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阿里于1848年逝世。由于易卜拉欣比他早八个月死去，阿里的儿子阿拔斯帕夏继承了他。阿拔斯是一个极端轻视欧洲教育的狂热的穆斯林。在他执政之后，紧接着就提出了用运河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的计划。由于法国资本家对这个计划感到兴趣，英国反对它并提出了修建一条通过苏伊土地峡的铁路的对抗计划，1851年这条铁路的修建就实际开始了。
但是在这以后若干年中决定东方命运的并不是这个后来对全世界都有十分重大影响的交通问题，而是另外一件事情，虽然帝国政府总是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件琐事，但是这时它给欧洲大国造成了决定要控制东方的藉口。这就是着名的圣地问题。爲了纪念耶稣和他的大弟子的一生而奉爲圣地的耶路撒冷和它周围的地区，从十字军时期之后就由六个基督教派共同占领。这些教派是：罗马天主教(本书称爲拉丁教派)、希腊教派、亚美尼亚教派、叙利亚教派、哥普特教派和阿比西尼亚教派。后面三个教派由于软弱而自动地请求亚美尼亚教派的保护，在东方金融界握有很大势力的亚美尼亚派教徒是帝国政府所不能缺的臂助。但是作爲苏丹的一千万正教臣民的代表而且由于俄国的保护，希腊教派比这几个教派都占优势。拉丁教派的神父大多数是西班牙人和义大利人，他们享受外国人的治外法权和法国外交部的保护。这些不同的教派的权利只是口传下来的，彼此之间没有明确的划分，因此常常到当地穆斯林当局面前去打官司。在各教派共同占有的圣墓教堂中，牧师的人数衆多但作用很小，他们之间不时发生殴斗。因此在复活节期间必须要有一个土耳其卫兵在这个教堂中维持秩序。
1847年夏天伯利恒的圣诞教堂丢失了一个曾经悬挂在救世主诞生地的带有银色题词的星章。有人控告说是希腊教派挪走了这个星章，但是负责调查这件事的当局不能作出结论。1849年当法国政府又受到教土影响时，它热心地抓住这个机会，因爲这件事也使法国政府得到了它所希望的在东方同俄国势力抗衡的机会。因此法国政府根据1740年的一项条约命令它驻伊斯坦布尔的大使提出将以前给予拉丁教派的权力大大扩充的要求。但是俄国威．胁帝国政府要和他断绝外交关系，如果它改变了圣地占有人的地位的话。经过两年的谈判和宗教会议后，苏丹作出了如下的决定：在耶路撒冷一切照旧，但是在伯利恒的圣玛丽教堂和圣诞教堂的大门的三个钥匙要交给拉丁教徒。虽然有了这个决定，拉丁教徒仍然没有得到西边巴西里卡教堂的大门的钥匙。在不久之前还用威胁的口吻提到法国皇帝的荣誉的法国大使，这时却不得不对这个荒谬的让步表示满意。但是俄国打算利用这个机会把它的政敌从东方舞台上最后赶出去。它设法使帝国政府向耶路撒冷的总督传达了一项命令：在交出钥匙时应当向拉丁教徒讲清楚，并没有给予他们走过大门的权利。它并且使帝国政府把希腊教派在圣地的一切权利记录在市法院的档案中，而且宣布拉丁教派的任何进一步要求都是无效的。当法国也平心静气地接受了这个挑战时，俄国驻巴勒斯坦的总领事要求将苏丹新颁发的敕令在耶路撒冷予以公布。法国大使对此提出了抗议，并且威胁帝国政府说，如果它再顺从俄国的话，法国就要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但是在帝国政府答应了俄国的要求之后，法国再一次未敢将它的威胁付诸行动。
门的内格罗问题引起了新的冲突。帝国政府认爲门的内格罗的居民是它的罗姆教区的一部分，虽然它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征服他们。从十七世纪起这些居民就爲教土们所统治着，这些教士的宗教头衔是大主教，但是人民只称他们爲“伏拉迪卡”，即统治者。1852年10月统治者彼得二世死去后，他的侄子和继承人达尼罗放弃了宗教上大主教的职务，以一个独立的世袭王朝的创立者的身份开始他的统治。帝国政府当然认爲这是造反，于是派了它最能干的将军欧麦尔帕夏去镇压达尼罗。奥地利的南斯拉夫人站在他们的同族一边，这些南斯拉夫人在匈牙利叛乱期间的表现曾得到了维也纳内阁的感激。在他们的请求下，奥地利皇帝派遣了一个特命全权大使到伊斯坦布尔去劝告帝国政府行动要有所节制。俄国感到自己有责任参与这件事。虽然当俄国的特使门什考夫到达伊斯坦布尔时门的内格罗事件已经解决，但是他在伊斯坦布尔的行爲仍是极其轻率，以致弗阿德帕夏辞去外交大臣的职务。门什考夫这时要求帝国政府和俄国签订一个特别条约来规定圣地的问题，并且要求它承认希腊大主教爲独立的教会领袖。
