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漫漫长夜

六、自由之路无坦途

1985年1月31日，博塔总统向南非众议院宣布：

“政府愿意考虑在南非共和国境内给予曼德拉先生自由，作为条件，曼德拉先生要承诺不再策划、煽动、参与任何以进一步的政治目的为目标的暴力活动。他将循规蹈矩，遵守法纪……因而，现在并非南非政府妨碍了曼德拉先生的自由，而是他自己。何去何从，取决于他，他要做的只是无条件放弃暴力作为政治手段，毕竟，这是为所有文明的国度尊崇的准则。”

2月8日温妮·曼德拉在家庭律师伊斯梅尔·阿约布的陪同下，探望了她的丈夫，看他对总统的提议如何答复，曼德拉希望告知他的人民，于是开始口述声明，在旁监视的狱官立即提出抗议。曼德拉说他有权以任何方式答复总统，当狱官离开后，他继续口述。接着进来一位高级军官，命令他停下来。曼德拉坚持监狱方面可以打电话给总统，而他则继续口述。

2月10日，星期六，津姬在索韦托的杰布拉尼圆形剧场宣读了她父亲的声明《致人民》，此时“联合民主阵线”正为图图获得诺贝尔奖举行庆祝，通过津姬，曼德拉和他的同伴向“联合民主阵线”表示了感谢，向大主教表示了敬意。温妮·曼德拉违反禁令，出席了会议，看到当女儿朗读声明时，群情振奋：

“我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希望你们，我们的人民能第一个听到这一声明。他们清楚他们对你们而且只对你们担负着责任，你们应该直接听到他们的意见，而非借助他人。

“我父亲不仅为他和他在波尔斯摩尔的同志们呼吁，而且为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投入监狱的人们呼吁，为所有被流放者呼吁，为所有受种族隔离之苦的人们呼吁，为所有反对种族隔离和所有被压迫和被剥削者呼吁。

“在我们的斗争中，总有一些傀儡自诩为你们的代言人，他们东奔西跑，国内国外到处发表声明，却毫无结果。我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将和他们不同。

“我父亲说：‘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员，我曾经是而且永远是他的一员。奥利弗·坦博胜似我的兄弟，他是50年来我最了不起的朋友和同志。如果你们中有谁珍视我的自由，奥利弗·坦博，会尤甚之。为我能获得自由、我知道他不惜献出生命，我们观点一致，毫无分歧。

“我父亲说：‘对政府强加于我的条件，我甚感惊奇。我不是一个粗暴的人。1952年我和同志们写信给马兰要求召开圆桌会议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被置之不理。

“斯揣敦当政时，我们提出同样的请求，再遭拒绝。

“维沃尔德在台上时，我们要求召开国民大会，让南非人民决定他们的未来，但又一次无功而返。

“当所有其他的方式都不能奏效时，我们选择了武装斗争。

“让博塔表明他和马兰、斯揣敦、维沃尔德的不同吧，让他抛弃暴力吧，让他说他将废除种族隔离。

“让他取消对人民的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禁令吧，让他释放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关押，被流放的人们，让他保证政治活动的自由，让人民来决策谁来统治。

“我无比珍视我的自由，但我更关注你们的自由。自从我被投进监狱以来，太多的人死去了，太多的人因为热爱自由而饱受痛苦。对为他们悲伤和哭泣的人们，他们的妻子、儿女、父亲和母亲，我感到深深的欠疚。在这些漫长、孤独、虚掷的年月里，不仅仅是我在承受苦难。我向你们一样热爱生活，但我不能出卖我与生俱来的权利，更不可能出卖人民的权利来获取自由。我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作为被禁止的你们的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呆在监狱里的。当人民的组织仍被禁止时，我能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呢？当我仍会因违法而被捕时，我又能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呢？当我亲爱的妻子和家人仍在布兰德福特流放时，我能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呢？当我必须得到准许才能生活在城市里，我又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呢？当我必须在证件上盖章才能找工作时，我又能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呢？当我作为南非公民的权力得不到尊重时，我又能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呢？

