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前路迢迢.11

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通过下属三个委员会来开展工作：“侵犯人权委员会”负责调查侵犯人权的行为。“赔偿和康复委员会”就受害者恢复尊严和康复提出方案，供政府参考采纳。“大赦委员会”则处理被证实的施害者按《和解法案》的规定在认错道歉前提下提出的赦免申请，但申请者限于个人，对组织、法人和体制不存在赦免问题。

1993年遇刺身亡的南非共总书记克里斯·哈尼

委员会属于非政府机构，没有强制性权力，完全靠以德服人，以理服人，以事实服人。尽管仍有若干顽固者藐视它的工作，但是包括绝大多数前施害者在内的人们都认可了它所做结论的权威性，并因此卸除了历史包袱。其中有些著名案例：

和解与民主谈判期间暗杀非国大领导人克里斯·哈尼的白人凶手雅努什·瓦鲁因废除死刑改判无期徒刑后，向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提出忏悔并要求赦免释放。委员会取证后认为当时已是和平时期，杀人不能被认为是“政治斗争”，而且当时的调查也认定是个人犯罪，与包括凶手之一所属的白人顽固派政党在内的任何政治团体无关，因此忏悔可以接受，但以“政治动机”为理由要求释放不行，应该维持原判。

“民族之矛”在1986年爆炸了德班市“为什么不”餐厅和马古酒吧，导致3人身亡，69人受伤，指挥袭击的南非共白人党员、“民族之矛”当地负责人罗伯特·麦克布莱德被抓获并被白人政府判处死刑，不久进入种族和解时期，1992年他的事被列为“政治斗争”而获释。但是当时非国大否认这件导致平民伤亡的爆炸是自己组织干的。于是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重审了这个案件。在取证后，非国大不得不承认是组织安排了这次爆炸并向无辜遇难者道歉。委员会谴责这次爆炸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但认可当时非国大受到白人政府镇压处于武装斗争状态，袭击目标有南非白人警方成员，政治斗争性质成立，麦克布莱德本身就是白人，可见他也不是因为种族偏见和个人境遇去袭击的。而且非国大组织承担了责任，麦克布莱德道歉后可以赦免，无罪释放成立。

这些案例都得到舆论的广泛肯定。图图大主教和他的同事在“迫害者忏悔和道歉，受害者宽恕和原谅”的原则下实现和解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在“恢复历史公正、实现转型正义”和“避免冤冤相报，携手面向未来”这一对似乎矛盾的老大难问题上，南非为世界作出了榜样。

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工作很快传播到世界各地。从1995年起，“仿效南非的做法”，在很多国家也出现了“TRC（‘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英文缩写）模式”的类似机构，诸如阿根廷“被强制失踪者全国委员会”；巴西“非法惩罚调查全国委员会”；加拿大“印度寄宿学校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哥伦比亚“国家赔偿与和解委员会”；智利“全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捷克“档案文件与历史罪行调查委员会”；萨尔瓦多“联合国萨尔瓦多真相委员会”；斐济“和解和团结委员会”；加纳“全国和解委员会”；危地马拉“历史澄清委员会”；肯尼亚“瓦基委员会”、“真相、正义与和解委员会”；利比里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摩洛哥“公正与和解委员会”；巴拿马“真相调查委员会”；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波兰“民族纪念研究所”；菲律宾“真相调查委员会”；塞拉利昂“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所罗门群岛“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韩国“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斯里兰卡“经验与和解委员会”；东帝汶“接待、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乌干达“侵犯人权调查委员会”；乌克兰“国家纪念研究所”；美国“格林斯伯勒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等等。

全球各地的“真相与和解”

但是在笔者看来，新南非最大的成功，还是在十多年政党政治的实践中排除了种种阻力，初步实现了从“族群多党制”到“左右多党制”的转变，从而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建立了稳定的国家认同。这是像南非这样一个种族民族文化高度多元的国家能够有长远发展前途的根本条件。

从“黑白两党制”到“左右两党制”：南非政党政治的进步

1994年以后近20年来，新南非的宪政民主制度经历了风风雨雨，南非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改观。

德克勒克辞职以后，原来的白人政党一方面离开联合政府成为在野党，另一方面在分化组合后完成了成员的种族多元化。原来以英语白人为主的民主党，种族隔离时代因为种族关系上的观点比较开明而成为白人中的反对党，与长期执政的顽固派阿非利卡人为主的国民党竞争。民主化初期，由于德克勒克率领国民党改弦更张与非国大合作，民主党的开明一度失去特性而在政治舞台上被边缘化。但是不久，由于德克勒克下野，国民党的后续党派逐渐衰落，民主党作为反对派又重新崛起，并且吸引了大批不满非国大的黑人，合并一些小党派改组为民主联盟（DA），成为南非最大的反对党。2009年大选中，该党不但成功削弱了非国大原来的压倒优势，而且在南非重要的西开普省（立法首都开普敦所在地）胜选执政，从而开创了1994年后前白人政党成功转型为跨种族反对党并掌握省级政权的先例。

