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谁是“被告”？

五、风云再起

曼德拉坦然地开始了他的监狱生活。

在狱友中，约瑟夫·奥玛是“统一运动”的成员，他回忆起与曼德拉的第一次相遇，那时，曼德拉与其他青年团成员中断了“统一运动”的一次会议，曼德拉给他的眼睛一击。这段回忆使他们大笑不已。同在踱着方步锻炼的，还有索布克韦和另一个南非共产党领导人A·B·恩科伯。

当他们一起散步时，他们讨论斗争和他们的各种哲学观点。奥玛记得曼德拉的广阔胸襟，穆斯林的手足情谊的观念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恩科伯谈起他对莎士比亚的崇拜以及他如何需要图书馆中有更好的书。经常使他们发笑的一本小说是《滑稽的干草》。

监狱里，所有的人都按人种隔离开来。但每天晚上，都有一段交流心声的时间：当一天中，狱卒的吼叫声停止后，非洲人唱起传统的自由之歌时，歌声便回荡在牢房里。在刚要熄灯时，歌声消失殆尽，在一片寂静声中，一个声音高呼着“权力！”——一些白人拘留犯想知道：这是曼德拉的声音吗？随之而来的是共同的回答“归于人民！”也许是害怕那庄严的怒吼“权力——归于人民！”，也许是深怕曼德拉在狱中同志间的影响力，很快，曼德拉被转移到实施最高警戒措施的监狱。该监狱位于开普敦外的罗本岛上。在那里，曼德拉被单独关押着。

1963年5月1日，《90天拘禁》法案被通过。沃斯特的治安警察可以不经过审讯而扣押、单独拘禁、监禁嫌疑人90天，在他们审讯时，这一期限还可以被延长，直到他们得到满意的答复。当然“不必永久拘禁”，正如沃斯特所说。随后，数以百计的男人和女人被抓进监狱和牢房去体验被一个反对党称之为“精神折磨”的生活。很快，肉体折磨的证据出现，诸如电击、勒脖子、不断地拷打。7月，来自开普敦的非国大成员——路克斯马特·索旺德·恩古德尔成为第一个在审讯中死去的政治拘留犯。

对付被怀疑属于某些非法组织的人的极端措施从5年监禁变为死刑。那些倡导“暴力或武力”方式而寻求变化的人，那些接受训练或获取信息以便在推进共产主义或其他非法组织的事业中应用的人均属此列。当沃斯特在几个月前公开所谓的共产党员名单时，总数已达308个“非白人”和129个白人。

那些已经服完刑的政治犯可以立即被监禁。这是直接针对罗伯特·索布克韦的法律，他在服完3年徒刑后，被转送到罗本岛，在那里他被单独囚禁在一个小牢房中。

全国各地反对班图政权机构和其他设施的破坏活动连续不断。在白人中间，恐惧和惊弓之鸟的气氛越来越浓。到1963年年中，“民族之矛”的成员在东开普省，已经采取了大约200次行动。在西开普省和特兰斯凯，随着少量白人的被谋杀，以及与警察冲突的出现，标志着南非共产党的一个分支——“独立行动”小组的出现。那些与从事破坏活动的一个或两个有色人种同盟有联系的年轻白人的集团很快被一网打尽，处以90天监禁。幸运的则出国逃走。沃尔特·西苏鲁经常遭到骚扰，在1962年，他已经被逮捕了六次。随后由于他推进非国大的事业和参与鼓动1961年的罢工（闭门不出）运动而被处以6年监禁。不过，他获得保释权直到上诉。1963年4月20日，他被迫转入地下斗争。两个月后，依据《90天拘禁》法案，他的妻子阿伯蒂娜被扣押。

7月12日，治安警察取得了他们最大的一次胜利，西苏鲁和另外8个人在约翰内斯堡郊外的一所房子中被抓获。而这所房子正是曼德拉当年搞地下斗争时待过的。据说，警察对一个依据《90天拘禁》法案而被扣留的人进行恫吓和贿赂，而得到消息。但是，毫无疑问，在利沃尼亚地区政治组织中的某些人对其安全措施过于自信，因为他们在远离真实世界的地下作伪装斗争。虽然经常指责政府为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却从来没有把政府真正当成法西斯看待过，而放松警惕；这样的失误将继续削弱解放运动的力量。大量的相关文件被警察查获，随后又有3人因受牵连而被逮捕。

在被拘禁的6个白人中，有两人从警察局逃走，一个人迫于压力，答应作为政府证人后，也设法逃离了这个国家。第四个很快因无据可查而被释放。剩下的两人，一个名叫莱昂内尔·伯恩斯坦，是建筑师，曾经是“叛国罪审判”中的被告；另一个是丹尼斯·戈德伯格，工程师，来自东伦敦。