“只有自由者才能够协商，犯人不能缔结契约。当赫尔曼·托伊沃·加·托伊沃[12]被释放时，他从未作出也未被要求作出任何承诺。

“我父亲还说：当我和你们，我们的人民仍然没有自由时，我不能也不会作出任何许诺，你我的自由休戚相关。我会回到你们中间的。

“这次声明是自60年代初以来他第一次有机会向人民发表讲话。‘让南非难以统治吧！’奥利弗·坦博在2月向人民强烈呼吁。与此同时，在黑人居住区，人们实际上已经开始行动起来。在多年口头上不切实际的预言后，非洲人国民大会自信地宣布：‘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

仅仅几个月以前，博塔放弃了最好的时机。现在，面临严重的干旱和经济衰退，他和他的政策无能为力。1984年，恩科马蒂协定剥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莫桑比克的基地。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在南非内部斗争。博塔改革的许诺没有充分兑现，所有这些都促使种族隔离必将被废除。

警察队伍尤显出他那些承诺的空洞。在东好望角，他们臭名昭著，将他们自己的意志视为法律：在3月21日沙佩维尔和兰加大屠杀25周年纪念日时，又发生一起屠杀，警察向手无寸铁的黑人射击，地点又是一个叫兰加的黑人居住区，只是这不是靠近开普敦，而是靠近尤腾里格，20名男女被杀，17人是从背后开的枪。

在愤怒的情绪中，抗议者越来越暴力，目的性更强——摧毁种族隔离的象征，采取了从扔石块到纵火各种方法。7月22日，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封锁了许多黑人居住区，允许警察和军队不受惩罚地杀人，在国内外激起了更大的愤怒。

在波尔斯摩尔，曼德拉和他的同伴，没有电视，只能读报和猜测外界情况一天天的发展：警察和军队进驻黑人居住区，从装甲车上向人们射击，儿童亦不能幸免，就好像他们是猎物。黑人警察和白人一起鞭打抗议者，无论他是白人还是黑人。警察将成千的社区领袖、牧师、工会会员、学生禁闭起来，缺乏领导的群众从向警察扔石块转向烧死“勾结者”：黑人警察、市长、地方议员和可疑的告密者，这些人比他们代表的白人统治者更容易攻击。白人表面上仍未受影响，待在他们严密保护的隔离的社区里，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因为他们的电视节目受过审查，没有警察鞭打白人学生的镜头，而都是黑人烧死黑人。[13]

全国上下，在灰蒙蒙的黑人居住区和小村子里，成千上万的哀悼者参加了葬礼：纪念死去的烈士，激起更大的反抗。一位妇女说：“我们不会再这样下去了。”在这个死气沉沉，赤贫如洗的乡村，人们正在哀悼被警察枪杀的一个13岁的男孩和一名20岁的青年。“这些杀戮永远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他们使我们被迫采取暴力。”

图图主教参加了一些葬礼，试图平息一些莽撞的青年愤怒的情绪，他吟诵了特里弗·赫德尔斯顿写的祷文：“上帝祝福非洲，保护她的子孙，指引她的领袖，并给予她和平。”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旗帜在葬礼上飘扬着，自由的歌曲被传唱：歌曲的作者是三四十年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曾在东开普敦的克拉多克做过牧师的坎农·詹姆斯·卡拉塔，现在，在克拉多克的一次葬礼上，人们公然反抗，称赞曼德拉和坦博警告博塔注意历史的潮流，以免为时太晚。葬礼是为卡拉塔的外孙福特和马修·戈尼维、一位文静的年轻的学校校长和刚从伊丽莎白港一次“联合民主阵线”会议回来的另外两个社区领袖举行的。他们被一个“杀手队”杀死，并被残忍地肢解。在哀悼的人群中心是从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和伊丽莎白港赶到克拉多克的南非教会理事会的领袖阿兰·博萨克和勒尔斯·诺迪，后者是一个阿非利卡人，曾是狂热的阿非利卡国家主义者，秘密组织“兄弟会”的成员，他在理智上、政治上和精神上都走了很长的路。莫莉·布莱克伯恩也在场，他是“黑绶带”的成员，进步联邦党和好望角地方委员会的一员，是死去的四个年轻人的朋友和将他们自己视为黑人一员的白人的象征。