民主联盟竞选集会

姆贝基

祖　马

南非阿非利卡人在种族隔离制度取消后很多人（通常是比较保守、难以适应黑人政府的那些人）移民国外，在南非人口乃至白人人口中的比例下降。国民党衰落后，留在南非的一些阿非利卡人转入了民主联盟，另一些人则加入了原来就在布尔穷人中拥有历史影响的南非共，并且通过南非共进入了非国大，余下的组成小党“新国民党”与非国大结盟。这同样促进了南非政党的跨种族演变。

南非黑人内部原来存在着历史遗留的复杂部族矛盾，1990—1994年过渡期曾导致严重的流血冲突，尤其以科萨人（曼德拉、姆贝基、坦博、西苏鲁等上世纪九十年代非国大主要领导人多数都属于这一部族）和祖鲁人（南非最大、通常认为也最保守的黑人部族）的矛盾最突出。1994年大选时，布特莱齐领导的祖鲁人政党因卡塔自由党成为黑人中最大的反对党。在南非各党派关系中，因卡塔自由党与非国大不但对立，而且这种对立一直具有相对浓厚的暴力色彩，成为南非宪政的一大隐患。但是随着民主之风吹进夸祖鲁，布特莱齐的“酋长作风”在党内引起以加文·伍兹为首的革新派不满并最终分裂。加上非国大推出了祖鲁人祖马出任新领袖并于2009年当选南非总统，非国大在祖鲁人中的影响因而大增，因卡塔自由党也就更显衰落，其国会席位从1994年的43席逐次跌落为2009年的18席，作为一个部族党即便在本部族（祖鲁）中也失去了大部分影响力。

左派民众抗议法庭审理祖马案件

南非黑人解放运动的主要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自1994年新南非诞生至今一直是“一党独大”，但其本身却发生了复杂的裂变。

在反种族隔离斗争时期，非国大就是黑人解放运动中最具族际主义色彩的组织，由于有白人成员（主要是南非共成员）参加，曾引起一些黑人民族主义者不满并分裂出去成立了泛非大。1994—2004年间，由于原来以族群为基础的两大反对党：阿非利卡人的国民党和祖鲁人的因卡塔自由党衰落，非国大的势力又有所扩大。但是此后则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以姆贝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倾向与祖马为代表的“民粹主义”倾向之间斗争加剧，党内冲突与丑闻不断。2005年，祖马先是身陷巨额军购贿赂丑闻，他的财务顾问被捕，他自己也被控罪；姆贝基以此罢免了他的副总统之职。接着他又受到强奸罪的指控，非国大副主席之职也被“暂停”。但是，不满姆贝基“自由主义政策”的党内强大左翼，以非国大青年联盟、南非工会大会和南非共为主，认为这些指控都是政治陷阱，仍然全力支持祖马，并使其摆脱了指控，反过来对姆贝基一派发动攻势。2007年在波罗克瓦尼召开的非国大全国代表大会上，祖马依靠左翼的支持，竟然一举击败姆贝基，当选非国大主席。次年，祖马领导下的非国大以“召回”本党当选总统的方式，迫使姆贝基辞去总统之职，其时离他的第二任期结束仅9个月。南非宪法规定总统只能连任一次，姆贝基两任就算功德圆满，却在这一刻的前夕被赶下了台。这自然引起了姆贝基一派的愤怒。

人民大会党领导人莱科塔

这次事件导致非国大出现1994年以来最严重的分裂。姆贝基的一大批追随者，包括前副总统姆兰博·努卡、前国防部长莱科塔、前豪登省省长西洛瓦等纷纷退出非国大，他们于2008年成立人民大会党，宣布奉行多元文化、自由主义原则，并“否认自己与马克思主义有任何联系”。该党表示愿意与民主联盟结盟，并且“乐于见到民主联盟进入政府”。

丑闻缠身的祖马能够在党内斗争中战胜名望远高于他的姆贝基是很耐人寻味的。姆贝基不仅比祖马资深，与曼德拉和南非共的渊源也胜于祖马：他既是曼德拉亲选的接班人，父亲又是曼德拉的密友和同族（科萨人）同时还是南非共的高干。但南非共还是支持祖马，因为祖马更“左”。曼德拉曾对姆贝基表示同情，但在非国大与人民大会党竞选时还是宣布自己支持祖马领导的非国大，因为他更热爱这个自己为之奉献了一生的党。甚至姆贝基自己虽然已经与祖马决裂，并且在投票时号召选民行使民主权利时“不要害怕（掌权者），不要拘泥于历史的愚忠，而要面向未来”，其属意于新党之心呼之欲出，但他却并未明确宣布自己投了人民大会党的票，也没有公开宣布加入这个由自己的拥护者建立、并且已经与非国大对立的新党。

