱乐圈浪子。
其父柳宜先是在南唐做官，官监察御史，相当于现在的中纪委和监察部副职，宋灭南唐，他先是在沂州费县做过县长，后复通过宋太宗雍熙二年领导干部公选（科举）为进士，官至建设、水利、交通联合部副部长（工部侍郎）。柳永弟兄三人，哥哥柳三复、柳三接和他都以文名著，时文化圈中称其哥仨为“柳氏三绝”；三复、三接都是参加公开选拔领导（科举考进士）以硬本事考出来入仕的。柳永的五个叔叔全都是官场中人，官至副部级以上的就有两位。
从柳永的家世来推断，他在历史上似乎不应该给人留下这么一种印象：一个终身都与妓女纠缠不清的风流浪子。以至于在封建时代，搞得连敢给他作传的人都没了——“宁立千人碑，不做柳永传”，皆缘于柳永没有遵循传统读书人修齐治平的思想，恪守儒家“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人生原则。我们现代人对他形象的错误认识，则缘于我们对那时歌伎这一职业的错误认识，其时的歌伎，绝非目下的“小姐”，相当于现今的歌手。柳永那时的职业，相当于21世纪中国娱乐圈子里的音乐名人，弹得一手好琴，谱写得一手好词曲。要是把柳永放到21世纪的中国，我敢担保票，他绝对红透两岸三地，名扬新马泰以及东南亚整个华人圈子。比之现代任何一个音乐人，柳永的天赋和才气都要高得多，文化底蕴也要深得多。
在那个年代，娱乐业人士不吃香。柳永也想走进官场当个领导，他为此也一直努力奋斗着。在柳永的人生中，他也不是没有机会早一点得到最高领导的赏识而提拔重用，但这一切都因他自身言论的不谨慎，而使得这种机会丧失了。他很年轻时，便踌躇满志地参加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领导干部公选拔考试，志在必得的他却意外落榜。站在局外人的立场看这件事，我以为这是上天对年轻气盛的柳永的一次善意提醒：“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年轻人在为人做事方面尤其需要低调”。“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可是一向自负的柳永对公选失败除了是想不通，还是想不通！满腹的牢骚于是化成一首《鹤冲天》的歌词：“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柳的年轻气盛和狂傲在歌曲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公选失败后的压抑心情得以十分痛快地发泄。这一过程，大有散打相声李伯清大师关于他乘汽车经典语言的气势：“你不搭，老子还不坐！”很多年轻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因逞一时口舌之快，后来却用一生的精力和努力来还这份“语言债”。同样，就是因了这次的一时口舌之快，柳永后来的仕途变得坎坷多舛。三年后，柳永再次参加公选。这一次笔试顺利过关，可是入围者名单送到宋仁宗手里，最高领导朱笔轻点，一下子就把柳永的名字抹掉了，还不无讽刺的说道：“何须浮名，且去填词！”柳大师写的歌词原来早已传到皇帝耳里。本来宋仁宗也还算是个流行歌曲追星族，可你这柳大词人的歌词内容写得太狂妄了点。
也不知道当时柳永的心情是怎么样的？想来他会重重的赏给自己几耳光吧！就为自己一时之快，断了仕途，多不划算。关键是最高首长对自己印象不好，要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恐怕就很难了。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千万不要给你领导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尤其是能决定你前途命运的主要领导。一旦不好的印象形成，要想改变这种被动局面，也许得等到领导易人。柳永当时后悔也来不及了，郁闷之极，索性破罐破摔，天天都泡在青楼中，与当时的众多女歌手打成一遍。你宋仁宗不是说“且去填词”吗？皇帝是金口玉言，我就以“奉旨填词”自奉，于是圈子里便迅速传开了“奉旨填词柳三变”大名。三变是柳永原名，就是因了宋仁宗的这次“领导干部选拔政审不过关”事件，他才改名永以示明志，表明自己在公选这件事上是持“一次不行、二次再来、直到公选当选为止”的态度。
