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前路迢迢

三、“民主不能输出，但正义没有国界”

曼德拉具有广阔的人道主义关怀。他首先是南非人民的儿子和新南非的“国父”，但他从事的事业也使他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人物。如今大概没有任何人——包括他的敌人——怀疑他对“我的祖国阿非利加”的热爱，他对自己民族的忠诚和他对养育了他的特兰斯凯农村及科萨部落乡亲的深厚赤子之情。但是同时，曼德拉并不是个加尔维式的黑人“族粹”派和“黑色沙文主义”者。相反，青年曼德拉对自己家乡部落的传统陋习与对白人的种族压迫一样是个天生的叛逆者。他早年离开家乡出走的直接原因就是反抗强加于他的部落传统包办婚姻；他拒绝按长辈旨意接班当酋长；他宣称要“反对一切统治——家庭的、部落的和政府的统治”。晚年的曼德拉出于政治家的成熟，对部落传统的尖锐指责已很少见，但他的“反加尔维”立场并没有改变。在某种意义上，曼德拉的“西化”色彩与南非前“黑人家园”许多保守领导人那刻意渲染的传统酋长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那些领导人的私人生活往往也是极为“西化”的，外表的“传统”姿态只是为既得利益的需要而作的一种表演）。但历史已经使人们看得明白：在阻挠新南非诞生的徒劳努力中，“黑人家园”与“白人家园”的保守势力是携手的。同最顽固的白人种族主义者——阿非利卡人极右翼联手抵制黑人解放运动、损害黑人群众的利益与尊严的，正是这些言必称传统、在公共场合总是一副土著酋长打扮的人物。而一身西服、英语流利的曼德拉与他的战友们却是黑人解放的旗手与白人压迫制度的死对头。

曼德拉1996年7月9日访英期间曾称：“在反对种族压迫的斗争中，英国的民主制度是我们前进的航标，而BBC（英国广播公司）的‘世界快递’是我们这些囚徒的救命绳索（暗指打破白人当局新闻封锁而言）。”但另一方面，他对英国保守党某些政客阻挠国际社会制裁南非、并在过渡时期支持布特莱齐势力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曼德拉在狱中时，曾多次成为全球关注的中心。1981年法国17000签名于致南非驻法使馆的请愿书，要求释放曼德拉。1982年，53个国家的2000名市长又为曼德拉的获释而签名请愿。1983年，英国78名国会议员发表声明，50多个城市的市长在伦敦盛装游行，要求首相向南非施加压力以使他获释。1988年6月11日曼德拉70岁生日时，伦敦温布利体育场7.2万人出席为狱中的他举行的祝寿音乐会，全球60多个国家近10亿人通过卫星电视收看了这一盛况……曼德拉的获释因而不仅是南非黑人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与人类良知、社会正义的胜利。

在这种背景下的曼德拉也自然成了不仅为南非黑人、而且为人类正义而尽力的圣雄式人物。出狱后他曾说道：“在那些漫长而孤独的岁月中，我对自己的人民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了一种对所有的人、白人和黑人，都获得自由的渴望。我也同样明白，压迫者也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获得解放。夺走别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他被偏见和短视的铁槛囚禁着。”“出狱之后，我的使命是解放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缺一不可。”于是，曼德拉也就像当年世界各地的人们关心他的自由一样，关心起世界各地人们的自由来。他不顾年近八旬，从一国之主的繁忙公务中、从南非国内山积海量的待理之机中抽出时间来“多管闲事”，为国际人权事务而奔走呼吁，为各种对立纷争而调解斡旋。

曼德拉首先关注的就是南非的近邻斯威士兰。从地图上看，几乎为南非国土所包围的斯威士兰与另一个类似的内陆小国莱索托，都很像南非国内的那些“黑人家园”。的确，这两国与今南非境内的“黑人家园”原来都是南非联邦管辖下封闭的、农业性的、酋长制的土著人保留地，而且往往同族同语（如南非的“黑人家园”坎瓜尼与斯威士兰同为斯威士人，夸夸、莱伯瓦与莱索托同为索托人聚居区）。60年代两国独立后仍与南非保持密切联系，直到70年代末这两国仍然使用南非货币兰特（后来有了自己的货币，但仍以兰特汇率为基础，与之保持1∶1比价，实际金融业务仍在南非）。与“黑人家园”类似，这两国也有大量黑人劳工在南非各经济中心谋生。事实上，70—80年代南非白人当局策划的黑人家园“独立”，就是企图以斯威士兰的立国模式来实现的。而南非的民主力量对该国保守的王室也抱有类似对“家园”右翼统治者的反感。

因此不难理解，南非人与他们的总统曼德拉对斯威士兰人的民主化进程具有特别的热情。“民主不能输出，但正义没有国界”——南非《星报》一篇文章这样评价斯威士兰局势。

1995年3月，曼德拉亲自牵头，约了博茨瓦纳总统马歇尔与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一同为斯威士兰的民主进程进行翰旋。当时报纸报道了这个“曼德拉的秘密的斯威士兰计划”。