马勒马

尽管德高望重的曼德拉表态支持，使非国大渡过了危机，但还是伤了元气。虽然以祖马作为党魁使非国大增加了来自祖鲁人的选票，但在夸祖鲁-纳塔尔以外的其他8省得票都明显下降，升降相抵，全国得票率也从2004年大选时的69.7％下降到2009年的65.9％，2011年市政（地方）选举时再降为62％，失去了修改宪法所需的2/3多数。而民主联盟则缓慢上升：从2004年12.37％，2009年16.66％，升到2011年的24％，连同人民大会党等自由主义反对派，已经形成了不小的势力。

此后非国大继续发生党内斗争。先是南非共指责祖马政府中的副总统莫特兰蒂太“右”，是“老姆贝基一类人”而把他排挤出非国大执委会，接着原先铁杆拥护祖马、声称“为了祖马可以去杀人”的非国大青年联盟首领朱利叶斯·马勒马又因为发表支持津巴布韦的“革命专政”、主张武力没收白人土地并实行矿山国有化等“极左言论”而于2012年被开除出党。连南非共和南非工会大会都表示不能容忍马勒马。这样，在几年内“自由主义”的姆贝基、“暴力革命”的马勒马先后离开，非国大于2004年正式宣布自己属于“社会民主党”并加入了社会党国际。

在与“右边”和“左边”都划清界限的同时，种族、部族的界限却越来越模糊。大批祖鲁人离开了部族党因卡塔而追随祖马的非国大，姆贝基派的人民大会党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与白人起源的民主联盟在互相靠近，而“穷白人”较多的“新国民党”又与非国大靠近。新南非的政党政治从1994年时的两大党——黑人的非国大和白人的国民党，经过一段小党林立、大党内斗的分化组合，正在逐渐形成新的两大党——社会民主主义的非国大和自由主义的民主联盟。当然，这一过程如今还是“正在进行时”而非“现在完成时”，种族政党的色彩并没有完全消退，但“左右”的区别的确是越来越明显了。

从种族社会到阶级社会：宪政民主与南非多民族国家认同

这种从“黑白两党制”到“左右两党制”的变化对于南非这类种族矛盾复杂、仇恨根深蒂固、国家整合十分困难的社会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笔者以往曾经以南斯拉夫和印度这两个联邦国家作比较：这两国历史上都是缺乏统一传统，种族、民族、宗教、文化间积怨很深，族际国家认同缺少根基。但是印度一独立就实行了宪政民主下的“左右多元”政治，贫富各阶级选民通过代议制形成左右派各党进行博弈。而无论左派中派还是右派都是跨族群的，博弈目的是在全国实现各自的“主义”，而不是闹独立，结果是越博弈国家认同越增进。而南斯拉夫实行“列宁式联邦”，不允许左右多元，却提倡所谓“民族平等”，结果每个民族都实行一党专政镇压异己，造成个个民族都有怨气，同时却允许每个民族的“共产党”突出个性、发展本民族认同。于是一有机会，各民族的“南共分支”便把本族的怨气引向他族，出现“族群多党制”，各党民意基础不是跨民族的“阶级”，而是各自“跨阶级的民族”，每个党都不以“主义”为诉求，只以“族权”为能事，小族争独立，大族谋压制。造成国家四分五裂。这时又有米洛舍维奇之类的民族（种族）主义者废除“民族平等”，想建立以民族压迫求统一的体制，结果不但没能阻止国家分裂，反而使分裂变得流血成河。

印度和南斯拉夫的例子，以及种族隔离旧南非的例子都说明，多民族国家的认同既不能建立在民族压迫的基础上，也不能建立在“专政”体制下虚幻的“民族平等”基础上。

我们过去在“阶级斗争”名义下出现了太多的悲剧，造成如今谈“阶级”色变的后果。其实认真想来，多民族国家里如果能以“阶级认同”来淡化“民族认同”，那绝不是坏事。而真正的“阶级斗争”，即同一“生产关系”中不同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知识等）持有者为争取各自要素报酬最大化而进行的博弈，诸如劳资博弈、主佃博弈、债务人债权人的博弈等等。这种斗争通常都不可能是“你死我活”、“谁战胜谁”的斗争。恰恰相反，由于真正的“阶级”是一种相对可变的、流动性的经济地位，不像民族尤其是种族那样固化，真正的“阶级斗争”是基于经济利益的博弈，尤其是同一生产关系中各方的“要素竞价”。在人类社会的各种矛盾中，这应该算是最可能进行理性计算、讨价还价、折中妥协、共存合作的一类矛盾了。

而其他诸如民族、种族、宗教崇拜方面的矛盾不但对立双方身份固化，而且不是同一生产关系中的共存关系，加之这几种斗争主要是情感、信仰性的，往往没理可讲，无价可还，也难以妥协，变成“你死我活”、“谁战胜谁”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我们都知道劳资谈判、主佃谈判达成妥协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俄罗斯人和车臣人、穆斯林与基督徒的冲突，要达成妥协就困难得多；就算破裂，历史上真正的“工人起义”、“佃户暴动”不但极少见，其暴力规模也无法与民族征服、宗教“圣战”相比。