历史上的文人多是苦命人，柳永也不例外。虽说参加公选领导不成功，但生活还得继续，日子还得过。柳永只好回归老本行，继续在娱乐圈子里混，为诸女歌手们写词作曲为生，颇有几分现在摇滚歌手的潇洒风度。那个时代音乐人在收入和生活质量方面是远远赶不上21世纪的音乐人们，尽管有很多女歌手因唱柳永的原创歌曲而红透半边天，但于柳永而言，这改变不了他的生活质量和社会地位，那个时代没文联，没音乐家协会，他找不到政治归属；那个时代稿费低，没版权，他赚不到更多的钱。就只好靠那些记情的女歌手们的资助，聊以度日。
众多当红女歌星都是因唱柳永写的歌而走红，柳永在北宋仁宗时代的音乐圈子里名声大振，对许多尚未走红的女歌手而言，要想在流行乐坛里闯出点名气来，只有凭籍演唱柳大腕写的歌才能在唱片发行量上有所突破。几代歌手同唱柳永写的歌，于是柳永写的歌曲，在北宋仁宗一朝便出现“凡有井水处，皆能诵柳词”的盛况，以现时度之，有点象出租车、公交车和所有公共场合都不约而同地放着“那夜我喝醉了拉着你的手，胡乱的说话，只顾着自己心中压抑的想法，狂乱的表达”一样，大有刷新流行歌曲发行量纪录的趋势。
就在这个流行歌曲创作、演唱和推广过程中，柳永与诸多的女歌手们彼此间结下了非比寻常的交情。当然，跟21世纪的流行歌坛一样，音乐制作人与歌手之间发生点什么，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了。更何况象柳永这样的圈内名人，他要想和诸女歌手发生点什么关系，在我想来不过是举手之劳，费点力气的事罢了，这从当时圈子里流传的“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的说法便可窥豹一斑。柳永在其时的娱乐圈内绝对是少女杀手级的人物。
娱乐圈里的走红，并没让柳永放弃参加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考试的宏伟理想，柳永又先后两次参加公选。抑或是仁宗忘记了柳永曾经“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牢骚，抑或是仁宗“皇帝肚里能跑飞机”，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张唐卿榜进士。这一次是真的考中了，当时的柳永47岁，从此后，柳永便开始了他的宦游生活。可能是由于原先就给主要领导留下了一个不太好的印象，中了进士的柳永一直未在重要位置上执过政，从历史记载看，于仁宗景祐年间在睦州任过推官，张津的《乾道四明图经》卷七记载柳永曾在定海的晓峰盐场做过盐官，这一经历，从柳永自己所作的《鬻海歌》诗中也可以看出。柳永从公选中榜后，便被外放到东南一带来做地方官，但从没出任过一方的封疆大吏，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县令，一直都是任副职或部门负责人。
柳永一生中，最大的官也就是任过屯田员外郎。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又或许是他父亲以前在工部工作时留下了较深的人脉，柳永外放辗转了一圈，回京后居然到了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上班，屯田是工部的一个司，员外郎相当于工部屯田司的副司长。从这点看，柳永在做官方面，比他父亲的官差得太远了。在屯田员外郎任上，入内都知史某可怜柳永“久困选调”，乘天上出了吉祥星象而仁宗高兴时，叫柳永献词应制，柳永撰《醉蓬莱》一词。交到仁宗手里，一看开头有“渐”字就不高兴，再看到后面有“宸游凤辇何处”的语句，与中央钦定的真宗悼词暗合，更觉不快；再往后又看到“太液波翻”，便气着说：“为什么不说波澄呢？”便把柳永所献之词掷到了地上。柳永因想讨好最高首长却表错了情、说错了话，而导致不再被最高首长提拔重用了（《渑水燕谈》）。
