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蔑视恶法

一、和平的“蔑视”

1950年年底，曼德拉当选“青年联盟”全国主席，他同沃尔特·西苏鲁讨论了下一步如何贯彻他们的非暴力抵抗——“行动纲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曼德拉想起1946年印度人志愿者前往德班时，热情而富于纪律性，于是他提出“消极抵抗”。西苏鲁认为这种抵抗应是“典型的南非式的形式，应富有战斗精神”。他们俩回忆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历史上举行抗议活动时自发运用“消极抵抗”的例子。1913年，在奥兰治自由邦，黑人妇女曾抗议《通行证法》。她们把成袋的通行证堆在市政府办公楼前，当政府干预时，成千上万的人宁可选择坐牢也不交罚款。整村整村的黑人妇女被投入监狱，结果当地政府把通行证强加给妇女的企图失败了。在这次活动涌现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妇女工作队。后来在191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曾在约翰内斯堡和威特沃特斯兰德组织大规模的非暴力游行，反对《通行证法》。尽管警察和白人对示威人群采用暴力手法，抗议活动仍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最终促成了一个部级委员会建议废除《通行证法》（实际并没有被废除）。

西苏鲁认为此时应欢迎各种族的人参加这个运动，不论曼德拉当时多么害怕非洲人可能会被其他种族控制。曼德拉回想起“五·一”节的游行示威，当时“人民”支持他反对的某些东西，渐渐地他让步了，在检讨了自己的立场之后，表示愿与其他种族合作。对于共产党人也是如此。他开始懂得，非洲人“自己干”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不成熟。

西苏鲁、曼德拉和“青年联盟”其他成员继续激烈地讨论：他们知道“消极抵抗”对人民没有什么号召力，而非暴力抵抗是反抗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专制政府的唯一可行的办法。那么，怎样才能约束天天遭受暴力的人民，使他们不会走向暴力反抗之路呢？他们认为，关键是用非暴力的方法对人民进行训练，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思想——非暴力通常比公开的暴力反抗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决心。

1951年12月，他们在布隆方丹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提出以下建议：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庆祝其建国300周年时举行群众抗议活动；告诉政府，除非将极为不公正的六项法律取消，否则全国将举行非暴力的蔑视那些法律的运动。大会极为赞成这些建议。莫罗卡博士向大会致谢并高喊“我的祖国！”群众回应“非洲！”代表们站起来高唱“上帝保佑非洲”。

国外报纸注意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强调：他们的斗争不是针对哪一个种族，而是针对不公正的法律，“这些法律使各界人士总是处于被统治、遭受苦难的地位”；非洲人在为改变环境，为把“人类尊严、平等和自由还给所有南非人”而战斗。而且，他们很谨慎地表明不会使用暴力。

在南非，政府取缔了南非共产党和工会，撤消了批评政府者的护照；并打算取消“有色人种”在选举方面的“特权”地位。白人自由主义战士、圣雄甘地的养子马尼拉尔住在纳塔尔，他对非洲人能否坚持非暴力表示怀疑。在威特沃特斯兰德一带，遵纪守法的黑人同歹徒之间，以及黑人各部族间发生了骚乱，有41人死亡，数以百计的人受伤。这似乎为马尼拉尔的担心找到了证据。

政府不遗余力镇压这场运动。非洲人国民大会能吸引足够多的志愿者吗？他能领导这些志愿者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非暴力斗争吗？

纳尔逊·曼德拉当选为“蔑视运动”全国志愿者总指挥，毛尔维·卡切利亚1952年作了他的副手。毛尔维的父亲在1907年曾是与圣雄甘地齐名的最勇敢的抵抗者之一。曼德拉走访了开普、纳塔尔和德兰士瓦，在城镇里拜访居民，向人们解释自己的计划，有时一讲就是一整夜。他的任务是激起人们的勇气，用非暴力手段向政府挑战，推翻压迫。有时奥利弗·坦博和他一起出访。和平常一样，在小镇子里或专为白人建的村子里，黑人总是遇到麻烦。唯一可坐的火车也许深夜才能到达，没有供黑人住的旅馆或供他们使用的出租车，黑人居住的镇上也没人有电话。这就意味着要走好几英里才能到目的地，去敲看起来比较可靠的人家的门。有时他们受到热情的陌生人的欢迎，有时被一些谨慎胆小的人断然拒之门外。

莫罗卡博士实际上放弃了在塔巴·恩丘繁忙的业务，此时西苏鲁在约翰内斯堡非国大总部担任重要工作。1952年1月21日，他们写信给马兰总理，指出长期以来非国大一直致力于通过立法手段争取非洲人的合法权利。政府毫不理解非国大的合理要求，反而多年来不断加大镇压力度，致使如今已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保持沉默就等于背叛使命。《通行证法》、《团体住区法》和《镇压共产主义法》都加剧了紧张局势。如果政府不取消这些法律，非国大将于4月6日组织示威，作为蔑视这些法律的第一次行动。

