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莱曼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军事领袖，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组织者。他改善并且完成了他的祖先所建立的各种制度。奥斯曼国家的基础仍然是封建制度。最初的统治者仿效拜占庭建立了这种制度，素莱曼把它按条款编制成法典。有功劳的军人最初授以小块封地，原来占有这块土地的农民必须以臣民(拉亚)的身份继续耕耘它，这块封地每年能爲领主産生三千至两万阿斯波的收入。作爲接受封地的代价，领主必须提供两个到四个骑兵服兵役，或者提供两个到四个水手参加海军。这样的封地叫作“蒂马尔” (timar)，它是希腊字“普罗诺伊亚”(pronoia)的波斯译文，类似拉丁字“(居拉”(cura)。只有亲身服役才能使采邑领主取得更大的封地“济亚美特”(ziamet)，但是他的儿子必须无条件地从蒂马尔开始。济亚美特的领主称爲“札伊姆”(zaim)，他的收入高达十万阿斯波以上，但是每收入五千个阿斯波他就要出一个人。一个阿斯波银币通常应当有一个德来克马的四分之一重。在穆罕默德二世时期，四十个阿斯波的价值仍然相当于一个杜卡，但是在他的继任者统治之下，货币贬值到六十个阿斯波相当于一个杜卡的程度。再大的封地“哈斯”(hass)赐与各省总督，它和蒂马尔和济亚美特不同，不受负责监督封地的会议官的视察。在素莱曼一世统治时期，欧洲的封地提供约八万个骑兵，亚洲的封地提供约五万个骑兵。但是在被征服的波斯各省建立新封地已经不再可能，因爲没有人愿意在这些不断遭受战争破坏的地区承担义务。
封地领主的骑兵最初构成奥斯曼军队的核心。他们的武器是弓和箭(在亚洲军队中使用弓箭的时间最长)，轻矛和短剑，偶尔还有铁锤矛和圆形小盾。这些骑兵逐渐地才开始穿戴铠甲和尖顶钢盔，以前战士们普遍戴头巾。根据记载，封地领主的主要职责是照料马匹，疏忽这种职责甚至可能失去封地。
各军事封地组成旗即((山贾克”。最初只有两个这样的旗，但是后来增加到二百九十个。旗由统领即“贝”治理，因爲即使在阿拉伯人中，军旗(即“里瓦)))也曾经是授予军队最高指挥权的象征。最初在各旗统领之上有两个贝勒贝：一个是安那多鲁(安那托里亚)贝勒贝，一个是鲁美利亚(欧洲)贝勒贝，他们拥有帕夏的称号。前者的司令部最初设于安卡拉，1451年以后迁至库塔雅；后者的司令部设在索非亚。鲁美利亚贝勒贝的地位较高，他的军旗上有三根马尾作爲标志，而安那托里亚贝勒贝的军旗上只有两根马尾。鲁美利亚贝勒贝也代表苏丹爲最高统帅，甚至王子王孙也要听命于他。
随着帝国在亚洲不断的扩张，才任命了新的贝勒贝。但是他们的地位比安那托里亚贝勒贝的地位要低，虽然他们统率的军队更多。再后来一些旗合并成帕夏立克，或称维拉叶特(州)，十九世纪初，帕夏立克不下于七十个。这件事本身在最初是按着严格的中央集权的方针建立的国家行政方面构成了破坏性的因素。
在世代相传的狭小的奥斯曼本土经过考验证明是优越的封建制度，在不断扩张的帝国中很快就腐朽了。统治者不得不至少让贝勒贝有权封授有六千阿斯波收入以下的小块封地。但是贝勒贝不把可以分配的蒂马尔交给有武功的战士，却封给了他们自己的亲信(常常是奴隶)；而对于后者根本不能指望这些人服兵役作爲报答。不久，贝勒贝们甚至更进一步辞退了可靠的封地领主，如果他们对于这些人的奥斯曼血统有丝毫怀疑的话。1530年素菜曼一世颁发了((卡农那默”(意爲法典)，企图制止这些滥用职权的行爲。他从贝勒贝手中收回了任意授予封地的权利。从这时起，贝勒贝们必须爲有资格得到封地的人提出申请书，帝国政府根据申请书发给授地通知，并将他登记在封地簿册上。关于封建地主的子孙的世袭权有严密的规定。封地绝不能由父亲直接传给儿子。儿子只能要求授与一小块土地，直到他凭自己的武功表现取得更多的土地。首次封地的大小据说决定于领主的父亲是战死在疆场上还是死在病床上。未成年幼子也可以分配到一块蒂马尔。但是如果他们过了十九岁尚未服兵役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这块封地。
但是素莱曼的法典并未消除一切滥用职权的行爲。很多封地占有者没有将由他们的贝勒贝提出的申请书呈交帝国政府批准，目的是爲了避免出壮丁，因爲帝国政府官员常常随心所欲地任意增加名额。一个死去的西巴希的田産常常分成数块，以便分给几个儿子每人一块蒂马尔，这样一来这些蒂马尔的领主只需要轮流出丁服役就行了。最后在亚洲的封地中甚至妇女有世袭继承权。但是大封建地主也越来越多地企图不履行军事义务。苏丹艾哈迈德一世的财政监督埃尼·阿里在苏丹的法典中抱怨说，在收获时争夺土地收入的十个蒂马尔领主中，到服兵役时就没有一个人出头露面了。但是埃尼和首相纳苏帕夏要想至少重新编制征集名册的努力都未成功。无论如何，纳苏在1614年的暴卒一部分是由于他努力进行这些改革的结果。