在非洲人中，戈万·姆贝基和雷蒙德·姆·赫拉巴来自东开普省，而埃利亚斯-莫索莱蒂、安德鲁·姆兰格尼同西苏鲁一样来自特兰斯凯。阿迈德·卡塔拉答是其中唯一的印度人，自学生时代起就很活跃。依据《90天拘禁》法案，这所有的人都被关进牢房，与家人律师隔绝；当警察审讯和调查时，被单独监禁。很明显，警察不敢虐待领导人，而莫索莱蒂和姆兰格尼则受到严刑拷打。

当1963年10月9日“利沃尼亚审判”在比勒陀利亚开庭时，纳尔逊·曼德拉作为第一号被告从监狱里提出来与他们待在一起。监狱的会客室里，当曼德拉被一群狱卒押解着出现在费雪等人面前时，由于惊喜，被囚禁者与律师们拥在一起。曼德拉与西苏鲁拥抱着。费雪握住曼德拉的手，并将他介绍给卡斯卡尔森和乔夫。但他们被曼德拉的形象吓呆了：曼德拉体重下降了近20公斤，为小孩准备的囚衣（短裤、衬衫）挂在他的身上，他面黄饥瘦。然而曼德拉傲骨铮铮，其爽朗的笑声四处回荡，律师们看到了他们熟知的那个充满自信而随和的人。

辩护律师乔尔·乔夫描绘开庭前一天他们第一次在监狱里商讨问题时，所见到的曼德拉的形象：“经过一年的监禁后，从身体上看曼德拉已远不同于以前我看到他的形象啦。那时他的年轻活力使他看起来比真实年龄45岁年轻得多，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他曾经是一个有一定能力的业余拳击手。而现在，在靠专为监狱犯人开的伙食而生存的他，看起来消瘦得让人十分可怜——他变瘦了，面部凹陷，肤色蜡黄，但是从精神上看，他并没有被击败，他的神情依然如故，友好、随和、自信，他的笑声依然爽朗。”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乔夫逐渐对曼德拉加深了了解：“他天生就是领导者。他拥有领导应具有的全部素质：强大的人格力量，高超的能力，非凡的成就，冷静而机智，坚定的信念。这是纳尔逊的力量的一部分，虽然他从没如此说过；他会参与讨论、争论，然后与同事们的意见融合在一起。”

其间，联合国大会以前所未有的106票对1票，通过了要求立即释放利沃尼亚审判中的被告和南非所有的在押政治犯。这反映了世界范围内对南非政府的愤怒。

在这个案件的准备过程中，被控告的十个人明确表示他们并不对法律的审判感兴趣，而只关注于在政治上的对抗。乔夫说：“他们都决定要公开地颂扬自己的理想，对他们的敌人进行藐视。辩护团警告：他们有可能被控告阴谋颠覆国家，如果被认定有罪的话，将可能被判死刑。他们准备承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曾参与了旨在推翻政府的运动并对破坏活动有过了解甚至曾参与过。他们乐意将法庭当做讲台，在那里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澄清在他们认为的南非政治核心问题上的观点。”

10月9日，被告人在武装士兵的押解下乘车驶来，围观群众高呼着：“曼德拉、西苏鲁，权力归于人民！”法庭四面墙壁镶嵌着黑色方格，再加上高高的圆顶天花板，使人回想起美国南部洛可可式的风格。在紧挨着起诉人的桌子上面，从天花板上吊下一台古老的电扇，摇动、震颤着，慢慢地旋转着。佩着催泪器的警察警戒在门口。人们也不顾治安警察的警告，簇拥在走廊里。这些围观者的姓名和住址都被登记下来，在他们离开法院的时候也被拍了照。

夸特斯，德兰士瓦省的大法官，穿着红袍，安坐在弧形木罩篷下。而在他前面，曼德拉和其他被告站在弧形的被告席里，被告席曾被笨拙地延长了一截，成为一个长长的木头箱子。

被告们行为举止刚强有力，但经过几个月的单独拘禁后，显得形容枯槁。布拉姆·费雪向法庭抱怨被告们所受到的虐待，并成功地要求延期开庭并改善监狱条件。

几周后，被告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是显著的。对曼德拉而言，变化尤甚：与老朋友的交情改变了他，他看起来不再消瘦，穿着三件一套的套装，再现昔日风采。

“请保持肃静！全体起立！”严肃的法官大人驾临，警察、人群，甚至陈规陋习，法官隆重的出场式依然如旧。布拉姆·费雪向政府的指控发起了猛烈的抨击，他断言：那些涉及曼德拉从事破坏活动的夹杂在其他明显是荒谬的无事实根据的指控中的粗制滥造的法律意义上的文件是在曼德拉被囚禁之后炮制的。法官同意了他的看法，驳回了控诉。这样，被控诉的人重新自由了。

但是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斯旺波尔中尉，最臭名昭著的安全警察，重重地击在每一个人的背上，宣布：“我以从事破坏活动的罪名逮捕你们！”随后，他们被粗暴地押回了牢房。

