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６年，南方革命蓬勃发展。７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同月北伐军进入长沙；８月攻克岳州；继而在汀泗桥击溃吴佩孚主力；１０月，攻克武昌。随着北伐战争取得进展，南方出现了蓬勃生气。沈从文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已纷纷南下；胡也频在海军预备学校时的一批同学，也投身到南方的北伐战争。这两方面的朋友都先后写了信来，要他们去武昌看看。
当他们商量这事时，三个人都没有去武昌意思。
理由又简单又切实的是丁玲女士。……她的意思只是：“若想做官，可过武昌；若想做文章，不应当过武昌。”①
——这时，丁玲正开始酝酿写短篇小说；胡也频文章也有了出路，每月可得２５元钱稿酬。生活刚刚稳定，不愿意另作安排；沈从文先因《晨报副刊》改组，由刘勉已、瞿世英继任编辑，文章获得了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机会，后又由徐志摩负责《晨报副刊》，文章得到赏识，有了较多发表机会，也不想放弃刚刚打下的基础。因此，三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完全一致。
三人住进汉园公寓后，有于赓虞、许超远、黎锦明、徐霞村、王森然等人经常与他们过从；女朋友中有凌叔华、黄庐隐等，却不常来。
２４２沈从文传
①《记丁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１９３４年版。日本的高畠穰在他的《丁玲传》中，据丁玲在《一个真实人的一生》里所说：“那时形式上我很平静，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痛苦极了！”推断丁玲正酝酿着向革命方向转变，并认定“这句话并非出自丁玲之口。”
沈从文传--卑微者之歌
卑微者之歌
１９２７年底，随着第一阶段北京生活的结束，沈从文走完了最初阶段的创作历程。他的作品最先见于报刊，是１９２４年１２月。《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是至今能见到的沈从文的处女作。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他的作品越来越频繁地见于《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１９２６年，他的小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三年间，先后发表各类作品１７０余题。１９２６年，北新书局出版了他的散文、小说、戏曲、诗歌合集《鸭子》，１９２７年，他的小说集《蜜柑》由新月书店出版。
关于这一阶段的创作，沈从文在《致唯刚先生》①一文中，曾有过极明确的告白：我只想把我生命所走过的痕迹写到纸上。
凡属真诚的创作，不管作者声称如何忠实客观，都不能不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渗透作家的主体意识。然而，对于沈从文的早期创作，这种生命的痕迹几乎可以作最狭义的理解。这些作品，在极大程度上，合成了一部沈从文的“自叙传”，是可以当作他的传记材料来读的。正如１９８４年沈从文亲口告诉笔者的，“早期作品写的都是真事，那时还不会虚构”。这里，有着郁达夫将文学当作作家“自叙传”的显明影响。
事实也确实如此。这些以叙述亲身经历为主的作品，按所述事件发生的时间，可以分为往事回忆和目前遭遇实录两部分，而它们又分别由许多小系列组成。如那些篇末标明或未标明的《一个退伍兵的自述》的作品，是他行伍生活的回忆；有关北京西山的一组，是他任职香山慈幼院时经历的叙写；公寓生活一组，则是他来到北京后最初两年穷困处境的实录，如此等等。只是到了１９２７年，一部分以都市人生为题材的作品，才开始逸出“自叙传”的范围，进入他的都市讽刺。
在《从边城走向世界》一书中，我曾将这些早期作品按题材分两大类：一是关于自己的乡土——湘西生活的回忆和描事；二是关于都市生活的见闻与感慨。并这样论及他的早期小说内容的客观含义。
１９２８年以前，有关故乡生活回忆的文字占据压倒的比重。这些作品将人带进一个奇异的世界。不消说春天采蕨、捡菌子，秋天摘八月瓜，冬日里赶山围猎，大街上男子汉一对一地单刀决斗，单是临溪而立的巨大水车，因溪流冲激飞快转动时扬起的雪白的水花，碾坊里终日不停地转动的碾谷，就够令人心醉。秋夜里，一群人高举葵或旧竹缆做成的火把，照得溪流上下一片通明，人人腰悬鱼篓，手执镰刀或小网，混合着吃惊、兴奋、相互埋怨的嚷叫，起劲地罟鱼；晴朗的白天，在静寂而深幽的山谷里，随着砍樵人的刀斧起落，刹时间满谷都是“它它它它”的响声。从对山望去，一棵树连枝带叶颓然倒下，老半天，才传来山崩似的巨大响声；腊月里，人们将小米、赤豆、枣、栗、白糖、花生仁和在一起，熬着又香又甜的腊八粥；正月里，人们便围着炭盆，煨板栗、烤糍粑、吃白绵蒸肉；月夜里，一个山村小姑娘在深山里，正独自奋力捕捉钻进窝棚的小野猪；黎明时分，一个小哨兵在哨位上，怯怯地听着山坡上“鬼撒沙子”发出的音响；一个患“失心颠”的小伙子，山鬼似的四处游逛，连续几天夜宿专供岩鹰砌巢的老虎峒；一位被落草的山大王既强讨恶要、又大排场地娶商人的女儿做压寨夫人，事情既荒唐又缠绵……作者表现的是偏处一隅湘西的动人风情。这场面，这景象，这情境，对当时的多数读者，简直是闻所未闻。它使人感着新鲜，感着一种刺激、一种兴奋，便是可以想见的了。