国王姆斯瓦提三世和纳尔逊·曼德拉的秘密会谈使外交家们在思考他们要实行的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在斯威士兰民主进程的游戏中，邻国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正在打他自己的牌，连外交部长阿尔弗莱德·恩佐和南非的其他外交部官都没有看清他这一战略的具体环节。

在帮助斯威士兰解决其国内危机的问题上，曼德拉个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斯威士兰的这场危机是在一月份突然降临的。当时，几乎整个劳动力大军，在斯威士兰工会联盟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周的罢工，要求恢复宪法体制。

1995年2月末，曼德拉和来自博茨瓦纳、津巴布韦的两位与他同等级的人士，奎特·马歇尔和罗伯特·穆加贝两总统，在比勒陀利亚会见了斯威士兰年轻的国王姆斯瓦提三世。随后，1995年3月1日，曼德拉和姆斯瓦提在斯威士兰举行了会谈。在这两次会议上，只有各国的首脑讲了话，甚至于外交部长恩佐在比勒陀利亚也没有发言。

关于发言内容，恩佐和外交部总秘书长拉什德·埃文斯都没有得到任何汇报，这一点得到了高级外交官的证实。南非的外交家们承认，不了解他们将执行的政策的细节，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他们的打击，可是唯一的解释是：鉴于国王的绝对保密的要求，曼德拉采取了妥协态度。

驻斯威士兰首都姆巴巴纳的南非高级代办说：“关于会谈的内容，我们一无所知。对我们来讲，这确实很成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实施这项工作。我们的斯威士兰的同级外交人员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

但是，他相信曼德拉的策略有一个目标：“姆斯瓦提不能在他自己的人民面前丢脸。看起来，他不能屈服于压力。但是，毫无疑问，他将会面临来自于斯威士兰国内、国外和曼德拉总统的压力。”

姆斯瓦提的父亲，老国王索伯胡扎二世在1973年，中止了斯威士兰西方式的宪法，禁止政党和自由的政治活动。姆斯瓦提——一位纯粹的君主，进行着统治，他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最后一位君主。他曾公开地批评“外国人”在他的国土上制造的麻烦。在一个极其传统的社会里，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他不止一次地宣称，他将不会屈服于压力。

人们普遍认为姆斯瓦提从他个人来讲，至少是喜欢有限的改革的，并且南非的外交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姆斯瓦提被他保守的顾问们和广大的皇室成员所限制，他们肯定是更反对改革的。

1994年8月份左右，姆斯瓦提邀请曼德拉到斯威士兰进行政府级访问。舆论认为他意在用普通外交关系的纱布作掩护，来讨论具体国内的民主化呼声。

虽然那次访问未能成行，但是祖鲁国王古德韦尔·瓦雷斯尼和姆斯瓦提举行了会谈。会谈中明显地提出了民主化和恢复立宪君主制的益处。

于是，曼德拉的代表萨布·姆彼克本打算在1997年早些时候的工人动乱时期访问斯威士兰，主要是要讨论斯威士兰与南非的一项长期土地租赁协议的条件。但是，姆斯瓦提中断了这次访问，当时南非的解释是，国王努力避免使这一访问看起来是姆彼克去那里对斯威士兰的内政加以干预。

同时，曼德拉面临着日益增大的压力，要促使斯威士兰朝着民主化方向迈进。一位总统身边的人士说，由于曼德拉个人曾对尼日利亚的军事独裁者萨尼·阿巴查采取了积极的反对立场，所以他被指责为：对一个没有民主体制的邻国没有采取同样严厉的态度。

南非工会大会同样鼓励南非加入斗争，“我们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发言人说。

曼德拉邀请姆斯瓦提于1995年3月1日访问比勒陀利亚。姆斯瓦提接受了邀请，但要求保密。当总统办公室公布了这一访问——显而易见，当时南非方面把国王的要求误解为：只要保证谈话内容的隐密就可以了，而国王实际上是要把整个访问当做秘密。——姆斯瓦提取消了这次访问，曼德拉提出去斯威士兰访问姆斯瓦提，在那里他们进行了一对一的会谈。

人们相信，曼德拉已经向姆斯瓦提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但是他不想被再次视为“别个国家的政治代理人”，在曼德拉批评阿巴查并且着手加快与其地区伙伴的关系时，这种称呼被强化了。

曼德拉请马歇尔和穆加贝同他一起参加1995年3月在比勒陀利亚的会议。很显然，这两位人士曾在1994年帮助他避免了一场莱斯罗的政变。

总统机构的发言人表示：姆斯瓦提要求他的这次会议保持隐密，但是，当一位斯威士兰的记者获得了有关会议的某些线索后，肯定地说：“既然要设法使四位政府要人聚集在一起，那么使会议内容保持隐密是非常困难的。”