当帝国政府拒绝这些不能接受的要求时，这位大使离开了伊斯坦布尔。6月26日沙皇尼古拉向俄国人发表了着名的宣言。他在宣言中说，由于奥斯曼政府干涉了东方各教会的权利，俄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保卫希腊正教的使命迫使他命令他的军队开入多瑙河各公国，其目的不是爲了发动战争而是爲了取得保障恢复这些受到侵犯的权利。一个星期之后，俄国军队跨过了普卢特河。伊斯坦布尔旧日的尚武精神立刻又复活了。在各大国试图进行调停失败之后，一支法国舰队和一支英国军队驶入了马尔马拉海，穆斯林人民把它们当作盟友一样地热烈欢迎。10月4日，帝国政府向俄国宣战。两星期之后，它的军队在欧麦尔帕夏率领下渡过了多瑙河，但是不久他们又被撤退。虽然土耳其人也占领了外高加索的个俄国堡垒，他们不得不撤退到土耳其属地亚美尼亚境内的主要要塞卡斯去。西方国家仍然企图进行调停，直到俄国人在西诺波停泊地消灭了一支土耳其舰队之后他们才派遣舰队进入黑海。 1854年春天，俄国人渡过多瑙河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但是被西利斯特里亚要塞所阻。这时，在普鲁土和奥地利要求俄国撤出多瑙河地区而且日尔曼同盟已经沿着加利西亚边境集结军队之后，俄国人让步了。同时西方国家也在伊斯坦布尔集合了地面部队，9月间他们用这些军队在克里米亚向俄国发动了进攻。9月20日俄国沿着阿尔玛河吃了一个大败仗。虽然如此，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一直坚守到1855年9月8日。但是俄国人在高力嗦取得了优势，虽然他们的穆斯林臣民——在着名的民族英雄沙米尔领导之下的来吉赛人以及阿卜哈兹人和塞加西亚人——背叛了他们。经过长时期的围攻后，卡斯于11月28日落入俄国人手中。
爲了使已经在谈判中的和约的前途有所保障和使俄国不再有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的任何藉口，西方国家坚持伊斯坦布尔须要进行新的改革。在他们的压力下，于2月1日公布了第二个改革诏书((哈蒂·胡马云”。在这个诏书中，苏丹首先肯定了在古尔汉诏书中给予他的臣民的权利。基督教民族的非宗教性事务不再和以前一样单独由教土处理，而是由-：个各民族自己选出来的僧、俗委员会来处理。直到达时仍然在讲道坛上的演讲中对基督教臣民使用的轻蔑的称呼都废止了。改信基督教的穆斯林不再象从前一样地被强迫再皈依伊斯兰教。国家设立的学校和行政职务都向基督教徒打开了大门。基督教徒也要服兵役，而直到这时爲止这是穆斯林的特权。虽然他们也有雇用代替人的自由。省和市镇议会中的基督教徒得到了有比以前更有效的代表权的许诺。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允许外国人取得土地。最后，也计划实行一个更公平的税收制度，采用年度预算制和消灭一切贿赂的现象。
人民对这个新的诏书并不象对以前的古尔汉诏书那样热烈地欢迎。穆斯林抱怨失去了他们自古以来的权利。由于许多悲惨的经验而变得多疑的基督教徒对新法律并没有抱有得到实际好处的希望。此外，双方对诏书的内容都有所怀疑，因爲它来自欧洲国家的政府这——点是无可置疑的。
在外交家们认爲他们在伊斯坦布尔已经尽到了他们的责任之后，他们认真地开始了和谈。1856年3月在巴黎会议上完成了和谈。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双方所占领的一切地区都归还给对方。各大国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并且允许它成爲“欧洲大家庭”的一员，享受国际法的一切保障。达达尼尔海峡仍然象以前一样地不开放，黑海中立化。由一个特别委员会独立管理多瑙河的航运。帝国政府答应准许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建立独立的民族政权，并保证他们有完全的信仰、立法、贸易和航运的自由。塞尔维亚也获得了同样的自由，但是它们仍然附属帝国政府。后者也保留了在塞尔维亚驻扎军队的权利。
巴黎条约签订四年之后，欧洲国家又得到了干涉奥斯曼帝国内政的机会。黎巴嫩的德鲁兹人和马龙派的双重政权不断引起冲突，特别是由于那里的狂热的老土耳其党人感到没有欧洲外交家的监视，因而煽动德鲁兹人来发泄他们对基督教徒的仇恨。1860年5月内战又爆发。抢劫和谋杀一直继续到7月间，因爲军队几个月领不到薪饷没有出面干涉。在这些暴行中三万多基督教徒丧失了生命。在山地中的这种危险的榜样对平原上的狂热信徒也起了煽动的作用。在大马士革开始了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要不是由于在大马土革流亡的阿卜杜勒·嘎迪尔(他由于阿尔及利亚的卡比尔人对法国进行的解放战争而出名)和他的儿子们和一小股兵力救了许多人的话，所有的基督教徒都会被消灭掉。这个野蛮的行爲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愤怒，以致帝国政府认爲有必要给予富阿德帕夏以全部权力，派他去惩罚罪犯。法国也派遣六万人到叙利亚，其他国家提出了外交抗议。黎巴嫩和大马士革的法庭作出了残酷的判决。但是德鲁兹人找到了英国来保护他们，因爲英国需要他们作爲对基督教徒的保护者法国的一种对抗力量。英国的抗议阻止了已经开始的对德鲁兹人的领袖们的处决。有两千四百九十一个德鲁兹人被放逐到的黎波里，但是仅仅五年之后就允许他们回到家乡去了。