从总理秘书那里传来的答复干巴巴的毫无诚意。总理指责西苏鲁不与土著事务部部长交涉，并对他能否代表非国大表示怀疑。他说，班图人应被视为与欧洲人相同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差别是永久性的，而且是天生的”，政府不打算取消那些法律，不管怎么说这些法律都不具有压迫性，都不能算作卑鄙，他们属于“防范性”的。如果非国大按其声明的那样一意孤行的话，政府将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恰当地处置那些策动颠覆活动的人”。

莫罗卡和西苏鲁回答说，非国大从未把土著事务部看为“正规渠道”。他们还说，目前问题所在，不是一个“生物”问题，而是“公民权利”问题。“在种族尊严方面，非洲人民不会向任何人屈服”。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为争取在自己土地上的基本人权而进行斗争。他们最后说，人们已别无选择，只有采用群众运动的斗争形式。我们想强调声明：我们打算和平地开展这场运动；如果发生什么骚乱的话，决不会是我们制造的。

4月6日，白人们庆祝荷兰人在开普敦登陆300周年；与此同时，非洲人也在各中心地区集会：在东开普，数万群众集会祈祷自由；在约翰内斯堡，莫罗卡博士对自由广场上的群众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庄严宣誓：我们要把全身心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早日结束目前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他呼吁万名志愿者站出来蔑视法律。

曼德拉和卡切利亚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招募志愿者。在服装工人礼堂，曼德拉面对约200名非洲人、印度人以及一些“有色人”发表讲话，对他们进行指导并提出建议。他指出：当局一定会试图吓唬群众，而且对第一批志愿者会特别毒辣。不论政府怎样进行挑衅，志愿者都绝不能报复。最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遵守纪律，志愿者不可以吵架或是酗酒；每个志愿者都要昂首挺胸，态度威严，高度警惕并保持干净整洁。一位印度人回忆说，曼德拉很快同志愿者们亲密起来，他自己也学会了如何控制愤怒。

曼德拉抵达开普敦后，一个早已习惯于种族歧视制度的南非白人，这样描绘他的感受：“我发现人们都转过身，望着马路对面，我看到了一位仪态庄严的人，他的穿着无可挑剔。不仅黑人，就连白人，包括白人妇女都转过身去仰慕地看着他。”

在德班的“志愿者日”那天，曼德拉面对数以万计的人发表演说。非洲人和印度人都在誓约上签了名。他的声明对自己亦意味深长：“我们可以说，南非非欧洲人的大团结已经成为现实。”

非国大纳塔尔省主席是卢图利大酋长，他不久前才担任非国大领导职务。他和奈克博士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一切都让人深切地感到，历史的篇章将在这里谱写。每当一位志愿者勇敢地站出来时，大家都要唱自由之歌；能与非洲人一起唱那些歌，印度人特别感动。

政府的第一次报复行动是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列了一张500人的名单，如果名单上的人组织集会或发表演说即算犯法。马克斯、科塔尼和达杜向集会群众演讲以示对政府的蔑视，但他们马上被捕并被关押了几个星期。

6月26日是非国大1950年号召全国大罢工周年纪念日，“蔑视运动”开始了。严冬的早晨，一群群情绪高涨的志愿者，有男人也有妇女，他们从新布赖顿镇出发步行走到伊丽莎白港。他们戴着非国大的臂章，高呼“我的祖国——非洲！”他们欢呼着穿过标有“只准欧洲人使用”字样的火车站入口，在那里，警察正等着他们。他们被逮捕并被带到车站另一侧，这样他们就要穿过一座“只准欧洲人使用”的桥梁，这很令他们开心。全车厢的非洲人高声喝彩。组织这次行动的人被判30天监禁，其余的人15天。

在750英里之外的德兰士瓦，老资格的甘地主义者纳纳·西塔与西苏鲁带领52名“蔑视运动”成员进入一块未经允许不得进入的地段，所有人都被捕了。

当天晚上，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集会上讲话，集会结束时已晚上11点了。这时正是宵禁时间，非洲人必须有“特别通行证”才行。曼德拉本打算逃避逮捕，以便继续组织活动，但发现自己已被警察包围，这些警察逮捕了所有参加集会的志愿者。他们高唱着自己的国歌，登上囚车。

那是曼德拉的第一次监狱经历，他后来描绘说：

“他们把我们塞进操场，一个年轻的白人警察用力推了一下我们中的一个人，结果那个人摔下好几级台阶，跌断踝骨了。我提出抗议，一个年轻的警卫便像牛仔似的踢了我一脚，我们都异常愤怒，我开始组织示威，要他们关心那个受伤的人，给他进行治疗。他们敷衍了事地回答，让我们明天再提这种要求。于是，那个塞缪尔·马卡伊在监狱里度过了可怕的一夜，翻滚着痛苦地呻吟。第二天，他才被送往医院。”

