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漫漫长夜

一、把牢底坐穿

1964年，在曼德拉46岁生日前不久，他二上罗本岛。该岛位于开普敦西北约7英里处，面积很小，土地被风侵蚀得露出岩层。岩石峥嵘，风疾浪涌，四面为滔滔大海包围。和曼德拉一起到岛上的，有西苏鲁和其他利沃尼亚审判案中的被告。在岛上，他的朋友们叫他的部族名字“玛迪巴”。

仲冬，岛上阴湿寒冷；在浓雪迷漫的日子里，从灯塔里传出的雾号声凄惨地回荡着。看守们骂骂咧咧地指挥新来犯人的每个动作，其中一个看守手背上刺有字花纹。起初他们与其他“政治犯”关押在旧监狱，冲澡时必须脱光衣服跑到大约有200码远的津克监狱的洗手间。监狱管理人员牵着阿尔萨斯狗，监视着他们劳动，建筑一个新的“隔离”区，该区有88间牢房，有最大程度的安全措施。曼德拉他们将首批住进这些牢房，这一点可以由刻在水泥板上的他们的姓名证明。一堵30英尺高的墙将他们与其他牢房隔开。这些单独囚禁的政治犯占据了一个中央天井的一边，另一边是被判无期徒刑的刑事犯。

囚禁曼德拉的牢房很典型，大约7平方英尺，有一个40瓦的灯泡用来照明，地板上有一个垫子和两条毯子。狱服是短裤和黄卡叽布衬衣，难以抵挡夜晚的寒冷。太阳出来之前，这些政治犯们便被叫醒，用凉水洗脸，然后修面、清理便桶。曼德拉和大约30名难友们轮流分发早餐：每人都有粥，但是印度人和有色人种可以得到一匙糖和一份面包，非洲人则只有半匙糖，没有面包。午餐和晚餐主要是玉米、无味的汤和清咖啡，有时添给小块的肉或一些蔬菜。

每天，从早到晚听到的尽是看守们高声吆喝的声音、命令他们待在自己的牢房里，叫他们不要出声，因为他们处于“隔离状态”。

于是他们开展斗争，先是争取基本权利：到牢房外面锻炼身体，做有用的工作，允许相互交谈，增加毯子，发给长裤，改善并增加伙食。每周六早晨他们都提出抱怨，狱方官员视之为玩笑，但曼德拉要求他们认真听取意见。他坚定、冷漠地表示礼貌，不是把监狱官员当敌人，而是把他们看做应该做好本职工作——执行监狱规定的人。

几个星期后他们迎来第一次胜利，尽管微不足道：让他们出去坐在后天井里，用锤子把岩石砸成小碎块。如果发现谁谈话，就罚3顿不准吃饭。第二次被抓住将被罚5顿不能吃饭。但他们设法通过叮当的锤声传递信息，相互交流，甚至玩起文字游戏。

丹尼斯·布鲁特斯是个学校校长、诗人和体育抵制运动组织者，他由于违反禁令被判短期徒刑。他还记得一种游戏：每天由一个人提出一个问题，在小组间互相传递，这个问题通常是一个人单独在牢房里冥思苦想的结果。曼德拉曾问过费边社的来源是哪里，费边社是一个社会主义团体的名字，G·B·萧伯纳和H·G·韦尔斯都是其成员。布鲁特斯回答说：费边社来自罗马大将Fabian Maximas（费边·马克西姆斯），他高明的战术逐渐地使汉尼拔（Hannibal）的军队筋疲力尽。因此，这一名字被象征性地用来指逐渐引进和传播社会主义。

在院里劳动的头几个月里，一位报社的摄影记者被准许为正在砸石头的人拍照。他还在犯人们休息期间拍了一张曼德拉和西苏鲁在一起的照片——这是漫长的监狱时光中他们拍摄的唯一照片。