因此，雇佣军逐渐地代替封建军而成爲军队的陔心。在这些雇佣军中，帝国政府的骑兵是最老的兵团。在1555至1562年间曾代表哈布斯堡皇帝菲迪南德出任驻苏丹素莱曼二世朝廷大使的法国外交家吉兰·德布斯贝克在他的一些着作中记录下了他对奥斯曼帝国的出色的观察。他称赞他们骑兵的骏美的马匹和他们的由于装饰着金银珠宝而闪闪发光的鞍辔。士兵们穿着大红、青黄或深蓝色的锦缎或丝绸的衣服。他们的武器是弓和箭、一个小盾、一支轻矛、一柄常常装饰着珠宝的短剑和放在鞍头的一个铁锤矛。直到1548年波斯战争时才开始采用手持的火器，但是这个最初的尝试完全失败了，虽然这时大炮已经非常普通。最初由于欧洲的战争才使奥斯曼人不得不采用新武器。虽然如此，直到十六世纪末叶时，西巴希主要仍然依赖弓和箭。
奥尔汗亲自建立的四营的领饷骑兵的人数后来大大增加，特别是在赛里木和素莱曼进行大战役的期间。1534午时，人数增加封一万一千五百人。头三个师是从在战争中被俘虏送到皇宫中抚养成人的基督教少年之中征集的。而第四个师——不十分受到重视的外籍军团——是从皈依伊斯兰教的成年基督教徒中招募来的。在波斯战争期间，这支军队显着的腐朽了。在敌军逼近时，波斯沙往往把边境各省加以破坏，并把居民撤退到内地去，使进攻者在军队和马匹的粮秣供应方面感到很大困难。因此早在1586年就发生了西巴希兵变，这次兵变只是在苏丹答应了亲自率领他们进入波斯的要求之后才得平息。随后，在十六、十七世纪之交，帝国政府由于财政困难付不出薪饷，西巴希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兵变中宣布说他们的薪饷已经不足以支付战争中的花费了。经过一个时期之后，这个兵团规定的兵额和实际人数之间的差额逐渐变得越来越大了。
古代亚洲游牧生活的风气，由于文明进步和军队纪律，在封建军队和西巴希中大大削弱。但是这种风气在军队中不领薪饷的骑兵先锋队“阿金基”之中仍然完整无缺地保留了下来，这支部队的酬劳完全是免纳赋税，和从事抢劫。它主要是由租种封地的佃农组成，他们从事抢劫以补偿封建地主的压迫所带给他们的困苦。 1477至1478年间， 这些匪徒把破坏的恐怖带到了威尼斯大陆上繁荣的平原地区和斯蒂里亚阿尔卑斯山的山谷高地。约有一个世纪之久，他们蹂躏着匈牙利，并且把几十万人虏去作奴隶。
来自纳贡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辅助部队、克里米亚的鞑靼人、格鲁吉亚人和库尔德人也充当了类似的角色。克里米亚的可汗也预备好了五万人准备一有机会就进攻波兰的侧翼。格鲁吉亚人和库尔德人对波斯人也有同样情况。但是军队的核心仍然是由新军组成的。挑选出来补充新军的基督教少年在亚德里安诺堡、伊斯坦布尔的新旧皇宫和培拉的四个侍从少年院中抚养成人。学员分成五班。他们的训练虽然很严格，但完全合乎人道，因爲把他们教养长大不是爲了要变成跛子或懦夫，而是要成爲男子汉。在最高班即苏丹私人侍从班中，从来不超过二十五至三十个青年。这是训练国家和宫廷最高级官员的初级学校，大多数的首相都是这个学校训练出来的。虽然在穆拉德二世时期(1421至1451年)就挑选基督教少年送到侍从院训练，但是直到赛里木一世时这件事才坚定不移地组织起来。每隔五年——后来更爲经常，最后每年——把在欧洲各个巴尔干半岛国家和希腊征募的少年集合起来，后来也在匈牙利进行征募。只有少数几个享受条约特权的地区如伊斯坦布尔、卡拉塔和罗德岛免于这种负担。开始时每五个少年中才选一个，后来凡十岁至十五岁身体健壮的少年都被征集。在这件事情上弊端百出。官员们允许有钱的父母购买他们的子弟们的自由。他们也并没有把所有征募的少年送往少年侍从院，反而把很多少年卖给奴隶贩子以饱私囊。但是新军未来远大的前程大大减弱了挑选少年这件事的残酷性。事实上它甚至引起了土耳其人的羡慕，他们不时地设法把自己的儿子偷偷混入基督教少年中。直到十七世纪末叶征集少年的事才逐渐废止。
最初参加新军的年龄限制爲二十五岁，直到几次波斯战争破坏了军队的编制之后，这个年龄限制才降低了。这支精锐部队的人数从来未曾超过一万五千人。新军初期发生的难于驾驭的情况也使它的人数不可能再增加。他们不仅在新苏丹即位时坚持要求越来越贵重的礼物，而且举例来说，他们在波斯战争中强迫赛里木一世把首相、军法官和他们自己的领袖的头献给他们。一度甚至试图用分散的办法，将他们暂时派驻边疆驻防地，使他们无法爲害。例如1581年新军中只有四千人驻在伊斯坦布尔。十六世纪末叶肘准许新军结婚，这意味着新军沿着衰败的道路上更前进了一步。结果新军的成员不久就简直成爲世袭职，不管他们的军事才能如何。随后穆拉德三世时的不顺利的波斯战争使得这个兵团漫无限制地加以补充，到1660年它甚至扩充到五万四千二百二十二人。此外在兵员名册上还有约同样数目的人，他们不领薪饷，能够不纳捐税就满足了。他们也不服兵役，但是随时准备在兵变时支援新军。经过一个时期之后，由于薪饷越来越降低，新军不得不借某种手艺来谋生，而他们的长官则通过给外国大使服务来改善他们的境况。
