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前路迢迢.7

[120] 纳尔逊·曼德拉：《漫漫自由路》，谭振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64—65页。

[121] 李新烽：《南非土地制度研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农业经济系博士论文，2000年，7—8页。

[122] 李新烽：《南非土地制度研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农业经济系博士论文，2000年，28—31页。

[123] M. Bole-Richard, Victimes de la Politique d' "Urbanisation Ordonnee": Les "Surplus People" en Afrique du Sud. Le Monde, 1-4-1987.

[124] 李新烽：《南非土地制度研究》，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农业经济系博士论文，2000年，27页。

[125] 徐歌：《独闯非洲》，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106页。

[126] 秦晖：《什么是农民工的“退路”？》，《经济观察报》2009年2月23日。

[127] Govan Mbeki, South Africa: The Peasants' Revolt.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Books, 1964，此书网络版见非国大官方网站。

[128] 中国失地农民的规模一直没有准确的说法，前些年流行的几种说法在3000—6000万之间。最近于建嵘认为早在2002年失地农民的数量已达6630多万人，约占中国公民总数的5％；（于建嵘：《深入到失地农民中去》，《南方周末》，2005年7月14日）如果是这样，如今这个数字不可能低于7000万。

[129] 《民进中央：失地农民数量迅速扩大2020年将超1亿》，《中国青年报》，2009年03月14日。

[130] 据中央电视台2001年9月21日《今日说法》节目：“如此土地流转”报导。

[131] 《中华工商报》2009年8月10日，《大宗土地流转监管不能缺位》。

[132] 如“蒋巷事件”在农民告状、镇上出动警力“维持秩序”、中央电视台等曝光此事后，11月间《中国民兵》杂志却推出重头通讯《挺进鄱阳湖》称：“广东省共产党员×××跨越千里当农民，率领一支以民兵为主体的青年科技队伍挺进江西省鄱阳湖畔，租种南昌县蒋巷镇土地5万亩，……体现了农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引起了江西省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云云。而山东沾化“中澳公司”圈地后外资竟无下文，官府在这种情况下居然又把土地转给另一家公司，并多次抓捕上访人员。事件迁延至今。

[133] 农口有专家告诉笔者：全国失地农民数字是根据全国征地总规模除以农民人均有地规模得出。但是很多农民并非全部土地被征，因此全部失地的农民会少于此数，而部分失地的农民则超过此数。但国际上所谓“无地农民”并非仅指完全无地者。只要余地不足以谋生都算，如果这样，则我国的“无地农民”已经为数惊人。

[134] Keith Griffin, Azizur Rahman Khan and Amy Ickowitz, Pover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2000. pp. 80.

[135] Azizur Rahman Khan and Carl Riskin, "Income and Inequality in China: Composition,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of Household Income, 1988 and 1995," in China Quarterly, No. 154, June 1998.

[136] L. E. Neame, The History of Apartheid, London, 1962. pp. 119.

[137] 纳尔逊·曼德拉：《漫漫自由路》，谭振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160页。

[138] Govan Mbeki, South Africa: The Peasants' Revolt.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Books, 1964.

[139] 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48—149页；宁骚：《试论南非班图斯坦制度》，《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88页。

[140] 英国人在黑人区设立的议会1/4成员是白人，3/4是黑人，但议会是咨询性的，其决议要白人行政长官审查后才能生效。

[141] 纳尔逊·曼德拉：《漫漫自由路》，谭振学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155页。

[142] L. E. Neame, The History of Apartheid, London, 1962. pp. 78.

[143] 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45页。

[144] 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46—148页。

[145] 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51页。

[146] 葛佶：《南非——富饶而多难的土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07页。

[147] 1991年共约1685万人，见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36页。

[148] 所谓福利国家，其福利并非“皇恩浩荡”，而是民众责成政府履行的一种服务。有之民众无需感恩，无之民众可以问责，显然这样的国家只能是民主国家。

[149] 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62页。

[150] R. W. Fogel and S.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Little Brown, 1974; R. W. Fogel, Without Contract or Consent. Norton, 1989.

