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前路迢迢.13

但是，这期间南非经济政策方面却没有太大的争论，或者说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从姆贝基、莫特兰蒂到祖马，基本都援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付危机的传统手段，即以凯恩斯主义的方式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保障就业。而且由于此前姆贝基的经济政策长期稳健，银根较紧，赤字较少，转向宽松、扩张的余地就比较大。因此南非改行凯恩斯主义以应付危机效果也比较好。正如杨立华教授指出的：“由于南非（过去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得政府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当中，能够继续采取扩大社会开支和扩大公共投资的政策。南非经济在经历短暂的衰退后，很快复苏并蓄势待发，谋求更高的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南非内外经济分析家公认，南非政府审慎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成为保护南非经济免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重要因素之一，使得金融危机对南非经济的影响总体比较温和。”[34]

（四）2010年至今，正常增长时期。由于上述原因，南非经济的衰退不到两年，于2009年年末开始触底反弹，2010年经济恢复了2.7％的正增长，其中，矿业增长了6.5％，制造业4.9％。但是矿业是个出口产业，制造业的增长该年也主要限于汽车及零部件、钢铁等若干出口率高的领域，其他领域并没有明显变化。这就体现了新南非经济如今的一个特点：占比较小的外向型部门（矿业与部分制造业）对国际景气敏感，危机时领跌，复苏时领涨。但是占经济总量三分之二以上的服务业与制造业中的内需部门，则一副“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样子，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对新南非经济一向比较乐观的杨立华教授当时认为南非已经找到了一条路子，既不会“大跃进”，又力求“长期可持续发展”。她认为“南非经济2011年的发展势头看好。未来2—3年，有条件使经济增长超过4％”[35]。似乎要出现新南非的第二景气时期了。现在看来她稍微乐观了一点。根据后来的报告，2011年南非GDP实际只增长3.1％，2012年也只有2.6％，[36]而今年（2013）头几个月的情况似乎还略逊于去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仅1.9％，[37]南非官方已调低今年的预期）。其实根据种种迹象，很多人都相信南非经济将会有下一个景气，如世界银行估计在南非目前的政策环境下经济保持长期增长的潜力应当是3.5％。[38]我也相信这一点，只是其实现似乎会晚一些。

繁荣之路无坦途

无论如何，近20年来南非经济中长期的增长远不能说是快的。这与种族隔离最残酷年代的所谓“经济奇迹”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一般认为旧南非经济增长的高峰是1981年，该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的人均GDP达13510美元，[39]此后再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提到的是：正处在“增长奇迹”中的我国至今离这个水平也还甚远。当然这是就绝对值而言，就增长率来说旧南非的高峰是在1981年以前的几十年，我在本书第三部分中提到过，兹不赘。

很多中长期的数据可以证明南非今天的经济增长到底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从纵向而言，非洲发展银行1999年报告说：南非1980—1990年（种族隔离后期）GDP的年均增长率为4.2％，1991—1998（过渡期与新南非初期）年降为1.4％。[40]而经合组织报告说：新南非人均GDP增长在1994—2009的16年中每年只有1.6％，而最近十年（2000—2009）稍微改善，达到2.2％，但仍低于同一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长率（每年3.1％），更不用说低于其他金砖国家了。[41]

从横向而言，南非一直是非洲第一经济强国，但优势似乎在缓慢减弱：种族隔离时代通行的说法是：南非以6％的人口占有全非洲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济产值。[42]新南非建立之初的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说法变成南非占全非洲GDP的25％，占南部非洲的80％。[43]而最近的说法是：2009年南非GDP占整个非洲的19％，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30％。[44]

就经济总量的全球排名而论，旧南非经济繁荣时期是相当靠前的。1990年处在过渡期混乱中的南非在全世界还能排第26名，[45]1996年就变成第28，[46]而最近在美国中情局《世界概况》网站的排名中又成了29位。[47]南非过去30年来一直被国际机构列为“高中等收入国家”，但近来已经有一些排列把她算作“低中等收入国家”了。[48]最常被人提到的是瑞士IMD世界竞争力中心的“竞争力”排名，南非这些年来位次不断后移，2013年5月最近一次南非就后移了三位，前所未有地跌落到第53。

南非与金砖国家及经合组织国家GDP增长之比

其实南非的名次也并非总是后移，就在2010年，南非还因为她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表现出不错的抗衰退能力而排名上升到第44位的历来最高点，没想到其后的三年里她的复苏却表现很差，于是又连跌了9位掉到最低点。可见新南非的经济的确是够“稳健”的——别人糟糕时她不那么糟，别人好起来她却还那样！

