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鸳梦难温.2

竞争主席职位的两名人选是温妮和格图德·舒比，后者是非国大执委会的老成员，也是非国大“妇女联盟”在卢萨卡地区的负责人。整个大会的时间都耗在选举上了。温妮用公共汽车拉来她的支持者，而且选举投票时试图舞弊。一位当事人回忆说，现场给每个候选人准备了不同颜色的彩色选票，上面没写候选人的名字。这是为了照顾参加大会的大批不识字的妇女。温妮的支持者们把绿色的选票割成两半，希望能使温妮的得票数加倍，但这一伎俩很快被人发现予以制止。最后看来，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阿伯蒂娜。她公开号召她的支持者投舒比的票，他们也的确那么做了。结果对温妮来说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她只得了96票而舒比得了400票。阿伯蒂娜于是毫无异议地当选为副主席，而温妮不得不就任“候补成员”。不到两周之后，温妮被判犯有绑架罪。

在目睹了妻子在公众面前声名狼藉、在政治上遭受挫败之后，曼德拉下一步要忍受另一种羞辱——他旧时战友联盟的力量逐渐被削弱。1991年7月2日到7日，非国大在德班召开了盼望已久的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将确定一批候补人选名单。尽管曼德拉当选非国大主席只不过是走个过场，但在选举总书记的问题上斗争具体化了，因为总书记人选将决定他退位之后谁来接班。曼德拉的老战友们倾向于让阿尔弗雷德·恩佐，一位不屈不挠的斗士和尽职尽责的总书记留任。但恩佐决不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许多人认为他应对非国大内部组织混乱负有责任，他已经变成了为曼德拉跑腿的“小男孩”。相反，坦博·姆贝基和克里斯·哈尼间的竞选斗争日趋明显。他们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人：姆贝基为人平和谦逊，而哈尼则很激进。然而在最后关头，两人都同意退出竞选，以免发生伤害感情的权力斗争。于是，曼德拉暗中为雅各布·祖马运动，想让他当选总书记，祖马是非国大情报局局长，也是一位祖鲁人。曼德拉解释此举是为了平衡“民族”领导间的权力，特别是挑选一名祖鲁人以反击布特莱齐酋长的指责，他说非国大已被科萨人控制了。

这一次，曼德拉又没能实现自己的想法。相反，前“民主联合阵线”与共产党激进派通力合作，展开了推举深受大众欢迎的西里尔·拉马弗萨作总书记的运动。在接下的选举中参加大会的2244名代表投了票。拉马弗萨以1156票对490票的压倒多数击败祖马，曼德拉没有办法控制这一秘密选举的结果。（祖马后来成为刚刚设立的副总书记）一群崇拜拉马弗萨的代表把他举上肩头，像凯旋的英雄一般把他从大厅后部扛到了主席台，人群对这位38岁的新领导发出欢呼。

拉马弗萨的当选体现了权力从老一辈革命家手中传递到了年轻一代的积极分子手里，其中很多人来自“民主联合阵线”的各领导层。在非国大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后一个月，“民主联合阵线”宣布解散。拉马弗萨的当选也向曼德拉传递了一条私人信息，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决不是曼德拉或温妮的私人朋友。而且，曼德拉不会忘记拉马弗萨唐突的评论，他说曼德拉不应该指望刚走出监狱就接管非国大。这位工会领导人也对曼德拉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不以为然，他在1989年11月份对《领袖》杂志说，曼德拉的地位与“任何其他非国大成员的地位没什么不同”，并且评论说曼德拉只是“可以考虑作为领导人选之一”。

尽管温妮虽然被判有罪仍当选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但这一胜利并不能对她的活动进行有力的支持。在执委员的50个公开议席中她仅列第26位，而现在执委会已扩大到66人，其中绝大多数她的好战的盟友反对她丈夫与政府进行谈判。的确，在温妮加入执委会之后，曼德拉在新的领导层里几乎没有盟友了。奥利弗·坦博和沃尔特·西苏鲁的职务都是名誉性的，前者是全国主席，后者是副主席。另一名老一代的中坚分子托马斯·恩科比，仍然做总司库。但整个趋势在向相反方向发展，“民主联合阵线”、共产党以及工会的积极分子大量涌进执委会，成为很明显的一股正在上升的力量。种种迹象表明，曼德拉前头的路还很崎岖。

很可能这一切来得比他预计得快。显而易见的是发生在非国大内部的拜占庭式的阴谋诡计，其中许多阴谋公开限制曼德拉的权力和行动自由，特别是在与德克勒克进行谈判方面的自由。现在的问题是曼德拉或拉马弗萨能否完全控制住与政府的接触。1991年7月下旬，新的执委会从其各层领导人中选出26人组成“全国工作委员会”来负责非国大的日常工作。8月初，曼德拉还在国外，“全国工作委员会”对非国大官僚机构进行一次大的内部重组，任命温妮为非国大福利部部长（她的原职位由一位年轻的共产党人查瑞尔·卡若勒斯顶替），委员会还把与政府进行谈判的责任统统交给拉马弗萨办公室。总部设在伦敦的《前线文件》杂志把这次重组比作是一次政变，谴责它是一次“共产主义分子的阴谋”，他们强烈反对“曼德拉独断专行的作风”。然而，对于曼德拉出狱以来与政府进行谈判的方式，并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分子们不高兴，大部分执委会成员脑子里都是“民主联合阵线”的那种集体决定风气，他们想从曼德拉手中夺过裁决权。