事实上，这次事情从头至尾体现了鲜明的“曼德拉风格”：他非常关心斯威士兰的民主化，但同时也尽力维护该国国王的面子，注意不使他难堪。曼德拉对斯威士兰事态的价值判断是非常明确的：他同情该国的民主派，反感姆斯瓦提国王的专制。但他反对南非工会大会等组织跑到别国去煽风点火的做法，也不赞成南非白人政党以“不干涉”为名放弃道义立场并实际上帮助王室化解压力。曼德拉没有发表支持该国民主派反对国王的言论，但却从四国元首聚会的形式私下做姆斯瓦提的工作，促使其顺应时代潮流，而整个过程都是在尊重国王的形式下进行的。曼德拉没有“输出民主”，但却坚持了鲜明的道义立场。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绝非消极而又不失“中庸”的做法的确为斯威士兰问题的解决起了很大作用。

斯威士兰问题生动地体现了曼德拉作为一个非洲政治家与国际活动家的作用。他的道义资源与政治智慧在这种作用中得到了广泛的称赞。1999年，作为南非领袖的曼德拉正式隐退，但作为国际活动家，人们都希望能继续看到他那忙碌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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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这一代人在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之后，把接力棒交给我们的接班人。让我们祝福他吧！”

1997年12月20日，马弗京，纳尔逊·曼德拉把一根上面刻着非洲传统图案的木手杖交给了继他之后接任非国大主席的坦博·姆贝基。在传统文化中，这手杖是权力的象征。在3000名代表的热情欢呼声中，曼德拉以上面那句话结束了他长达5小时之久的非常坦率的讲话。随后非国大新领导层依次同这位老人拥抱，全场代表们热泪盈眶，在欢呼声中向曼德拉挥手告别！

摩西归来——摩西又走了。也许，南非从此已经告别了需要“摩西”引路的历史。今后的南非不会再有也不再需要圣雄式的领袖，这个国家的掌舵人今后只需在竞争中定期赢得选民授权，便可按一定程序自动校正航向。——但曼德拉留下了什么？他留下了这套程序，留下了一条新船。而更重要的是：

他留下了作为民族之魂的曼德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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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美）《今日美国报》1997年12月16日，戴维·林奇：《小心谨慎的南非走向后曼德拉时代》。

[2] （英）《经济学家》1997年12月13日，《南非：奇迹结束了吗？》。

【第二部分】南非的启示

【第二部分】南非的启示

“好望”降临好望角：“曼德拉现象”的历史意义

“好望”降临好望角：“曼德拉现象”的历史意义

曼德拉与南非奇迹

世界上的事真不好说，1994年内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是卢旺达的大屠杀与也门的内战，然而仅仅半年以前，如果有人举出也门、卢旺达与南非三国，问哪一国最可能发生内乱？也许绝大多数“观察家”会说是南非。的确，与单一民族的也门、优势部族统治的卢旺达当时的相对平静相比，南非那时正弥漫着一片血腥味，自1990年开始种族和解进程以来，暴力、残杀愈演愈烈，死难者已达上万之众，博伊帕通惨案、西斯凯惨案、博普塔茨瓦纳冲突、夸祖鲁流血事件，黑人之间的“武斗”不断升级。因卡塔自由党领袖布特莱齐威胁要发动“起义”、白人右翼组织则宣称不惜搞“新的布尔战争”，而黑人激进派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则仍在炸饭店、杀警官。尤其是1993年4月南非共总书记哈尼遇害后的一段时间，南非局势几乎失控，处在内战的边缘。

的确，比起现今世界上所有热点地区来，南非各个种族、部族、政治派别、利益集团间历史上积累的新仇旧恨之多是无与伦比的，白人对黑人的340多年种族主义统治，时间之长，创伤之深，堪称世界之最。南非黑人各部族对白人的反抗，从传统的部族起义到现代的解放斗争，其牺牲之惨重也是世界罕见的。尤其是黑人中的祖鲁人与白人中的布尔人（阿非利卡人）的较量，史称“血河之战”，其惨烈程度已使它成了积淀在黑人文化中的象征符号。现代黑人解放运动的许多事件，包括非国大武装“民族之矛”的建军日，都选在“丁干日”即血河之战纪念日——12月16日（丁干是当时的祖鲁王）。当代白人的南非统治者与黑人解放组织间，也有着从1960年沙佩维尔惨案到1993年的哈尼遇刺的笔笔血债。至于现实生活中黑白之间的贫富悬殊和赤裸裸的不公正，更是随时会给人以强烈刺激。

尤其是南非“黑白冲突”的双方都处于无路可退的境地，这在整个非洲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情况。南非白人中占多数的族群荷裔南非人（布尔人）是黑非洲最早的白人移民族群，由于其母国荷兰很快衰落，他们很早就失去了母国的依恃，三百多年来在非洲落地生根，从社会发展、语言直到心理状态都已特性化。在整个非洲大陆的白人中，他们是唯一不自认是欧洲人而自认是非洲人（所谓说“阿非利卡语”的“阿非利卡人”）、不自认为是移民而自认为是土著的族群。他们中几乎没有持母国（如果荷兰还能算是其母国的话）护照的，这与英、法、葡、比等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大不相同。由于“没有退路”，他们在维护既得利益方面显得特别顽固，不仅敌视黑人，而且对那些被他们认为是客居非洲的“盎格鲁撒克逊殖民者”及其宗主国、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受这些宗主国影响的国际社会，都怀有极大的戒心，并因此而长期发展出一种类似犹太人那样强烈的危机感和集体意识，特别关心政治，势衷于政党活动，这在政治参与高度发达的欧洲也是罕见的。同时，由于布尔人或阿非利卡人在传统上是农民（农场主）[1]，总体文化、技术水平不如英语白人。他们多构成蓝领白人或“穷白人”群体，一旦与黑人展开公平竞争，他们的地位远不如英语白人更有把握。因而他们也特别难以放弃种族隔离制度。