[151] 夏吉生主编：《南非种族关系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201—208页。

[152] 参见秦晖：《全球化中的“中国因素”与世界未来》，《领导者》总20期，2008年2月。

[153] 以上跟贴见凯迪网络“猫眼看人”http://club2.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1 id=2825877。在60多个跟贴中有“丁小平特别局”、“灰色空间”、“duket”、“阿田”等几个网友都发表了类似意见。另外，正式为文批评笔者的法国华人宋鲁郑先生也有类似观点，他在提到本人指出南非民主化后的问题时就对南非变革极表不屑，认为“这样的民主”不如不要。见宋鲁郑：《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源是“低人权成本”吗？——谈秦晖先生〈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95167.shtml

[154] 课题研发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6年。这本培训教材关于“城管”抓小贩时出手要狠，“不能轻易放过”，要干得“干净利落”，“将所有力量全部使用上”，做到“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的说法在网上披露后引起舆情哗然。

[155] http://www.china-review.com/gao.asp?id=20942。

[156] H．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97页。

[1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105页。

[158] 《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6卷，350页。

[159] 见《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8年，5—8页。

从南非看中国：“低人权优势”下的“经济奇迹”

附　录

另一个奇迹：南非经济发展中的低人权优势

（2008年11月21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演讲及答问）

盛洪：非常感谢秦晖教授终于赶到了。可能花太多精力在做学问上了，在找路上就稍微欠缺点，稍微晚了一点，也感谢大家比较有耐心。秦晖教授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另一个奇迹：南非经济发展中的低人权优势》。我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题目。因为我们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纪念活动和讨论中，我们也在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经济发展我们很有成就，但是在经济发展获得成就的过程中，有可能是以侵犯人权，以不平等为代价的。当然这是有争论的。有些人说这样的一种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我们追求的是大家在权利上平等、共同富裕的目标。当然也有人说这是必不可少的代价。所以这是一个很引起争论的话题。秦晖教授的题目主要是讲南非。南非从这个题目上来看就是所谓的低人权优势，暗含的含义就是南非有一段时间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经济奇迹，在人权上是有问题的，是以这个为代价的。现在我们就请秦晖教授来讲。来晚了，就要讲的更压缩一点，在一个小时之内。

秦晖：关于中国奇迹，大家议论很多了。姚洋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对我有很多批评。可是在事实判断上，其实我跟姚洋先生有很多说法是很类似的。例如他说造成中国奇迹的原因有两个，即“华盛顿共识”加“中性政府”。而我认为造成中国奇迹的两大原因是是全球化加“低人权优势”。这里我讲的全球化是指全球市场，就相当于他讲的华盛顿共识，而我讲的低人权优势在某种意义上跟他的所谓“中性政府”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没有这样的政府，中国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优势”。区别只在于价值判断上，我对“低人权优势”的评价是负面的，而他则对“中性政府”大加赞赏。这个问题的确很有意思。

其实在我看来，中国如果只有低人权而不搞市场经济、不搞全球化，那么中国就像北朝鲜，没什么奇迹可言。但是如果中国只搞市场经济而没有“低人权优势”，那么中国就像东欧。当然东欧转轨后的经济发展成就也是非常大的，但是无法跟中国相比。中国的经济，至少在目前要比东欧发展得快。我曾经写过关于中国与东欧对比的文章，我说东欧的吃亏根本不是吃亏在休克疗法上，与中国相比它真正的“吃亏”就在于我所说的那四句话：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那么这四点中国都刚好相反，这就成了中国的四个“长项”，反过来就是东欧的短项。如果中国没有“低人权优势”，这四个长项也就不会有。

但是既搞了市场经济全球化又具有“低人权优势”，两者俱备的，除了我们还有谁呢？现在有很多批评中国的人，把中国和印度、拉美作比较。但是我们的中资机构一到这两个地方就会发现它们都跟中国天差地别。老实说，只要是去过这两个地方的人就知道它们和中国有很大不同。首先，一个人不需要太多的学问，他到拉美和印度都会看到大片的贫民窟。这是批评这两个地方的人经常提到的。但是如果他去到南非，当然现在不行了，因为现在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废除了。

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如果他去到南非，会有一个感觉，南非的城市跟中国一样，比欧美还要漂亮。城市里没有贫民区，到处都是非常华丽的建筑。为什么？因为那时南非的城市就是白人的城市，黑人的简陋房子就是“违章建筑”，早给清除掉了。其次，印度、拉美都不能搞“圈地运动”，但南非搞圈地，当然是圈黑人的地，把基础设施搞得非常漂亮，与中国有得一比。再次，咱们的人曾经批评印度、拉美，说中资一进入拉美，就陷入“工会陷阱”，而印度的工会农会更是厉害。但是南非，当然不是现在，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就没有这种“麻烦”，可惜了中资那时无法进入南非。最后，在拉美、印度谁见过警察查“三证”、抓“盲流”、“城管”砸小摊？所以咱们的上等人到了那里就抱怨社会乱糟糟。但是30年前这种事在南非可是司空见惯。