文学到底不只为着猎奇，不能止于社会生活的简单记录。沈从文这个阶段的小说创作，终究不过是一种特殊民情、风俗、自然风光的表象展览，——一种素朴而简陋的忆往的记实，多数甚至算不得小说。自然主义的印象捕捉构成它们的基本特色。虽然在作品的某些细部描写上，能够传达出事象特有的那份神气，显示着作者对事象特具敏感的潜在能力。可是，从作品内容的基本倾向看，除了自然景物、民情、习俗的外在风采，实在看不出什么深一点的蕴含。一条温情脉脉的感情细流在这些回忆里流动——一种对孤独的、为人情冷漠挫伤的都市生活经历的心理反应现象。诚然，少数作品显示出一定的社会意义：《福生》、《在私塾》、《我的小学教育》是对扼杀儿童生机的旧私塾教育的抨击；《移防》、《船上》揭露出旧军队的腐朽；《老魏的梦》（后改名《上城里来的人》）是湘西农村惨遭旧军队烧杀奸淫历史的忠实记录；《入伍后》写出了一个聪明可爱的青年农民，遭到有钱有势的仇家卑鄙陷害与谋杀的悲剧，等等。有的作品也蕴含着作者对人生某些问题思考的萌芽，如《在别一个国度里》（后更名为《男子顺知》），采用书信体，叙述一个被逼落草的山大王娶讨一个商人女儿做压寨夫人的故事。在外面人的传说里，这个山大王简直是青面獠牙、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作品却通过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商人女儿的亲身感受，叙说出这个穷苦人家出身的山大王，其实是一个既懂得恨、也懂得爱，有血性也充满温情的年轻英俊的男子汉。显然，作品反映了作者反世俗观念的倾向——在道德领域内替那些被统治者视为罪恶化身的具有反抗精神的下层人民翻案。作品的更名，也寄托着作者在道德问题上的某种审美追求。然而，即使上述作品，内容仍嫌单薄，主题也过于直露，粗略的叙述淹没了某些必要的精详描写。
这种情况同样反映在以都市经历与见闻为题材的创作中。这部分作品包括两种基本类型：一、暴露都市中上层阶级生活的空虚、庸俗与无聊；二、一个痛感孤独、渴求人间同情与温暖（包括男女之间温爱）的凄苦灵魂的内心独白。前者如《晨》、《岚生和岚生太太》、《蜜柑》等，后者如《篁君日记》、《长夏》、《老实人》、《看爱人去》等。一是企图鞭挞与讽刺，一是着重抒写都市苦闷。但由于题材缺乏典型化的提炼，作者尚无法把握讽刺艺术的规律，结果·鞭·苔·翻·成·展·览，尤其是第二类作品，带有郁达夫小说影响的明显痕迹。男女关系描写的自然主义倾向为时人诟病，便不足为奇了。
或许，这些早期作品蕴含的另一个侧面，即更为内在一点的，是刻画在这些作品里作者的心理轨迹。从这一侧面，我们看到了一个焦灼不安的痛苦灵魂，一个属于初入都市“乡下人”卑微的身影。
这首先表现为沈从文对“乡下人”（沈从文“自我”的代称）与“城里人”在物质生活状况及由此派生的精神状态的对比。
日来的风也太猖狂了！我为了扫除我星期日的寂寞，不得不跑到东城一位友人家中去消蚀这一段生命。诅咒着风的无聊，也许人人都一样，但是我同你在车上并排坐着，我却对这风私下致过许多谢忱了。风若知同情不幸的人们，只要稍稍的因顾忌到一切的摧残而休息一阵，我又哪能有这样幸福？你那女王般骄傲使我为心里生出难堪的自惭与毫不相恕的自谴。我觉得一身渺小，正如一只猫儿初置身于一陌生锦绣辉煌的室中，几欲惶惧大号……这呆子！这怪物，这可厌的东西……当我惯于自伤的眼泪刚要跑出眶外时，我以为同坐另外几个人，正这样不客气的把冷酷的视线投到我身上，露出鄙视的神气。
到这世上，我把被爱的一切外缘早已挫折消失殆尽了，我哪能再振勇气多看你一眼？
你大概也见到东单时颓然下车的我，但这对你值不得在印象中久占，至多在当时感到一种座位松宽的舒适罢了！你又哪能知道车座上的一忽儿，一个同座不能给人以愉快的，平常而且褴褛的少年，心中会有许多不相干的眼泪待流？
这是作者卑微心理的真实袒露，凄清而忧伤。这类作品在沈从文的早期创作中，占极大比重。它们叙写着作者来到都市的最初阶段，在人生旅途上的各种遭遇和内心感慨。有时，一声鸡啼、一辆水车、一个花瓶、几茎小草、几叶浮萍，都能勾起沈从文对自己卑微人生的感喟，折射出当时一般小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与人世的坎坷不平。“一个陌生少年，在这茫茫人海里，更何处去寻同情与爱？”①——摆脱人生卑微处境和都市冷漠，获得人间温暖与人生平等的内心欲求溢于言表。曾有人说，这是一个穷家子急欲爬进上流社会的心理反映。话虽说得刻薄，却也源于同一现象。这种人生无所依凭的卑微感，必然生长出对社会的敌视：“眼前的一切，都是你的敌人！法度、教育、实业、道德、官僚……一切的一切，无有不是。”②其实，这正如同对处境优裕的人们的欣羡，同属未能获得社会确认的青年人极易产生的心态，也难以从中得出否定社会一切、具有彻底变革现实精神的结论一样。