出狱后，曼德拉发现这场“运动”已像“野火般”蔓延开来。工厂工人、办公室职员、医生、律师、教师、学生和牧师都起来蔑视种族主义法律。老一代“蔑视运动”参加者回忆起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早期时光，那时他们只是想证明自己是有责任感的公民。现在，他们面对白人当局时抱的是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期望，精神上更加振奋。自由之歌成了这场运动的一大特征，其中一首这样写道：“我们非洲人！我们非洲人！我们为自己的土地哭泣。他们抢走了他，他们抢走了他，他们就是欧洲人。他们必须让我们的国家自由……”另外一首唱道：“嘿，马兰！打开牢门，我们要进去，我们是志愿者……”

沃尔特·西苏鲁为在7月间参与“蔑视运动”的1500人进行了辩护，当他被带到法庭上时，他说：“只要我的人民还信任我，只要我身上还有哪怕一丁点生命力和能量，我就将为取消种族歧视法律和争取全南非人的自由而勇敢、坚决地战斗。”和许多人一样，他宁愿在牢房里待上一周也不愿交罚金。

7月30日，警察在全国范围内突击搜查居民房屋和办公室，并逮捕了莫罗卡、曼德拉、西苏鲁、达杜和卡切利亚以及另外30人，指控他们犯了煽动共产主义罪。案件虽被延期审理，但这次逮捕反而激起了人们更高的激情。10月初，又有几千名志愿者被投入大牢。

与此同时，卢图利大酋长收到了政府的最后通牒：要么退出非国大，要么放弃祖鲁族格劳特维尔地区酋长职位。他的答复是在非国大集会上发表演说。在那里，人们对他热烈欢呼。

4个月之后，运动的最后阶段即将来临——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参加“蔑视运动”。曼德拉相信，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政府将无法实施某些法律。当然，政府不会轻易放弃，只有继续加大压力才能迫使政府让步。非洲人已经占据主动，只有一种办法能够使他们放弃这种主动，那就是——暴力。

10月18日，在新布赖顿火车站。一名白人警察向两个非洲人开枪，据称是因为他们偷了一罐油漆并且拒捕。接下来的混战中，这名警察开了不止20枪，然后逃之夭夭。留下来的是愤怒的人群，他们开始攻击火车站，暴乱发生了。7个非洲人和4个白人（没有警察）死于非命，27人受伤。

西苏鲁火速赶赴现场进行调查。非国大谴责了这种暴力事件，并要求进行司法调查。政府的反应是更大规模地动用警察，手段更加强硬。在开普全省禁止集会，并更为严厉地实施《通行证法》。在一次非国大组织的抗议罢工之后，白人雇主们解雇了上千名工人。金伯利和东伦敦发生骚乱，至少有25名非洲人被警察打死，受伤的人更多。在东伦敦，人们一见白人的面就动手打。一位跑来救护伤员的修女和一名保险业务员都被打死。

非国大一再要求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遭到政府拒绝。政府还指责“蔑视运动”引发了动乱。这一举动更使人们相信，新布赖顿和金伯利的暴乱是政府奸细蓄意所为，用以制造借口来镇压“蔑视运动”。一位学者观察家利奥·库珀教授得出结论：“没有证据把抵抗运动同动乱联系在一起，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哪一次暴力事件是抵抗者挑起的。”

尽管环境如此险恶，“蔑视运动”仍在进行。10月间被捕总人数达2354人。志愿者良好的纪律性和他们的幽默感得到国外各界好评。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种族隔离状况，这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正式表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这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盟友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在南非，白人自由派人士，包括刚来的约翰内斯堡主教安布罗斯·里弗斯，呼吁给“所有文明人平等的权利”，与此同时，一些白人也参加“蔑视运动”，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他们也难逃牢狱之灾。

由于政府对52名运动领导人和组织者实施了终身禁令，“蔑视运动”中止了。10000名志愿者中有8577人对此做出反应，采取了行动。但是一条法律也没被废除，相反，政府事实上无情地扩大了种族隔离的范围。非国大承认在组织过程中存在严重缺陷：管理和筹款工作中有不足之处，而且没有一份非国大办的报纸。然而，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开始谈论政治，非国大估计其会员数从7000人猛增至10万人。