虽然步兵和骑兵是逐渐地才使用火器的，奥斯曼人从一开始就非常注意炮兵。穆罕默德二世曾经亲自设法从德国和匈牙利请来大炮铸工和教练来建立一支炮兵部队。甚至在巴叶济德二世时期就有了“陶普吉”(炮兵)兵团了，在赛里木一世时这个兵团的人数增加到了一千人。后来素莱曼主要从事于训1练一支野战轻炮兵和必要的辎重队。
从一开始，必须随同军队前进的巨大辎重队就成爲奥斯曼军队的重大负担。因爲在匈牙利和波斯进军时，军队所经之地都是事先资源耗尽或有目的有计划加以破坏的地区。例如1529年围攻维也纳的军队用了不下两万二千只骆驼来运输面粉。此外还有同样数目的骡子。照管这些运输队的责任落在了大部分由保加利亚农民组成的辎重兵团(伏伊纳克)的身上，他们通常不领薪饷只享受豁免赋税和其他一些权利。在进军中，轻炮兵队和制造武器的“杰比吉”组成先锋部队，新军和他们一起前进，后面跟着新军的指挥官(阿格哈)和两个军法官以及会计官。随后苏丹本人在他的禁卫军和侍从少年簇拥中前进。在苏丹的后面是战旗即帝国军旗 (从赛里木一世时期起就是先知穆罕默德之旗)和各师的六面军旗，以及西巴希雇佣兵的六面小旗子。在中央部队最后的是首相和其他大臣以及无数随从人员。再后是率领大队封建骑兵的鲁美利亚贝勒贝和安那托里亚贝勒贝。在欧洲作战时，鲁美利亚贝勒贝在先，在亚洲作战时，安那托里亚贝勒贝在先。最后压队的是行李和给养大队。
在战斗开始时，两个贝勒贝前进到第一线，其中左翼被认爲是上位。两翼各由一师炮兵和一师阿金基加以后援。随后是西巴希新军在中间靠后的地位。在他们后面是苏丹和战旗以及高官显贵们。
所有的欧洲记载都连篇累牍地对奥斯曼军队的纪律加以称赞。他们军队中不准喝酒、赌博或嫖妓，而这些是当时欧洲军队中从来不缺少的。对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进行的战争实际上仍被认爲是一种宗教责任，在奥斯曼军队的极盛时期，这种宗教责任感在保证战胜基督教徒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奥斯曼人的全部历史使他们必须在陆地上作战。他们从事海战只是迫于形势，并非出于本领。威尼斯人于1416年5月29日在加利波利取得的胜利使奥斯曼人从根本上认识到建立一支海军的必要性。但是穆罕默德二世是使奥斯曼在海上也享有应得的声誉的第一个人。1456年春天，一百八十只帆船从加利波利出发蹂躏爱琴海沿岸各地。赛里木一世大力继续进行准备，素菜曼则将船只的数目增加到三百艘。在素莱曼统治时期，上文提到的海盗赫伊尔丁·伯尔伯罗萨把奥斯曼的威名远远传播到西班牙沿海地区。但是奥斯曼舰队实际上缺乏骨干，它的拉丁敌手在海上十分强大，主要是靠一支强大的商船队作爲骨干。当然，和这件事对照起来，奥斯曼人在资源方面则处于优势，因爲沿着黑海沿岸的森林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木材仓库，尽管当时受到了滥事砍伐。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矿山也提供了必要的金属，虽然帆布必须从法国进口。
指导造船的工作大多由威尼斯人担任。工人通常是希腊人，但是对造船工业很不利的是这些工人不是长期在海军工厂中工作的，而是在需要时召集在一起的。奥斯曼造船厂生産的速度常常使欧洲大吃一惊，但是对造船的材料的挑选和造船技术方面却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从一开始奥斯曼海军的致命弱点就是管理方面的不廉洁，这种情况继续不断地传到了近代。甚至在赛里木一世统治时期，船只的建造和武装都交由船长进行；举例来说， 1592年有四百六十个船长和他们的船员们支领薪饷，而其中真正作事情的船长还不到一百五十个人。船员通常由义大利和希腊的基督教徒组成，他们一般都是亡命之徒，由于每支奥斯曼舰队配备船员设有巨额奖金的诱惑而成群结队地来到培拉。船员中的一个更加不可靠的因素就是—上了手铐或脚镣而牢牢束缚在船上的奴隶。在赛里木统治时期，这些奴隶还够配置在四十只船上，但是在十七世纪开始之后，他们的人数锐减。曾经尝试在当地人民中实行定期征兵的办法来补充缺额。整个帝国划分爲若干地区，每区必须提供一定的人数在舰队中服务。被征集入伍的人可以出钱买回他们的自由，然后船长用便宜得多的奴隶来代替他们。由于爲补充陆军而进行的征兵已经使欧洲负担过重，海军所得到的大多数是亚洲人，他们通常都是体质孱弱不适于干重活的人。结果代替制越来越完善，直到最后它发展成爲获利非常大的海军税。几乎陆军所有各部门都逐渐地参加了海军的服役。在海军中新军也是最优秀的，他们的勇敢，特别是在登陆作战时的勇敢，使他们的基督教敌手们胆颤心寒。