甚至，就连这种极度卑微心理本身，也常常同时表现为强烈的自尊。在《第二个狒狒》和《棉鞋》里，一方面，字里行间充满了遭遇屈辱与压抑的卑微感，另一方面，又同时流露出抗拒这种屈辱与压抑的桀傲不驯。自卑与自尊在这里实现着奇妙的统一。在更多的场合，由这种人生卑微感激发的内心痛苦，又透过往事与现实、故土与陌路、乡村与都市的对立表现出来。在占有一半比重的乡村题材作品虽，沈从文扯起了故乡风情绵绵不断的回忆，企图从往事中寻找由友谊和亲情构成的人间温暖与同情。即便在那些往事不堪回首的行伍生活里，似乎也渗透着一种甜蜜。这多数的往事回忆，与其说是沈从文在发掘蕴含其中的社会人生意义，或是着意反映另一个世界的真实（事件本身也确起真实的），不如说是一串连绵的情绪的珠子。那种脉脉温情的细流，恰恰是这个乡下人在都市人生里生活败北上的另一种心理反应形式。在这种情绪的笼罩下，一些在沈从文实际经历中难以想象的可怕人事，反倒一例充溢着某种天真妩媚的情趣。——实际人生在作者笔下作了陌生化的处理。这种感觉有时是极细腻的，并被置于同都市人生直接对比的框架之中。
至少有两年以上，我没有听到过鸡声了。乡下的鸡，则是民十时在沅州的三里坪农场听过。也许还有别种缘故吧，凡是鸡声，不问它是荒村午夜还是清晨白昼，总能给我一种极深的感动。
我到菜市场去玩时，看到那些小摊子下面竹罩里，的确也还有些活鲜鲜（能伸翅膀，能走动，能低头用嘴壳去清理翅子但不做声）的鸡。它们如同哑子，挤挤挨挨站着却没有做声。它们之所以不能叫，或者并不是不会叫，因为凡鸡都会叫，就是鸡婆也能“咯咯咯”，只能时时担惊受怕，想着那锋利的刀、沸滚的水，忧愁不堪，把叫的事都忘怀了吧！好比我们人，到忧愁无聊时，不是连讲话也不大愿开口了吗？
然而我还有不解者，北京的鸡，固然是日陷于宰割忧惧中，难道别地方的鸡，就不是拿来让人宰割的？为什么别地方的鸡就有兴致引吭高歌呢？我于是觉得北京古怪。①
乡村雄鸡与都市公鸡，同样面临宰杀的威胁，在沈从文的感觉里，却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情状。它们是同一心理状态下两种不同情绪的象征。这“古怪”，是作者的感觉捣的鬼。
早期创作沿着乡村回忆与都市写实两条线索展开，已经透露出沈从文在乡村世界与都市人生，或者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相互参照中透视人生这一整体创作格局的萌芽。但这并不是有意为之，它只是一种情绪的产物，不是也不可能被置于具哲学意味的理性之光的烛照之下，还没有形成属于成熟期的沈从文的两相比较。这种成熟的比较，不仅需要理性的成熟，还需要伴随理性成熟而来的那种“乡下人”在都市文化面前拥有的心理优势。因为成熟期形成的沈从文在对立与交流的格局中建造的艺术人生的整体构架，是少不了“乡下人”对自身精神优势的确认的。
然而此时，支配着这个“乡下人”的，却是在都市中因生活败北而产生的卑微感。他正“感到金钱和女人两方面的压迫”。①在叙写自己都市遭遇的作品里，有相当一部分涉及对异性的强烈欲求，以及对自己在异性面前胆小怯懦性格的反省，这是沈从文坦率的内心独白。这些作品，真实地表露了主人公内心里的情欲冲动，几乎就是沈从文自己心理活动的模写。这并不奇怪，一个二十四五岁的青年，不可能摆脱异性的诱惑，他逃不出自然法则的制约。《第二个狒狒》叙述他在剧场看戏，当“老爷”带了两个小玩物坐上前排，在他身边空座上填上两个“奇丽肉体”时，他禁不住想起《圣经·雅歌》里赞颂女王大腿“圆润好像美玉”、“颈项好像象牙台”的诗句，心里起了波浪。
迦密山只在他之前不过三寸间隔，但给了他欢喜也给了他忧愁：因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时时回过去，牵引他几回想伸手摩抚一次那莹然如玉的象牙台，苹果的香味，使他昏迷如痴。……这位不幸的少年，终于犯了许多心的罪孽，在巴特拉并水池的鉴照下，也成了一个卑劣东西了！②因这种对异性的欲求无法获得满足，这种“心的罪孽便屡屡发生，也常常因此翻爱为仇，将女人视为自己的‘敌人’”。因为“每一个少年女人擦身边过去时，却能同时把他的心带去一小片儿”。①这当然不是爱情，它只是一种本能的生理反应。他也感到这种本能冲动排泄造成自己的心理病态。“呵呵，这成什么事？我太无聊了！我病太深了！我灵魂当真非找人医治不可了！”
