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摩西归来

一、“全人类将为之骄傲”

1990年2月14日，星期天，开普敦市天气炎热。对在维克托·韦斯特监狱门前以及全世界在电视机前等待的人们来说，这一天真是让人激动不已。曼德拉——全世界最著名的政治犯，他已经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四分之一个世纪还多，现在的他会是什么样子呢？政府把他称为“恐怖分子”，而正是政府要释放这个“恐怖分子”。

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而这种拖延使得等待更令人激动——刺眼的阳光下，人们瞪圆了眼睛，电视镜头也对准了韦斯特监狱的大门。这时，一队汽车驶近，曼德拉从最前面一辆车上走下来。

第一眼看上去令人吃惊：他身材高大而修长，气度与众不同，穿着亦非常得体。在体态健美的妻子温妮的陪伴下，曼德拉微笑着走出层层狱门，走进自由世界。

曼德拉觉得自己步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南非”。从韦斯特监狱到开普敦35英里长的路上，友好的人群夹道欢迎他。人们欢呼着，拥挤着想靠得近一点。他们身穿白色运动装，冲着曼德拉微笑，朝他挥舞着手臂，仿佛要把自己融入正在发生的事情中。

抵达开普敦后，曼德拉在人们的护送下登上市政大厅的阳台。台下的大阅兵场上人头攒动，激动的人群翘首仰望着他们的领袖，曼德拉被深深地打动了。

他举起一只拳头，大声喊道：“万岁！南非！”。“权利！让南非重返自由！”的口号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回响。

拿着麦克风，曼德拉继续讲道：“朋友们，同志们，南非同胞们，我以和平、民主和全体人民自由的名义向你们致意！我并不是作为一个先知站在你们面前，而是你们——人民的忠实公仆。”

曼德拉强调说，除了非国大与政府举行会谈外，他决不参加任何关于国家未来的谈判。然后他赞扬德克勒克总统，称赞他在采取切实措施使国家局势正常化方面，比任何一位民族主义总统都走得更远。他宣称非国大采用武装斗争方式纯粹是针对残暴的种族隔离政策的自卫性行为。而且，由于种族隔离政策仍然存在，非国大别无选择，唯有继续斗争。国际社会对南非的制裁将保留下去，直到创造出一种有助于谈判解决争端的氛围。

他对人们说：“你们不屈不挠地、英雄般地牺牲使我有可能站在这里……在我剩下的岁月里我会用生命去为之奋斗。我们已经为自由等待了太久。我们再也不能等了。现在是在所有前沿阵地加紧斗争的时刻。现在放松我们的努力将是一个后代人所不能宽恕的错误。

“地平线上隐隐出现的自由的曙光将鼓舞我们加倍努力。只有通过有纪律性的群众行动，我们的胜利才会有保证。

“我们呼吁白人同胞们加入到我们当中共同建立一个新南非。自由运动同样是你们政治上的家园。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斗争，孤立种族歧视的政权。

“现在解除制裁将冒着风险——使完全取消种族隔离的进程受阻。我们向自由前进是不可逆转的。我们决不能让胆怯挡住前进的路。

“在一个团结、民主、没有种族歧视的南非，全体选民参加的投票是通往和平和种族和谐的唯一之路。

“总而言之，我想引用我在1964年审判会上的话。它和当时一样真实可信，我引用：

“我为反对白人专政而战，我也为反对黑人专政而战。我的理想是在一个民主和自由的社会里所有人都和睦共存并且具有平等的机会。这是我生而追求实现的理想。但是，如果需要的话，这也是我准备为之献身的理想。”

尽管曼德拉姗姗来迟，人们一直耐心地等待。但形势急转直下，黑暗中一批暴徒离开退场的人群去抢劫商店，警察用子弹进行还击。

“绞死曼德拉！”比勒陀利亚一个新纳粹组织的旗帜上写道。

第二天的情形恍若梦境：曼德拉夫妇出现在阿克比舍普班图人居住区，温妮身穿束腰长袖长袍，头戴包布头巾，显得非常美丽，她的丈夫微笑着和她手牵手漫步穿过花园。他们走下台阶与等在那儿的西苏鲁夫妇会合，然后会见记者们。

初次与曼德拉相遇，许多国际媒体的代表都深为倾倒。如果曼德拉在狱中曾读过他们的文章，当他听到作者的名字时，他就像老朋友似的向他们问候。《伦敦日报》的一位代表说：“对一个已经30年未举行过记者招待会的人来说，这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表演。”

当人们问及他获释时的感受时，曼德拉回答道：“热诚——有些超乎我想象……我所能有的全部就是激动。能有机会与你们交谈我也很兴奋。”

“对狱中的28年你作何感想？”

“我失去了很多，我的妻子处于种种压力之下；对一个男人而言，看着他的家庭苦苦挣扎而没有安全保障，没有尊严——一家之主不在。这种滋味并不好受。环境的确艰难，但也有好处——我们有机会考虑我们的问题。”温妮面无表情地听他讲着。

曼德拉补充说，虽然政治犯们士气高昂，但有些时候他们也会怀疑是否真有重获自由的那一天。罗本岛上的政治犯才能之高令人难以相信：你坐下来跟一个人谈话，谈话结束后你的知识便得以丰富，而你的眼界也更加开阔。

