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前路迢迢.15

南非工人阶级与贫苦民众的“代议士”

虽然不赞成“阶级专政”而且主张多党制民主，但这并不影响南非共“代表工人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甚至不影响这一“代表”相当激进。这并不是南非共自称，而是南非穷人和劳工阶层用选票体现的事实。南非共虽然并不直接竞选，但南非国会和地方议会中共产党议员并不少。尽管他们是以非国大候选人而非南非共候选人名义参选，但议会政治中每个议员都有“竞选个性”，不是光念官方文件就能赢得选民的。而南非共议员的个性就是特别注意争取工人和穷人的选票，他们也以此取得了“阶级”的授权，并且要取信于这些“阶级”选民。

尽人皆知，在南非执政的“三方联盟”中，南非共与南非工会大会又是个更为紧密的两方联盟。双方常常协调一致，对非国大中的“自由主义”开展斗争。只有数万党员的南非共与会员多达近200万的工大会互为表里，赢得众多支持。推出“蜜蜂法”、把黑人中的贫富差距拉得如此之大的非国大还能一直赢得多数选票，与这两方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当然受了委托，就要代理人家的利益，为了对劳工选民负责，南非共与工会也常常为劳资矛盾与非国大及政府相左。特别是在2012年马里卡纳矿山惨案后，当时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祖马政府都指责罢工矿工“暴徒”首先袭警开衅，就连身为矿工工会和工大会前领袖的非国大大佬拉马弗萨，在已经变身为大亨后也指责罢工“暴徒”要为事件负责，致使工大会的态度也暧昧起来。这时只有南非共明确支持罢工者，要求追究开枪警方的责任。

但也正因为这“工人阶级的代表”首先是基于代议制下的“阶级”委托，而非基于宣称的意识形态，南非共有时捍卫的工人诉求并不一定吻合于她的理论体系。祖马政府时期，“激进”的非国大青年联盟一度很活跃，大肆鼓吹津巴布韦式的“国有化”。然而南非穷人，尤其是黑人穷人从“种族社会主义”的白人政府时期就对“国有制”并不喜欢，他们对“蜜蜂法”的意见在于要求把“黑人经济赋权”推广到包括个体户在内的下层，而不是只施惠于一些黑人寡头，但他们并不赞成津巴布韦式的“社会主义”。因此南非共也坚决反对马勒马等人的“国有化”主张，在这一点上，南非共倒是与姆贝基乃至民主联盟等自由主义党派一致的。

南非共现任总书记恩金曼德（1998—　）谴责马里卡纳屠杀

南非共纲领中最有“非洲特色”的部分，是宣布要与“种族主义，部族主义，性别歧视，地区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仇外心理和所有形式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进行坚决斗争——而在“白人统治”结束后，上述“主义”主要指“黑人统治”中的狭隘民族主义问题。这的确是不少非洲国家面临的现实。正是基于这一点，同样声称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津巴布韦穆加贝政府，一直受到南非共的强烈批评，在这方面他们甚至比非国大还直率得多。这种批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南非共“不分种族的劳动者团结”立场抨击穆加贝政府排斥白人的“黑人统治”主张，二是从南非共的“民主社会主义”立场抨击穆加贝的反民主和独裁。2005年津巴布韦选举前，南非共支持南非工大会派团调查津巴布韦镇压工会、侵犯人权的情况，结果遭到津巴布韦穆加贝政府的驱逐。倾向于对津巴布韦搞“悄悄外交”的非国大及姆贝基政府对工大会此举很不高兴，指责调查团没有通过三方联盟批准，而工大会坚称自己作为独立工会有权声援津巴布韦工人和民主运动，无需政府和三方联盟批准。南非共赞成工大会的立场，高调谴责津巴布韦当局践踏人权。[81]穆加贝把所有反对他的人都说成是“西方的帮凶”，把许多他认为碍手碍脚的非政府组织都骂为“帝国主义走狗”而予以取缔，甚至攻击南非工大会派去调查津巴布韦民主化问题的代表团是“美国中情局的特务”。对这些论调南非共都一一加以驳斥。南非共尤其强调非政府组织（NGO）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对穆加贝敌视NGO表示不满。