奥斯曼舰队有大型战舰和轻巡洋舰，其中最大的战舰造于 1575年，有五百七十六个奴隶桨手，轻巡洋舰平均有一百五十个桨手。舰队的炮兵最初非常弱，每只军舰上只有二十门重炮。但是在汲取了不幸的雷盘托战役的经验之后，军舰的战斗力在这方面也大大加强，它们可以和威尼斯的军舰相匹敌，至少在大炮的数目上不相上下。
从伯尔伯罗萨的时期起，非洲柏柏尔海岸的海盗船就构成奥斯曼舰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每当苏丹武装起来进行海战时，这些海盗们就成群结队地参加他的舰队，爲的是在这支舰队保护之下破坏基督教徒的贸易。由于他们的行驶快速的帆船人员配置得非常好，最初他们的帮助是很得到重视的。但是他们难于驾驭，这一点不久就使他们在帝国政府的心目中声名狼藉了，特别是由于在和平时期他们几乎不断地引起外交上的麻烦。
随着舰队本身的发展，舰队指挥官的职务也加重了。最初海军由加利波利旗统领指挥。但是作爲海上贝勒贝，伯尔伯罗萨同时兼任爱琴海上各岛屿总督的职务，最后他管辖的地区包括有十四个旗。由于在装备舰队时他可以得到巨大利润，即使他是相当老实的话，因此这个位置是整个官场中最有利可图。最爲人希冀的一个肥缺。虽然在雷盘托惨败之后，奥斯曼人以惊人的毅力将舰队重建起来，它一直未能打赢一场大胜仗以恢复它的威望。这支舰队的活动越来越限于在沿海巡逻。1576年时，在三百艘可以使用的军舰中只有四十艘是完全武装的，其他的舰只都已朽坏，卸除武装后停放在船坞中或码头旁。
在封建制度所産生的军队和国家的最上面是苏丹。最初的奥斯曼的伊密仍然是科尼亚的塞尔柱克苏丹的封臣。塞尔柱克王朝，特别是在十字军东征之后，在哈里发的同意下拥有苏丹的称号，成爲伊斯兰教的拥护者。但是奥尔汗也要求有君主的特权，即铸币权和在星期五公衆礼拜中提到他的名字的权利。如前所叙，巴叶济德一世从开罗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那里取得了苏丹的称号，虽然他的祖先在他之前就非正式地拥有这个称号了。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穆罕默德二世采用了苏丹巴尔来恩，巴赫来恩即“两个大陆和两个海洋的统治者”的称号。他的比较流行的称号是“洪基阿尔”和“帕迪沙”。穆拉德一世在征服亚德里安诺堡之后已经自称爲上帝的哈里发了。只是根据后来的传说，1517年赛里木一世才设法使开罗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把这个称号让给他。直到 1774年的库楚克一卡纳齐和约把伊斯兰教徒划归基督教统治之下时，奥斯曼外交家才骗使欧洲人相信哈里发，像教皇一样，被认爲是所有穆斯林的精神领袖，因此哈里发也有权要求在基督教徒统治地区中的穆斯林在星期五祈祷中提他的名字，就像奥地利在并吞波斯尼亚之后仍然承认阿卜杜勒·哈米德有这种权利一样。但是尽管如此，土耳其人性格中根深蒂固的对统治者的忠诚，甚至在古代就由某种宗教裁判而进一步加强。因此统治者的臣民比同时代的任何西方统治者的臣民更无条件地服从他的指挥。他对于一切国家资源也有无限的权力。只有实权，特别是新军的专横，才能暂时限制他的权力。从理论上讲，甚至国家也被认爲是他私人所有。赋税的纯收入，除了经常费支出外，都收进他的金库“七塔堡”。关于奥斯曼国家预算的规模，我们只有不精确的估计数位。在穆罕默德二世统治的晚年，拜占庭人查尔康狄拉斯估计国家全部收入爲四百万杜卡。但是根据威尼斯人的材料广十六世纪中叶时这个数目已增加到一千万或一千五百万杜卡，其中每年有两百万杜卡纳入苏丹的金库。个别的统治者，特别是穆拉德三世，在金库中积累了数目巨大的货币，并且不让这些货币在市面流通。但是遇有紧急事务时，就要从金库中拿出大笔钱来，而在统治者更叠时，新军的要求常常弄得金库空虚。舆论认爲苏丹应当从事各种各样的建筑，事实上只有极少数的苏丹没有这样作。
从理论上讲，苏丹握有一切政治大权，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事实上也是如此。但是随着帝国迅速的扩张，最初只作爲苏丹首席顾问的首相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了。穆罕默德在他的国家根本宪法 ((卡农那默”(法典)的第一节中，已经把首相提高到帝国事实上的摄政的地位。作爲“帕迪沙”的全权代表，首相要把千头万绪的行政事务集中在自己手中，并且有完全独立的权力来决定一切国家大事，包括生杀大权。首相掌管带有图拉格(在位苏丹的姓名的头一个字母拼成的记号)的国玺，作爲他的权力的象征。宫廷中的仪式也保证首相有苏丹代表的地位。像苏丹一样，首相每周规定几天接受宫廷和国家官员的朝贺。