苏丹阿卜杜·马志德于1861年6月25日逝世。他的弟弟阿卜杜勒·阿齐兹继承了他。阿齐兹以前曾被囚禁在他母亲的家中，只能和托钵僧和《古兰经》解说人交往。后者使他脑子里装满了关于哈里发的宗教威严和国际权力的荒诞无稽的幻想。他怀着最善良的愿望开始了他的统治。他遣散了前苏丹的后宫嫔妃，宣布他满足于一个妻子的愿望，并且对整个宫廷都加以限制。但是整个伊斯坦布尔都以后宫的消费做生意。因此他不能逆流行事，不久这位新苏丹就变成了一个极端放荡的人。此外，从他的统治开始起他就遭到严重的财政困难。他的前任们给他留下了一笔一千五百万英镑的债。到1861年时亏空已达四亿五千万皮阿斯特或一亿零三百万法郎。第二年帝国政府接洽好一笔六百万英镑的英国贷款，但是作爲条件，它必须让一个英国专员监视这笔款项的使用。其他大国的财政代表不久就接踵而来。根据他们的建议，设立了一个审计委员会和一个国家银行，但是由于缺乏胜利的官员，它们对管理财政都没起很大的作用。
在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统治之下，奥斯曼帝国肯定地失去了它最宝贵的一些省份。1856年7月，帝国政府根据巴黎条约任命贵族巴尔什和吉卡爲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摄政。巴尔什在仅仅八个月之后就逝世了，由他的财政部长、前萨摩斯国君的儿子沃高里德斯所代替。这两个公国已确定的政体将由一个爲了这个目的而召开的会议来加以讨论。1858年12月底，会议选出了康沙上校爲摩尔达维亚的元首。不久之后，瓦拉儿亚也承认了他。但是康沙受到一些宠臣和情妇所包围，挥霍掉了这个国家的财富，这种情况甚至在东方也是前所未闻的。他的全权顾问是以前奥斯登德的一个侍者利卜赖什特，后者被任命爲邮电局局长。1866年2月的一次阴谋迫使库沙让位。临时政府请年轻的卡罗尔·冯·霍亨佐伦亲王即位。5月13日议会宣布两个公国在新统治者的世袭统治之下统一起来。在他的统治下，罗马尼亚得到了顺利的发展。
1854年?月无能的暴君阿拔斯帕夏在埃及逝世，大概是被毒死的。穆罕默德·阿里的受过欧洲教育的第四个儿子赛义德继承了他。1856年12月赛义德作出了一个对埃及未来的发展有着严重后果的决定：他给了他的老朋友法国领事菲迪南·德·莱塞普斯修建一条通过苏伊土地峡的运河的权利。虽然英国外交部竭力反对，帝国政府并未直接拒绝答应这个要求。1860年它明确地宣布不反对开凿这条运河。但是莱塞普斯在这之前已经开始修建这条运河了。赛义德于1863年1月17日逝世。继任者易司马仪由于挥霍无度不久就陷入财政困难中。英国人利用这种情况对他们所反对的工程进行了新的攻击。由于棉花的价格因美国的内战而上涨很多，英国人向易司马仪建议说，如果他让爲了修建运河而提供作强迫劳动的六万农民在他的前任留给运河建造公司的土地上种植棉花的话，他就会大发其财。当易司马仪向莱塞普斯的董事会要回土地和劳工时，董事会最初宣布说这样一来整个事业就会遭到破坏。通过拿破仑的调停，这件事提交给一个仲裁法庭，法庭裁决给予公司三千万和三千八百万法郎作爲它放弃六万公顷土地和五分之四的劳工的赔偿。易司马仪的改种棉花的决定对埃及经济的发展甚至比修建运河有几乎更爲深远的影响。不久，大多牧的大地主也决定改种棉花。在这以前，埃及不仅能够以它丰富的粮食生産自给自足，而且能够供应它的邻邦。现在棉花的种植使它愈来愈深地卷入世界经济和它的危机中，不久埃及就失去了它的独立。莱塞普斯以机器来代替他的被剥夺的人力。经过十二年的努力之后，这条九十三英里半长、九十六至一百一十码宽、三十五英尺深的运河于1869年秋天修成。它从地中海的塞得港开始，笔直流过孟札拉湖和贝拉湖，然后穿过十六公尺高的吉斯尔高地、提姆萨湖、塞拉比安和大、小苦湖在苏伊土和易卜拉欣港流入红海。1869年11月17日爲运河建成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在庆祝中易司马仪毫无顾忌地大肆挥霍，以同等的身份周旋于欧洲君主的代表之中一奥地利皇帝亲自莅临，拿破仑三世派遣了他的欧仁尼皇后，普鲁士的威廉一世派遣了皇太子参加庆祝。
公平地来说，易司马仪还是能够自认爲是他的伟大祖先的政治遗嘱的执行人。早在1866年时，他对当时由于克里特人起义而陷入严重困难的帝国政府提供了军事援助，而且将他的贡金从三十万零七千土耳其镑增加到七十二万土耳其镑，这样他就在伊斯坦布尔爲他的朝代取得了欧洲式的由父传子的直接继承权，来代替土耳其均由年长者继承的习惯。第二年，他取得了除国际条约外独立公布一切政府措施的权利。苏丹同时赐给他古代波斯的“基代夫”(统治者)的称号，这就将他的地位提高到远远超过瓦利即总督的地位，几乎承认了他的独立主权。后来在英国和老一辈的埃及王公们的挑唆下，苏丹要求易司马仪放弃他的装甲舰队，限制他的陆军，每年向帝国政府呈交预算，而且没有苏丹的批准不得接受贷款和缔结任何政治协定。由于运河修成之后法国不再象以前一样地迫切需要他的帮助，他不再能够得到拿破仑的外交家的任何支援来对抗这种屈辱。但是1871年9月帝国政府中反对他最激烈的阿里帕夏首相逝世，继任者麦哈茂德对易司马仪的野心勃勃的计划表示要圆通得多。1873年6月苏丹发表了一个诏书，修改了基代夫的宪法地位。由于授给了他苏亚金和马苏瓦的摄政的权力，易司马仪的领土权也扩充了。他得到了直系继承权的保证。苏丹于前一年已经根据1869年召开的国际委员会的建议批准了新的司法机构，这时又给了他行政和立法上的完全独立。他斟酌增加军队，以及和外国缔结非政治性的条约和接受贷款的权利得到了承认。1875年废除了关于民事方面的领事裁判权并且将处理这些事务的权力交给混合法庭，这时他在和外国的关系上也得到了更爲自由的地位。