12月3日清晨，审判重新开始：曼德拉领着同志们走入被告席，全体起立，法官入场。修改过的指控宣读如下：为破坏活动及以暴力革命为目的的游击战争招募新成员接受训练，阴谋援助侵略共和国的外国军事组织，以推进社会主义的目标，筹集、接受为这些目的而来自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利比亚、尼日利亚、突尼斯以及其他地方的资金援助。记录员随后问道：“1号被告，纳尔逊·曼德拉，你是认罪还是不认罪？”

“站在被告席上的应该是政府而不是我！我没罪！”曼德拉态度强硬地陈述道。

从一开始，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就向自己的顾问团阐明了：他们所关心的不是法律上的审判，而是政治上的对抗。他们决定藐视敌人，高歌自己的理想。他们决定承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参加了旨在推翻政府的政治运动；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知道或参与了准备采取诸如破坏活动的军事或半军事行动。他们欣然接受将法庭作为讲台的机会，在那里向整个国家和世界澄清他们在南非政治斗争最前沿所思考的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但是他们在任何环境下，都不会泄露任何有关他们组织或相关人物的信息，如果这些信息将危及他人安全时。

每一个被告人依次重复了对政府的控诉。

当他们刚陈述完毕，起诉人波西·尤塔，开始散发他的公开演讲稿：一份给法官，一份给辩护方，另外8份散发给新闻界。他清了清嗓子，刚准备发言，却被费雪打断了。只见费雪站起来向法官示意，指着放在尤塔面前桌子上的麦克风，说：“法官大人是否清楚：南非广播公司有意要向全国广播起诉人的演说——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程序。”

在法官命令拆除桌上的麦克风后，尤塔开始陈述自己的观点。其陈述的焦点在于他的声明：“民族之矛”的运作计划以制造混乱、暴力反抗、骚乱，然后在适当时机，伴随着外国军事组织的武装入侵为目标。他随后补充道；“在制造混乱、骚乱、暴乱的过程中，他们计划建立一个临时的革命政府以接管对这个国家的控制和行政管理。”

尤塔宣称被告们应该为222起颠覆活动承担责任，不过，随后他又将这一数目降低到193起。他断言被指控者详细地制订了行动计划，以实现他们在1963年从所谓的“白人统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的目标。很明显，尤塔将非国大与“泛非主义者大会”混为一谈，这个目标其实是“泛非主义者大会”提出的。尤塔最后将1963年5月26日称为与发动游击战争相关联的大规模起义的日子。他选的这个日子使被告和律师迷惑不解，因为事实上，在那时，“民族之矛”除了有一些炸药之外，只拥有一把曼德拉用于打靶练习的高压气枪。

尽管，政府的证人证实“民族之矛”的领导人曾教导其成员不要伤及生命，但尤塔还是对“谋杀”大谈特谈，企图无中生有，捏造“谋杀”的事实。辩护律师义愤填膺；法庭没有作出特别的指控。法官同意像“民族之矛”一样的其他组织也在从事颠覆活动，而193起活动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证明是由“民族之矛”实施的，但没有一件造成了人员牺牲。

尤塔的漫无边际、随心所欲的陈述与法院建筑的巴罗克风格是如此相配，以至在20年后，P·W·博塔总统还引述过，好像他是法庭审判中的真正判决一样。当一个加拿大代表团表达了他们对纳尔逊·曼德拉被继续关押的焦虑时，驻多伦多的南非外交官又一次把尤塔的陈述当做福音书，再加上自己的粉饰，直到把曼德拉所做的在南非进行广泛的起义的计划说成是照着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所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模式炮制的。

政府还不满足于此，又召集了一些无耻之徒，撒下弥天大谎。在这173个政府证人中，最重要的一位由尤塔颇为戏剧性地加以介绍：此人的出庭作证只能秘密地进行，因为他有“生命危险”。然而，尤塔又补充道，只要新闻界不透露此人身份，而称之为“×先生”，那么他也不反对新闻界的旁听。

“×先生”名叫布鲁诺·姆托罗，前非国大成员，来自纳塔尔省的工会分子。他在一群将其视之为英雄的白人警察陪同下，出庭作证。布鲁诺·姆托罗的背叛使曼德拉和非国大成员均感震惊。他们已经认识到在严刑拷问下以及无休止的单独囚禁条件下，人可能会崩溃；但他们怎么也不能理解，一个没有遭受如此折磨的，像姆托罗这样的人怎么会心甘情愿地离经叛道而主动伪造证据栽赃他人。辩护律师们发现：姆托罗确实曾是“民族之矛”的破坏活动成员，他曾三次因偷窃、诈骗而被判有罪，而这一点他的战友们并不清楚。他提出的指控曼德拉的证据，据声称是描述曼德拉在非洲之行后向纳塔尔省地区司令部所做的报告，其实是事实和杜撰的混合物。

他的杜撰包括影射曼德拉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乔夫曾描写了曼德拉当时的反应：

“曼德拉指示我们联系这个问题，质问姆托罗。他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承认他在地区司令部的会议上做了报告，但我们必须否认他曾提到过与共产主义有关的事，也没有说过他一曼德拉和‘民族之矛’的成员是共产党员。我们向曼德拉指出：像这样进行质问等于承认了有罪；如果承认他曾出席那次会议，他将会在几乎所有对他的指控中，被判罪名成立；事实上，我们这样做等于签发了他的死亡通知书。但曼德拉没有左右为难，他不是共产党员，他从来也不是，他决不能容忍‘×先生’随意作伪证。”

