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前路迢迢.14

这种“汽车普及导致了郊区化”的“后城市化”之说其实是以美国的现实为依据的。在美国确实有明显的“穷人住市区，乃至市中心附近，富人住郊区乃至卫星城”的现象。一些大城市如纽约和华盛顿尽管市中心很小一块地方还是富人乐住之地，主城区的大部分却住的是社会下层，大量的富人还是住在如长岛、银泉这样的郊区，而更多的城市，尤其是洛杉矶那样后期发展起来的城市干脆没有富人愿住的中心城区，“当躺”（downtown）尽是穷人，富人都住在贝弗利山、硅谷那样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看看欧洲，这种所谓的“郊区化”模式就极少见，例如至今巴黎的富人几乎都住在主城区，尤其是像拉丁区那样古老的市中心，而穷人绝大部分住城外，过去是一个环绕市区的“棚户带”，现在棚户变成了“福利国家”提供的高层公寓楼，外观非常符合国人想象中的“现代化”，但富人极少住在其中。倒是在160年前（巴黎史上的“奥斯曼改造”以前）并非如此，那时巴黎城里曾经充满了穷人的陋屋窄巷，而富豪都住在城外的园林豪宅中，包括像凡尔赛、枫丹白露这样的皇宫。

而且如果细考美国城市发展史，你会发现其实美国很多地方“市中心衰落”和富人迁往郊区的趋势早在汽车普及前的19世纪末已经开始。南北战争解放黑奴后，美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乡村穷人，尤其原来绝大部分是庄园苦力的黑人获得自由和公民权后纷纷进城，几十年内黑人就从过去基本属于乡村族群变成了几乎是纯粹的都市化族群，城居率比白人高出很多。于是美国城市出现所谓的“穷人驱逐富人”现象。当然穷人其实不可能强制“驱逐”富人，可是穷人入住的地方，富人自己就纷纷搬走了，这和汽车普及并无很大关系。尤其是罗斯福新政后城里出现了很多政府盖的福利楼，附近的富人乃至中产阶层就纷纷迁出。纽约最著名的哈勒姆贫民区就是这种“穷人驱逐富人”过程的产物。而芝加哥、底特律、费城等城市主城区的没落（以及郊区的兴起）也都是类似的过程。

这种“穷人驱逐富人”现象与美国式自由民主及黑人解放有很大关系。而在19世纪民主化以前的欧洲那些王国就截然相反，那里发生的城市化是“富豪驱逐穷人”，而且是名符其实的驱逐即强制拆迁，不是美国富人那样的自愿搬走。1852—1870年间巴黎的“奥斯曼改造”就是个典型，当时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铁腕市长奥斯曼伯爵在17年内强行拆掉半个巴黎，把多数穷人（多是法国大革命后获得自由、初期工业化时进城打工的农民后代）赶出城外，巴黎于是被改造成“世界最壮丽的城市”，这个“巴洛克式（意为豪华）城市化”的样板自然是充满“香榭丽舍”的金粉世家，而少有穷人立足之地的。

由于美国的穷人很多也是黑人，所以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白人政权是很喜欢拿美国黑人进城导致主城区衰落来说事的。他们倒没有说那叫“汽车普及导致的郊区化或后城市化”并表示羡慕，而是称之为失败的“无序城市化”并以之为前车之鉴。而他们极力实践的，则是类似“奥斯曼改造巴黎”式的“有序城市化”。按照奥斯曼的方式他们在种族隔离时期的确在南非打造了一大批美轮美奂的现代“巴洛克式城市”——白人的城市，而把黑人圈在城外的索韦托式的地方。民主化以后这种情况完全改变了。如果不涉及价值判断而是只论客观因果，现在我们不能不说白人当初的看法并非毫无根据。因为新南非这十几年，很多城市在废除种族隔离、黑人可以自由进城后的确发生了所谓的“芝加哥化”、“底特律化”，即美国式的、当年被白人当局贬称为“无序城市化”的过程。

黑人解放和“城市底特律化”：索韦托与约翰内斯堡旧城区的变迁

这其中，当年的南非“经济首都”、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尤为典型。在《从南非看中国》中我详述了当时白人的约翰内斯堡与黑人的索韦托的各自特征。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两边的特征都显著地改变了。

原来在城外（用我们的说法应该叫“城乡结合部”）的索韦托在上世纪70—80年代基本上就是一大片贫民窟，只有两家电影院，两间酒店，只有83％的房子有电，高达93％的居民没有入户自来水。新南非政府在这里投资建了大量水、电、路、房等基础设施，为黑人贫民盖的正规免费住房逐步取代原来的陋屋和棚户。如今索韦托的水电通讯公交基本普及，中产黑人的雅居和富黑人的豪宅也开始出现。大型公共设施陆续崛起，这里的克里斯·哈尼医院从原来400多张病床的普通医院扩建为占地0.7平方公里、3200张病床、6760名雇员、号称“世界最大（一说为非洲最大、南半球最大、世界第三）的医院”，并成为著名学府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附属的“教学与学术医院”。索韦托的FNB体育场被扩建成座位近十万个的“足球城”、南非最大的综合性体育中心和2010年世界杯主赛场。世杯赛盛会在这个过去“农民工私搭乱建的棚户区”举行，是以往绝难想象的石破天惊之事。交通方面，除原有1号高速公路通过索韦托外，新南非时期又修通了12号、17号国家高速公路，70号都市高速干道（通称“索韦托高速公路”）和黄金高速路等穿过索韦托的交通干线。

