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民族之矛”

一、“非暴力”已经死亡？

南非政府深信不疑：通过取缔非国大和泛非大会以及在紧急状态下的大面积的逮捕，非洲人的反对及抵抗运动已经被粉碎了。但即使在曼德拉和西苏鲁从叛国罪审判的束缚之下解脱出来以前，他们已经加入了在狱中的其他领导者的行列，计划一项新的身先士卒的行动。带着卢图利的祝福，并设想法庭的审判结果将是“无罪”，曼德拉在这一危险的时刻被推选出来进行领导工作。

他完全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其他的组织者为了免受警察的迫害，将保持隐密状态；而他却带着为特定的公众行动铺平道路的任务，将转入地下斗争。他的家庭生活实际上虽然已经大大减少了，还将被牺牲掉，他的合法律师职业将被抛弃。正如在1962年，他向法庭陈述的那样，他必须“过一个被警察时刻追捕的人的生活”，一直冒着被监禁和逮捕的危险，生活在与那些同他关系亲密的人相隔离的世界里。他说这种生活比起服刑来，是极端地更加困难的。任何一个正常的人将不会选择这样的生活。“但是，正如我生命中的这段时光一样，这里确确实实存在着这样一段时光：一个人不得不拒绝过正常生活的权利，而只能做一个罪犯，这仅仅是因为政府如此坚决地去实施那些不公平的法律……”

曼德拉在离开温妮时说了这样一段令人心碎的话，“我将离开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他便驱车前往彼得马里茨堡。在那里，1400名代表（很多人来自祖鲁兰和庞多兰，是政界、宗教界、体育和文化界的杰出代表）为了1961年3月25日的“全非洲人大会”，而聚集在一起。

曼德拉出人意料地出现并发表了主题演讲。代表们再一次听到曼德拉声音的感觉就像充电一样令人振奋。人们被他的力量和勇气所震撼，选举他来领导他们的抗议斗争和实现他们的主张，他们要求一个具有真正代表性的国民大会，成立一个不是白人，而是全体南非人的新的共同体。假如政府不对这些要求作出反应，全国范围内的大罢工将由曼德拉任书记的全国行动委员会来宣布进行。全国行动委员会立即致信南非各种族——白人、混血人与印度人，致信执政的维沃尔德总理及议会中反对党。在信中曼德拉对政府实施的对非洲人民权利和基本生活条件的野蛮践踏行径深感痛惜，“政府已经由于它所实施的可耻的政策而在世界上臭名昭著……”。他说：“这种危急的情况只有通过召开代表全体南非人民的国民大会，制定一部非种族歧视的民主的宪法才能加以避免。”否则，在1961年5月31日南非白人共和国成立之前，从29日开始，将有全国范围内“闭门不出”运动。“我们不会被你及你的政府所实施的武力、暴力威胁吓倒，而止步不前。”

政府的反应是将领导人和各种族的激进分子和数以千计的非洲人当做“无业游民”加以逮捕。警察和军队被动员起来。当29日来临的时候，《召集白人组成自卫队》、《货币追逐武器》、《秘密警察严阵以待》等头条新闻被大肆渲染。曼德拉则秘密地与一位记者会面，这记者报道说：“曼德拉并不是反白人主义者！”海外的新闻记者由于预期另一个沙佩维尔惨案将发生而大量涌入。

伦敦《观察家》报道：“经过几周的突击搜查和逮捕，非白种人处于被骚扰的状态，直升机夜晚在他们房屋顶上低空盘旋，探照灯发出刺眼光亮。据透露，警察将在星期一进入黑人居住区驱赶居民出去工作，这一消息使全国出现了恐怖气氛。”

5月29日，星期一，整个约翰内斯堡的大街上几乎不见非洲人的影子。之后，连警察都承认在约翰内斯堡和比勒陀利亚，有60％的非洲劳动力足不出户。在伊丽莎白港，75％的人在冒着被逮捕的危险，冒着被雇主解雇的危险，冒着被从家里驱逐出去的危险，进行了罢工（闭门不出）。