曼德拉强调非国大很关心南非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让他们放宽心。“我们理解他们的担心。”他不断地强调这个问题。

“曼德拉言语间毫无尖酸刻薄，他内在的镇定和自信是如此出人意料，简直令人难以抗拒其魅力。”一位外国记者这样评论道。

随后，曼德拉乘飞机飞到约翰内斯堡，回到自己的“家”。西奥兰多维拉卡兹街8115号，他的小砖房外面，人们载歌载舞，热烈欢迎他和温妮的归来。曼德拉惊讶地发现索韦托城已扩大了许多，远远超出他年轻时的城区范围，现在这里住着数不清的百万富翁。

曼德拉站在西苏鲁旁边，对人们说：“我们已经70多岁了。留给我们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但有了你们给我们的大力支持和激励，我们即使在九泉之下也可以含笑瞑目了。”

在温妮、津姬和他的儿子及非国大成员的陪伴下，曼德拉沿着索韦托足球体育场的跑道环行。“气派十足地前进。”看台上85000名观众和体育场外约12000人，唱着自由歌，齐声高呼“祝你健康！”“这是南非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一位受到感染的电视节目制作人说。他指出“当曼德拉被投入监狱时，欢迎的人群中90％的人还没有出生呢。”

曼德拉一家登上主席台，与西苏鲁一家、姆朗吉尼斯一家，民主联合阵线领导人及老友们（如阿瑟·卡斯卡尔森和乔治·比泽斯）相聚，他们都是“利沃尼亚审判”中被告一方支持者。

曼德拉开始讲话，“获释回到你们身边令我非常高兴，同时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因为我了解到你们仍然在一种非人道的体制下受苦受难，”他强调说，“我必须通过引导和争论，让爱国的白人同胞相信：没有种族隔离政策的南非将是我们所有人更美好的家园。”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失业、住房紧张、学校危机、高犯罪率和故乡发生的战斗。只有实现一人一票的目标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

他的演讲辞属于那种学者类型的，经过慎重考虑。他号召青年人返回校园，在此之前他（她）们在“先解放，后教育”口号的诱惑下离开了学校。2月25日在德班约10万人集会，当曼德拉号召他们——绝大多数是祖鲁人——“拿起你们的枪，你们的匕首，你们的大切刀，把他们扔进海里去！”许多人不耐烦地离开了。

3月，在塞伯肯附近，警察屠杀了11名抗议者，打伤了约400人，此时距沙佩维尔惨案约30年。这件事使得非国大与政府的“讨论谈判”希望彻底粉碎。两天后在纳塔尔省因卡塔党人对非国大最强有力的据点发起攻击：一周内杀死80人，成百上千的人受伤。

曼德拉乘机前往卢萨卡，去同流放的非国大领导人会谈。他们中有克里斯·哈尼，年轻的“民族之矛”及共产党领导人，有“判国罪审判”中的同志们。3月12日，在斯德哥尔摩外的一座小宫殿里，曼德拉终于与奥利弗·坦博重逢了，这时坦博已身染小恙。在这最动人的会见中，坦博请曼德拉接管非国大。曼德拉后来解释说：“我说对一个刚出狱的人来说，这样容易被人误解。因此我成了副主席。”

非国大必须立即从解放运动组织转变为政党。非国大在约翰内斯堡租用的现代办公室难以掩饰这个组织在管理上的低效，这些办公室很快会被整片的“贝壳房子”所代替。

在六个星期里，曼德拉访问了14个国家。他对支持非国大的国际组织表示感谢，并期望他们能继续对南非进行制裁，施加压力。另一件大事是筹措基金，帮助成千上万的政治犯和流放犯重返社会。在纽约哈莱姆黑人区，他谈到非国大对美国社会在心理上的认同，谈到彼此拥有共同的历史经历。6月16日曼德拉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动人的演讲中说道：“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持来实现种族和解以及经济发展目标。”然而在美国，筹措基金的努力难有明确结果。因为他诚实地，有些不明智地提到他与卡斯特罗、卡扎菲和阿拉法特的友谊。美国的批评家指责他，质问他，曼德拉反驳道：当西方国家袖手而去的时候，正是他们（指卡斯特罗、卡扎菲和阿拉法特）支持了“民族之矛”的武装斗争。曼德拉还说：“任何正直的自由斗士都不会抛弃那些曾在他困难时帮助他的朋友们。”

无论是在非洲、亚洲还是在西方国家，曼德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温妮陪他去伦敦参加庆祝他获释的摇滚音乐会。在纽约骑马陪在曼德拉旁边，游行队伍抛着彩带。在非洲他穿着短跑衫。在底特律他戴一顶棒球帽。在巴黎胜过了所有城市——以泛光灯照耀下的艾菲尔铁塔作背景，米德兰夫妇与曼德拉夫妇穿过巨大的广场，缓慢而庄严地彼此走近，拥抱在一起，人群欢呼，注视着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

