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时，墨守传统形式的土耳其民族精神，再一次证明在文化领域内比之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有更大的抗拒西方文明影响的力量。1831年《塔克维尼·维开》日报的创立是第一次对新时代的让步。接着创办了其他一些带有文学倾向的报纸，如1860年的《德朱马尼—阿赫瓦尔》和1862年的《塔苏里·埃弗基亚》称爲“丹齐马特”的改革时期还引起了教育制度的变革。过去，除了传授《古兰经》以外，初等学校根本不存在，只有在神学院才能受到高等教育。1853年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来编撰小学教本，1861年开设了第一所女子高等学校。1869年甚至还创立了一所大学，但两年后这所大学在反动的风暴攻击下关门了。遗留下来的只有一所医学院和一所法律学校。
直至十九世纪中叶，奥斯曼人在文学上坚持波斯的内容和风格。但在教育制度的改革过程中，也派遣了一批有才能的青年到巴黎去留学。其中有专门研究法国文学的易卜拉欣·希纳西。据说，他在巴黎参加过1848年的革命，在巴黎住了五年之后，他回国在教育部供职，但不久即脱离供职，到1860年创立的第一家民办报纸《德朱马尼·阿赫瓦尔》去工作。1862年他创办了自己的报纸《塔苏里·埃弗基尔》，这一家报馆抵住了一切政治风暴的袭击，直到1925年才被穆斯塔法·凯末尔封闭。希纳西在新闻工作的活动方面对土耳其文字有很大贡献。他把这种文字从浮夸虚饰的缚束中解放出来，回到人民语言的简单结构中去。1859年，他出版了一些法国散文和诗的头一部土耳其文选译。译本内并将原文并列，以供对照，两种文字各十一页。这本小册子向受过教育的土耳其人说明了原文中他们所熟悉的概念，也可以用本国语言表达出来的。它还使翻译作品有了很繁荣的发展。他本人的诗才不高，而且受旧的风格所束缚。尽管如此，他却是替土耳其人写了一本小喜剧的头一个人。剧名是《诗人的婚礼》，写的是妇女的地位问题。这一剧本在文学界上一直引起了不少的讨论。
一般人都认爲旧文学已经过时了；这使希纳西的尝试有了一个很好的园地。年青一辈的作家都倾向于这个新运动。齐亚帕夏在翻译卢梭和莫里哀的作品中继续使语文做到纯洁。但是希纳西最重要的门徒却是纳米克·克马尔。他在1864年赴巴黎时将报馆的编辑职位让给纳米克·克马尔。克马尔知道光采用法国的概念是不够的，文学应该就地取材来处理“土生土长的”题材才能对人民发挥影响。可是政治活动妨碍了他的文学工作。由于他参加了齐亚创立的青年土耳其委员会，1866年他被迫和齐亚一起逃亡到伦敦去。直至1871年首相阿里帕夏死后他才能回国。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在任末期的骚动的几年里，巴尔干到处变乱蜂起。他在1872年出版了《祖国抑西利斯特里亚》的剧本。这剧本是歌颂 1854年抵抗俄罗斯人入侵西利斯特里亚要塞的保卫战；破天荒第一次使土耳其人知道有个同苏丹个人无关的祖国的概念。这剧本引起了如火如茶的爱国热情，以致政府认爲它有危险性，因此在该剧第二次演出之后，政府就勒令禁演，并把诗人流放到塞浦路斯去。阿卜杜勒·哈米德对他的批评以及他的艺术的爱国性和群衆性更不能忍受，于是使他长期远寓京城，名义上还给他一个官职，实际上是流放，最后一个职位是当开俄斯岛总督。但是他的作品使他的思想永垂不朽，并且对青年土耳其运动达到目的有很大的贡献。
纳米克·克马尔的弟子阿卜杜·哈克·哈米德实现了克马尔由于政治目的而常常不得不牺牲的艺术理想。哈米德被派至巴黎。伦敦和布鲁塞尔去当外交官，到1937年4月12日逝世时享年八十六岁，历经旧帝国的衰亡，但还能欣幸看到民族国家的兴起。除了抒情诗以外，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国古典文学和莎士比亚影响的戏剧，尽管是从欧洲人而不是从土耳其人的文化中的感情生活爲取材源泉，却爲土耳其文学开辟了新的道路。