一个葬礼接着一个葬礼：8月11日星期六，在西斯凯靠近威廉国王镇的雷伊黑人居住区，维多利亚·姆曾格葬在了她丈夫身旁，她和他一样是被谋杀的。她是在最高叛国罪审判中为阿伯蒂娜·西苏鲁和其他“联合民主阵线”领袖辩护的律师之一，葬礼上的发言人用曼德拉的监狱号码D220或“纳尔逊大叔”来称呼他，他捎来了口信：对维多利亚·姆曾格的谋杀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也不能原谅的暴行。

即使是葬礼上的悼念者也不能幸免于警察和军队的袭击，死亡人数一直在上升：在21个月里近900人被杀。任意杀人在黑人居住区和零星的营地到处蔓延。在开普敦的凯特西，黑人治保员烧毁棚户，杀死了大批的居民。这些治保员被称作“威特德凯”，因为他们总穿着白色的衣服到处招摇。目击者注意到穿着便服的警察在一旁怂恿。在纳塔尔省出现了同样的情景：在那儿穿着红衣服的布特莱齐的因卡塔自由党和民主联合阵线发生了冲突，而且很少被安全力量检查出来，政府宣称这是“黑人对黑人”的暴行，许多媒体也接受这一歪曲。有洞察力的观察家深信有一支邪恶的第三支力量参与其中，1989年，一位调查治保员谋杀案件的学者大卫·韦伯斯特博士被暗杀后，这一看法得到了加强。

博塔未能制止住暴力，他缺乏灵活地拒绝取消国家的紧急状态导致了广泛的国际制裁。“资本联合抵制”导致兰特（南非货币单位）趋于崩溃，南非企业界越来越要政府开始与“甚至一些还在狱中”的黑人领袖谈判。企业界领袖带领一个代表团与在流放中的奥利弗·坦博、姆贝基以及其他人进行了磋商。坦博使美国和美国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和里根政府的官员们相信没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参与，找不到任何解决方法。然而，在英国，撒切尔夫人被布特莱齐主席打动了，她在对伦敦和华盛顿的访问中，声称黑人是制裁中受害最深的。

“释放曼德拉并和他对话。”博塔受到国内外评论家的强烈要求，只有这样暴力才能被制止，经济才能复苏，而且，欧洲共同体国家压倒了撒切尔夫人的反对，威胁如果比勒陀利亚政府不取消种族隔离、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建立政治自由的话，将施以制裁。

博塔总统对此的反应是要求南非人民：“团结一致抵抗借助外国来毁灭祖国的黑暗势力。”

尽管处在监禁中，曼德拉和他的同伴也能深思熟虑危机中的每一个进展。曼德拉变成了一个更爱沉思的人，经常回顾他的一生，评价自己的工作，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但他并没有背离在1960年叛国罪审判中的声明：给予普遍的公民权的要求从未被放弃。而且，如果政府说：“让我们谈谈吧。”他会回答：“好的，让我们谈谈。”现在1985年11月，他相信再次尝试与政府接触的时机已经到了，但他被迫马上做前列腺肿大的手术，在他迫切需要的时机面前，这真是意想不到的挫折。

1986年初，知名人士共同组织（主席是尼日利亚的阿巴查将军和澳大利亚的马尔科姆·弗兰斯特）访问南非寻求和平方式结束种族隔离。在与曼德拉在监狱的会客室见了几次面后，把这位“活着的传奇人物”描述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独的人”。他们发现他“没有任何痛苦的痕迹”，而且“渴望被允许为和解进程作出贡献”，他们也指出他那“威严的风度”，和他举止中“散发的权威”，甚至为他的看守们所敬重，他“完美的外表”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会让监狱的裁缝很高兴的，为这次会面他专门为曼德拉做了一件细条子西服。

共同组织的建议激起了一阵乐观情绪，他们建议政府采取行动举行包括所有党派的谈判，释放政治犯，取消对非法组织的禁令。但是就在共同组织与内部成员会面的当天，博塔在右翼官员影响下，对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和赞比亚境内的目标进行了毁灭性的袭击，这三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国外的主要基地。这些残暴的行为，对“联合民主阵线”重要领导人的逮捕和软禁以及年复一年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14]，只是增强了曼德拉的决心，他和科特西的谈话继续进行，官员们被召进来进行更秘密的讨论。