——灵与肉的冲突折磨着他的灵魂，肉欲驱迫他下地狱，他竟产生了用钱买欢的念头；理智又牵引他走出迷途，他自省到要摆脱纯粹情欲的纠缠，去寻找真正属于人的情爱：我所需要于人，是不加修饰的热情，是比普遍人一般要贴紧一点的友谊，要温柔，要体谅。我愿意我的友人脸相佳美，但愿她灵魂更美，远远超过她的外表。②重要之处似乎不在如何率真表现了作者对异性爱的欲求，也不在交织在这个乡下人身上的灵与肉的冲突，——这在郁达夫等人的小说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有力——而是在这种追求中，晃动着的那个心理自卑，性格怯懦的乡下人的身影。《老实人》《焕乎先生》等小说，就是对这种怯懦性格的自剖。《老实人》、中那位叫自宽的穷困学生，在公园里游荡时，见两位年轻漂亮女子，正在议论自己的小说，于是想入非非，企望能得其中一位做自己的妻子。内心的砍求驱使他与那女子攀谈，却反而弄巧成拙，被人视为疯子、流氓，引起警察干预，最后关进了派出所。究其失败的原因，是他预先就被感觉中女人可望不可即的“高贵”所慑服，自惭形秽，缺少那份必需的自信与勇气。这故事的某些情节可能是虚构的，人物的心理真实却是作者自身的心理真实：“这汉人（可以说是无用的汉子），‘勇敢’二字不知在什么时节就离开他身体而消失到不可找寻的地方去了。”①自然，这些早期创作，在艺术上是幼稚的。对一个只有小学毕业文化程度的文学青年，——他没有由中学而大学以及出国留学那份福气——在一种不易想象的艰难处境里实行自我教育的“习作”，自不必责之过切。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从事这工作是远不如人所想的那么便利的。首先的五年，文字还掌握不住。”②所谓“文字还掌握不住”，当然不只是形式与技巧问题。最主要的，是他尚无力向生活的深处开掘，刻划缺乏必要的深度、广度和力度。例如，偶然事变完全改变生命进程的人生现象，早就引起过沈从文的关注。这也许来源于他行伍中的好友，如文颐真、沈万林、陆皘等人，在意想不到的灾难中猝然结束了生命这类事件的刺激。《初八那日》写一个即将娶亲的乡下小伙子，被突发的大风吹塌的积木压毙；《石子船》叙述一个深明水性的水手下河摸鱼时，手被石缝卡住，活活憋死。这些偶然事变带来的人生命运的陡然转折使沈从文感慨不已。他朦胧地感到了其中蕴含着的人生哲理和“诗”，但他无力提取出来，只能复述这些事件的表层现象——他无法将人物的悲剧命运置于一种内涵深广的人生哲学的烛照之下。而文字的粗疏显示他还不善描写，即便某些细部描写捕捉到事象的特有风韵，却也无力展开，只有借助似曾相识的生活经验与感受加以补充，读者才能感觉到作者所欲表现的风貌全景。
尽管如此，这些作品仍以情感的真挚和天真的自然之趣，诞生了沈从文独有的风格，而这，正是《遥夜——五》获得林宰平的称赞，《市集》得到“志摩的欣赏”的原因。
这是多么美丽、多么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作者的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鱫e*oe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的。因为他自己的想象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①
虽然，沈从文称这是使他“背膊发麻”的赞语，却也并非没有根据的吹嘘。
沈从文传--一个配角
一个配角
１９２７至１９２８年间，中国的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１９２７年４月，蒋介石策动“清党”事变，开始了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屠杀，并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取代北洋军阀政府的统治。７月，汪精卫背叛国民革命，与蒋介石实行“宁汉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完全破裂。
随着中国政治重心的南移，出版业的盈虚消长也出现了变化。上海的新书业获得了发轫勃兴的机运。
这一变化直接影响到沈从文在北京的去留。这时，已分别出版过沈从文的《鸭子》和《蜜柑》的北新书店及新月书店，已先后迁往上海，有较多机会发表作品的《现代评论》也已离京南下；而原先在上海的《小说月报》，因叶圣陶负责编辑的缘故，沈从文的作品在上面获得了一席之地。生活对沈从文依然严峻。１９２７年，母亲和九妹从湘西来到北京，和沈从文住在一起，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沈从文的稿费收入。北京原有的基础既已失去，上海又依稀闪露出谋生存、求发展的虹彩幻影，于是，沈从文决定离京南行。去留取舍的结果，决定了沈从文随后几年的人生际遇。１９２８年１月，沈从文让母亲和九妹暂留北京，独自先行到了上海，住进法租界善钟里一个托上海的朋友预先租定的亭子间。随后，再由亭子间迁入正楼大房。
３月的一天，胡也频和丁玲突然出现在沈从文面前。由于二人不准备在上海长住，故来这里寻一临时歇脚之处。房里除一桌一椅一木床，别无他物，于是，二人在地板上摊开被盖住了下来。
