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蔑视恶法

三、为自由辩护

纳尔逊·曼德拉和埃韦琳·曼德拉有三个孩子：两个男孩滕比凯利（滕比）和马克加图，女儿马卡基韦。曼德拉热爱家庭，喜欢孩子们陪在自己身边；当他们渐渐长大时，他送他们去奥兰多学校上学。有一天，曼德拉开车捎着奥利弗·坦博的未婚妻阿德莱娜·图库杜出门，马克加图也跟着。走着走着，他们追上了前面的一辆马车。曼德拉放慢车速，让马克加图看那几匹马，跟他讲起自己童年时代农村的生活。阿德莱娜认为这一事件表明曼德拉对另外一个田园世界神往已久，他还想把这种向往之情传递给他的孩子们。生活在奥兰多现实中的他们，眼前看到的是凄凉的旷野，一排排屋子上空是那永远袅袅的炊烟。

曼德拉具有律师资格，1952年起他和坦博合作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坦博原来是教书的，后来改行做了律师。事务所在约翰内斯堡靠近地方法院的一幢叫做“大法官住宅”的房子里，他们的办公室设在二楼，门上的铜牌写着“曼德拉和坦博”字样。这座不起眼的房子属于一个印度人，它是为数不多的非洲人可以租用的房子之一。

尽管非洲人做律师并非没有先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创立者中就有好几个律师。但他们俩的合作不仅在约翰内斯堡，而且在特兰斯凯也引起了轰动。一个滕布人欢呼着说：“这是我们土地上走出来的律师啊，我们太兴奋了。”

他们两个人在法律方面同在政治上一样，个性互补：曼德拉为人热情，对生活有着热切的渴望；坦博则总是深思熟虑，从容不迫。俩人都嫉恶如仇，但曼德拉在表达那种愤怒时更为有力。

“多年来我们肩并肩合作”，坦博在一本曼德拉著作及演讲集的前言中写道，“每天早晨纳尔逊和我在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都要先穿过耐心等候的人群，他们从接待室的椅子上一直排到楼道里”。

南非可以炫耀自己是世界上在押犯人最多的国家之一，监狱里关押的非洲人人满为患。他们中有人犯了重罪——暴力行为在种族隔离社会中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但有的犯人只是稍稍触犯法律条文，在任何真正文明的社会里他们都不至于被监禁起来。失业相当于违法，因为非洲人如果没有经政府批准并经雇主许可的就业证明，在城里就成为“盲流”，很难逃脱被捕的命运。

没有土地也是违法。“每周我们都要与农村来的代表团谈话”，曼德拉说，“代表们头发花白，一副饱经风霜的感觉。他们向我诉说白人们怎样把他们从其世代耕种过的小块土地上赶走。酿制非洲啤酒也是非法的，喝这种酒或者卖这种酒用挣来的钱补贴家庭微薄收入也是违法的。那些这样干的妇女们面对的是高额罚款和长时间的监禁。”对白人失礼也可能违法。住在“错误”地区——已宣布为白人或印度人或有色人居住区的地方——对非洲人来说也是非法的。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将不计其数的无辜群众变成“罪犯”。

种族隔离在人民中间播下了仇恨和绝望的种子。本该去学校读书或去学专门手艺的年轻人在街上游来荡去，结帮拉伙，把他们的怒气发泄到社会上。正是社会制度把他们逼到犯罪和贫穷的绝路上。曼德拉与坦博的办公室里有些浅黄色卷宗，里面记录了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故事。“如果说刚开始合作时我们还不准备造种族隔离制度的反的话，那么我们在办公室所见所闻也足以改变我们的态度。在我们所属的社会团体中，我们自己爬上了专业技术人员的地位，但是法庭上的每件案子，每次去狱中探望我们的委托人，都使我们想起：我们的人民还在屈辱和痛苦中煎熬。”

“我想说”，1960年曼德拉在法庭上讲道，“在这个国家里，任何有思维的非洲人的全部经历都会不断驱使他感到痛苦，一方面是良知，另一方是法律，而两者是对抗的……这种法律在我们看来是不道德的、非正义的而且是无法容忍的”。