1988年7月，在他70岁生日的时候，全世界都响起了“释放曼德拉！”的声音。在伦敦一次盛大的音乐会上，斯蒂文·翁达用他的歌《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表达了这种心情，在南非，警察打断了庆祝活动，曼德拉的同志们也不被准许和他在一起。看起来他正式要求和博塔总统会晤的时机成熟了！

然而，一个更严重的挫折接踵而至。8月上旬，当西苏鲁和大牢房里的其他人被允许探望他时，他们发现，他虽然很高兴，但咳嗽得很厉害，说话都有困难，他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必须动手术抽走肺中的液体。在斯德林伯克附近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时，他告诉自己的律师伊斯梅尔·阿约布他不希望小题大作。然而，西方领导人要求释放他的呼声更迫切了，只是遇到了南非极右保守党和新纳粹极端分子的威胁。

曼德拉迅速痊愈归功于他多年自我约束，坚持日常锻炼。圣诞节，他被安置在帕尔外面维克托·韦斯特监狱一所看守的房子里。政府发表了这所带游泳池的“舒适而又安全”的平房的照片，但看不到曼德拉。自从1966年在岛上照了些照片以来，他的任何照片都被禁止。无论怎样，印制政治犯的照片都属非法。因此，毫不奇怪，当他周末被车带到开普敦或乡下为他可能被释放作准备时，他没有被认出来。帕尔的居民或海滩上的漫步者或许注意到了一个高大的与众不同的黑人，在一群白人（穿便服的看守）的陪同下偶尔在他们中间闲逛。

1989年7月5日晚，曼德拉终于动身前往总统在开普敦的官邸图恩胡伊恩斯，后来，他开玩笑地描绘了他被带入时的预防措施：检查了他的血型以防万一他被子弹射伤，而且仔细检查了他的衣服：新西服、新衬衫、袜子、领带和鞋。但是衬衫起皱了，不去关心是否会耽误时间，他必须脱下来，赶快熨好。而且，还有鞋，他忘记系鞋带了！在25年穿着监狱囚服和平底便鞋之后，他都忘记怎样装扮了。在总统门外，国家情报机关总指挥跪下来帮他系好鞋带。

曼德拉坦白他走进会议室时“非常害怕”——博塔的火爆脾气臭名远扬。他发现那条“老鳄鱼”很温和，而且很有魅力，于是放下戒心。但是在谈判的关键问题上，博塔还是不乐于合作。

评论员认为这次茶会象征着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合法化。“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开明的总统，与将接替他的人会晤。”图图讽刺道。

1989年8月13日，奥利弗·坦博经受了一次中风而且被送到伦敦诊所，他总是急匆匆地工作和到处跑。曼德拉每天十分焦急地等待着阿德莱蒂·坦博的报告。他说坦博是“最近30年可以将整个组织团结在一起的那个人，是可以帮助非洲人国民大会保持一个强大的地位以赢得在我们国家获得自由的斗争的人”。

在几个月内博塔激烈地反对要求因为他的健康不断恶化而辞职的请求。内阁部长们在德兰士瓦领袖F·W·德克勒克的带领下，不为他的抗议所动。1989年9月20日，德克勒克宣誓就任总统。德克勒克很保守，也是个实用主义者，而且知道南非失去了在纳米比亚和安哥拉的战争。他许诺一个“新南非，一个彻底改变的南非”，第一个迹象是当2万名游行者在已经是大主教的图图的领导下被允许抗议警察在开普敦杀人。游行和平地进行。但是如果传奇般的曼德拉被释放，黑人的情绪会不会失去控制？

作为考验，戈万·姆贝基已被从罗本岛静悄悄地释放，返回了伊丽莎白港。于是阿伯蒂娜·西苏鲁和其他利沃尼亚案被告的妻子在看守的房子里与曼德拉见了面，而且被告知她们的丈夫很快就能和她们在一起。在整个国家，人们的情绪因为有了希望而高涨，成千上万的人在街上挥舞着非法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旗帜，沉浸在欢乐中，直到10月15日星期六早上，沃尔特·西苏鲁、阿迈德·卡特拉塔、安德鲁·姆朗基尼、埃利亚斯·莫索莱蒂和雷蒙德·姆拉巴回到了家中。在索韦托，在站在装甲车上的武装部队的监视下，77岁满头银发的西苏鲁，看起来神采飞扬，拥抱着欣喜若狂的阿伯蒂娜。他们不得不挤过围在他们住的小房子周围极度兴奋的人群。数天来，阿伯蒂娜和家人一直都在粉刷和打扫以迎接这一非凡的时刻，国外电视摄像组则一直跟着摄像。