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人们常陷入一种所谓的左右之争。左派大骂“新自由主义”的罪过，右派大骂“福利国家”的弊病。这种讨论问题的方式是从西方人议论印度、拉美的方式学来的。可是1990年以前他们从来没有这样议论南非。那时左派在大骂南非，但他们从来不说南非搞的是新自由主义，没有一个左派把南非的毛病归结于竞争过分、自由放任。因为大家知道那时南非的国家管制很厉害（倒是到了现在，南非一些左派抨击非国大搞的是“新自由主义”）。但是右派也在骂南非，我这里的讲的右派是自由主义者。当然在南非有南非语境下的右派，就是鼓吹白人至上、大国家主义的右派。右派在南非的语境和中国不一样。我们通常讲经济学意义上的右派就是主张自由放任的，他们批评的就是国家搞的福利太多，福利国家福利病。自由主义者也强烈批评南非，但是他们从来没说南非是一个福利国家。南非其实真的是一个福利国家，但是仅仅是针对白人而言。对于南非人口的大多数来说，南非不仅不是福利国家，还是个负福利国家。所谓负福利，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就是用二次分配来加剧不平等、而不是减少不平等的国家。

这就是说，人们知道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南非其实既不是自由放任，也不是福利国家，而是比这二者都更糟的一种东西。而现在很多人发现中国好像也是如此——只是这些人往往反过来用称赞的语气说。就是我提到过的：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右派称赞中国低福利。而在印度、拉美，你见不到南非那样的“左右共骂”，也见不到中国那样的“左右共赞”。

我们提到中国奇迹，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学问，很重要的就是两个因素：“圈地运动”和“农民工”。中国没有圈地运动，就不可能有基础设施大跃进，也不可能有我们招商引资的奇迹。而如果没有农民工，一不会有“世界工厂”，二不会有“美丽城市化”。我这里讲的“农民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进城，这个现象在世界各国都有，我这里指的是农民进城以后受到制度性歧视，他们只能在城市打工，不能在城市安家的状态。这种状态使得中国的城市和南非的城市里都没有“贫民窟”。请注意：不是没有“贫民”，而是贫民不许有“窟”。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国家不能给他们福利房，他们要安家，就免不了会有一些“不达标的”简陋住所。在其他国家，一般来说，你不能给他们提供福利已经该骂了，还能把他们自己盖的“窟”也摧毁吗？但是有两个国家就是能做到这一点：一个是南非，一个是中国，苦力们（黑人或“农民工”）年轻时在城里住单身工棚卖青春，青春卖完就请你回你的乡下“家园”。于是这里就有了世界最漂亮的城市。我们有个朋友自豪地说：中国有一亿八千万农民工进城，但是城里却没有贫民窟，这是举世唯一的奇迹。其实我说并不是唯一的，南非也是一个，应该说是“举世唯二”的奇迹。

南非奇迹从经济上讲，的确是很醒目。GDP在1932—1972年间平均7.4年翻一番。70年代末开始减速，这是由于“低人权优势”难以为继。在高速增长了40年以后，南非的经济随着黑人的觉醒和国际社会的抵制陷入困境，到了1982年首次出现负增长。这是GDP。就产业构成而言，很多人都认为南非是靠金矿发财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南非本来的确是靠金矿和农业。大家都知道南非大多数白人都是布尔人，“布尔人”在荷兰语就是“农民”的意思。这些白人都是搞农场的，再加上又有金矿，很多人都认为这两样东西是南非的看家本领。但是南非从一战以后制造业开始起飞，二战期间超过采矿业成为最大经济部门，1965年超过采矿业与农业之和，成为非洲唯一的真正工业化国家。南非以6％的人口占有全非洲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济产值。1991年南非人均收入（不是GDP，而是纯收入）2290美元，这是黑白平均的，当然白人要比黑人高出很多。据说南非的经济“相当于匈牙利或丹麦的水平”。这个说法有点问题，因为匈牙利和丹麦其实不是一个水平。但是我看到的材料就是这么说的。