在维克托·韦斯特监狱，曼德拉有时间思考、学习。他特别喜爱文学——1976年写给温妮的信中显露出他在诗歌方面的创作倾向：他觉得“像沙漠一样干燥”，直到温妮的信“给他带来夏日的雨露，使他又恢复生命活力”。他还提及“戴上面具”，在面具后面他渴望家庭。现在回家以后，他又不得不求助于那个面具。因为不仅为了暴力事件和谈判推迟而心事重重，他还知道了温妮的不忠，每想到此，曼德拉心里都发生激烈斗争。在公众面前，他富有魅力、彬彬有礼，总是带来欢乐的气氛。由于关于他的现状的流言广为传播，民主工人匆忙赶到海伦·约瑟夫的生日宴会，而他同所有工人都打招呼。

回到索韦托后，非国大坚持认为曼德拉的房子太小，也不太安全。曼德拉被搬进了温妮的住处。但他在温妮宽敞的房子里感到很不自在。他想在自己的出生地——特兰斯凯的库努建一幢他向往已久的房子。他决定这所房子应该建得跟维克托·韦斯特监狱里他住的牢房一模一样。库努的茅屋和其他建筑物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即使是在与家人和朋友重逢的喜悦时刻，曼德拉仍然为这里的赤贫所震惊。他去拜望父母的墓地，搜索着儿时的记忆。曼德拉又回忆起那些浪漫的日子：那时他放牧着牛羊，乡间像天堂一样美好，那是他生命中最愉悦、最无忧无虑的时光。

曼德拉曾对一位《时尚》杂志记者缅怀那段时光，他描述了科萨人的成人仪式和自己的经历，这种仪式使青年人成为负责任的成年人。那时他17岁，刀锋切除包皮的痛苦差点让他喊出声来，但在部落长老们的注视下，他忍住了，他很高兴自己已变成一个成年人。

记者问他，长老们对他的反应怎么样？

曼德拉很自豪地复述了长老们的评语，几乎是恭维他的评论——“这是个男子汉！”他相信在那种剧痛下保持镇定的心理效应将永远支持自己，给自己以力量。

在监狱里曼德拉耐心而且静静地锻炼身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出狱后的几个月里耗神费力，但他仍相当健康。有一次他患肺炎而卧病在床。被迫在短时间内离开公众，曼德拉有时就在一个朋友的野味农场休息。敬重他的人从四方八方赶来，曼德拉似乎从人们的感情中汲取了力量——能量和快乐；然而他仍然相当平民化。当人们问及他的宗教信仰时，他解释说他在罗本岛从未错过一次礼拜仪式，在岛上他经常读圣经。“我并不是特别崇尚精神的。”他补充道，“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对生活很感兴趣，试图了解它的秘密。”

1990年5月2日至4日，非国大和政府间的正式对话终于得以在格鲁特·斯凯尔举行。格鲁特·斯凯尔是为西瑞尔罗兹而建，在开普敦它曾是一系列总督、将军和总统的住所，那些人曾无情地维持着白人统治的结构。在那种威严的环境里，如姆贝基所说，特别倾向于在一分钟之内，所有人都明白房间里没有人头上长角，事实上，讨论几年前就应该开始了。

德克勒克和曼德拉握手的照片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和电视屏幕上。他们身后是代表们，包括乔·斯洛沃。乔曾被认为是最可怖的共产主义强硬派，而现在他对缓和局势颇具影响。这种景象向全国发出和解的信号，形成欢乐的波浪。

随着不祥的暴力事件爆发越来越频繁，这种欢乐感很快烟消云散，非国大也开始考虑与政府会谈是否明智。在纳塔尔省死亡地带，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死去。从那里招募的祖鲁人被大巴运送到威特沃特斯兰德的各教区，去占领流动工人的招待所。他们组织起来，进攻居民，支持非国大的年轻同志予以反击。戴大绒帽的人洗劫通勤车，屠杀无辜乘客。混合出租车里、酒吧里及家里都有零星的射杀黑人的事件。警察袖手旁观，或者像开普敦市警察那样，催促杀人犯继续。“哭泣时期”，瑞克·麦克亨德——一位记者在他的文章中记录了这段暴行。他指出，非国大与政府1990年8月6日举行会谈，刚同意暂停武装斗争就出现了这些暴行。

“黑人对黑人的暴力”，“科萨人对祖鲁人”——口号冒了出来。评论家们怀疑是否种族隔离政策的暴力文化激起了这种残暴行为。小旅馆和公用地帐篷里的令人恐怖的生活条件、失业、贫困、没有土地、缺乏教育、四面受挫的青年人都是酿成危险局面的因素。但并不只是曼德拉一人声称，国家安全力量中的一种“第三力量”试图使黑人社会从而使非国大陷入动荡。

1991年1月，曼德拉不顾非国大其他领导者的反对，会见了布特莱齐。布特莱齐警告说非国大要求选举议会和组成过渡政府只会导致灾难。曼德拉试图缩短彼此间的鸿沟，他感谢布特莱齐帮助他获释，但非国大和政府双方谁都没有诚意来实施共同签署的和平协议。几周内因卡塔党人占领了一个容纳几千人的招待所，这家招待所在亚历山大区，离约翰内斯堡的豪华近郊沙顿很近。三天内在战斗中有45人死亡，警察还是未采取任何行动，但在另一个教区，警察却迅速出动杀死了非国大示威游行人员。