易司马仪爲了他的国家文明的发展所进行的活动也是成功的。他修建新运河利用尼罗河水灌溉和建立蔗糖工业而使农业获得了好处。他爲发展商业而修建了码头和港口，修建了新的铁路和电报线，并且改进了邮政制度。在他的统治下，开罗、亚历山大港和苏伊士得到了煤气和自来水设备。他增设了国立学校以提高国民教育的水平，在他的统治下国立学校的数目从一百八十五个增加到四千八百十七个。埃及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一所医学校和一个军事学院的成立都应当归功于他。
象他的王朝的创立者一样，易司马仪也企图向南方扩充他的势力。由于易司马仪并吞了达弗苏丹的领土和马苏瓦的内地，他和阿比西尼亚基督教帝国开始接触，这个国家虽然完全处于中世纪封建形式政府的统治下，但是它有一支虽然未经训练但是很勇敢的军队。埃及人在1875年征服哈拉尔之后，他们以爲能够侵入内地的阿比西尼亚山国。但是冒险进入内地的第一次远征爲阿比西尼亚皇帝约翰在冈代特所挫。1876年在埃及统治者的一个儿子哈桑帕夏指挥下的第二支军队甚至被阿比西尼亚人所俘虏。在居拉进行的第三次战斗中，埃及人损失了全部的大炮。对他们说来幸运的是，约翰皇帝的一些封臣叛变了，因此在1877年他愿意缔结一个和约，至少把马苏瓦留给埃及人，因爲这个地方已经受到敌人的威胁了。
这些不幸的战役，加上基代夫的近乎疯狂的挥霍，破坏了这个富庶的国家的财政。而赛义德的三百万英镑的贷款后来已经使国家财政不堪沈重的负担了。易司马仪力图利用欧洲最新的技术发明来增加他的巨大的田地上的出产，但是没有效果。花很多钱买来的蒸汽犁和其他机器，凡是加以使用的只能用一个短时期。1875年11月易司马仪由于一时的困难不得不以四百万英镑的代价将苏伊士运河的股票卖给英国。到1876年时，他的外债已增加到一亿镑。他的宗主曾于1875年宣布国家破産以解救自己，这个例子诱使他加以效法。1876年4月易司马仪对他的国债和私人债务停止付利息三个月。他不付给公务人员薪金，并且将农民每年缴纳的捐税增加一倍。但是亚历山大港的欧洲法庭判决易司马仪必须偿还他的债务，并且下令没收他在拉姆拉的皇宫，这时根据苏丹所认可的新司法组织，欧洲法庭己代替了领事法庭。英法两国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埃及的财政情况。1878年这个委员会迫使易司马仪和他的亲戚把他们的大部田産交给国家，而且没有由本地人和外国人组成的议会的同意不能征更多的税。在新组成的由亚美尼亚人努巴尔帕夏领导的内阁中，邀请了英国人威尔逊担任财政大臣，法国人德布里涅尔担任公共工程大臣。但是恼羞成怒的基代夫不能忍受这种指导，特别是有人也建议减少他的军队。他煽动起了一个反对基督教徒的军事叛乱，这个叛乱的目的是要强迫外国人退却。但是只有努巴尔帕夏辞职了，而威尔逊和德布里涅尔则参加了在皇太子陶菲格领导下的新内阁。这时，据说在一个当地着名人士的会议的唆使下，易司马仪宣布辞退外国人。同时，他企图用他自己的法令来减少对他的债主所负的债务。1880年5月德意志帝国政府爲这件事向他提出了抗议照会，其他国家也提出了抗议。在他们的督促下，苏丹于6月26日宣布易司马仪被废黜，并且任命他的长子陶菲格爲基代夫。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奥斯曼帝国也发生了连续不断的财政困难。1875年时财政困难达到了最高峰。帝国政府在巴黎进行谈判筹借新贷款，并且使奥斯曼银行成爲整个帝国的总收税人员和出纳入，但是都没有成功。如果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那时能够下定决心将他的巨大的私人财産牺牲一部分，或者是削弱他的宫廷的消费，那麽最坏的事情仍然可能避免。但是不能够指望他作这种牺牲，因此除了宣布国家破産之外，帝国政府别无他法，即使俄国大使没有明白地劝告他这样作的话。10月间首相宣布说在此后的五年中，帝国政府由于财政亏空在付利息时不得不仅付一半现金，另一半以五厘利息的债务偿付。唯一的例外是最初的两笔贷款，这两笔贷款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借的，而且是由英法两国保证的；例外的还有苏丹手中的达一亿四千四百万法郎的国家债券。在这以前的二十年间，帝国政府共借了十笔外债，最后一次贷款是在最不利的利率下借的，平均利率达九厘半。在宣告破産的时候，未偿清的债务加上当时爲购买装甲船、克虏伯大炮和马丁枪所举的债款据估计达六十二亿二千五百万法郎以上。