由于利沃尼亚一案被告们受到监禁，后来的“民族之矛”和非国大领导人及组织者又遭到逮捕，流亡国外的非国大承认“敌人沉重打击了运动的核心力量”，这是“一次严重的挫折”。政府对在押人员进行了90天的肉体和心灵折磨，并花钱收买告密者，这使得非洲人国民大会、泛非主义者大会、“民族之矛”以及其他激进组织的成员不断遭到逮捕，从大陆来到罗本岛。白人政治犯被关押在比勒陀利亚；黑人妇女通常被关在克龙斯塔德。罗本岛只关押男性黑人，他们中有教师、农民、医生、劳工、会计、工人和工会成员，年龄从15岁到70岁。在这个小岛上人们空前地团结一心，尽管关押在特别区的领导人与其他牢房相隔绝。普通区里有1000多名政治犯和大约300名刑事犯，每个牢房60人。不久，由于“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被投入津克监狱，纳米比亚人也来到了岛上。罗伯特·索布克韦被拘禁在白人看守住处附近的一座房子里，由卫兵看管。

仲夏，曼德拉和隔离区的同志们被派去罗本岛中部的石灰矿劳动。曼德拉走在前面。“快点！快点！”队伍后面的狱吏命令道。曼德拉故意走得很慢。“快！快！”狱吏重复个不停。曼德拉不理他。这时，作业小组的成员们随着他缓慢的步子，唱起“自由之歌”来。当普通区的作业小队走近时，曼德拉他们被命令停下来，转过身去，等待这些人走过去。不许交谈，不许交换眼神相互鼓励。可是，当局不能阻止他们欣赏岛上开满黄花的灌木和桉树；偶而还能看见一只小鹿或一只鸵鸟。而在东南方遥远的地方，隔着波光闪闪的大海，是一片朦胧的桌山的景色，隐隐约约出现于开普敦上空。

在采石场，犯人们用尖镐和铁锹挖掘石灰，然后将石灰石板装上汽车。他们被赶进一个大坑，炎炎烈日之下，大坑变成一个火炉，石灰反射着刺眼的阳光。他们被热浪炙烤着，而看守们却逼着他们继续干，“干活，嘿，干活！”他们一小时一小时地挖着石灰，装车，四肢和腰背酸痛，脚踝和手上都磨起了泡，眼里全是沙子，痛得很。下午，他们一瘸一拐地回到监狱，浑身都是石灰粉末。他们找一个最近的地方洗澡，然后筋疲力尽地倒在牢房的垫子上。每天晚上，看守们一下班，牢房里就传出犯人们一起祈祷，一起唱自由歌曲的声音。

这种生活日复一日，直到在抱怨时间里曼德拉提出了他们的抗议。脚镣去掉了，但是他们希望做有用工作的要求从未得到同意，他们继续在那个历代犯人挖的大坑里劳动。罗本岛最早的“居民”是海豹（荷兰语叫罗贝）、企鹅和蛇，直到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最早一批在好望角建立基地的欧洲人，认识到这里适合作监狱：大海不仅使犯人难以逃跑，而且可以阻挡不受欢迎的采访者。罗本岛成为黑人反抗帝国主义的历史的一部分。1658年，一个叫奥特舒马约的科伊族反叛者——荷兰人称他赫里——第一个被流放到这里，他也是少数几个逃出去的人之一。荷兰人还把爪哇和摩鹿加群岛造反的酋长、国王和君主流放到这里。以后，英国人在19世纪占领好望角，将曼德拉从孩童时代起就一直崇拜的那些英雄中的某些人放逐到该岛上。马卡纳和马科玛是被殖民者优势兵力所击败的阿马科萨人的伟大、勇敢的酋长们。他们俩分别在1819年和19世纪50年代被关至该岛。马卡纳逃出去时淹死了，一些犯人称此岛为马卡纳岛。英国人把各种族的慢性病患者、精神病人和穷人们送到岛上，其中还有麻风病人。很多人死在岛上，他们的尸骨与那些死于无期徒刑的黑人囚犯的骨头以及被放逐者的骨头混在一起。1959年，司法部长沃斯特宣布，罗本岛将是关押“非白人犯人”的最安全可靠的监狱。据称该岛固若金汤，因为不允许任何船只驶近1英里以内，而且海面上水流湍急。

政治犯属于D类：每6个月允许写一封500字的信，可以进行一次探监，只允许谈家庭琐事。温妮曾形容说在失去“形象如此高大的人”的最初几个月里，她“痛不欲生”。当她“摸索着前进，努力适应”时，就反复读他的第一封信。