经过1963年炎热的夏季，政府的指控进一步加强了：尤塔提供了在利沃尼亚查获的数以百计的文件，其中包括标有警察局、班图行政机构、电站、铁路以及非洲警察驻地等地点的地图。正如尤塔经常所说的，整个案件的关键之处在于一份被称作“马伊布耶行动”文件，该文件勾划了游击战争和外国干预的轮廓。“完全是某些年轻人的不切实际的计谋和冒险的臆想”，布拉姆·费雪评论说。这是在曼德拉被捕之后制订的，对此他一无所知。然后，他在非洲之行中所写的日记，原以为已经被销毁了，却由于长期以来对安全的忽视，也在利沃尼亚被查获。

当辩护律师们推翻了一个政府证人的证词后，警察对被告们的家人采取了报复行动：西苏鲁的儿子，还不满16岁，已被依据通行证法案，被捕了；埃利亚斯·奠索莱蒂的夫人，卡罗琳，在《90天拘禁》法案下，被拘禁，与他们的7个孩子相隔离，连辩护律师也无力帮她。当法官认为她与事件无关，她已被拘禁了113天。

当真凭实据的指控材料不断聚集的时候，被控告者的士气发生了波动，但曼德拉的士气没有波动，他将其他人团结在一起。他们嘲笑警察们付出的代价，尤其是斯旺波尔，他一头茂密的红头发，身穿运动外套和法兰绒长裤，当曼德拉他们向其律师小组请教时，他便在会客室的门口徘徊，一副冥思苦想的样子。曼德拉他们知道会客室里安了窃听器，于是形成了一整套方法用于相互写纸条，以交换在重要问题上的看法。有一次伯恩斯坦传给乔夫一个纸条说：他，姆拉巴和卡特拉答准备对强加于他们身上的有罪的指控进行反驳，因为他们并没有卷入“民族之矛”中，虽然在政治上他们很活跃。当乔夫把纸条烧成灰的时候，恰好被斯旺波尔从门口瞥见。曼德拉很快划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难道斯旺波尔不是一个英俊的小伙吗？”然后向乔夫眨眨眼睛，格外小心地递给他。乔夫认真地看了看，然后将纸条揉成一团，当他慢慢地拿出火柴时，斯旺波尔一个箭步冲过来，夺走了纸团，“啊哈，先生，我们在监狱里必须小心火种”。当他走向门口时说道。然而，在读完纸条后，他怒气冲冲地跺着脚出去了。曼德拉说：现在，我们又会有一段安宁的日子啦。

审讯开始5个月后，1964年2月29日，政府结束了其指控陈述。辩护律师们只有一个多月进行准备。他们面临艰巨的任务而少有休息：要分析数以百计的文件和声明，与全国各地的证人面谈，更为不便的是要从每一个被告那里取得证词，这里的困难不光由于咨询请教被监听，而且还由于新的会客室所带来的不便，不像以前，大家自由地坐在一起，现在被告和律师们被一个高柜台模样的挡板隔开：在这挡板之上是钢筋栅栏；在两边各有5个高高的固定在水泥地面上的凳子。

律师们被监狱长官——奥坎普上校领进他们所在的一边，另一边，曼德拉和另外4人安坐在高凳上，而剩下的4人不得不在后面站成一排。曼德拉很礼貌地笑了笑，然后问道：“先生，今天吃的是巧克力还是香草咖喱？”他的嘲笑激怒了上校；顾问团对在这种不友好的气氛中难以进行卓有成效的询问而进行的抗议也没起任何作用。他们要求在监狱的两个小时午饭间歇进行询问的要求也被拒绝：作为被指控为罪犯的曼德拉和西苏鲁无论如何是不可能享受到这种特殊待遇的。

辩护律师组在是否让曼德拉和其他人作证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乔夫尤其反对他的委托人遭受质询，这些人是在他成长过程中，受他如此尊敬和崇拜的人，如果他们遭到像尤塔这种人的嘲笑，他是无法容忍的。但是乔治·比泽斯强调：除非被告提出证据使得法官确信他们没有决定进行游击战争，否则就将意味着死刑，并且，他相信如果法官在听了他们在证人席上的证词后，将很难把他们送上绞刑架。而费雪则拒绝支持任何一方，而主张征求被告们自己的意见。

西苏鲁说他们当然不怕尤塔的质询，而姆贝基认为他们的答辩是强有力的。曼德拉向乔夫提出：“我想，乔夫，作为一个律师，我完全能理解你的意图，你十分渴望能挽救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很渴望能活下来，但这仅仅是第二位的考虑。我们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我们政治理念的实现。正如我们以前说过的，我们曾为了自由和尊严而战斗，这里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对政治而言是正确的，毕竟，我们只是将陈述事实。”当曼德拉向其他人征询意见时，他们都同意了。