可见人们也不能只拿负面的眼光看南非，南非虽然在“新星”中比较暗淡，在“老星”中还是有光芒。不少观察家都注意到：南非的经济增长比发达国家快一点，但是在金砖国家中，在“新兴市场”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她却是最慢的一个。[49]有人还以南非的经济增长与美国相比较：旧南非在1980年“经济奇迹”最高峰时，人均国民收入曾达到当时美国水平的22.6％。但1985年种族隔离末期出现危机时，就跌到了9.8％。新南非建立后，到2000年经济仍然不振，而美国仍然在发展，这个比值因而更进一步跌到只有8.5％。此后新南非进入到第一个经济景气时期，经济加速，2005年人均收入达到了美国的12.4％。再后来虽然经历了2008年经济危机的冲击，但由于美国受冲击更大，到2010年这个比值再达到15.5％。

根据这份研究的预测，到2015年南非的人均国民收入据说会达到美国的18.0％。[50]尽管与美国的比值仍然低于旧南非的最高值，但要知道，这25年间美国经济在社会平稳状态下有相当增长（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属于高的），南非却经历了黑白交替的历史性大变革，与美国的差距拉开不多，也应该说是相当的成功了。

的确，最近这些年来美国经济增长在经合组织这个“发达国家俱乐部”中算是领先的，不仅高于欧盟，也高于日本。南非如果照如今的趋势走下去，能够缩短与美国的距离，缩短与欧、日的距离就更不用说了。但是那得多长时间呢？由于其他新兴国家都比南非快，如果情况不变，南非在这场追赶发达国家的比赛中还会向目标前进，但肯定是会比其他新兴国家后到的。

如前所述，南非在过去十多年的发展中，一直不是把短期内尽快提高经济增速作为首要考虑的。这种思路其实包括两个思想来源，一是“右派”或曰“新自由主义”的，它强调谨慎的财政货币政策，主张长期的自然增长，反对用凯恩斯式的国家财政投入来刺激经济，“人为”拉高增长率。二是“左派”或福利主义的，它强调国家财政主要用作二次分配手段，维护社会平等，满足穷人的生活需求，而不是用来投资拉动GDP。用我们现在流行的“愿景”说，这就叫“以人为本，不以鸡的屁（GDP）为本”吧。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思路兼顾了左右派的部分想法，所以虽然南非国内和非国大党内斗争风云多变，但这种“稳健”的政策一直延续下来，即便在2008年衰退期间为了反危机而临时有所改变，但危机缓解后便宣布要削减赤字回复常态。

但是近年来，经济长期的低速度似乎使南非人感到着急了。他们的着急应当说是有理由的，再以人为本不以鸡的屁为本，相当幅度的增长还是需要的。经济长期低迷，一方面使失业迟迟得不到改善，贫困问题也无法真正解决。另一方面使国民储蓄率长期低下，更要依赖财政投入来维持经济成长，也就更难维持财政平衡，这样一来，无论左派还是右派的诉求都难以实现。

国际社会也越来越认为南非经济增长乏力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合组织在其2013年南非报告中就称：南非经济中的第一个缺陷，就是“人均收入增长一直比大多数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慢”。因此，“南非需要实现快速，包容性的经济增长”。[51]世界银行等也有类似看法。

因此，近来南非领导人已经越来越强调增长的重要。祖马总统在2011年国情咨文中指出，南非“正在建设发展型的国家，而不是福利型国家”，表示了不能为福利牺牲发展的态度。[52]这在新南非实属罕见，尤其祖马通常还被认为比姆贝基更左，而姆贝基都没有这么讲过的。而另一方面，原定要把预算赤字从反危机时占GDP的8％，到2012/13年度降回到4％。但这个目标看来也放松了（实际仍在5％左右），而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主要是斯蒂格利茨等偏向凯恩斯主张的学者，也一再呼吁南非不应该把控制赤字、而应该把促进增长作为主要目标。

但是，就在南非朝着这个方向转的这两年，她的经济增长仍在不断减速。显然，南非经济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远不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作调整就可以解决的。这些年来，南非经济宏观的基本面其实一直不错，政府的政策一般认为也还合理，为什么经济增速就是上不去呢？

如前所述，其实南非经济的问题主要不在基本面上，而在深层结构上。南非经济中对国际景气变化和国内宏观政策调整较敏感的外向型制造业和矿业部门如今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而在经济总量中占主要部分的服务业，或曰第三产业，却存在着严重的惰性和“自给自足”、自我服务状态，对外界刺激不敏感，所谓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危机来了受损不严重，危机过后却也复苏乏力。而南非现在已不是种族隔离时代，在民主制度下已经不存在靠“低人权优势”的血汗工厂发展外向型制造业创造“奇迹”的可能。同时南非在种族隔离时代已经完成工业化，虽然因为社会制度畸形，贫富之别悬殊，号称“白人第一世界，黑人第三世界”，黑人中的贫困仍很严重，但是人均GDP水平已经很高——尽管南非经济陷入低速已近30年，而中国“奇迹”般的高速已经30多年，但南非现在仍然比中国高出一截。在这样高的基数下，面对各种相当高的要素成本，南非再想靠只占GDP百分之十几的制造业去拉动整个GDP的增长速度，恐怕也是做不到的。因此，南非经济要有明显的提速，多半还得在第三产业上下功夫，使第三产业高端化，增加创新性，提高附加值，进入全球市场。

