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前路迢迢.12

尽管如此，土地问题在南非还并未解决，它仍将继续成为民主政治中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南非自种族隔离制度末期和过渡时期以来一直失业率、犯罪率高企，生活在警方治安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而又相对富裕的白人农民—农场主便成为犯罪分子重要的作案对象。袭击白人农场，尤其是造成命案的袭击事件频发，成为南非治安问题的一个突出方面。据说4万余农场主中近二十年来累计已有3000人遭到谋杀，命案发生率四倍于城里——而众所周知，南非城里的暴力犯罪已经够严重的了。于是，正如在土改问题上非国大政府受到两方面的抨击——“工人”嫌土改太温和，“农民”却说土改太激进——一样，在农场主遇袭问题上也是“右派”指责政府惩办不力，“左派”指责政府小题大做。

如果按过去的意识形态史观我们会说这是针对白人富户的农村“起义”，正如过去我们把中国古书上所有关于“贼”、“寇”的记载都编入“农民起义资料集”一样。但是今天在南非，“白人农场主遇袭”问题反而使激进土改更难进行：

一是现今南非民众和政府都对犯罪率高企深恶痛绝，对犯罪都要谴责和惩办。结果常常使政府面临尴尬。如1997年曼德拉总统在此类报道的压力下亲自批准建立了保护农场的专职警察部队，结果到2003年发现这支部队成了当年白人极右翼民兵的变身，不得不予以解散。2010年白人极右翼分子欧仁·特列布兰奇在自己农场被两名黑人农工谋杀，他本人原来搞过极右翼恐怖活动并曾因此被判刑，是个声名狼藉的人，但他的被杀却使他变成偶像，数千人参加葬礼，白人右翼舆论强烈反弹，把这类事件称为（针对白人的）“种族主义暴行”，而政府除了呼吁“冷静”外却无法反击，还宣布禁唱马勒马派的一首激进歌曲（其中有“杀死布尔人”的歌词）。这类报道的众多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把白人农场主塑造成了“弱势群体”，对他们的激烈措施反而更难出台了。

二是袭击使许多农场主弃耕和逃离也影响了农业生产，并在国内外引发了对南非“津巴布韦化”的担忧。

三是与袭击罪案频发的同时，农业工人有组织的博弈却不发达，而且有所行动也往往得不到城里工会的支持。在强工会、多罢工的新南非，这一现象耐人寻味。2012年8月在马里卡纳矿山工潮的影响下，西开普省一些葡萄园农工发动“有组织但没有政党、工会和NGO支持的罢工”，被视为“沉寂几十年后”出现的农场工人运动，但工大会的当地组织却反对这一罢工，使这次罕见的农业工潮无果而终。[26]加之十多年来，南非农业中的全职农工不断减少，农场主更倾向于雇用季节工和外籍劳工，也使得农业工人难以形成足够的压力集团。

因此一般认为目前的温和土改政策还会继续，尽管争论仍然存在。

“彩虹”的启示：新南非十九年评述

四、“非洲的瑞典”：民主南非的工会与福利制度

马里卡纳矿山事件：如何缓和阶级斗争

尽管如此，严重的贫富分化仍然制约着新南非的发展并导致明显的“阶级斗争”，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工会太强、罢工太多”并不是“完全民主的高人权国家”都会有的现象。但是在南非的条件下搞民主，这确实是很难避免的。

由于贫富差别，尤其是黑人中的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是很明显的。而另一方面，南非在长期反对种族隔离斗争时期社会动员程度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南非的工会会员就有310万，占正规劳动大军的25％。而且与美国小工会林立的情况不同，南非工会的集中程度也高，最大的南非工会大会（COSATU，简称工大会）是世界上三大工会之一，下属21个行业工会，共有会员180多万，占全国工会的近60％。虽然她是与非国大结盟的执政“三方联盟”中的一方，但在民主南非的体制下她并不是“官办工会”，这个工会不是强制加入的，也不能禁止其他工会与之竞争，要想维持自己的影响，就必须在工人维权上做出成绩，而不是只搞些“发发戏票，唱唱跳跳”。因此工大会不仅有自己的集体诉求，而且常与政府意见相左。例如在艾滋病问题上，工大会就反对姆贝基政府“土法抗艾”的政策，要求向公众全面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工大会会徽

当然比抗艾更实质的是劳资关系。政府如果介入，就还会发生“劳政关系”。如前所述，这种民主社会的“阶级斗争”通常不会“你死我活”，但是也有激化到流血的。典型的就是2012年的马里卡纳矿山惨案。