而黑人的根在南非当然更是不可置疑，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布尔白人自称阿非利卡人而称黑人为“班图人”，黑人也自称阿非利卡人（所谓“非洲人国民大会”之名即由此）而称白人为殖民者。双方都以非洲人自居而否认对方的非洲人资格，这也是“南非特色”之一。

除了“黑白矛盾”之外，南非黑人内部与白人内部的裂痕之多之深，在非洲也是少见的。如果人们不是像观赏大熊猫那样去“观赏”前殖民时代的非洲史，就会看到它的不那么浪漫的一面。在非洲被“凶残的白鬼子”贩卖到大洋彼岸受尽苦难的一亿黑人中，绝大多数并不是直接被白人俘获，而是被他们的酋长或“猎取”了他们的敌对部落卖给白人以换取小刀、玻璃珠之类玩意儿的。南非也不例外，部族冲突与一盘散沙式的局面由来已久，尤其是那慓悍善战的祖鲁人，历史上不仅是抵御白人殖民者的中坚，也是其他黑人部落的克星。就在与白人的“血河之战”前夜，祖鲁王国还刚刚在持续13年的姆菲卡尼战乱中扫荡了南非东部的大批部落，在该地区的94个黑人部落中的50个被毁灭或被兼并，20个逃离家乡远徙他方，还有些逃到开普殖民地成为白人的劳工。以至于布尔人来到时这些地方已人烟稀少，有虚可乘。在被白人征服后的年代里，黑人部族间的矛盾也依然存在，尤其是祖鲁人与科萨人、斯威士人间的纠纷更为突出。白人政权乘机拉此压彼，大收渔翁之利。臭名昭著的“黑人家园”之长期存在并在此次民主进程中还能提出其利益要求，不仅仅是因为白人的阴谋诡计，也是某些黑人部落传统势力积极活动的结果。

除了部族间矛盾外，以民主政治为原则的现代黑人解放组织与以家长制为基础的传统部落势力间也有冲突，这种冲突除了体现黑人社会内部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外，随着解放组织掌权的前景日益明朗，还逐渐具有了国家政权与部落自治倾向间矛盾的性质。最后，各黑人解放组织之间因意识形态、权力分配问题而产生的党派利益冲突也久已存在。在南非全国性解放组织中，非国大相对温和而具有族际主义色彩，泛非大更为激进而强调黑人民族主义，南非共作为最初从白人中起源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前二者各有异同：它既有激进的意识形态，又主张族际主义。此外，比泛非大更激进的还有阿扎尼亚人民组织等。这些组织的群众尤其是青年成员曾多在80年代屡有武斗，甚至各自在其国外基地设立的集中营里关押对方成员，言论上的互相攻击更不在话下。

黑人中的种种冲突集中体现为非国大与因卡塔之争。因卡塔领袖、祖鲁酋长布特莱齐原是非国大著名活动家，因不满非国大的暴力抵抗战略于七十年代退出非国大另起炉灶。作为南非黑人中最大、部落传统也最浓厚的部族，祖鲁人既代表了部落时代黑人抵抗殖民化的光荣历史，又是现代化进程中较为保守的势力。本来在非国大前期历史中，“祖鲁精神”一直是其重要的心理资源。其首任主席杜比牧师和50年代的主席、第一个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黑人领袖卢图利都是祖鲁酋长出身，非国大选择“丁干日”建军也显示了对这种资源的重视。但作为祖鲁部族与夸祖鲁黑人家园政治组织的因卡塔的出现，加之七十年代以后非国大主要领袖曼德拉、坦博、西苏鲁等均非祖鲁人，便给人以非国大与祖鲁人对立的印象。白人当局利用因卡塔的保守色彩，给予暗中支持，使它成为黑人家园政治组织中唯一具有全国影响的党。因此非国大与因卡塔的对立可以说是集中了“黑白矛盾”、黑人诸部族间矛盾、激进党派与保守党派的矛盾、黑人解放组织的现代潮流与部落传统的矛盾、中央政府与黑人家园自治倾向的矛盾等诸多因素，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是难于化解的。早在民主进程开始前的80年代，双方支持者就在祖鲁人聚居的纳塔尔省频起暴力冲突。民主进程开始后，因卡塔改名因卡塔自由党并宣布向全国各种族开放，它与非国大的冲突也很快扩大到纳塔尔以外，尤其是祖鲁族流动劳工集中的约翰内斯堡等南非政治经济中心地区。