他只有在衣饰华丽的随从簇拥之下才在公衆面前出头露面。他将国家领导人召集在崇高的阙下(巴比一阿里)他的官邸中商议国事，因此他的官邸就成爲政府的真正所在地。1524年素莱曼一世将来自佩加的一个希腊人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提升爲首相。在委任状中，素菜曼一世将自己君权的很大一部分移交给了新首相。易卜拉欣担任这个职务许多年，得到了苏丹的充分信任。苏丹对他很友好，甚至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他。但是使这位统治者晚年不快的家庭纠纷也动摇了首相的地位。易卜拉欣帕夏遭到了毫无根据的怀疑：认爲他希望先登上匈牙利国王的宝座，最终登上奥斯曼苏丹的宝座。1556年3月 15日他被暗杀在皇宫中紧紧靠近苏丹的睡椅上。只有他的第二位继任人，波斯尼亚的索科尔村来的一个斯拉夫人穆罕默德·索科利又取得了相似的权力地位。但是他十分机警，知道怎样避免易卜拉欣所遇到的危险。他一心想要增加他的财富而不是要提高他的权力。他接受赂贿，把他的已经十分可观的收入增加到惊人之多的数目。各省的帕夏每年必须以重礼来重新购买他们的职位。据说开罗的帕夏每年付给索科利十万泽奇诺以上。由于死亡而空缺的职位给予出价最高的人。此外还要加上外国赠送的礼物。德国皇帝不得不把根据最近缔结的和约规定每年要送的礼物三千台勒尔秘密增加两倍。1573年，威尼斯以一万五千杜卡购买了一个屈辱的和平。帝国最高官员的榜样自然对政府各部门都産生了腐化的影响。1579年10月11日索科利被人暗杀，也许只是爲了私人的复仇，但是首相职位的重要性也突然降低。这件事要归咎于后宫制的破坏性的后果，一个世纪之后穆罕默德·考普鲁卢才把国家从这种制度中解脱出来。
当穆罕默德二世把他的几乎无限的权力移交给首相时，他随即在首相之旁设置了“宫相”数人， 目的是要适当地约束他。但是这个目的从未达到。虽然标志这些宫相品位的外表标记——三根马尾——使他们和首相平等，他们的势力从来不是很大的。宫相的人数最初限于四人，后来增加到六人。他们常常试图用其他方法来取得他们的宪法地位所没有赋予他们的权力，因此，在不断威胁和破坏首相权力的阴谋中通常都担当了重要的角色。
正如蒙古人的“库鲁台”常常把王公以及全体军队首领集合在可汗周围来讨论对国家有重大关系的事务一样，奥斯曼人在早期也举行“迪万”(国务会议)——爲了决定重大事务，特别是和战问题，像游牧时期一样在马上召开的国家各部门首脑的全体会议。但是“迪万力逐渐从首脑的集会发展成爲大臣会议。在穆罕默德二世统治的末期，主席一职一般都是由首相来担任的。只有所谓“国家栋梁”(埃尔卡尼·德夫来特)仍然参加这个会议；他们是：（1）两个军法官，一个安那多鲁的军法官，一个鲁美利亚的军法官，在赛里木征服许多地方之后又加上了第三个——非洲的军法官； (2)亚洲和欧洲的两个贝勒贝：(3)管理帝国两部分地方财政的两个会计官，后来同样地增加了非洲的第三个会计官；(4)代表陆军的新军指挥官(阿格哈)；(5)代表海军的卡普丹帕夏即海上贝勒贝，这个职务最初是爲赫伊尔丁·伯尔伯罗萨设立的；(6)苏丹的掌玺官(尼山吉)。像早期模仿波斯的伊斯兰教国家中的情况一样，这些最高级帝国官员的头衔设想都非常精密，互相制约，不分高低。而且这些头衔被认爲非常重要，因此穆罕默德二世在他颁布的法典的末尾对每一级官员的头衔都加以精确规定。国务会议于每星期自星期六至星期二的四天中定期开会，会议在皇宫的第二个庭院中的二个大厅举行。会议从早晨开到下午很晚时刻，其间中断两次一起进餐。最初每个臣民都可以到会上来，提出他的要求和控诉，这些要求和控诉一般都交由各部门处理。由于苏丹不再亲自主持会议，他在每周国务会议结束时正式接见出席会议的人以听取关于会改所作出的决议的报告。
由于亚洲和欧洲的两个贝勒贝在国务会议中占有席位而且有发言权，国务会议对各省行政自然还有某种程度的影响。但是如果说连中央政府的官员都非常贪财，在各省这种情况就更加厉害了。既然帕夏每年必须重新向首相购买他的官职，他自然要把这笔费用转嫁到他的部下身上，他的部下又转而向老百姓勒索。所有的二十个贝勒贝，事实上所有的二百九十个旗统领，都设法在身边设立法庭，由他们的行政区来负担法庭的费用。他们的部下(苏巴希)常常随意利用警察权力来进行无耻的勒索。某些旗里的统领在规定的时期中还委托私人包税；在这些地区，情况就更坏些。但是被压迫的人民很少像在塞浦路斯岛的情况一样起而：自卫，在塞浦路斯岛，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联合起来把他们所痛恨的贪赃枉法的贝勒贝几乎打得体无完肤。