有好多次，曼德拉和坦博一天要办7件案子。种族隔离的实质使许多案子成了政治案件。他俩也办理民事和离婚案。曼德拉补充道：

“在法庭上，许多官员对我以礼相待。但我们也常受到一些人的歧视，还有人对我恨之入骨，抱有敌意。我们总能感觉到，无论我们做律师做得多么棒，办案多么准确无误，无论我们对事业的追求多么执着，我们永远成为不了检察官、执法官或是审判官。我们意识到，作为辩护律师，与我们打交道的官员们虽然能力和成就并不比我们强，但他们的白皮肤却保证他们处于优越地位，并保护其这种地位。”

曼德拉和坦博事务所聘请过的律师中有乔·斯洛沃和哈罗德·沃尔佩，他们都是曼德拉在威特沃特斯兰德法学院就读期间的同学。他们俩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也很活跃（斯洛沃发现曼德拉极为反对共产主义）。在办公室里，曼德拉是个严厉的监工，在法庭上，在与执法官和警察打交道时曼德拉锋芒毕露，富于攻击性，非洲人挤满了旁听席，争相目睹其风采。但他的幽默感也很强。有一次他给一个女佣进行辩护，她被指控偷了“太太”的衣服。曼德拉扫了一眼作为证据的衣服，拣起一双长筒袜来当众展示，然后问那位“太太”：“这是你的吗？”“不是。”她回答说，很尴尬，不敢承认。这件案子也就这样解决了。

1954年，德兰士瓦法律协会向最高法院请求把曼德拉逐出律师行业，因为他犯有领导“蔑视行动”罪，其行为“与一个受人尊重的行业的成员应有的行为标准不符”。著名律师、英国王室法律顾问、约翰内斯堡律师协会主席威尔特·沃波克出庭为曼德拉辩护。最高法庭认为他在行使自己的权利，还认为一个与自己的人民一起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的律师，丝毫无损于律师的荣誉，即使其行为触犯了国家法律。法庭支持曼德拉，要求法律协会支付全部费用。

1959年1月19日，辩方律师又一次取得胜利——又有61人的指控被撤消了。150名被控人中只有30人还在受命，他们中有利莲·恩戈伊、海伦·约瑟夫、沃尔特·西苏鲁和纳尔逊·曼德拉。

1959年1月。根据《团体住区法》，曼德拉和坦博被迫关闭他们在约翰内斯堡的律师事务所。他们只能在黑人城镇开业，用曼德拉的话说就是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角落里开业”，“其实就是要我们放弃，不再为我们的人民服务。而我们这么多年接受的训练正是为人民服务，凡是有资格被称作律师的人都不会答应那种无理要求。”他们不顾可能会被起诉、被驱逐的危险，公然违抗禁令。只要有可能，曼德拉和坦博就在周末及晚上继续开业。

1960年是“非洲年”。南非以北许多国家在这一年赢得独立，给南非人民的斗争以巨大鼓舞。一种危机感在全国弥漫：在纳塔尔省，已有2000多人被捕，黑人警察被杀，非国大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要求“采取行动”；在特兰斯凯，庞多人起义开展得如火如荼，政府已宣布在该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在南非托管下的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人们抗议强制黑人从温得和克居住点迁移，警察向抗议群众开枪，杀死11人，伤了44个；在开普敦，2月3日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宣称，一场“变革之风”正席卷非洲，这一举动震惊了南非朝野上下。

示威运动定于3月31日举行。3月21日，罗伯特·索布克韦领导的泛非洲主义者大会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通行证法》。在位于德兰士瓦南部韦瑞尼京郊外的沙佩维尔黑人“样板”城镇，泛非大志愿者故意不带通行证，在警察局门前集会示威。好奇的人们上来围观，人群越来越多。记者们认为这些示威者很“和善”，而在警察看来他们“极有威胁”。75名警察向人群开了700多枪，杀死69名非洲人，伤了至少180人；其中大多数人是背后中枪，伤亡人员中有不少人是妇女和儿童。