曼德拉对政府不采取措施对付暴力感到愤怒了。在开普敦的一次专题讨论会上，他对“美洲大会”的成员发表演说，猛烈抨击德克勒克总统。而在此之前他称赞德克勒克先生是“一个正直的人”。然而，曼德拉意识到如果由于暴力事件而推迟与政府的对话，对非国大来说等于自己打败了自己，而这恰恰是德克勒克阵营中那股势力想要的结果。他决定冒一次险——宣布非国大放弃与政府会谈的先决条件。1991年7月间，非国大在德班举行了近30年来首次在南非国内召开的全国大会，会议地点离祖鲁人控制的中心地带很近。在这次重要的大会上，曼德拉成功地向代表们表明：谈判是运动的另一“斗争舞台”，而推迟谈判只会失算而让敌人得寸进尺。

奥利弗·坦博1990年12月回国时受到热烈欢迎，他也出席了这次大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政治犯，在国外流放多年回国的“犯人”都参加了这次盛会。曼德拉当选为非国大主席。他以顽强而著称，而且他出身贵族，又坐了许多年牢，这些无疑有助于树立他的权威形象。但在选举非国大秘书长问题上曼德拉受挫。他想让阿尔弗雷德·恩佐，一位放逐归来的老资格秘书长保留原职，但是领导国内民主联合阵线的年轻成员们的看法更受欢迎，他们推举西里尔·拉马弗萨担任这一职务。

7月19日，《每日邮报》刊登了一系列文章，表明多年来政府安全部门一直在秘密资助因卡塔自由党和其他反非国大的强硬组织。然而，德克勒克总统断然否认与此事有牵连，这一事件即后来有名的“因卡塔门政治丑闻”。在曼德拉获释前，德克勒克试图与布特莱齐和其他“黑人家园”的傀儡组织组成一个联盟，而现在，在他鼓起勇气释放了曼德拉之后，他似乎仍然想要削弱曼德拉的实力。因卡塔自由党人制造的暴力事件及非国大的反击在持续。

1991年12月20日，在曼德拉释放近两周年之际，“为了谈判的对话”终于要结出果实了：民主南非大会在约翰内斯堡的世界贸易中心开幕，多年的制裁把世界贸易中心变成了一座空空荡荡的大楼。泛非大已经退出会议，布特莱齐更是卑鄙，派了观察员而不是谈判代表出席会议。那天的会议在尖酸的气氛中结束：德克勒克讽刺非国大，曼德拉则反唇相讥。

会议中断了，在此期间德克勒克惊愕地发现在补缺选举中国民党输给极右翼势力不少席位。此前，德克勒克并未能强有力地对付新纳粹组织。为了检验他与非国大谈判这种政策在白人中的支持率，他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结果德克勒克获得彻底胜利——68.2％的选民赞同他的政策。在这次公决中，自由党人虽然对支持民族主义分子心有不甘，但还是投了赞成票。

与此同时，非国大的形象也由于温妮·曼德拉丑闻不断受损。1991年早些时候，温妮被指控犯有绑架和同谋殴打罪行，非国大中有些部门以“无根据的指控”为由压制了媒体的报道。原告方的证人们失踪了，其中一位关键证人被非国大成员偷渡出境，到卢萨卡后被赞比亚当局关入监牢。曼德拉仍坚持认为温妮是无辜的，陪她出庭受审。乔治·比泽斯为温妮辩护，过去温妮违反当局禁令时，乔治成功地进行了辩护。在审判过程中法官米盖尔·斯坦格曼先生说曼德拉夫人“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表现很好，是一位冷静、沉着、深思熟虑、从不脸红的骗子”。1991年5月14日，米盖尔宣读了判决：绑架罪5年徒刑，同谋殴打他人罪一年。比泽斯可以上诉。

出乎所有人意料，曼德拉支持任命他的妻子为非国大社会福利部部长。温妮选择了她的情人姆波夫作为副部长。10月份他俩乘协和号飞往美国。“为慈善事业筹措基金”。他们一回来，姆波夫就被免职了，温妮愤而辞职。然而，一个月之后，他俩双双官复原职，非国大全国执委会的这项决定更令人惊愕。因为这时他俩已被指控与福利部账户上遗失的资金有关。这一点可以从温妮1992年3月17日写给姆波夫的信中得到证实，那封信的内容被人透露给媒体。很明显，温妮在信里对姆波夫与另一个女人有染嫉妒得怒火中烧，那封信还表明在过去的5个月里曼德拉没有同她讲过话（在曼德拉搬到约翰内斯堡北郊的一幢房子里之前）。

1992年4月13日，曼德拉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两边陪着他的是他的老友们——坦博、西苏鲁和拉马弗萨。他宣布与“温妮·曼德拉同志”分居。他称赞她，说在罗本岛的日子她是“他的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和慰藉”；称赞她独力承担抚养子女的“繁重的担子”，以及忍受“政府对她的种种迫害，表现出榜样般的坚毅”。然而，他接着说，“最近几个月来，我们之间在一系列问题的分歧在加剧。鉴于此，我们彼此都认为分居是最好的办法”。他将永远怀念他们曾经共同分享的时光。