马里卡纳事件

2012年，南非最大铂金生产商隆明公司马里卡纳矿山的数千工人发生“野猫罢工”（没有工会组织的自发罢工）。从8月10日起全国矿工工会（NUM）决定支持，矿工们声称：“民主已经18年了，我们不能老拿3000兰特。”他们要求把月工资一下提高三倍，达到12500兰特。但是另一工会“矿山与建筑工人联合会”（AMCU）认为这样高的提薪率会“搞死”矿山，反对发动这次罢工，两边遂形成对立。南非黑人劳工从“流动劳工”时代就有不少人保留部落时代的带刀习惯，发生纠纷时动武也不是新闻，但这次就闹大了。12—14日该矿发生冲突，导致10人死亡。16日警察大规模介入，与罢工矿工发生激烈对抗，34名矿工被枪杀，警察与公司保安各有2人死亡。消息震惊全国，其他矿山工人纷纷罢工声援，高峰时全南非有7.5万名矿工卷入工潮。南非各政治力量纷纷表态，政府也展开调查。警方说罢工者先开枪，罢工者的说法却相反。从新闻照片看一些罢工者的确持有刀枪等简单武器，这在南非也不稀奇，但媒体报道很多死者是背后中枪，而且不少人远离警方警戒线，是死于远距射杀。于是舆论渐对警方不利。但是矿方则表示增薪三倍的要求无法承受。在政府和社会各方介入调解后，平均加薪22％，另外一次性发给2000兰特的妥协方案逐渐被各方接受。被捕矿工370人也由政府下令分批释放。至9月20日，工潮平息。而22％的加薪成为全国矿山的普遍措施，也算是44名矿工鲜血换来的成果了。

马里卡纳事件引起了很大震动，祖马总统为此宣布全国下半旗哀悼一周，有媒体甚至比之于种族隔离时期的沙佩维尔惨案。这次事件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利益或曰“阶级利益”造成的分野：事件发生后，依靠工人选票的南非共与工大会都出来指责作为盟友的非国大政府，而非国大方面，拉马弗萨这样的矿工工会前领袖因为此时自己也成了矿主，却出来指责罢工的“暴徒”，而他不久前还在反对姆贝基“自由主义”的斗争中作为“左派”冲锋在前！作为另一极，前非国大青年联盟首领马勒马不久前因“极左”刚被非国大开除，此时便再次鼓动矿工要求“矿山国有化”。可是绝大多数矿工只求加薪，并不认为“国有”官僚比民营老板更好对付，连南非共也反对他的主张。

马里卡纳事件最终还是以妥协解决。事实上在代议制民主条件下这也是“阶级斗争”的通常结局，马里卡纳流了那么多的血，应该是个例外。但是人们总是有平等诉求的。南非的贫富悬殊起源于种族隔离时代，谈不上起点平等，后来的“蜜蜂法”也有掌勺者私占大饭锅之嫌，规则不尽公平。那怎么办呢？

人为“拉平”等于搞普遍清算，不仅大动荡的代价社会难以承受，而且从津巴布韦“革命”的实际效果看，南非人民对此也不敢恭维。那么通过税收—福利的“二次分配”来进行平等化的调节，就是民主社会里并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理所当然的结局了。

姆贝基时期的非国大政府，由于在鼓励投资、开放市场、维护产权和财政—货币政策方面的谨慎政策（不搞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扩张），被南非共等左派攻击为“新自由主义”。但如果从分配方面看，这届政府其实还是非常左的。正是在姆贝基时期，南非出现了由“负高福利”向“正高福利”的急剧转型。

南非宗教人士就马里卡纳惨案发出呼吁

我以前曾提到阿非利卡白人统治的南非有“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的“种族社会主义”特征，单就白人而言那是个几乎类同北欧的高福利体制，尤其是“穷白人”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黑人则处于“既无自由又无福利”的境地。由于初始分配就是黑贫白富，二次分配又是白人锦上添花，黑人“有雪无炭”，这种“福利”在宏观上就成了一种扩大而不是缩小不平等的反向调解，我称之为“负福利”。民主国家只有高福利和低福利之分，是不可能有“负福利”的。但是旧南非和我国这样的“负福利”就是个严重问题。

改变负福利的方式有渐进和激进之别。渐进方式是通过逐渐增加最下层的福利而控制上层的福利，减少反向调节的力度，或者说是从“负高”变成“负低”，逐渐变成“零福利”（不一定是无福利，但福利分配与初始分配同比例给予，不平等既未增加也未减少，调节效果近于零），再进一步变成正福利，这时才有西方意义上的高福利和低福利之别了。我国这些年的福利改革正处于零福利前的渐变过程。我曾以某省的医疗改革为例：过去最底层的农民完全自费看病，一般国家职工比农民初始收入就高，却还有基本水平的公费医疗，而高官初始收入更高，又享有无限制全额公费医疗，这就是“负高福利”，现在农民有了“新农合”，仍比职工医疗保险水平低，比高官的医疗待遇更低，但总是有胜于无，与过去相比，就是从“负高福利”变成“负低福利”，仍然是“负”，但负得少了，离零福利的临界点近了，这还是进步，也可以说是渐进吧。