南非的经济发展伴随着黑白的非常大的不平等，我在后面还要提到这一点。但即使是南非黑人，在经济高增长阶段他们的收入也有明显增长。而且据南非官方提供的数字，在1979到1989年的十年时间，黑人工资的增长速度高于白人，两者的相对倍数差距在缩小。但是正如我们一本写南非的书在引用以上数据后指出的：黑白人工资的绝对数的差距还是在不断拉大。道理很简单，因为白人的工资原来远远高于黑人，虽然后者增长速度比白人高，但是因为基数低，绝对值还是在拉开。如果以南非的黑白来比较我们的城乡，那么改革时期我国在“经济奇迹”的背景下城乡收入也都在增长，但中国农民收入还是比市民增长慢，相对倍数差距也一直在加大，至于绝对量差距的扩大就更不用说了。这与南非相对差距缩小绝对差距扩大的情况还有所不同。

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奇迹”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外向型很明显。有人说中国是世界工厂，而南非就是非洲工厂。南非的贸易顺差在1950年到1980年间，从1.43亿美元发展到74.3亿美元。但是以后就不行了，出现了下降，在1999年后大概是50多亿美元。就资本项目顺差而言：南非也是一个国际投资的天堂，因为土地来得容易，南非可以圈地，印度、拉美都不行。黑人劳工也好使唤。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劳工，“招商引资”优势就很强。于是南非也出现大规模的“资本输入、商品输出”，拉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南非资本项目顺差从1965年的2.15亿美元暴增到1982年的23.66亿美元，但是以后急剧下降，到了1985年以后，连年为负数。因为这个时候黑人劳工抗争越来越厉害，导致出现资本外逃现象，资本项目就成了逆差。

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又一个特点就是白人城市的华丽超过欧美。以前有一些骂中国的人说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城市像欧美。其实这样说不对。应该说中国的农村千差万别，有些农村非常漂亮，并不“像非洲”，但中国的城市要比欧美更漂亮，因为欧美的城市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太雅观的低收入阶层街区，但中国的城市里似乎到处都是华丽大厦，农民工住在哪里？一般人都看不到。南非其实也一样，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城市照我看要超过欧美，非常漂亮。而且南非的基础设施很发达，这一点是很多欧美国家都赶不上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像南非那样赶人圈地。中国在这一点上就跟南非差不多，赶人和圈地本事都很大。因此南非80年代高速公路仅次于美、德居世界第三，超过英、法，超过很多发达国家，尽管它的汽车拥有量并没有英、法那么高，但是它的高速公路很超前。