南非白人中阿非利卡人与英裔白人也有宿怨。20世纪初的英布战争在所谓“文明的白人”间发生的战争中以野蛮著名，英军大搞“三光”政策，大片地区的布尔平民被关入集中营，村庄夷为焦土，2万多布尔人妇孺在集中营里被虐待而惨死。人们至今犹有余痛。但另一方面，英裔在种族问题上远比阿非利卡人开明，而半个世纪以来南非一直是后者当政，并推行所谓反“英国化”政策，英、布之隙与“黑白矛盾”相交错，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此外南非还有有色人（混血人）、印度人等问题。在当今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众多积怨极深的种族、民族与部族同处一国，时逢世纪之交的空前剧变，从种族隔离到种族开放，从事实上的一党制（南非虽实行西方政体，但由于英裔的客居心态和布尔人的特殊的集体危机感，自1948年以来实际上一直是布尔人的国民党一党独大）到多党民主，不久前的阶下囚如今一举掌权柄。而所有这一切又恰恰发生在南非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和连续三年国民总产值下降的严峻背景下，这怎能不令人捏一把汗呢？如此危机之中而求返乱为治，似乎只能靠奇迹了。

奇迹来源于和解

就在南非大选前20天，夸祖鲁地区动乱还在加剧，几天内有120人死亡，因卡塔与白人右翼仍抵制大选并发出武力威胁。人们纷纷恐怖地谈论“非洲的波黑”。然而这时南非的政治气候已悄然由阴转晴：在非国大与国民党的努力下，不仅在全国，而且在祖鲁人中拥护大选的人也不断增加，布特莱齐实际上已是嘴硬手软了。这时曼德拉不失时机地向他伸去橄榄枝，在拒绝实质上的分治要求的同时作出了承认祖鲁王地位等让步姿态，布特莱齐也心领神会，在最后时刻作出了参加大选的决定。于是：几年来愈演愈烈的暴力冲突在大选前几乎是戛然而止，全国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和平，整个大选过程也出人意料地严肃、平静而有秩序，投票率之高，各方对大选结果的一致承认，都超过人们的预想。

在这划时代的南非首次多种族大选中，非国大与国民党这一对老对手都取得了超过预料的成功。非国大得票率达62.5％，超过事前各种民意测验的54％—57％，国民党得票率为23.9％，也超过了事前测验的15％—20％，而因卡塔得票率则低于事前预计。可以说，大选的结果是：曼德拉赢了，而德克勒克也没有输。

大选之后一个月内，曼德拉总统已就职，新内阁已建立。约翰内斯堡股市行情大涨，国外对南非经济前景看好，投资意愿增加。继1993年年底南非经济开始缓慢复苏、通货膨胀率下降之后，当年经济又进一步好转。

总之，作为多种族民主国家的新南非如初生婴儿已经呱呱坠地。尽管她的成长过程可能多灾多病，但她能在如此先天不足的情况下顺利出世，已堪称奇迹。当今世界上的多民族国家在剧变中经受不住震荡而解体、以致出现内战的有原苏联、原南斯拉夫与原捷联邦；民族压迫结束后各解放组织或各部族即互相火并、大打出手的有南非的两个近邻莫桑比克与安哥拉以及阿富汗等；固有的部族冲突或地域冲突使国家四分五裂的有非洲的卢旺达、布隆迪、索马里以及亚洲的也门等；由一党制向多党民主过渡中出现权威真空、政治动荡、社会失序的国家也不少。南非何以不然？

国际社会的帮助是一个原因，但这种帮助既不足以使和平降临波黑、卢旺达等国，又怎样保证南非的种族和平？

各方力量相对平衡、“可迫和不可迫降”也是一个原因。但“不可迫降”并不意味着就能握手言和，它更可能意味着无休止的战争，现实生活中这种例子还少吗？

用旧制度的危机、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或良心所向来解释这一切更属空洞无力。旧制度的危机可能导致“破旧”，但未必能导致“立新”：社会发展的要求是一种不是解释的解释，因为社会发展所忌讳而却发生了的事太多了。至于说民心所向，那么当时南非社会上各种激愤情绪的民意基础并不亚于理性。可以说，曼德拉与德克勒克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跟着“民心”走，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成功地使“民心”跟着自己走。

简单地说，南非“奇迹”的原因就在于：人民相信政治家，而政治家表现了理智。或者说，尽管人民并不那么理智，但他们没有为难他们所信赖的理智者。这乍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然而“奇迹”之难得正是因为这不易做到。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南非得以免于内乱，多亏了曼德拉、德克勒克（公正地说也有布特莱齐一份，尽管较为次要）的个人理智。法国《青年非洲》周刊在大选前夕说：“可能使南非在不可控制的恐怖活动中发生崩溃的唯一假设是：曼德拉遭暗杀。”一个路透社资深记者从波斯尼亚赶到南非采访大选后说：“曼德拉与德克勒克的双人舞虽然跳得很艰难，但他们给南非带来了希望。波斯尼亚没有出现这样的政治家，这就是波斯尼亚悲剧的原因。”

人们可以把曼德拉与德克勒克比之于英属印度的甘地与蒙巴顿。应该说，前两个所表现的理性、妥协与和解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比后两人所表现的更为难能可贵，当然，这种比较仅限于他们作为政治家的局面。