但是把文学引向纯粹大衆方向的这种努力并未放松。一向被受过教育的阶层所鄙视，而在人民大衆当中流传的唯一的真正土耳其散文是由民间说书人在叙述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故事中慢慢发展起来的。艾哈迈德·米德哈特把他们这种艺术介绍到文学中去。在那本《有趣的故事》里，他虽然还是大部分依靠法国的材料，却有极其丰富的从现实生活中经过敏锐的观察而得到的细节，并且懂得怎样使这些细节具有引人入胜的形式。真正的民族内容当时是由穆罕默德·陶菲格通过他的《伊斯坦布尔一年》这部作品介绍到文学中的。这本书描写一度住在首都的人民当时还没有受到外来不良影响的生活，冬天长夜里快乐的娘儿们的说说笑笑，咖啡馆里的吵吵闹闹，以及到金角湾顶端欧洲的甜水泉去的远足。侯赛因·拉赫密更能深入人民的生活。他的全部教育是从伊斯坦布尔的新式学校得来的，他从来没学过法文。他受的教育使他爬到间接税局档案处长的地位。他作爲人民的好儿子，特别乐于歌颂安那托里亚的健康的农民——这是国家的希望。不过他把农民的真实情况写给大家看，始终与农民打成一片来了解他们。他的作品和他的前辈一样，带有劝人爲善和悲观色彩，但这种态度并不是由于效仿西方的感情，而是在实际环境中有它的根源，因此是完全真实的。
在抒情诗的领域中，受古典主义所束缚的枷锁也动摇了。麦哈茂德·埃克赖姆把民歌介绍到文学中去，用外国的民谣诗和浪漫故事说的形式使之有所提高。伊斯坦布尔渔家子弟穆罕默德·埃明写的诗把这种大衆爱好的抒情形式提高到完美的程度，这是青年土耳其运动的胜利的副産品。
随着这些民族愿望而来的是要达到语言纯洁性的新的热情。萨米·弗拉舍里在这方面的成就特别突出。在抛弃了古代的古典作家的矫揉造作、臃肿繁琐的文体而代之以人民的朴素的语言之后，还想把辞汇中不必要的大量阿拉伯和波斯外来语逐步清除出去。这种外来语在旧文学中曾阻碍了被蔑视的土耳其语言的发展。极有地位的《进步报》的发行人艾哈迈德·杰伍德(死于1880年)出版了奈瓦伊作品的原文和奥斯曼译本。作者在这些作品中在赫拉特的帖木儿王朝宫廷里赞扬土耳其语言而贬低阿拉伯的语言。的确，有时甚至还企图用早就过时不用的土耳其古字来代替已经完全本国化的外来语。尽管有上述这种过火情况，这些语言纯洁派的努力是有健全的内容的，而且是有成就的。
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的末期，文学必经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奋斗。由于他害怕年青土耳其党人反对他的专制统治，他跟外界越加隔绝，深居伊尔迪齐宫中，这使他的亲信人物对人民中间的健康进步的运动更容易産生怀疑。由于这些运动的代表不甘心保持缄默，他们的活动受到了极其使人讨厌的检查，例如，《威廉·退尔》的译本也被禁止出版，祖国这个辞汇也不许用。因此这些年代的文学，受到爲艺术而艺术的当代法国诗的影响，只産生了病态悲观的感伤作品。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聚集在《塞维蒂·福蒙》日报的周围。这一家报馆发表了哈立德·齐亚的小说。《蓝与黑》和《被禁止的爰情》。这两本书尽管作风矫揉造作，在土耳其人当中却打下了这一种文学样式的第一个真正基础。除了哈立德·齐亚之外，艾哈迈德·希克梅的文字简单、想象丰富，内容一般且脱离现实的短篇小说，引起了读者的兴趣。