费雪给曼德拉递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比泽斯也递了一个内容相近的条子给其他被告，上面写着：“曼德拉要以他期望的方式——嗓音宏亮而吐字清晰，发表政治声明，唯一的一种选择就是在证人席上发表。”曼德拉很快草写了答复：他想接受质询，尤塔对非洲人民的“牢骚”的嘲弄以及他致力于将非国大诋毁为在共产主义控制下的努力，令曼德拉感到很痛苦。

其他人都同意了顾问团的建议：曼德拉应该在证人席上强有力地阐述他们的观点，然后由他们来接受质询。经过多次的书面争论后，曼德拉勉强同意了。

随后，乔夫递给曼德拉一张纸条。曼德拉读的时候，抿嘴笑了。纸条上写着：对这个决定必须严守秘密，所以他们将假装成他还在准备证据而向他提供大量的文件，这些文件将有利于使监狱当局疲于应付，而不会通知尤塔。曼德拉会意地对乔夫大声说：“顺便提一下，我需要‘叛国罪审判’的记录以准备我的证词。”当曼德拉烧毁乔夫的纸条时，因为想到尤塔通过一百多卷厚厚的卷宗来给监狱当局制造麻烦时，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乔夫开始不断地往监狱里送文件和书刊，上面标明是给曼德拉的。这些书包括经济方面的论文集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曼德拉急切地想读一读这本书。监狱当局把《战争与和平》退给了乔夫，告诉他监狱领导绝不允许把共产主义书籍，尤其是关于战争的共产主义书籍送给一名犯人。

在开庭5个月后，1964年4月20日，星期一，法院的法庭由于要进行辩方陈述而被挤得的水泄不通。主要顾问布拉姆·费舍尔，总结了辩方律师将要证明的：政府的哪些陈述辩方承认，政府的哪些陈述辩方将否认，随后他说：“法官，辩方的陈述将由纳尔逊·曼德拉在被告席上的陈述开始。因为他参与了‘民族之矛’的组建，他将向法庭讲述这个组织的开始一直到1962年8月的历史。他本人在那时被捕了。”

“阁下！”尤塔失望地叫了起来，请求法官警告被告，他从被告席上发言远不如接受法庭质问重要。

“我认为，尤塔博士”，法官回答道，“被告的辩护律师有足够丰富的经验来向他的委托人建议，不需要你帮忙。”

一向彬彬有礼的费雪对法官的建议表示赞赏。他告诉尤塔：“我们和我们的委托人没有谁不知道刑法条款。”然后他接着说：“我请纳尔逊·曼德拉出庭。”

曼德拉慢慢地站起来，调整了一下他用于阅读的眼镜，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始读他的声明：

“阁下，我是第一号被告。我有文学学士学位，在约翰内斯堡曾与奥立佛·坦博一起做过几年律师。首先，我想说，政府起诉中说南非的斗争受外国人或共产主义分子的影响，这是完全不对的。我所做的一切，无论是作为我的人民中的一分子还是作为他们的领导者，都是源于我在南非的遭遇，和我感到自豪的非洲历史，而不是因为任何外人可能说过什么……

“我希望生活能给我机会，为人民服务，为他们的自由斗争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这就是推动我做那些事情的动力。

“说到这里，我必须马上而且详尽一点地说一说暴力问题。到目前为止，法庭得到的情况，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的。然而，我并不否认策划了破坏活动。我那样做既不是因为自己的鲁莽，也不是因为我喜欢暴力。我在冷静而理智地考虑政治形势之后制订了计划，这种政治形势源于白人对我的人民多年的暴政统治、剥削和压迫。

“我承认我是‘民族之矛’的发起人之一；而且，在1962年8月被捕之前，我在其中起了突出的作用。”

他接着谈到非国大与“民族之矛”间的关系，纠正了官方的证词并描述了政府暴力。政府暴力在1961年最终导致非国大决定以暴力对付暴力。“但我们选择的那种暴力并非恐怖主义。我们这些组成‘民族之矛’的人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员，在我们身后都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非暴力传统，我们把谈判作为解决政治争端的手段。”

他简要地回顾了1912年非国大的成立及其在长期斗争中的政策。

“但白人政府并不为之所动，非洲人民的权利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我们的领袖卢图利大酋长1952年成为非国大主席，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用他的话说就是：‘谁能否认30年来我一直在徒劳地、耐心地、温和地而又谦逊地敲一扇关闭的、上了闩的门？这种温和又有什么结果？过去30年我们看到的只是数不清的法律，限制我们的权利和发展；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没什么权利可言了。’”

曼德拉接着描述了1952年的“蔑视运动”，法律更加严厉却没能阻止抗议活动；在“判国罪审判”中他们所受的全部指控统统被推翻，包括指控非国大图谋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就像当前的审判一样，政府总是试图给其对手贴上共产主义分子的标签，但是非国大从来就不是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沙佩维尔枪击案后，非国大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决定蔑视这项法令。他毫不怀疑，任何一个白人政治组织如果在政府中没有发言权，那么当政府宣布他为非法时，他决不会自行解散。