2008年，南非共副总书记、党的主要理论家杰里米·克罗宁发表《为什么南非永远不会像津巴布韦》的著名演讲，[82]认为非国大与津民盟“作为解放运动和作为执政党”都有很大不同，作为南非共的盟友，非国大会以津民盟为戒，“永远不会”走穆加贝之路。不过，南非共的津巴布韦政策也有一个短板，那就是他们属意的津巴布韦盟友是该国老资格的左派：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津人盟），该党在抵抗运动时期与南非共同受苏联支持，意识形态相近。“黑人统治”后一度与穆加贝的津民盟竞争，后来被穆加贝吞并。穆加贝统治出现危机后，津人盟又重新拉出队伍。但是现在该党影响不大，不可能取代穆加贝。而目前津巴布韦最有人气、也最可能取代穆加贝的主要反对派茨万吉拉伊等人，南非共也不喜欢，认为他们自由主义，亲西方。但南非共表示如果公正的选举选出的是他们，那也应当接受。

真正的自信：南非共产党如何总结“苏东剧变”

从某种意义上讲，南非共是个非常传统的共产党，在2012年7月“十三大”上通过的最新一版党纲中仍然充满了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代表“工人阶级”，争取“结束资本主义”和“人剥削人”，建设“社会主义”并进而走向“共产主义”，从“按劳分配”走向“按需分配”，乃至“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等等共产国际时代的传统词汇，而没有一句关于“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说法。就连今天的俄罗斯共产党也没有传统到这个份上（今天的俄共是很突出民族主义的）。

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讲，南非共又非常“自由化”，就在这个党纲的核心“目标”一章中，与“工人阶级利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列的居然还有“多党制”和“个人权利”：南非共声明，民主不是手段而是“目标”，不仅在当前这个历史阶段，而且“在所有阶段，南非共产党都致力于一种社会秩序，它将完全尊重我们社会的所有部分的文化、语言和宗教的权利，以及个人的民主权利。南非共产党将承认所有社会组织和政党的独立性，承认它们在南非宪法范围内的功能和权利。这意味着多党制的政治框架，在其中会有定期的、开放的和自由的选举。在这样一个框架中，南非共产党将主要致力于推进工人阶级及其盟友的利益，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与其他政治力量进行民主的竞争。”“南非共产党应在与其他政党的意识形态竞争中作为民主的先锋而赢得承认。”[83]

除了党纲关于“目标”的上述宣示，南非共还在其他场合反复表示：“那些往往被误认为是‘资产阶级政治民主’的一人一票制、定期多党竞选制度、公民基本权利法案、司法独立等成果不是资产阶级赐予的，而是南非人民通过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得到的，社会主义必须捍卫，不能以追求更高的社会主义民主‘模式’为名而将其抛弃。”[84]2007年，南非共副总书记克罗宁发表《民主与社会主义》一文，指出“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并不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而是工人阶级的胜利”。“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由民主人权’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力量不断推进的成就”，由于劳动者的奋斗，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局部地、不均匀地得到实现”，但实际上“这一系列价值观和制度安排——包括一以贯之地和原则性地尊重人权、三权分立、多党选举”对社会主义有着更大的重要性。而在前苏联，“所有这些原则被侵蚀的结果就是集中导致了‘社会主义’的停滞和崩溃。”

在“苏东剧变”的1990年，南非共以总书记乔·斯洛沃的名义发表了《社会主义失败了吗？》的长篇声明，我国曾经介绍过这个声明，说它指出苏联模式的失败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失败，表达了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的确，这篇声明是有这些内容。可是我国官方媒体没有提到，该文的主要篇幅是批判“斯大林主义和毛式马克思主义”，并肯定“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勇气”。该文尖锐地提出：面对现实社会主义的危机，“我们要警惕的是：A．为斯大林主义寻找借口。B．把危机归咎于改革的步伐。C．如果我们宣布暂停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作社会主义的批判，那么最糟糕的替代是：D．得出结论认为，社会主义理论的扭曲不可避免。”

乔·斯洛沃（1984—1991年任南非共总书记）

斯洛沃说：有人指责戈尔巴乔夫改革“在诸如波兰、匈牙利、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共产主义政治霸权的‘崩溃’”，但是，“在上述国家，尽管有超过40年的教育，媒体等各方面垄断的优势，执政党却找不到他们声称代表的阶级的一个有意义的部分的支持——实际上甚至找不到自己大部分党员的支持，以捍卫他们或他们的社会主义版本。指责为克服社会主义弊病进行的改革和公开性，就像是指责为疾病而进行的诊断和处方。事实上，挽救社会主义前途的唯一办法，就是以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勇气来当机立断。”对于那种惋惜上述国家脱离社会主义的言论，斯洛沃尖锐地反问：“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式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教条，给了共产党或任何别的党以道德权利或政治权利来强加其霸权，或者面对大众的拒绝时还要维护它？”[85]