“我与我的妻子分居，决不反悔”，他最后说，“从我第一次碰见她起，无论在监狱里还是狱外，我都对她怀有深深的爱，我用全部的爱和感情拥抱她”。然后，他从座位上站起来，依然威严无比的脸上露出难以隐藏的痛苦。他向媒体请求说：“女士们，先生们，我相信你们能够体会到此刻我有多么痛苦，招待会结束了。”没有一位记者打破沉寂，他们目送曼德拉费力地走出房间。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曼德拉一直怀着这样的希望：他和他爱的女人能够重新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作为一位非常自豪的人，他捱过了政治殉难般的日子，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妻子的背叛和难以想象的屈辱。温妮不忠贞的行为本来很可能完全毁了他，但事实相反，像在他的政治生命中一样，曼德拉战斗了！并赢得了个人斗争的胜利。

面对媒体发表讲话时，温妮泪流满面地说起她仍爱着丈夫，她对不起他，对不起非国大，对不起“南非受压迫的、贫困的人民”。

曼德拉在对媒体讲话时，极力主张关于温妮是否有罪的问题应交由司法体系来判决。一年后，即1993年6月1日，在上诉法庭审判中，大法官米盖尔·科比特先生驳回了温妮的上诉，认定她犯了绑架罪；然而判定她没犯同谋殴打他人罪。判决减轻为罚款15000兰特。并支付三位受害人每人5000兰特。

曼德拉一直在劝说非国大的左翼激进势力，让他们相信谈判会使问题以立宪的形式得以解决。但是就在曼德拉会见德克勒克，讨论重新开始“民主南非大会”时，1992年6月12日，因卡塔自由党分子从一家招待所出发，在博伊帕通区内屠杀居民，49人被杀。为了表示哀悼，德克勒克打算视察博伊帕通区——白人领导人第一次作出这样的姿态。近乎疯狂的人群舞动着标语：“滚开，凶手！”，“去杀种族隔离分子吧，而不是杀我们！”，德克勒克被赶走了。第二天，曼德拉视察了博伊帕通区，人群强烈要求发给他们枪支。

愤怒的非国大退出了和谈，他们开始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罢工。其中，8月6日的游行最具象征性——8万名支持者在曼德拉的带领下向比勒陀利亚政府所在地走去。这次游行是比勒陀利亚地区最大规模的一次，时间离曼德拉被捕恰好30年。人们见到曼德拉很高兴，曼德拉本人也很放松，这种情形令游行沿线的安全部队大为吃惊。曼德拉赞扬了参加那周抗议罢工的400万群众，重申希望政府控制政治暴力，并同意非国大的要求——选举组成一个有宪法制定权的议会。

一个月后，5万名激进分子组成的游行队伍进入西斯凯独裁的“黑人家园”。他们获准在一个体育馆内集会，但罗纳德·卡斯基尔，一位前“民族之矛”领导，鲁莽地领头冲破铁丝网，向西斯凯首府比绍前进。西斯凯治安军队开了枪，28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又是一次大屠杀。

政府卷入一系列的丑闻中：“独立的”政府机关和发展救助部内的大范围的腐败被爆光。罗马教会资助出版的杂志《新国家》刊登了一份文件的照片拷贝，在这份1985年的文件中，陆军准将克里斯托弗·冯·维苏伊（后来成了将军和情报局局长）命令道：马修·高尼韦和他的同伙们将“永远地从社会中消失”。情报局前特工人员已经四处行动，实施“肮脏的阴谋”——目的在于使南部非洲，包括最近刚获得独立的纳米比亚陷入动荡。据一位将军讲，这样一支“失去控制的没有领导的力量”是80年代早期由前总统博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创立的。警察的瘫痪也是议程中的一部分：1990年7月到1992年8月间只有80多次逮捕，而与此同时约翰内斯堡地区死亡6000人。而且在纳塔尔省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踏上死亡之路。凭借这一证据，曼德拉宣称有一股“第三力量”长期以来一直在积极活动，用阴险的手段破坏民主运动的基础。尽管如此，德克勒克强硬地拒绝承认“第三力量”的存在。然而，在理查德·古德斯通法官率领调查委员会突击搜查了一处秘密军事情报中心后，德克勒克勒令23位高级官员停职，但最为臭名昭著的冯·维苏伊并不在其中。

非国大面对的是一个单独的委员会，该委员会调查“民族之矛”在放逐期间违背人权的问题。被疑为告密者或叛徒的人受到折磨，有的甚至被处死。“民族之矛”运动的某些领导接受集体负责的观点，认为在战争中那些惩罚虽然很令人遗憾，但难以避免。曼德拉批评“民族之矛”的领导层监控力度不够，没有彻底消除滥用权力的现象，但非国大对被指控的人并未采取行动。

几个月来，拉马弗萨和政府的主要谈判代表罗尔夫·梅耶在助手们的陪同下，一直在秘密会谈以促进谈判进程，他们都避开了外面的局势。乔·斯洛沃同时说服激进分子接受所谓的“落日条款”：既然“民族之矛”运动未能赢得战争，那么在一段特定时期内就应该“权力共享”。1993年2月12日，谈判终于取得突破——非国大和政府原则上同意，在五年的过渡期内建立多党内阁和议会，并在大选后分享权力，大选定于1994年举行。