他提及人民的情绪，他们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谈论暴力，探讨“有一天他们将与白人战斗，夺回他们的国家”。

“尽管如此，我们非国大的领导们总是劝说他们避免采用暴力，而利用和平手段。当我们这些领导中的一些人1961年6月份讨论这个问题时，不能否认，我们通过非暴力手段实现没有种族主义的国家的政策一无所获。我们的追随者已开始对非暴力政策失去信心，他们正在形成令人不安的恐怖主义念头。”

他提醒法庭注意，暴力已成为政治舞台的特征：“城区已出现了一些小组，他们自发地制订计划，准备进行暴力形式的政治斗争。如果不给予正当的引导，将会出现这样的危险——这些小组将用恐怖主义手段对付非洲人以及白人。”最令人不安的是在农村地区产生的那种暴力：“虽然这种暴力起源于反抗政府的斗争，但它越来越成为农村内部的冲突，而不是反抗政府的斗争。按这种方式进行的斗争，除了可能的死亡和怨恨外，什么也别指望。”

因此，1961年6月初，他和他的战友们开始筹划建立“民族之矛”。

他说，非国大仍然是一个独立的、具有群众性的政治组织。至于“民族之矛”，他的发起人感到国家正在走向黑人与白人间的内战，在制订计划时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我们需要一个计划，它灵活、能让我们根据时代的需要而随机应变；最重要的是，这个计划必须把内战作为最后一招棋，让未来决定这个问题。我们不想进行内战，但如果内战不可避免，我们需要有所准备。”

“在四种可能的暴力斗争形式中，我们选择了破坏活动这种形式，而且在做出任何未来决定前将充分利用这一形式。”

在进行了第一批破坏活动之后，曼德拉承认白人没能作出反应，提出变革。按照他们的特点，他们又退回到“牛车阵”中。

“与此相反，非洲人的反应是受到鼓舞。突然间希望又出现了，他们盼望的事情在发生着。城镇里的人们对政治新闻变得很关切。最初的胜利激起了人们极高的热情，人们开始猜测距离自由还有多远。”

“我们‘民族之矛’对白人的反应感到忧虑。黑人与白人界线已分明，他们分别进入两个不同的阵营，避免内战的前景变得黯淡起来。白人的报纸报道说，进行破坏活动将被处以死刑。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继续使非洲人避免恐怖主义呢？”

他说：“种族冲突已使几十名非洲人丧生。南非还能经受多少次沙佩维尔惨案？我们要怎样做才能不使暴力和恐怖成为日常生活的秩序呢？

“经验告诉我们，造反会使政府有无限机会任意杀戮我们的人民。但正是因为南非的土地已浸透了无辜南非非洲人的鲜血，我们觉得有责任进行长期准备，以便用武力保护自己免受武力侵害。如果战争不能避免，我们希望战争能在对我们的人民最有利的条件下进行。对我们最有利而且使双方伤亡危险都最小的战争形式是游击战争。

“所有白人都必须接受军事训练，但没有一个非洲人有这种条件。在我们看来，建立一支经过良好训练的核心力量很重要，它可以为将来的游击战争提供必要的领导力量。同时我们需要建立一支受过训练的文职行政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员的核心队伍，一旦时机成熟，非洲人就能够参与这个国家的政府。”

他描述了他的非洲之行、他对战争艺术的研究以及他接受的训练。法官面前摆着他记录这些事情的笔记本，那些东西是在利沃尼亚得到的。

在对姆托罗的部分证词进行驳斥之后，曼德拉谈到了政府指控中的一点，即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有相同的目标。

“非国大的宗旨是，而且一直是非洲民族主义。他并不是‘把白人赶进大海’那种叫喊所表达的非洲民族主义的概念。非国大所主张的非洲民族主义其含义是非洲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享有自由、能够自我发展。

“非国大所通过的最重要的政治文件是《自由宪章》。它绝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蓝图：它号召重新分配财富，但并不是国有化；它规定矿藏、银行和垄断工业国有化，因为大垄断企业都由一个种族控制，如果不进行国有化，即使政治权力扩散，种族统治也会渗透进来。根据《自由宪章》，国有化是在私营经济的基础上进行的。实现《自由宪章》的目标，就会为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各阶级的非洲人开辟繁荣的新天地。就我所知，非国大从未鼓吹过要对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革命性变革，也从没有谴责过资本主义制度。

“就共产党而言，如果我对其政策理解得正确的话，它主张在马克思主义原理基础上建立国家。尽管为了短期内解决白人统治造成的问题，共产党准备为《自由宪章》而奋斗，它只是把《自由宪章》看做其运动的起点，而非终极目标。

“非国大不像共产党，非国大只吸收非洲人为成员。它的主要目标过去是、现在也是为非洲人赢得统一和全部政治权利。与此相反，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用一个工人阶级政府取而代之。共产党想要强调阶级差别，而非国大想要调和这种差别，这是两者本质差别所在。