索韦托的人口过去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作为白人城市约翰内斯堡“城外”的一个“自治”黑人城市，这里过去没有很确切的人口调查，一般认为最多时它有180万人，超过当时的约翰内斯堡市辖区。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初“黑白壁垒”破除，大量黑人从这里迁入过去他们不能居住的约翰内斯堡主城区和其他他们想去的地方，一时导致索韦托人口大减，2001年调查它只有85.9万人。但不久，由于其他地方黑人迁入，以及约翰内斯堡进入萧条状态等原因造成回迁，索韦托人口又在增加。2002年索韦托正式并入约翰内斯堡市，成为该市的第6、第10两区（2006年进一步合并为D区，即大索韦托区），种族隔离制度在行政上的痕迹至此消除。当时说这两个区大约占翰内斯堡人口的40％，但2010年人口普查确认它实有人口130万，大约占翰内斯堡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索韦托人口变化剧烈，一方面说明黑人确实得到了迁徙自由，另一方面也说明这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预期不稳定的“临时聚居地”。人口变少一方面使索韦托显得有点“萧条”，另一方面减轻了当地基础设施不足的压力，无论对迁走的还是留下的人而言都意味着生活的改善。

但是，尽管今天约翰内斯堡已经不是白人的天下，但索韦托人口仍然几乎纯是黑人（99.3％），显然，尽管种族隔离废除近20年，仍几乎没有白人、有色人和亚裔迁入这里。

黑人富豪的豪宅

大部分还是贫民

黑人中产者的雅居

公共设施

索韦托“足球城”，2010年世界杯赛场

n1高速公路通过索韦托

另一方面，在索韦托状况改善的同时，原来的约翰内斯堡主城区却出现明显的“底特律化”衰落趋势。从种族隔离末期、过渡时期直到新南非初期，这里经历了十余年的“自发移民”，基本是“黑进白出”，很多地区住民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如主城区人口最密集的住宅区希尔布罗夫，种族隔离时期被宣布为“纯白人”区，不仅严禁黑人“盲流”进入，连有色人、亚裔也在排斥之列。当时这里被视为“黄金居住地”，拥有希尔布罗夫塔、彭特城市公寓等著名地标建筑，租金昂贵。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已变成“灰区”（即黑白混合区），过渡时期这里秩序混乱，白人基本走光，到2001年其居民中黑人已达95.6％，白人仅1.5％，[73]完成了从“纯白”变成“纯黑”的过程。

类似情况在主城区相当普遍。大量黑人贫民迁入后治安严重恶化，富人和大公司纷纷迁出，星级酒店等豪华场所陆续停业，原来的中央商务区几乎瘫痪。昔日的约翰内斯堡曾经集中了全非洲大陆三分之二以上的高层建筑，号称“非洲曼哈顿”。但在过渡期和新南非初期的混乱中，不仅黑人贫民“占领”“空房空地”的情况屡见不鲜，就连该市最著名的一些摩天大楼也在被废弃后一度成为三教九流乃至犯罪团伙的居所。原来寸土寸金价值连城的地产变成“白菜价”，乃至一钱不值。例如：

223米高、50层的卡尔顿中心大厦在1973年启用后至今，不仅是全城第一、而且是全非洲第一高楼，里面开设的五星级卡尔顿酒店也是非洲最高档的豪华酒店之一，曾接待过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法国总统密特朗、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等贵客。由于周边人文环境恶化，酒店于1997年最终关闭，大楼多次转手，越卖越贱，如今基本空置，最后业主Transnet集团曾打算融资改造用作出租写字楼，2008年经济危机后也告搁置。

彭特城市公寓，1975年建成的173米高54层圆筒形塔楼，是全城第二高楼和非洲最高的住宅楼，在世界上也是住宅楼中最高的之一，曾被视为建筑美学的杰作，号称“美丽的巴别塔”，作为选景多次出现在影视剧中。但早在种族隔离末期周边治安已恶化，犯罪率飙升，新南非建立时公寓已无人承租，成为流民帮派藏污纳垢之地，后来政府清出流民，曾几度企图利用，甚至有建议将其建成一个高层监狱，但都不了了之。再后来有公司试图改造装修，供2010年世界杯赛使用，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融资失败，这个计划也放弃了。

约翰内斯堡旧城区全景

40层楼的“托尔曼塔”是全城第四大厦，原归五星级“约堡太阳”酒店经营，混乱期间酒店迁往桑顿，经两次转手后变成“黄金城埃戈利酒店”，2001年开业后曾接待“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风采如昙花一现，但会后很快也无法经营，目前该建筑被“封存”。