在叛国罪审判中检察官对曼德拉1952年发出的一个警告大做文章。曼德拉在警告中说：“自由力量与反动派之间算总账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沙佩维尔屠杀案发生几个小时之后，在南方很远的开普敦郊区兰加约有一万名示威者聚集在所谓的“单身汉”地区外围，那里的集体宿舍里住着成千上万名与妻子和家庭相隔离的男工。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听到警察要求他们在三分钟之内离开的命令，随后，就像往常一样，警察挥舞着警棍殴打集会人群，人们用石块进行还击，然后警察下令开枪。又有2名非洲人被打死，49人受伤，愤怒的人群几乎失去了理智。

沙佩维尔、兰加等地迅速闻名于世界。人们对种族隔离积怨已深，再加上南非政府长期镇压坚持非暴力运动的非国大，现在他们又镇压泛非大的示威活动，这在全球各地引起巨大反响。随着骚乱席卷全国，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约翰内斯堡，西苏鲁、曼德拉、非国大秘书长杜马·诺克韦以及乔·斯洛沃整夜整夜地开会讨论，考虑非国大应作出怎样的反应。3月26日，诺克韦向卢图利酋长提交了他们的紧急建议，此时的卢图利正在比勒陀利亚，为叛国罪审判做证。卢图利酋长同意这一建议并于当晚当众烧了他的通行证，号召其他人仿效他。刚好政府这时宣布暂停实行《通行证法》。卢图利接着又呼吁全国为死难者默哀一天。这一次罢工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德班取得圆满成功。

由于罢工连续不断，大规模的葬礼、示威游行和骚乱此起彼伏，政府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法》。警察在兰加的暴行，激起3万非洲人的不满，他们游行示威，决心向开普敦警察局提出抗议。但是，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泛非洲人大会领导层的年轻组织者菲利普·科萨纳被一名白人高级警官所欺骗，他悄悄地遣散了人群；后来他本人也未免牢狱之灾。

与此同时，南非白人感到其繁荣受到严重威胁。冲击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受到大规模抛售的浪潮，司法部长呼吁人们冷静；财政部长呼吁向南非移民；土著事务部部长则宣称种族隔离制度是全世界的典范；一个白人甚至试图暗杀维沃尔德总理。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干预南非事务：她以九票对零票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南非政府向群众开枪射击，英国和法国弃权。这时已有83名非洲人平民和3名非洲人警察被杀，白人只有60人受伤。

4月7日，政府重新实行《通行证法》。已经飞往伦敦和纽约的南非资本家巨头们又开始在南非大规模投资。

根据《紧急状态法》，曼德拉和其他29名以叛国罪审判的被告，以及卢图利和其他辩方证人都在比勒陀利亚遭到囚禁。他们与人民分开了，不能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进一步采取行动。总共有大约2000名积极分子遭到拘禁，成千上万名所谓游民被捕。

4月8日，政府取缔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洲主义者大会两个组织；议会以128票对16票（4名土著代表和新成立的进步党）宣布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非国大和泛非大为非法组织；继续推行这两个组织宗旨的人将面临10年以下徒刑（从此以后，报纸称那些被指控为非国大或泛非大成员的人为“赤色分子”）。非国大最后一次“合法”行动是呼吁建立一个“全国大会”，为新的全南非人民联盟打下基础。奥利弗·坦博已离开南非前往英国和坦桑尼亚，建立流亡中的非国大的办事处。

“叛国罪审判”的重要性又一次得到体现。被告方辩护律师组已退出审判，他们抗议说，在紧急状态期间他们对政治审判无法发挥作用。他们同意曼德拉和杜马·诺克韦律师兼任被告方辩护律师。