这种状况也相当于旧南非在种族隔离末期的情况。当时由于黑人的抗争、国际的压力和白人开明力量的推动，南非的福利也由白人专享变成在覆盖白人的基础上也向黑人渗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南非社会总支出（即国家财政的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的约40％被用于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白人，而43％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白人还是占很大便宜，不过黑人也多少有了点，也是从“负高福利”变成“负低福利”了。

但是1994年以后，南非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曼德拉-姆贝基时代虽然没有像津巴布韦那样从产权和初始分配上剥夺白人，但二次分配的变化却很激进。南非的福利体制一下子就由向白人倾斜变成明显向黑人倾斜。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社会支出用于黑人的比重从43％上升到80％，而用于白人的则从40％急降为不到10％。[27]这等于把原来白人中实行的那套福利移用到黑人上，原先白人锦上添花，黑人“有雪无炭”，现在黑人得到雪中送炭，白人却“有锦无花”了，南非从“负福利”不经临界点直接进入了正福利，而且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应该说是高福利。这个变化不可谓不剧烈。而这个变化，事实上在姆贝基时代已经完成，所谓“民粹主义”的祖马上台后也没有再做多少。

“非洲的瑞典”，还是“非洲的苏联”

问题是姆贝基不这样做行吗？

与我们中国不一样，旧南非的特点是无论政治民主还是经济公平，在白人内部都已经有了很先进的安排，但由于种族歧视，这种安排只供白人专享而不实行于黑人。因此改变这种状况的方向就是让黑人也享有那些原来只供白人专享的东西。正如政治上的变革只能是使黑人也拥有原先白人才有的民主权利、而不是把“黑人家园”的“传统酋长制”搬到白人那里一样，经济上的变革方向，当然也只能是让黑人享有原先白人中的那种社会保障，而不是反过来把原先黑人那种“既无福利也无自由”的悲惨状态推广到白人那里。我们这里有些人会把所谓“西方的人权标准不能用于中国”看成是“反西化”的“爱国”口号而不是公然歧视中国人的汉奸口号，但是在南非，鼓吹“白人的人权标准不能用于黑人”的只可能是歧视黑人的白人顽固派以及类似“黑奸”的“黑人家园”亲白酋长，而黑人解放运动无论渐进还是激进，都是要求“黑人的人权标准必须等同于白人”的。

中国将来可能不需要在农民中推行高福利制度，因为过去中国在城市里搞的也不是高福利，与南非白人中原来的民主福利制度主要照顾“穷白人”不同，中国城里的福利也是先官后民、按权分配的负福利，不存在把城里的福利制度复制到农村的问题，只能在城乡都走出负福利的基础上建立城乡平等的正福利体制，至于由负转正后的福利是低还是高就不一定了。但是南非不同，要想既避免贫富对立导致马里卡纳那样的悲剧，又不搞津巴布韦那种“打土豪分田地”的一套，相当高的二次分配力度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发达国家经济中有“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两大传统，那么新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后为什么就不能更多地偏向“自由放任”呢？

其实姆贝基政府不是不想这样。但是他们只能在保护产权、承认初始分配之类的领域有点这种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色彩，而在二次分配领域他们基本上不能这样。因为我们且不论从左派立场对“自由放任”思想的批评，就是从诺齐克式的“右派”立场看，自由放任的正当性在逻辑上也是以“起点平等”、“规则平等”为前提的。而在实际上如果起点平等做不到，那就只有在四种状态下人们才能接受“自由放任”：一是起点虽不平等但差别不致太悬殊，二是虽悬殊但这起点本身有正当理由（比如合法继承了清白的财产，或者挖到个大金块），三是是否正当已无法考究只能承认现实，四是虽可考究但起点占了便宜的人在掌权，别人事实上只能承认。然而南非的现实与这四条都刚好相反：第一，种族隔离制度留下的“起点”就太悬殊了；第二，种族隔离已被公认为不正当；第三，种族隔离刚刚废除，不像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已经过了两百年没法追究了；第四，新南非已经发生政权更迭，起点得益者不再掌权而是受损者掌权了。这种情况下要想回避二次分配，那就只能在初始分配问题上或者产权上搞“打土豪分田地”，像津巴布韦那样了。