就在“民主南非大会”重新开幕之时（这次大会有包括白人保守主义分子和泛非大在内的25个政党参加），又一件令人震惊的悲剧震动了全国。克里斯·哈尼被暗杀了。凶手是一位波兰移民，属于极右翼新纳粹组织阿非利卡人抵抗运动，他的同谋是来自南非保守党的一名英国出生的国会议员。（他们两人都将被判处死刑。）毫无疑问，人们都知道，哈尼会在未来的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很可能继承曼德拉的衣钵。

在狂怒、绝望和痛苦中，年轻的斗士们席卷了城市中心地点。70多人死亡，超过200万人参加了85次游行来悼念哈尼。在葬礼上，曼德拉动情地描述了哈尼的出生地：“萨巴里里位于克提姆瓦巴区，那个地方我很熟悉，并不是由于她的美丽，而是那里环境恶劣。没有清水、没有电、没有像样的房子，医疗条件不好，几乎没有正式的教育。然而，这个事实上不为人所知的小林子出了一个克里斯·哈尼，他的生命震动了全南非。”

他说哈尼热爱公正。这次谋杀绝非偶然事件，曼德拉还引用了哈尼的观点：一个空军基地丢失的武器不是被偷了，而是用于秘密行动了。其中的一件武器——那支枪——杀死了哈尼。他愤怒地指责德克勒克总统：“是你允许‘阿非利卡人抵抗运动’这帮流氓为非作歹……是你为极右势力打圆场……黑人的性命很廉价，而且只要种族隔离政策存在，黑人的性命还会廉价下去。现在任何人不要再有什么错误念头：许多事情已经发生变化，谈判已经开始，但对普通黑人而言，种族隔离仍然存在并且根深蒂固。”很显然，曼德拉发现了绝大部分暴力的根源：“正是因为谈判将迫使他们（注：指白人政权）交出权力，某些人才求助于懦夫的手段——暗杀。”

曼德拉攻击德克勒克面对极右势力时的无能，很快他的批评得到了证实。对“民主南非大会”重新开幕，愤怒异常的新纳粹组织Aub闯进了贸易中心，全副武装的车辆撞碎了玻璃幕墙，暴徒们对参加大会的人开枪射击，警察则袖手旁观。正像在场的姆克昂德所指出的，如果这些入侵者是黑人的话，警察早就开火了，很可能成百上千的人会丧命。

6月3日，“民主南非大会”作出了历史性的决议：全民具有选举权的大选将于1994年4月27日举行。11月17日南非第一部民主宪法得以批准。这是两年耐心工作的结果，中间还常被一些争论打断。在约翰内斯堡世界贸易中心，拉马弗萨领导的谈判团与梅耶和德克勒克总统及21个党派的代表，共同庆祝这一胜利。曼德拉宣布，“我们正处在旧纪元之末，我们正处于新纪元之始。成百上千万的人将获得选举权，而我自己，”他高兴地补充道，“也将在我短暂的一生第一次投下选票。”

在欧洲和美洲访问期间，曼德拉呼吁国际社会向南非提供帮助，解决南非当务之急——对2000万潜在的黑人选民进行选民教育。在联合国，他支持取消对南非的制裁。在国内，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在有些情况下仍然发生冲突，但当他们在费城领取克林顿总统颁给他们自由之钟的仿制品时，他们不得不表现得对彼此很客气。

5个月之后，12月10日，他们在奥斯陆双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曼德拉称赞德克勒克富于勇气，具有预见力；德克勒克对曼德拉为和平所做的巨大贡献表示钦佩。如同当年艾伯特·卢图利和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一样，场内响起“愿上帝拯救非洲”的歌声。

回到非洲后，每根灯杆上都是大选举的海报，上面是德克勒克或者曼德拉，或民主党候选人托尼·里昂的肖像。或者，在一些小林子里，有海报要求选出一位黑人家园候选人——康斯坦德·德里恩。在与曼德拉和坦博·姆贝基讨论达成妥协后，德里恩退出了极右翼组织。由于新纳粹组织“阿非利卡人抵抗运动”在“黑人家园”根据地制造爆炸事件，极右翼组织变得很难堪。

在主席布特莱齐的领导下的因卡塔自由党，早已退出“民主南非大会”。祖鲁国王古德维尔·祖韦利蒂尼也越来越多地被牵扯进争论中。大约一万名祖鲁人游行到了联邦大厦，然后，祖韦利蒂尼会见了德克勒克总统，后者同意这样的说法：成立一个联合工作小组能找到公认进而确保祖鲁政权的王国地位的途径。

选举前的竞选活动交织着希望和焦虑，气氛达到了高潮。在纳塔尔省设立紧急事件委员会对制止那里的杀戮收效甚微。可怕的谣言在继续传播，说暴力事件将结束选举。3月12月，新纳粹组织“阿非利卡人抵抗运动”闯入“独立的”博普塔茨瓦纳，支持卢卡斯·曼格比“总统”的专制政权。这时，谣言升级了。在接下来的骚乱中，“阿非利卡人抵抗运动”分子向行人开枪，一位当地警察被迫击毙了其中三个人。暴乱分子嗅出曼格比即将倒台的气味，突然间开枪射击，乱砍乱杀起来。“阿非利卡人抵抗运动”乱糟糟地退了回去。接着，在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由臭名昭著的因卡塔自由党领导的一次示威活动中，不明身份的狙击手向示威人群射击。与此同时，在“贝壳房子”游行的祖鲁人遭到非国大安全部队的枪击。不少无辜者被杀。

