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前路迢迢.5

中国的“新农村”会重蹈南非“黑人家园”的覆辙吗？

中国与南非有相似的“流动工人”制度、“有序城市化”政策与二元土地制度下的强制圈地拆迁，同样也带来了类似的后果，即在靠“全球化加低人权优势”取得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农村危机日益严重。而“流动工人”家居化又威胁到“有序城市化”的未来。于是，中国为了排斥所谓的“西方城市化模式”，南非为了拒绝“无序城市化”，都在国家投资下实行了某种乡村复兴计划、以图继续把农民（黑人）留在农村，或者至少维持那种让他们进城打工但不安家的模式。

南非为此从1956年起动了“班图斯坦”发展计划，后来改称“黑人家园”建设，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一计划的提出者弗雷德里克·汤姆林森，是南非著名农民问题专家，比勒陀利亚大学农业经济学教授。上世纪五十年代，马兰政府委派他组织考察团，经过几年调研、出版了多达17卷的考察资料后，于1956年提出“班图斯坦”发展计划的报告，即后来被认为是种族隔离制度最重要理论依据的《汤姆林森报告》。

南非“三农专家”汤姆林森翻阅他的调查报告

汤姆林森提出：黑人乡村（所谓的“班图地区”）的现状十分糟糕，使得黑人纷纷进城打工。“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黑人涌入城市，至本世纪末城市黑人人口将达1500万”。[136]这将造成美国式的黑白混居和“可怕的贫民窟”。但他认为徒言禁止是无济于事的，为此他说了许多关心黑人发展的话。曼德拉后来评论说：汤姆林森“提倡黑人和白人彼此独立地发展，为此报告建议在非洲人居住区实行工业化，声称不为非洲人提供在自己居住区的发展机会的班图管理体制注定要失败”。[137]然而，尽管曼德拉也承认汤姆林森报告中关于发展黑人区经济、改善民生的话并非一无是处，但是对这个主旨在于阻止黑人进城定居的计划，他在总体上的谴责十分严厉。他痛斥说：“越来越多的非洲人已经从农村搬到了城市，而政府的政策仍是想把非洲人圈在民族部落里。”

汤姆林森的办法总的来讲一是加强管制，二是增加投资，企图经过一系列措施使“班图斯坦”能够“自立”，不要与白人城市搅在一起。在经济上，他首先强调要改革土地制度。他指出南非要求黑人实行的部落土地所有制有弊端，但他提出的改进不是要把地权给农民，而是相反，他要求国家更严格地管制黑人部落的土地。“汤姆林森报告”承认班图地区的农地只能维持五分之一黑人的正常生活，其余黑人要从非农就业中找出路。但是为了防止黑人“无序地”流入城市，打搅白人的安宁，必须给黑人开辟“独立发展”的道路。办法是：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在当地发展非农产业，使一部分黑人能够离土不离乡地在班图区域内的小城镇与“地方工业”（local industries）中谋生，另一方面通过严格的土地管制保证那些仍然务农的黑人每户使用8英亩左右的“经济规模的份地”（economic plots），对这些土地实行规定用途、每户一份，禁止流转，把黑人束缚在土地上，防止他们中出现自由分化并产生无地流民。[138]

乡村中的“留守人口”

农业以外，汤姆林森建议大力实施“工业分散化”计划。在后来的实践中它包括“边境工业”和“增长点”两项内容。“边境工业”设在“黑人家园”旁边，黑人劳工每天或最多每星期往返一次。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这一安排大体上以每年增加7000—8000个就业机会的速度发展。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南非又开始在“黑人家园”内部发展工业“增长点”，以财政资助与各种优惠鼓励内外资企业到“黑人家园”投资设厂，就地利用“离土不离乡”的黑人劳动力。在“资助班图斯坦发展经济”的口号下，南非先后成立了“班图投资公司”和“科萨开发公司”专门为“黑人家园”招商引资，到1974年6月，南非的116家公司和外资11家公司已经在“黑人家园”建立了工厂。这些离土不离乡的黑人劳工工资很低，据说要比他们在“白人地区”打工的工资低64％，因为那时“白人地区”已经有了黑人合法最低工资的规定，可是在“自治”的“黑人家园”这些规定可以不生效。[139]

同时，报告还建议国家大量投资改善班图地区的交通、水电、教育、卫生等公共设施，以便能够留住黑人。汤姆林森指出这需要很大的预算开支，但与让黑人“无序城市化”对白人社会的冲击相比，这些钱应该花。

在政治上，南非政府宣称“黑人家园”应该保留他们的“优秀传统”，维持酋长统治，不要学白人搞什么民主。为此南非不但在过去的布尔人征服区保留土王，还在过去英国人治理的开普地区黑人区废除了议会[140]，恢复了土王，这种“强调部落制和传统领导的重要性和生命力，把这些东西奉若神明的班图管理体制”得到不少黑人传统酋长的支持，却受到以曼德拉为代表的黑人民主力量的坚决反对。曼德拉指出：“人民要民主，政治领袖身份要建立在功绩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出身之上，班图管理体制是使民主倒退。”[141]