南非经济有一个明显的特点，白人和黑人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制度。我们中国有一个说法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其实我觉得“二元结构”这个词用在这个地方是很不对的。我曾经专门写过文章，指出无论是刘易斯、托达罗、宇泽弘文等经济学家提到的“二元结构”还是波耶克、弗尼沃尔等社会学家讲的“二元社会”，都不是指制度性歧视。它们一个指的是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另一个据说指的是价值观不一样，按照他们的说法所谓“二元”是指城里的人相信自由经济、市场竞争，农村里的人相信道德和谐、农村公社等。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到制度性歧视的作用。我觉得制度性歧视和这种所谓“二元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就从来没有被称为几元结构。但种姓制在印度是几千年留下来的民间习俗，国家制度并不承认它（印度国家制度中有所谓“表列种姓”，是作为扶助对象，而不是歧视对象。因此一些部落会因未被“表列”得不到扶助而抱怨），只是未能消灭它。但中国与南非是有国家安排的制度歧视的。有趣的是，南非也有人把黑白间的制度性歧视叫做“二元结构”。假如中国称之为“城乡二元”，那么南非就是“黑白二元”。而且“黑白二元”与中国的“城乡二元”在比重上也相当近似。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强势的一元都只占1/4左右。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南非白人给他们对黑人的人权歧视制造了两种“合法性”依据，其一是“反殖民”：南非白人的主体阿非利卡人，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荷裔布尔人，现在他们自称是阿非利卡人。所谓阿非利卡，这个词的词义指的就是“非洲人”。南非荷兰裔白人很早就跟宗主国闹掰了。这一点有点像美国人，大家也都知道，美国白人刚开始都是英裔的，但是他们说自己不是British，而是American，是美洲人而不是英国人。而南非的这些荷兰裔的白人很早就跟荷兰祖国分道扬镳了，他们说我们不是荷兰人，是African，是非洲人。而他们认为南非最早的黑人（科伊桑人等）已经灭绝，现在的黑人部族（科萨人、祖鲁人等）是后来从非洲中部南下的，荷裔把他们叫做班图人，说他们也是移民而不是土著。并且荷裔的一些学者坚持说自己先人到南非不晚于“班图人”（实际上当然不是这么回事，现在公正的学者都认为被指为班图人的那些黑人部族移居南非要比荷裔白人更早。不过也应该承认，所谓班图人的确不是南非最早的居民，而就欧洲白人而言，荷裔移民南非的确比英法等国移民非洲其他地区更早，除北非的阿拉伯人外他们应该是到非洲最早的白人了）。因此英语白人和荷裔对南非种族的叫法是不同的：英语居民称黑人为非洲人，而荷裔白人是殖民者；荷裔却自称非洲人，而叫黑人为班图人，那么谁是殖民者？荷裔认为那就是英语白人，荷裔布尔人自认为深受英裔的“殖民主义”压迫，其最大的情结就是布尔战争悲情。20世纪初英国发动布尔战争，灭掉了两个布尔人国家，从此荷裔就认为自己陷入了殖民主义的水深火热之中。布尔战争的确很惨，死了很多布尔人，为了消灭他们的游击队，切断布尔群众对游击队的支持，英军把很多布尔居民关到集中营里，搞得现在南非到处都是布尔人受难的纪念碑。英语白人对不起布尔人是大部分南非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而英语白人又偏偏在黑白关系上比布尔人要开明得多。这主要也并非因为英语白人在道德上多么善良，而是因为英语白人的素质相对比较高。他们普遍是从事工商业的，而且居住在城市，基本上主张自由主义。大家都知道老板一般是喜欢自由雇佣制的，喜欢用吃苦耐劳的人，就像我们的老板喜欢用农民工。而布尔人传统上是搞农牧的，他们比较保守，重农轻商，有一种说法是布尔人三件宝：牛车、步枪和圣经。工业化以后他们基本上成了穷白人，属于打工族，经商他们不如英语白人，但打工又不如黑人吃苦耐劳，所以特别依赖身份壁垒和种族特权保护，特别排斥黑人劳工，就像我们城市一些“正式工人”特别排斥农民工一样。反而是英语白人主张黑白劳工应当一视同仁，以英语世界为主流的国际社会也施压要南非放弃种族压迫。于是布尔人就说：你们讲英语的过去搞殖民主义，欺负我们，现在有什么资格对我们讲人权？于是欺负黑人便成了布尔人“反殖民主义”、捍卫“独立”和“主权高于人权”的表现。1834年英国当局废除黑奴制，布尔人觉得受了“奇耻大辱”，1960年英国首相访问南非，大讲“变革之风吹遍非洲”，博得黑人一片喝彩，曼德拉就说他“亲英”，还说阿非利卡语（即“南非荷兰语”，当时南非强制黑人学习这种语言）是殖民者的语言，而英语是黑人解放的语言。但布尔人却群情激愤，认为英国人干涉内政，而且记起了当年的历史积怨，于是全民（当然只是白人的“全民”）公决退出英联邦。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阿非利卡白人一直就是以他们“受过殖民主义的苦”作为资本来对抗国际社会要求其改善人权的压力。

阿非利卡白人维护种族隔离的第二个理由是“文化特殊论”，简单地说就是否认人权的普世性，因此白人的人权标准不能适用于黑人。他们的理论家宣称“保持民族认同、保持各自文化特性的权利是基本的和首要的人权”。英治时期黑人区有民选议会，尽管仍受英国殖民当局控制，但布尔人害怕黑人学会了民主，在其主导南非独立后，特别是退出英联邦后，这些议会也被取消。当局规定“黑人家园”实行“传统的”酋长专制，离开“家园”打工的黑人更不能在城里拥有公民权。信不信由你：据说如果黑人也和白人一样拥有民主权利，那就是被白人同化了，就失去了“自尊”；只有在种族隔离状态下做奴隶，黑人才能保持和发展其“自然本性”和文化传统，“发展自己的民族自豪”。