11月底，莫罗卡、曼德拉和西苏鲁等领导人接受审判。政府试图附带指控“蔑视运动”的歌曲和妇女们的鸣叫声是暴力的征兆。著名的音乐研究专家休·特雷塞教授驳斥了这种说法。他指出，鸣叫是非洲人表达欢乐及忧伤的典型方式。随后的判决有力地推翻了政府的舆论宣传：鲁姆普夫法官宣布，这些领导人只犯有“法定共产主义”罪名，他与“人们所熟悉的共产主义毫不相关”。政府官员们曾构思了一系列罪名，从“公开违法”到类似“叛国罪”；然而法官承认：曼德拉等领导人不停地劝说其追随者保持“和平的行动方式，避免采取任何形式的暴力”。法官判他们9个月监禁，缓期2年执行，条件是他们不再重犯。

曼德拉当选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主席，接替刚刚被政府宣布了禁令的J·B·马克斯。这个职位非常重要，人们对他的领导能力期望极高。他的朋友坦博发现，他并不是野心勃勃地只想做官，而是忠实地为他人服务，满足于做队伍中的一分子。但他天生具有群众领袖的气度，很自然地把人们吸引到自己身边。他称赞了那些为“蔑视运动”而做出牺牲的人们——丢掉饭碗的工人、被逐出校园的教师、不能再从事所擅长专业的人们。“蔑视运动”已经教会人民群众怎样才能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他还为人们提供了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愤怒的手段。他激励了人民，人民觉醒了，已经从“被压迫、被奴役的‘良民’走向勇于战斗、永不妥协、团结一心的集体”。

后来曼德拉指出，这次“蔑视运动”直接导致了“民主人士大会”的产生（一个激进的白人组织），还促成自由人士组建起一个有各种族人员参加的自由党。至于这次运动对政府的影响，可以看到政府已经开始讨论对班图斯坦非洲人实行“自治”，而不是鼓吹“主子统治”了。他说，这当然是个骗局，但也侧面说明了政府已经承认了这场运动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力量。

1952年12月，艾伯特·卢图利当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曼德拉做了他的副手。卢图利原来做教师，后来当了17年酋长，常与人民接近。他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当选后第一件事就是访问伊丽莎白港，那里，35000千人列队欢迎他的到来。当他抵达奥兰治自由邦，一个迫切需要在政治上进行教化的地区时，警察对他宣布了禁令。

曼德拉也受到相似的禁令管制。非洲人国民大会、印度人大会及工会的100多名领导人和组织者都享受相似“待遇”。

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对单个人宣布禁令，这是南非政府独一无二的镇压手段。开始时只颁布了一两页限制条款，后来的禁令增加到8至10页。不需要任何指控，也不需要什么证据，更不许上诉；只要司法部长认为你犯有“煽动共产主义”罪，就可以把禁令加在你头上。违反这些禁令将被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政府禁止曼德拉在6个月之内参加任何集会，也不许他离开约翰内斯堡。他说：“之所以要对我宣布禁令，这并不是法庭审判后的结果，也不是因为我犯了罪，而是出于一种偏见，或者很可能是根据政府幕后进行的‘星议院’[1]程序。”

政府另外还颁布了几项严厉的法律：对于任何人“通过抗议或支持某种运动而违法”的行为，将判处其3年监禁或300英镑罚金或10鞭子，或者同时判处其中两项。对于那些通过其言行煽动他人违法或进行抗议的人，再加上200英镑罚金或2年监禁。

“非洲人国民大会意识到”，曼德拉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些措施创造了一种新环境……我们必须分析面对的危验，制订计划消除这些危险并设计政治斗争的新方案……我们目前的任务是保存我们的组织，集聚力量，以再次进行出击。”

政府可以使曼德拉在公众面前寂然无声，但是就像大多同样遭受禁令限制的人们那样，他仍然在幕后继续发挥着作用。

曼德拉1953年9月21日为德兰士瓦的非国大会议准备了主席发言。在这一年早些时候，曼德拉当选为德兰士瓦非国大主席，之后不久，他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因此这篇文章是由其他代表宣读的。这份题为《自由之路无坦途》的文献成了南非黑人解放斗争中的一篇历史性宣言：

“自1912年以来，年复一年，非洲人在他们的家里和社区，在省内和全国的集会上，在火车上，在公共汽车里，在工厂，在农庄，在城市，在乡村，在贫民区，在学校，在监狱里，一直在谈论统治这个国家的那些人的可耻行径。年复一年，他们不断加强对人民一贫如洗的境况，低廉的工资，土地的严重短缺，不人道的剥削以及整个白人主宰的政策的谴责。但随之而来的却并不是更多的自由，压迫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而言都大大加强了。而且，看起来似乎人民的牺牲完全是付诸东流了，毫无结果。今天，整个国家都知道他们的付出不会是徒劳的，因为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在我们的人民脑海中生根了。如今，人们谈论的是行动：我们国家的人民中已经有力量在觉醒了，而1952年则作为全国自我意识的涌动而分外突出。