而这，就不是基本面上的经济政策调整能够解决的，它甚至也不光是个经济问题。

民主制度、全球化与经济结构调整

说起来，这也不是南非一国的问题。民主、全球化与发展转型诸因素对经济结构与社会政策的影响是很多转型国家面临的问题。我们不妨看看几个国家的例子：

南非曾经在几十年间成为全球化经济中靠“低人权优势”发展外向型制造业而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但是民主化以后这条路走不下去了。一方面制造业相对衰落——福利分配力度加大——制造业进一步相对衰落的循环难以扭转，另一方面黑人解放后的各种条件使服务业出现相对高速发展，民主化以后十多年来，南非已经成为服务业为主的国家。

印度由于一开始就是民主国家，当年学苏联搞“马哈拉诺比斯式工业化”[53]就没有成功，市场化改革后以压低人权来招商引资的“中国式发展”曾令印度一些地方政府向往并企图学习，然而民主制下他们也学不成这一套。但是，民主制下的印度却成功地创造了软件业的奇迹，并走出了一条在总体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靠服务业赢得高速增长、然后才补上制造业这一课的独特发展模式。

前东德的例子尤其有趣：东德在剧变前是制造业高度发达的典型斯大林主义国家，其特点是：1．政治上一党专政，有柏林墙与斯塔西。2．经济上与西德相比是低工资，而且没有自主工会和劳工维权机制；国家无福利责任，但“皇恩”式福利为“大家庭”国家中最高。3．全球化程度低，对西德也有壁垒，但在经互会内实行计划经济下的开放和一体化政策，被“专业化分工”确定为专搞高端制造业。民主化以后这三者都“剧变”了：政治上实行了民主宪政和人权保障，经济上实现了工资、工会、福利与西德的拉平，经互会的“专业化分工”消失，而实现了与西德、同时也是与欧盟、西方与全球的经济一体化。在此过程中，各“新联邦州”（前东德地区）的经济结构也发生剧变，由于经互会解体“外需”消失，民众收入剧增后转而追求西方高品质工业品，对东部原来产品的“内需”也剧降。同时由于工资等要素价格与西德拉平，工会福利制度也与西德看齐，对西方资本缺乏吸引力，统一后政府虽积极向西方“招商引资”以图更新、重振制造业，但效果并不理想。西部商家却乘东部民众收入大增（尤其在东西马克一比一兑换政策下）推销自己的产品，进一步挤垮了东部原有的制造业，却不肯过来“剥削”东德劳动者，建立新的制造基地，而是宁肯到中国来输出资本主义。

于是前东德地区虽然是整个“新欧洲”剧变后“阵痛”最轻、民众获益最大的地区，GDP恢复增长最快，居民实际收入只增不减（而在其他剧变国家，GDP与居民收入都有一个长短不等的滑坡期），但是这里剧变后的新经济主要靠金融、旅游、房地产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而制造业一直未能重新发达起来。“新联邦州”出现了明显的“去工业化”现象，过去林立的烟囱纷纷消失，而哥特式尖顶（发展旅游而重建的教堂等古建筑）纷纷树立。当年污染、嘈杂的工业城市今天变成了环境优雅的景点、住宅区和新造“古城”。但是今天“新联邦州”的人们如果不是与过去、而是与如今同为一国的西部比，他们的牢骚仍然很大。因为新兴的高端产业尽管可以支撑GDP和国民收入，却无法替代原先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今天德东地区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由于年轻人和有竞争力者纷纷到西部就业，导致东部人口数量减少，人口结构更趋于老龄化。尽管高福利体制使他们生活无忧，但由于福利收入毕竟不能等同于就业收入，福利供养人口比重大的东部人均收入与西部也一直存在尽管不大、但足以引起不满的差距。更何况“吃福利”即便过得不错，毕竟有损自尊呢？