比勒陀利亚监狱的条件糟糕透顶：非洲人被告们五个人挤在一间小牢房里，牢房只有6英尺宽，12英尺长；一个有盖的便桶权当厕所，旁边便是饮水桶；毛毯上和草席上虱子猖獗；被告们吃的是玉米和玉米粥，偶尔能见到几片肉。他们每10天可以洗一次澡，每天可以到院子里“放风”10分钟。监狱犯人选举曼德拉作为他们的代言人。有一次，他向一个特别挑剔的看守抱怨监狱条件太差，看守马上威胁要按《紧急状态法》对他进行惩罚。曼德拉引用监狱条文规定反驳他，看守顿时恼羞成怒，“撒谎！”他大喊着，“政府法律规定你们犯人不能读书！”这一次曼德拉再也抑制不住怒火，他怒目圆睁，紧盯着那个看守，强烈要求见监狱高级官员。在法庭审判中，他也向审判官提出意见：“阁下，出于尊敬，可以用最最婉转和毫不夸张的话来说，监狱提供给我们的饭菜根本不适合于人类食用。”不久，监狱总监走访了犯人们，随后的条件有所改善。

几周后，曼德拉又受到新的刁难，他愤怒地向法庭提出正式抗议。按照有关规定，他和诺克韦有权会见其他被告和将为被告们作证的Z·K·马修斯教授。他们会面时，监狱方面提供的是一间小牢房，除了一只装满脏物的便桶，里面一无所有。

由于学习时间较多，曼德拉认为他应该学习阿非利卡语，西苏鲁学习速记，诺克韦学习法语；然后他们开始一起玩拼字游戏。

这时曼德拉有了第二次婚姻。他很惦念温妮和刚出世的女儿泽妮。她们到底怎么样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他还经常地鼓励同志们打起精神战斗到底。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政府“邀请”非国大成员“每天在法庭上介绍其组织的政策和活动”。毫不夸张地说，这等于是在“继续从事”“非法组织”的活动。

审讯到最后仍一无所获，政府只好转而寻找能证明非国大推行暴力政策的证据，但这一企图也失败了。于是当局退而求其次，想证明被告们事先已经预见到，他们的行动会与政府发生暴力冲突，并导致进一步的颠覆活动。

烧毁通行证后，卢图利遭到逮捕；长期囚禁生活的折磨使他积劳成疾。在审判中，政府问了他另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解放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策划的阴谋的一部分，旨在颠覆那些剥夺人民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的政府。卢图利回答说，在谈到“东方”或“西方”这个问题时，非国大倾向于根据各国在联合国对待种族隔离政策的态度来进行判断。

1960年8月初，曼德拉出庭辩护。厚厚的411页长的官方档案中，记录了他作为主要辩护律师所作的发言以及后来的质问和答辩。温妮也到法庭旁听了审判。

四年前审判刚刚开始时，曼德拉给观察家们留下的印象是：一位能干的令人赏心悦目的律师。现在，显而易见他已经在政治上成熟了——正像辩方律师组的一名成员讲的那样，他为被告进行的辩护行文有条不紊，一针见血。但还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他在挑战中成长起来了。他的能力反映了非国大最高层的领导水平。

被告辩护律师们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发现了另一种力量，那就是非国大的连续性和它容纳了持各种政治观点的非洲人，其中包括农民领导人，他们非常理解人民的苦衷。这些农民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型领导人，如马修斯教授和曼德拉，都在政治上步入成熟。有一点像谜一样令人困惑！有些情况下非国大看起来已经死气沉沉奄奄一息了，然而不知怎么的它又恢复了活力与生机，成百上千的人又投身到火热的运动中去。非国大的不足之处在于日常组织与分支机构间的交流、收集会员费、保证政令畅通等方面做得不够好。正像非国大自己说的那样，它没有实行“枯燥的挨家挨户的工作”，因为人们更愿意走“捷径”比如“街区集会、群众集会和召开会议”。

当局对曼德拉的审讯大多是根据他的演讲和所写的文章。三位审判官不时打断他的辩护。曼德拉阐述了“青年联盟”成立的过程和所奉行的政策：“我们觉得非国大考虑采取更具有战斗性的政治斗争的形势、时机已经成熟。”他还表述了自己对“蔑视运动”所取得成就的看法。

“你们的自由对欧洲人来说难道不是一种直接威胁吗？”一位法官质问他。

曼德拉答辩道：“我们并不反对白人，我们反对的是白人至上，而且，在反对白人至上的斗争中我们得到欧洲人某些阶层的支持……很清楚，非国大一直主张实行种族和睦政策，不论谁宣扬种族主义，我们都会进行谴责。”