IBM大厦，楼高25层，原是IBM公司的南非总部，混乱出现后IBM总部搬到桑顿，大厦只有一小部分用作商店，但也陆续关张，全楼于2005年完全废弃。

31层140米高的信托银行大厦，楼高为全城第五，曾属于南非最大的银行，混乱时期银行迁走，2003年大楼以64万美元贱卖。目前也空置。

123米高的凯恩中心大厦，原是写字楼并设有大型购物中心、电影院等，废弃后于2003年以91万美元贱卖。

希尔布罗夫塔与海森太克塔，分别是约翰内斯堡的电信—广播塔和电视塔，前者1971年建成，高269米；后者1962建成，高237米，时隔仅仅9年，便使南非两次刷新了整个非洲最高人造结构的纪录，而且一直保持至今，当时成为白人政权炫耀其“经济奇迹”的重要“形象工程”，现在也还是约翰内斯堡的两个城市地标。这两座高塔上原来都有旅游用的观景台，尤其前者更曾经是约堡旅游的第一景点。但由于“担心有人在上面向下开枪”，两塔从过渡时期就先后被关闭而停止使用了。

今日希尔布罗夫

从卡尔顿中心看约翰内斯堡CBD

卡尔顿中心

今日彭特城市公寓

托尔曼塔

约堡第五高楼信托银行大厦

……

新世纪初的约翰内斯堡原中央商务区确实有点像今天美国的底特律，“鬼楼”林立，一片萧条。而且与底特律一样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先是大量穷人进城，富人纷纷离开，离开后出现萧条，就业剧减，穷人谋生困难，最后也不得不离开，几乎成为空城”。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尽管这里的高档场所纷纷歇业，豪华大楼里尽是无房可住的“占领”者，但是穷人仍是熙熙攘攘，先前的豪华商圈，如今地摊密布，约翰内斯堡中央商务区成了“高楼林立的索韦托”，后来这里因没法就业，黑人重又纷纷离去，这里陷入彻底的萧条。

作为旁观者，我们国人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耐人寻味。据说我们有位官员曾前来旅游，看到这种情况连连叹息：“可惜了，可惜了。”如果他得知当年的白人种族隔离思想家早就提醒过，取消了种族隔离制度的“优越性”就会造成这种“美国病”，他会怎么想？

街头露宿的小贩

世纪之交约堡旧市中心市容

富人“郊区”的兴起：“约翰内斯堡变成了索韦托加桑顿”

当年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属于“极右派”，敌视苏联，镇压南非共产党，但是那时他们建设的“宏伟城市”却和一些共产党国家有非常类似的特征。而如今掌权的非国大，当年受苏联支持，今天也是左派，南非共仍是其中的重要成分，他们常常批评美国。但是今天正是他们推动了这种所谓“美国式的‘无序城市化’”，把约翰内斯堡中心城区从“南非的深圳”变成了“南非的底特律”。当初穷人的“占领”蔓延时，非国大内部也有制止的声音，但以非国大青年联盟和南非共为代表的非国大左翼是反对制止的，有的“占领”还就是他们所领导的，以至于前述开普敦那个占领者的“非正式”社区还以南非共总书记来命名为“乔·斯洛沃”。当然，左派并不赞成无政府状态，但当时不制止就意味着这种状态。作为政府住房部长的乔·斯洛沃也不是想任他们“私搭乱建”，而是想先给自由再给福利，在那里建立规范的公屋社区，也不能说这种想法不合理。因为从逻辑上讲，的确，如果居住本身就是“非法”的，还怎么谈得上要求住得更好？但是“先给自由再给福利”必然有时间差，这期间“贫民窟”的扩大和“穷人驱逐富人”效应至少暂时是难免的。

现在想来当时的确可以做的更好，以尽量避免这种“底特律病”，我们下面要讨论这个话题。但是首先我们要知道，尽管底特律的严重问题一直困扰美国人，但是美国不论左派还是右派，没有人会认为像南非当年那种种族隔离制度下“有序的城市化”是更好的选择。而南非人尽管也为今天约翰内斯堡的萧条而苦恼，但他们原来就不顾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告诫而坚持废除了种族隔离的“优越性”，现在也不会为这种废除带来的结果而后悔。事实上，无论美国人还是南非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认为以目前这种代价来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是值得的，尽管现在人们也应该研究如何减少这类代价。

为什么？除了重视人权这种价值观的考虑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尽管旧市区衰落了，但“郊区化”却被认为是正面的现象。富人在民主制度下对穷人“惹不起，躲得起”，但绝大多数富人并没有真正远离，而是移居郊区或卫星城，在那里形成了新的富人区和大公司基地，新的豪华场所和新的经济活动中心。美国历史上类似今天底特律的现象其实并不罕见（当然底特律的规模是最大的），但在一些城市变成被废弃的“鬼城”的同时总有更多新兴城市崛起，城市中旧市中心衰败的“鬼楼”和新兴郊区、卫星城的繁荣也往往并存，所以他们虽然苦恼，却并不认为这是要命的问题，更不会主张以降低人权标准、取消迁徙自由、禁止穷人迁入来避免这类问题。