在文化上，南非在“对土著人的语言、传统、历史和他们与之共同发展的部落集团的尊重”[142]的旗号下对“黑人家园”实行文化隔离，防止黑人接受所谓“英国殖民者宣传的”人权、民主思想，并大力扶植“因杨扎民族运动”、“祖鲁文化复兴运动”之类的部落“传统复兴”组织作为“家园”“执政党”。这些“党”大都以保持传统特性为号召，极力阻止“西方价值”侵入黑人部落，并与南非白人政权合作，以专制的“黑人家园”和“白人内部民主”相分离的形式维持种族隔离。

夸祖鲁“首都”乌伦迪，白人力图使之“独立”，因祖鲁族领袖布特莱齐等抵制，未遂

南非当局的最终目标是使黑人家园“独立”，因为南非没有中国那样的“农村户口”，要想让黑人在城里为白人打工又不给予定居权和国民待遇，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他们成为“外籍劳工”。为此南非不但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先后炮制了特兰斯凯、西斯凯、博普塔茨瓦纳和文达4个黑人家园“国家”，还要求进城打工的黑人保持与“家园”的联系；黑人家园当局则向大城市派驻主管本部族黑人劳工事务的代表机构。[143]白人国家把占黑人半数以上的城镇黑人，即在“白人地区”打工的黑人都划归10个黑人家园，这些家园“独立”后他们就成了外籍劳工。1970年，各黑人家园共有1503万人，其中在“白人地区”打工者及其家属为800.3万，占法律规定的黑人家园总人口的53.6％。黑人劳工占“白人经济”使用的劳动力的79％。[144]黑人家园制度与流动劳工制度二位一体，使“家园”成了黑人廉价劳动力的供给地和耗尽青春的黑人劳工的最终归宿。

“文达共和国”的“签证”

博普塔茨瓦纳“独立5周年”邮封和吹嘘其“发展成就”的邮票

然而，汤姆林森计划在实行中困难重重。首先是黑人抵制。如前所述，汤姆林森要求强化土地管制的“土改”受到强烈反对，“收地拆房盖新村”式的“重新分配”被视为强制拆迁，多次导致黑人农民的群体性抗争。在工业方面，尽管有种种优惠，可以转移污染，可以利用更廉价的劳动力，但是“工业分散化”与黑人家园工业化计划总体上还是收效甚微。南非在“家园”扶植的酋长专制制度腐朽低效，大量财政支持被他们用来给自己发工资和兴建各种华而不实的政府建筑、公共建筑和“路边村”之类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投资效率很低。同时黑人劳工对这种收入低、待遇差的“离土不离乡”就业方式不感兴趣。特别是在后期，由于城市黑人斗争的成果，在“白人地区”尽管仍受歧视，他们还可以组织工会，有最低工资和一些保障，但在“自己的”酋长统治区他们连这些都没有。因此他们不但仍然愿意进城打工，也仍然希望把家庭迁入城市。他们强烈反对归属于任何“黑人家园”，反对当局把他们遣返回“家园”的任何企图。[145]

南非在建设“黑人家园”方面开支巨大，而且开支的增长十分迅速。1988—1989财政年度南非政府对10个“黑人家园”的财政补贴总额超过69亿兰特，而下一财政年度更达到85.1亿兰特，当时合34亿美元。[146]实际价值相当于2006年的59亿美元。按各“黑人家园”的总人口计，[147]人均达到356美元。与之相对比：2006年中国国家财政为“三农问题”据说投入了3397亿元人民币，“三农”投入的概念要比“新农村建设”投入宽泛，就算两者是一回事，这笔钱合416亿美元，按农村人口计人均46美元。可见南非国家财政对“黑人家园”建设的投入要比中国国家财政对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大得多。

但是，由于“黑人家园”建设的思路是：“宁可给补贴，绝不给权利；‘家园’虽‘独立’，黑人失人权”，它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改善黑人权益、达到种族平等，而是为了借助黑人中的“传统”势力来约束黑人使之留在农村，使城里的打工黑人变成“外籍劳工”而失去在城里安家定居资格，强化“35岁前住单身工棚，35岁后回乡终老”的状态，甚至企图让城居黑人倒流回乡。这样的目标不可能受到黑人欢迎，在“家园”建设中政府倒确实是“主导”，但黑人不可能成为这种建设的“主体”。“黑人家园”建设前后持续了30多年，尽管也搞了不少工厂，建设了许多基础设施，如道路、机场、水库、政府建筑、医院、中小学，乃至大学，但“黑人家园”经济上仍然不能自立，仍然日益成为“留守人口”构成的衰败社区，黑人仍然涌向城市，并且把家庭也带进来，而“黑人国家”的“独立”在国际社会的抵制下更无人理睬。