“1952年6月，非国大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在心中牢记着南非被践踏的、被压迫的人民的代表所应承担的责任，决意冒险。发动了旨在蔑视不公平法律的运动。在6月26日早些时候，蔑视运动在伊丽莎白港开始时，还仅仅只有33名蔑视者参与。而在同一天，在约翰内斯堡到了下午则达到106人，这场蔑视运动像野火一样在全国蔓延。工厂、工人和机关工作人员，医生、教师、律师、学生以及办事员，无论是非洲人还是有色人种，无论是印度人还是欧洲人，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集合起来，响应号召，蔑视通行证法、宵禁法等种族隔离措施。到这一年末，有超过8500人的各种族的人参与了蔑视运动。该运动立即招致重大的损失。工人们丢掉了工作，教师们被撵下了讲台，医生、律师和商人放弃了自己的职业，被关进了监狱。蔑视运动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一步。它释放出了强大的社会力量，从而影响了数以千计的国民；它是一种组织群众进行政治行动的有效方式；是向反动的政府政策表达我们的愤慨之情的强有力的方式。它是向政府施加压力的最好方式同时也是对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最具有威胁的运动。它唤醒和激励人们从被压迫的、应声虫似的奴颜婢膝的结合体中解放出来，形成一个只有战斗精神的、毫不妥协的、情同手足的战斗集体。整个国家将变成局部战斗区域的并存，在这些地区，解放力量将与那些反抗力量、邪恶势力进行殊死搏斗。我们的旗帜在每一个战场上飘扬，数以千计的同胞汇集在它周围。我们占据了主动地位，自由的力量在所有前线大踏步向前。在这种背景下，当这场运动达到高潮时，我们于去年10月10日至12日在比勒陀利亚召开了我们的最后一次年度省级会议。从某种意义上讲，那次会议是对从战场上返回的那些人的欢迎与接纳；同时亦是跟那些依然要行动的人的话别。蔑视和行动的精神笼罩着整个会议。

“今天，我们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下聚在一起。到去年7月末，蔑视运动发展到了这样一个程度：要么它将不得不被政府镇压下去，要么它必须提出自己的政策以管理国家。

“政府发动了反动的攻击，向我们展开进攻。在去年6月至今年8月1日，共有47位来自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金伯利大会的领导人被逮捕、审讯和判决有罪，因为他们发起了蔑视运动。在他们发誓不再参与蔑视不公平的法律的运动后，被处以从3个月到2年不等时间的缓刑。去年8月，禁止10个非洲人以上的集会以及任何号召非洲人进行蔑视运动的人将触犯法律的声明发布了。违反这项法规的，将被处以3年徒刑或者300英镑罚款。今年3月，政府通过了所谓的公共安全法案，该法案赋予政府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并创造条件，使之能使用最野蛮的最粗暴的方法镇压我们的运动。几乎在同时，刑法修正案通过，该修正案规定对犯有蔑视罪的人将处以重刑。同时该修正案条款还确定可以对蔑视者，甚至包括女人在内实施鞭笞。正是在该法案下，阿瑟·曼特拉拉（在抵抗运动中，他是中央支队的当地领导人）被判有罪，处以12个月的劳动苦役并被维拉·诺拉的地方保安官鞭笞8下。政府也扩大了镇压共产主义法案的适用范围。你们将记住在去年5月，政府命令摩西·科塔尼、约瑟夫·达杜、J·B·马克斯、大卫·波培普和约翰逊从非国大和其他组织中辞职，他们也被禁止参加政治集会。由于这些法令的结果，摩西·科塔尼、J·B·马克斯和大卫·波培普没能参加我们的最后一次省级会议。去年12月，总书记——沃尔特·西苏鲁和我也被禁止参加集会并被限制在约翰内斯堡达6个月。今年早些时候，主席卢图利酋长在长达12个月内被禁止参加公众集会，也禁止参观德班、约翰内斯堡、开普敦、伊丽莎白港以及其他中心，其间他正在进行全国周游，那是他以巨大的精力和奉献来实施的。在主席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前几天，南非印度大会主席，G·M·莱科尔博士也遭到了相同的禁令。许多其他的来自非洲人大会、印度人大会和工会等机构的工人积极分子也遭限制人身自由。