第二天，两名来自伦敦的记者被带到白人居住的郊区一座陈设简陋的公寓里，在一个由窗帘挡住了外界光线的屋子里，曼德拉在等候他们。其中的一个记者在谈到对罢工（闭门不出）的部分反应时问道：你是否承认这场运动是一次失败？曼德拉回答说：“就政府所采取的镇压这场运动的措施来看，它是一次巨大的成功。”然后，他指出数以万计的人们违抗警察、军队，蔑视各种形式的威胁，“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我们是工业和农业力量的生力军，但如果政府的反应是要以赤裸裸的武力来粉碎我们的非暴力斗争，我们将不得不严肃地重新审视我们的策略”。随后，在曼德拉所做的关于罢工（闭门不出）的报告中，他进一步拓展了这种思想，号召“我们数以百万计的南非之外的朋友们应加强对这个政府的禁运和隔离”。曼德拉在结束会面时说：“政府由于大屠杀而声誉扫地。非洲人，嗯，绝望的人民最终将忍无可忍而奋起反击。”他语气沉重地重复道：“我认为，我们将结束非暴力政策的篇章。”曼德拉转入了地下活动。

让一个妇孺皆知的公众形象，尤其是声望如此高的人，乔装打扮是困难的。当曼德拉秘密地穿梭于国内时，逮捕他的通缉令签发了。他不时地在这里或那里露面，去干领导工作，去提建议，然后当搜捕紧锣密鼓时又消失掉。当然，在一个若干世代以来警察们惯于恫吓和行贿的国度里，被告密者告发的危险是一直存在着的。曼德拉发现了在农村地区的人们中和开普敦穆斯林中展开行动的新的潜力，而非国大的领导者因早已被禁令封锁，却与这些人隔绝了。这真是一种美妙的感觉，他那时说“你除非实实在在地与这些人待在一起，否则你就不会理解”。曼德拉喜欢乡村生活，而在那受到严格限制的岁月里，他几乎已经忘记了农村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他在城市之间穿梭，在索韦托，他与下班归来的人们在夜间小型会议上见面。然后他又穿梭于城市之间，与工厂工人和印度人集团会面。在伊丽莎白港，曼德拉与诗人本尼斯·布鲁特斯及其妻子待在他们在歇尔大街的居所里。在新布赖顿城，组织会议之后，他又教他们的孩子们练习拳击。回到约翰内斯堡后，他只有在深夜里探访自己的家。他很小心谨慎，并不想置他人于危险之中。曼德拉有几次九死一生，其中一次，他被迫从一座两层楼的公寓上通过绳索滑下，快步溜走。

当他继续逃避警察的追捕时，新闻界引用了一个勇敢的小说主人公的名字“平珀诺”，将他誉为“黑人平珀诺”，该主人公在法国大革命中逃脱了追捕。当曼德拉乔装成司机时，他那唯一可资利用的汽车却不断地抛锚，但这并不是他所遇到的最棘手的困难。

曼德拉在工作中与沃尔特·西苏鲁合作密切。沃尔特·西苏鲁是一个聪颖精明的人，很随和。对计划和组织而言，他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在那许多年里，曼德拉从他身上，也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得了很多东西。当曼德拉拜访那些曾对罢工运动（闭门不出）表示过反感的白人报纸的编辑们和自由党的领导们时，团结民众，强调共同点的能力对曼德拉是有益的。他秘密地拜访这些人，为的是解释自己的观点、倾听他们的意见，并加以反驳。假如遭到批评，他也毫无怨言，而他的幽默感往往占上风。

南非荷兰语报纸警告说：南非的“敌人”正在加深该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危机。

曼德拉向黑人学生们写传单，宣传彼得马里茨堡会议上提出的激动人心的“行动起来”的号召，并且指出班图（Bantu）教育的奴役本性。他说：最近的入学考试成绩不可否认地证实了这种政策的灾难性影响，并显示出：“如果种族主义者不被剥夺权力的话，那么将会有更加悲惨的后果产生”的迹象。他已经看到，寻求支持的学生们将在即将到来的示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曼德拉知道他的人民对诸如是否要继续与英国君主政体保持联系的争论或者有关布尔人的共和政府的争论，不会产生兴趣，但是，为了行动，为了吸引国际上对黑人主张的注意，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借口。曼德拉说：“我们被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信念所激励，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南非人都享有充分的人权而没有一丝歧视”，以此作为对一个至高无上的白人权力系统的反对，该权力系统已经使南非在世界陷入了遭蔑视和声名狼藉的处境。

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呼吁由一个多种族的团体来继续提倡，该团体广泛代表了自由主义的、宗教的、学院派的观点。

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另一个沙佩维尔惨案，4月24日，曼德拉代表全国行动委员会向首相致信，表达了其焦虑之情。他认为在共和政体下，“政府由于其可憎的政策已经在世界上臭名昭著了，并且政府将继续以更加野蛮的行为践踏非洲人民权利并破坏其生存条件”。这种危险境地的避免只有通过召开一个“独立的国民大会”来实现。