柳永经此政治一劫后，再怎么想咸鱼翻身也回天乏术，这一次是彻底对仕途绝望了。哀莫大于心死，在郁闷和潦倒中，柳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一代走红大江南北的大词人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一个副厅级干部，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当时政府在民政和老干部工作方面可能做得很差，最后柳永只得依靠“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直到现在，学界还在争论柳永的坟墓究竟在襄阳、枣阳、仪征还是镇江？好在柳永的儿子柳涚（字温之），于宋仁宗庆历六年高中进士，曾官至著作郎和陕西司理参军，为老柳家在做官一途扳回了些面子。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便过了近千年。千年后的今天，柳永却以冯煦评“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自然，自是北宋巨手”，以及苏轼评“不减唐人高处”的一种伟岸姿势站立在中国文学史上。
说说袁崇焕
〔文／江上苇〕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是血。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吃过草，也没有挤过奶，流过血。
可是的确有人流过血，而且不只是流血。
当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后金铁骑在努尔哈赤的统帅下西服蒙古，东平朝鲜，以区区六万人大败号称四十万的明朝辽东经略使杨镐的部队，陷广宁、克沈阳、下辽阳的时候，大明朝的统治者已经习惯了失败，他们麻木地批着公文：某某总兵放弃地私逃，杀；某某巡抚不屈殉节，追封三级；某某经略使损兵折将，斩首，传首九边……总之，逃了的杀，死了的奖，打的都是死人官司。但是有一天，北京城的大小官员们突然发现面前的公文自己不会处理了——宁前道袁崇焕上报，宁远大捷，杀敌数万，击毙敌人最高统帅努尔哈赤！这种诧异恐怕比我们听见中国队6：0击败巴西队还要让人受不了。头头们所能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复查，有没有搞错呀你丫的？拿自己脑袋开玩笑？
历史的事实后来大家都知道了：袁崇焕的顶头上司让他撤退，他牛脾气上来了：“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我的官职是宁前道，宁远就是我葬身之处！结果努尔哈赤十几万百战百胜的大军，愣是攻不下几千人驻守的小小的宁远城，大汗怒了，亲临前线指挥，被红衣大炮打伤，不治而亡。
当大明朝的头头脑脑们终于相信这一切确实不是梦后，那种兴奋劲简直没法说了。天启皇帝大奖功臣，此次大捷，全赖朝中各位爱卿领导有方，寡人重重有赏，钦此！皇帝没有食言，朝中那些连宁远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的大员们个个都捞到点油水不说，连魏忠贤一个刚出娘胎的侄孙都封了个伯爵，据说是如果没有魏公公殚精竭虑，运筹帷幄，宁远一战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的——这就是逻辑，打了胜仗是魏公公领导有方，打了败仗是前线指挥官们贯彻方针不力。既然如此，那个小小的宁前道叫什么袁崇焕的，功劳也就是一般般了，赏他个辽东巡抚拉倒（事实上，当时辽东全境几乎都在后金的控制下）——反正这种官没有人敢做，便宜他算了——钦此，大家快谢恩啊！
金庸先生写过一篇《袁崇焕评传》，认为袁崇焕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广东蛮子不要命的倔强，认死了的理，几十头牛都拖不回来。袁崇焕拿身家性命赌来的宁远大捷，成了朝中大员们进身的阶梯。自己仅仅当了个辽东巡抚，他倒是没什么想不通的：辽东巡抚虽然不是什么美差，还随时有性命危险，但总算是方面的负责人——这就有机会来完成自己的理想了。
满清大军铩羽而归，当上了大汗的皇太极和兄弟们总结，认为明军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在于袁崇焕善于守城，所以得出的结论是，要和明军野战。数年后，后金十几万大军再度西进辽西走廊，进攻袁崇焕把守的宁远、锦州。然而这次攻势最后却以在锦州城下野战输给明军告终。从此，明由战略防御进入了战略相持，辽东的恢复已经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了。