当问及他在文章中写的“人民民主”能否在“统治阶级”做出一系列让步之后实现时，曼德拉说，非国大还没坐下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求实现成年人普选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准备施加经济压力；我们会单独或同时发动‘蔑视运动’和‘待在家里’运动，直到政府说：‘先生们，蔑视法律和‘待在家里’所造成的严重事态，我们已经不能听之任之了，我们谈谈吧。’如果是我本人，我会说：‘好的，就让我们谈谈吧。’”

当时，曼德拉准备让政府做出让步：在议会中给非洲人60个席位；他认为如果这一点能够实现将是非国大的胜利，就意味着向全民普选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后非国大将在双方商定时间内暂停抗议活动，同时政府教育白人选民使他们“认识到变革可以实现……国家各种族之间相互理解和种族和睦也是可以实现的”。他补充说，他们当然不会放弃普选权要求，最终将实现“人民民主”的目标。

从种种迹象看来，政府的态度并没有松动；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他又有什么打算呢？

他回答说：“非国大并不指望在推动政府改变政策方面一蹴而就。”他说，经过一段时间，在一次一次的推动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政府是会松动的。即使政府仍用铁血手腕统治非洲人，政府目前使用的正是这种手段，非洲人也会想尽办法去实现其奋斗目标。

在暴力问题方面，检查官对曼德拉说，非国大一直在宣传这样一种观点——为了打击报复非国大，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武装部队。曼德拉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就我们而言，我们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保证暴力不会出自我们之手。”如果非国大力量更加强大怎么办？政府使用暴力的可能性是不是也随之增大呢？“噢，是的。我们觉得为了恐吓非洲人不再反对其反动政策，政府会毫不迟疑地屠杀成百上千的非洲人。”

在法庭上，曼德拉的出色表现使检察官黯然失色，他确实觉得自己是一名“法庭官员”。

他的演讲“自由之路无坦途”受到详细的盘问。例如，他提到非洲其他地区“爆发革命”，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为民主变革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战斗性的斗争。”

原告不时提出的一个问题是，非国大的文件中提及非洲其他国家的斗争时，并没有对他们的暴力行为进行谴责。曼德拉解释说：“让我们看看肯尼亚的例子吧！我们很关心那里发生的殖民主义战争。我们谴责英国人，把他们视为侵略者。我们从没听说吉库尤人入侵英国，轰炸他们的城市，掠夺良田，摧毁政治组织，而使成千上万的人家破人亡。而英国人在肯尼亚做的正是这种事情，我们关心的是英国人必须撤出肯尼亚，我们不在乎吉库尤人采取什么办法。”

“这些办法与非国大毫无关系吗？”检察官问道。

“对我们来说毫不相干。”曼德拉回答说，“我们在南非采用非暴力的方法；他们采用什么办法他们自己最有发言权，这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

“一党制政府怎么样？”一位法官问道。

“这不是形式问题，而是民主问题”，曼德拉回答说，“如果一党制能最好地体现民主，那我就会仔细研究这一制度：但如果多党制更好地体现了民主，我就会仔细研究多党制。比如说，在南非现在实行的是多党制，但是就非欧洲人而言，这种多党制是人们所见过的最恶毒的专制统治”。

“无阶级社会的想法对你很有吸引力吗？”

“是的，阁下，非常吸引”，他回答说，“我认为阶级的存在有很多弊端，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非国大还没有制定任何形式的政策措施”。

在审判中，只有一次他勃然大怒。审判长怀疑全民具有普选权是否是明智之举。难道这样不是很危险吗？曼德拉说，每个人都有权投下他的一票。但是，法官反问道，“无知的人”参加政府有什么意义吗？难道他们不会“像小孩那样”受竞选领袖们的影响吗？

“不”，曼德拉答道，他提高了声音，“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吧。如果某地有个人站出来，想竞选议员席位；他起草了一份竞选提纲，说‘这是我所赞成的观点’。如果是在农村，那他会说‘我反对对牲畜数量的限制’。你听了他对自己政策的介绍，然后决定如果你选择这个人进入议会，他能不能促进你的利益。在此基础上，你投票决定你的选择。这与教育毫不相关”。