同时我们也知道，“阶级斗争”只有在代议政治体制下才能真正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而不是仅限于基层社会的纠纷。尽管“代议士”代表的不一定是“阶级”，但“阶级代表”却一定是接受了“阶级”选民委托的代议士。道理很简单：没有委托就构不成代理，而只有在代议制下，穷人与富人才可能自由结社形成工会、商会与政党，从而组织（不是“被组织”）起来，通过选举授权，委托其政治代理人“代表某某阶级”真正进行大范围的集体博弈，在国家政治层面争取利益。

在代议制政治舞台上，这些阶级“代议士”的斗争常常是激烈的，唇枪舌剑、嬉笑怒骂，甚至在镜头前推推搡搡，无处不在的争吵、斗争各方的互相“扒粪”、“抹黑”，让某些习惯于一片歌功颂德的人嗤之以鼻——但是实际上，这种斗争却极少可能是“你死我活”的。而产生“阶级代表”的过程更不可能充满暴力。相反，只有那些根本没有“阶级”授权、却拉“阶级”的大旗作虎皮的权力争夺，才与历史上“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的皇权争夺那样动辄尸山血海。而这种争夺中据说是同一“阶级”中产生“代表”的过程，则往往比“阶级斗争”本身更血腥：谁不承认我是“代表”，我杀掉他就是了。正如德国左派作家布莱希特讽刺“民主德国”时所说：“如果人民不喜欢政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解散人民，另外选举一个人民。”[16]既然无需工人授权，“工人阶级代表”就像皇帝的宝座，斯大林杀了托洛茨基，他就是“工人阶级领袖”，而托洛茨基就成了“阶级敌人”。如果托洛茨基杀了斯大林，那就反过来，托洛茨基“代表”了工人阶级，斯大林就该是“阶级敌人”了。无怪乎那么多白俄贵族流亡海外斯大林可以不管，却对托洛茨基追杀到天涯海角，历时十年，终于在地球那一面把他用冰镐砍死——然而这样的斗争能是真正的“阶级斗争”吗？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真正的“阶级斗争”并不可怕。而在多民族国家“左右”／“阶级”矛盾如果能够淡化民族、种族矛盾，这并不是坏事，甚至可以说是很好的事。这正是因为“阶级矛盾”要远比民族矛盾容易化解。比起民族矛盾、种族矛盾和宗教矛盾来，“阶级矛盾”更不需要以“你死我活、谁战胜谁”的方式来解决，更不会损害、而只会巩固国族认同。“列宁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失败，并不在于它主张用阶级矛盾来替换民族矛盾，而恰恰在于它不承认“左右多元”，而用所谓的“阶级专政”把本来容易化解的“阶级矛盾”人为地弄成了“你死我活、谁战胜谁”的局面。这种理论在利益关系上把劳资对立人为激化成“阿拉伯以色列对立”的程度，在观念问题上像旧时宗教战争中“基督徒战胜穆斯林”那样去镇压“资产阶级思想”。同时在“阶级”内部争夺“代表”资格的斗争也变得如同争夺皇位般的血腥。于是造成严重的社会损害，而各民族都受害的结果最终还是导致建立国家认同的失败。

但是“左右多元”的民主体制下，“阶级社会”却可以避免这种灾难。由于民族、种族、宗教矛盾的非理性和难于妥协（南非实践的伟大恰在于实现了这种艰难的妥协），民主政治处理这类矛盾并不总是成功的（当然，不能说专制政治在这方面更成功）。但是民主政治处理“阶级矛盾”却容易成功。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搞民主制，尽量搞成“左右多党制”而避免出现“族群多党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甚至往往决定这类国家民主实验的成败。

在这方面南斯拉夫是个反面的教训，而印度（其实美国、瑞士等等也是这样）是个成功的例子，我们看到南非正在成为又一个成功的例子，而且不仅在非洲可以说是最突出的例子，在世界上也可以成为一个范例。因为与印度、美国、瑞士都不同，新南非的民主化本来出自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黑人解放运动，“黑白两党”是一个没法回避的起点。可是新南非的政党政治如果一直是这样的模式，国族认同将很难建立。道理很简单：选民的“左右”是易变的。这次大选我投左派的票，下次可能我就改变主意，成为右派选民了。因此如果一个党对自己的“主义”有信心，即使现在是少数党，它也会相信通过努力自己会变成多数党，而且信念越坚定，它越是希望争取多数，在全国实现自己的“主义”，而不可能希望离开这个国家。但是选民的族属却要固化得多，一个少数族再有信心，也不可能变成多数族，因此自我定位代表少数族的党易于产生离心力，而且信念越坚定，就越会走向分离主义。

新南非20年来政党政治到目前为止一直是成功地向“左右多党制”转型，从而成功地强化了多民族国家认同。新南非的成功有力地反驳了那种所谓民族矛盾严重的国家不能搞民主、一搞就会分裂的谬说，它证明恰恰相反：“左右多元”的民主体制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巩固国家认同，代议制条件下真正的“阶级斗争”不但是温和的，而且恰恰有利于淡化民族矛盾，消除民族隔阂。