正如底特律主城区衰败的同时，像迪尔本那样的新兴郊区和安娜堡那样的邻近城市却繁荣起来一样，在约翰内斯堡原中心区衰败的同时，约堡周边的一些郊区和卫星城却繁荣兴旺，成为主城区富人、大公司和高档场所的新聚集地。这样的“新城区”在大约翰内斯堡地区有不少，桑顿就是最著名的一个。

这个地方原是约翰内斯堡北郊的一片田野，由桑当和布莱恩斯顿两个村镇合名“桑顿”，民主化以前这里只有一些小农场和个别富人的田园别墅。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不再能驱逐黑人的富裕白人“惹不起躲得起”，纷纷北迁此地，大量的“新钱”投入桑顿，使这里迅速热闹起来。在2001年这里已经有人口12.6万人，人不算多但聚集了惊人的财富，据说这里按单位面积计是非洲富豪最密集的地方，号称“非洲首富的平方英里”。富人的豪宅、别墅、高档写字楼、豪华酒店、会展中心等纷纷出现。交易市值占非洲首位、全球第15位的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和南非四大银行之一的莱利银行都从旧中央商务区迁到这里，其他三大银行虽然在城里保留象征性的总部，实际业务也大都移到了桑顿，南非著名的国有运输大鳄Tsansnet公司、石化大鳄萨索公司、最大超市集团Massmart、电影公司STER-Kinekor，以及IBM、惠普等一大批跨国公司也都搬到这里。桑顿已经完全取代旧CBD，成为最大的商务中心和新的金融区。而南非最大的桑顿会议中心刚落成就举办了著名的2002年“里约＋10”世界首脑会议，后来非国大2004年赢得大选的盛大庆典、2008年世界小姐决赛也在这座豪华会议中心举行。

桑顿金融区

号称“郊区”的桑顿地域广达133.84平方公里，形成对比的是相距不远的著名贫民区亚历山大镇（就是2008年“排外骚乱”发生地）人口与之相仿，地域却仅8平方公里。桑顿全域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940人，比我国的不少县域还低，因此绿地广阔，曲水流觞，环境优雅，是名符其实的富人“郊区”，很多国内外名人，如阿尔巴尼亚旧王朝王储雷卡、最近爆出杀妻案的“刀锋战士”皮斯托瑞斯等都在此置业定居。但是桑顿的金融区却已经高楼林立，寸土寸金，米开朗基罗塔、达芬奇大厦、商业宫一号等大楼预示了“非洲曼哈顿”的再造，大约堡地区A级办公空间已经高度集中在桑顿，最近又在兴建一座60层的新写字楼兼豪华酒店，这座高楼将超过已经“沦陷”于贫民的卡尔顿中心，成为新的非洲最高建筑。业主公司的CEO塞缪尔·奥格布放言：“非洲人不是碌碌庸人，我们有雄心，要在桑顿看到自己的华尔街。”于是桑顿又有了“南非的华尔街”之号。

类似桑顿这样“郊区化”的富人新城在大约翰内斯堡以北已经有好几个，如霍顿、耶奥维尔、米德兰等。这些富人区的特点一是向东北发展，与穷人的“西南城”索韦托方向相反，二是种族构成以白为主，如桑顿的黑人只有32.6％，白人却达60.6％。而如前所述，索韦托今天依然是黑人聚居。

于是，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近20年后我们看到了这样讽刺的图景：穷人“占领”约堡主城区的结果是把富人赶得更远，而相当部分的穷人在主城区衰败后也回迁了。结果形成的是南边黑人的索韦托和北边白人的桑顿，中间隔着个“鬼城”般的旧市区，不仅黑白似乎仍旧分明，而且空间上隔得更远了。无怪乎有理想主义者概叹：“约翰内斯堡变成了索韦托加桑顿”，种族界限依然分明，令人怀疑“新型种族隔离城市正在形成”，[74]这黑人解放不是白搞了吗？

城市治理的反思与改进

当然不是白搞。过去白人或富豪强制驱逐黑人或贫民，今天黑人穷人昂然进入，而白人富豪“惹不起躲得起”，这能是一样的“隔离”吗？就如中世纪贵族富而农奴穷，后来的近代自由社会老板和工人同样有贫富之别，但我们能说中世纪与近代是一样的吗？应该承认，今天“白人的桑顿”与“黑人的索韦托”尽管空间距离更远，但基本公民权利的鸿沟已经消除，两者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年“白人约翰内斯堡”与“黑人索韦托”的关系。过去黑人“无证进入”约堡是要被“强制收容”的，而现在妨碍黑人移居桑顿的因素仅仅是钱，富黑人在桑顿并不罕见，甚至黑人国父曼德拉，也在附近同属“北郊富人区”的霍顿购置了新居并移住这个白人居多的新城——他在索韦托的旧居已经捐出做了博物馆。桑顿本城虽然无缘迎来这位伟人住户，其中心广场也得名“纳尔逊·曼德拉广场”并竖着这位黑人领袖的铜像，而且欢迎非国大在这里的会议中心举行活动。尽管绝大多数贫困黑人对这样的礼遇只能望洋兴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不认为曼德拉从索韦托移居霍顿就是“背叛黑人而亲近白人”，相反，他们为“我们的曼德拉”能够让白人众星捧月般尊敬而自豪，就像美国绝大多数黑人虽然自己无缘做总统，但仍为他们的奥巴马总统能够赢得多数白人的选票而深感自豪一样。