所以，无条件实行“自由放任”，在新南非是没有这种可能的。真要“自由放任”大概也只能先像津巴布韦那样用强权人为搞出一个平等“起点”，不过有这样的强权恐怕也就不容你自由放任了。所以可供选择的其实只有津巴布韦式的办法或者姆贝基的办法。津巴布韦式的办法是剥夺白人土地，搞工矿业国有化，走“社会主义”之路。而姆贝基的办法就是以大力度的二次分配，换得初始分配可以相对自由，产权无需大取大予。从某种意义上讲，穆加贝在津巴布韦搞的那一套就像“非洲的苏联”，曼德拉-姆贝基在南非搞的一套就像“非洲的瑞典”。而自由放任的“非洲美国”将来随着两极分化的缓和、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二次分配必要性的降低或许会成为一个选项，但在新南非初期是不可能在民主条件下得到多数人支持的。津巴布韦的做法之危害现在已经是有目共睹。不少人抱怨曼德拉与姆贝基没有搞“非洲的美国”，这其实是强人所难、不切实际的。而“非洲的瑞典”当然无法与欧洲的瑞典相比，但与“非洲的苏联”相比，新南非这个“非洲的瑞典”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有人分析过，今天南非领取社会福利者人数大约是所得税纳税人的三倍之多，按照国际标准这是极高的比例。[28]这意味着在南非平均每个狭义的纳税人（不包括企业法人在内的自然人纳税者）要负担3个弱者的社会保障，这种再分配的力度的确相当高。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南非尽管失业率高企，收入不平等在世界名列前茅，但是南非不像大多数世界上发展中的高度分化国家的一点是：南非没有蓬勃发展的“灰色经济”（非正式经济）；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算，南非的劳动力只有15％是工作在非正规部门。而这个比例在巴西和印度都达到一半左右，有的国家如印尼，甚至高达近四分之三。研究者认为，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南非的普遍福利体制。[29]换句话说，很多失业的南非人并不像一些国家那样靠捡破烂、摆小摊等“非正规”方式度日，福利安排解决了他们的基本生存。而南非初始分配中惊人的不平等，经过二次分配的调节后也会明显缓和。

因此看来，那种根据初始分配基尼系数的升高而断言新南非比旧南非更不平等的说法是就初始分配而言，落实到社会现实就需要商榷。旧南非基尼系数虽比新南非略低（其实也非常高了），但不仅如前所述，身份性的不平等性质上就比竞争性的不平等糟糕。而且由于旧南非的二次分配就整体（即就黑白关系）而言是典型的“负福利”，若计入二次分配则基尼系数肯定会更高。另一方面，新南非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确实很高，但由于有很强的“正福利”，二次分配后基尼系数肯定会明显降低。就二次分配后的情况而言，虽然我们没有找到确切数字，但新南非的基尼系数应该是低于旧南非、而且低得不少。不过，旧南非由于实行种族隔离，白人社会与黑人社会分开，那贫富悬殊的直观性不强。而新南非黑人有了迁徙自由，尤其是最穷的人大都进了城市，而索韦托那样的地方却出现了富黑人的豪宅，贫富近距离共处，那差异就显得非常抢眼了。

免费住房政策：消除“流动工人”制度后遗症

南非的社会福利有自己的特点。除了前述关于艾滋病导致的医疗问题外，另一个特点就是住房福利比较突出。这是因为种族隔离时代造成的大量“流动劳工”、“两栖人口”，在民主化以后都有了在城里安家的权利，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住在过去被白人当局视为“违章建筑”的“贫民窟”里，然后同样理直气壮地要求国家给他们提供更好的住房以摆脱贫民窟。换句话说，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没有自由，更谈不上福利，而是先有了自由，再以此自由市民的身份要求福利。这就造成了南非“福利房”的巨大需求。

关于这方面，旅居南非的王晓鹏先生写道：

“南非政府在解决‘有序城市化’（遗留问题）的过程中，有一样做得要比中国政府好得多，那就是大量修建黑人免费住房，这远远好过中国的经济适用房。不幸的是，在中国国内，因官商勾结太严重，几乎每座城市修建的经济适用房，到最后都变成了商品房出售；普通百姓如果想租到77元每月的廉租房，恐怕都是在天方夜谭。

“南非政府在照顾低收入人群住房方面要比中国好得多。如果你是南非公民，并能证明全家无收入或总收入每月低于1400兰特，那你就可以申请这种免费住房，成功入住后只需要交水电费。虽然南非出现过政府官员冒充低收入者骗取黑人免费住房的丑闻，还有黑人抱怨说等了八年才分到免费住房，但总体来说，南非政府至今已经成功解决了近400万户家庭的住房问题。要知道，南非的总人口还不足5000万，经济实力与中国相距甚远，能修建400多万户免费住房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免费住房

“因为长期的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劳工的聚集区，多集中在城市商业区的近郊，例如黑人最大聚集区索韦托距离约堡主城区25公里，另外很多聚集区也均距离商业中心不是很远。整个南非的格局就是中间是商业区，周边是一块一块的住宅区，呈卫星状散落在商业区附近，但这些住宅区基本是黑白分明，白人区基本很少看到黑人，黑人区也基本见不到白人。你不能单纯地把黑人聚集区当‘农村’，因为这些劳动力多数不是农民，他们白天进城打工，晚上往往又回到聚集区居住。这不像中国那样，农民工从一个西部省份坐火车到沿海发达省份打工，然后年底返回老家过年。

“而南非的农村基本是指白人农场区，黑人劳工也是居住在农场附近地区的黑人聚集区，白天到农场打工，基本上没有中国那种农民工‘候鸟大军’。这个是与中国类似但又不同的格局。