世人多以新印度归功于甘地，实则蒙巴顿亦有造于印度甚多。然而德克勒克比蒙巴顿更难得的是：蒙巴顿只是把印度交给了甘地们，而德克勒克则不仅把南非交给了曼德拉，而且还要作为曼德拉的副手（当然，同时也是政敌）同他合作建设新南非。蒙巴顿只是代表宗主国为其不光彩的殖民统治史赢得了个光彩的结尾，而德克勒克则作为南非土生白人的代表，在结束不光彩的过去的同时，开创了光彩的未来。

无疑，德克勒克作为“无路可退”的阿非利卡人的代表，在说服自己的选民顺应历史潮流、纠正以往的错误时要比蒙巴顿克服更多的困难。但历史会证明，他的努力除了使他所代表的势力卸除罪恶历史的沉重包袱外，不会失去他们应得到的任何东西。南非种族和解进程开始前夕，国民党与阿非利卡人中的一批开明派曾退党并另组民主党，主张顺应时势，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与黑人分享权力。结果应者纷纷，很快成为当时议会中第二大反对党，对国民党的地位构成了挑战。然而和解进程开始后，由于德克勒克采取主动，不仅接过了民主党的主张而且加以实践与发挥，从而不仅稳定了自己的队伍，而且得到了英裔白人日益明显的认同。民主党却因提不出更新的纲领而失去吸引力，影响趋于下降。

当然，目前的南非政局属于过渡性质，可以设想随着过渡的完成，白人政党的地位也许会再有所下降，甚至成为在野党。但无论如何，她在南非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仍然将高于（比如说）史密斯白人政权结束后津巴布韦政坛上的白人力量。正如德克勒克在大选后所说：没有非国大的同意，他再也无法统治了。但同样，“没有人民以及我所代表的组织的支持，任何政府都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而历史也会铭记德克勒克个人在建立这样的体制方面做出的贡献。

与甘地相比，曼德拉受到的迫害要更为严酷，他身陷囹圄28年，几乎等于甘地在印度从事政治活动的全部时间。而他在和解进程开始后所处的位置则比甘地更为有利。然而28年牢狱之苦和胜利者的位置却没有丝毫损害他的冷静与宽容。甘地自始至终是个非暴力主义者，而曼德拉作为非国大武装斗争战略的提出者和“民族之矛”的首任司令，不是在失败的时候而是在胜利前夜提出反思并改奉非暴力原则，这无疑需要极大的理智与自我审视的勇气。可以说，“见坏不上，见好不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人性弱点，前者有利于专制，后者导致以暴易暴的可能。人们往往不敢反抗那只准拥护的政府，而同时又不愿拥护那可以反对的政府。这种“该激进时保守，该保守时激进”的毛病是一种跨文化的政治畸形病。而能够有“见坏就上”的勇气，或者有“见好就收”的宽容，都是难得的，同时具有这二种性格的的人，就更不是任何民族都可遇的，而曼德拉最可贵的，正是这种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既敢反抗一个只准拥护的当局，又能宽容一个可以反对的对手的这样一种精神。今日的南非，能够阻止复仇主义灾难、恢复理性、妥协与和解精神的，可以说只有曼德拉。当然图图、德克勒克等人也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但是，当哈尼遇害后在电视上出面呼吁人民保持理智与冷静的，不是德克勒克而是曼德拉；谴责自己一派中的恐怖主义者并支持警方予以处置的，是曼德拉；表示尊重反对派并声称“如果非国大领导的政府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你们可以推翻她”的，是曼德拉。正是曼德拉，在节节胜利的日子里勇敢地承认自己的组织在过去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犯过侵犯人权的过失，并主持非国大成立调查委员会，公布本组织在国外集中营建犯人权的行为的报告。事实证明，这种坦诚的态度不仅无损于、而且大大提高了非国大的声望。

曼德拉作为政治家的高度责任感也是难得的。民主进程的这几年恰逢南非历史上最长的经济不景气，国家在经济困难的谷底徘徊，老百姓怨声载道。作为反对派的非国大完全可以全力攻击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取得政治效果，更何况非国大传统经济纲领本来就是不以市场经济为然的。但曼德拉在审视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后认定了市场经济是方向，因而除了抨击现存经济制度中与种族隔离制度有关的内容外，对政府的市场经济方针没有作更多的批评，反而一再表示要继续这一基本方针，留用现政府全套经济班子并对其工作予以肯定，同时放弃了非国大经济纲领中不切实际的内容。这种负责的态度，是他高于一般“政客”的可贵之处。

总之，南非的危机期待着“奇迹”，而“奇迹”产生于和解，像曼德拉、德克勒克那样具有理智与和解精神的政治家，有之诚幸莫大焉。

然而问题当然没有到此为止。前面说过，人民相信政治家，政治家表现出理智，是南非得以化险为夷之要。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君固材矣，奈国人之不信何？”

那么国人凭什么相信他们，而不是相信一些哗众取宠的乱世英雄？像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情形一样？可见其中又非仅理智而已。应不应和解是一回事，能不能和解又是另一回事，南非的启示于此值得玩味之处尚多。