总之前东德、印度与南非尽管各自的国情很不同，但都有个共同特点，即在全球化竞争与分工发达的背景下，高人权民主国家，尤其是强工会高福利体制下，尽管在其他经济领域有其优势，但制造业的竞争力往往会成问题，劣币驱逐良币、“血汗工厂打败福利国家”尽管并非必然，但的确有相当的可能。在经济不那么一体化时没有这种问题，因为自由民主体制的长处在于创新激励强大，但让人“干得更多挣得更少”则并非所长。没有经济一体化，创新传导慢，“低人权国家”再怎么让人吃苦耐劳也不可能有优势。但是在经济一体化后，民主国家的创新很快会通过贸易、投资等传导到低人权国家，却不可能，或不再可能像低人权国家那样让人“吃苦耐劳”，于是资本从高人权国家投奔低人权国家、廉价商品从低人权国家覆盖高人权国家的现象就可能出现。传统制造业的优势就不再属于他们，他们必须通过（未必总会出现的）再创新寻求新的优势，而经济结构就会发生变化。但变化是有代价的。东德民主化前原有制造业比西德并无优势但可依靠柏林墙维持，与西德经济一体化后就不行了，而新制造业却因民主化并无优势。印度则一直是民主国家，所以她从“马哈拉诺比斯工业化”未果后就走上了另一条经济发展道路。

至于南非，种族隔离时代一方面利用黑人的低人权发挥血汗工厂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白人中的自由民主也使其具有相当强的创新能力。当年南非以煤制油的技术、无焦炼铁的技术都是独步全球的。几个重要的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也起源于南非：人类第一次心脏移植手术由南非医生克里斯蒂安·巴纳德完成，第一台X射线计算机断层扫描仪（所谓CT）也是南非专家研制的。南非人的创新还有晶体电子显微镜技术等。在种族隔离时代，利用黑人劳力、土地资源的血汗工厂使其出现了出口型制造业“奇迹”，而它的创新能力则有助于其抗拒国际制裁：当时南非的以煤制油、无焦炼铁很大程度都是为对付国际上的石油、焦煤禁运而来。

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民主南非在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上的竞争力明显不如以前。例如纺织业，过去南非是纺织大国，可以说是“衣被非洲”。可是新南非十几年来，一方面由于劳动成本明显上升，另一方面由于来自中国等地的廉价纺织品占领了南非、乃至过去依靠南非供应的非洲市场，现在南非的纺织业已经完全衰落。

新南非政府由于非国大有一批当年苏联培养的专家，对传统工业化其实是有点偏爱的。非国大政府也一心想提升南非的制造业竞争力，上台之初曾规划、批准、实施了不少大工业项目。例如1996年开工建设大型合资冶金联合企业“哥伦布不锈钢工程”，当时是世界最大的不锈钢生产项目，建成后南非将成为世界第六大不锈钢生产国。非国大政府对此十分重视，曼德拉总统还亲自出席开工典礼。同时南非又在纳塔尔省理查德湾兴建世界最大的炼铝厂——阿鲁萨夫铝冶炼工程，计划投资65亿兰特，由国际矿冶巨头必和必拓负责开发。

可是后来证明这些大制造业项目很少达到预期经济效益。尤其在没有资源优势时更是如此。如必和必拓的阿鲁萨夫铝厂由于要进口原料，投产后一直亏损，必和必拓回天无力，近期已表示要逐步下马。[54]有资源优势的制造业（如钢铁业以及下游的汽车制造等）仍然被看好，但是南非经济仅靠这个也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民主南非的强势工会和高福利制度确实对“招商引资”造成一定的影响，而艾滋病、犯罪率等负面因素也不利于经济发展。另外，南非过去的一些产业“强项”在新的历史时期也变得没有用武之地。例如旧南非强大的军火工业和世界独一无二的煤制油气及其下游化工产业，都是在种族隔离时代的国际环境中发展的，如今它们已经不再有发展前景。

此外，南非过去在“低人权经济奇迹”时期一直是个资本和经常项目巨额“双顺差”国家，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类似的。但是种族隔离末期这种模式已经不可持续，资本出现明显外流趋势（这也是迫使白人改弦更张的动力之一），民主化以后，一方面过渡时期混乱的结束以及新南非政府的经济自由化政策重新对外资产生吸引力，重新出现资本流入，但是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南非对外资的吸引力不可能回复到过去那种为“招商引资”可以压制黑人一切讨价还价的时代。更重要的是新南非虽然制造业出口的竞争力有所回复，出口额比过去增加，但是由于黑人民众消费能力的提高和福利制度的影响，也由于结构调整导致的投资品进口，进口增长总的来说却比出口快得多。种族隔离末期南非的外贸顺差就不断缩小，1994年新南非建立后已经基本处于贸易平衡状态。2000—2003年曾经出现短期的顺差回潮，但是从2004年起就急转直下，南非不但出现长期未有的贸易逆差，而且逆差额不断增长，2004到2008年间已经从100多亿兰特猛增至近1400亿兰特，而此期间恰恰是新南非经济第一个增长高峰。[55]换言之，今天的南非经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出口拉动型”变成了“进口拉动型”。

贸易平衡

南非对外贸易变化

因此，南非未来的经济发展面临着结构转型的艰巨任务。

重焕青春的开普敦：经济结构转型中的南非“双城记”

