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黑》和《人间》是他们争取文学“独立”的产物。——在与文坛其他作家的关系上，他们渴求自主，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门户之争；在文学与商业的关系上，又希望不俯就商业赢利的趣味。其时，在上海文坛上，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正开始勃兴，在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家和鲁迅、茅盾等人之间，正爆发着关于“革命文学”问题的激烈论争，国民党政府正着手实施“党治文化”，制定“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开始酝酿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以便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相抗衡。而上海各书店的老板，又正以商业赢利为目的，迎合读者趣味，竭力使文学作品商品化。虽然，沈从文和胡也频三人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无形中开始出现了并不完全一致的理解，却共同不满意于掺杂着某些意气用事的无休止的理论论争；对文学商品化倾向又怀有共同的不满与厌憎。正如丁玲后来所说，他们出版《红黑》，是“几个又穷又傻的人，不愿受利欲薰心的商人的侮辱，节衣缩食想要改造这种唯利是图的社会所进行的共同冒险”。①——这种共同的认识，成为维系三人关系和《红黑》、《人间》刊物的纽带。
在《红黑》发刊词《释名》里，他们这样写道：红黑两个字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或激烈与悲哀，或血与铁……这红和黑，的确是恰恰适合于动摇时代之中的人性的活动。……但我们不敢掠美。我们取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这句话中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总得”意思。……因为对于这句为人“红黑都得吃饭的”这个土话感到切身之感，我们便把这“红黑”作为本刊的名称。②发刊词流露出沈从文一贯坚持的不从外部形式上俯就“时代兴味”的思想倾向，和坚持刊物独立地走自己的路的决心。《释名》代表着三人当时的共同心声。
我们起始写文章的时节，希望的只是尽我们的力，给这个日趋寂寞的新文学重新再能够兴奋一次。
那时节正是新的创造社派在上海方面酝酿到“文学为争斗工具之一”的主张时代，对立而作意气抗辩的为《奔流》一派人物，《新月》有梁实秋《骂人艺术》，是一本销路最好的书。为了方便起见，出版界译了许多新书印出，上海方面还有几个讲“都市文学”的作家，也仿佛俨然能造作一秒空气，①我们是除了低头写作，什么意见也没有的。在乱糟糟的热闹空气里，镇静并不从我们身边离开。我们自己知道一切从东方或西方转贩而来的意见和主张，出于许多人的口中，似乎已经很多了，当时却很少人来努力写一点作品，故很希望自己做一点自己能够作到的事。②
虽然在这期间，沈从文不愿、也没有卷入文坛的论争，但文学论争所涉及的一些实质问题，却不能不促使沈从文思考。他反对文学成为单纯的政治斗争的“工具”，因为那样一来，文学就会成为政治的副产品或点缀物。他看到了因此而出现的文学创作中的弊端：因为有“思想”，他们就借一个厨子的口来说明“国际联盟”以及不下于国际联盟那种与２０世纪中国某公馆厨子毫不相干的问题。他们想到革命，就写革命，……他们能得大众的了解和同情，是他们把习惯的一套给了时代，不像是时代真正给了他们什么。①然而，沈从文也清醒地意识到，文学又不能不在宽泛的意义上与社会政治问题发生联系。这种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矛盾统一现象，现实地摆在沈从文的面前。倘若将文学作为社会变革的一个手段，并非为着追赶政治时髦，而是出于作家严肃的选择与真诚的追求，——他不否认这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又当如何？
“说明这个社会这个民族的堕落与腐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的一切不能继续下去的错误”，把文学凝固于一定方向上，使文学成为一根杠杆，一个大雷，一阵风暴，有什么不成？②
沈从文一面在心里这样问，又一面在心里回答说：文学原许可人作这种切于效率的打算。文学虽不能综合各个观点不同的作者于某一方面，但认清了这方面的作者，却不妨在他那点明朗信仰上坚固顽强支持下去。③
文学是用生活作依据，凭想象生着翅膀飞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的一件事情。它不缺乏最宽泛的自由，能容许感情到一切现象上去散步。什么人他愿意飞到过去的世界里休息，什么人他愿意飞到未来的世界里休息，还有什么人，又愿意安顿到目前的世界里：他不必为一个时代的趣味拘束到他的行动。若觉得在“修正这个社会的一切制度”的错误，而把意识坚固，做一点积极的事情，他仍然不缺少那个权利。他有一切权利，却没有低头于一时兴味的义务。①