理智与道义

如前所述，过渡期的南非之所以能转危为安，是因为“人民信赖政治家，而政治家表现出理智，或者说，人民虽然不那么理智，但他们没有为难他们所信赖的理智者。”

那么，政治家为什么能够表现出理智？识者云：因为他相信理智。这自然不错。然而在那样一个社会情绪亢奋的时刻，更重要的不是他相信什么，而是他能做什么。所以更确切的回答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除了表现出理智外，不需要表现出别的——他作为公平正义化身的道德形象，已经通过几十年的奋斗生涯得到了充分表现。他已无需“哗众”就能“取宠”。

而人民又为什么信赖政治家？识者或云：因为人民素质高，所以接受了理性原则。或云：因为人民素质低，所以只能唯领袖马首是瞻。也许二说各有所据。但我认为更确切的说法是，因为他们从政治家身上除了看到理智之外还看到了别的——社会公正与道义。

就曼德拉而言，他在危局中之所以能表现出非凡的政治理智，当然是有其思想基础的。曼德拉所在的非国大在1912年成立（时名土著人国民大会）时本是以温和、改良、合法反对派的形象出现的，并在此后30年间一直保持着这种形象。但是，由于南非白人当局的不理智和残酷镇压，致使合法反对派运动受挫，人们对改良失望。因而从其第二代领袖开始，非国大趋于激进化，开始进行非暴力但却是不合法的反抗。第三代领袖则成为武装斗争的倡导者。曼德拉是这代领袖中的代表，他于50年代初就首先建议组织武装从事暴力反抗。1960年沙佩维尔惨案后南非实行紧急状态法，非国大被迫转入地下并实行“M（曼德拉的第一个字母）计划”，成立以曼德拉为首任司令的“民族之矛”武装。1961年10月，非国大主席、祖鲁酋长卢图利因长期倡导非暴力主义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然而仅两月之后，“民族之矛”就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非国大从此走上了暴力斗争之路。

但由于非国大非暴力主义传统的影响，曼德拉的武装斗争出发点与当时从非国大分裂出来的激进组织泛非大及其武装是不同的。前者以“多种族主义”即种族平等为目标，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统治（既反对白人统治，也反对黑人统治），后者则主张“非洲主义”，要求多数人统治（即黑人统治）。由此又带来两者武装斗争方式的区别：非国大主要袭击官方建筑物与军事、经济设施，避免杀伤“软目标”（人），以唤起白人良知、逼迫当局妥协；而泛非大则着重袭击人员，杀伤警察、密探和“黑奸”——为白人当局效力的黑人，其著名口号是“一个殖民者，一颗子弹”。从这一点来说，曼德拉本质上仍然是个非暴力主义者和种族和解主义者，他后来的政治理智与和解政策有其思想基础，并不仅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谋略改变。

然而非国大的激进化仍然引起了其内部“保守主义者”的不满。祖鲁族酋长布特莱齐就是其代表。他于1972年出任夸祖鲁黑人家园首席部长后便退出了非国大，并指责非国大的“革命”与“反部族传统”倾向，甚至视非国大为恐怖组织。同时他也反对白人当局推行的“黑人家园独立计划”，反对剥夺黑人的南非国籍，坚持夸祖鲁是南非的一部分，拒绝“独立”，主张通过温和改良把南非变成一个各部族自治联邦，同时与白人政府保持合作。1975年他建立了以弘扬部族传统为宗旨的祖鲁人政治组织“因卡塔”（祖鲁语，意为“民族文化解放运动”）并任主席，后来又以因卡塔为主，联合坎瓜内黑人家园“因扬扎民族运动”、有色人工党、印度人改革党等组织组成南非黑人联盟，在全国范围内打出保守主义旗帜，从而把祖鲁人从杜比、卢图利时代的“亲非国大”部族变成了反非国大的部族。

无疑，如果仅从思想渊源而论，把和解、妥协、非暴力之类的概念归于之布特莱齐恐怕要比归之于曼德拉更为合适，更不要说“弘扬传统”了。即使就非国大本身而言，祖鲁贵族出身的杜比、卢图利两代非国大领袖的非暴力合法斗争衣钵传人究竟是其后辈同胞布特莱齐还是出身科萨人的“激进分子”曼德拉，也是不难回答的。然而实际历史进程却不无讽刺意味：从暴力与动乱中拯救了南非并为民主与种族和解作出了最大贡献的是曼德拉。继卢图利之后接过诺贝尔和平奖的也是曼德拉。而布特莱齐在这一进程中的形象却常常咄咄逼人，强硬异常，甚至在南非黑人联盟解体，其成员组织大都参加了和解进程之后，他仍率领因卡塔抵制这一进程，并与白人极右翼结成联盟，以暴力相威胁。当人们从那时的电视新闻中频频看到传统装束的大群祖鲁武士全副武装地在城市里横冲直撞时，很难把布特莱齐看作是和解精神的化身。