当第一次探监日期到来时，温妮同阿伯蒂娜·西苏鲁和卢图利的女儿阿伯蒂娜·恩加卡娜（她的丈夫在服短期徒刑）一起出发。她们千里迢迢来到开普敦。在码头上，她们要在犯人探视记录簿上签名，同意遵守以下规定：不许带相机，不准带猫、狗，不许带16岁以下儿童。坐渡船过海需45分钟，最后她们终于到了罗本岛。狱吏把她们从码头押送到探视室，一路上什么也见不到，因为一面是高墙把监狱遮起来，另一面是大海。温妮头一次听到以后她每次探视丈夫都要重复的警告：一位高级官员告诉她，不许讲科萨语，或者谈论除了孩子和“直系亲属”外的任何人的任何事。如果她违反规定，就会被停止探监。

与此同时，曼德拉和其他允许被探视的人也受到同样警告，不许谈论监狱情况。当听见叫到自己的名字时，就去探视室。

丈夫和妻子终于相见了，每人有二三名看守陪着，彼此只能透过小窗户模糊地注视着对方，通过看守控制的电话听对方说话。通过这种别扭的方式，他们尽情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那时泽妮6岁，津姬4岁半，他们谈论女儿的发展和需要。津姬刚上幼儿园，但她不愿待在那里，要像姐姐一样去上“正式的”学校。曼德拉同意了温妮的意见，说她可以这么做。看守喊了一声“时间到了！”，半个小时的会面便戛然而止。

温妮她们几个在监狱出口处游荡，以便在她们的丈夫被押送回牢房时能看上他们一眼。阿伯蒂娜·西苏鲁不禁惊叫；“哎呀，我们的亲人变得越来越小了！”她又说：“但他们的精神多么坚强。”随后她们被押送走，回到渡口，回到大陆，然后长途旅行回家。在那些稀罕的探视中，温妮还能见到曼德拉的长子滕比，他住在开普敦，偶尔获准探望他的父亲。

在奥兰多家中，温妮告诉孩子们关于她们父亲的情况。泽妮所能记起最后见到父亲的情形，是人群和司法大厦外面的小汽车。禁令越来越严格，限制得温妮也不能陪她们去上学。温妮描述了禁令对她的影响，那些命令禁止她进入学校或访问除奥兰多之外的任何非洲人居住区。

政府的禁令中止了温妮在儿童福利部的工作，警察对雇主们的威胁增加了她谋生的难度：她从城里一家家具店转到一家干洗店，然后又到修鞋店。

温妮从一个腼腆的女孩长成了一位漂亮的少妇，有一种曼德拉式的活力。有时，孤独和各种担子常常令人难以忍受，而孤独又加重了她轻信人的弱点。经过几年的时间；她发现两个她认为值得信赖的朋友原来是警察的线人。当安全警察设法散布谣言，说她是个告密者时，一些政治上的朋友排斥她，这使她很痛苦。当局总是让罗本岛上的曼德拉听到这些花边消息，可是他成功地传出口信，要求人们在这样困难的时刻支持他的妻子。

卑鄙的南非政府不仅迫害曼德拉，而且千万百计加强对温妮的限制。温妮·曼德拉和他们的孩子们在纳尔逊被囚罗本岛的岁月中，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和深切的离愁。

1961年，温妮被政府禁止书写或发表任何东西；1967年她两次被捕，被指控触犯了这样那样的禁令。在警察局牢房里待了4天之后，她被判处14个月的缓期徒刑。

“在奥兰多，我从未能像一个母亲那样，拉住幼小的女儿们的手，把她们送到学校，将她们介绍给她们的教师，这本是每一个母亲在孩子开始上学时的应有的权利。每个母亲都非常盼望有那么一天。我从未讲过我孩子上的任何一所学校，也从未见过我的孩子们的任何一位老师。我不能那样做，因为那将意味着违犯对我的禁令。”

“孩子们很小的时候，我就把她们放在寄宿学校。开始是在斯威士兰的一个罗马天主教会学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学校的名字叫‘忧伤圣母’。实际上她们只得自己照顾自己。”