超级市场在恐慌性购买浪潮中大获其利。新闻节目也喜欢从英国的保守党通讯社引用令人担心的文章：伦敦《星期日时代》预测选举将会出现混乱，《邮报》宣称英国政府派出一队飞机去营救受到威胁的英国侨民。

在包括古德威尔酋长在内的人们的劝说下，布特莱齐同意参加选举。此后纳塔尔省的暴力事件大大减少。警察包围了“阿非利卡人抵抗运动”恐怖分子——在此之前，他们采用汽车炸弹杀了21人。

曼德拉展开了全国范围的竞选运动，向庞大的人群演讲。阿里斯特·斯巴克斯写道，“他仿佛正在弥补失去的时光”。而且，当他向人群挥手时，好像极为受用这种场合和别人的奉承。对曼德拉的支持者而言，曼德拉给了他们“新的骄傲和尊严”，即使他们当中最卑微的人也能接近他，甚至和他谈话。约翰·卡林在文章中指出，“曼德拉现象”对社会有很大影响。

观察员们从联合国、英联邦、欧洲和非洲蜂拥而至，南非大选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人关注的选举。人们很快遗忘了选举过程中的混乱。曼德拉选定伊南达作为投票点，这里曾是非国大首任主席约翰·杜比牧师的家，后来成为纳塔尔省死亡地带的中心区域。在利沃尼亚审判整整过去30年又一个星期的时候，曼德拉重复了那些历史性的话语：“我为反对白人统治而战。我为反对黑人统治而战。我怀着这样的信念——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所有人和睦相处，拥有平等的机会。我希望能为这样一种理想社会奋斗，去实现他；但如果必要的话，我准备为之牺牲。”

“和睦相处”，是的。4月27日，黑人与白人热切地排队投票，有时要站一整天，接下去的几天持续如此。投票的队伍蜿蜒蛇行，有一队穿过城镇、教区和白人豪华的郊区，长达四英里。在国外，南非居民也在第一次民主大选中投了票。人们的情绪简直不可思议。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体验到一种不同寻常的、令人深为感动的个性解放感。仿佛一付罪恶的重担突然间无影无踪了。当有人问一位妇女，站了8个小时之后是否筋疲力尽，她说：“我已经等了46年了，不在乎多等一会儿。”许多黑人都有同感。为人谦逊的伊利亚斯·马塔索亚莱迪，在利沃尼亚审判中受尽折磨。在妻子卡罗琳陪伴下也参加了投票，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活动——几天后他死于癌症。艾伯特·卢图利的妻子诺库卡娅已年届90，当她认出选票上曼德拉的照片时，微笑着在旁边画下了“×”。目睹此情此景，不仅是女人们，男人们也潸然泪下。他们一起排队，与完全陌生的人闲聊共享快乐，简直太有趣了！

1994年5月2日，星期一。弗雷德里克·德克勒克承认纳尔逊·曼德拉和非国大获胜。他说：“在若干世纪之后，我们终于将拥有一个代表全南非的政府。”他赞扬曼德拉在过去的四年中扮演了“主导的、令人钦佩的”角色。

在约翰内斯堡举行的一次庆祝会上，曼德拉对那些勤奋工作和成千上万耐心排队的人表示感谢。“南非的英雄们一代一代成为传说，但是，”他强调，“正是你们，人民才是我们真正的英雄……我谦恭地站在你们面前，心中充满了对你们的挚爱。”

他赞颂了奥利佛·坦博、哈尼以及其他牺牲的同志。奥利佛·坦博在哈尼被暗杀后不久去世。接下去他称赞安全部队“工作有价值”。

乐队演奏起教区音乐，曼德拉微笑着随音乐的节拍舞蹈，他请南非人民“走到一起共庆民主之诞生”。

5月4日晚12:01，在九个新省区首府人们正是这么做的。当新国旗升起的时候，人群发出欢呼。新国旗大胆地把非国大的黑色（代表人民）、绿色（代表土地）、黄色（代表黄金）与白人南非旧国旗的红、白、蓝色混和在一起。“故园”已经不存在了，南非已是一个统一的国家。

过去，议会几乎全部由那些最固执的，上了年纪又习惯于黑暗的白人组成；种族主义分子政府像一群公牛，倔强而机智的海伦·苏兹曼像斗牛士一般向政府挑战，揭露了一些毁灭性的阴谋。多少年来海伦是议会中唯一的女性，现在，在议员宣誓仪式上，议会变了。不仅是因为黑人议员占了压倒性的多数，而且有了106名女议员。女议员们的着装千姿百态——从华丽的莎丽服和珍奇的部落服饰，到早期“王国”时期的衣着打扮应有尽有。根据谈判决议，议会代表“国家统一体”，所有党派一致支持弗恩·津瓦拉作为议会发言人。弗恩是非国大派驻国外的最能干的代表之一。坦博的遗孀阿德莱蒂及西苏鲁的一家三口：阿伯蒂娜和她的儿子马克斯和女儿林基韦也宣誓就职。当阿伯蒂娜起立提议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为主席时，庆祝会达到高潮。西里尔·拉马弗萨任副主席。