桑顿曼德拉广场

笔者过去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制度性的排斥、歧视与单纯观念上的偏见不能混为一谈。尽管制度性歧视会强化观念上的偏见，但是人们能够完全纠正的只能是制度性的歧视，对于纯粹观念上的偏见人们其实只能改变不公正制度对其的强化，以及通过舆论来促使其弱化，却很难完全消除这类偏见。甚至如果不对他人构成侵权，个人保有某种“偏见”（比如信此教还是信彼教，以黑为美还是以白为美）还是多元社会中一种正常权利。例如：如果一个白人姑娘不愿选择黑人小伙，即便就是出于偏见，你也很难指责她。但是如果她愿意而制度不允许，或者她愿意却受到他人干涉，而制度促成或至少不能阻止这种干涉，那就是严重的问题，应该而且能够纠正的了。

因此即便制度性歧视彻底废除，观念上的偏见也还会存在。看看美国的例子就会知道，贫富、黑白之间完全交融是不容易的。而且由于前已述及的原因，基于感性的黑白比基于经济的贫富更难完全交融。“美国式城市病”之所以与欧洲有很大不同，除了历史上美国没有欧洲那种富豪驱逐穷人的奥斯曼式传统，迁徙自由更为发达外，也与美国的城市问题有更多的“黑白”色彩有关，穷人“驱逐”富人，在美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黑人“驱逐”白人。而南非同样有黑白问题（应该说比美国更突出），又经过黑人解放运动的胜利，彻底铲除了白人驱逐黑人的奥斯曼式铁腕，保障了黑人的自由民主权利。于是，尽管非国大（更不用说南非共）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上并不“亲美”，但是他们执政下却合乎逻辑地出现了“美国式城市化”，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对于这样的现象，如果我们只看“鬼城”是不可能有全面的认识的。但是今天到南非的不少中国人，不仅旅游者，甚至一些旅居南非多年的同胞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过去从未去过索韦托，今天也极少去桑顿。但如果不看索韦托的改善，也不看桑顿的繁华，只看沦为“鬼城”的约翰内斯堡旧商业—金融区的破败，怎么能真正认识新南非呢？

尽管如此，这种旧城的破败与商业—金融中心的大搬家的成本仍然是巨大的。不仅白人、富人付出了代价，黑人穷人也损失了就业机会。事实上由于最先撤离到桑顿去的白人富人后来在桑顿崛起时房地产价格的急升中还发了财，黑人穷人就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损失未必更小。因此在肯定黑人解放成就的同时，如何避免与减少这种代价是值得人们研究的课题。

新南非时期约翰内斯堡的经济复兴成就比开普敦逊色，上述城市治理危机是个重要原因。开普敦在南非新旧交替时期也曾面临城市治理问题，但并没有经历约翰内斯堡那样严重的旧城衰败，这是为什么？

首先，当然是因为开普敦过去就没有“约翰内斯堡与索韦托”那么紧张而鲜明的对立。开普敦在旧南非也实行种族隔离，也出现过“开普敦第六区事件”那样摧毁黑人贫民窟的野蛮事件。但与约翰内斯堡相比，开普敦的白人中比较开明的英语白人较多而阿非利卡白人较少，由于旧南非时期开普敦的经济没有约翰内斯堡那么“奇迹”般地繁荣，“流动劳工”也没有那么多，非白人中有色人较多而黑人相对较少，他们的定居点分布较多，条件也没有索韦托那么恶劣。因此在民主化过程中虽然也有“占领”现象，但没有出现“索韦托人占领约翰内斯堡旧城”那样严重的冲击。

远眺桑顿（2001年）

换言之，旧南非对黑人越坏的地区，后来遭到的冲击越大；不那么坏的地区受冲击就相对小。所以第一个应该记取的教训是旧体制下的统治者开明些是有好处的，顽固者则会受到报应。

其次，开普敦地区在新南非也是自由主义影响较大、民粹思潮影响较小的地方。旧南非时期的反对党民主党和新南非的反对党民主联盟在这里都更有基础，而马勒马那样的“煽动者”则很少在这里活动，因此民主化在这里也就更为温和、有序。如前所述，开普敦的这些特点使其在进入新南非后更能吸引资本，留住人才，经济更有竞争力，就业问题也相对缓和，这又反过来安定了人心，进一步消除了民粹浪潮的发生土壤。这是个良性的因果循环，它不仅对南非其他地区，对我们也是有启示的。

连接桑顿与旧城区的Gautrain捷运系统

最后也应该指出：种族隔离堤防的崩溃实际上在这一制度的末期已经开始，约堡旧城区一些地方由“白”变“灰”、秩序发生混乱、甚至如希尔布罗夫塔的关闭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发生，[75]那时曼德拉还在罗本岛狱中未获自由，过渡时期都未开始，更不用说新南非的建立了。所以，那种认为民主化“过快”导致了无序、毁掉了城市的说法是不对的。事实上，正是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可持续导致旧秩序的危机，而秩序失控又迫使白人统治者不得不寻求出路，与曼德拉合作启动民主变革。而不是民主“太快”造成了无序。当然，民主变革后建立的新南非未能很快恢复秩序是应当反思的，这与民粹浪潮确实有关。但未能恢复秩序并不等于破坏秩序，这就是曼德拉的新南非与穆加贝的津巴布韦的根本区别。