南非虽然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布尔人在政治上却居于统治地位。南非在布尔战争以后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虽然在战争上英国人打胜了，但是英国人为了取得布尔人的谅解和支持，在很多方面对布尔人让步。因此南非后来的国家结构，包括南非的公务员体系，南非的整个政治结构，都是布尔人占绝对优势，英语居民则像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满足于赚钱。布尔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在南非搞了一大套“社会主义”的东西，因为布尔人搞工商业不太行，竞争力比较差，需要特权地位的保护，因此南非经济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国有经济比重相当大，占到资本总量的58％。这个国有经济其实主要是为了给布尔人提供就业机会和福利。因为在自由竞争的背景下，他们竞争不过那些“农民工”式的黑人劳工，所以国家专门有一块领域来安排他们。现在南非大致就是这样：黑人当然都是“农民工”式的蓝领打工者，从事最差的工作；讲英语的白人只占白人的少数，在白人中只占1/6到1/5，这些人主要是工商业者；而布尔白人主要的身份第一是政府公务员、军人、警察，第二在垄断行业，主要是国有企业从事待遇比较高、福利保障好的工作，第三还有一些仍干老本行，经营农牧场。大致是这样。由于这些特点，国际上知名的左派学者萨米尔·阿明曾提到南非是三个世界的综合：说南非的白人生活在第一世界，黑人生活在第三世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他还说南非的经济结构很像第二世界。所谓的第二世界就是苏联式计划经济国家，国家垄断很厉害，国有的色彩相当浓。

像这样的一种经济造成了南非制度安排的很多特点。

首先是南非的劳工制度。南非的劳工在1911年以前主要是在《格伦格雷法》前提下的征发式劳工制度。那时候市场经济不发达，城市居民基本上是纯白人，少量制造业主要也是白人工人。黑人劳工主要不是因为自己要挣钱，而是白人强加给黑人的一种义务，带有差役的色彩，讲的简单点就像中国古代的服徭役，修长城、修阿房宫，以及中国改革前的征发民工。南非在19世纪末有《格伦格雷法》，这个法律规定黑人每年必须出去做民工。大家都知道中国在改革以前，民工的概念就是指一种徭役。本人在1978年前作为插队知青，曾经一到农闲季节就和老乡们一起被征发到公路、电站等建设工地做无偿的民工。那时候的民工是一种差役，而不是一种赚钱的手段，那时候并没有为了赚钱而进城打工的说法。南非在早期，布尔人比较保守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但是南非在英联邦时期，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从1911年开始，南非所谓的征发式劳工就逐渐被“流动劳工”所取代。流动劳工这个名词也很有意思。我最近看到，姚洋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提出要废除农民工这一称呼，改为流动工人。其实流动工人这个称呼就是南非对打工黑人的一个官方称呼。南非官方规定“流动劳工”在城市里是不能居住的，但是可以打工。

姚洋：我讲的流动工人可不是这个意思。

秦晖：在南非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姚洋用了这个名词。所谓只准打工不能安家是指南非的流动劳工的定义。南非的流动劳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住在工棚，也就是集体宿舍里头的、不带家属的单身劳工。这一类劳工在豪登省工业区主要是祖鲁族劳工。另一类劳工则带有家属，当局把他们从市区的“违章建筑”区赶出来，在郊区划了片特定的地方，像索韦托那样的黑人区，形成一大片简陋的、贫民窟式的家庭住宅。这里其实是很糟糕的，条件很差，是不折不扣的贫民窟。但是在南非黑人的观念中，他们始终认为住在集体宿舍的劳工的地位普遍要比在索韦托有家庭（哪怕是贫民窟社区）的劳工的地位要低得多。这也是南非在种族隔离制度末期一直到今天，城市里黑人发生内部部族斗争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大家都知道，1992年前后，在南非的很多地方出现了黑人部族冲突，造成了大量的流血事件。这些流血事件从表面上看是部族矛盾，实际上有经济矛盾在里头。住在情况更糟糕的集体宿舍的劳工——大部分是祖鲁人，和在索韦托有家庭住宅的劳工——大部分是科萨人，这两种人在利益上有微妙差别，后来就表现为黑人之间的部族矛盾。