可是这个时候，袁崇焕却因为和后金商讨议和的可能被朝廷撤了职。自南宋以来，中国人就耻言议和，仿佛只要谈议和就是秦桧，只要谈抗战就是岳飞似的。事实上，历史没有这么简单。袁崇焕的时代，明朝的问题在于内部，事实上，明朝的灭亡被今天的人认为是财政的破产而非军事的失败：万历初年明朝的正常岁入是四、五百万两左右，可是自从努尔哈赤举兵以来，由此而引发的“三大饷”等加派后来竟征到了二千多万两，如此涸泽而渔，国家怎能不亡？袁崇焕统率的蓟辽军区，就经常搞到没有粮饷的地步，甚至因此发生了士兵哗变。这种情况下如果能用一年二十万两银子换来暂时的喘息机会（何况对方还有相应数目的回赠礼品，事实上这仅仅是一种对方稍占便宜的经济贸易，和南宋的岁币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迫使皇太极对明朝称臣，把敌对性极强的“后金”国号改成了比较中性的“清”，应该说在外交上还是成功的。），稳定辽东的局势，何必一定要花每年六百万的辽饷（而且这还仅仅只是一个维持费用）？南宋的局面是可战而不战，明末的局面是不可战而战，天下事哪有生拉硬扯的对号入座？因为做的事太超越当时人的思想境界，袁崇焕只好回老家呆着了——尽管还有不少人又凭着宁锦大捷升官发财，但并不妨碍他们在袁崇焕身上踩上几脚。
直到崇祯当了皇帝，才又想起袁崇焕的好处，委任他为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皇帝年轻气盛，问袁崇焕多少时间可以恢复全辽，袁崇焕答道，五年。下来之后，同僚们担心他把话说得太死，五年以后万一没有克服全辽，皇帝责问起来怎么办？可是这个担心是多余的，皇帝连五年时间都没有给他。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领满清大军再度入侵，他们不敢碰袁崇焕，绕过辽西走廊，从大安口、遵化一带突破长城防线，直抵京师。袁崇焕帅所部九千骑兵星夜入援北京，在北京城下与满清铁骑大战数场，稍微稳定了战局。就在这个时候，崇祯皇帝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
在当时的明朝方面的记录和当时老百姓们的街谈巷议中，千夫所指地说袁崇焕是奸细，是叛徒，直到清人编撰《明史》，把满人自己编辑的档案《太宗实录》拿出来参考修订，才算让真相大白于天下，“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骄傲的胜利者可没有替明朝皇帝圆谎的理由。让我们看看这个“奸细”在大明皇帝的黑牢里都做了些什么吧！袁崇焕被皇帝逮捕后，所部官兵大为惊骇，纷纷逃散。袁崇焕却在牢里认认真真的写了一封信，语重心长的劝部将祖大寿、何可刚带部队回来，打退清兵，保卫大明朝的江山，“帝取崇焕狱中手书，往召大寿，乃归命。”天下有过这样的“奸细”吗？
满清兵在以袁崇焕所部为首的各路勤王军的打击下，撤出了长城一线。可是皇帝最终还是没有放过袁崇焕。皇帝有皇帝的考虑：你现在是没有反，但我已经把你抓起来了，放你出去岂不是说我抓错了？崇祯皇帝没有认错的勇气，不但是这个时候，就是他在煤山上吊的时候，他的遗诏里也是说：“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我虽然缺德，惹得老天爷发了火，但这都是大臣们不中用害得我这样的。厚脸皮的皇帝把大明朝灭亡的责任全推到了大臣们的头上，不知道他所谓“诸臣尽亡国之臣”里，有没有算上袁崇焕的一份？而且，现在抓都抓了，脸也撕破了，放出去你不反也得反了。所以，只能是一个“杀”字。于是大明朝中央政府诏告天下说这次满清入寇，纯系袁崇焕勾结所致，并以里通外国、意图谋反等莫须有的罪名寸磔处死了袁崇焕。“寸磔”就是每隔一寸剐上一刀的意思，就是常说的“千刀万剐”。
英雄的悲哀，不在于死，而在于为自己的民族流尽了鲜血，居然被当作这个民族的叛徒。当袁崇焕被押上刑场的时候，他长叹不已，两年前他出关督师前，对皇帝的顾虑，现在不幸都成了事实，“事任既重，为怨实多，诸有利于封疆者，皆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