“现在南非政府正在各地的黑人聚集区大量修建免费住房，为的就是维持社会稳定，让收入较低的黑人劳工能在居住地附近安心工作，不管结果如何，至少南非政府的想法和做法是正确的。而在中国，不用说免费住房，就连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都很少见，这又怎么能让农民工安心种地呢？农村收入太少，导致出现了大批飞往城市的‘候鸟’，作为根本的农业自然会出现问题，大量农民工进城后若出现饱和，找不到活干的无业者又会引发各类社会问题，这就是问题症结所在。”[30]

王晓鹏先生的比较是基本正确的。但有几点需要斟酌：

第一，南非的“流动劳工”原来也并非不是“候鸟”，事实上，当年南非白人政权设计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单身进城打工住集体宿舍，家属留在“黑人家园”。看看地图就知道“黑人家园”离大城市有多远，所以那时他们就是“候鸟”。后来他们在索韦托这样的“城乡结合部”安家定居，其实并非白人所愿，只是他们没有办法把黑人再赶走了。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当然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现在南非只有外籍劳工还是“候鸟”了。中国就趋势而言其实也一样，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搬出工棚（集体宿舍），把“留守”农村的家属接来，在“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租房安家，“农民工”中的“候鸟”率也在逐年下降。只不过我们的这个过程比南非要缓慢得多，至今我们的“索韦托”还是不合法的，各地政府只要想赶就可以赶走他们，还要宣称“不补偿，不安置，否则后患无穷”！

第二，中国目前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尽管也是从“福利国家”学来的，并非我们原来那种按特权按身份等级分配的所谓“福利房”。但是由于基本条件的差异，学来的这一套在我们这里也严重变味。其根本原因其实还不是“因官商勾结太严重，经济适用房到最后都变成了商品房出售”，而是很多所谓经适房仍然是变相的“特权房”，连商品房都不是。而是一开始就盖成“廉价豪宅”，以“安居房”、“集资房”、“团购房”等名义按官位分配，形成所谓的“公务员经适房小区”。另一方面，真正的廉租房申请者逻辑上应该是有当地居住权但住得很差的贫民，可是我国的合法贫民窟（正式说法叫棚户区）户主（未必是实住户）是有户籍的老市民，对他们另有一套“棚户区改造”安置补偿政策，并不需要申请廉租房。任何国家城市化时期的城市贫民主体都是进城打工的移民而不是老市民，区别只在于其他国家把他们看成城市贫民，也就是廉租房的供应对象，我国和旧南非则把他们看成“外来打工者”，类似于新南非的外籍劳工，虽然在城里居住着（通常也是租住棚户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却没有“居住权”可言，“住得差”往往是赶走他们的理由，而不是他们申请更好住房的理由。正是这种“经适房优先公务员，廉租房不给农民工”的制度，使得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完全变味，成了一种典型的“负福利”现象。即便没有“官商勾结”问题，它也没法正常发挥福利功能。“廉租房”如果标准高了，就可能成为以权谋私的目标，如果标准低了权力不屑于染指，则它又会成为无味的鸡肋，因为真正需要它的人是没法申请它的。

当然，南非的免费住房也不是没有弊病的。除了王晓鹏先生提到的那些，一般廉租房社区的弊病它恐怕也难免。诸如穷人集中区治安往往较差、实物分房难以收回，分房者如脱贫致富搬走后仍会占有原房出租牟利，造成新的不公平等等。西方实行廉租房制度的地方都有这些问题，南非也不会例外。但是这些比起原来“流动劳工”制度的大弊，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新南非的民主制度还造成一个现象，即各党派在住房问题上的“福利竞争”。开普敦的代尔夫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1994年4月新南非曼德拉政府成立后，非国大执委、南非共前总书记乔·斯洛沃出任住房部长。他在开普敦的代尔夫特地区筹建一片免费住房以安置当地的前流动劳工。但9个月后斯洛沃逝世，项目并未完成，前流动劳工便搭建棚户等待政府的安置，在该地形成了一个拥有两万居民的棚户区，据说是新南非最大的“非正式定居点”之一，这个社区就得名为乔·斯洛沃，非国大控制的南非中央政府住房部继续在这里修建正规的免费住房以安置他们。

然而，后来反对党民主联盟提出要在这里建立一个“2号门”免费住房小区以安置周边一带的贫民——也是前流动劳工，只是到得早些。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大都是民主联盟的选民，而乔·斯洛沃的居民则多是非国大的选民。恰巧此前乔·斯洛沃棚户区发生火灾，有一千多户灾民被临时安置到附近的救灾点，于是在2007年12月19日，“2号门”贫民进入小区“占领”了这片地方（种族隔离废除之初，南非多处发生黑人贫民进城“占领”所谓空地空房的情况，在西方的意大利、土耳其等国也有这类穷人“占领”现象），形成了新南非建立后最大的一场贫民“占领”事件。乔·斯洛沃贫民不甘示弱，要求政府出面，当时在开普敦执政的非国大—新国民党联合政府便要出动警察驱赶“占领”者。“2号门”贫民上告法院，司法独立的开普敦地方法院判决警察驱赶行动是非法的并予以制止。非国大与民主联盟为此互相抨击对方“延续种族主义”，迫害穷人。直到2008年2月，高等法院又判决驱逐合法。于是“2号门”贫民又被赶走，当局许诺另外择地给他们建免费住房，但很多人仍然抗拒不搬。2009年，民主联盟在开普敦所在的西开普省胜选上台执政，他们又提出异议……而在这漫长的争论期间，政府的福利住房也在同时陆续兴建。一般认为，这事的最终结果要到双方的贫民都得到安置，才算了结。