他们一来，沈从文就发现，这两位朋友的言辞间就发生着不明所以的龃龉。第二天一早，两人便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对此，沈从文不再感到突兀。这呆子，以为这争吵不过是两人在北京时的旧戏重演，属于年轻情侣间常见的为一点小事的斗气任性。那时，每逢沈从文在场，总是极力从中转圈、劝解，让两人平静下来。从已有的经验中，他知道这是青年夫妻间容易发生的事，当双方稍稍冷静下来，又会重归于好。因此，他常常一边劝解，一边心里想：我若是懂事明理的人，我会看得出这是用不着救济的事，一分凝固生活有时使人厌倦了，一点点新的发现照例就常常使人眩目。然而这眩目决不是很久的事，一时的幻觉必不至于使人永远糊涂。同时，这过失若不过是由于过分热情而成的多疑与多嫉，则只需要一分稍长的时间，一切误会就弄明白了。①沈从文常常将主要责任归于胡也频，以为两人发生误会的原因，一定出于胡也频的偏执热情与不必要的疑嫉。然而这次争吵，似乎有点不同了。
男的说：“我知道你不爱我，已爱了别人。”女的说：“你不爱我你才那么不信任我。”
男的又说：“我就因为太信任你，你就去会他。”
女的又说：“你那么多疑自私，还说在爱我！”
男的又说：“我信任你，你就成天到他住处去……”
女的又说：“我到他那儿去，你不是明知道为了什么事情吗？”
话说得再重点时，于是女的就把大衣脱去，把皮夹中所有的货币倒出，一面哭泣一面伤心地说：“频，频，你莫说了，你瞧，我一个钱不要，空着这两只手，我自己走了，你不必再找我！”
男的也仿佛有理由十分生气，接着就说：“好，美美，你走你的，我知道你离开我就到什么人的身边。”
女的气得脸色发青，一面开门答着：“是的，我就是去他那里。我爱他，我讨厌你。”“我早知道你是……”
“那你为什么像疯子一样追我赶我？”
男的见女的尽哭，尽把我送她那副美丽羊毛手套用牙齿咬得破碎不成样子，又见我守在门边，女的并不出门，就十分生气地说：“你要走，你走你的，我不留你！”
女的自然就极力摧我，想攫取我衣袋中钥匙，见我不让她就说：“从文，你这是怎么？你让我走！我绝对不再留在这个房中！你不许我走，我就生你的气！”
那男的于是也说：“休，休，你尽她走，她有她的去处！”
我让她走我才真是傻子！因为我已经有过了很好的经验，这一个怄气走了，另外一个等会儿还是得坐了车辆各处去找寻，把熟人处、公园、影戏场，无处不找到。
我还得奉陪来作这种可笑的事情。当天找不着时，我又得用一切话语来哄着这一个，且为那一个担着心。日光下头的事全是旧事，这一次自然还同上一次差不多。上海地方那么宽，要我放走了这个，又去陪那一个向各处做捉迷藏的玩意儿，一面还时时刻刻捏着一把汗，以为一个假若因为怄气跳水服毒，一个就会用小洋刀抹脖子自杀，简直是一种无理取闹小孩子的行径，这种行径也真够麻烦人！
女的既不能走，男的后来便又想走了。这海军学生虽然体力比我好些，但到了这些时节，自然不会把我屈服得下，我决不能把手中钥匙尽他抢走。
于是三人支持下来，两人皆如莎士比亚戏剧中名角的风度，用极深刻精粹的语言，互相争辩同诘难，我则静静地倚定在房门边，看这充满了悲剧与喜剧意味的事件自然发展。①
沈从文终于从两人的辩难和陈述中，明白了这次争吵的起因和主题所在。
原来还是住在北京汉园公寓时，沈从文、胡也频、丁玲的文章都有了出路，三人却打算依靠稿费的收入，将来到日本去读书。要去日本，需先学日语，而要学日语，又需教日语的人。起初，这只不过是挂在三人口头上的梦想。可是，在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后，丁玲已开始实行这个计划，已由王三辛介绍冯雪峰来教丁玲的日语。然而如此一来，在胡也频和丁玲原先表面平静的生活里，掀起了极为尴尬的情感波涛。
自然的，这先生上课一礼拜后，两人之间便皆明白了这种学习有了错误，她并不适宜于跟这个人学日文，他却业已起始跟她学习爱情了。②沈从文显然被蒙在了鼓里，丁玲自己并不以为这是什么错误。她在后来回忆说：我认识雪峰是在１９２７年冬天，王三辛介绍他来教我日文。那时，留在北京的左倾知识分子较少，我们都因种种关系，限于条件，未能到火热的革命的南方去，既感到寂寞，又十分向往。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共的“四·一二”事变以后，经常听到一些使人沉痛的消息时，我们像飘零在孤岛上的人，四望多难的祖国，心情无比愤慨、惆怅。因此我们相遇，并没有学习日语，而是畅谈国事、文学和那时我们都容易感受到的一些寂寞情怀。不久，１９２８年春天，雪峰到南方去了，我和也频也随即到了南方，我们是各自奔忙。①当然不只是谈革命，也谈爱情。由于两人之间爱情的火焰愈燃愈炽，冯雪峰准备继续留在北京。丁玲不同意这么做。于是，冯雪峰先到了上海，并去杭州葛岭为丁玲、胡也频租了房子。随后，丁玲和胡也频也赶到上海。在胡也频与丁玲发生争吵的第二天，两人又一起去了杭州。而沈从文却以为他们去杭州，是“为了逃避这种感情纠纷”。——他又一次被蒙在鼓里。