新南非这些年来农业、矿业与制造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都在下降。采矿对全国GDP的贡献已经从1970年的21％下降至2011年的6％。农业部门占正式就业的10％左右，而产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制造业则提供13.3％的就业和GDP的15％。而第三产业无论就业还是产值的比重都占到了65％左右。[56]但值得注意的是出口的构成却相反，作为初级产品的矿业出口值占到总出口的近60％，制造业的出口，尤其是汽车和钢铁仍然保持一定的规模，而服务业的出口份额却不大。这一方面体现如今南非的经济已经主要是内需拉动，不再像过去那种“大进大出”的外向型经济高度依赖外需，并且经济增长也更多地与民众消费及成果分享相联系。但是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南非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有所下降，因为南非在服务业产值比重上升的同时并没有像印度那样发展出高额的软件和服务出口。同时南非又不像中国、印度乃至巴西都是人口上亿乃至十几亿而且版图广袤的大国，消除外需依赖是对这种大国而言的。南非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大概不能算是小国（否则也进不了“金砖”），但比这几个国家无疑要小一个数量级，国内市场容量有限，就像中国的一个省，不能要求一个省只靠省里的“内需”吧？

沙特尔沃思

这些年来新南非的服务业是有一些亮点的。例如旅游业，南非作为“上帝的后花园”景色瑰丽，环境优美，自然与人文景观丰富多彩，旅游资源有优势，国际制裁废除后南非与世界消除了隔阂，加入“金砖国”，举办“世界杯”，天时地利人和都推动了南非旅游业的发展。如果不是艾滋病与犯罪率在一定程度上拖了后腿，旅游业出现“奇迹”式的发展是完全可能的，即便有这两个负面因素，旅游业的成就也还不小。

南非也出现了一些有世界影响的创新型企业家和重要知识产权持有人。如著名的软件开发者和高新企业家马克·沙特尔沃思1995年开发Thawte安全认证软件，卖出5亿多美元，后成立HBD公司，从事企业孵化器和风险投资。2004年又成立典型公司，开发Ubuntu操作系统，都取得很大成功。沙特尔沃思不仅科研、经营都很出色，而且他主张开放源代码，反对微软垄断，在公共议题上也很有号召力，其影响已远超南非各界而成为一个国际知名的IT企业家兼思想家。

类似今天印度擅长的那种业务流程外包，在南非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主要是在西部的开普敦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成功的跨境呼叫中心和业务流程外包中心。凭借高素质的专业化劳动和开普敦地区英语普及程度高的条件，许多国际著名的跨国公司，如汉莎航空、达美航空、亚马逊、连锁巨头ASDA、国际手机联销商Carphone Warehouse等公司都在开普敦建立入站呼叫中心，作为发展业务的手段。除流程外包外，时尚设计、广告及电视制作等新兴第三产业也在开普敦迅速发展并且显示出竞争力。

但是开普敦能够如此，与开普敦及所在的西开普省是民主联盟的势力范围、经济政策更为自由、灵活有关。恰恰也是西开普—开普敦地区，不仅服务业，尤其是有竞争力的出口型高科技服务业蓬勃发展，制造业向高科技升级的趋势也更明显。这里有全非洲最多也最成功的IT企业群，堪称整个非洲大陆信息高科技产业的中心。位于开普敦市郊梅森堡的摩羯座科学和工业园区成为吸引国际高科技投资的热点。2010年，开普敦IT产业产值约770亿美元，年增长率8.5％，在今日南非属于很高的增幅，它使这个产业不但对该市，而且对南非全国的经济增长而言都日益重要。除信息技术产业外，电信、医疗设备、科研设备和其他新兴制造业也发展起来。

不少人认为：“开普敦具有比全国其他任何地方水平高得多的知识，创新和机会。”[57]通过集中设计界的企业、人才和提供政策支持，开普敦如今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全球设计和创新中心。这里拥有非洲最好的设计和广告行业，高科技创业公司和拥有知识产权的初创公司。2008年，开普敦被商界评为南非“最具创业精神的城市”，一项调查表明，在18—64岁的经济活动年龄群中，开普敦居民寻求新商机的比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近三倍。而在以往号称“南非经济首都”的约翰内斯堡，这个比率也只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0％。也是因为它的创新精神，国际工业设计协会理事会最近把开普敦评选为2014年“世界设计之都”。[58]