为什么会这样呢？关键在于和解进程是理智与道义的统一，“和解”、“妥协”与“非暴力”这些概念不仅具有技术意义，而且具有形而上的意义。他们不仅意味着以柔克刚的斗争技巧，而且意味着社会公正的恢复。而布特莱齐也许可以自诩为“理智”上的先知，却不具备曼德拉所具有的道义凝聚力。因此当一个充满变数的危机时代来临时，他便不由自主地像一般街头政治家那样走上了“哗众取宠”的道路，以戏剧性的言行来增加自己的卡里斯玛魅力。以至于这个一向指责别人有“革命”倾向的“保守主义者”到了多种族大选的前夕却说出了这样的惊人之语：“如果这（武装起义）是我领导的人民通过急流险滩的唯一选择，那么我就选择这条路！”

圣雄人格与和解进程

曼德拉与布特莱齐在和解进程的4年中都多次提到他们的前辈艾伯特·卢图利，作为非国大主席，他是曼德拉的前任，作为祖鲁族酋长他是布特莱齐的长辈。而布特莱齐比曼德拉更经常地提到他，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从思想形式看，他与布特莱齐相似之处更多。卢图利与曼德拉从1952年分任非国大主席与副主席之职以来，在斗争策略上始终存有分歧。卢图利终生坚持非暴力主义，直到1967年去世，他一直与“民族之矛”保持距离。祖鲁族之脱离非国大激进化路线正是从这时开始的，而后来布特莱齐与非国大的决裂则是这种趋势的发展。

然而在人格形象上，卢图利却与曼德拉相似，他们都因长期为社会正义呐喊而受到迫害，并因而具有很强的感召力。1952年卢图利支持“蔑视不公正法”运动被当局撤消酋长之职，从那时起，他先后两次被关押共一年半，三次被禁止旅行和参加集会共9年，并被软禁和剥夺言论、行动自由4年，但他始终不屈不挠地反对当局的种族压迫，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利。很难说卢图利如果活到70—80年代他会不会与日益发展的黑人武装斗争路线发生冲突，但在他的有生之年，非暴力抗争是黑人运动的主流，因而他与曼德拉虽然思想有分歧，受迫害的程度有别，但他们都具有“圣雄”般的人格形象，具有超越部族的人格魅力。而布特莱齐却具有“一帆风顺”的官方经历：1953年任部落酋长，并辅佐祖鲁王理政；1967年任祖鲁族大酋长；1970年为祖鲁地方当局行政长官；1972年起任夸祖鲁首席部长。尽管他并非唯当局之命是从，但至少到1990年时当局从未为难过他。他的形象主要是在与非国大的对抗中树立的，这与卢图利自不可同日而语。

从学理上人们也许更重视思想上的分歧，然而在南非过渡时期的政治实践中，人格形象似乎比思想更重要。卢图利的政治理念，不是由与他思想相近的布特莱齐，而是由与他人格相似的曼德拉实现的。在不少转型期的国家中都可以看到这类现象：例如印度的圣雄甘地，如果仅从其思想看，人们不难批评他反对工业化、主张自给自足、禁欲主义……等等，然而不是他的这些思想，而是他的人格力量在现代印度的创建中起了众所周知的作用。捷克总统哈维尔对西方式的议会政治与市场经济都持有极为尖锐的批判态度，然而正是他作为公正象征的人格力量极大地推动了捷克摆脱旧体制，向市场经济与议会政治转轨的进程。

卢图利、曼德拉、甘地、哈维尔他们在思想上五光十色，但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点：他们不仅个人道德操守高尚，有“圣者”风，而且都为反抗压迫历经磨难，坚定不移，因而成为维系人心的正义化身。另一方面，他们不仅有深刻的人文关怀，而且有多元化的广阔胸襟，富于理性与妥协精神，能容纳反对派，主要以其道德感召力而不是以权势对社会起到整合作用。“圣雄”（mahatma）这个印度人对甘地的尊称意为“伟大的”，人格伟大而不是权势强大，的确是圣雄的特征。

与此相反，人格伟大而又权势强大的是“圣君”，如伊朗的霍梅尼。他们也在反抗压迫的历程中表现出人格魅力，然而却不具有宽容精神。一旦成功，神化的人格便转化为神化的权力，从而成为新的压迫者。人格不高但权势极大的，即《三国》中曹操煮酒所论的那种纯粹“权力精英”意义上的“英雄”，我们也不陌生。尤其是人们对理想主义与乌托邦厌倦之后，对不带“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镇制力量”更来了兴趣。人们认为，在一个历史积怨很深而人民文化素质又较低的社会里面临转型危机时，需要这样一种理性而保守的“新权威”来防止社会无序化，抵制“革命崇拜”。

这些说法也许在理论上颇令人入胜，然而在南非，我们却看到了一幅不太符合上述设想的图景：一直反对“革命崇拜”的布特莱齐在转型危机到来时大谈“起义”，作为“现实主义镇制力量”的南非当局面对社会失序一筹莫展。而曼德拉这个“激进分子”，正是靠了其在“革命”中形成的人格感召力，成功地以道义呼唤理智，使得他当历史出现理性变革的机遇时，反而比一直反对“革命”的布特莱齐更有能力制止“革命”的发生，达成和解、妥协、分享权力的“大团圆”式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