在他们去杭州后大约第六天晚上，胡也频又独自形色匆匆地跑到了沈从文的住处。沈从文问他为什么一个人返回上海时，胡也频脸上露出凄惨的微笑，只说自己不再回杭州。等两人在床上躺下后，沈从文详细地询问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胡也频怒气冲冲地申诉了因冯雪峰在杭州的介入所出现的难堪局面，以及自己和丁玲虽同居数年，却仍在某种“客气”情形中相处的种种情形。沈从文想起几天前两人发生争吵时，胡也频粗暴地用腕力挟持丁玲，并晃起拳头威胁她时，争着吵着的丁玲反倒安静下来的情景，以为一个女性固然需要男子的柔情，有时也需要一点“粗暴”——他觉得自己找到了问题的症结，遂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夫妻生活的科学知识，说给胡也频听，并劝他回到丁玲身边去。第二天，胡也频听从沈从文劝告，重返杭州去了。不久，发生在胡也频、丁玲、冯雪峰三人间的风波，终于以冯雪峰离开杭州平息了下去。得到消息，沈从文以为是自己的建议起了作用，还颇为自得。这个呆子，又一次以主观臆测代替了事实——他将胡也频与丁玲之间的冲突，单纯地归因于男女间生理上的不相谐和。
事实上，在丁玲与冯雪峰之间发生的，是一种双方在灵与肉两方面都感到满足的爱情，丁玲所自称的“伟大的罗曼史”。而在当时，丁玲既不可能将自己的真实感情告诉胡也频，更不会向沈从文吐露，这是可以理解的。几年后，她向尼姆·韦尔斯谈及当时的情形时说：……随即我有了一个“伟大的罗曼史”。我从未和胡也频结过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天，有一个朋友的朋友来到我们家里，他也是诗人。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要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一同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这人本来打算到上海去的，但他现在决定留在北京。我不同意这个，而要他离开，于是，他离开了。两星期后我追了去——胡也频也追了来。我们一同在上海只过了两天时，我们三个决定一同到杭州那美丽的西湖去，这在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局面。虽然我是深深地爱着另外那个人，但我和胡也频同居了许多时候，我们彼此有一种坚固的感情的联系。如果我离开他，他会自杀的。我决定我不能和我可爱的人在一起，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共同生活，我们的心是分不开的；又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无论他会离开多么远，这个事实可永远不会改变。
所以我们的爱只得是“柏拉图式”的了。这决定使他非常悲哀，所以我终于不得不拒绝和他见面，把关系完全切断。我仍然和以前一样爱他，但把这个连他都保守了秘密，退回了他全部的信。关于这个人我不再多说了，虽然这故事现在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①丁玲从冯雪峰那里，获得的是一种灵与肉相统一的真正爱情。他们三人之间风波的平息，是丁玲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同时也由于冯雪峰的退避与胡也频对丁玲的体谅。这理智，当然不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信守，而是出于丁玲不忍破坏自己与胡也频之间“坚固的感情联系”。既然丁玲对冯雪峰的爱具有不可他移的性质，那么她与胡也频之间的这种感情，似乎与爱情并非一回事。丁玲对尼姆·韦尔斯的谈话，是关于三人间关系的坦率的自白，应当是可信的。这在丁玲写于１９３１和１９３２年的两封《不算情书》里，已有过同样的表白。——《不算情书》也不算经过艺术虚构的小说，应当是丁玲当时感情的真实记录。
我不否定，我是爱他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孩子般好像用爱情作游戏，我们造作出一切苦恼，我们非常高兴地就玩在一起了。我们什么也不怕，也不想，我们日里牵着手一块玩，夜里抱着一块睡，我们常常在笑里，我们另有一个天地。我们不想一切俗事，我们真像是神话中的孩子们一样过了一阵，到后来，大半年过去了，我们才慢慢落到实际上来，才看出我们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是被一般人认为夫妻关系的。我们好笑这些，不过我们却更相爱了，一直到后来才见到了你。使我不能离开他的，也是因为我们过去纯洁无疵的天真。
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正的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我曾把许多大的生活的幻想放在这里过，我把极小的平凡的俗念放在这里过。我痛苦了好几年，我总是压制我。