乌姆塔塔水库

正是由于这些“形象工程”花钱多而效果差，被不少白人纳税者视为负担，成为他们改变态度倾向于支持取消种族隔离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提法有久远的历史，在改革前的“学大寨”运动中就有过这个口号，但是在2005年重新高调地提出“新农村建设”时，其内在动因其实有两个：一是由于此前（尤其在“非典”事件中）暴露出农村教育与医疗危机严重，社会上出现要求国家财政承担责任、为农民建设普惠性公共服务体系的呼声，这个意义上的“新农村建设”，其实是改变过去对农村抽取“原始积累”、只取不予、竭泽而渔的做法，其原则是“多予少取”，其性质是弥补“欠账”而不是建什么“新村”，是实现普世公认的基本社会保障，而不是展现什么“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其内容主要是以教育、医疗为主的农村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建设。这个意义上的“新农村建设”势在必行，笔者过去也一直提倡，近年来在这些方面也取得了不少成就，这是应当肯定的。

但是当时也有很强的另一种声音，那就是把“新农村建设”看成是与所谓“西方式”城市化、市场化、私有化相区别的“中国式道路”。当时一些“三农”专家著文极言“西方城市化模式”带来的“贫民窟”等问题如何如何恐怖，断言这条路我们走不得，并对如今“农民工”大量涌向城市的现象极表忧虑。他们这方面的说法与当年南非的“三农专家”汤姆林森对黑人进城的担忧十分相似，汤姆林森正是因此提出建设“黑人家园”，而他们也因此提出“新农村建设”，并且两者都自命为一种独特的发展模式。一些人甚至走向对此前农村改革给农民“退出权”的质疑，提出所谓“小岗要学南街”和“重新集体化”的命题。对于“圈地、招商、建大城”现象中滥用公权力造成的弊端，他们不是强调维护农民的权利不受权力的侵害，而是像汤姆林森那样，主张进一步强化政府管制，用强大权力来“收地、拆房、盖新村”。他们与汤姆林森一样持有“宁可给补贴，绝不给权利”的思路，希望以国家财政投入来取代人权的改善。在推行“工业分散化”、农民就地消化，改业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发扬“传统”、抵制“西化”、遏止农民外流，严禁农民私有土地，鼓吹“回乡创业”与“农民工回流工程”等方面，他们与汤姆林森的设想也很相似。而这些措施与城里的“梳理行动”相呼应，其实还是要维护那种排斥性体制。

特兰斯凯大学（今更名为沃尔特·西苏鲁大学）

特兰斯凯乡村中政府建造的“种族主义新农村”

乌姆塔塔教堂

唯一重要的不同，就是他们不像南非那样追求“黑人家园独立”。他们当然不可能也不必要求“新农村”“独立”，因为通过那些在南非已逐渐失效、而在中国仍然行之有效的排斥性政策，中国的“农民工”本来就难以得到“国民待遇”，用不着在形式上把他们贬为“外籍劳工”。

按照这样的思路，“新农村建设”就会在“政府主导，但农民非主体”的状态下变成大手笔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当然，如果财政投入足够大，在追求“形象”之余也能够做一些有用的事——南非在“黑人家园”也做得不少。但如前所述，尽管南非在这方面的投入比我们更大，“黑人家园”计划总的来说还是彻底失败了。我们的“新农村建设”难道能不引以为戒吗？南非“黑人家园”那些设施不管是不是黑人所需要，基本还是国家投资建的，而我们的一些“波将金村庄”却是官家决定、农民掏钱，财政补贴比例只有10％甚至更少，官家掏农民的钱制造“形象”，漂亮的房子却大部分时间都空着，农民照样在城里打工——就像“黑人家园”的最终结果一样，这种做法能持续吗？

显然，问题不在于乡村该不该复兴，也不在于所谓“西方式的城市化”能不能超越——什么叫“西方城市化”？西方这么多国家难道有什么统一的“城市化模式”？哪怕是同一个国家，纽约与拉斯维加斯的“城市化”难道是一回事？关键在于农民（黑人）的命运由谁决定？农民选择进城，付出劳动就应该得到尊重，不能因“上等人”看不顺眼就赶走他们。农民选择在村，他们的地权就应该得到维护，不能因“上等人”看上了眼就一把抢来，无论“圈地招商建大城”还是“收地拆房盖新村”，都得以尊重农民的权利为基础。这些道理难道只是在“西方”成立吗？也不能说想左右农民命运的人就居心不良。其实连曼德拉都对汤姆林森关心“黑人发展”表示某种程度的肯定：汤姆林森至少懂得一味驱逐黑人是不行的。但是他以主人的姿态说：我多给你点钱，打发你回乡呆着，不许来这里给我添乱！有自尊心的人能就范吗？

从南非看中国：“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奇迹”