这里要说的是：我们现在的农民工不也是这样两种居住方式吗？一部分带家属的住在棚户区、“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的“角落”里。另一部分单身的住在集体工棚。共同之处是他们都既没有国家保障的福利性廉租房，又没有搭建或租住简易房的自由。而这两种方式恰恰是其他国家，包括发达的欧美与相对不发达的拉美、印度穷人进城的基本形式。南非与中国都没有这两种形式，而两国的区别在于：第一，南非给黑人劳工在郊区划了一块地方让他们安家，这块地方很糟糕，但毕竟是比较稳定的。而中国连这样的地方也没有，打工者安家的地方不是作为“清理”对象的“城中村”就是干脆被叫做“违章建筑”，经常面临驱赶。这也就造成了第二个区别：南非黑人劳工约70％是在索韦托这类黑人社区安家的，只有更不幸的30％是单身住集体工棚。中国恰恰相反，有幸带家属住在城乡角落的（相当于南非科萨式劳工）只有约40％，其余大多数都是集体居住的单身劳工（相当于南非祖鲁式劳工）。然而这种在贫民窟安家的人较少的状况比南非更值得炫耀吗？

这样一种居住制度有什么好处？第一，它可以极大地降低劳工的成本。这是大家可以简单想象得到的。第二点，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可以降低国家的社会保障费用和市政费用。也就是说国家可以安排一个很漂亮的白人城市，但是对于黑人可以不提供公共服务，这样就可以大大地降低这一部分的费用。第三还可以保持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白人城市市容很漂亮，治安也很良好。因此可以吸引大量的投资，当时的约翰内斯堡市内是很繁华的，现在当然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像纽约和芝加哥的贫民窟，在白人城市中都是不存在的。这个现象应该说很有利于投资环境的改善。

还有一点，在这个时期南非出现了所谓的通行证制度。南非黑人外出需要特殊证件的制度其实在流动劳工盛行以前就已经存在，甚至有人说在开普殖民地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在流动劳工广泛发展以前，通行证的必须并不是很突出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时的黑人劳工都是征调式的劳工，就像我们在改革以前，劳工都是被组织起来，像修长城，修阿房宫，是有组织的，本身就不存在盲流的问题。再加上黑人比较容易认，那时在城市里一见到黑人就可以抓。因为征调的劳工不可能到处乱跑。到处乱跑的那就是“盲流”。就像中国改革前也没有暂住证这个制度。因为我们当年去当民工，都是在政府的组织下，住在军营式的地方。那时一般农民自己有事要进城，必须因事开证明。包括安徽等地农民外出乞讨，也是“大队”开证明的。没有证明随时就可以把你抓起来。但那时这个证明是一事一开，并没有在城市待很久寻找工作的可能。所以那时中国也没有暂住证。南非在黑奴制与征发劳工时黑人证件的重要性也不大。但是进入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流动劳工时期，证件的需要就大大增加了。因为劳工不再是政府组织的，也不是住在军营式的管制场所，这时就需要随时检查证件作为对那些下等的“流动人口”的管制和控制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台了暂住证制度。南非的通行证制度也开始空前强化。

通行证制度被认为是南非种族隔离体制中对黑人的人格侮辱和权利损害最甚的一种恶行。在这种制度下，不带通行证的黑人会随意就被警察拘留处罚。中国和南非在时间上有差别，但是发展的阶段性是类似的。在《格伦格雷法》时期，基本上不是你去打工，而是白人抓你去做工，这种状态之下也不需要什么通行证。其实连种族隔离这个词都是在流动劳工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这个词最早是在1946—1948年期间在南非出现的。在此以前，并不见得黑人就不受到歧视，但是在那个时期特别强调隔离的必要性不是特别大。因为南非在1834年之前，根本就是黑奴制度，没什么隔离不隔离的，黑人就是奴隶。奴隶制废除以后，也仍然对黑人进城持有很严格的限制，基本上是不能进城，除非是按照《格伦格雷法》的规定把你征调进城。如果不是政府征调，是进不了城的。这个背景下不需要到处查证件。但是到了流动劳工时期，暂住证就变得非常重要。当然我们和南非同样性质制度维持的时间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80年代，而我们是从80年代一直到现在。但是我在这里要讲，在后期都出现了软化的趋势。实际上在南非，见到没有通行证就扣起来送去做苦役，这种现象在80年代后期就开始明显地减少了，后来越来越多地变成了以罚款为主。我们中国从孙志刚事件以后也是这样。现在很多地方查暂住证，已经不像以前没有暂住证就送到昌平去筛沙子，而主要也变成了罚款的方式。