像整个行政机构一样，最初法律的执行也是以军事爲基础的。因此在司法系统的最上面是军法官，甚至在以后的一个时期仍然如此。军法官这个职务是穆拉德一世所设立的，毫无疑问它是仿效埃及麦木鲁克人的制度设立的。随后，穆罕默德二世和赛里木一世在这个军法官之旁又设置了两个军法官，一个管理欧洲事务，一个管理非洲事务。但是这些军法官的权力范围并不限于军事事务，而是扩大到了整个民法方面。他们任命一切司法人员“卡迪”和他们的副手“纳伊卜”。他们也构成最高上诉法庭，这个法庭的司法权只受到首相和苏丹的限制。在司法系统的等级方面，他们之下首先就是高级穆拉，即首都和各省城的法官，和低级米拉，他们是十个二级省城如巴格达和索非亚的法官。低级法官分成三类：“穆非蒂什”，即侦查官；法官“卡迪”和卡迪的副手“纳伊卜”。
卡迪握有他的地区中的最高司法权。在陪审推事不在时，他根据((沙里·舍里夫”(以《古兰经》和逊纳爲根据的宗教法律)的原则独自决定民事和刑事案件。他也负责一切公证事务，代拟遗嘱和其他证书。奥斯曼法律的特点是它的程式简便，但是这种优点也被法官的贪财所抵消。早在1394年巴叶济德一世就企图规定诉讼费，以此来制止伊斯兰教司法中这种年代久远的积习，但是没有成功。
在赛里木一世以后，所有司法和宗教官员都相继隶属伊斯坦布尔的穆弗蒂，但是他的权力完全是理论上的。他必须在有关诉讼问题的起诉状上批示他的意见(法特瓦)，但是他无权使他的判决得以执行，虽然实际上没有任何法官敢于不服从他的判决。穆罕默德二世和素莱曼一世明白地确定了穆弗蒂的地位在所有官员之上的特殊地位。事实上握有统治权的人支援穆弗蒂的权力是有种种好处的，因爲他们自己在困难的政治局势下也不得不求助于他。例如，赛里木一世曾使穆弗蒂宣告许可对埃及的穆斯林进行战争。1570年塞里木二世得到了着名的穆弗蒂艾卜·萨乌德的同意，毫无理由地破坏了和平，因而开始了对威尼斯人进行的塞浦路斯战争。这种宗教权力可能是国家在神秘主义的十叶派时期的残余物。但是后来的苏丹常常不顾这种权力，特别是由于握有这种权力的人常常牵连在政治阴谋事件中。
在首都批准宗教官员的任命也是穆弗蒂的责任，而在各省这是军法官的事情。另一方面，实际提名宗教官员的人一般都是各清真寺的建立者。在小地方，特别是在乡间，阿訇单独负责一切宗教仪式。另一方面在较大的伊斯兰教寺院中却有分工。在这种情况下，阿訇的职务限于领导每天五次祈祷。地位在他之上的是星期五的讲道者“赫兑卜”。赫兑卜有责任举行规定之外的沈思礼拜以加强教民的宗教精神。卑贱的工作则由清真寺的下级职员“克伊姆”来执行。克伊姆加上按照太阳的位置决定祈祷时期的人“穆瓦克基特”和祈祷召集人“穆安津”构成了特殊的阶级。
对担任宗教职务的人员的训练已经由古老的传统加以规定，穆罕默德二世又在一项特别命令中将它确定下来。立志担任宗教职务的人在神学院中受训。苏丹和他们的首相们在首都和各省大规模地竞相建立了许多学院，这些学院通常都在清真寺的隔壁。学员分成三班。实际上学习的学生叫作“骚夫塔”，这个字是阿拉伯文苏非(神秘主义者)和波斯文苏赫塔(被激动的——即被对上帝和知识的敬爱所激动的)的混合，它不仅仅在欧洲作家的着作中出现。穆拉德二世时期的人口调查说明，在帝国各地共有九万名骚夫塔。这些易于激动的学校青年常常干预有关政治问题的决定，特别是后一时期。骚夫塔受到“穆伊德”即导师的监督。在学习完结之后，这些年青的学者得到“丹尼什蒙”即着名学者的称号。这时他们可以在三种职业中任选其一：教师，教士或地方官。但是任何人如果希望进入较高的等级——低级穆拉或高级穆拉——时，他在成爲学者后必须在学校中再学习七年。此外还要在穆弗蒂面前通过考试。考试及格的就有资格取得“穆得里”即神学院中的教授或教员的职位。穆得里又按城市的重要性分成十级，低级穆拉就来自最高级的穆得里之中。在教士阶级中占有较高职位的人往往是从埃及来到奥斯曼帝国的，从波斯来的很少；他们工作一个时期之后，常常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去。
人民的宗教生活受各托钵僧教派的影响比受官方的教土们的影响还要大些。这些教派如纳克什班德教派、迈伍莱威教派、和贝克塔希教派自古以来就在小亚细亚各地广泛传布，后来在鲁美利亚也很流行。一般秘传教义中逐级上升的制度，在伊斯兰教各教派中往往很盛行。虽然入会的人并没有表示不愿作出泛神论神秘主义的最后结论(这种神秘主义不仅使伊斯兰教的教理瓦解，而且把穆斯林从道德戒律中解放出来)，但宗教意识是通过神魂出舍的默坐灌输到人们心中的。虽然对迷信的利用也有时在这方面起了直接的作用，虽然迷信本身也可能被教派中不肖的教主利用来达到纯物质的目的，但是不能否认，在野蛮人的情况下，各教派在很大程度上起了教化文明的作用。
奥斯曼人的学术生活几乎完全没有独创之处，而是局限在传统的固定范围中。对穆斯林来说，科学并不意味着取得新知识，而是意味着尽到最大可能全面地掌握前人的研究结果。关于宗教和宗教法律的知识受到最大的尊重，宗教法和民法分不开而且控制着民法。由于伊斯兰教经典着作是用阿拉伯文写成的，奥斯曼学者中的神学作家一般也使用阿拉伯文。只有啓发俗人的某些书籍才用民族文字写成。奥斯曼学者的优点不是大胆或深刻的思想而是记忆力强和刻苦钻研的精神。