开普敦市中心

开普敦所在的西开普省也是新南非全国九省中经济增长最快的。2004—2007年新南非第一个经济繁荣期，该省经济平均年增长率超过6％，比全国高出1个多百分点，2009年前后南非陷入全球经济危机，经济出现负增长，而该省经济负增长时间最短，跌幅最小，复苏也最早。2009年该省失业率19.7％，听来高得可怕，但比南非当时23.2％的平均失业率好看很多，在各省中也最低。与全国一样，西开普省也有明显的贫富分化，有一个调查认为西开普省基尼系数为0.63，而南非全国达0.7，西开普省也算是全国各省中不平等程度相对最轻的。另一方面，与基尼系数这个越高越坏的负面指标相反，根据人均寿命、教育、卫生等福利指标统计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是个越高越好的正面指标，而西开普省的HDI达0.7708，全国平均为0.6675，西开普省是各省中最高的。

这些成就耐人寻味。我们知道开普敦虽为南非开发最早的地区，但是后来它就“落伍”了。自从19世纪末以约翰内斯堡为中心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地区（今豪登省）先因“淘金热”、后因制造业而发达，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德班为中心的印度洋东海岸大港工业区接踵而兴，开普地区就相形见绌，显得衰老了。种族隔离后期，这里的工业主要是轻纺工业，虽然曾是非洲最重要的纺织工业中心，纺织、服装业雇员多达17万。但是新南非这些年来由于中国等地廉价纺织品的竞争，这一原来的支柱产业也一蹶不振。

开普敦科学工业园区

开普敦

就在这种情况下，西开普省能够及时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重新在新的产业基础上焕发活力，势头反超上述的后两个地区，这确实令人刮目相看。

有种族偏见的人说因为开普敦白人相对比较多，所以才有这样的成绩（我知道一些华人华侨也有这类说法）。但是在种族隔离时期，约翰内斯堡、德班的主城区与开普敦同样是白人的世界，而那时在“流动劳工”制度下约翰内斯堡、德班的劳工阶层以黑人为主，开普敦劳工阶层则有更多的有色人成分。然而，那时经济更繁荣的恰恰是黑人更多的约翰内斯堡和德班，并不是开普敦。今天两地白人所占人口比重也还是差不多：约堡所在的豪登省，白人占15.6％，而西开普省白人也不过占15.7％。如果仅计市区，则约堡市白人占22.9％，反而比开普敦的20.2％更高。[59]当然如果就趋势而言，今天因为约翰内斯堡和德班经济相对不景气，导致白人外流较多；开普敦的经济相对更繁荣，吸引了一些白人移居；但我们不能倒因为果，说成约堡由于白人走了经济就不景气了，开普敦由于白人来了就景气了。事实上，近年来开普敦市和西开普省的经济复兴靠的是政策提供的发展环境，而不是种族成分。

开普敦在南非历来是个比较奉行自由主义的地方。在旧南非它是英语白人为主的民主党的根据地，在当时“白人内部民主”的体制下该党是保守的阿非利卡白人执政党国民党的“自由主义反对派”，新南非时期由民主党演变而来的跨种族政党民主联盟同样是逐渐淡化种族色彩的社会民主主义执政党非国大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在西开普省由非国大—新国民党联合政府执政时期，这个以“同一个国族，同一个未来”（One nation，one future）为党徽的自由主义反对党在西开普就很有影响——当然不是只在15％的白人中有影响。后来她在西开普省成为执政党——当然不是只靠15％的白人选票——就更不用说了。所以，今天民主联盟与非国大的区别不能说是白人与黑人的区别，而基本上是自由主义（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区别。

我们前面指出，社会民主主义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的新南非成为政党政治的主流是有其逻辑根据的。在贫富分化如此严重的条件下又不搞劫富济贫的津巴布韦式激进“革命”，二次分配的力度就难免较大，强工会高福利的“非洲瑞典”就势不可少，而且民主左派政治以代议制下温和的阶级斗争（伴以阶级合作及阶级妥协）淡化种族对立，也是多民族南非建立国族认同的需要。以非国大乃至南非共为代表的新南非左派对此的贡献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如果从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的角度而言，欧洲瑞典如果因为一些特定条件还不是大问题，“非洲瑞典”的问题就多了，尤其在南非当前面临的经济结构转型方面，偏重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不如偏重自由主义的政策有效，应当是个事实。种族隔离时代约翰内斯堡可以靠更典型的“低人权优势”凸显血汗工厂的“竞争力”，因而比开普敦更繁荣。但是到了民主时代“低人权优势”不复存在时，自由主义色彩更多的开普敦就比“非洲瑞典”体制更典型的约翰内斯堡有优势了。

“孔雀”西南飞，人才盼“海归”新南非的人才外流问题与经济发展

然而南非全国并不都像西开普省，总体来讲南非的经济结构转型是不顺利的。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相当严重的人才外流。所谓白人的去留导致经济的兴衰，这种“种族解释”如前所述是不可信的。但是人才的流向与经济兴衰有关，则是可以成立的。由于种族隔离时期的白人特权和黑人受压，“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各种高级人才中白人比例远高于白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是明显的现实。尽管在新旧南非的变化中豪登省与西开普省白人比例的对照变化不大，但其构成或许有某种变化：西开普省更能吸引白人在其中比例较高的各类人才，而较多倾向于南非共的“穷白人”则相对更愿意住在豪登省，这种现象应该是存在的。南非未必需要出台纯粹种族性的“留住白人”政策，但是“留住人才”的问题不仅事关南非内部的省际比较，而且更事关新南非的国运，这已经越来越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