尽管南非治安不良，暴力犯罪频发，但南非的民主政治可以说是相当守规矩。南非政治博弈具有浓厚的“阶级斗争”背景，但并不“你死我活”。姆贝基一派在党内斗争中失败，但离开党照样可以搞政治。马勒马经常叫嚣暴力斗争，但他被“请出”非国大的过程却是完全和平的。运作正常的代议制民主一般都有个政治斗争从“实质化”到“形式化”的过程。初期的政治博弈一般都反映实在的社会矛盾和“主义”之争，各方背后可以看到社会分层明显不同的选民基础。但是，由于民主政治都要多数票支持才能胜出，而什么主张能够赢得多数，其实选择范围并不大，因此在一定时期过去、若干回合以后，竞争各方、尤其是最有竞争力的两大党立场往往会趋同，选民的“阶级背景”会趋于模糊，左派、右派都会趋于“中左”、“中右”乃至“中中”。这时竞选就会更多地流于形式化，更多地成为竞选者个人形象、竞选技巧上的竞争，从而给人以无聊的“政治秀”印象。其实，这正是民主政治运作稳定、成功，能解决的问题都已获得尽可能解决的体现。

代议制下的阶级斗争：新南非的社会结构与民主政治

南非的民主目前还没有走到那一步。因此，南非议会、非国大党内的各种民主场合的交锋具有明显的社会背景。纯粹比赛偶像魅力的“民主秀”成分较少。换言之，除了民主政治的程序优点外，南非民主政治的实质内容还是非常突出的。相对形象不佳的祖马能够胜过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姆贝基，就是因为祖马的社会基础比姆贝基雄厚。而王晓鹏先生提到的工会太强、罢工太多等等，也是目前南非“阶级社会”的写照。

种族隔离时代留给新南非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贫富首先存在于“黑白”之间。种族隔离时代最严重的1970年，黑人的平均收入只有白人的6.8％；种族隔离末期的1987年这个比值提高到8.5％；过渡期的1993年为10.9％；新南非初年的1995年为13.5％，2000年提高到15.9％；但2008年由于经济危机，黑人失业率升高，这个比值又跌到13.0％。[17]当年发生的“排外骚乱”就与此有关。

而另一方面，新南非黑人内部的贫富分化又比白人内部更高。2004年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白人中仅0.36，并不高于欧美，而黑人中却达0.51，不仅高于白人，也高于有色人和亚裔，加上黑白差异，导致南非全国的基尼系数就达到了0.59。民主化以来，南非的黑白收入差距下降了。特别是由于姆贝基政府出台了著名的《黑人经济赋权法》（缩写为BEE，被戏称为“蜜蜂法案”），鼓励黑人企业家成长，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让一部分黑人先富起来”。十多年来“富黑人”（又称“蜜蜂富豪”）持续崛起，对缩小这种差异很有影响。

“蜜蜂富豪”的快速崛起不仅由于种族隔离的废除，与新南非的经济改革也很有关系。我以前曾指出，旧南非经济具有“种族社会主义”的特点，在白人私有经济发达的同时，为了“布尔人的团结”，给“穷白人”提供铁饭碗，并且强化白人国家的经济控制能力，旧南非建立了庞大的国有经济。种族隔离末期南非出现经济危机，“种族社会主义”难乎为继，变革国有经济就成为趋势。非国大政府废除种族隔离后实行种族和解政策，并没有像“黑人统治”的津巴布韦等国那样打击、没收白人私有经济，但对于原来白人国家的国有经济则明显加大了改革力度。一方面让黑人进入国企，改变员工和管理层的种族结构，另一方面从长远讲为了推行强调市场竞争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从眼前讲为了解决转型期国家的财政困境需要拍卖国有资产，于是非国大掌权后的南非也出现了一轮国有资产私有化浪潮。在初期，这种改革只是使一些“穷白人”丢了铁饭碗，黑人并没有多少异议，无论从喜欢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右派的角度，还是从充实国家财政增加黑人福利的左派角度也都能得到支持。但很快，一些“有来头”的暴富者就引起了非议。如2004年10月媒体披露，南非公共投资委员会将出资购买国有南非电信公司（TELKOM）15.1％的股份（市值约60亿兰特，约合5亿多美元），并很快转卖给一个名为“大象”的黑人财团，而这一财团恰是政府通信部前总司长和非国大主席办公室主任牵头组建的。这条新闻令舆论一片哗然，南非工会首先质疑此项交易的公平性，称其为蜜蜂法的“最佳反面典型”。图图大主教也对此提出公开批评。舆论压力迫使姆贝基总统亲自发表长文为蜜蜂法辩护，声称黑人富豪中没有一个是依靠政府资助或扶植发家的，他们的致富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同时对TELKOM股份交易做了解释，有关的非国大官员也纷纷表示没有从此案中以权谋私。[18]