代尔夫特的非正式定居点

代尔夫特事件，乔·斯洛沃居民集会

代尔夫特事件在一些人看来应该算是民主制度下的“乱象”，但是整个过程双方都诉诸法律、依靠政党，最后双方的问题政府还都得设法解决，这真是一种坏办法吗？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强工会，高福利”的负面

南非的福利在其他方面也令人印象深刻。其特点是“强制储蓄”性质的缴费福利不多，主要的福利都是国家财政纯转移支付的，资金来自一般税收，“缴纳和回报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例如养老金，世界上有些国家是完全强制储蓄式的，老前缴费，老后支取。大多数国家则是多方统筹，例如国家—企业—个人三方统筹，个人强制储蓄至少也是养老金的来源之一。而南非则是完全转移支付：个人老前无需缴费，老了国家赡养，这种养老金覆盖了80％以上够年龄的老人，支付金额也不低：据说超过全国黑人每人收入中位数的两倍。由于南非失业率很高，很多黑人家庭成为“啃老族”，据说全国三分之一的黑人家庭以长辈的养老金为一种“较重要”收入来源。如果不是由于艾滋病流行压低了黑人平均寿命，这个比例恐怕会更高。对于参加过二战和朝鲜战争的老人，还另有“参战退伍军人补助”可领，最高可达每月1190兰特。据说白人政权时代参加过“边境战争”（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种族隔离政权与南部非洲“前线国家”及其支持的黑人解放武装的战争）的退伍老兵也有这种待遇，非国大政府把当年自己“敌人”的这种待遇取消了，但当年参加“联合国军”的仍然可以享受。

还有儿童抚养补助金，对每个15岁以下的孩子每月给270兰特，据2009年4月统计，有910万儿童受益。所以在南非，“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可以过得不错，单身年轻人如果失业就比较惨了，失业救济很低，而失业保险是南非很少几种强制储蓄式福利之一，缴费和受益都取决于在业时收入多少。低收入者如果失业，就几乎不能指望它。不过，由于住房福利等等按低收入标准给予的保障还是有，自己弄点吃饭钱在通常情况下还不是很困难。

其他福利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如此高福利自然要求高税收。南非的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最高为40％，企业所得税税率28％。还有增值税与资本收益税等，总体税负达到国内总收入的23.4％。负担很重，但相比高福利而言又不是最重的。南非在姆贝基时代实行所谓“新自由主义”的财政政策，比较注意控制赤字。那么，税率不是最重，赤字相对也不多，搞福利的钱哪里来呢？

第一是从削减军费中挤出来。旧南非因为维护种族隔离制度而与世界为敌，尤其是与南部非洲各“前线国家”和黑人解放运动（不仅仅是南非的黑人解放运动）为敌，为此拥有强大的军队，装备精良，实力非洲第一，还暗中发展核武器，这些都要大量烧钱。新南非国际环境大改善，用不着这些了，因此一直在裁军，军费开支大幅下降，能够腾出一些钱。第二，旧南非国有经济比较强，能够提供利润。尽管种族隔离末期国企已经不景气，但是一部分国企还是盈利的，另一部分国企不盈利，但也可以通过私有化变现资金，用以支持财政。民主国家的委托—代理关系明确，这样做争议不大。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南非的福利有所侧重。原来，南非政府主要把钱花在老人，小孩，病人，住房等方面，至于工人的福利，强大的工会自然会压企业出钱。

所以南非企业的负担，其实不只是税收，对付工会也是个重要因素。而仅就企业税率来说，南非也有特点，那就是企业税主要按公司利润，而不是按营业额来征收。这特别打击了那些有效率的盈利企业，而保护了亏损企业。这种税法饱受诟病，被认为是损害效率的。南非之所以如此，据说是为了减少破产，保护就业。可见南非整个二次分配体系主要着眼于平等，是不怎么考虑效率的，而二次分配力度又很大，对效率当然会有影响。

通过种种办法，新南非的十多年间在经济总体上比较疲软的条件下，一方面大幅改善了穷人、主要是黑人的福利，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总体稳定，没有出现一些欧洲福利国家那样大的债务窟窿。这应该是说非常了不起的。尤其在非洲，尽管几乎没人说新南非的经济有什么“奇迹”式的成就，但是至少在南部非洲她仍然是“一枝独秀”，不仅经济总量自旧南非以来一向如此，就发展趋势而言也比其他国家强。