曼德拉打算实现民族和解。安哥拉、卢旺达、波斯尼亚和北爱尔兰可怖的冲突持续不断，足以为鉴。他决心治愈南非过去遗留下的伤口，因此，他常提到需要宽恕，而他自己在提供大赦方面也很慷慨。但是那些被安全部队谋杀的人，他们的家庭怎么办？真相委员会的保证能最终带来公正吗？

他的内阁中非国大与那些从前的敌对力量联合起来，他打算赋予普通人权利，但需要消除某些人，诸如服务人员、安全部队，当然还有商界的担心。非国大必须实现竞选时的诺言：提供住房、教育和就业机会，而目前最迫切的是提供电力、自来水及为成百上千万住在窝棚的人提供厕所。还有一个很可怕的问题——犯罪率在上升。

总的说，曼德拉的用人之术受到称赞——姆贝基和德克勒克担任副总统，斯蒂夫·齐韦特为体育部长，乔·斯洛沃出任住房部长，保留了前政府中的财政部长，科比·科特西被选为议长。但是，对于“新”南非来说，曼德拉忠于旧时战友令人有些困窘。然而。来自前“民主联合阵线”的年轻一些的人取得省议会的领导权，他们给人印象很深。无疑，没有当上副总统很令拉马弗萨失望，但他会重新扮演重要角色。“和解”意味着布特莱齐作了家庭事务部部长，在议会中，他是未被指控的因塔卡自由党战犯。

温妮·曼德拉担任了科技、艺术和文化部副部长；班特·霍洛米萨，前特兰斯凯军事领导人成为环境部副部长。他们两人没有和同事们一起宣誓，而是共同出现在庆典上和媒体面前。妇女与青年联盟中许多人仍对温妮忠心耿耿；此外，她还赢得了公地上定居者社团的支持，这些社团被非国大忽视了。对于政府来说，她是个可怕的盟友。

为准备曼德拉的总统就职典礼，他的家人被邀请坐在讲坛上。当然，其中不包括他的第一任妻子埃韦琳，她独自一人在考菲姆瓦巴经营一家小店。诺·马克加图在德班忙着他的律师事务；但他的儿子们将会和滕比的女儿们一起出席。马卡基韦是曼德拉的长女，思想独立，是曼德拉最引人注目的女儿。最近，她被任命领导威兹大学的学生行动。她丈夫伊萨克·安穆阿是一位物理学家，他将陪同她出席。曼德拉挑选泽妮陪他出席典礼，泽妮刚刚与滕布姆兹王子一起返回约翰内斯堡。津姬将和她的丈夫泽韦利·特尚根及母亲一同出席。

1992年，在津姬的婚礼上，曼德拉坦率而令人感动地反思了自己作为一家之主的失职。他的失职很像温斯顿·丘吉尔。他说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他的指导，而当他重获得自由时，孩子们却说：“我们想着自己有一位父亲，有一天会回家。但是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的父亲回家了，却把我们留在家里，几乎天天如此。因为他现在成了国父。”除了那身得体的西装外，曼德拉生活很节俭；但他这种节俭的生活方式对津姬的婚礼毫无影响。整个婚礼穷奢极欲，很让一些非国大成员难受。曼德拉极为关心腐败现象蔓延造成的威胁，他不愿单独占据总统大厦数不清的房间。

当全球各地领导人抵达比勒陀利亚时，曼德拉成功地使魏兹曼总统和阿拉法特走到一起，但他却没能让希拉里·克林顿同卡斯特罗谈话，他本希望如此的。

1994年5月10日，星期二，比勒陀利亚。天气炎热。来自182个代表团的外国贵宾、当地议员、联邦大厦圆形剧场中的其他客人，高台大草坪上的人群，都处于庆典的兴奋中。为之着迷的世人守坐在电视前，在此之前什么时候有过这样令人快乐的事件——垄断了全球的媒体？人们在等待中度过了两个小时，合唱团及南非海军乐团在一旁演奏助兴。这时。从防弹车里走出了曼德拉，他那高大、挺拔的身影是多么熟悉啊，他那豁达的微笑又是多么地让人感到温暖！在津姬的陪伴下，曼德拉走向总统讲坛，人群发出欢呼声。老朋友和政府同僚叫他“玛迪巴”，儿女和孙子孙女们叫他“塔塔”，陆军、海军、空军及“民族之矛”的将军们都称他“总统先生”。

首先，按传统出场的是唱赞美诗的歌手。只见他戏剧般地做着手势，突出他那喉音赞美诗，这给科萨族黑人留下深刻印象，同时又让他们觉得有趣，而其他人则颇为困惑。然后升国旗，奏两种国歌：阿非利卡人的“非洲之声”和科萨人的“上帝保佑非洲”。幸好有合唱团，因为在场的南非人几乎没人会说对方的语言。（当天晚些时候在对球迷的讲话中，曼德拉说：“我们应该习惯于用两种语言唱国歌。”）

坦博·姆贝基第一个在米盖尔·科比特大法官面前宣誓就职；然后是第二副总统弗雷德里克·威勒姆·德克勒克；最后曼德拉“严肃而诚挚地”宣誓——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南非共和国及其人民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