“他会不会只顾自己利益？”法官问。

“不”，曼德拉说，“实际点说，一个人寻找能够代表他的观点的人，然后才会投他的票”。

被告方辩护律师西德尼·肯特里基在质询时问曼德拉，他的父亲没有受过正式教育怎么能行使自己的选举权。曼德拉说，如果他有这种权利，他会有能力、尽职尽责地作出理性的选择。

被告辩护律师继续提问，问曼德拉为什么早期敌视共产主义，准备把共产主义分子从非国大开除出去，1950年他又首次与他们合作呢？是不是他们那时看起来忠于非国大的政策？“对，是这样。”曼德拉回答说。

“你变成共产主义分子了吗？”

“嗯”，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的确成了共产主义分子。如果你们所说的共产主义者是指共产党党员及信仰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列宁和斯大林主义的人，是指那些严格遵守共产党纪律的人，那我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他读过马克思的著作。苏联没有种族隔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联在非洲没有殖民地，其工业和科技大踏步发展前进。他说社会主义非常吸引他，但他还没有深入研究过。

被告律师问及帝国主义问题，曼德拉是这样说的：“根据我们的经验，当代帝国主义最突出的特征是在全球各地拓展地盘、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使成百上千万的人家破人亡。这是问题的核心，我们想知道是否应该支持这个带来深重灾难的制度并使之不朽。”

8月9日曼德拉结束了他的辩护。海伦·约瑟夫很想为曼德拉鼓掌。她很想知道听完这位伟大领袖的讲话后，那些法官们是怎么想的。国民党政府已经禁止曼德拉再次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

在监狱里，曼德拉和其他领导人构思了新的斗争方式。“同事们和我”，他后来透露说，“在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不服从政府取缔非国大的禁令”。非国大将根据“M”计划制订新的行动计划，重组非洲人国民大会，转入地下活动。他们已经组成一个“看守委员会”。“我们坚信我们有责任保存这一组织，毕竟他是经过近50年的不懈努力才建立起来的。”

8月底政府取消了紧急状态，释放了被囚禁的人。全国各地马上出现了非国大的口号和传单。曼德拉本来可以回家探望亲人，但由于被告辩护律师还要为审判案的最后几个阶段做准备，他常常在比勒陀利亚和被告们商谈到很晚。他的妻子描绘了在这种不正常的生活中他是如何废寝忘食：他刚要吃饭，电话铃响了，有人要他去警察局保释某某人，或者请他马上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当时，温妮已经身怀有孕。许多年后曼德拉在罗本岛监狱回忆说，温妮极有忍耐力，她“每天都对他说温存爱恋的话语”，对“许多令人恼怒的事”她总是“视而不见”，“要是换了另一个女人恐怕早已忍受不了”。他很内疚，自己不能帮助温妮做些什么。他说：“那时唯一能令我感到慰藉的是，我的生活中几乎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些内疚。”

圣诞节期间，曼德拉回到家里和亲人们团聚。在特兰斯凯的马克加图病倒了，曼德拉不顾警方的禁令，火速起身去看望孩子。这时他和温妮的第二个女儿津姬出世了，他又马上赶回约翰内斯堡，在一家医院的“非欧洲人”住院部找到了她们母女二人，很显然，医院并没有对她们进行应有的照顾。曼德拉很生气，把温妮和女儿从医院接回家，以使她们母女能得到妥善护理和照料。他们一家人在一起正常生活的时间真是太短暂了。

在“叛国罪审判”中，Z·K·马修斯教授作为被告方证人最后一个出庭。辩护律师对他说，政府指控大部分“非欧洲人”“在非法煽动下”很可能会作出“更迅速、更不负责任、更激烈的”反应，“而不像少数文明程度较高的那部分人”。

“对使用‘文明程度较高’这个词我有点怀疑”，马修斯教授说，“我不知道‘较高’一词是什么意思，……但根据我个人的印象，那些所谓文明程度较高的集团在这种环境下——非洲人在这个国家是受统治的——倒会作出更为激烈的反应”。