“大会意识到这些措施，成了一种新的局势。而这在1952年6月，这场运动发起时，尚未出现，蔑视运动的波澜必须退缩，我们被迫停止运动，斟酌新的情势。我们不得不分析我们面临的危险，制订计划以便克服它们，发展新的政治斗争计划，政治运动必须与现实和当时的主要条件相吻合。脱离了客观条件的长篇大论，摇晃拳头，拍桌子，措词严厉的决议都不会产生大规模行动，不仅于事无补，而且给我们的组织、我们所进行的斗争造成巨大的危害。我们认识到群众必须做好准备，时刻准备适应新的政治斗争方式，我们必须为下一次更有力的打击敌人而养精蓄锐。不能从过去的经历中总结经验教训，盲目前进，那无异于自杀，是愚蠢的。由于我们今天所处的条件已经截然不同了，蔑视运动与它的激情、冒险精神也早已逝去了。通过公开的群众集会、新闻声明和传单号召人们行动的方法来组织大规模的行动，这种古老的方法将变得十分危险和困难而不能有效使用。权力机关不会轻易地允许召开非国大赞助的集会，很少有报纸愿意公开发表公开批评政府政策的声明。同时，这里也几乎没有一个印刷厂，将同意印刷号召工人们采取行动的传单，因为他们害怕遭受镇压共产主义法案及类似手段的迫害。这些变化要求新的政治斗争方法随之改变，他将使我们合理地在高于蔑视运动的水平上采取行动。政府由于不可逆转的民族自我意识的涌现所敲响的警钟，正倾其全力将真正代表人民的代表从机构中清除出来，以粉碎我们的运动。根据斯沃特1953年9月8日在立法会的陈述，共有33位工会官员和89位其他人被依据镇压共产主义法而遭受禁令。这还不包括在镇压共产主义法案的名义下点名和上了黑名单的永不屈服的自由斗士的队伍，以及那些以动乱集会法案的名义而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

“其间，人民的生活条件本来就是很差了，现在正日趋恶化，已让人无法忍受。人民的购买力水平急速下降而生活费用直线上升。面包现在比两个月前昂贵得多，牛奶、肉、蔬菜的价格超过了一般家庭的支付能力。人们是如此贫困以致没有足够的食物养活他们的家人。他们没有钱购买足够的衣着，住不起房，付不起医疗费。当他们失业、生病残废时，便失去了享有安全保障的权利，发给他们的救济金是如此之少，远远不能满足生存的最低需要。由于缺乏适当的医疗条件，我们的人民受到肺结核、性病、麻风病、糙皮病和婴儿高死亡率这类病魔的侵袭。最近的政府预算提出增加欧洲人的物价上涨补贴；然而对人口中最贫困的、受打击最大的非洲人却只字不提。已经造成了国家目前异常紧张局势的政府的疯狂政策无疑已经吓跑了南非的外资；国家正在经历的金融危机迫使大量的工业和商业企业歇业，削减职员，失业率每一天都在上升。农庄劳动者像在火坑里一样。你也许会回想起1948年迈克尔·斯科特牧师和一名《保护人》的记者对农庄的半奴隶似的条件所做的调查与披露，以及去年的《鼓》杂志，今年4月的《前进》杂志所刊载的相同内容。你可以想象一下人们穿着只给头和手留出洞的麻袋，从来没有足够的食物可吃，在寒冷的夜晚躺在水泥地上，只能用他们的麻袋裹着瑟瑟发抖的身体来御寒，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够生存？你可以回想起，他们在早上4点就被赶起来，带到土地上工作，并有工头监督，鞭打那些直起腰来的人和由于饥饿和精疲力尽而感到虚弱想停工的人。你也可以回想起人们从清早就开始沉重的劳作直到日落，其间，吃的只是摆在铺于地面的麻袋上的玉米面，用他们自己的脏手抓着吃。人如果病了，那也绝对得不到治疗。你也可以回想起一个农民反抗的故事，他由于从树上用他的脚勾一个劳工而被判有罪，被鞭打致死，在他要水的时候，向他的嘴里倾倒的却是滚烫的开水。这些事在世界上的很多地区都销声匿迹了，但今天在南非却依然盛行。没有人会否认这些对非国大构成了严峻的挑战，我们有责任去寻找有效的药方来根治这些可憎的病魔。

“政府已向立法会提交了‘土著劳工（争端调解）法’和‘班图教育法’。谈到劳工法，劳工部长本·斯科曼公开宣称这项邪恶的手段之目的就是要将非洲人的工会置于死地。通过禁止罢工和封闭工厂，他剥夺了非洲人可资利用的提高他们地位的一件武器。这项措施之目的就是摧毁目前由工人们自己控制着的并为他们的工作条件之改善而斗争的非洲人工会，而酬谢在政府控制下的中央劳工会，该会将被用于压抑非洲工人的合法渴求。土著事务部长维沃尔德[2]在解释‘班图教育法’的目标时，他也十分明白其真实意图。根据他的说法，该法的目的是教育我们的孩子：非洲人劣于欧洲人。非洲人教育将从那些宣扬黑人和白人平等的人的手中被夺走。当这项法案成为法律时，那时将不再是父母而是土著事务部来决定一个非洲孩子是否要接受更高的或其他教育。很可能那些批评政府、反抗其政策的孩子们将被教的只是如何从矿里搬石头，如何在巴谷尔的农庄里挖马铃薯。高等教育很可能只是那些具有与统治者合作的家庭的孩子们的特权。非国大对这些法案的态度一贯是清楚的，绝非模棱两可。非国大毫无保留地完全反对这些法案，最后一次省级大会强烈地谴责被提交的劳工法案是一项旨在剥夺非洲工人的自由、工会主义者所享有的全面权利并且破坏和摧毁既存的非洲工会的措施。大会进一步号召非洲工人抵制和蔑视这项旨在进一步剥削非洲工人的邪恶计划的实施。即便是有限度地接受这种性质的措施也将是对劳动大众的背叛。当每一个正直的大会成员为维护非洲人工会的资格而毫无保留地战斗时，当认识到每个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都有权组织和加入工会的原则时，我们宣布在‘全球人权宣言’中所阐述的人人都有受教育权是我们始终不渝所坚持的原则；这种教育应是致力于促进人格的全面发展，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它应该促进民族、种族与宗教团体之间的理解、宽容和友谊，应该加强联合国为维持和平而采取的运动，父母有权选择他们的孩子应接受的教育种类。