南非共的这篇声明指出：斯大林主义的最大弊病，就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搞“官僚独裁”。这种“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为此斯洛沃不仅批判了斯大林，还对列宁的“专政”之说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在马克思那里作为一种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是偶尔提到的，马克思“没有给出更多的定义”。恩格斯提到巴黎公社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在斯洛沃看来，巴黎公社只是个“例外的社会经验，它导致一个短暂的工人城邦，而这个城邦也并非是社会主义导向的。”后来列宁强调了这一概念并用以解释当时俄国极端状态下的革命暴力，虽然有其情势原因，但也导致了不良的影响。斯洛沃为此引述当年卢森堡批评列宁的话：“只给政府的支持者和一党的成员（无论他们如何人多势众）以自由，那根本就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完全是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当‘自由’成为一种专享的特权时，这个词的意义就消失了。”斯洛沃就此评论道：“卢森堡的自由概念肯定是不容置疑的。”斯洛沃认为，真正的民主有赖于反对党的存在，“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讲，我们忘记了，一党国家的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里是无处可寻的。世界各地的各种一党统治有足够的经验表明，一党制下推动真正的民主不仅是困难的，长远来看甚至是不可能的。”“在任何情况下，实行一党制并且甚至没有党内民主和问责制，就直接变成了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政治暴政——这就是不同时期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

在南非共的官方网站中，1990年的这篇文献至今被置于重要位置。当然，其中有的话他们后来不再讲了，如苏联解体后，他们已不再称赞“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勇气”。但是批判一党制、肯定多党制、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斯大林或穆加贝式的“社会主义”等基本观点，直到最近这份党纲中还是一以贯之的。2013年1月6日，南非共在纪念斯洛沃逝世18周年的文章中仍然高度评价了这篇文献，并严厉批评了“国际上那些继续相信苏联（的体制）没有什么严重错误的‘不承认主义’者”，指出他们把苏联解体等等“这一切都只归咎于一个人——戈尔巴乔夫的背叛”是多么荒谬。[86]

的确，“苏东剧变”后，南非共是世界各国共产党中极少的几个坚持不改旗易帜、而且力量还明显增长的佼佼者。南非共大概可以说是当代世界最“自信”的共产党之一——她的自信就表现在不害怕在民主政治舞台上与别人公平竞争，自信可以靠讲理、靠做事，而不是靠“专政”，靠强权封别人的嘴来取胜。南非共从来不是“甘地主义”者，在别人武力镇压她时她会武力抗争，不会任人宰割束手待毙。但她也不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早在武装斗争时期她就已经在自己的纲领中放弃了“专政”的说法，更不会用武力去摧毁宪政民主。

“民主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

南非社会现在仍然处于变革之中，南非共在这一过程中也会“与时俱进”，我们当然无法预测她会“进”向何方。不过从逻辑上讲，当打着普世理想旗号实行专制的苏联模式破产后，原共产国际衍生下来的政治力量，包括俄国人在内，其实面临的主要就是两种选择：或者为维护专制而放弃普世理想，或者为坚持普世理想而放弃专制、接受民主。前一选择即从“为理想而专政”变为“为既得利益而专制”，乃至走向“家天下”，同时转而从“民族传统”而不是从“英特耐雄纳尔”中寻找专制资源，把伊凡雷帝、秦始皇而不是马克思作为自己的鼻祖，从而演变为“本民族至上”的、甚至种族主义性质的专制者。而后一选择则要求坚持19世纪欧洲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传统和普世平等理想，但改变19世纪欧洲专制制度和“有财产资格的民主”制度下激进左派形成的暴力革命与“专政”主张，在普选制民主条件下通过代议制真正取得自己声称代表的劳动者阶级的授权，通过宪政民主推进普世平等，从而演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者。

南非共迄今的公开宣示都符合第二种选择，但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宣示。在南非的条件下，南非共要演变成穆加贝、马勒马式的“黑人至上专制主义”事实上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作为一个历史上由白人理想主义者创建的党，南非共在那些极端的“黑人统治”论者眼里永远是有“原罪”的。虽然她后来融入了黑人解放运动并且成为这一运动的功臣，但是在这一运动中她始终与过去的泛非大、现在的穆加贝、马勒马这类“黑人统治”派格格不入并且一直突显自己的族际主义立场，直到如今南非共在“党庆”纪念活动中还会挂出创党领袖安德鲁斯、带领党创建新南非的前总书记、主席斯洛沃这些白人先贤的大照片，并在最近的党纲中高调重申反对“部族主义，仇外心理，狭隘民族主义”。可以说，在抵制南非“津巴布韦化”的问题上，南非共与马勒马这类“极左派”的距离，甚至与非国大主流派的距离都比与民主联盟这类自由主义者的距离还大，以至于在马勒马倡导“国有化”的情况下，传统上被认为喜欢“国有”的南非共却明确抵制这种主张。当然，未来不排除南非共中会有一些黑人成员希望“与时俱进”地迎合“黑人统治”潮流，但是这一潮流的潮头早就有别人占据，南非共如果不想泯灭自己的特性，变成别人的尾巴，是不可能走这条自我消亡之路的。