面对拉马弗萨对其权威的挑战，曼德拉极为愤怒，他开始反击了。他取得了部分胜利，使上面两个决定发生逆转，至少是修改了那两个决议。温妮重新当选福利部部长，负责谈判的委员会也加进了曼德拉、西苏鲁和姆贝基。尽管如此，现在是一个集体而非曼德拉一人在与政府进行谈判。

曼德拉的权力受到削弱，他的耐心也已用尽，再也不能为了温妮的利益干涉非国大做出的决定了。事实上，1991年9月至11月间，纳尔逊对他的妻子的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因为两件相关的事使他大受刺激，从而认识到温妮已经变得不能忍受了。这两件事都与越来越公开的她与姆波夫的通奸关系有关，那个浮华的年轻人曾经参加过温妮的辩护律师组。他们俩的暖昧关系可以追溯到曼德拉获释前，那时达利（每个人都那么称呼姆波夫）在曼德拉住处住了一段时间。曼德拉听说这件事后给温妮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让那个“男孩”滚出他家。达利搬走了，但他们的暖昧关系仍然延续着，而且越来越公开。1991年6月，《城市新闻》周刊刊登了两篇关于温妮与姆波夫暖昧关系的文章，双方对此均未予以否认。

也许出于为温妮为他往昔作出的牺牲怀有内疚，开始时曼德拉对她与达利的关系并不是太愤怒，但温妮开始在公众场合炫耀她的情人。在她被重新任命为福利部部长后，她竟然大胆地任命达利为副部长，这一安排可以为他们俩总是在一起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然后10月的第一周，温妮去了美国，名义上是为“非洲儿童音乐会”筹款和聘请艺术家，该音乐会计划于当年晚些时候在尼日利亚举行。她带着达利乘坐飞机的头等舱，谣传说他俩仅机票就花了20000兰特（折合大约7100美元，后来非国大官员否认这是党的拨款）。这次旅行纯粹是场闹剧，温妮和达利在狂欢了五天（他们去了西海岸和好莱坞）之后返回南非，既没筹到款也没请到艺术家。当曼德拉听说了他们奢侈的花费时，他爆发了。

大约与此同时，外交圈里开始听到传闻：温妮和达利在非国大约翰内斯堡总部的一间办公室通奸时被曼德拉当场撞见。这种侮辱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曼德拉勃然大怒，以及他在温妮和姆波夫从美国回来之后采取的行动。曼德拉单方面解除了达利的副部长职务，这一举措引得温妮给非国大执委会写了一封长达20页的辞职信，为自己的行为和美国之行辩护。在非国大领导人之间、曼德拉夫妇之间的冲突已是公开的秘密，反温妮的非国大成员高兴地四处散布这一消息。

执委会最终不得不进行干预以解决双方的摩擦。在11月25—26日举行的会议上，执委会决定——原因从未有人解释——拒绝温妮的辞职，重新任命达利为福利部副部长。显然，执委会仍然希望纳尔逊和温妮私下解决彼此的分歧，避免令人尴尬的分居。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对媒体保密，曼德拉和温妮之间不和的唯一迹象是，当月当地报刊报道说纳尔逊和温妮已经不再住在一起了。非国大掩饰说这只是因为他们的性命都受到威胁，分开住有利于采取“保安措施”。但是曼德拉显然在这一系列事件后开始寻找新的伴侣，例如芭芭拉·玛塞克拉，前非国大文艺部部长，也是著名的小号演奏家胡格·玛塞克拉的姐姐。她在公共场合开始出现在曼德拉的身旁。12月初，陪曼德拉去美国（这是他第二次去）的是芭芭拉，而不是温妮。

曼德拉夫妇直到第二年4月才宣布分居，尽管约翰内斯堡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婚姻已经破裂，而且出于对非国大名声的考虑，非国大领导层也向曼德拉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疏远温妮。

到这个时候，在曼德拉和拉马弗萨的领导下非国大已经形成一种二元化风格。他们俩不论是否喜欢对方，似乎已经解决了决策规则问题。对于集体领导原则，曼德拉在公共场合竭力称许，私下很不以为然，但它毕竟已成为主流。拉马弗萨已体现出对非国大机构的控制，他甚至从曼德拉手中夺回了去政府进行谈判的权力。总有无休无止的报告说拉马弗萨在“阴谋”使曼德拉退位，但这种阴谋从未发生过。