尤其是南非与津巴布韦的对比更为鲜明。这两国最有可比性不仅因为它们是邻国，而且津巴布韦过去与南非同样经历过种族主义的本土白人统治——只有“白人殖民者欺负黑人”模糊概念的一般中国人往往不明白，“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在非洲政治中是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指白人宗主国的统治，后者指“独立”后本土白人的统治。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只是殖民地时期被白人宗主国统治过，独立后无论民主还是独裁就是黑人的事了。在非洲，黑人被本土白人统治过的，主要就是津巴布韦与南非两国。其可比性自然很强。

而且在白人统治时期，两国经济上同样相对发达，领先于南部非洲其他国家。政治上两国的白人统治者与黑人解放运动各自都曾跨国联手，关系非比寻常。加上两国黑人主要都是班图族系，一些部族（恩德贝莱人、文达人等）干脆就是跨境而居，可以说基本上是“同种同文”。因此两国的境况被人们互相参照的程度几乎仅次于南北朝鲜、东西德国。但是两国黑人解放后的发展模式对照却如此强烈，以至于有人说：大批津巴布韦难民涌入南非，是对非国大统治合法性的最大支持。哪怕你对非国大再不满，看到这些可怜的津巴布韦人，也会觉得不但曼德拉伟大，姆贝基乃至祖马也很了不起。

而问题重重的南非人只要谈到津巴布韦，也是第一我们比他们民主自由，第二我们比他们繁荣富裕，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甚至就连那些南非境内的津巴布韦籍贫苦劳工，尽管对南非人排斥外籍劳工很不满，但也不会称赞穆加贝——因为他们就是受不了穆加贝才逃到南非来的。

当然，这一切并不能掩盖新南非面临的严峻挑战。

尽管“非洲的瑞典”要比“非洲的苏联”好得多，但是非洲毕竟不是欧洲。正如津巴布韦不可能通过斯大林式的手段搞成“强国”，在南非那样的经济条件下让一个纳税人保障三个福利受益者，“非洲的瑞典”确实比欧洲的瑞典更不堪重负。南非的强工会、高福利体制虽然避免了阶级斗争失控，避免了津巴布韦式的“非洲苏联”选择，而且也不是南非目前的所有经济困局都可以归咎于它——例如前述艾滋病问题，工大会的主张其实比姆贝基政府的对策更合理——但是这种体制确实有明显的弊病，这也是无可讳言的。

“非洲的瑞典”政策首先对投资和就业都有不小的抑制。2010年，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对全球14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进行调查，认为南非的金融市场成熟程度可排第二，存取资金的方便和融资成本都比较有利（第4名），交通基础设施可排第6，因为“奇迹”时代搞了很多“铁、公、机”，南非的基础设施被认为优于中国、印度、墨西哥、巴西和波兰，但落后于韩国和智利。不过这些设施已逐渐老旧，需要更新，否则将来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南非吸引外资能力平平，外国直接投资只占GDP的3％，在14国中排第7位，恰好居中。旧南非饱受国际制裁，却长期是以“血汗工厂”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的“乐园”；如今新南非在国际上声誉日隆，资本却不怎么看好。当然比起旧南非末期危机时的资本外逃状况还是恢复了不少。

但是南非的税法（尤其是按企业盈利征税这一点）对企业效率损害大，被认为是倒数第二的糟糕因素。而最糟糕的项目是“体力劳动可用性”，南非是14国中倒数第一。首先由于艾滋病等原因，南非是14国中唯一的劳动力减少国家，2008年其劳动力就减少了3％以上，相反，印度该年劳动力增长了近3％。其次南非劳动力已经不便宜，蓝领劳务成本排第5位，与韩国不相上下，比巴西、印度和中国都更贵。按照这份调查，南非工厂工人实际工资高于巴西、中国、印度、波兰和墨西哥。而就工作效率而言，调查认为南非工人比俄罗斯、哥伦比亚、巴西、中国和印度的工人生产效率高，但比韩国、智利和墨西哥的工人低。南非教育投入多但效益差，教育支出占GDP比重高居第四，但高等教育录取率仅为倒数第二。教育系统的缺陷导致技术人才严重短缺。以至于在使用技术和创新方面，14个国家中南非仅排名第11位，落后于韩国和其他金砖国家。[31]

所谓“体力劳动可用性”的短板，无疑和“强工会，高福利”有关。南非的失业率高得令人乍舌，劳动力价格却不便宜；因艾滋病造成劳动力减少，失业者却还是那么多；正式工人工资不低，社会上尤其是黑人中的贫困现象依然严重；之所以造成这些怪现象，工会为维持会员高工资而限制廉价劳动力进入劳务市场显然是主要原因。工会对“正式”劳务市场的垄断，有利于提高会员工资，却人为阻碍了就业，同时还在会员与非会员间制造了过大的工资差距。失业者与非工会会员的低收入成为南非贫困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而在工会控制不了的“非正式”劳务市场上，却充斥着廉价劳工尤其是外籍劳工这种最缺乏讨价还价能力的弱势者，从而造成失业率很高的南非同时又有很多外籍劳工的怪现象，以及本书前述的“排外骚乱”的产生土壤。