记者问西苏鲁，是否很快会成立一个黑人政府？“我们不以肤色取人，”他回答说，“我们谈论的是一场民主运动，黑人可以做总统，白人也可以做总统。”

约有8万从各地黑人居住区赶来的群众聚集在约翰内斯堡的足球体育馆欢迎这些利沃尼亚人回来。虚弱的海伦·约瑟夫正走向生命的终点，也坐在他们身旁，非国大在几乎30年处在地下之后，公开亮相，庞大的人群胜利地唱着那首非法的颂歌“上帝保佑非洲”。

曼德拉在协商这些释放活动之后，正等着德克勒克对他交给博塔的10页纸的备忘录的答复，12月间与德克勒克总统的三次会面都是友好的。

曼德拉自己的释放也近在眼前了，媒体每天都在猜测释放他的日期。

1990年2月2日，德克勒克总统在开普敦向议会宣布取消对非国大、泛非大和其他非法组织的禁令。科比·科特西有理由大笑了。外交部长皮克·博塔评论说：“我想我们会很快重新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德克勒克取消对共产党的禁令尤其需要勇气，他和他的支持者抵挡住了强烈的反对，认为留下任何组织为非法仍会为抗议提供土壤，政府会失去道义上的优势，而且，南非共肯定会因为他们在欧洲共产党统治的国家中朋友的减少而削弱。

庆祝活动遍及黑人居住区和城市，但是在约翰内斯堡圣玛丽教堂的一次感恩礼拜后，一些教徒在街上唱歌，遭到了持着警棍的警察恶毒的攻击。

曼德拉，这个被上百万人当做带领他的人民到达希望之乡的摩西的人，现在怎么样了？仍然没有什么时候释放他的确切消息。

1989年12月12日纳尔逊·曼德拉提供给F·W·德克勒克“一份试图形成理解气氛的文件”。这时德克勒克已接替博塔成为总统。文件中写道：

总统先生：

我想科比·科特西部长和格瑞特·维里恩部长已经告诉过你，我非常赞赏你在1989年10月15日释放8名狱友的决定，并提前告知了我。这次释放无疑是一个重要进展，会得到国内外的普遍赞扬。

在我看来，现在采取行动结束目前的僵局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而且如果政府首先创造一个适宜的谈判气氛继而和非国大会谈，就一定能做到这一点。现在这种使南非浸满鲜血的冲突，无论是采用和平示威、暴力行动还是外部压力的形式，都无法解决，除非政府和非国大能达成一项协议。为了结束这个冲突，我已花费了三年多时间推动政府同非国大谈判，我希望我不会空着手离开这里。

政府坚持只有非国大真诚地承诺实现和平后才能与之谈判。这是政府在我们谈判之前要我们满足的先决条件。从一开始就必须说明非国大不能做这样的承诺，无论是应政府或其他任何人之请。我们认为这个国家解放运动的历史，特别是近41年的历史，已经把这一点讲得很清楚了。

政府关于和非国大谈判的整个构想是不可接受的，需要极大地改变。没有一个严肃的政治组织会在别人正在发动一场针对自己的咄咄逼人的战争时谈论和平，也没有自尊的人民会听从那些侮辱和贬低了自己那么久的人的命令。

此外，要我们许诺和平的先决条件也和你上次大选前在奈杰尔所作的声明不相一致。在那个声明中你呼吁黑人领袖前来和政府谈判，不要为这种谈判设置先决条件。这个声明被广泛认为是针对整个黑人种族发出的呼吁，而不是像现在看来的这样，仅仅是对那些在种族隔离框架下工作的人发出的。

根据其后的政府政策声明，人们对奈杰尔声明的理解加深了，认为他只是措辞美妙。尽管政府号召黑人不要设置先决条件，他却认为自己可以这样做。这就是他要求我们在谈判之前必须承诺和平的原因。