南非共建党周年纪念会

而社会民主主义的潮头虽然非国大有要占之势，但“黑白两党制变成左右两党制”在南非毕竟尚处于“正在进行时”。非国大尽管加入了社会党国际，毕竟名称就叫“非洲人”（英语中这个词在南非就是指黑人，与荷兰语源的“阿非利卡”指荷裔白人恰恰相反）国民大会，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大会，给人第一印象还是代表黑人，而不是代表工人或者代表社会主义者的。而除了非国大，南非也没有社会民主党、工党或社会党，因此南非共占这个潮头还是很靠谱的。

因此“民主社会主义”之路不仅在南非共1990年以来的宣示中逐渐明晰，实践上也从初期主要强调政治上的多党制民主，发展到经济和对外关系等方面的一些特点。与非国大宣称自己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不同，南非共大讲“民主社会主义”，却从不肯定“社会民主主义”，而且拒绝改名易帜，把她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归入共产主义范畴，而从不与社会民主党相联系。南非共的“阶级立场”鲜明，在工会、福利再分配等问题上的主张十分高调，话语体系也很传统。但另一方面，南非共却把莫泽佩这样的黑人首富、矿业大亨都吸收入党。莫泽佩本人在接受采访时就南非当前的国有化争论表现洒脱，说是“如果国有化对南非是个好的选择”，他愿意把自己的矿山国有化，但他“相信我国人民会作出正确判断”。[87]其实意思明摆着就是国有化对南非并非好选择。这实际上也是南非共的观点。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南非共不赞成马勒马的国有化主张，并不表明她向“右转”，因为她的二次分配主张仍很激进。事实上不仅“非洲瑞典”如此，当初上世纪二〇年代欧洲瑞典社会民主党胜选上台之时也是想搞国有化的。后来之所以放弃国有化的“生产社会主义”，而改为保留私有企业，实行“生产上的资本主义，分配上的社会主义”，通过二次分配来实现平等，主要也并不是因为资本家的抵制导致左派屈服，更不是因为“背叛工人阶级”变成了“资产阶级政党”。其实民主制下的国有化一般都是赎买，资本家固然不愿意被没收，但税率太高变成为他人赚钱，赎买对他就未必更不利了，所以资本家抵制高税收未必就轻于抵制国家赎买。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些民主国家搞国营企业，如果其他条件相当，实践下来往往是既不如民主国家的私营企业，也不如专制国家的国营企业。道理很简单：私营企业家有积累激励，专制国家的国营企业虽然没有这种激励，但“升迁激励”还是让干部认真管理“红色血汗工厂”的动力。而民主制下工会发达，升迁又受民意影响，“红色血汗工厂”难办，厂长讨好工人、大家一起吃国家的大锅饭就成了常见病。很多苏东国家剧变后之所以急于把国企私有化，其实未必是“新自由主义”理论有多大影响，实在是民主化以后国企“预算软约束”更严重，财务状况恶化，不得不急于脱手。瑞典、南非也有这种因素，这种情况下让企业家来经营工厂，国家通过再分配政策保护劳工权益就成了劳动者自身也赞成的事。因此南非共对国有化不热心，其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代议制下对工人阶级选民的责任主要都通过再分配来体现，就是自然的事了。

政治上主张多党制民主，经济上不搞国有化而搞福利国家，加上又反对“津巴布韦化”，对邻国也搞“人权外交”，南非共除了话语体系比较陈旧外，与一般社会民主党到底有多少区别，确实不好说了。不过笔者觉得这并不影响其为“工人阶级政党”——她与南非工会的表里关系、她得到的劳工选票都是明摆着的。如果主张官营经济却毫无工人授权的人才算“工人阶级代表”，那我国古代的王莽、桑弘羊辈早就当仁不让了！而南非共之所以能在“世界共运低潮”时期成了那么大气候，除了她自身的努力外，南非是非洲唯一工业化国家，有最发达的工运传统，而南非共又确实体现了这一传统，成为工人民众的“代议士”，这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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