多年后她这样述说那种折磨人的日子对家庭的影响：“就南非黑人妇女而言，每个黑人家庭都是一个政坛。黑人妇女发现自己不得不向孩子们解释社会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津姬大约6岁的时候，她问我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每一位母亲都要面临。她在外面玩着，然后进到家里说：“妈妈，你说爸爸在监狱里是因为他为黑人而战斗吗？”我说：“是的。”她接着说：“但是隔壁小朋友的爸爸在家里呢。为什么我的爸爸在牢里，而隔壁的爸爸不呢？”

童真的疑问，听来怎不令人辛酸？在罗本岛上，被《泰晤士报》称为“南非民主主义巨人”的曼德拉，编号466/64。他在海滩上采集海藻，制作肥料。那种工作非常累人，而且在南大西洋冰冷海水冲刷过的沙地上行走更令人不舒服。远处的开普敦港，船舶进进出出，很是繁忙。

有一次，曼德拉说：“南非的监狱想让我们失去战斗力，使我们再也没有力量和勇气去追求自己的理想。”但实际上，这些人不仅仅被当做犯人，而且被作为黑人来对待。这样做结果适得其反，因为这加剧了他们的反抗。

与此同时，乔治·比泽斯讲了他第一次参观罗本岛的见闻：“八名卫兵列队向我走来，中间夹着的是纳尔逊，他穿着凉鞋、短裤和制服上衣，很放松地站在他们中间。他说：‘乔治，我想向你介绍我尊敬的卫兵。’接着他把八个人统统介绍给我！”

年复一年，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一直服苦役，不挖石灰或敲石头的时候，他们就修路。有一次，他不舒服，不能把一块沉重的石头搬到卡车上去。当时总监狱长正同狱长们一起视察，发现曼德拉拒绝执行命令。他被控偷懒和不服从法令，受到罗本岛司法官的审判，被判处6天单独监禁，并吃节食餐。单人牢房冰冷冰冷的，而节食餐就是煮过米的汤水。

破坏犯人士气的努力取代了60年代初期很普遍的体罚。埃迪·丹尼尔斯（自由党党员，“非洲抵抗运动”破坏活动部成员）说：“我们被送入监狱，政府有两个目的：摧垮我们的士气并让世界忘记我们。他们灰溜溜地失败了。有曼德拉和西苏鲁同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有被削弱，他们帮助你坚强起来。”他还说：“曼德拉教我如何生活。我生病时，他会叫所有别的人来照料我。他亲自来看我，甚至给我倒大小便。”

通过绝食、怠工和其他形式的抗议，以及国际上越来越多的关注，政治犯的待遇有所改善：他们相互间可以交谈，伙食得到改善，增加了毯子，还发了长裤。丹尼斯·布鲁特斯描述过这种情景：夜晚，看守们走了以后，某个犯人会开始用哨吹一支曲子，虽然吹口哨是不允许的——就会听到另一牢房的和声，直到口哨声四起，汇成小型的口哨乐队。

犯人们不断抱怨医疗工作疏忽大意，麻木不仁。典狱长的定期更换也令人不快——每个新狱长都有自己的馊主意，犯人们必须想办法对付。有一个典狱长绰号“铁汉”，幸亏他只待了6个月就调走了。后来有一任典狱长稍好一些，他确实听取了犯人们的牢骚，但他又被换走了。

尽管条件很艰苦，曼德拉仍坚持天天锻炼身体。监狱生活虽然十分单调。他却发现，既使在狱中日子也每天不同，所有犯人都这样认为。新的一天对他们来说，是友谊不断发展、共享经历的一天，是重温往事，再次坚定对未来信心的一天。

曼德拉喜欢讲他在滕布兰度过的青年时代和谈论自己的非洲之行。有时幽默感来了便对旧事大加发挥。他谈起自己经历过的一件事，说他在加纳乘坐一架由非洲人驾驶的飞机时感到惊慌失措，他们怎么会驾驶大型喷气式飞机呢？他的怀疑完全是情不自禁的，这是在南非从小接受教育的结果。飞行中，当驾驶员出来与乘客聊天时，他想，这些非洲人多么不负责任啊！他不知道这架飞机是自动驾驶的。

他的一个难友帕斯卡尔·恩加卡尼博士说：“不论环境多么不利，你总会找到一些东西乐一乐。”“这是人类本性中的保护机制。有一次，监狱看守要求我们凡是有驾驶执照的站到一边来！我们中间会开车的就站到一边。我们想，可能让我们去开卡车，可是交给我们的却是一些独轮车！”