很多人都指出，今天南非问题千头万绪，艾滋病问题等等都很严重。但“南非病”最明显的特征还是失业率太高。失业者——无收入群体的增加导致初始收入更不平等，而这就更有赖于福利制度和二次分配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福利化本身又压抑投资，使失业率更难下降。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因此，在新南非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上“强工会，高福利”模式就成为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以“非洲瑞典”道路的可行性，防止南非走上津巴布韦式的“非洲苏联”之路，今天南非与津巴布韦相比堪称乐土，它的确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它又使南非经济发展在“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都显得相对乏力。如果说在旧南非正如曼德拉自传题目所云《自由之路无坦途》，而在新南非，可以说是繁荣之路无坦途。“强工会，高福利”模式，实在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彩虹”的启示：新南非十九年评述

五、繁荣之路无坦途：南非的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前景

“稳健”的政策与低速增长的经济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新南非19年的经济发展，恐怕就是“稳健”了。围绕这个“关键词”，我们可以把这19年的南非经济大致分成四个阶段：

（一）1994—2001年的“稳健”和低增长时期。新南非1994年建立后便实施第一个经济战略“重建与发展计划”，一方面解决黑人民众急需的社会福利问题，另一方面通过维持或降低税收，减少政府债务和贸易自由化来稳定宏观经济。前者反映左派主张，后者却是市场导向的，两者存在相当的矛盾。这一时期南非扭转了种族隔离制度末期到过渡时期的经济停滞与衰退，转入恢复性的缓慢增长。1994—1997年经济逐年分别增长2.3％、3.4％、3.1％、1.7％，1998年经济还出现小幅下降。[32]这种低迷状况一直延续到2001年。如果考虑人口增长和过渡时期的衰退，南非1990—2001年间的人均GDP年增长率（0.2％）几乎可以略去不计——而处于“增长奇迹”中的中国，同期这个数字却达到8.8％。[33]

但有趣的是，南非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在国内和国际上、当时和以后得到的评价都还是不错的。因为这种政策被认为有长远眼光。为了对付种族隔离末期已经出现、过渡时期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曼德拉-姆贝基政府实行了稳健的经济政策。不过分追求短期增长，而把重点放在控制开支、遏制通胀、稳定货币、保护产权、鼓励投资方面，努力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较好的宏观基础。民主南非之所以能够采用这种着眼于长期的政策，也是由于新南非建立初期众望所归，曼德拉（以及得到曼德拉支持的姆贝基）总统更具有非常高的支持率，非国大信心十足，不用跟别人争夺短期民意。但是，这种战略虽然在国际上被普遍看好，当时在南非国内也得到高度支持，而且时间越长越得到肯定，甚至祖马扳倒姆贝基上台后也仍然在总体上维持了这一战略，然而它在非国大党内却面临挑战。因为这种被南非共等左派批评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初期并没有对经济增长起到立竿见影的刺激效果。而且由于经济低迷，失业率没能降低，迫于经济形势严峻，福利投入也无法满足需要，社会矛盾仍很严重。

（二）2002—2007年第一景气时期。2002年以后，上述政策的长期效果显现，而且这几年国际经济景气也比较正常，因此南非经济增长得以明显加速。2002—2007连续6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在4％以上，其中2007年达到5.6％，创下新南非第一个经济繁荣期。但是关于经济增长成果的分享问题却导致了更多的争议。非国大内部矛盾也加剧了，以至于发生2007年波罗克瓦尼党代会上的左右摊牌。另外，此期间南非经济也显示出更多的“内向性”，经济加速开始与消费、与外贸逆差关联，而不是像旧南非和我国现在那种“奇迹”时代那样与出口、与外贸顺差关联。如南非储备银行行长斯塔尔兹所说：每当经济增长高于3％，就会出现高额国际收支逆差。

（三）2008—2009年危机时期。好景不长，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南非经济也被拖下水，2008、2009年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其中2009年经济下降1.7％，失业人数在本来就很高的水平上又增加87万。尤其与出口关联度大的矿业与制造业更明显：矿业在2008年下降5.6％，2009年再降6.6％；而制造业在2009年更大幅下降了12.9％。但是内向型的服务业则几乎没怎么萎缩。与经济危机来临同时，南非在政治上也迎来民主化后最动荡的一年，流血的“排外骚乱”、非国大的分裂、姆贝基总统被“召回”，莫特兰蒂取代姆贝基而祖马又取代莫特兰蒂，都发生在这两年危机期间。新南非一时处于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