事实上，非国大政权也在约翰内斯堡新旧交替时期的治理危机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不断调整政策，力图在顺应桑顿等新兴地区发展势头的同时摆脱旧城区的治理困局，实现旧城区的复兴。

在治安方面，2007年约翰内斯堡可谓陷于谷底，这年全市谋杀案达到1697起的骇人高峰，平均每2326名居民就有一起。[76]而旧城区尤其严重。2008年后，非国大政府下决心解决旧城区的治安问题，强化警力，到处安装摄像头，从各处“鬼楼”中清出非法进入者，依法打击犯罪活动。2008年底据警方称，约堡市中心每个街角都已安装“电子眼”，警察对暴力案件的反应时间缩短到60秒。犯罪率“显著下降”。

在财政方面，约翰内斯堡于1999年实行美国式的“城市经理”制，重组濒临破产的城市财政，通过出售政府的“非核心资产”，筹集资金用于市政建设，到2002年实现1.53亿兰特的小额盈余。通过两次重划市辖区，把11区合并为7个区，尽量使财政盈余的富裕市镇和财政困难的穷市镇并在一区（如桑顿与亚历山大镇便被同划入E区）[77]以调剂余缺，使市政得以展开运作。

在社会方面，早期的“占领”风潮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为建立秩序，政府在新居民中促进了社区建设，近年来还实行了政府、企业、社区和NGO签订公约方式，共同维持公共规则。

在经济方面，把旧中央商务区的“鬼楼”清出流民后确定业主，原业主愿意恢复经营的予以支持，无心经营的安排拍卖，另寻经营者。力图盘活地产，尽快使这片昔日的繁华之地重现生机。过去的“白人城市”居民富裕，交通主要靠私家汽车，面积广大的约翰内斯堡市区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公共交通却不发达。如今旧城区很大程度上已变成贫民区，没有公交，城区不可能起死回生。为更新和改善基础设施，政府以财政参股并吸引投资方式建设非洲最大的公私合营项目Gautrain都市捷运系统，把旧中央商务区与新富人区桑顿、与南非最大的奥利弗·坦博国际机场及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都用80公里高速铁路联系起来，2012年全线运营。它将有效推动旧城区的复兴。

通过种种努力，目前旧城区已经出现复兴趋势，一些出走的居民与公司开始返回。但是全面的复兴恐怕还要假以时日。

新南非在城市治理方面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对于旧体制下受歧视的弱势民众，在变革时期既要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实现他们的合理诉求，又要防止民粹浪潮。“民主”与“民粹”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反映平民诉求，而在于是否遵守“群己权界”。以“人民”的名义赶走一个无害于人的小贩，和以“人民”的名义占据一座守法富人的豪宅，同样都是民粹，而不是民主。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迁徙自由与产权和公共秩序维护的关系。种族隔离时期把黑人禁锢在索韦托那样的地方是不合理的，城市中确有“空地”（其实现代城市一般都不可能有真正无主的“空地”，所谓空地实际上就是公共储备土地）也应该考虑他们的居住需求，如果租房，他们的租户权也应该得到保护。但是即便在美国那种被南非前白人当局讥称的“无序城市化”中，也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私搭乱建”的。迁徙自由肯定有法律限制，私有民房民地不能随意“占领”，维持公共秩序公共利益所需的禁入区域也必须设定，但在设定时应该有新移民的代表参与听证和决策，关于“违章建筑”、“违章摆摊”的禁令只有在穷人有可能不“违章”地在城里生存时才是合理的。当然，即使在像美国那样尊重产权的情况下，穷人合法进入多了，富人也会有搬走的趋势。因这种所谓的穷人“驱逐”富人造成一些城区衰落、另一些新兴城区出现，也是正常现象，而且未必不是经济发展的机会。但是民粹浪潮侵犯产权造成恐慌就是另一回事，民主化无论快些慢些，都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在这方面，开普敦有正面的经验，而约翰内斯堡有负面的教训，它们都值得我们记取。

“彩虹”的启示：新南非十九年评述

七、“民主社会主义”的南非共产党

非国大与南非共：南非版的“国共合作”

南非除了多党制以外，在非国大内部还有个独特的“多派制”，正式的说法叫“非国大—南非共—南非工会大会（简称工大会）三方联盟”，也可以叫做“大党中的多党制”。多党中主要的就是南非共产党。三方联盟其实是个议会民主政治中的执政联盟。作为执政联盟中重要成分的南非共，我们国内一些报道称之为“参政党”，其实南非共当然不是我国口径中那种“民主党派”式的“参政党”，她其实是联合执政的南非执政党之一。而且需要强调的是，三方联盟的这种联合执政也与议会民主体制下由于一党在选举后优势不足、只能与其他党联合组阁的情况完全不同——那种联合组阁的各党在竞选时是各自独立的，政见可以差异很大甚至是对手，联合只是为避免相持不下而达成的妥协。三方联盟则完全不同，它是在政治上立场相近、历史上合作密切的情况下，竞选时就以一个党的形式出场，只是在内部存在着“三方”，从这点上看它又有点像一党内的不同派系。南非共作为这样的“执政党之一”与现代史上其他国家出现过的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还是很不一样的。