在鲁美利亚的各斯拉夫省份到处都发生了动乱。有人指责俄国的领事参加煽动反动奥斯曼人的活动，这毫无疑问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在黑塞哥维那，早在1875年7月就发生了骚动，在这个地方基督教徒的膏血已经被他们自己的贵族榨得干干净净，这些贵族是在被征服之后就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帝国政府集合了一支军队，但是最初他打算进行一些改革，任命了包括基督教官员在内的一个行政委员会。当这个新的机构试图在叛区开始活动时，它受到了穆斯林的阻挠。1876年1月保加利亚也发生了起义，原·因是陷于财政困难中的帝国政府发出命令在四个星期之内将所有拖欠的税款收齐。5月6日萨罗尼加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爲了一个保加利亚少女发生争吵，当时德法两国的领事遭到了暗杀。结果一支欧洲的舰队开到了萨罗尼加港外。这时伊斯坦布尔的神学和法律学的学生发生了暴动，推翻了首相和穆弗蒂。三个帝国建议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实行两个月的休战，如果在这个期间不能够达成和平协定的话就要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苏丹的滥事挥霍和庸碌无能引起了一个阴谋，这个阴谋的主使人是米德哈特帕夏。米德哈特帕夏在多瑙河的保加利亚省任总督时，和在1869年以后在巴格达任总督时曾树立很大的功勋。他也曾在穆罕默德·鲁什迪帕夏首相的内阁中担任了一个短时期的不管部大臣职务。这一年年初他向俄国之外的各大国发出了一个匿名的备忘录中他说伊斯兰教的法律要求废黜苏丹，因爲这个法律要求国家元首有十分正常的智慧。5月30日夜晚，包括军政大臣侯赛因·奥尼帕夏在内的阴谋者出其不意地占领了苏丹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旁的多尔马·巴格吉宫，并且向他读伊斯兰教教长宣布他被废黜的一个意见书。同天晚上穆拉德五世被立爲苏丹。6月5日发现阿卜杜勒·阿齐兹死在他的奇拉甘的皇宫中，据说他用剪刀切断了他手腕的血管。新苏丹受过欧洲教育，有着开明的声誉。但是他的健康早已就因饮酒过度受到伤害，而他登基时的恐怖情景更加使他完全变得郁郁寡欢了。
帝国政府认爲有必要以全力镇压保加利亚的叛乱。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他曾经让俄国高加索的塞加西亚人移民迁入保加利亚定居。这时它放任他们向基督徒进攻。塞加西亚人和半野蛮的非正规骑兵((巴希布祖克”一起将一些村落整个地加以消灭。在保加利亚发生的这些暴行在英国引起了十分激烈的愤怒浪潮，以致反对党领袖格拉德斯通要求立即将奥斯曼人逐出欧洲。
在塞尔维亚，主战派这时也占了上风。贝尔格莱德政府于6月27日向帝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消土耳其卫戍部队和塞尔维亚边境的非正规部队，并且任命米兰亲王爲波斯尼亚的总督。米兰于7月2日在他的德里格勒的司令部中发表了宣战书，门的内哥罗也公开参加了战争。1867年夏天塞尔维亚人仍然爲土耳其人所扼阻，而门的内哥罗人于7月27日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
同时，穆拉德的神经错乱已经如此声名狼藉，因此伊斯兰教教长于8月31日宣布他被废黜。他的弟弟阿卜杜·哈米德二世于9月1日即位。在这以后不久，米德哈特帕夏就任首相指导国家事务。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同意和他缔结一项在巴尔干休战两个月的协定，但是帝国政府只是把休战当作重新武装的时机。根据英国的建议，在伊斯坦布尔召开了一个大使会议，再一次想以新的改革建议来换取和平。各大国要求在最初五年内保留认可保加利亚总督之权，并且要求任命一个国际管制委员会。米德哈特帕夏企图以内部改革来制止这种对苏丹主权的侵犯。他任命一个包括十六个文官、十个教土和两个师长级的将军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新宪法。经过激烈的争辩之后通过了如下的决议，这些决议是以比利时宪法爲基础于12月23日以卡奴尼诏书的名义发表的：伊斯坦布尔的各种特权应予取消，这个城市直到这时爲止有一个特别的政府，它的居民不服兵役而且不缴纳所得税；帝国所有的臣民都应称爲奥斯曼人而且有人身自由；定伊斯兰教爲国教，但国家也保护其他所有得到承认的宗教；在法律的范围内应有新闻自由；所有精通土耳其语言的奥斯曼人都可以按他们的能力担任国家的任何职务；通过两个议院——衆议院和参议院——建立人民代表制，衆议员和参议员不得因他们的意见或投票而受到迫害；两院于每年11月1日开会，由苏丹致开会词；两院所制定的法律经两院通过由苏丹批准的开始生效；参议院议长及议员由苏丹任命，爲终身制；每五万公民中应有一个衆议员，除大臣职务外该议员不得担任任何公职；衆议员任期四年，但是他们可以连选连任，每一个衆议员都代表全体奥斯曼人，而不是代表任何一个集团，选民必须从他们所在省份的居民中选出他们的衆议员；衆议院的议长和两个副议长由衆议院提出名单经苏丹选择决定；预算草案由衆议院负责制定；衆议院会议对公衆公开；设立一个由十名参议员、十名国家咨议和连名上诉院咨议组成的最高法院，作出关于大臣、议长、上诉院法