现代服务业不同于传统时代的“引车卖浆者流”，由工业社会的制造业向“后工业社会”的服务业转型，本质上是由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本”的状况非常关键。新南非不仅出现了人才从东北部的前“经济首都”区域向西开普地区流动的“孔雀西南飞”现象，更严重的，则是从种族隔离制度出现危机时起，南非就出现严重的人力资本流失国外的现象。过渡时期的社会动荡使这种外流加剧，新南非建立后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这就使得经济振兴乏力，结构转型困难重重。

西方媒体曾报道，1995—2009年间，大约20％的南非专业人士出走他国；[60]而据南非统计局估计，自1994年以来，有100—160万的熟练技工、专业人士和管理人才移民海外，这对于一个5000万人口的国家是个严重的数字。由于这些人在经济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作用，每流失一个这样的移民，就有10个非熟练劳力会失去他们的工作。[61]高失业率这种“南非病”的病因，至少有一部分就在于此，而南非经济结构转型的困难也与此有关。

导致人才流失的原因比较复杂。1998年中期有一项南部非洲移民计划（SAMP）研究，分析了熟练职业人士的移民倾向：调查涉及的熟练职业人士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有“简单的移民想法”，而38％的人表示“非常想”移民。希望离开该国的原因主要是对生活质量下降和高犯罪率不满。而对于白人熟练职业人士而言，对“蜜蜂法”之类特别优惠黑人的官方政策强烈反感，认为他们在南非面临机会的不公则是一个强烈的动机，他们希望到一个公平的劳务市场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在世纪之交的经济景气中不少发达国家也需要这些人才，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当时都在南非招徕技术移民，包括熟练技工。它们吸纳了南非外流熟练职业人士的75％，其中仅英国在1990—1996年间就吸纳了南非外流技术移民总数的大约一半，在这些国家甚至出现了颇具规模的南非白人技术移民社区。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与这种招徕的吸引力相比，所谓白人对国内政治变革的担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62]

大量熟练职业人士的离去对某些部门的打击特别严重。例如1994年南非各大城市平均每10万人口有市政工程师20人，到2009年由于人才流失加上自由迁徙后城市人口增加，这一数字剧降到只剩下2.8人，以至于一些城市连供水系统的维护都成了问题。[63]南非的医疗行业，由于大量医生移民而去，相当于损失了培养他们的投资14.1亿美元，而吸纳人才的国家则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仅英国因南非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医生移入而得到的获益，据估算就达27亿美元。[64]医生如此，熟练护工的流失也很严重。有人揭示：1994全年在索韦托地区有95万人次患者就诊，为他们服务的护士有800多人，到2000年，就诊患者已达200万人次，护士却减少到仅500余人。[65]这期间南非实行“非洲瑞典”式的政策，公立医疗系统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庙多和尚少”，导致效果大打折扣。

人才流失的严重后果已经引起了对非国大政府的许多指责。不仅白人比较多的反对党如民主联盟一直批评政府的“反向种族歧视”使很多白人人才报国无门，许多著名黑人活动家也开始反思诸如“黑人经济赋权法”这类“优惠黑人”的措施效果如何，所谓恢复公平的做法是否实际上在破坏公平原则。如因卡塔自由党领导人布特莱齐就强烈指责“政府鲁莽地实施优待自己人的政策，迫使许多白人离开这个国家寻找工作，结果造成了我国技术能力短缺的危机”。[66]2004年，德高望重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更严厉地警告说，所谓“黑人经济授权”只有利于非国大的少数黑人精英，却使南非坐在了“火药桶”上，使数百万失业者生活在“非人的贫困”里。[67]还有人批评非国大的人才任用不透明，任人唯亲，把“忠于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当做首要标准，造成人人想当官却鄙视专业训练和业务能力。[68]

而非国大政府也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近年来开始出台各种政策遏制人才外流之风，尤其是对符合南非经济发展方向的高科技制造业、高水平服务业所需人才和熟练技工予以扶持。加上像开普敦这样更为“自由化”的地方政府也努力以公平竞争的人力资本市场吸引人才，使情况开始好转。