“三方联盟”：非国大、南非共、工大会的党徽、会徽

在世界历史上，由于当年共产国际信奉暴力革命，排斥议会民主，绝大多数共产党政权是通过革命夺权或外来“解放”建立的。除了只有两万多人口的“袖珍国家”圣马力诺、从前苏联独立出来的摩尔多瓦以及尚在暴力革命与议会民主之间徘徊的尼泊尔三个小国在比较特殊的条件下有过宪政民主制下的共产党政府外，坚持“共产国际话语”的政党在多党制下通过民主选举完全执政的情况还没有过。最接近于此的，是宪政民主体制下共产党部分执政，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南非共就是这方面的两大典型。其中印共（马）有在国内三个省（邦）长期执政的经历，而南非共则在全国成为联合执政者之一。

与中共同龄的南非共成立于1921年，最初是白人南非工党中的激进左派接受共产国际指导改组而来，当时主要靠白种工人支持，曾在“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为白色南非而战”的口号下发动过1922年“兰德暴动”。这次武装起义因脱离黑人多数群众而失败。此后共产国际指导南非共又转向“黑人统治”，在1924年党代表大会上提出建立“土著共和国”的主张，强调南非应该是个属于土著，亦即黑人的国家，并为此对党自身实行“非洲化”改造，到1928年，1750名党员中已有1600人是黑人。但是共产国际后来再次改变主张。1929年，南非共提出新的“战略路线”，要求“通过争取多数人统治的群众斗争走上通往社会主义的捷径”。所谓“多数人统治”被区别于多数种族的统治，而明确定义为民主制，即不分种族的劳动者多数统治。

南非共创始人威廉·安德鲁斯（1921-1925年任总书记）

上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搞大清洗，南非共也跟着搞党内整肃，开展打击所谓“本廷主义”（S．本廷为当时的政治局常委）等几次运动，弄得元气大伤，党员一度只剩不到百人，有几年连党的领导人是谁都成了谜。1939年后，摩西·科塔尼任总书记，党的情况开始稳定。科塔尼领导南非共直到1978年，期间南非共一度获得合法地位，并于1948年正式声明放弃“土著共和国”目标，从而导致与泛非大式的黑人民族主义者的决裂，但与非国大为代表的“非种族主义”的黑人解放运动的联盟却巩固下来。

1950年白人当局取缔南非共，党一度被迫解散，1953年恢复地下党，并且帮助非国大中曼德拉等激进派从苏联取得支持，于1961年12月16日（“丁干日”）成立“民族之矛”，开始武装斗争。经过几十年奋斗，凭借该党为黑人解放运动做出的贡献，以及和族际主义的黑人领袖在非国大中的亲密合作，南非共不仅崛起为非洲最强大的共产党，而且作为非国大的一部分实际上也是南非的执政党之一。在1994、1999、2004年三次大选中，南非共产党分别获得议席50多、80和70个，三届政府各有5名、7名和12名党员担任正、副部长。[78]2002年非国大“五十一大”上当选的全国执委会中，南非共成员约占三分之一。[79]南非共提出的旧南非属“特殊殖民地”，当前任务是“民族民主革命”等说法都成为非国大的官方理论。新南非还出现了不少以南非共历任领导人命名的设施和地名，如“克里斯·哈尼医院”、“乔·斯洛沃公园”、“摩西·马布海达体育馆”等，其影响可见一斑。

民族之矛参谋长、南非共总书记（1991—1993年）克里斯·哈尼

不过，尽管南非共事实上是南非政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但她并不单独参加竞选，而是加入非国大，把非国大作为一个竞选联盟（用共产党的语言说就是“统一战线”——只是这个统一战线是用于选举，而非用于武装夺权的）来参加宪政民主博弈。这样的合作方式令人想起我国当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那也是采取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党内有党”方式。区别在于：今天的南非共是合法注册的左派政党，她的51，874名党员（2007年数字）身份完全公开，并不是“地下党”，其中加入非国大的党员都履行过非国大的手续，要遵守非国大的章程，在非国大代表大会中有公开的南非共党团，如同非国大中的其他派别——非国大本身就是承认“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