官和被控告犯有危害治安和叛国罪的人的决定；各省政府应实行地方分权；所有奥斯曼人都应受初级义务教育。
最初帝国政府宣布它不经议会同意不能作出任何更多的让步，企图借此逃避各大国的要求。由手议会尚未选出，帝国政府象以前类似情况下一样召开了一个两百多人的大会，当时和过去的高官显贵以及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代表都参加这次会议。1877年1月18日这个会议一致拒绝了各大国的要求。于是各大国的代表们离开了伊斯坦布尔。但是米德哈特帕夏的圆滑的外交手段又一次离间了他的对手们。2月28日和塞尔维亚签订了一项条约，恢复了以前的局面。由于3月19日召开的奥斯曼议会拒绝了门的内哥罗的扩张领土的要求，休战协定没有扩充到门的内哥罗。
俄国于4月24日向各大国宣布说，东方的骚动妨碍了它的和平的发展，因此它不得不积极地进行干预。在巴黎条约中曾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各大国宣布了它们的中立。罗马尼亚不能够阻止大批的俄国军官和志愿人员过境到塞尔维亚去，后来又不得不准许俄国军队过境，因爲俄国军队只有经过这条路才能和敌人交锋。由于在这件事发生后土耳其人也不再尊重罗马尼亚的国境，罗马尼亚和俄国签订了一个军事条约，将它的全部资源和交通工具都交由俄国使用。5月13日，罗马尼亚向帝国政府宣战，5月21日两院都宣布了这个国家的独立。
1877年6月底，俄国将军吉尔考渡过了多瑙河，推进到了巴尔干半岛并且占领了控制着通向亚德里安诺堡的公路的西普卡隘口，虽然他前进道路的两旁都还驻有土耳其军队。在后方，奥斯曼帕夏占领了控制所有通往保加利亚北部的公路的普利弗那交叉点。但是在巴尔干半岛南部指挥作战的素莱曼帕夏并未想到和他会师，反而徒劳无功地袭击了西普卡隘口。这时罗马尼亚的卡罗尔国王干预了这个战争，但是经过长期围攻之后直到12月10日才迫使奥斯曼帕夏投降。1878年1月俄国人经过巴尔干半岛占领了亚德里安诺堡。他们于1月31日在亚德里安诺堡同土耳其人缔结了一个休战协定。由于英国舰队驶进了贝西卡湾而且英国议会同意增加军备，俄国被迫放弃了它的东方政策的一贯目标——向君土坦丁堡前进。3月3日在圣斯忒法诺签订了一个临时和约。土耳其同意割让爲俄国人所占领的亚美尼亚的卡斯要塞和重要的巴统港，并且同意建立一个独立的保加利亚公国，这个国家一直伸展到爱琴海，它只是在宗主权上属于苏丹。但是英国不承认这些条款，土耳其已经将塞浦路斯割让给英国以酬谢它的帮助。由于奥地利也在进行武装，俄国不得不同意在将在柏林召开的一个会议上修改和约。柏林会议于1878年6月13日开会，会议举行了四周。在俾斯麦的帮助下，土耳其总算保全了保加利亚南部作爲在一个基督教总督管理下的东鲁美利亚自治省，而保加利亚北部则成爲一个独立的公国。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希腊也由于获得领土让步而感到满足。罗马尼亚被迫割让比萨拉比亚给俄国，而得到了一个完全不适当的补偿——多希鲁加。对未来最不祥的就是将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诺维巴沙旗的权利给予了奥地利。
对指望英国给予的支援感到了失望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于1877年2月5日解除了力主依赖西方国家的米德哈特帕夏的首相职务，并以叛国罪将他放逐国外。米德哈特帕夏所建立的制度从来不曾实行过。阿卜杜勒·哈采德这时一心一意地从事子用德国教官来改进他的军队的训练，但是拒绝了按照欧洲的办法进行其他任何改革。他企图恢复最后的东方式的专制来巩固他的权力。他的帝国中的每一个自由的思想活动都在萌芽时就被扼杀。通常称之爲青年土耳其党的首创改革观念的人们，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在巴黎和日内瓦组成了新的精神生活的中心。宫廷亲信使苏丹老是害怕阴谋，而叙利亚籍的宫廷神学家艾卜·胡达·赛亚迪在精神上也控制了他。在他们的影响下，他愈来愈深地陷入不现实的幻想中：愈来愈重视他作爲哈里发的宗教尊严，他希望借此来达到控制所有穆斯林的目的。苏丹的这种想法自然是和受过教育的广大阶层的想法是一致的，特别是在教士之中。对他们说来，伊斯兰教仍然代替着不存在的民族意识，而且他们在梦想有一个泛伊斯兰教的复古运动来对抗欧洲的霸权。