三、何去何从：前景的比较

“低人权优势”的可比性：中国与南非都“不是”什么？

中国与民主化前南非的很多做法如此相似，这当然不是主观上谁向谁学的结果。民主化前的南非政治上很反共，与中国没有建交。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南非。而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南非人当然更不可能知道中国在改革后才出现的“暂住证”之类东西。

但是，两者不但静态比较相似，一些动态过程（如“流动劳工”家居化、如征发劳工——持证“流动”——自由就业与定居的演变等）也如出一辙。这只能说是制度逻辑的结果。两国都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依靠“低人权优势”发挥“竞争力”创造高增长“奇迹”，都是在一种制度性歧视形成的身份壁垒中人为地取消或压抑某些阶层的讨价还价权利，从而降低了中国一些经济学家所说的“交易成本”（不是西方经济学中讨论的那种在保障各方交易权利前提下的交易成本），尤其是降低了劳动（不仅体现于工资）、土地、以及建立稳定秩序等方面的成本，从而实现了快速的“原始积累”。这两个国家都既不是强调限制统治权力的“自由竞争”体制，也不是强调问责于统治者的“福利国家”模式，所以很难在宪政民主国家通常的“左右派”语境中予以讨论。

应该指出，这两个国家的上述“优势”都不同于17世纪那种一般意义上的“原始积累”，因为那时还没有近代人权观念，当时那些“海盗国家”也并不是在与“高人权国家”相比的意义上具备“优势”的。从历史的、而不是纯道德的眼光看，最值得人们研究的并非是这些“海盗”何以如此野蛮（并不是不该谴责这种野蛮），而是在前近代那个丛林世界上同样野蛮甚至更加野蛮的另一些人——如古代的亚述人或蒙古人，没有“西方偏见”的话还可以加上西班牙人，乃至这些人的祖先北欧海盗维京人——为什么没能像他们那样创造了一个新世界。如果以“他们也曾野蛮过”为理由拒绝近代人权标准，那与前述那些以“他们的祖先过去欺负过我们，现在有何资格对我们谈人权”自诩的南非种族主义者有什么区别呢？

所谓“低人权优势”也不同于一般的专制国家或“不民主”国家。“专制”的本意主要是政治不民主，未必就是经济不自由。一些专制政权，如东亚的台湾地区与韩国在高增长时代也都没有民主化，但是他们在经济上还是讲自由的，并没有实行中国大陆与南非式的体制性歧视。他们也以铁腕来维持政治稳定，但并不用铁腕来造就社会分野（如人为划定身份等级、人为限制居住类型、驱逐贫民，建设“贵族城市”等等），他们对投资也实行宏观政策上的国家引导，但很少以禁止利益相关群体讨价还价的方式“招商引资”、人为地减少所谓“交易成本”、加速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专制体制不可能产生福利国家[148]，但完全可能在“皇恩”下实行某些福利政策，像苏联东欧的福利就很不少，当然皇上如无此心也可以不搞。然而像南非与中国这样长期搞“负福利”的国家还是很少见的。总之，“低人权”国家就是既低自由也低福利的国家。而政治上的专制国家并不都是这样的。一些极权国家如北朝鲜，同样是“低人权”，但并不搞全球化，也就没有什么“优势”。但是搞全球化就势必要接受市场经济的一些规则，其中包括给一部分人自由，或者某些领域自由（例如准许打工），而其他人或其他领域仍然处于“超经济强制”状态。这就出现了所谓的“二元”体制（如前所述，不是刘易斯意义上的“二元结构”）。朝鲜不是这样，民主条件下转轨的中东欧国家也不是这样。

“低人权优势”也不等于低工资优势。尽管低人权状态下的劳工工资都不会高，但低人权与低工资还是两回事。通俗地讲，劳工不许罢工意味着低人权，但是劳工可以罢工是否就能争取到高工资，则是另一回事。农民土地可以被随意圈走意味着低人权，但让农民自愿卖地是否就能卖出个天价也是另一回事。低工资的劳工可能住在贫民窟，但低人权的劳工连住贫民窟的权利也没有。要讲低工资，印度大概比中国还低，南部非洲多数国家的劳工工资也比南非黑人劳工低，但是南非比她的邻国、中国比印度都更能“招商引资”，这是为什么？

更为明显的是：这种“优势”也不同于“前福利国家”时代“自由竞争的残酷性”。19世纪的欧洲已经不是原始积累时代，但“自由雇佣劳动者”缺乏保障，贫民窟条件恶劣，今天的批判者也谓之“野蛮的资本主义”。不能说这种批判没有道理，但是那时落后的主要是社会保障，贫民还不至于连盖个“窟”都“违法”，以致要像曼德拉那样为“穷人的贫民窟不被摧毁的权利”而呐喊。显然，“低人权优势”是指自由、福利都低，它与自由资本主义绝不是一回事。