曼德拉注意到深入的示威活动。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并没有对你的政府将采取的反击行动产生什么错觉。在过去的12个月中，我们经历了一段相当严峻的独裁统治时期”。但是，他补充道，“我们不会被强权与暴力的威胁所吓倒而止步不前……”

正如以前多次与政府的对抗一样，曼德拉几乎就没有指望这些要求能被满足。确实，首相并没有回复，只不过在议会上承认他收到了被他斥之为饱含威胁与狂妄之气的曼德拉的信。

5月初，曼德拉向统一党——议会中的主要反对党的领导人致信，指出：对召开国民大会的全面支持正在被唤起。同时，他直言不讳地陈述着：选择只能是“要么提出它要么消灭它”。曼德拉恳求道：“现在还为时不晚，如果你们提出召开一个国民大会，那么这将是我们国家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将团结起占压倒多数的人们……它将使种族主义者的政府孤立起来并使之暴露无遗，那一直都是一个少数人的政府”。

然而这个根植于白人社会中产阶段，所有财富集中于采矿、商业和工业的联合党是垂死的，它的领导人没有答复曼德拉的信。

示威采取的方式将是从5月29日开始，持续三天的“闭门不出”。5月底，警察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对曼德拉的诱捕再一次以失败而告终。正如曼德拉指出的：警察以不公平的法律名义逮捕的不仅仅是罢工的领导者与组织者，而且还包括数以万计的无辜的非洲人。在全国范围内，集会已被禁止；印刷机构被突击搜查；宣传罢工的传单被没收。

总理维沃尔德发布了严厉的警告，给所谓的“动乱分子”和“普通公众的成员”，包括那些拥护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知识分子”、“假知识分子”以及“某些报纸”发出警告。所有支持这个提议的人将共同为共产党人的企图担负责任。

甚至连持自由主义观点的英文报纸也从客观的报道倒向了警告响应曼德拉的号召这一边。他们忽略了曼德拉的声明所反对的是数以万计的逮捕，却反而赞扬起警察对于逮捕的“正直”态度，而这些逮捕，正如曼德拉所说，是基于预先阻止示威而采取的行动。曼德拉自己成功地通过了警察的道路封锁，但是他的人民却被围困起来。在这么重要的一件事上，要让全国人民知道曼德拉自身的想法，难道不重要吗？

《兰德每日邮报》（The Rand Daily Mail）曾刊登了一个“秘密”计划，其中提到“非白色人种，侵入了城市”。毫无疑问，这是由“御用捉刀者”们编造的，却完全无视曼德拉对诸如此类的任何计划的绝对排斥。

曼德拉视察了工业地区，散发了最后时刻的传单，反复重申“闭门不出”的号召：

南非人民！

继续进行抗议

逮捕不能阻止我们……

人人享有选举权

人人享有合适的薪金

结束《通行证法》

结束少数白人的统治

我们将不会被维沃尔德所吓倒

我们将坚持我们的决定，闭门不出……

不要被吓倒……

在我们的生命中向着自由前进……

当外国新闻记者涌入约翰内斯堡期待着又一个沙佩维尔惨案时，《新闻记者为了报道最新动乱光临此地》作为头版头条被发布了。

伦敦《观察家》报记者描述了这一景象：

自战后以来，该国最大的军事征集开始了。在大城市许多民兵和突击队员被动员起来。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上，军营被建起来；满载军事装备和物资供给的重型军车沿着矿带平稳开进；直升飞机在非洲人居住区上空盘旋，探照灯对准房屋、花园、旷野以及阴暗的地方。数以百计的白色人种的平民聚集起来作为特殊的警察。数以百计的白人妇女将周末用于瞄准打靶上。枪支店中的左轮手枪及火药已脱销。全国范围内所有警察的假期已被取消。武装士兵驻扎在电厂及其他重要的服务设施旁，以便保护他们。萨拉森装甲卡车和运兵车在城市中游弋，警车在街区游弋并播送声明：继续罢工的非洲人将被解雇，并被驱逐出城市。

1961年5月29日，星期一，成千上万的非洲人以工作和家庭为赌注来响应曼德拉的号召。在德班，又有许多印度工人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在开普敦，有色人种工人首次加入。这些人完全无视警察的宣传，而这种宣传使得南非广播公司在全国范围内从清早就开始广播，但工人们完全无视这种动员而仍然“闭门不出”。这一天晚些时候，南非广播公司广播宣称“一切正常”；第二天，它广播“一切恢复正常”。在伊丽莎白港，第二天，罢工达到75％，并且在若干地区，大学生和中学生们进行了示威。警察最后承认在约翰内斯堡地区，有60％学生缺课。