“的确，非国大和共产党之间一直在密切合作。但是合作仅仅证明两者目标一致——推翻白人统治，而不能证明双方共同利益完全相同。

“世界史上这样的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也许英国、美国与苏联联合对付希特勒的例子最有说服力。除了希特勒，没有人敢说这种合作意味着丘吉尔或罗斯福变成了共产主义的工具，或者说英国和美国正努力实现共产主义。

“类似的合作的例子可以在‘民族之矛’内部找到——‘民族之矛’成立后不久就有人通知我，说共产党将支持它，后来确实是这样。”

曼德拉举了一些例子，说共产党人参加了殖民地国家争取自由的斗争，如在马来西亚、阿尔及利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并未变成共产主义国家。他还描述了过去共产主义分子如何能够而且的确变成非国大成员，这些人中有摩西·科塔尼和J·B·马克斯。曼德拉回忆起他年轻时，说自己曾是“青年联盟”中一个小组中的一员。这个小组想把共产党人开除出非国大。该提议遭到惨败，连保守主义者也在反对者之列。他们认为非国大从一开始就要成为一个非洲人民的议会，能包容各种政治信仰，而不是只有一种派别的政党。他最终接受了这种观点。

“由于对共产主义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可能南非白人难以理解为什么经验丰富的非洲人政治家愿意把共产主义分子作为朋友呢？但对我们来说原因很明显。在当前阶段，在反对压迫的斗争中理论上的差别是一种我们付不起的代价。而且，几十年来，共产主义分子是南非唯一准备平等对待非洲人的政治组织，他们愿意与我们共同进餐，同我们谈话，与我们住在一起并和我们一起工作。他们是唯一的准备与非洲人共同努力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的政治组织。因此，现在有许多非洲人倾向于把自由与共产主义等同起来。由于立法机构把所有支持建立民主政府和争取非洲人自由的人都称作共产主义分子，并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法》宣布他们中的许多人非法；上面的行为更让人相信自由等同于共产主义。尽管我本人不是共产主义分子，也从未加入共产党，但由于我在‘蔑视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我也被那项可恶的法令宣布为共产主义分子。我还被关押起来。

“不仅仅是在国内政治中我们把共产主义分子看做支持我们事业的人，在国际范围内，共产主义国家也给予我们以援助。在联合国和其他世界组织中，共产主义国家联盟一直在支持亚非国家人民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他们看起来比一些西方大国更同情我们的痛苦处境。虽然全世界都谴责种族隔离制度，但共产主义国家联盟的声音比绝大多数白人世界的更响亮。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像我在1949年时那样傲慢的年轻政客才会宣称共产主义分子是我们的敌人。”

他转而谈论个人立场。“我总是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个非洲人爱国者。”然后他讲述了他在特兰斯凯、在滕布兰德地区代理酋长的监护下成长的经历。现在他被无阶级社会的念头所吸引，这部分是由于阅读马克思著作，部分是由于他对南部非洲早期社会结构的赞赏。那时，土地属于部落，没有任何剥削。

“的确，我曾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但许多新独立的国家的领袖们也是这样。一些迥然不同的人物，如甘地、尼赫鲁、恩克鲁玛和纳赛尔都承认这一点。我们都觉得需要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使我们的人民能赶上世界发达国家，来克服遗留下来的赤贫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

“实际上，我本人相信，共产党能否在我们政治斗争的这一特定阶段上发挥其特殊作用可以辩论。目前的根本任务是消除种族歧视，在《自由宪章》的基础上获得民主权利。只要共产党能促进实现这一任务，我欢迎它帮忙。我意识到这是吸引各种族人民参与我们的斗争的方法之一。”

“从我阅读马克思主义者论著和与马克思主义者谈话中，我的印象是：他们认为西方的议会制度是不民主的、反动的。而我恰恰相反，对那种制度很欣赏。”

《大宪章》及《民权法典》为全世界民主人士所推崇。曼德拉补充道：他很敬重英国的政治、司法制度；美国的国会和独立的司法制度。他的思想受到东西方两方面影响，在探索政治方案时，他想绝对地客观。

曼德拉又转向共产主义问题。法庭展示了他的3份手稿，这都是他作的笔记，他解释当时的情况：他的一位既是非国大成员又是共产党员的老朋友，一直试图说服他加入共产党。曼德拉屡次拒绝，并批评共产主义分子的著作含糊而且净是晦涩的术语。他的朋友请他把自己脑子里的想法，用简化的形式重新起草一份材料。“我同意了”，曼德拉告诉法庭，“但我没有做完这件事……在法庭展示这份未完成的手稿之前，我从未再看到过它”。

（20年之后，博塔总统大肆引用当年的一份证据。在1985年8月的“声明”中，他试图把曼德拉描绘成一个残暴的共产主义分子。他引用如下一段话：“我们共产党员是现代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者……在实现共产主义世界之前，我们必须彻底粉碎敌人并把他们扫出地球。”博塔先生没有提及曼德拉并没有写这段话，这是他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上面抄下来的，这本小册子也作为证据在审判中被人展示。）