总之，中国与过去的南非都搞了“原始积累”，但不同于17世纪的原始积累。中国与过去的南非都缺少民主，但其身份制有别于一般的专制国家。中国与南非（黑人）工资都低，但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不能讨价还价，而不像多数低工资国家是还不上价。中国与南非都是低福利乃至负福利国家，但是这种低福利、负福利与自由放任或所谓“野蛮资本主义”无关。中国与南非都搞了大比重的“计划经济”与“国有制”，但两者都既不同于非身份制的前“东欧”，也不同于封闭下的朝鲜。中国与南非都以身份壁垒闻名，但两者都植根于国家体制，而与印度种姓制那种不合法的“民间积习”不同。应该说，在这些意义上能够与中国和当年南非归为同类的国家确实不多，其可比性是毋庸置疑的。

还要指出：所谓的“优势”主要是从因果的意义上探讨它与经济高增长间的联系，本不具有价值上的褒贬。而且这种联系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存在的。“低人权经济”本身缺乏创新精神，如果不是在全球化中通过要素交换吸收“高人权经济”的创新成果，它不可能有高增长，但“高人权经济”却不可能反过来学它那套原始积累的铁腕，所以在全球化体系中，如果市场全球化了，而人权标准却没有全球化，那确实会出现“低人权经济”更能创造高增长“奇迹”的现象。当然，这种高增长是否意味着居民福利的同步提升、因此是否值得肯定，则是另一个问题。如果闭关锁国不加入全球化，低人权经济就像北朝鲜，不会有什么奇迹。但加入全球化却没有“低人权优势”，那就像中东欧国家，虽然如今经济发展也很快，但也并非“奇迹”速度（但他们的居民福利提升是否不如中国，也是另一个问题）。

其次，“低人权优势”主要是横向比较而言，而且是假定在有秩序的情况下，像兵荒马乱的索马里那样的低人权，当然不可能有什么经济增长。而且这种“优势”也与纵向比较人权仍有进步并不矛盾。中国改革30年来，甚至在1989年以后的20年来，无论自由还是福利两个方面，人权无疑都是有进步的。从笔者前面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到，改革前中国的人权状况肯定比现在差，正因为如此，笔者对中国改革的进步性还是肯定的，而对于那种认为改革后不如改革前的“左派”理论，笔者是不赞成的。但这并不排斥对如今我们的人权水平持批判态度。

其实就是南非，也何尝不是如此？种族隔离时代比更早的黑奴制时代，乃至种族隔离时代的晚期比之前期，人权状况都是有改进的。明显的如1978年博塔政府上台后的几年间，南非放松了某些公共场所的“隔离”措施，废止了《禁止杂婚法》，修改了《通行证法》，允许城市黑人长期租房甚至鼓励购房，承认相当一部分黑人劳工为城市固定居民；放宽对技术工种的准入限制和黑人晋级限制，提高黑人工资，通过新的《工业调节法修正案》承认黑人组织工会的权利，1985年还提出恢复“黑人家园”中黑人的南非公民权，废除职业准入歧视，[149]等等。再往前追溯也可以建立类似逻辑：我们批判“流动工人”制度，但我们也知道《格伦格雷法》时代的征发劳工制更糟糕。我们批判“宿舍劳工”制度，但我们也知道到种族隔离晚期黑人劳工家居化程度已经很高，至少比今天的中国高。就经济高增长而言，在指出黑白悬殊的严重不平等的同时，也不能说黑人从增长中丝毫没有受益。南非黑人的收入纵向比以前增加、横向比南部非洲周边各国黑人更高，也都是明摆着的。其实南非1994年民主化，也不是一个早上的突如其来，它也是个积“量变”为“质变”的过程。而且这也是此前黑人民权运动和国际压力渐进推动的结果。但是所有这一切，并不排斥人们对整个这一时期的南非人权状况持批判态度。

全球化背景下“低人权优势”的改变：“福格尔影响”与“沙利文影响”

而所谓横向比较意义上的“低人权优势”，也并不是要否认纵向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率的正面作用（对经济增长质量或增长分享性的正面作用几乎无争议，这里就不谈了）。中国改革时代相对于改革前的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当然有正面作用，正如我们说“流动工人”这种低人权劳动方式对南非经济增长有作用，但从“流动工人”比起黑奴制和征发劳工制而言仍算进步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了作用。