“所有这些法律的累积效果就是要加强人为衰落的白人至上政策，并使之永存。政府对我们的态度一贯明确，他们说：‘让我们用枪和警棍打倒他们，践踏在我们的脚下。我们必须准备着将整个国家拖入血海，只要这儿有一线希望来维持白人至上政策。’

“但是，白人至上的思想内容没有一点是与生俱来，高人一等的。在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建立在欧洲人比亚洲人高贵的观念基础之上的美国、英国、荷兰和法国帝国主义已经土崩瓦解了，在马来西亚和印度支那地区，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已被狂风骤雨的革命的民族解放运动动摇了。在非洲，大约有1.9亿非洲人而只有400万欧洲人。整个大陆正躁动着不满，并且在加纳、尼日利亚、突尼斯、肯尼亚、津巴布韦、赞比亚以及南非强大的革命力量已经爆发了，在自由力量和反自由力量之间进行权衡选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而我则毫不怀疑当那一天来到时，正义将占上风。

“加强压迫、扩大禁令的使用范围旨在限制每一个工人积极分子的自由并阻止民族解放运动。但是依靠严厉而邪恶的法律使压迫者过上太平生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政府的种族政策刺痛了所有有恻隐之心的人的自尊，并将激起他们内心深处的愤慨。被压迫人民的感觉从没如此痛苦过。假如统治阶层企图依靠这种不人道的措施来维持其地位，那么自由力量与反自由力量的冲突将不可避免。人民的悲惨处境迫使他们誓死反抗统治我们国家的暴徒所制定的臭名昭著的政策。

“尽管有上面所提到的种种困难，我们依然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人民的政治觉悟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他们现在对自己的力量有了更清楚的认识。行动起来已成了今天的时髦语言。工人和非国大之间的联系大大加强了。这种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如果一个政治组织不能赢得工人的支持，那么它事实上就处于瘫痪状态，因为它没有进行战斗的基础。工会领导人同时也是非国大各省和地方分支机构的重要领导人。在过去，我们谈论的是非洲人、印度人、混血人种的斗争。虽然有少数人确实提出过所有被压迫组织的联合问题，但各种非欧洲人的组织总是自行其事，不相往来；进行协调和联合的努力仿佛是无奈的哭嚎；看起来，被压迫人民肩并肩地战斗在一起抗击共同敌人的日子似乎永远也不会来临。今天，我们谈论的是被压迫人民的斗争，虽然这场斗争是通过他们各自独立的机构来实施的，但他听从一个中央指挥部的命令。我们眼前的任务就是要巩固这些胜利，保存我们的组织，集聚我们的力量以开始新的斗争。为了完成这一重要的任务，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在征询了非国大全国行动委员会后，制订了一个被誉为‘M-计划’的行动方案，全国执行委员会对它高度重视。指示已经下达给所有的省，要毫不迟疑地实旋‘M’计划。该计划的核心原则在于认识到依靠过去的公众大会和印发文告的方式进行我们的斗争已不再适应形势。计划的目的是：

（1）强化大会运行机制。

（2）要使有关全国事务的重要决议能传达到机构的每一个成员而无须召开公众大会、在报纸上发表新闻声明，或印发传单。

（3）拓展和加强大会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巩固大会的领导权。

“该计划不仅在德兰士瓦，而且在其他省及许多分支机构广泛实施并取得了极佳的效果。分别于1953年6月28日，8月23、30日，9月6日召开的索菲亚顿、吉尔米斯顿、克里普顿、百罗尼等地的地区性大会是该计划有效的强有力的证明，而全国执行委员会一定会因此而受嘉奖。我请求大会所有成员加倍努力，真诚而又有效地在实施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通过在每一地区进行挨家挨户的宣传动员，以招募新成员和加强我们的组织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尚需仰仗各位努力完成。从现在开始，大会成员的行动不再局限于演讲和决议。他们的行动一定能在与广大群众进行广泛接触时得以显现，这将使他们能够与劳动人民进行最大限度的接触。你们必须保护你们的工会成员。假如你们被禁止公开集会，那么你们必须在工厂的机器旁，在火车、汽车上（当你们回家时），在我们人民居住的每一个地方、工会运动的每一分支机构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且永不屈服。