但是奥斯曼帝国的弱点已经十分明显，因此它以日益增加的速度走上了分崩离析的道路。在一直只不过是松懈地依附着帝国政府的北非，突尼斯早在1881年就丢给了法国。
在埃及，较弱的统治者陶菲格不得不眼看着欧洲委员会爲了解决债务问题而对他的财政主权加以日益增加的限制。当欧洲委员会采取行动削减他的军队时，这件事引起了军官们的反对。但是首先由于他们分成了土耳其派和埃及派，他们就不能采取一致行动。从穆罕默德·阿里时期起，许多土耳其人在军队中就仍然继续占有地位，他们偏袒他们的同族人。军队中出现了一个当地埃及人的领袖艾哈迈德·阿拉比。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靠了自己的努力逐渐升到了上校和第四团团长的地位。1881年1月他和第一团团长阿里·法赫米一起对乌斯曼帕夏。里弗基政府的措施提出了抗议，因此成爲民族党的领袖，这个党派同时也代表农民的利益反对土耳其血统的大地主。经过一些事件之后。他于1882年 2月被任命爲陆军大臣。土耳其军官反对他的阴谋，引起了阿拉比和陶菲格的冲突。大臣会议违反了这位统治者的意愿召开了一个元老会议。由于英国认爲在这个国家中的欧洲人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它在亚历山大港外举行了一次舰队示威，法国也参加了这次示威。这件事加剧了埃及的紧张局势。6月11日在亚历山大发生了一个残酷的排外暴动。由于阿拉比害怕大国的干预，他开始在亚历山大修筑防御工事。在格莱德斯通领导下的英国政府仍然没有占领埃及的意思。由于法国在突尼斯和印度支那同时遇到了困难，特别是受了它和德意志帝国的关系的阻碍，它从亚历山大召回了它的舰队。这样一来，英国感到要独自爲欧洲人的安全负责。由于阿拉比不停止修筑防御工事，英国海军于7月11日轰击亚历山大港。陶菲格事先请求英国的保护，随后他和英国的登陆部队会合。结果阿拉比于8月2日宣布自己是苏丹的代表，但是苏丹却指责他爲反叛者。9月13日，他率领他的装备不足的军队在退尔·卡比尔向沃尔塞利将军的登陆部队进攻。结果他被打败，两天之后在开罗被俘。对他判处的死刑撤消了，他被流放到锡兰。1901年又准许他从锡兰回到开罗。
退尔·卡比尔之败决定了埃及半个世纪的历史。英国控制了财政和埃及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此外，一支英国卫戍部队长期驻扎在这个国家。正如在印度地方统治者旁边的代表英国的驻扎官一样，总领事克罗麦尔勋爵站在基代夫之旁成爲埃及的真正统治者。因此，在这个时期中，埃及的历史就是大英帝国历史的一部分，它在英帝国中成爲确保对印度的控制的依靠。它经过了二十年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重新获得了它的独立。
阿卜杜勒·哈米德退居到他的伊尔迪兹宫中，越来越和公衆隔绝。当他在伊尔迪兹宫中一心一意地想借分布广泛的间谍系统来镇压奥斯曼帝国中每一个自由倾向时，他企图用改善商业的办法来巩固他的政权。赫希男爵用不正当的办法取得了巨大的利润。他用这些款项修建东方铁路一直没有完成。直到1881年取消了和他签订的合同之后，修建工作才有真正的进展。1888年年终时，铁路将贝尔格莱德和君士坦丁堡联结了起来，在亚洲它从海达帕夏伸展到伊士密特。随后德意志银行在提供了九十九年内最低限度收入的保证后，获得了将这条铁路一直修到安卡拉的许可。
1892年铁路修到了这个城市。立刻有人提出了将铁路修过安那托里亚和伊拉克一直到波斯湾的计划。这样不仅将帝国中最重要的地区和首都联系了起来，而且这些地区的丰富的天然资源也可以通向世界贸易了。但是这个计划同时也危及英国在东方的地位和俄国对波斯的打算。虽然目光远大的德国政治家劝告不要冒这个计划的风险，但是只知从事促进经济利益的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们却推动了这个巴格达铁路计划，并且使德皇威廉二世对它也感到兴趣。1898年当威廉二世在耶路撒冷之行的归途中访问君士坦丁堡时，他要求苏丹授权德意志银行建造哈伊达尔帕夏港，以对抗英国和俄国的阻挠进一步延长巴格达铁路的努力。苏丹把威廉二世当作朋友，而且由于以冯·德·戈尔茨帕夏爲首的德国军官训练了土耳其军队而对他表示感激。1902年德国获得了修建巴格达铁路的许可。这条铁路以布鲁萨(到安卡拉的支线从这里开始)爲起点，经过阿非翁卡拉希萨尔、科尼亚、埃累格利、保尔格鲁，经由纳西宾和摩苏尔到巴格达。至保尔格鲁的一段可以在1904年 10月25日通车。 虽然在安那托里亚的铁路是爲了经济和战略的目的，苏丹的最有特色的工程——汉志铁路——是爲了提高他作爲哈里发在伊斯兰教世界中的威信而修筑的。在这以只能从大马土革取道艰难的队商的小路经沙漠或者乘船通过红海到达圣城，而现在这些圣城可以由铁路和帝国的中心联结起来。铁路的建造主要是由苏丹的私人秘书、一个叙利亚的阿拉伯人伊泽特帕夏推动的。德国工程师在1900至1980年间将这条铁路一直修到了麦地那。修建铁路共花费三百万土耳其镑，其中三分之一是由世界各地的穆斯林自动捐助的。