问题在于：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横向比较中人权进步明显更大的那些国家，增长率反而（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相对较低？例如，为什么民主化了的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率没有中国高（尽管其老百姓的生活未必没有中国好）？为什么非洲一些民主国家经济增长率也没有南非高？为什么国际资本不是争相投入中东欧，而是争相投入中国？为什么巨量廉价商品不是从中东欧而是从中国涌向世界？其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个太深奥的问题：如果说“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力”在全球化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增长率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一个没有工会、可以任意圈地的国家比工会发达、圈地困难的国家（如中东欧国家）哪个更能“招商引资”，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这样的“低人权优势”的确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笔者前曾征引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对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效率”问题的研究。[150]福格尔证明全美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南方奴隶制经济比北方更有“效率”，但他不是要赞扬奴隶制。相反，按照他的逻辑，如果南方真独立了（也就是没有了与北方的经济一体化），那是不可能有效率的。但如果南北方经济仍然一体化，北方恐怕不可能靠“经济效率优势”改造南方（这是他真正的创见和引起争议之处）。如果按照他的“反事实推论”继续延伸的话，我们说北方反而会被南方所改造也说不定——如果北方资本大量南下（南方的奴隶受束缚，是无法大量北上的），而南方奴工制下廉价商品涌入北方，从而在北方引起大失业与混乱，那首先垮掉的可能倒是北方（如果不想垮掉就不得不向南方学习“低人权”，否则没法赢得这种条件下的“竞争”）。当然，如果北方真的垮掉，南方的“效率”也要完蛋，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优势，没有了创新也就没有了经济进步，包括南方奴工制可能引进北方技术创新导致的“效率”也就完蛋了。所以这样的“竞争”可能是双输之局。显然，福格尔认为是公正，而非效率，成为改造南方的动力。他实际上是以此证明南北战争的必要：只有北方通过战争强行改造了南方，解除了经济一体化下“低人权优势”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危险，北方的创新优势普及到全美，南北方的效率（当然还有公正）就都上去了。

当然福格尔当年的研究根本不考虑什么全球化问题（他讲的只是“全美化”问题），但是如果这个故事导出的逻辑可以外推，那么今天全球化下的“低人权地区”假如不能自己完成改造，是不是也会终将导致一场全球化的“南北战争”呢？

然而反过来说，全球化条件下“高人权”地区的资本与其他要素输入“低人权”地区，也会对“低人权”状况的改变起到促进作用。这就是前引夏吉生先生说的：“对外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传播西方人权主义思想的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南非人的种族观念，冲击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大堤。”一方面，国际制裁对南非影响很大。尤其是1985年南非在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镇压黑人激起公愤，西方国家的“道义外交”压倒了“利益外交”，使制裁强硬起来，这对南非后来被迫改弦易辙无疑是起作用的。而这，也就是此前西方制裁的“软弱”一直受到批评的理由。

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很早就以强硬的制裁切断了南非的对外经济联系，是否就对改造南非有利，也确实难说。历史上外部压力使布尔人的“牛车阵心态”更加顽固，相对开明的英语白人处境尴尬，而黑人境遇更糟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过。反之，即使在国际制裁“软弱”时期，经济开放也确实“潜移默化”地增进着人权意识。在南非，许多外资公司人权观念明显强于南非本土公司，尤其是阿非利卡白人公司。1977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黑人牧师沙利文提出美国在南非公司应遵守的6大原则，号称“沙利文原则”，即：公司公共场所无种族隔离；支持黑人组织工会；所有雇员同工同酬，工资须高于当地最低生活水平；培训黑人从事管理与技术工作的能力；提拔黑人进入管理岗位；改善雇员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等福利。到1980年，137家美资厂商签字实行沙利文原则。欧共体也为其商家在南非企业规定了类似原则，尤其强调黑人参加工会的权利。外资公司这些做法对南非本土公司也形成了很大的压力。[151]这对于种族隔离制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越来越难以为继，也起了很大作用。

其实，即便外资公司并不有意识地推广“沙利文原则”，资本大量输入后也会改变那里的劳资博弈形势：资本趋向于过剩（至少减少了稀缺），谈判地位下降；而劳动趋向于稀缺（至少减少了过剩），谈判地位上升。尽管专制体制人为的政治压迫会延缓这种上升，但随着趋势的发展它最终还是会表现出来。

然而反过来讲，对于资本流出地的“高人权”地区而言，这个作用却是相反：资本对于本国工会“惹不起，躲得起”，资本“外逃”低人权地区并将廉价商品反向输入，将导致高人权地区资本趋向于稀缺，劳动趋向于过剩，“工会蔫了，福利黄了，劳资平衡打破了，‘野蛮资本主义’回来了”的后果就很难避免。

所以发达国家的左派反对市场全球化，其实是很自然的。这也就是“福格尔影响”的体现。但资本输入地的低人权地区也跟着反，则是莫名其妙。其实南非的非国大，甚至南非共产党，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实力上升都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的这种有意和无意的“沙利文影响”，他们的任务也不是抵制市场全球化，而是推进“人权全球化”。

应该指出：如果市场全球化之后又没有“人权全球化”——至少是最基本的人权原则的共同遵守，上述“反向影响”是难以忽视的。事实上，跨国经济交往不仅有“沙利文影响”一种可能。外资进入“低人权”地区就入乡随俗，学会了“潜规则”，学会了“搞定”官员，学会了借助官府弹压劳工、圈占土地、赶走讨厌的环保人士和NGO……这种事南非有，中国有没有？我想不必再说了吧。而一些外资乐不思蜀之后，回到本国反倒不适应了，他们又把这种反向影响带回本国。