曼德拉赞扬了这种“波澜壮阔”的回应，并对组织者和积极分子冒着个人危险所进行的艰苦工作和奉献的结果表示赞赏。他们“完全蔑视政府的史无前例的威胁、警察特别分队的跟踪与不断骚扰，以及政府拒绝给予的集会的权利，在警察重兵巡逻、混杂着间谍与告密者的地区活动着”。“吸引国际新闻界注意力的并不是白人共和国的庆典而是标志着反抗白人共和国的令人激动的风起云涌的运动”。曼德拉评论道。

然而，毫无疑问，总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第二天，曼德拉宣布取消罢工。在那天早上，来自伦敦的记者们在约翰内斯堡白人区一个布置简单的寓所里与曼德拉会面。曼德拉身着条形纹的运动衫，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阴谋背叛者，他那表示欢迎的笑声显得稳重低沉。一个记者问他，是否很不情愿地承认这次罢工失败了。

“就政府采取的镇压罢工的措施来看”，曼德拉回答说，“这次罢工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他描述了工人们藐视警察、军队以及雇主所必须唤起的勇气。政府由于这场大屠杀已变得声誉扫地。人民处于绝望境地，而被置之于死地的人们最终将奋起进行反击。

曼德拉接着审慎地指出：“假如政府的反应是要通过赤裸裸的暴力来粉碎我们的非暴力斗争，那么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关于非暴力政策的问题。”在如今仅存的关于采访曼德拉的新闻电影片中，他也做了相同的严肃的声明，该片在采访的第二天即被送往伦敦电视组。

曼德拉已经与他的战友们在研究分析这次罢工运动的得失。他们认识到失败部分归咎于领导者搞地下工作的经验不足。而此时距非国大被宣布为非法还不足14个月，该组织依然重新组织和培训那些适应了公开工作的骨干分子。在秘密地发挥作用与显示出你实际上如此发挥作用，以致招致了逮捕这一事实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平衡，必须审慎地处理。

曼德拉仔细思考人们经常对非国大提出的一种批评意见：这次罢工没有考虑到人的基本生活问题（面包和黄油）。但他并不认为如此。毕竟，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要求意味着“一人一票（选举权）事关我们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然后，他又回到了关于非暴力的问题上：“在全国上下应该提出如下问题：从政治上讲继续宣扬和平和非暴力，在同这样一个以其野蛮行径而给非洲人民带来如此深重痛苦与不幸的政府打交道时，是否是正确的？”

在曼德拉的内心里，他已经给出了答案。1961年6月26日，一年一度的“自由之日”，他秘密地发表了一项声明，预见了新的斗争方式。在那时，他所能具体指出的就是“非合作”。非洲人民数以百万计的海外朋友们将被要求加强禁运，并从外交、经济和各个方面孤立南非政府。他将继续坚持地下斗争。

曼德拉向他的人民许诺：“我将与你们肩并肩一起反抗政府直到取得胜利。你们将如何行动？你们将与我们并肩战斗吗，抑或你们将与政府合作致力于抑制你们自己的要求与渴望？……在涉及我的人民与我们的人民生死的重大问题时保持沉默和中立吗？就我自己而言，我已经作出了选择。我将永远不会离开南非，也永远不会屈服与投降。”

南非历史的新纪元就要开始了。

曼德拉于1961年6月26日在南非国内发表“斗争是我的生命”的声明，阐述了依据全国行动委员会的建议，他做出的在地下从事政治活动的决定。由非国大在伦敦公开：

“对全国行动委员会提出的进行三天罢工的波澜壮阔的回应，以及我们的组织者、实践家在全国所做的优异的工作，再一次证明了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被压迫人民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面对政府与雇主空前的威胁、新闻界无耻的谎言与歪曲，热爱自由的南非人民在罢工之前、罢工过程中对彼得马里茨堡会议作出的有历史意义的极富挑战性的决议给予了巨大的、有力的支持。工厂工人、机关办事员、城市或乡村的商人，大学、中学、小学的学生，被真诚的爱国主义所激励，冒着失业、被吊销执照、学业受损的危险，在那时站起来，以洪亮的声音喊出了他们对少数派强加于他们头上的白人共和国的反对。考虑到对抗我们的是强大的反对力量、难以克服的困难以及我们工作的危险环境，那么结果无疑是激动人心的。我确信只要我们工作得更努力，更加有系统，种族主义者的政府就不会存在太长时间了。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组织机构能够承受住在过去一个月中，政府对我们实施的全面的、大规模的狂轰滥炸，并幸存下来。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次政治运动像我们一样赢得了政府的严重关切与考虑。当政府动员全部资源、军队和其他力量来镇压手无寸铁的人们的和平示威时，那无疑是承认示威运动获得了极大的强有力的支持。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我们已成为了不容忽视的力量而且是政府的最有力的反对者吗？有谁能够否认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自从月末以来，南非政治的头等大事不是共和国的庆典，而是我们的关于进行普遍罢工的计划。