曼德拉似乎被压住了，仅仅局限于个人问题而不再有权干预政务。从前他通过专线电话与德克勒克两人对话，现在也结束了。他们偶尔能会一次面，就像美苏首脑会议似的：预先谈判讨论议事日程，潜在的协议，最终在高级助手的协助下签订公报。曼德拉仍然很有影响力，因为他是非国大选举产生的主席，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望。但自从1990年2月以来，他的权威在逐渐削弱。非国大这一影响广泛的组织以及其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发现，曼德拉的独断专行倾向和个人外交已经危及了“整体的”利益，这使得曼德拉成为一群平等的领导人中的第一人，他的同事们不停地提醒他，他只是领导集体中的一部分。

曼德拉已经学会了极有风度地服从于这种“集体意志”。当他发现对非国大国内国际政策的变革引起强烈反对时，他就会让步。当他发现自己建议与布特莱齐会面的提议遭受地区组织的强烈反对时，他后退了。他最终甚至让步于同事们的压力而与温妮分居。最后，曼德拉学会了做他曾保证做的那种人：“一个有组织的人。”但他不得不被一遍又一遍地提醒，那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1994年，已经正式分居两年多的曼德拉夫妇终于在法律上解除了婚姻关系。这时他们结婚26年，纳尔逊已76岁，温妮也已五十有八。两位名人的正式离婚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因为他俩从政治到私人生活上全面的分手早已不是新闻了。尽管如此，这次失败的婚姻仍然使他们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倒不是指道德上的。在婚姻文化观念与中国截然不同、甚至与白人传统也有区别的南非黑人中，并没有多少人指责曼德拉是陈世美式的负心丈夫，如同本来也不会有多少人视温妮为潘金莲式的不忠之妇一样。温妮另有情人，这在曼德拉出狱前人们就知道，但只是后来她在政治上遭人厌恶时这些私生活才被人们拿来大肆炒作。然而南非非毕竟不是中国，私生活的“问题”虽有损于、却不会完全毁掉一个人的声誉，而温妮的政治资源也并不仅仅是曼德拉那圣雄头上光环的映照，她毕竟为非国大事业奋斗了几十年，有自己的独立地位。与曼德拉分手之后，她也未从南非政坛上消失，作为非国大内部“下层呼声”的代表与激进的非主流派的发言人，她此后仍不断指责曼德拉领导的南非新政府保守，没有履行对黑人与穷人的诺言等等。1997年12月在非国大第5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她还一度参加了非国大副主席的竞选。也许以她那好斗而不宽容的性格，很难说如果掌了权会干出什么事来，但作为新南非多元化政治中的一元，作为官方政策的“左”翼批评者，她的声音与德克勒克那样的右翼批评者一样，仍然会在一种权力制衡机制中发挥应有作用。

纳尔逊与温妮婚姻失败的代价勿宁说主要在于政治方面。纳尔逊与温妮的分手实际上是与她所代表的“激进”帮派决裂。这与其说是降低了他在道德君子们心中的地位，不如说主要是降低了他在穷人、尤其是贫穷黑人心中的地位。传媒的采访表明对两位曼德拉的分手最感失望的正是他们。失去这些人的崇拜，肯定有损于以社会正义为号召的曼德拉的力量。而对温妮来说，与丈夫的分手实际上意味着她已为非国大主流派所拒斥，从此她再不可能像阿根廷的庇隆夫人、孟加拉的齐亚夫人和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夫人那样妻承夫志而施展抱负，只能作为非主流的乃至反对派的政治家了。1997年年底的非国大“五十大”上，纳尔逊卸任非国大主席，而温妮竞选副主席告败，两位曼德拉今后将淡出南非政坛，似乎已是公认的前景。

温妮当年在婚后曾有句名言：“嫁给他（曼德拉）并不是真正嫁给了一个男人，我嫁给了这场斗争。”显然，他们俩26年前的结合与26年后的分手，都并不完全是基于一般的男女相悦或相疏，评价这一结合与分手也就不能仅以一般的夫妻忠贞或不忠而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不曾有过真挚的感情，也不意味着离婚没给他们带来感情的创伤。曼德拉此后也有伴侣，1996年他还与莫桑比克已故总统（也是该国的“曼德拉”、一位黑人解放运动英雄）的遗孀一起向两国公众宣布了伴侣关系，但他至今仍未正式结婚，人们不知道在他那饱经风霜的感情生活中还会不会有一位新的“曼德拉夫人”。另一方面，温妮离婚后反常地改了名却未去夫姓，她现在叫玛蒂基泽拉·曼德拉（当然，公众与传媒仍然习惯地叫她温妮），这是不是表现出她仍然怀念着那一段“同志加夫妻”的共同生活呢？无论如何，黑人解放运动给这段姻缘添加的政治色彩既为婚姻增加了浪漫的光环，也构成了婚姻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不管人们怎么评价，这段姻缘不仅载入了南非的历史，它还将成为文学家们倾心的佳话或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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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即“前庇隆夫人”（1919—1952），与曾任总统的“后庇隆夫人”伊萨贝尔·庇隆同为阿根廷激进民粹主义（庇隆主义）组织正义党的活动家。由帮助其丈夫（胡安·庇隆）搞群众运动而成为庇隆派阵营中最好斗的一翼，当政后曾查封近100家报刊，推行教育宗教化，以行为极端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