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把文学马上从检查制度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只有象抒情诗人艾哈迈德·哈希姆等少数几个诗人继续忠于前一个时期的纯美学理想。除此之外，年青的民族文学很快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革命后不久，土耳其协会成立。四年后，在1912年，又成立了一个活跃的土耳其之家的团体。它的刊物《土耳其祖国》不仅在文学中而且通过深入研究历史来提倡土耳其民族主义这个新理想；如前所述，在发展新的思想当中，除了土耳其人以外，一批从沙皇俄国逃出来的鞑靼作家也不遗努力。这个运动的领导权落在齐亚·戈克·阿尔普的手里。协约国认爲他是个危险人物，于是在占领伊斯坦布尔后，把他流放在马尔他岛上。他的象征诗《基济尔·埃耳马》和更大程度上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新设立的大学里的课程以及讲演，激起了青年人的民族理想。女诗人哈立德·埃迪卜的小说《突兰》，以极其优美的文字表达了这种理想。战争结束时的困难并没有摧毁这个运动。这个运动在新的民族国家里有了生气蓬勃的复兴，下文当另有叙述。
在土耳其本土，和欧洲文明发生的接触逐渐引起了文学生活上的全面剧变。但是在阿拉伯国家，它们受欧洲影响虽然更深、更早，旧的观念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仍起作用，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逐渐衰落。除北非以外，其他阿拉伯国家仍旧从属于奥斯曼帝国。埃及在政治上脱离奥斯曼帝国妨碍了阿拉伯文学的统一发展。穆斯林人与活跃得多钓基督徒之间缺乏任何共同的民族目标，这样就增加了这种障碍。在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家族及其追随者这个统治阶层对土耳其文学比对阿拉伯文学有更大的兴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开罗创立的报纸的特点是：不但军事条例用土耳其文刊登，土耳其古典文学作品也大批大批地刊登，而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刊登阿拉伯文的作品。在叙利亚，爲在贝鲁特创立美国学院的基督教传教土服务的马龙派和爲它所对立的创立圣约瑟大学的耶稣会服务的马龙派，都竞相复活文学和恢复古典阿拉伯文的纯洁性。纳西弗·亚齐吉(1879年死于贝鲁特)的作品基本上就是爲了上述目的。他在诗中企图模仿穆台奈比，在叙事诗中则模仿哈利利。有一个名叫马鲁·纳克卡什(1871年死于贝鲁特)的试图爲他的人民创作一种法国形式加上东方内容的戏剧。他们孤零零的尝试没有人效法。在叙利亚执行的检查制度，同伊斯坦布尔同样严厉，这妨碍了叙利亚报纸的发展。因此，许多有才能的新闻工作者都宁愿留居埃及，特别是因爲英国当局对埃及的报界给予了更大的自由。在阿卜杜勒·哈米德统治下，叙利亚的阿拉伯文学的典型代表是纳卜哈尼。纳I、哈尼是贝鲁特宗教法庭庭长，苏丹的伊马木艾卜·胡达的朋友。他那极其丰富多産的文学活动表现了旧式的伊斯兰精神，反对基督教欧洲的影响。
在埃及，阿拉伯文学的圈子起初只以穆斯林人爲限，哥普特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的政治条件下，才开始插足进来。穆罕默德·阿里对欧洲文明的兴趣引起了广泛的翻译活动。除了最初需要的技术和科学作品的译本之外，不久也有大量的法国小说译本出现。这些常常是不加选择地译出的法国小说，经常左右读者的喜好，而成爲民族艺术事业的障碍。叙利亚人素莱曼·布斯塔尼用交替的阿拉伯韵律的诗体翻译《伊利亚特》，能很好地抓到这部史诗的气氛，但是尽管加上许多学术性的注解，总不能够使阿拉伯群衆能够比较容易了解这种外国内容。