“今天是6月26日，这是我国家喻户晓的‘自由节’。在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里，9年前，8500名勇于牺牲的自由斗士们给予了政府的肤色压迫政策以狠狠的一击。他们无畏的勇气，使他们赢得了国内和国外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赞誉和爱戴。自那以后，在这一天，我们曾发起过许多重大的运动；这一天被成千上万的人视为奉献之日。在这样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我将向你们宣布有关反抗维沃尔德共和政府的第二阶段行动计划以及全国会议上所作的新的计划。这样做是合适的。

“你会记得在彼得马里茨堡决议中提出了如下警告：假如政府在1967年5月底之前不召开全国会议，那么非洲人、混血人、印度人和欧洲民主人士将被要求不与共和政府或任何建立在武力之上的政府进行合作。自那以后，在几个场合，全国行动委员会解释，那次罢工标志着打败种族主义政府、争取独立的多种族会议的无情的大规模斗争的开始。我们强调指出罢工过后，将有其他形式的强大压力，以强迫那些统治我们所热爱的国家的种族主义狂热分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府让路。全面的、全国范围内的与政府不合作的运动将很快发起。关于这场被策划的行动的具体形式，其范围、广度和持续时间将在适当的时机向你们宣布。

“现在，说我们计划使政府无法生存已经足够了。没有选举权的人不可能被期望向并不对自己负责的政府继续纳税。生活在贫穷和饥饿中的人民不可能被指望向政府和地方权力机构缴纳昂贵的房租。我们在金矿、煤矿上艰苦地工作，在农庄和工厂辛勤劳作，得到的却是可怜的薪水。为什么我们要继续使那些偷盗我们靠血汗取得的成果的人富足呢？为什么我们要让掠夺我们，拒绝给予我们组织工会权利的人活得逍遥呢？非洲人如何能在作为班图教育体制一部分的教育机构与委员会任职呢？这是种族主义政府企图以部落教育剥夺非洲人的真正教育权的邪恶计划。在整个非洲大陆的呼声都是要求民族独立和自决政府的时候，非洲人如何能满足于仅仅在顾问委员会和班图权力机构任职呢？当农村地区的人民曾拒绝接受班图政权，并誓死反抗他时，政府企图将班图政权从农村延伸入城市。这难道不是对非洲人民的公然侮辱吗？当每个月都有数以千计的人们在残酷通行证法下被投入监狱的时候，难道非洲人民不应该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吗？非合作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武器。我们必须拿起这种武器。我们必须用它来将这个政府送进坟墓。我们必须英姿勃发、毫不迟疑地使用这种武器。黑人的全部力量都将动员起来不再与种族主义政府合作。我们将采取各种形式的工业和经济活动以进一步削弱已经摇摇欲坠的国家经济。我们将号召国际组织排斥南非，号召世界各国同南非断绝一切经济、外交关系。

“我被告知关于逮捕我的授权书已经签发了，警察正在搜寻我。全国行动委员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的、仔细的考虑，并听取了许多值得信赖的朋友和组织的意见，他们建议我不屈服。我接受此建议，我不会向我并不承认的政府屈服。任何谨慎的政治家都会意识到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为了寻求廉价的殉道将自己拱手送进警察的陷阱是幼稚，是一种罪过。还有重要的事业等待我们，谨慎而毫不迟疑地推进这些计划是很重要的。

“我选择了后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与蹲监狱相比是更加困难的并蕴含了极大的风险和艰难。我不得不与自己心爱的妻子和孩子们分离，与母亲和姐妹们分离，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作为一名逃犯而生活。我不得不关闭了法律事务所，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像我们人民一样生活在贫穷与困苦中。我将在以后的艰苦斗争中，即将到来的工作阶段里，继续作为全国行动委员会发言人。我将与你们，肩并肩地抗击政府，一寸一寸地、一英里一英里地夺取胜利直至最终全胜。你们将怎么办？我将与你们同行吗？抑或你将与政府合作，致力于压制你自己的人民的主张和渴望？或者你将在关系到我的人民，我们的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上保持沉默和中立？就我个人而言，我已经作了选择。我不会离开南非，我也不会屈服。只有经过艰难困苦、牺牲和采取具有战斗力的行动，自由才会取得。斗争是我的生命。我将继续为自由而战，直至我生命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