黑人首富莫泽佩

莫泽佩、恩加塔尼、恩金曼德、哈尼夫人等在哈尼墓前

民主社会对政府的舆论监督原则是“有错推定”，民间有质疑政府的权利，政府有举证释疑的责任，你不能证明无错，那你就是有错。非国大政府还是有足够的公信力的，姆贝基亲自出面释疑，风波便告平息。不过当时此类猜疑甚多，无论如何，当时的确有大量资源从国家控制下释放出来转入私人手中，而在“蜜蜂法案”给定的条件下则主要是转入黑人私人手中。

这就催生了一大批“富蜜蜂”。例如号称南非五大富豪之一、在世界500富豪中名列第447的帕特里斯·莫泽佩，他在2011年拥有私人资产净值27亿美元（221亿兰特）。莫泽佩原来是个黑人律师，对法律变化有特殊的敏感，《黑人经济赋权法》刚通过，他就从中捕捉到机会，筹资盘下多处矿山，包括金矿、铂矿、有色金属和铁矿，成为南非首个黑人持有的巨型企业“非洲彩虹矿业”集团（ARM）的老板。耐人寻味的是，这位黑人首富还是一位共产党员，不时可以看到他与南非共领导人一起出现在党的集会上。

而他的姐夫西里尔·拉马弗萨的崛起更是传奇：他是老资格的非国大活动家，而且是非国大中的“左派”、南非最强大的工会组织全国矿工工会（NUM，作为工大会成员的21个行业工会中最大的一个）的领袖。过渡时期他是与白人政府谈判的非国大代表团团长，又是制宪会议主席，新南非建立后他成为非国大副主席，是新政府中的核心人物之一。“蜜蜂法”通过后，他立即华丽转身，辞去政府职务（但仍保留非国大的要职）下海“采蜜”，成为“新非洲投资有限公司”的董事，后又创办Shanduka集团，广泛投资于矿山、能源、房地产、银行、保险和电信等业，从矿工领袖一变而为矿业大亨，成为与其内弟齐名的大富豪，据说其个人财产在“非洲大陆前40位富豪”中排第21位。

拉马弗萨与祖马

但是另一方面，更多的黑人得到的好处并不那么明显。尽管强大的工会使黑人正式工人的工资明显增长，但由于经济增速不够和结构调整，黑人失业率一直很高，导致贫困率也居高不下。结果就是：与种族隔离时代黑人普遍贫困相比，新南非的黑人贫富分化十分迅速。一百年前南非是：白人分贫富，黑人全都穷。而新南非在短短十几年间就使黑人从普遍穷困的“平均主义”状态很快变得远比白人更加贫富悬殊——这使人联想到：中国这些年不也是从所谓“平均主义”时代很快变成远甚于西方的、基尼系数高达0.5—0.6的高度社会了吗？

由于黑人中贫富分化的发展抵消了黑白分化的缩小，南非今天全国总的贫富分化程度反而比种族隔离时代更高。有统计认为，2009年南非的基尼系数达到0.631，位居全球第二，[19]更有甚者，有的研究甚至算出南非基尼系数高达0.70[20]，乃至0.75[21]等。还有一种说法是南非位居全球十个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列。[22]就变化趋势而言，有研究认为在曼德拉和姆贝基时代的1993—2008年的十五年间，南非基尼系数上升了四个百分点，从0.66升为0.70[23]，还有数据说从1994到2005年间，南非基尼系数从0.593升至0.631。[24]总之，新南非的黑人与白人之间要比过去平等。但是黑人内部的分化却很剧烈，而黑人又是南非人口的绝大多数——南非黑人原来占总人口的不到四分之三，由于种族隔离废除后部分白人迁走，现在已经占到五分之四，黑人中的分化实际上决定着整个南非的分化状况。这就使得旧南非已经很严重的贫富分化在新南非总体上不仅没有缓解，而且更加严重，从绝对值而言南非的贫富差距已列世界前茅，从趋势来讲还有愈演愈烈之势。这无疑对南非新生的跨种族民主制度构成了严重挑战。

当然事情也有另外一面。对南非的贫富分化不能只看数值（基尼系数），还应考察分化的机制和性质。种族隔离时代身份性特权造成的“等级分化”在性质上不同于新南非，新南非比重更大的是市场机制下形成的“阶级分化”。这正如我国改革前同一身份人群中（例如工人中或者农民中）的“平均主义”与不同身份等级间的“待遇”悬殊伴行，到了改革后的市场经济下也变成了显性的贫富分化一样。应当说，一定程度的非特权性的竞争型分化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必有的现象。但是它不能悬殊得离谱，不能“赢家通吃”。特别是如果分化的悬殊又和旧体制留下的“起点不平等”有关，那就更让人难以接受。