1965年人们相当兴奋。因为他们听说，布拉姆·费雪由于领导非法的共产党的罪名将受审，他已转入地下，力图恢复斗争。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他躲过了当局的搜捕。政府通过一条新的法律：对保安警察想要提审的任何人，都可以拘留180天，单独囚禁。没几周，他们得到情报，费雪也遭逮捕并受到审判，被控他与在“利沃尼亚审判”中为之辩护的那些人同谋。他被判处终身监禁，同其他白人政治犯一起关在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

从看守们的举动中常可以觉察外边可能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这种时候，曼德拉和岛上的犯人们就受到更加粗暴的对待。如1966年纳米比亚爆发武装斗争时就是如此。政治犯们只知事情的梗概，详细情况是“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人安丁巴·贾·托伊沃来到这个监狱后才搞清楚的。托伊沃关在一“隔离区”，要服20年徒刑。非洲人民解放斗争不断出现新情况：安哥拉、莫桑比克以及现在的纳米比亚的斗争都在不断发展壮大。

J·B·斯沃特接替维沃尔德博士担任总理，后者于1966年9月在白人议院中被一名精神错乱的白人信差刺杀。

第二年，有些“民族之矛”成员被送到罗本岛上服长期徒刑。他们是被罗得西亚[1]军队俘获，交给南非警察的。他们同乔舒亚·恩科莫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一起，组织了一支游击队，打算在赞比亚与南非中间地带建立根据地。这个设想不周的方案要穿过大片野生动物保护区和茫茫的灌木丛生带，而且他们缺乏装备和经验。结果是一种灾难。

在南非，政府通过了《反恐怖主义法》。1969年5月12日凌晨两点，第一批人遭到逮捕。在曼德拉家里，泽妮和津姬都放假在家，她们正和母亲在睡觉，这时警察砰砰地敲门，手电筒透过窗户往屋里乱照。他们命令温妮穿好衣服。因为孩子们紧紧地抓住她的裙子，恳求警察放开她，温妮请求把她们送到她姐姐尼基韦·克斯巴那里，她就住在附近。警察粗暴地拒绝了温妮的要求，她只得把孩子们留在家里。就在两天前，她曾去看过一位专家，那位专家诊断说温妮有心脏病，这一情况安全警察也知道。第二天早晨，泽妮与津姬去找她们的姨妈时，她们得不到一点关于温妮的去向以及她的健康状况的消息。在罗本岛上，曼德拉很快就知道她已被捕。

政府指控温妮·曼德拉从她在罗本岛上的丈夫那里得到“指示”。简而言之，罪名归结起来就是他们在约翰内斯堡、东开普和纳塔尔恢复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有80人作证，他们中大多数人还处在监禁之中。令温妮尤为痛心的是，她最小的妹妹诺尼阿尼索“公主”也遭到监禁。在她们母亲去世后，温妮像妈妈一样照顾诺尼阿尼索，背着她走很长很长的路。

1970年2月16日，法官宣布：“我判定你们无罪，你们被释放了。”温妮和伙伴们还没来得及与亲人、朋友们团聚庆贺，观众们就被命令退庭，这22人被重新拘留。还是根据《反恐怖主义法》，他们又回到单人牢房，准备接受进一步的“审讯”。

1970年2月25日，《纽约时报》评论说：“起诉的战略看起来很清楚，政府干脆把被告们关押起来，直到政府能够获到或捏造更多的‘证据’”。当然，要采用暴力手段，而这种方法已成为南非“公正”的特点。

在温妮被捕后两个月，狱长把曼德拉叫到办公室，告诉他说，他的儿子滕比在一起汽车相撞的车祸中丧生了。小时候，滕比最受曼德拉宠爱。后来，他拒绝去罗本岛探望曼德拉，显然还没有原谅曼德拉离他母亲而去。看守们描绘了曼德拉处于极度痛苦中时的情景：好几天晚上他都睡不着觉，只是站在他那单人牢房的小窗户旁，出神地往外看。