因此，他那孤芳自赏的努力没有人模仿。在诗这方面很流行模仿阿拔斯王朝时代的古典大师。这表现在军政大臣萨米·巴鲁迪的作品中。他在阿拉伯革命后被英国流放到锡兰去，直至老年时，才能回祖国。在流放中，他用独出心裁和动人心弦的笔法写出了他那不幸的遭遇。萨米是一个土耳其家族的后裔。而基代夫的宫廷诗人艾哈迈德·绍基的阿拉伯血统中却渗杂着外国的血液。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对主子出言不逊被英国放逐到西班牙去。他也是完全沈湎于古典传统，而在战后才走上了新的艺术道路。在叙事散文方面，叙利亚人朱尔吉·宰丹写了许多描述古代伊斯兰的历史小说，而占了统治地位。他的作品虽然毫不深刻，但想象丰富的故事和朴素的风格却抓住了读者心。因此，爲战后时期间这种文学样式的繁荣开辟了道路。宰丹进一步努力向阿拉伯人介绍欧洲对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在埃及，戏剧缺乏任何传统，因此也只能慢慢发展。虽然在吸收法国古典悲剧方面下了很大的努力，但是真正成功的还只是具有轻松的法国风格剧本。乌斯曼·查拉勒(1829—1898年)在作了这种尝试后转向到模仿莫里哀的喜剧，希望能够加以埃及化的改编，来使作品的内容适合同胞的胃口。在这方面他大胆地首先使用大衆化的方言，而不用当时只在舞台上仍占优势的古典语言，但是成就很小，他的剧本一直到1912年才演出，可是不久又停演了。在高度发展的埃及新闻事业方面産生了一种新的散文体。这种散文体被在英国统治下出现的政客们当作一种有效的宣传工具。在这些政客中，嘎西木·艾敏(死于1908年)值得一提。他的两本书《妇女解放》(1899年出版)和《新妇女》(1901年出版)使妇女问题在伊斯兰世界中成爲流行的讨论话题。后来，在土耳其对这个问题采取具体的解决办法并取得进步之后，埃及社会也川继效法，初时还犹豫不决，但不久便取得了持久的成功。
但是埃及的宗教生活，过去和现在都是受伊斯兰教的支配。这是主要由于波斯人贾马尔·丁的影响。他爲了政治原因，愿意自称爲阿富汗人，因爲他在那里曾经度过了青年时代。1870年，他的恩主多斯特·穆罕默德总督死后，他不得不离开他的第二祖国，他到了伊斯坦布尔。在那里他虽然还没有发表过什麽着作，可是大学者的盛名早就传开了。因此，他受到政府和学术界的善意的欢迎。他在新建立的大学里的授课和演讲给他们很深的印象。可是伊斯兰教长却使人们怀疑他有自由思想，终于把他放逐出境。他于是到开罗去。在开罗他备受欢迎。这里他跟官方毫无关系，直至阿拉比起义前，能够自由地工作，并且在埃及青年当中鼓起了这种希望：如果爲着保卫伊斯兰教使它成爲一种比较先进的宗教，他们能吸收西方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方法，那麽就有可能摆脱掉欧洲的统治。英国占领埃及后，他被流放到印度去。但在1883年他有机会到巴黎。在巴黎他和他的弟子穆罕默德·阿卜杜一道出版了《欧瓦·伍思卡》周报。这家周报虽然不久就停刊，但影响很大。他后来的命运，本书下文在谈到波斯历史中将会述及。1885年，他的弟子穆罕默德·阿卜杜先回贝鲁特，1888年再回到故乡埃及。在埃及，他的同胞把他当做解放他们的使者来欢迎他。他当了人民法庭的法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899年提升爲埃及的穆弗蒂。他在1905年7月11日死去以前，对法律改革和古老的爱资哈尔大学教学改革起了很大的影响。他创立了伊斯兰教的现代主义运动，目的是要恢复创教者的理想，以便使这些理想清除一切后来添上的东西，在这个已因西方文明而完全改观的东方世界中也能表现出活力来。他的思想直至现今仍然支配着埃及的宗教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