……在和也频的许多接吻中，我常常想着要有一个是你就好了。我常常想能睡在你怀里一次。①显然，丁玲这里所说的对胡也频的爱。不是男女间的情爱，而是类乎密友或兄妹之间的爱。只有这种解释才能与丁玲对尼姆·韦尔斯的谈话相一致。如果这一推断不算错误，那么三人间关系最后处理的结果，对每个人都只能是一场悲剧。但在生活的表层上，胡也频和丁玲的关系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像一对度蜜月的伴侣”，在西湖边度过了三个月的时光。这在沈从文看来，当然是一种喜剧结局。以至在８月间他去西湖灵隐石笋峰时，由胡也频和丁玲陪同，参观了两人在葛岭的住处，还兴致极高地听胡也频指点自己所写的《来了客的黑夜》里的那个“贼人”，当真从某处爬入、某处逃走。——这个蒙在鼓里的配角，不能不又一次地在《记丁玲》中陷入主观推测。在《记胡也频》里，他自己也承认“这问题，结束到什么情形里，我依然是没有明白的”。
然而，就在胡也频、丁玲、冯雪峰三人间的风波平息下去不久，一些关于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的“三角恋爱”的传闻，开始在上海滩不径而走，随后还变成文坛艳闻出现在上海的小报上。例如刊登在《雷雨》创刊号上的《丁玲小传》，就这样写道：
……她的第二部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也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此后连续发表的小说无论在风格还是在阐明支那精神方面都显示了深刻而重要的发展。胡也频在二个月后从北京南下，沈从文也接着来了，他们三人在法租界的僻静地同居。这种三角恋爱事件受到全国的诋毁。但他们并不以为虑。有时为妒嫉，或为经济问题、思想问题他们激烈争斗过，但总的来说，他们这段生活是繁忙而愉快的。他们作诗写小说，还绘画，出版了各种杂志。但结果都遭到失败或被封禁。
沈从文听到有关传闻是在１９３１年１月。那是他从武汉大学返回上海的寒假期间，一些热心的熟人朋友当面向他提及的。这在《记胡也频》里有过隐隐约约的透露：那时还有一些属于我的很古怪的话语，我心想，这倒是很奇异的事情，半年来上海一切都似乎没有什么改变，关于谣言倒进步许多了。①丁玲将这种传闻的起因归于《记丁玲》一书中所说的三个人的“同住”。在《胡也频》一文中，她谈及《记丁玲》在海内外引起的种种猜测后说：上述所谓的“同住”就是问题之一，国内外来信询问的也频不乏人。②
在《记丁玲》里，沈从文是在叙述胡也频拿丁玲想当电影演员而终于失望的往事，和丁玲开玩笑一事后说：说到这些事情时，已在儿人同住上海的时节。③在另一处，沈从文写道：两人皆觉得非迁个住处不可，恰好我住在新民邨也正需要搬家，故商量去找一相当房屋，预备三人同时可以住下。
同样的说法，在《记胡也频》里，沈从文谈及三人在北京时的往事时，也曾出现过。
在银闸一个公寓里，我们是住过同一公寓的，在景山东街一个住宅里，我们也住在同一公寓里，到后在汉园公寓，仍然又同住在那个公寓的楼上。①“同住”并非“同居”，二者的区别，在汉语的习惯用法里，应当是明确无误的。“同住”二字引起的一些海内外人士的疑问，大约是受了有关传闻的影响，企图从当事人那里寻找佐证的一种联想。沈从文用不着以有意的含糊来混淆视听，以损害丁玲的名誉。至少，贬损别人同时也脏污自己，即便对沈从文自己，也不是什么聪明之举。丁玲在“同住”二字上产生的未曾明言的惊讶，似乎同她直到８０年代才读到《记丁玲》一书时的整体心境有关。其实，早在１９３１年，她就看过有着同样提法的《记胡也频》。由于时间过去了５０年，她大约是早已忘却了。
实际上，这“同住”，在上海期间，指的是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共同租赁萨坡赛路２０４号一事。当时，胡也频、丁玲及丁玲母亲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九妹住三楼；在北京汉园公寓的“同住”，也曾引起过一些猜疑。当时是这座公寓小主人的美籍华人黄伯飞，在他的一篇回忆文字里，作过这样的说明：
这几位住在汉园公寓的青年，我虽然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不知怎的却都知道他们搞创作。我和沈从文所住的房间只是一墙之隔。沈从文的房间是楼后坐二楼左角的一间。我的房间正对着围绕天井的左边的走廊。沿着左边走廊的两个房间，一间是胡也频的，一间是丁玲的。这两个房间彼此相通，他们两个只用靠近楼梯的一个门口出入。
这三个人我常见的是沈从文。他每次从外面回来差不多总是挟着一些书籍和纸张，脚步迅捷地走到我的房门前边就向左一转走到自己的房间去。胡也频总是一早就出去，很晚才回来，有时几天都看不见他。丁玲则多半的时间躲在她的房间里。①关于这种传闻究竟是否确有其事的问题，沈从文和丁玲的回答都是否定的。１９８４年，笔者曾当面向沈从文提及这个问题。对这个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传闻，沈从文带着几分难以理喻的厌烦。沈夫人玩笑似地插话说：“不必回避，有什么就说什么吧。”沈从文摇摇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没有这回事，那是上海小报造的谣。”