政府应当清楚，愿意进行谈判本身就是对和平的真诚承诺，在这一点上，非国大已远远走到了政府的前面。它反复说明只要有适宜的气氛就愿意进行谈判，非国大最近公布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清楚而详尽的方案，这个方案已得到前线国家、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和几乎所有英联邦成员国的赞同。

还有一个相关的事实，在过去的许多场合，非国大已经明确地承诺和平解决问题，只要有和平解决的渠道存在。比曼德拉年轻18岁的德克勒克头脑相当敏锐、精明，且胆识过人。他的律师生涯和社会活动经验使他的辩才也相当好，他讲话逻辑缜密、说服力强、颇具咄咄逼人的锋芒。在公众场所发表讲话或在人数众多的记者招待会上，当他面对来自各方的诘难时，他常常操着带有阿非利卡语口音的英语抑扬顿挫地加以反击。讲话时，他总是将头偏在一边，眼睛投向远方，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

德克勒克的前任多为顽固反对政治改革、一意孤行的政治家。德克勒克虽然曾作为国民党右翼领导人而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具有传统思想的阿非利卡人”，但他独具勇气和胆略，敢于面对现实、敢于说出事实真相并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果断调整政策，因而又被不少人认为思想开朗、坦诚直率。就任南非总统后，他的大多数朋友和同事们都对他的人品和政治才干表示赞赏，说他肯于听取别人意见，为人谦恭。他的哥哥对这位当上总统的弟弟的评价是“公正、友好、谦卑甚至温柔”。就连多年来在白人议会中唯一力主废除种族主义制度的海伦·苏兹曼女士也说她喜欢德克勒克这位政敌。南非报人肯·欧文将德克勒克与他的前任博塔做了比较后说：“在博塔总统表现粗暴的地方，德克勒克表现得温和；在博塔总统横冲直撞的地方，德克勒克迂回前进；在博塔总统与人冲突并暴跳如雷的地方，德克勒克进行说服且心平气和。他的历史是一篇充满妥协，尽量扭转不利局势和不动声色克服困难的故事。”不少人说德克勒克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一位见过德克勒克的美国国会议员说：“如果能有人和他进行比较的话，那么只有罗纳德·里根。德克勒克是个很有吸引力的人。他不露痕迹地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受他的影响，但当你事后回想时却发现他未做任何承诺。”

德克勒克上任前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面对汹涌的历史潮流，德克勒克曾费尽审时度势的思量。熟悉他的家人发现他那段时间里常常心不在焉。他经常一个人坐在海边凝神沉思。他正处于一个必须由他把握的历史关头。这关系到300多年来一直用铁腕维系的白人统治是否就此终结、南非历史中最令世人众说纷纭的一章是否就此画上句号。他面临着与古罗马的凯撒在率领大军越过卢比孔河时同样的困境，是破釜沉舟越河而去，还是任风吹雨打视而不见维持现状。他清楚地知道，不论怎样，他都将被载入史册，只不过是罪人和伟人之分。

德克勒克决意越过他面前的“卢比孔河”。但人们对德克勒克的这番表示半信半疑，很多人批评德克勒克很可能会走“换汤不换药”的老路，更有人私下议论说他很可能比他的前任还要保守。就连最了解他的温皮哥哥也告诉人们，他预计德克勒克不会发生“信仰的突变”，而只会是“聪明地干一些跑腿的事，做一些小的妥协，翻来覆去地研究，计划所应采取的步骤，开展实际外交，通过在领导和控制中的平衡术逐渐取得威望”。

1989年的圣诞节假期对德克勒克来说显得格外沉重。在就任总统以来的三个月时间里，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思考着、权衡着。到国外的出访使他深切地感到南非在国际社会中是多么孤立，曾在几任南非政府中长期任外交部部长的皮克·博塔对此感触更深，只是前几任总统偏执狂般的“岛国意识”和一意孤行使他们听不进博塔的劝告。新总统德克勒克显然与众不同，博塔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势必要进行国内政治改革的忠告对新总统一吐为快。如何改革？德克勒克又与人称“内阁中的哲人”的立宪发展部长格里特·维尔容、思想开明的财政部长杜普拉斯等一次次地深入探讨。12日收到曼德拉那份文件之后，德克勒克还于1989年12月13日在总统府与仍在狱中的曼德拉进行了晤谈。