这里还要提到，南非的土地制度也很有特色。南非建国以后，一直是布尔人、英国人、黑人各有各的土地管理。因此一直没有统一的土地制度，到了30年代，南非出现了一场土地制度的大论战，主要是布尔人，或者称阿非利卡人，与英语白人之间的论战。英语白人是比较主张自由竞争的，因此他们主张实行统一的土地私有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布尔人坚决反对这种制度，他们认为这样一来，黑人也可以拥有土地，拥有住房，那就麻烦了，种族隔离制度就没法实行了，班图斯坦制度也就没法实行了。而且各种建设也就很难展开了。因此，30年代的土地制度大辩论以后，南非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多元土地制度。讲得简单点，白人用地基本上是准私有制，政府是给予保护的，不会被侵犯的。而黑人的土地是实行农村公社制度，按照南非的官方说法，这是黑人的传统。黑人据说自古以来就是土地公有的，是部落的土地公有制度。而在所有的土地之上，有国家对土地的征调权，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征地权。在这个制度之下，南非工商业和基础设施的用地变得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容易解决。这个道理很简单，政府对黑人的土地基本上是任意圈占的。而且这个制度还为后来的班图斯坦制度提供了伏笔。南非当时提出班图斯坦制度和黑人家园制度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南非黑人理论上讲在土著地区都是有土地的，因为南非官方说黑人是没有土地私有制的，所以他们的部落有责任保证他们的份地。由于有这个理由，南非的劳工就不应该在城里安家。他们完全可以在城里打工，直到30几岁，然后回到农村去，部落保证他们有一块地，可以养老。

由于这一点，南非的城市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二元化。我们知道，原来的南非大城市里是有黑人居住区的，如约翰内斯堡的菲利普顿、亚历山大区。到了四五十年代，南非开始不断地清除违建，把大片大片居住的黑人从主城区赶走。这里我要说，南非打工的黑人在城市里的居住区，其实都是正儿八经租下来的，并不存在侵犯产权的问题。拉丁美洲的穷人是比较厉害，我写过几篇文章，有所谓的“开发商给穷人让路”，“穷人圈了国家的地”，在城市里，他们占了很多地。但是南非的黑人和中国的农民远远没有这些身份。因此说南非的黑人和中国的农民跑到城市里来侵犯所有权，这几乎是绝无可能的。不管是中国的打工者在城中村租房子，还是南非的黑人在约翰内斯堡租房，都是这样的。菲利普顿形成的历史很有意思，它原来是南非的一家开发商为白人打工者建立的低标准住宅区，但是这个低标准住宅区在白人当局认为标准太低了，不达标，没有给它颁发许可证，也没有给它提供市政设施，然后白人政府另外拨了一块地给穷白人建立廉租房。那么房地产公司已经建了那么多的房子，既然白人不住，就把它们租给黑人。在这里就形成了大约四五万人黑人打工者的居住区。但是到了50年代初，约翰内斯堡政府要开发这片地方，认为这些地方被黑人占着，又影响市容，房地产又不能升值，于是决定圈地，把黑人都撵走了。菲利普顿事件延续了三年，当时弄得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经过这些年的驱赶，大概在亚历山大区还有一些黑人的居住区，其他地方都没有了。南非政府就在城外圈了一块地，就是索韦托，来安置黑人。于是就形成了我们后来看到的索韦托现象。索韦托有两百万人口，比约翰内斯堡主城区的人口还要多。这个地区就是一片黑人打工者，或者说流动劳工的住宅区。这个住宅区，我曾经讲过，其实现在也非常多样化了，现在也出现了一些黑人中产阶级的住宅，包括图图、曼德拉在那里都有住宅。但是大量都是政府统一盖的低标准廉租房，火柴盒式的住房。还有一些外籍劳工和刚进城不久的祖鲁人劳工，他们连流动劳工身份都没有的，这些人就住在集体工棚。集体工棚其实也是半永久式建筑。这些地方就成了南非负面因素的大本营。这些地方的治安很坏，条件很差，黑人内部的矛盾也相当多，到现在都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而且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点，每到圣诞节前后就会出现民工潮，大量的民工回家过节，据说那里有一个非洲最大的公共汽车站，每到圣诞节前后就有大量的黑人拿着大包小包回家过节。但是有一个南非朋友告诉我，他说这个民工潮跟中国的民工潮有点不一样。索韦托回家过年的人现在主要是外籍劳工，也就是没有南非国籍的南部非洲其他国家的劳工，如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博茨瓦纳等。这些国家大概有两百万的劳工。这些人肯定是不可能在南非安家的，因此一到圣诞节就回家了。他们告诉我南非的具有南非国籍的劳工绝大部分在索韦托是有家的，因此不存在回家过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