在南非国内以及海外，越来越多的人对南非政府虐待温妮·曼德拉和她的同事们表示抗议。6月，政府撤消了对其中一人的指控。温妮和其他19人再次受审，这次是根据《反恐怖主义法》。1970年9月14日，法庭宣布他们全体无罪开释。他们在单独监禁中总共度过了491天。

温妮在一封给伦敦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在整个的这次考验中，最让人感到安慰的是，在争取人类尊严的斗争中，我们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这的确是对一个人理想坚定与否的严酷的考验……如果我们想使自己的孩子免受我们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我们就要下定决心不惜代价斗争到底。”

10月，政府颁布了针对她的新禁令，期限五年。这个禁令不但不允许她离开奥兰多，而且每个晚上和整个周末以及公共假日她都要受到软禁，任何时候都不得会客。有一次她生病，她的一个姨妹来看她，温妮立即被捕，理由是她触犯了后一项禁令。折磨似乎没有任何限度。

但是一个月后，在得到可以离开奥兰多的特许后，她终于可以去看望她丈夫了，虽然只有半小时。他们已经有两年没见面了。

在罗本岛上，曼德拉起草了一份请愿书，他和另外21人签了名，要求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请愿书指出，亲德国的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分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背叛祖国，造成数以千计的伤亡。在反对希特勒的战争时他们再度叛国，可是只坐了几年牢就获释了。曼德拉和其他签名的人要求享有同样待遇，并且指出他们之所以得不到同等待遇，只是因为他们是黑人造反者。海伦·苏兹曼到罗本岛上同他们讨论这一请愿书，她指出：“你们与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你们的斗争仍在继续。的确，1915年的叛乱分子获释了，但他们的斗争被挫败了。你打算说你们要放弃武装斗争吗？”

“不”，曼德拉答道，“在我们的人民获得自由之前，我们决不放弃武装斗争。”

1978年11月7日，纳尔逊·曼德拉将开始他在狱中度过的第17个年头。他和其他几百名来自南非和纳米比亚的自由战士被关在戒备森严的罗本岛监狱里。这座小岛扼守着开普敦港的入口。

罗本岛，更多的南非人把它简单地称作“埃塞奇蒂尼”，已经深深地与黑人抵抗殖民主义和为国民的自由而斗争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了。在科洛科洛人和荷兰人在1658年的战争结束后，奥特舒巴约被放逐到那里，这在种族主义历史学家像哈端等人的书中都有记载，他是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成功逃出该岛的人。之后被关押在那里的有许多爱国者和自由战士——包括一些英雄，诸如第四次科萨抵抗战争中科萨军队的指挥官马卡纳，1834年第五次科萨抵抗战争中的指挥官马科玛，被1873年纳塔尔的法庭宣判为“严重叛国罪”的胡鲁比首领兰格里巴里里，在那些生活并死于该岛的人当中，包括来自爪哇的政治流放者拉图·曼图拉。

罗本岛——这个臭名昭著的关押政治犯的监狱，曾作为麻疯病隔离所、二战时期的海军堡垒是一个小小的石灰石岬角，荒凉、多风，受到来自南极的本格拉寒流的冲刷。这个岛有着纵横交错的地下通道，据称是防御工事的一部分。该岛还遮掩着朝向大西洋的重炮。该岛的历史联系着南非黑人受奴役的岁月。纳尔逊·曼德拉已经在这里住了16年了。60年代初，当维沃尔德是白人总理而且沃斯特是司法部长之时，该岛被重建成为一个政治犯监狱。他们把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自由战士囚禁在那里，希望这样就能抹去这些南非人民常常提到的名字，使他们不为人知。

但是，纳尔逊已经变成了一个活着的传奇人物，人民通过他们的行动揭穿了南非疯狂的种族主义统治者所设计的谎言。

群众对纳尔逊·曼德拉的认同超越了曼德拉个人的范围，将他看做“民族之矛”的第一个总司令，正是这种认同将群众带到了“民族之矛”和非国大的同一条战线上。

纳尔逊·曼德拉个人不能和“民族之矛”及非国大分离。他首先是非国大的产物，他在非国大的阵营内发展了自己的政治事业。这种发展不是仅仅对其政治觉悟的锐度和深度进行了规定，同样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自己作为一个组织、一个队伍、一个集体的一部分的工作方法。无论在狱内或狱外，他都在继续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