曼德拉接着谈了来自国外的资金援助，这些援助用于补充国内基金来源。在叛国罪审判期间，那种援助来自西方国家中同情他们的个人和组织；当时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再寻找另外的资金来源。但是，“民族之矛”成立后，他意识到缺乏基金将会阻碍他们扩大活动规模，因此非国大提出从非洲国家筹集资金。在与非洲政治运动领导人的谈话中，曼德拉发现他们几乎全都从社会主义国家和西方国家得到过援助。一些著名的国家，他们是非共产主义的，甚至反共产主义，也接受过类似援助。回到南非后，他强烈建议非国大不应局限于从非洲和西方国家寻求支援，也应试着从社会主义国家争取援助基金。

政府曾表明，“民族之矛”是在共产党的启发下成立的，共产党企图利用“假想的苦难促使非洲人民参军，表面上是为非洲自由而战，但实际上是为共产主义国家而战”。

“没有什么比这离真相更远的了。事实上，这种暗示非常荒唐。‘民族之矛’是非洲人自己组建的，目的是深化在他们自己土地上争取自由的斗争。共产党人和其他人支持这一运动，我们只是希望社会上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中来。

“我们的斗争反对的是真实的，而不是假想的苦难，……我们的斗争主要是反对南非非洲人的两种特征——贫困和没有尊严。立法加强了这两种特征，我们力图取消这种立法机构。我们不需要共产主义分子或所谓的‘煽动者’来教我们这些。

“南非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也可能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但这里对比极为鲜明。白人享有的生活水平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而非洲人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40％的非洲人住在‘保留地’，那里毫无希望、人口稠密，而且有时极为干旱。30％的人做劳工、佃农或在白人的农场里干活，生活条件很像中世纪的奴隶。剩下的30％住在城镇里，在那里他们形成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习惯使他们在许多方面与白人标准很接近。然而，即使是这一群人中也有许多人由于低收入高物价而陷于贫困。”

曼德拉引用了南非最繁荣的地区——约翰内斯堡的一组普通非洲人家庭的贫困数据：46％的家庭入不敷出，随着贫困而来的是营养不良与疾病，南非的婴儿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但贫穷并不是非洲人唯一抱怨的东西，白人制定的法律是为了维护这种现状。有两条路可以摆脱贫困：第一是通过正规的教育，第二是工人在劳动中得到更高的技术，从而提高薪水。但是这两条发展之路都被立法有意地取消了。

他引用了1960—1961年间黑人和白人教育经费的有关数据：每个白人儿童得到的教育经费是黑人儿童的约12倍；同时班图教育法规限制非洲人，使他们只能受到比白人低级得多的教育。根据就业的肤色限制，所有的比较好的工作都为白人而保留；黑人工会不被承认，罢工是非法的。

曼德拉继续说：“非洲人遭受没有尊严之苦，其直接原因是白人统治的政策。白人统治意味着黑人低下，……白人倾向于把非洲人看做单独的一个种。他们不把非洲人看做是有自己家庭的人，没有认识到非洲人也有感情——他们也像白人一样相爱；他们也想和白人那样同自己的妻子、孩子们在一起；他们也想挣足够的钱养活家庭，使他们有吃、有穿、有学上。但哪个‘家仆男童’或‘花园男仆’或流动劳工敢有这样的奢望呢？”

从其个人经历和他作为律师及政治领袖所看到的一切，曼德拉准确地指出白人政府统治下非洲人所忍受的苦难和他们的愿望，这个政府宣称代表欧洲基督教文明。

“《通行证法》是南非最令非洲人痛恨的法律。它使任何一个非洲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受到警察的盘问。我怀疑，在南非是否有一个非洲人男子，他不曾因其通行证而与警察打过交道。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因通行证问题而坐牢；更糟的是这样一种现实——通行证法使丈夫不能与妻子住在一起，从而导致家庭生活破裂。”

这种家庭生活的破裂和贫困导致了可怕的社会崩溃，以及城镇里已很普遍的那种暴力。监狱和死刑治不了这种恶疾。

“非洲人希望他们的工资能够养家糊口；非洲人想从事他们能够从事的职业，而不是政府说他们能做的工作；非洲人希望住在他们工作的地方，而不会因为那不是他的出生地就被赶出来；非洲人希望能在他们工作的地方拥有土地，而不是被迫住在租来的房子里，那些房子永远不会属于他们；非洲人男性希望同他的妻子、孩子住在他工作的地区，而不是被迫到单身宿舍去过违背人之常情的生活；妇女们则希望与她们的丈夫住在一起，而不愿留守在保留地寡居；非洲人想要在自己的国家内旅游，在他们愿意去的地方工作，而不是到劳工局指派的地方去；非洲人要求在全南非享有他们应得的份额；他们想拥有安全保障和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