不过在这方面，新南非的民主制也起了一定的“镇痛”作用。民主南非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法治比较完善，《黑人经济赋权法》和经济改革的其他法律尽管一直有争议，但却是在各阶层的“代议士”充分博弈后由议会多数通过的。这个突出“黑人赋权”的法律未必是“机会均等”的，但由于过去的种族隔离制度剥夺黑人机会的严重不公正，在不搞经济清算的情况下对黑人进行“机会补偿”，也是一种“矫正的正义”——连诺齐克这样极端强调自由竞争的思想家也是承认这一原则的。当然，即便在黑人中，成为“蜜蜂富豪”的机会也远谈不上平等，尤其对于拉马弗萨这类从高官变成大亨的人是否弄权致富更是争议很多。不过暴露在相当自由的南非舆论下的拉马弗萨似乎比较自信，因为他恰恰得到了代表穷人（不是自称代表，而是确实在自由竞选中得到大量穷人选票）的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工会的支持——既然穷人都不“仇富”，你们不那么穷的人还吵吵什么呢？

民主政治中的温和土改政策

新南非“阶级斗争”的另一个重要话题是土地改革。在非洲，由于历史上白人殖民过程主要是在农业时代完成的，“霸占土地、奴役人民”是最重要的历史罪恶。“奴役人民”的问题在黑人解放后解决了，收回被“霸占”土地就成了下一个“政治正确”之所在。尤其是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只是受到过宗主国的殖民统治，宗主国的影响主要在城市，很多乡村还保留着非洲传统的部族、部落状态。而南非和津巴布韦等极少数国家在黑人解放前受到的却主要是在所谓“独立”（白人自立建国）形式下本土白人的统治，这些本土白人绝大多数原是农业殖民者（如所周知，所谓“布尔人”即“农夫”之意），他们对传统黑人部落生存空间的挤压，要比“宗主国的殖民统治”严重得多。黑人解放后的土改问题也就更突出。应该说，殖民者用强权“霸占土地”要比类似我国自古以来土地私有制下民间买卖、继承形成的土地关系更不公平，土地改革的号召力也更大。

如果说“白人霸占黑人土地”是历史问题，那么南非现代化农业中的劳资矛盾就是现实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认为资本主义的兼并过程会消灭家庭农业，在农业中普及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农场，从而发展出农业资本家（农场主）和农业工人的阶级冲突。但欧美并没有出现这种场景，使用业主家庭劳动和辅助性季节工的家庭农场至今仍在现代农业中长盛不衰，倒是南非在“白人霸占”的土地上出现了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场景：使用全职性雇工（以及更多的季节工）的大农场成为现代农业的主体。于是南非农场主与农业工人间的阶级斗争就比欧美明显得多。土地改革主要就是这些黑人农业工人的要求。

但南非更多的乡村黑人还是生活在类似过去“黑人家园”那样的传统部落地区，部落“集体所有”的土地分成小块份地由家庭耕作，类似我们的“责任田”，但在南非它完全是赤贫状态下糊口型的自给农业，并没有我国“责任田”那种把农民从人民公社桎梏下解放出来的积极作用。旧南非只是以此作为城市黑人“流动工人”的所谓退路，把他们的“户籍”留在农村，形成“三留守（留守妇女、儿童、老人）”人群。由于靠这种糊口农业维持黑人劳工家庭的“两栖”性显然不可持续，当年设计这种“种族主义新农村”体制的汤姆林森就曾提出要给“黑人家园”补充土地，使那里的农业能有吸引力。但因白人农场主不肯而未实现。白人政权转而希望靠唆使黑人酋长“独立建国”来实现流动劳工的“外籍化”。但黑人解放粉碎了这一邪恶的梦想。新南非废除黑人家园制度后，这里的两栖家庭主要去向是进城团聚，愿意留居部落的，则希望政府提升公共服务，更新基础设施以便就地脱贫。真正想既不进城又脱离部落，移居到原白人农场地区去通过土地改革“当家作主”的人并不多。

所以，在南非要求激进土改的主要是黑人农业工人。尽管在前“黑人家园”与白人农场区接壤地带很多“家园”居民就在附近白人农场做工，并因而兼有农业工人身份，但是南非农业工人总数仍比前“黑人家园”人口少得多，当然比总数约4万余人的白人农场主还是多得多。在南非今天基本没有我国那种农民（peasants）概念，原“家园”人口被视为传统部落居民，所谓“农民”（farmers）是指农场主。新南非尽管黑人中出现很多“蜜蜂富豪”，但农业并不吸引他们，所以农场主基本仍是白人。于是在南非，你常常会看到“工人”（黑人农工）要求土改，而“农民”（白人务农者）反对土改这种中国人不易理解的说法。

尽管“夺回白人霸占的土地”诉求很正义，但是另一方面，不仅纠正三百年来的不公正要受到现实状态的“时效”制约，毕竟“霸占”并非这一代人的事，如果不想搞一场“打土豪分田地”的暴力革命，要为几代人以前的“霸占”而清算现在的业主，显然是不现实的。更重要的是，当代南非白人经营的现代化农场农业与黑人传统的部落农业之间有巨大的生产力差距，这是我国过去那种地主主要出租土地，而佃农与自耕农搞的都是传统农业，所完全无法相比的。所以我国的土改尽管至少从现代产权观念看公正性存在争论，但对生产力尚无很大负面影响（后来的集体化另当别论）。但在南非、津巴布韦这两个南部非洲国家，激进土改至少在许多黑人看来无疑是公正的——对白人农民而言让他们为百年前祖先的罪过而吃苦头是否公平就是另一回事。然而生产力方面的巨大损失就很惨重，更不用说这种做法完全不考虑黑白和解，在政治上也有负面影响。