虽然奥斯曼人承认阿拉伯人在纯科学方面是他们的老师，他们在历史着作方面却模仿波斯人。最古老的历史学家实际上用波斯文从事着作。虽然后来广泛地使用本民族的文字，在历史着作中的辞汇充满了从阿拉伯文和波斯文中借用的字。这些着作的风格模仿波斯的虚夸修辞，几世纪以来这种风格从宫廷文书中渗入波斯历史着作中，有一个时期也渗入阿拉伯的历史着作中。但是从内容上看来，奥斯曼人对历史着作有肯定的突出的贡献。不错，关于奥斯曼帝国的起源和它最初几个世纪的情况，我们只有很少的；而且大部分是混乱的传奇式的记载。如果没有拜占庭历史家的帮助，我们就不可能有把握地来说明这个时期的情况。但是关于后来奥斯曼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比较重要的事件都有详尽的而且一般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目击者的记述，这些人通常都是亲自参加这些事件的发展的高级官员。但是在很早的时期就开始了关于民族历史的有条理的记录。第一部这类作品是巴叶济德一世时期的托钵僧阿默德·阿希克巴沙札德写的，它的风格仍然是非常通俗而且大部分是传奇式的。十六世纪以后，帝国政府任命了正式史官写作历史。第一个史官是赛耳德·丁，他曾任王子的教师、军法官和穆弗蒂，死于1599年。
西方的学术只有在地理学方面才在奥斯曼人中得到了一些发展。甚至在地理大发现时代前，拉丁探险家已经把他们在海上的航行绘制成了航海指南和地图。十六世纪时，土耳其海军大将皮利·赖伊斯学习他们的榜样绘制了地中海沿岸的地图，他随着他叔父克马尔·赖伊斯，后来又跟随着伯尔伯罗萨沿地中海航行了无数次，因而熟悉了这一带的情况。但是在准备对西班牙和葡萄牙作战的过程中，皮利·赖伊斯也搜集了有关这两个国家在美洲的发现的情报。由于西葡两国对这些情报保守秘密，他必定是通过义大利间谍取得这种情报的。他根据这些情报，在加利波利绘制了一张大西洋地图，这张地图以哥伦布的地图爲蓝本，包括了美洲和欧非两洲的西海岸，地图上的地名是他的情报员用义大利文的形式提供给他的。1517年他在牙罗把这幅地图献给了赛里木苏丹。由于这幅地图爲了要达到政治目的，它没有象他的航海指南一样地出版发行而是被收藏在苏丹的皇宫里，直到1929年才在皇宫的图书馆中发现。同样地，皮利·赖伊斯在完成航海指南三年之后，于1529年将第二幅地图献给苏丹素莱曼一世，这张地图的一部分直到最近才在同一地方发现。这张地图也包括了葡萄牙人在南美洲和中美洲以及纽芬兰新发现的地方，他在那时也熟悉了这些地方。在担任埃及向卡普丹帕夏期间，皮利·赖伊斯于 1547年占领了亚丁，于1551年占领了马斯卡特。随后，他在围攻波斯湾的霍尔莫士时，听到一支敌人的舰队驶来的消息就撤退了。但是他的舰队在巴赖恩群岛失事，他仅仅带了两只船回到苏伊士。由于这件不幸的事，他在开罗被判处死刑。一个世纪之后，最伟大的奥斯曼学者之一哈只·赫勒法在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的帮助下，于1654至55年间将麦卡脱和洪迪亚斯的小地图集(阿恩海姆，1621年版)译成了土耳其文；哈只曾经以军队中行政文官的身份参加了历次亚洲战争，因而从个人观察中熟悉了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他在1648年将一本名爲《世界概观》的世界志呈献给苏丹穆罕默德四世。随后他又根据麦卡脱和洪迪亚斯的小地图集和其他欧洲资料将这部作品加以修改。但是在他完成这部着作前，于1657年突然逝去。他在1656年曾经出版了一部奥斯曼海上力量史。
奥斯曼人在文学方面的独创性较之在科学方面更要微少。当然，在最初几个世纪中，正如今天一样，在使用土耳其语的地区必定有丰富的民歌和民间故事。托钵僧把神秘主义的宗教精神注入了民族歌曲的形式中，特别是在优努斯·埃姆尔的诗中，这些诗在托钵僧和他们的信徒中间流传了很长时期，而且广泛地爲人模仿。这种艺术不仅在帝国的中心地区，而且在东部边疆地区也盛行一时。十四世纪时，胡鲁菲雅教派的诗人奈西米用安那托里亚东部和阿塞拜疆的方言写诗，他在1404至1405年间被当作异端在阿勒颇处决。十六世纪时，家乡在巴格达的福祖利也使用了这些方言。有关先知穆罕默德和殉道者侯赛因生平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在十叶派中特别流行)，以及有关托钵僧圣徒和史前时期的苏丹和英雄们的民间故事也以朴实的散文形式打动了农民和土兵的心。但是人们也喜欢用韵文的形式来写这类作品，例如加利波利的亚齐吉—奥格卢在1449年写成的着名的《穆罕默德耶》(muham· mediye)黑海对面的土耳其人也非常推崇这部作品。