刑场外面无数的老百姓在朝他吐口水，在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着他——因为皇帝说他就是叛徒。《明季北略》卷五“逮袁崇焕”是这样记载当时的场景的：“是时百姓怨恨，争噉其肉，皮骨已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者也……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噉之。食时必骂一声，须臾崇焕肉悉卖尽……刽子语无锡周无瑕曰：‘吾服事诸老爷多矣，未见如袁爷胆之大者’。”胆大是因为无愧，谁能比他更无愧呢？
老百姓吃袁崇焕，并不仅仅只是因为怨恨，毕竟在这个麻木的时代，大多数人还没有觉悟到要把国家民族的利益和自己的感情取向联系在一起的地步。仅仅是因为袁崇焕那莫须有的叛国罪名，使得士大夫们把吃人和仇恨联系在了一起，并竭力为“吃人”而辩护。然而书呆子说得武断了一点——大多数掏银子买人肉的人，恐怕不是出于基于民族感情的仇恨。几年后，崇祯皇帝又剐了一个和国仇家恨没有一点关系的倒霉家伙郑缦，《明季北略》的记载是这样的：“炮声响后，人皆跻足引领，顿高尺许，拥挤之极……归途所见，买生肉为疮疥药料者，遍长安市。二十年前之文章气节，功名显宦，竟与参术甘皮同奏肤功，亦大奇也。”杀人的炮声响后，围观的人都踮着脚尖看希奇。看完了拍拍屁股回家，还嫌不够刺激。一路上热热闹闹都是买人肉回去治病的。这一次修史的书呆子终于兔死狐悲，看不惯了，发了句牢骚——TMD，读了几十年书，居然被人当成人参甘草吃掉了！
吃人是不合法也不合理的，但是吃袁崇焕就合法合理，因为他是“叛徒”。袁崇焕的性命就是巩固皇帝个人尊严和威望的人血馒头。
我们今天已经无法揣度袁崇焕在刑场上曾想过些什么了，但我想他一定想不到，竟然是他的敌人们肯定了他的历史作用，在一百五十年后为他平了反。《明史列传·袁崇焕》评价道：“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岁月啊，你真是会捉弄人，连胜利者的王朝都过去一半了，时间已经长得无法让当事的人去后悔，只能让后人们在异族的铁蹄下去细细品味历史的悲凉了。
袁崇焕的人头是他身上唯一还成形的东西，这倒不是大明王朝特意的恩典。本来皇帝是想把“叛徒”袁崇焕的首级“传首九边”的，就是分别送到边境上的九个重镇如大同、宁夏等地去示众。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他的部下佘先生冒着灭九族的危险偷走了人头，从此北京广渠门外多了一座孤零零的坟丘和一个守墓的家族，这一守，就是十七代人。
袁崇焕是死了，可是历史还在继续。
清朝人给他修了祠堂，解放后毛主席也同意要修葺。但是一九六六年的“史学革命”中，香火不旺的袁祠也在劫难逃。“革命”精神使然，还仅仅只是挖平了坟丘；听说埋的人头是黄金的，就是挖地三尺了。这本来没有什么奇怪的：能够为魏忠贤建生祠的民族，当然也能够掘袁崇焕身后墓。在冠冕堂皇的幌子下，曾有过多少罪恶啊？！袁崇焕在生前死后都遭到了这样的待遇，不知道他对这个他曾经无限热爱过的民族会不会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又是好多年过去了，袁崇焕的人头又在李敖的《北京法源寺》里当了一回楔子，害得李老先生差点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现在，守了十七代墓的佘家老太太终于也要哭着搬出去了——文物管理部门准备修缮袁祠，对外开放。袁崇焕又要用他的人头冢去换门票，养活几家老小。毕竟是商品经济时代了，要向袁督师表达敬意，不破费一二十块大洋看来是不可能了。
袁崇焕吃的固然不是草，但他挤出来的，恐怕不仅仅是鲁迅先生所言及的奶和血。
可惜的是，墓已经平了，穴已经填了，棺椁也已经挖掉了，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种种考证，极为精准的在原来的地方用水泥倒一个，甚至于真的用黄金做一个人头当噱头。
崇祯子孙们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