在帝国内所有由于安那托里亚铁路而得利益的臣民中，阿卜杜勒·哈米德认爲他只惧怕亚美尼亚人，因爲在亚美尼亚人中间争取独立的民族生活的野心早已就很明显了。他们的同胞散布到整个地中海地区，远至印度。这些人往往发了大财，他们支援争取独立的民族生活的愿望，使这种希望在于人们心中。这个最不幸的东方民族，住在安那托里亚、阿塞拜疆和里海之间山脉中的最高的中央山岭上。他们保持了最纯洁的安那托里亚原始居民的人种特点，但是他们的语言是从印欧移民的一个阶层借来的，使之适应他们祖先的语言。在他们的到处都是高山之间的辽阔平原的国家中，封建制度在很早的时期就得到了发展。这种制度在古代曾一度産生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但是除此之外差不多总是毫不费力地爲邻国所征服。在他们被奥斯曼人征服之后，他们的南方邻居库尔德人不断地扩大在这个国家的权力。阿卜杜拉·哈米德相信他可以依靠库尔德人作爲他的权力钓最安全的基础，虽然他自己的母亲也是亚美尼亚人。他在伊斯坦布尔的私人卫队“哈密德叶团”主要是由库尔德人组成的。在各省，哈米德准许库尔德人可以自由活动，虽然他很想限制他们的统领的权力，并且镇压他们中间的一切民族主义的活动。作爲勤劳的手工匠和精力充沛但是不择手段的商人，亚美尼亚人在经济方面比他们的邻居更先进。长期住在国外的人常常积累了大量财富，而且往往爲了他们的同胞的利益对欧洲国家施加影响。巴尔千半岛各民族的榜样也唤起了亚美尼亚人的取得某种程度的独立的愿望，就象东鲁美利亚在柏林会议上所取得的一样，尽管他们的地位完全不同。但是这种望愿引起了苏丹的猜忌。1905年，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联合起来在这个国家几乎所有大城市中和特里比桑德、埃德萨甚至在伊斯坦布尔对亚美尼亚人进行了残无人道的屠杀。苏丹对这件事肯定的未加反对。第二年在俾特利斯州和凡州又重复了这种屠杀。这些暴行不仅损害了奥斯曼帝国在整个文明世界中的威信，并且也动摇了这个政权的基础。
希腊人对在柏林条约中对他们的国境所进行的调整感到不满。特别是将绝大多数是希腊人居住的克里特岛并入他们的王国的愿望不断地激动着人民的感情。1896年这个岛上发生了暴动，希腊的乔治国王担任了这次暴动的领导。和这件事相关联的是 1897年春天帖撒利也发生了战争。但是这个王国军事上的软弱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以致各大国不得不维持它使它免于全面崩溃。结果，各大国所规定的和约条款只给大陆上的希腊人带来了微不足道的边境调整，虽然克里特岛得到了在一个基督教徒总督管理下的自治省的地位。
马其顿的情况使奥斯曼帝国更感棘手，在那里土耳其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瓦拉几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混居在一起。由于这种情况，所有的三个边境毗连的基督教国家都争夺这个土地肥沃、特别是由于它出产烟草而具有重大价值的省份。 1902年秋天，成群的保加利亚人在马其顿组织了起来，在乡间各处流浪威胁其他的斯拉夫人，甚至连土耳其军队也不能平定他们。结果俄国和奥地利要求帝国政府设立一个由欧洲人担任总督和在欧洲军官指挥下的警察队。但是指挥这个宪兵队的义大利将军也不能恢复秩序，其他各族人反而也效法保加利亚人进行游击战。甚至当各大国强迫苏丹将国家财政提交他们监督时，他们在使激昂的情绪平静下来这方面也不能有所作爲。奥地利企图利用这种局势通过从塞拉热窝起经过它管辖之下的诺维巴沙旗的一条公路将它的势力一直伸到萨罗尼加。这件事引起了俄国和其他大国的妒嫉，他们这时要求任命一个受到他们控制的总督。
这个计划加于他们的祖国的新耻辱，引起了驻马其顿的土耳其军队中的军官的极大愤怒。1908年6月，英王爱德华七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勒佛尔举行会议，完成了英俄两国根据1907年8月18日至31日的条约所缔结的协约。在这之后，奥斯曼预计有瓜分帝国的新计划出现，这种威胁使军官中的激动达到了沸腾点。尽管有各种间谍机关的活动，长久以来就受到镇压的青年土耳其党的自由运动仍然在军队中建立了立足点。在马其顿，作爲驻柏林的陆军武官因而非常熟悉德国军事方法的思维·贝伊和在对马其顿的匪徒作战中取得了军事经验的尼亚齐中校担任了一个阴谋的领导，这个阴谋的直接目标是恢复米德哈特帕夏于1876年制定的宪法。在文职人员中，报务员塔拉特爲了他们的计划而积极地从事活动。自称爲联盟进步委员会的阴谋策划者们从控制这个城市的商业生活的“杜默”(萨罗尼加皈依伊斯兰教的犹太人)那里得到了财政上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