总之，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互相影响明显增强，即便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联系，事实上也不可能不在经济以外的领域产生影响。但是过去人们似乎只从正面来考虑这种影响，即“高人权”地区影响“低人权”地区，使其提升人权。区别似乎只是有些人欢迎这种影响，有些人则害怕这种影响（如南非的一些布尔人谓之“英国殖民主义”的阴谋）。

但事实上影响总是双向的：“高人权”地区影响“低人权”地区使其提升人权，我们可以以上述“沙利文原则”为例，谓之“沙利文影响”。而“低人权优势”影响“高人权”地区使其不得不降低人权，则可以以上述福格尔的研究外推，谓之“福格尔影响”（不能理解为福格尔赞成这种影响，但他无疑提示了这种影响）。笔者当然希望“沙利文影响”胜过“福格尔影响”，但事实是否总是如此，恐怕有待观察。[152]在这方面，应该指出中国与南非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经济规模之大，非南非可比。国际社会改变中国也要比改变南非困难得多。相反，小小南非几乎不可能“改变世界”，而中国“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却无疑比南非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为大。

“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超经济强制：中国与南非问题的同质性

这就涉及到中国与南非的不同了。笔者曾在一些会议上提出中国与南非比较的话题后，引起了不小反响，同意的就不说了，反驳的意见中有一种很有意思：开始激烈地斥责我这样比较大逆不道，强调中国与南非如何不同，但说着说着就不由自主地对号入座，以白人的姿态同情起种族隔离制度来，并激烈抨击我的“黑人立场”：“秦晖此文太烂！明显选择性失明。南非黑人当政后，治理得一塌糊涂。无论是经济还是治安。”“南非黑人处在蒙昧的部落社会，根本缺乏管理现代国家的能力。对他们给予普选权，事实上是在制造社会灾难。正确的办法是让南非黑人精英与白人一起共治，而非普选。”甚至还有人像1994年南非大选时的白人极右翼那样，主张白人“自我隔离”，建立摆脱黑人的“白人家园”！[153]正如另一些网友所说：这些反驳恰恰反过来证明了中国与过去的南非在某些地方很相似。

我不想简单地谴责这种公然支持种族隔离的说法“不正确”。因为民主化以后的南非确实面临严重的治理困难。尽管并非像这位网友说的那么“一塌糊涂”，在这方面我还是很同意杨立华先生的意见：1994年后民主南非总的趋势是向好的，而且有许多经验可以启示我们。但是无疑，1994年后的南非的确也有黑人民粹主义蔓延的问题，尤其祖马总统当选后更是如此，对此不光白人，前总统和非国大领袖姆贝基等许多黑人有识之士也表示忧虑，非国大事实上已经为此分裂。从目前情况看，南非变成“第二个津巴布韦”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时势难料，谁也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

把这些问题都归咎于“种族隔离后遗症”未免太简单化。而且就算是后遗症，有时一种坏东西一旦形成经济学上所谓的“路径依赖”，强行摆脱反而会导致更大的问题。我前面也提到南非民主化以后，约翰内斯堡出现了从种族隔离时代“前拉美化”的“美丽城市”到“类拉美化”治理危机的演变。很多华商对此深有所感。南非民主化以后与中国建交，大批国人到那里经商创业，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民主化以后像拉美、更确切地说比拉美还严重的“治安不良”城市，而过去的“前拉美化”城市在他们眼里就像北京，因此产生上述这位网友的说法毫不奇怪。他们并没有在“前拉美化”时代当黑人的体验，如同没有在《城管执法操作实务》[154]下的北京当外地小贩的体验一样。

但研究者不能只讲“立场正确”。如果确实以前的体制已经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路径依赖”，强要摆脱反会陷入更大困境，那么我们是不是只能接受现实，不要再发表“无用的”甚至“反而坏事的”批判了？

当然不是这样。

南非的情况并不那么悲观。但这涉及对1994年后民主南非改革经验教训的全面考察，这只能以后再谈。

至于说到中国，上面这位网友事实上是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南非与中国的问题有没有同质性？可不可比？第二，如果可比，那么假如未来中国民主化了，会不会也陷入如同南非1994年后的那种困境？如果不会，那么中国与南非有什么不同？