但是“知识份子”一般都看不起这类作品。正如在科学方面阿拉伯人被认爲是模范一样，在诗歌方面波斯人被认爲是模范。模仿波斯人被认爲是有教养的人值得作的唯一的事情。奥斯曼人以其特有的彻底精神从事于波斯诗的研究。在用语言学阐明波斯经典作品方面，他们的成就是卓越的。苏鲁里和波斯尼亚的苏迪在这方面的成就特别出名。苏鲁里在素莱曼一世时期享有盛名，他是王子穆斯塔法的教师，他爲穆斯塔法写了他对萨迪的作品的着名评论。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中，人们也用波斯文和波斯的格式写作，赛里木一世自己就用波斯文写成了一部大诗集。但是奥斯曼人在使用自己的语言时，也努力模仿波斯诗的一切形式，阿拉伯抒情诗被认爲是一切诗的创造的最高峰，但是这种诗只是一味寻求以不断更新的词句来表达范围狭隘的感觉和思想。一些苏丹也参加了这类诗的写作。直到十九世纪时，巴基一直被认爲是一派最卓越的大师。他于1600年在伊斯坦布尔逝世，他的动听的辞汇掩盖了他的诗意的肤浅。查拉勒丁·鲁密和查米耳以及尼扎米的带有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的“马斯纳维”诗也广泛地爲人模仿。甚至连喜欢讽刺的饕餮颂扬者，波斯的艾卜·易司哈格也有奥斯曼人模仿。
虽然奥斯曼人的人数从来不是很多，但是由于军事封地制，他们能够控制广大的地区，这种制度把他们作爲富有的士绅分配到各处去。实际说来，居于统治地位的民族从来没有完全同其他民族隔绝过。甚至在塞尔拉克人统治之下时，土耳其人就和小亚细亚的当地居民混在一起了。1272年当威尼斯的探险家马可·波罗经过这个国家时，他发现土耳其人仍然是放牛牧羊的游牧民族，而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却是城中唯一的主宰。但是拜占庭大地主的虐政首先将乡村中的希腊居民赶人土耳其人的怀抱中，土耳其人在十四世纪时也侵入了城市。这个时期希腊大主教管区的纪载告诉我们，以前在小亚细亚十分兴盛的基督教在伊斯兰教和土耳其人面前衰落了下去。从开始奥斯曼人就承认参加他们的宫廷和军队中的每一个皈依伊斯兰教的新教徒是平等的公民。甚至在奥斯曼军事贵族最重要的四个家族中，米哈劳格卢家族就属于希腊血统；这个家族起源于比西尼安地方奥林匹斯山脚下的奇尔门基亚堡的领主考泽·迈克尔。迈克尔于1308年皈依了伊斯兰教，随后成爲奥斯曼和他的儿子奥尔汗的最忠实的骑士之一，他被授予阿金基指挥官的地位。长期以来，奥斯曼人就通过征募少年而夺取和吸收了被征服人民中男青年的佼佼者。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些侍从少年也是政府最高级官员的来源。根据加尔泽的估计，在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1453到1623年间，四十八个首相中只有五个属于土耳其血统：一个是高加索的塞加西亚地方人，十个出身不详，其余的三十三个人是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即六个希腊人、十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十一个斯拉夫人、一个义大利人、一个亚美尼亚人，一个格鲁吉亚人。在巴尔干半岛，奥斯曼人社会地位的优越无疑地也诱使他们的许多臣民皈依了伊斯兰教，例如大多数的阿尔巴尼亚人和全部波斯尼亚的贵族，后者借此保持了他们在他们的领地中原有的势力。但是这些伊斯兰教徒不再象小亚细亚老百姓一样被吸收到土耳其人中。阿尔巴尼亚人和波斯尼亚人以及皈依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人、包马克人和克里特人都保留了他们的民族语言。这说明了奥斯曼人爲什麽不能长久占有巴尔干半岛。除了政治上的不公平之外，地方上特别是比较遥远的省份的基督教人民更进一步地受到难以忍受的强迫劳动的压迫。他们必须缴纳人头税来提供保卫国家防务的费用。1590年人头税达一个泽金，其价值约合美金二元。其报答是他们享受奥斯曼人的军事保护。在首都和周围的地区，基督教徒按民族和教派分成许多教区。由于在这些地方，对下级政府的专横可以很容易地向中央呼吁求助，因此那里的基督徒，特别是希腊人(罗姆教区)，充分地享受公民和宗教的自由。在奥斯曼统治下，他们的大主教的权力甚至比以前在拜占庭时期还要大。受洗礼、结婚．葬礼和圣地参拜全都公开举行，其庄严盛大常常给人以深刻印象。在大圣日，土耳其当局甚至亲自派新军卫兵在教堂门口站岗，以保证礼拜仪式不受阻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