特别是2008年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与衰退，对人才的需求也随经济不景气而出现低迷。更由于当前西方对一般移民熟练职业人士的雇用通行合同制，而且大部分是有期限合同。上世纪九十年代移民人才的合同期限在近几年已面临到期续聘高峰，其中相当部分人不愿或不能续聘，希望回到前景看好的南非继续自己的事业。因此近年来南非出现了人才外流减少而“回流”增加的趋势。2010年的一个调查发现英国的南非移民中有多达10万人正在考虑回到南非。[69]而著名金融服务公司PPS的一份报告称：2009年一年就有3.9万名前南非移民成为“海归”，随着国外工作合同到期，这个数字不久将上升到12万。[70]另一方面，许多准备移民的南非人，尤其是南非白人改变了注意，尤其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赛后，放弃移民申请者明显增加。2011年PPS公司调查了4000多名南非毕业研究生的就业趋向，表示要留在南非求发展的比例创下84％的历来新高，而且尤以会计、工程、医药、法律等过去人才外流最严重的专业为甚。[71]“南非人才‘外流的一代’正在回家”，“南非扭转了人才外流”，“毕业生对南非充满信心”等乐观的标题不断出现在近几年的南非和西方报刊上。

当然，对于这种“扭转”是否具有根本性质，仍然争论很大。有人认为这不过是西方经济危机期间的现象，西方经济恢复景气后这种“海归”潮未必还会持续。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大量外流20年后出现的“人才饥荒期市场调整”，正是因为那些领域人走得太多了，仍然不走的或者想回来的才成了物以稀为贵的香饽饽，这并不表明南非对人才的吸引力恢复了正常，更不表明南非真正具有了“新兴经济体”对人才的魅力。还有人提到大批“海归”者看中的地方仍然主要是前述的开普敦等几个经济热点地区，更多的地方仍然被人才冷落。而就是在前述的那个PPS调查报告中，尽管表示要留在南非或者回到南非的人空前增加，但是具体问到他们对未来五年内南非能否解决或改善下列问题时，信心仍然不怎么样——表示对“未来五年内犯罪率将下降”有信心的只有45％，有信心失业将改善的为46％，而对未来的医疗保健系统和教育标准提高有信心的都是50％。

不过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听听我们旅居南非同胞的感觉可能更有意思。前面提到的王晓鹏先生在访谈中说：

“既爱又恨、爱恨交织”不仅是我对南非的感觉，这也是在南非的50万华人对它的总体感觉。很多华人，在南非做生意发了财，有的因遭遇抢劫后选择移民澳洲、新西兰等其他英联邦国家，但最终恐怕生活得不如在南非自在。

我有两名朋友有类似经历。一名台湾朋友在2000年来南非做生意，发了财并在遭遇入室抢劫后带着全家移民澳大利亚，两年后却又偷偷地溜回南非重操旧业。说起这段经历，这名朋友说，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社会体系制度非常健全严格，根本不像南非这样有做生意发财的机会。另一名朋友是四川人，她在南非拿到硕士学位后先工作了两年，在白人公司上班，每月薪水约2万人民币，然后去美国待了一年，随后又跑回南非工作。她告诉我，在美国连博士都找不到工作，有的到餐厅当Waiter，她去美国后一直在餐厅打工，想着在南非的高薪工作，虽然治安比较差，但最后还是决定回来南非发展。

“不到南非怕南非，到了南非爱南非，遇到抢劫恨南非，离开南非想南非”。这四句顺口溜曾在华人中非常流行，也就是你说的“爱恨交织”。但是，单从南非华人总数来看，相对恶劣的社会治安来说，多数人恐怕还是更看重南非的商业机会：南非的华人总数从2005年左右的30万左右，增加到现在已超过50万人。[72]

在南非的华人基本都不是多数南非黑人那样的贫民，他们基本上属于上面所说的“熟练职业人士”，他们对南非尚且有这种感觉，除了“熟练职业人士”还有国家认同的那些南非人才应该更是如此了。

“彩虹”的启示：新南非十九年评述

六、“约翰内斯堡变成了索韦托加桑顿”：新南非的城市治理困局与“美国式城市化”趋势

“汽车普及导致郊区化”，还是“穷人驱逐富人”？

在国内讲到西方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史理论，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汽车普及导致了郊区化”，或者叫“后城市化”理论。据说由于汽车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空间观念，住在郊区豪宅开着汽车一样可以享受现代生活和城市的经济、社会功能，还能享受市区没有的优美环境。所以人们争相进城已经是落伍的“老土”了，世界的新潮是穷人、没出息的人住城内，富人和前卫的人住城外。我们有些理论家还据此引申说，既然如此就不要让我们的农民进大城市了，就让他们住“小城镇”或者干脆“离土不离乡”吧，这样就可以避免西方“城市化的弯路”，而一步到位地进入“后城市化”时代了。而一些价值观与他们差异极大的另一派人士，同样是根据“郊区化”、“后城市化”理论，引申出来的却是强调普及私家汽车、大修高速公路的重要，在他们看来没有汽车哪怕你住在城里也是“老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