上任后的德克勒克已相继采取了一系列令世人瞩目的措施：1989年10月15日宣布无条件释放了沃尔特·西苏鲁等8名政治犯；会见了图图大主教等南非黑人运动领导人；准许举行和平集会和示威行动；取消海滨和一些住宅区等公共场所的种族限制。南非国内外的人们对这些措施表示了欢迎。但人们仍然在问：曼德拉呢？至此为止，曼德拉已成为仍在狱中的唯一黑人领袖。

南非总统每年都利用年初议会开幕之际阐述施政大纲或宣布重大举措。此时离1990年议会开幕只有2个月时间，如要实践自己的执政诺言、在政治改革上有重大动作，那将是公布于世的最好时机和场合。德克勒克一家那一年圣诞节是在纳塔尔省的总统官邸中度过的。无论是与家人朋友一起打高尔夫球，或是聚谈会餐之后，他都会离开人群，来到海边或花园，或掩卷沉思、或出神远望……

他知道，那将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举动！

1990年2月2日，南非第9届议会第二次会议在开普敦开幕。德克勒克一脸庄严地走上讲坛，他环顾了一下在座的议员们，面对着如林的电视摄像机和照相机，他先后用阿非利卡语和英语郑重宣布：解除对非国大和泛非大长达30年的禁令；解除对南非共产党长达40年的禁令；上述3个政党和组织当日起合法化；解除对包括南非联合民主阵线和南非工会大会在内的33个反种族隔离政治组织的限制；解除1986年6月实行紧急状态以来对反种族隔离政治组织进行新闻报道的限制，但仍保留对动乱场面影视图像报道的禁令；暂缓执行绞刑；未经审讯的监期不超过6个月；释放374名政治犯，并准备立即释放所有因政治原因而被拘捕和关押的犯人；“一俟环境许可便尽快”结束紧急状态；取消为白人保留选择便利的分离居住法令。德克勒克还向世人宣布，他将于近期内释放曼德拉。

2月4日晚，德克勒克在接受一家电视台记者采访时说，他采取上述行动是为了“防止革命，……昔日罗得西亚（现津巴布韦）政权的错误就在于没有抓住时机进行建设性对话，他们拖得太久了。我们决心不重犯这样的错误”。

在他做出上述宣布之前，德克勒克再一次会见了仍在狱中的曼德拉。德克勒克上任以后第三次会晤了曼德拉，通知他将于2月11日获释。即将获释的曼德拉再次提出全部取消紧急状态和释放所有政治犯的要求。

1990年2月10日下午，德克勒克举行记者招待会，他终于宣布了那个久已被世人翘首以待的决定：曼德拉将于第二天获释。记者们闻讯后轰然四散而去，百米赛跑般地向国际电话机前跑去。他们激动得手在发颤、声音在发颤、变成了电波的声音也发着颤向全世界传播开来。他们都极力以最快捷的方式、最简炼的语言、最实质的内容报道着一条必令整个世界沸腾的特大新闻：被关押28年的曼德拉即将获释！

这一历史场面太激动人心了，让人激动得连以真实记录重大事实为使命的新闻记者们都众说纷纭。有的说：“开普敦时间11日下午4时15分（北京时间11日22时15分），71岁的曼德拉在夫人温妮的陪伴下，满怀胜利的微笑走出监狱的铁门。在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大门外翘首盼望已久的近千名群众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潮水般的欢呼声，他们一面挥舞着ANC（非国大）的黑、绿、黄三色旗，一面高呼‘万岁！’‘曼德拉！’曼德拉夫妇手挽着手走进载歌载舞的人群，曼德拉握紧拳头不停向欢迎的人们敬礼、致意。人们蹦着、跳着、唱着、喊着，欢庆曼德拉又回到人民身边。尽管曼德拉的出现比原定时间晚了1小时15分钟，但人民的情绪更加高涨。曼德拉夫妇在人群中穿行，来自各地的电视摄像、摄影和文字记者蜂拥而上，用镜头、眼睛和手中的笔记录下南非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一幕。据悉，一些在南非的外国新闻机构出价近100万美元换取曼德拉迈出监狱大门第一步的照片。”（《中国青年报》1990年2月13日第2版）