“你们必须保护非洲父母选择他们的孩子应该接受哪种教育的权利。教育孩子们，非洲成员没有哪一点劣于欧洲人。建立起你们自己的社区学校，以便向孩子们传授正确的教育，如果建立这样可供选择的学校不可能或者很危险，那么你们再一次将每个家庭、每一座房舍或每一栋建筑都变成孩子们学习的中心。绝不要向维沃尔德的毫无人性的野蛮的理论屈服。

“作出蔑视不公平法律的决定使非国大发展了自身与广大群众之间的更为广泛的联系；要求加入非国大的请求一天比一天多。但是由于地方机构没加以很好的控制和监督，招收新成员的工作不尽如人意。对申请者过去的历史和政治态度没加以认真的审查。由于这个问题，许多的可疑分子、政治小丑、投机分子、分裂主义者、颠覆分子、代理煽动分子、告密者，甚至警察都渗透入非国大的行列。人们只需回想一下，在对莫罗卡博士及其他19人的约翰内斯堡审判中，一名事实上在全国总部工作的非国大成员结果被证明是执行特殊任务的侦探。记住伯兰克潘案件中的勒伯罗，他接受了指示对我们进行秘密监视，通过伪造清算人，德·威利斯·罗武签名的信件，混进了该地分支机构。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金伯利审判期间，有许多其他类似的事件发生。虽然有些异己分子已经被发现，但还有很多没有被发现。在非国大这儿依然有很多可疑分子、政治小丑、投机分子、破坏分子、煽动分子、告密者和警察，他们表面上伪装得很进步，其实他们是我们组织的最危险的敌人。外表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我们不能仅凭看他们的外表或者聆听他们的演讲来区分他们。人民的真正朋友是可以通过他们自愿而有组织纪律性的态度加以识别的，他们团结在组织周围，当保存组织是关系到生与死的重大选择时，他们会勇于牺牲。同理，敌人和可疑分子可以通过他们一贯试图拆散组织的努力加以确认。因为他们通常要靠制造派系摩擦，混淆视听，侵蚀组织，甚至反对使组织充满活力的行动计划以置组织于死地。这些可疑分子通过拍马屁、贿赂、腐蚀等手段，赢得意志薄弱者和政治上的后进分子的支持，将他们从非国大分离出去，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现在非国大中出现的这些因素对斗争构成了严重威胁，因为组织的政治行动能力由于受到这些破坏性，分裂性因素的侵蚀已经大大削弱了。在南非，像世界上许多地方一样，革命正在酝酿；这是全国占压倒性多数的人的内心最深的渴望、决定和追求，他们要永远摧毁压迫他们，使他们成为奴隶和仆人的枷锁。推翻压迫是人性所认可的，是每一个自由人的最高渴望。假如在我们组织中的某些分子试图阻止这一崇高目的的实现，那么他们置其自身于组织之外，在其造成更大的危害前，必须制止他们的行为。与此相反，姑息纵容犯罪，是对责任的严重忽视。我们必须清除这些分子，使我们的组织成为真正的有惊人力量的战斗性群众组织。

“科塔尼、马克斯、波培普、特鲁米和我已被禁止参加集会，我们不可能同你们一道商讨我们国家所面临的严重问题。我们之所以被限制人身自由，是因为我们为我们国家被压迫人民的自由而奋斗；是因为我们一贯致力于反抗种族歧视政策而推崇不分种族、肤色、性别和语言，给予所有人以基本权利的政策。

“你能明白，在任何地方，自由之路无坦途，我们中的许多人在登上我们所渴望的最高峰之前，将不得不一次次穿越过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山谷。

“过去，危险和困难未能阻止我们；现在，它也不能吓倒我们，但是我们必须像干事业的人那样，不要将精力白白浪费在空谈和无谓的行动上，而要为应付危险和困难做好准备。为行动做好准备的方法在于彻底从我们的组织中铲除不纯之分子和无纪律之行为，并使组织成为明亮而锋利的工具，将为非洲的自由披荆斩棘。”

蔑视不公正法律的运动及其发展导致了白人中反种族主义组织和集团的形成。其中之一是民主大会，它后来在支持非国大的大会联盟占有一席之地。另一个则是自由党，1952年作为一个非种族的政党而成立，它亦是曼德拉下面文章中的主角。自由党开始主张对合乎要求的人给予选举权（资格选举权）的政策，后来转变为要求普选权。1967年，由于非种族政党被法律所禁止而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