这里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南非与中国的问题有同质性吗？当然是有的。一个最直观的证据是：这两个国家都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下等人”的权利缺失。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法律规定只有白人有选举权，黑人是没有选举权的。而中国200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第十六条也白纸黑字地规定：人大代表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这就是所谓的“四分之一选举权原则”。换句话说，每个农村人等于四分之一人！有人提到这一点时曾经指出：美国法律在南北战争前规定黑奴有“五分之三选举权”。[155]当然，不能简单地由此说美国黑奴地位就比南非黑人和我国农民更高，但后两者地位很低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南非黑人与白人生理特征区别明显，而中国的城市“户籍居民”与“进城农民”就难以从生理特征上区别，因此南非压迫黑人是一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容易为世人注视，现代文明对这种歧视也比较敏感。而中国歧视“农民”则往往被认为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平等”，即所谓“阶级”的问题，“贫富”的问题，或者就像本文前面提到的那种误解：刘易斯模型中“二元结构”的问题。许多人认为这种问题到处都有，甚至一些左派朋友认为这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造成两极分化”的结果。然而，对于南非的“黑白”问题无论国际社会有什么样的“左右”分歧，却不会有人说南非黑人的境遇是市场经济中黑人与白人“自由竞争”造成的，更不会把南非的问题归结为“新自由主义”或“福利国家病”。

但这两种歧视当然是有同质性的。我们可以从梅因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理论[156]的角度看，这两种歧视显然都是典型的“身份”歧视。当然历史上的身份制有很多类型，如印度及不少民族传统上都有的种姓（caste）制。与印度的caste制不同的是：中国的身份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国家政策规定的结果。时至今日户籍歧视仍然明目张胆地明载于各种官方文件中。而且一经官府“特赦”，其原有身份特征就会消失。如农民出身的人一旦成为高官，普通人包括市民对其的敬畏与对市民出身的高官并无不同。而印度的种姓制是一种几千年来的传统习惯，尽管今天印度官方立法与政策一直是反种姓的（印度法律不会规定“贱民”只有“婆罗门”四分之一选举权），但民间的种姓歧视仍然“不合法”地存在。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身份制也更相似于南非的制度，因为后者也是国家正式立法的产物。

而理解这种同质性的最明晰的说法恰恰来自被国人奉为理论祖师的马克思。众所周知，马克思非常强调市场经济中“形式平等掩盖下实质的不平等”与非资本主义条件下“超经济强制”导致的不平等的区别。在马克思看来，超经济强制意味着身份性的“统治与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157]所谓“自然发生的统治与服从”指各种与身俱来的等级，包括种族压迫，而“政治性的统治与服从”则是一种后天的、体制的安排，对“农民”的歧视显然就是这样。马克思认为这两者是同质的——它们都既异质于“私人交换”的社会（即今人所谓资本主义），也异质于“自由人联合体”社会（马克思理想中的未来社会）。

南非的阿非利卡白人思想界为种族隔离与歧视黑人的制度辩护时自有一套理论，从白人归正教会关于他们是“上帝选民”的神学解释，“白人比班图人更早来到南非”的史学观点，直到从文化多元论出发得出“白人的人权标准不适用于黑人”、白人与黑人只能“各自发展有各自特点的民主”的理论，可以说是振振有词。而中国那种对待农民的二元体制当初在苏联也曾得到列宁所谓农民是“半反动阶级”、“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158]的阶级优劣论的促成，受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以农村为“殖民地”、靠“剥削”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支持。当然在靠“农民革命”建立的新中国，毛泽东对农民的看法与苏联人相比要积极得多。但他心目中的“好农民”从一开始就指所谓“绝了发财之望”的那些人，他们很多其实是游民；而所谓“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的那些上进农民，他是非常厌恶的。[159]由此产生所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所谓小农“落后”、“自私”、“保守”的阶级歧视理论和敌视农民“自发势力”的观点。即使“文革”时理论上最“左”、“贫下中农”形象最高大的时候，那些不服服帖帖“为革命种田”而要进城打工挣钱的人也不被当作“贫下中农”，而被谓之“盲流”，那时就备受歧视，改革后对“农民工”的歧视其实就是来源于此。

现实中中国的农民歧视与过去南非的黑人歧视的确同样是“非竞争”的、制度性的、强制性或身份性的，两者都截然不同于自由竞争条件下的“阶级分化”，而属于更为落后的基本人权不平等。而且笔者前文已经列举的大量事例都证明：这种歧视的力度在中国往往比南非更大。如：中国民工办暂住证要交很多钱，南非黑人办通行证不要；黑人出示了通行证就不会被抓，而民工在特殊时期出示了暂住证仍然会被抓；中国民工的“无证被抓率”总体上也比南非高；中国的“流入控制”比南非更严格；中国“农民工”的家居率比南非黑人劳工低，而“两栖”率比南非黑人劳工高；中国“梳理”打工者的陋居比南非更铁腕，而且南非毕竟还有“安置”，中国则往往是纯粹驱逐；而为了把“暂住者”留在乡下，两国搞的乡村建设中，中国的财政投入也远不及南非；等等。同时，也有一些方面南非对待黑人比中国对待农民更恶劣，如上文所述的土地方面，300年来南非白人圈黑人的地，就规模（而非速度）来讲比我国目前的圈地运动要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