同时南非共也没有自己的“党卫军”。当年非国大搞武装斗争时，相信暴力革命的南非共党员曾积极参与组建非国大武装“民族之矛”。由于非国大本是卢图利时代的温和、非暴力组织，尽管被白人当局逼上梁山，到曼德拉一代走上了武装斗争之路，但温和的传统并未消失；而南非共却一开始就是激进派，当年为“白种工人解放”就搞过武装起义，30年代不少党员参加过西班牙战争，转为黑人解放后也是驾轻就熟，加上当时“民族之矛”的军事政治培训又主要靠苏联、古巴等共产党国家，所以南非共在“民族之矛”中的影响比在整个非国大中更突出。党的主要领导人多担任过民族之矛的高级指挥员（如民主化前两任南非共总书记斯洛沃与哈尼，都先后担任民族之矛的参谋长），民族之矛的高层也多是南非共党员。但南非共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工人和劳动者”的支持，而不是枪杆子的支持，也没有把民族之矛当成“党军”，她始终是非国大的武装，而不是南非共的武装。

南非共产党与军队国家化

南非民主化后，参加民主进程的各方都接受军队国家化原则。南非境内原有的各支武装，包括泛非大的“阿扎尼亚解放军”、各黑人家园军队及因卡塔自由党等组织的民兵，当然主要还是非国大的民族之矛和前白人政权的国防军（SADF），也合编为新南非的国家军队——新国防军（SANDF，直译为“南非国民防卫力量”）。它完全按宪政民主国家的方式建军。不专属于某个党派的民选总统是宪法规定的军队统帅，文职国防部长与政党内阁共进退，而现役将领都是无党派职业军人，军中不能有党派活动。军人不干政，军队服从政府，而政府无论总统制下对民选总统负责，还是议会制下对民选议会负责，实质都是服从选民多数。根据这些原则，原民族之矛中的南非共成员都退出了军界，除了南非共总书记查尔斯·恩卡库拉在姆贝基与祖马之间的莫特兰蒂看守政府（2008—2009年）中当过不到一年的国防部长（也是以非国大而不是南非共的名义）外，南非共与军队已无职务联系。

南非共总书记恩卡库拉（1993—1998年）

新南非海军司令穆迪姆将军

而新国防军的军职是稳定的。除文职国防部长因为与内阁共进退而在新旧南非交替时同步更换外，军中四大要职：全军总参谋长和陆、海、空三军司令当时都仍由来自旧国防军的白人将领留任，来自民族之矛的黑人军官被任命为副手，昔日不共戴天的仇敌如今共同效力于民主国家，在新军队中的合作基本顺利。1998年总参谋长由黑人将军尼安达接任，陆军司令由拉玛诺将军接任；2005年海军司令由来自民族之矛的穆迪姆接任，而技术最复杂的空军，不仅新旧交替时原司令里克尔留任了，而且新南非的前四任空帅都是出身旧国防军的白人，直到2012年10月，曾在苏联伏龙芝军校学飞行的前民族之矛军官费边·姆西曼中将接任空军司令，四大军职才终于完成了从来自旧国防军的白人将领向来自民族之矛的黑人将领交棒的过程，这已经是新南非建立18年后了。

但是不管军官的出身如何，高度职业化、国家化的新南非军队始终听命于民选政府，近20年来南非政局时有变化，但军队从不干政。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转型都因军事政变、军阀混战、军人干政、武将专权而夭折，南非得以幸免于此祸，这在南非这么一个矛盾重重、传统上社会一直有暴戾之气的国度是十分可贵的。都说南非治安不好，但是相比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政变频繁、内战绵延，南非算是幸运的，流血也算很少的了。之所以能够如此，其一是由于过去南非白人内部的民主法治比较完善，白人军队虽然有镇压黑人、维护种族隔离之罪，但对白人国家而言还是有遵守宪政的传统，新南非把民主扩大到不分种族的全体国民，那种传统在全民宪政中也就延续下来。但更重要的还是其二，也是由于包括南非共在内的新南非各党派严守军队国家化的规则。党派通过竞选全力谋政，但不通过渗透谋军。尤其是南非共，民族之矛这支原来虽非共产党的军队，但很大程度上确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军队能够顺利融入新国防军，转型为宪政民主制度下的国家军队，南非共毅然退出军队确实是个很重要的条件。

也正是由于政党公开化、军队国家化，南非版的“国共合作”——非国大—南非共—工大会“三方联盟”拥有很强的生命力。他们既不担心秘密渗透的问题，也没有争夺枪杆子领导权的问题。而且非国大与南非共都从这种合作中受益匪浅。南非共虽然退出了军队，但对非国大、并且通过非国大对包括军队在内的全国仍然有很大影响。南非共的意志对非国大的内部斗争（如2007年姆贝基与祖马在波罗克瓦尼代表大会上的较量）往往很起作用。南非共虽然并不直接参加竞选，但作为胜选的执政党非国大的一部分，她在新南非五届政府中都有多位部长。正如曼德拉对指责联盟政策的人回答的：“不断有人说共产党在利用我们，当然是的。但他们怎么就不问，我们没利用共产党吗？”当然联盟内的斗争也很公开而且坦率。南非共并不讳言自己参与执政的这个国家属于“资产阶级国家”，而三方联盟内的斗争既是“兄弟般的互相影响与被影响”，也属于“阶级斗争”。[80]既然非国大内姆贝基与祖马都分裂了，非国大与南非共未来能否维持联盟谁也不敢说，不过可以断言，只要是在宪政民主体制下，即便决裂也不会以“四一二”的方式闹得“你死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