当局指控被告们有时“故意制造爆炸性气氛”，对此，马修斯教授反驳说，爆炸性局势是政府一手造成的，而且，“我可以说，这一爆炸性局势自1910年南非成立时就一直存在”。

在回答一位法官的询问时，马修斯教授同意说非国大争取全民普选权的目标意味着白人至上的结束。他还说，人们已经认识到白人至上主义者不会轻易承认失败，但他们也不会对政治和经济压力无动于衷。迄今为止，非国大开展的运动规模不够大，运动持续的时间也不够长。但如果非国大的力量进一步增强，白人至上主义者就会和黑人们谈判。

马修斯教授补充说，非国大对未来持乐观态度。“我们持乐观态度的基础是，在政治斗争历史上当前的南非政府并不是唯一残酷无情的政府。”其他国家被压迫被统治的人民进行反抗时，其政府也是决意不让步的，后来也的确是如此。他提到英国人在印度，并指出“政府通常会迫于压力而有所行动”。

经过四年马拉松式的审判，“叛国罪审判案”终于接近尾声。当局的审讯过程于1961年3月结束，被告一方开始他们的辩护。被告们否认曾策划过一场“带有敌意的阴谋”，并驳斥了政府所说的在选举和叛国之间没有中间道路的观点。离辩护结束还有好几周的时候，高级法官突然宣布审判中止一周，英国王室法律顾问布拉姆·费雪被迫中断了辩护。这是否意味着被告已被认定有罪了呢？

温妮·曼德拉描述了当天晚些时候，她丈夫和西苏鲁、诺克韦及另一名被告乔·莫迪塞在家中突然出现的情况：

“他们都站在车库外面的车道上，曼德拉让一个小孩子来叫我。我到了之后他只是简单地对我说：‘亲爱的，帮我把衣服和洗漱用品放在箱子里。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你不必担心，我的朋友们会照顾你。他们会不时地告诉你关于我的消息。好好照看孩子们，我知道没有我你也有力量、有勇气这样做，你现在就有这能力。’我很快给他打点好衣服，我泪流满面，但我们在一起的几个月里我已经学会不问任何问题。分离时我祝他平安，祈求非洲之神不论他到哪儿都保佑他平安无事。希望他有机会抽空来看看孩子们和我。因为我提醒了他自己的责任，他批评了我。”

她对即将来临的危险生活和巨大痛苦一无所知，她只是注意到前几个星期里他似乎考虑了很多很多。有时她和他说话，他都没听见。她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没什么事。但他预付了6个月的房租，这不同寻常。直到她从报纸上看到他已经去了几百英里外纳塔尔省的彼得马里茨堡，她才知道对他的禁令已经解除，而且政府没有对他实施新的限制。

3月29日，曼德拉回到比勒陀利亚，与其他被告一起听候最后结果。公众旁听席和记者席上人满为患。法庭内气氛紧张异常，高级法官贾斯蒂斯·朗夫宣布了某些“调查结果”：

——非国大及其盟友一直致力于“用一种激进的、根本不同的政府形式”来取代现政府；

——《行动纲领》中“预示了非法手段”，“蔑视运动”中也采用了非法手段；

——某些非国大领导人在某些地方发表过煽动暴力的演讲。但政府并没能证明非国大实行的是暴力政策；

——非国大经常表露出“反对帝国主义、反西方和亲苏联”的态度，具有强烈的左翼倾向，但政府没能证明非国大是共产主义组织或者证明《自由宪章》构画了共产主义国家的蓝图。检察官也没能证明在共产党被取缔后，其成员渗入了非国大各领导层并成为决策者。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只要他遵守非国大纪律，他就可以成为非国大会员。当共产党自行解散时，“一小部分非国大的高级领导人”也是共产党党员。

九年前曼德拉和西苏鲁作为“蔑视运动”领导人站在被告席上，面对的是朗夫大法官。现在又是他命令他们和其他被告起立。“你们被宣告无罪释放”，他说，“你们可以走了”。

他们凯旋般地离开法庭。把梅塞尔和费雪高举过肩，人群欢呼着、舞蹈着喜极而泣。法庭外面他们高唱着“上帝保佑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