中国第一大报的报道则说：“4时12分，一辆辆汽车在空中数架直升机的伴随下，驶出监狱的大门。曼德拉和夫人坐在第二辆汽车内。除曼德拉的夫人温妮外，前往监狱迎接他的还有非国大前总书记西苏鲁、图图大主教和曼德拉的外孙们等。4时19分，72岁的曼德拉和夫人手拉着手，健步走下汽车，向欢迎的人们挥手致意。当曼德拉和夫人出现在监狱大门外时，马路两旁欢迎的人群顿时沸腾起来。曼德拉夫妇对群众表示致意后回到汽车里，向离监狱35英里以外的开普敦驶去，准备参加在那里举行的群众大会。欢迎的人群挥舞着非国大的旗帜，目送曼德拉远去。”（《人民日报》1990年2月12日第4版）。

还有的报道说，一些等候在监狱门口的记者看到了曼德拉但没有认出他来。曼德拉事后谈及此事时哈哈大笑说：“如果他们认识我，定会拼命拍照以便抢发独家新闻，谁让我是名震全球的头号囚犯呢！”

国际和世界各国领导人深深地懂得曼德拉出狱所含的历史韵味。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赞扬了曼德拉在长期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决心，说这是“和平解决南部非洲政治形势进程中的一个转折点”，曼德拉在推进这一进程中将会发挥重要作用；美国总统布什说这是南非在消除种族歧视道路上跨出的“重要一步”，他打算邀请曼德拉和德克勒克访美；法国总统密特朗表示“对人权方面这一事件的结局表示十分满意”，“以此表示其诚意的南非政府应该与各有关方面一起寻求建立一个充分民主的南非的道路”；西德外交部长根舍在打给曼德拉的电报中很有见地地说，曼德拉在他被监禁的整个岁月中已成为一个和平抵抗种族隔离政策的象征。“全世界都以钦佩的目光看到，你并未对你的国家的白人少数民族抱仇视态度，你多次主张开始谈判，开始全国对话。我们希望你坚定这一立场。只有各种族人民和平地一起生活，南非才能有一个民主的未来。但只有人们结束因各同胞肤色不同而实行的歧视和迫害，南非才能有和平。”非洲统一组织秘书长萨利姆说曼德拉获释是其“顽强抵抗精神”的结果，曼德拉“不仅是非洲抵抗运动的象征，也是反压迫的象征”，他的获释在“反对顽固的种族主义制度斗争中是前所未有的”。中东教会理事会理事长哈比卜说，曼德拉获释不仅给南非人民、也给世界上所有遭受政治和社会歧视的人们带来了希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曼德拉是南非人民的优秀儿子，为反对南非种族主义已经奋斗了将近半个世纪，对南非黑人争取种族平等的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承受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在漫长的监禁生涯中，他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坚持斗争，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他不仅受到南非人民的衷心拥戴，而且赢得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一切主持正义的人民的尊敬。

曼德拉是令所有黑人感到自豪的非洲骄子。曼德拉获释后，非洲一组织部长理事会决定将2月11日确定为“曼德拉日”，非洲今后每年都要纪念这个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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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津巴布韦在白人统治时的旧称。

[2] 即勃朗宁夫人（1907—1989年），英国小说家和剧作家。

[3] 政治犯中的主要人物被关在单人牢房区，和其他人隔离。此区中的每个犯人都被关在一个隔间或单人牢房中，而其他大多数犯人被关在公共牢房中。

[4] 当时黑人对南非托管的“西南非洲”的称呼，当局不承认这个名称，如今该地已结束白人统治而独立，该词已成正式国名。

[5] 那时牢房里没有床，只能睡在地上铺的草垫上。

[6] 给每个人打饭的工作。

[7] “分离发展”一词是维沃尔德管理局在60年代提出的，是“种族隔离”的一个好听的替代语。

[8] 英国广播电台。

[9] 即南非与莫桑比克互不侵犯与睦邻条约，该条约使非国大不能再利用莫桑比克境内的基地。

[10] 与《纽约时报》杂志会面，1985年7月7日。

[11] 《星期日邮报》，1985年8月22日。

[12] 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创始人之一。1983年获释（1964年被捕）。

[13] 1985年2月4日的信。

[14] 460万白人合法持有1300万支手枪，《金融时报》，1985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