更何况，现实中的变革动力主要不是来自抽象的正义观念而是来自现实的利益博弈，民主政治下尤其如此。而南非的黑人农工和白人农民在黑白两大种族中各自都是很小的群体。南非黑人如今高度城市化，乡居者少，乡居者中部落民也更多，农工更少，4万农场主在白人中是少数就更不用说。而且相对来说他们在各自种族中也都比较弱势：“老布尔”今天即使在阿非利卡语中也成了保守、颟顸的代名词，早已不是白人的主流社会，而在今天高度组织化的南非工人阶级中，农工的组织程度又比较低，在工大会中基本说不上话。绝大多数黑人和绝大多数白人对于他们的诉求很难有切肤之感。

东开普省菠萝种植园

自由邦省大农场的筒仓

不过，南非农业中的阶级斗争却比城里要更与“黑白斗争”相重叠。城里如今黑白种族分化都很明显，黑富豪与穷白人都不罕见。但是农场主中并没有黑富豪，农工中也没有“老布尔”，农业中“工人”与“农民”的斗争几乎就等于黑白斗争。而黑白问题在南非当然非常重要而且事关“政治正确”，土改问题在民主政治中经常炒得很热就容易理解。但由于不是绝大多数人的切肤之痛，它实际上一直只是其他斗争借用的筹码，本身在国内政治中并不真正受重视。

在经常被拿来与南非做比较的津巴布韦，“黑人统治”后穆加贝政府本来土地政策也并不十分极端，但他的专制统治遇到危机、经济衰退引起不满后，就越来越需要寻找“敌人”，用激进土改来调动民粹情绪，以把愤怒引向白人农民的办法来回避政治改革。结果对该国农业造成严重破坏，把当年号称“非洲面包篮”的农业先进地区弄成了一个依靠国际社会救济的饥馑之乡。对南非来说这是个前车之鉴。加上新南非一直实行民主政治，民众的不满可以在政党斗争和政治家的轮替中释放，阶级斗争更可以充分地表现为代议制下的讨价还价，无需人为制造你死我活的气氛。因此走了一条完全不同于津巴布韦的土改之路。

新南非政府1994年执政后就承诺通过法治、和平的手段，经过一定时间，渐进地消除土地问题上的不公平。该年的《重建与发展计划》也列入了土改内容。当时宣布经过20年，到2014年将有30％的土地重新分配给黑人。

但直到最近，祖马总统在纪念1913年种族主义《土地法》100周年之际发表文告，承认土改“一直进展缓慢，2014年再分配的目标将无法实现。迄今只有670万公顷的土地被转移、再分配和归还。”缓慢的原因在于非国大政府在公平问题上一直坚持赎买而不是剥夺、在效率问题上则坚持发展商业性黑人农场，而不是用传统部落农业取代白人农场农业这两大原则。上述670万公顷土地中有400多万公顷是政府收购的，这些土地上共有4813个农场已转移给黑人。通过各种再分配方案，这400多万公顷土地惠及了23万多黑人，包括5万多妇女，32563个年轻人和674名伤残军人。2010年以来，南非政府又以资本重组的方式改造了696个大农场，即以政府参股和黑人入股的方式把原来完全由白人独资的农场改制为股份化的农业企业，这696个资本重组农场中有332个种植场，364个畜禽养殖场，共为4982名全职工人解决了就业，并投资18亿兰特建设基础设施。这些农场全部盈利，到2013年1月底已经收入1.26亿兰特。[25]

南非黑人农工

土改缓慢引起了像马勒马那样的激进人物的强烈抨击，他甚至主张学津巴布韦搞暴力土改。南非民主政治中也有不少团体要求加速土改。但是即便在“更左”的祖马取代“自由主义的”姆贝基后，非国大政府的土地政策仍然一以贯之。原因有二：

一是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黑人加速进入城市，尤其是原来“流动工人”在“黑人家园”的家属，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之类大都进城团聚，南非本国籍“农民工候鸟现象”基本消除，2009年南非5000万人口中只有1200万生活在农村，农业劳动力与产值占全国总量的比重更只有几个百分点，土地问题的压力相对而言不是很大。

二是如同在非农业领域一样，非国大政府实行“以福利代替清算”，以二次分配代替产权剥夺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尽管土地改革步伐缓慢，但农村公共服务进步明显。祖马政府宣布：“生活在农村的人们也应该有水，电，卫生，优质的医疗保健和教育，有道路和赚钱机会。”因此决定把土地改革工作从农业部剥离，另设专门土改机构。而让农业部专注于国家的农村发展计划。南非政府仍然强调农村优先，但值得注意的是已经不怎么提土改优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