尽管如此，作为对事实确证的要求，当然不能仅以本人的证言为准。然而，倘若承认男女间的性爱，并非仅仅是一种生理欲求，它还需要情感与精神（包括双方的人格、气质）的相互吸引，那么，一贯被丁玲看作“软弱”、“动摇”、“胆小”的沈从文，是不会引起丁玲情感和精神上的共鸣的。她与沈从文的关系，即便在当时，也不会超出朋友之间的范围，应该是可以相信的。
沈从文传--萨坡赛路号
萨坡赛路号
天气渐渐热起来。西湖已不适宜久住。７月，胡也频和丁玲从杭州来到上海，住永裕里１０号。这时，上海《中央日报》的总编辑彭浩徐（学沛）——前《现代评论》的编辑，与胡也频在北京时相熟，听说胡也频到了上海，遂邀请他担任该报副刊的编辑，每月可得２００元的报酬。①其时，沈从文正陪母亲去北方看病，等他重新返回上海，在胡也频、丁玲处得知这个消息后，三人商量将这副刊定名为《红与黑》。②又由这副刊，激活了三人在北京时萌发的自己办刊物的幻想。——这时，新书业已成为上海商业赢利的时髦行业，由于眼红北新书局的兴旺，现代、春潮、复旦、水沫、开明、华通、金屋等一批新书店相继开张，新书业的勃兴，无意中为作家的作品开通了出路。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的作品也获得了相应的发表与出版的保障。这一情势直接刺激了三人的冒险——三人又商定了编辑出版《红黑》、《人间》杂志的计划。
在接手《中央日报》副刊的编辑后，胡也频和丁玲搬到８６２沈从文传
①
②谈到胡也频编《红与黑》副刊的起因时，丁玲说：“正好彭学沛在上海的《中央日报》当主编，是《现代评论》派，沈从文认识他，由沈从文推荐胡也频去编副刊，也频当时不完全了解报纸性质。……但因沈从文的关系，便答应到《中央日报》去当副刊编辑。”——丁玲：《胡也频》，《胡也频选集》，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出版。据丁玲回忆，胡也频编《红与黑》副刊，每月可拿到七八十元的编辑费与稿费。280
了萨坡赛路１９６号。这时，沈从文住马浪路新民邨，为商量与筹备《红黑》、《人间》杂志的出版，沈从文几乎每天都到他们那里去，连伙食也包在了一处。一个多月后，由于沈从文的出现，煽起了房东青年妻子微妙的感情欲望，胡也频感到在那里继续住下去已不合适，而沈从文也正需要搬家，于是，三人共同租赁了萨坡赛路２０４号。胡也频、丁玲及丁玲母亲住二楼，沈从文和母亲、九妹住三楼，开始了其后一年间共同的紧张而忙碌的编辑与写作生活。这时，胡也频父亲恰好来上海，答应为他们转借１０００元筹办刊物和红黑出版社。于是，三人商定，由胡也频负责《红黑》杂志，沈从文和丁玲负责《人间》月刊，并在各书店出版三人取名为《二百零四号丛书》。
１９２９年，《红黑》与《人间》两个月刊的创刊号，分别于１月１０日和２０日出版发行，三个人酝酿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红黑》第一期出版发行后，三个人一起赶到集中了上海各书店的四马路和北四外路，去看刊物出售情况。他们从一家书店溜入另一家书店，每人既紧张又兴奋。各家书店橱窗里都陈列了这本新刊物，在他们眼里，由刘既漂设计的刊物封面，“红黑”二字显得既极醒目，又格外厚重大方。看着读者正拿着这期刊物翻阅，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都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几天后，他们又分头跑到各处去打听销路，所得的情况比他们预料的要好——《红黑》第一期仅在上海就卖出了近１０００本，这在当时，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北京、厦门有朋友愿意为他们帮忙发行；武汉、广州也有朋友陆续来信，希望他们能够多寄一些。种种情况使他们高兴得脸上发红，预备各期增印到５０００份。
一份迅速增长的信心成为推动他们生活与工作的动力。虽然，以三人之力，支持两个刊物，是一种极为沉重的负担——最初的稿件，几乎全部出自三人之手，编辑、出版、发行各种繁杂事项，均得自己动手。然而，这是他们自己的刊物，是用自己心血孕育、催生的婴儿。在沈从文看来，它是三个文学青年在社会压迫的困境中，实证生命价值的象征。于是，在胡也频身上，迸发出惊人的实干精神。他既要负责编辑，又要跑印刷所，送稿，算账，购实纸张，接洽书店；沈从文和丁玲则待刊物印出，便忙着抄写订户名单，然后按名单将刊物分寄各处，或付邮到外埠，或亲自送刊物到上海各书店。虽十分忙碌，精神却十分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