沈从文不反对文学为修正社会制度的错误作出努力。相反，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实际上也从未脱离修正社会制度的错误，向人类远景凝眸这一总的追求。然而，他却宁愿走一条在他看来虽不“切于效率”，却更带长远影响的文学创作道路。这是与他对文学相对于政治的“独立”性的确认分不开的：
我不轻视左倾，也不鄙视右翼，我只信仰“真实”。……文学实有其独创性与独立价值。②既不屑充当国民党政府的喉舌，以获取政府的津贴；又不愿效法商人，迎合读者的一般趣味以赢利，他们的努力不能不是一次天真的冒险。其结果，他们不得不一面为刊物而奔忙，一面应付沉重的生活压力。自１９２８年来到上海以后，沈从文不得不为一家三口的吃饭问题而挣扎。在北京时，沈从文最大的奢望就是每月能有３０元的固定稿费收入。眼下，虽然每月的稿费收入已超出这个数目的几倍，可是，按上海的生活标准，每月２０元房租，１０元水电费，加上三口人吃饭，每月支出至少在１００元以上。这时，母亲的肺病正逐渐加重，成天咳嗽、咯血，九妹又要上学。治病、上学的开支也得靠卖文筹措。而上海各书店的惯例，１０万字左右的集子，只能拿到１００元左右的稿酬。除办刊物外，沈从文几乎将全部时间用于写作。虽然，一些新开张的书店，如光华、神州国光、华通等，出书时都要沈从文给他们打头炮，为得到他的书稿，正慷慨大方地赠与他“名家”、“天才”各种名头，可是一到需要支付稿费时，却极尽敷衍、拖欠、赖账之能事，常常让沈从文失望而归。１９２８至１９２９两年间，几乎上海所有的书店和大型刊物都有沈从文的作品发表和集子出版，现代、新月、神州国光、北新、人间、春潮、光华、中华、华光各书店，就分别出版了沈从文的十多个作品集。可是，书出来后，沈从文却总是不能按时得到应有的报酬，常常不得不亲自上门索取，他解嘲似地称自己为“文丐”。尽管如此，也不能每次如愿。１９２８年１０月，光华书店一次就出了沈从文的两个小说集——《山鬼》和《长夏》，可是吝啬的书店老板给了１００块钱就再也不给了。
由于手头窘迫，沈从文从法租界动身到四马路去，请求书店从他应得的份额中支出几十块钱，以应付家里的燃眉之需。
他走进书店，在柜台边找到办事人，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这不行。”办事人回答说。
沈从文说：“手头紧，等着用钱，房租、水电费要钱，家里病人等着看病。你们譬如作好事。……不给可不行。”那办事人望望沈从文，却不作声。那神气仿佛在说：“怎么不行？”
“凡是我应该得的钱就要，别的无话。”
办事人笑笑，带着“一个钱也不行，别无可答”的神气，嘴里却这样说：
“经理有话，说还有人一个钱也没拿呢。”
……沈从文嗫嚅着，再也无言以对。他只感到全身软了下去，似乎四周都有眼睛盯着他，好像不是书店欠他的钱，倒是他跑上门来无理取闹，他站在柜台边，不说话也不走，只呆呆地看着到书店来买书的人进进出出。有的人正拿起沈从文写的书，翻看，付款，离去；又有人以为沈从文是书店的伙计，要他取书来看，沈从文心里想：一些人买书，一些人赚钱，而作者却两手空空。所谓新文学运动的扩张，意思就是把这种关系显明地维持而已。
书店的办事人不再理会沈从文，已经忙别的去了。沈从文知道等下去不是办法，空手来还得空手去，便离开柜台，走出书店大门。他感到十分疲乏，便在门口石凳上坐了下来，漫无目的地望着街景。进进出出的购书读者，不时有人有意无意地望了沈从文一眼。他们中正有着沈从文作品的热心读者，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呆头呆脑坐在石凳上的人，正是被书店老板和刊物编辑廉价地赠与“天才”桂冠的沈从文。想到１０年来新文学作者受着官商的压迫，单靠写作几乎难以为生，如同自己一样，在旁人难以想像的情形中挣扎，一些小报却正在造谣说自己发迹买了一幢大房子；然而，也正由于这些书店老板的竞卖，无意中将新文学作品向读者中普及，已形成不可逆转之势，沈从文不由得流露一丝苦笑。
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沈从文仍然呆坐着。大约是坐得书店的人有点不好意思。——他们以为沈从文正在生书店的气，赖在这里不肯走，终于走出一个熟人，客气地对他说：“等经理回来，我们再同他说说，你明天再来看结果，如何？”
这一来，沈从文不走不行了。他的精神结构里，缺少鲁迅赞扬过的上海“青皮”气质，面皮太软，无法与人争斗翻脸。门坎极精的上海书店老板们，大约正摸透了他的脾性，才这样软硬兼施地与他敷衍、搪塞。
沈从文走出四马路过东新桥时，夜幕已经落了下来，路灯放射出的惨黄的光芒，照得苏州河面泛起一片黯淡的回光。
唯一的办法还是伏案写作，再将写成的新作廉价地卖出去。然而贫与病似乎是孪生兄弟，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劳累，使沈从文的身体十分虚弱。不知是不是他在保靖那场大病后留下的后遗症，每当他坐在斗室里，面对一堵白色粉墙伏案写作时，三天两头会突然头痛难禁，接着便是不停地流鼻血。那情景十分骇人，常常弄得嘴角、下巴、衣襟、稿纸以及用来揩拭的毛巾上全都血迹模糊。一次，在复旦大学读书的陈万孚夫妇来看沈从文，当他们推开门一看，眼前的情景使他们惊呆了，只听得“啊呀”一声，陈万孚夫人竟吓得昏倒过去。结果，累得大家忙着去请医生，反过来抢救这位夫人。
每当这时，沈从文的心境总是十分悲凉，绝望的阴影不时掠过他的心头。在这两年间他所写的文字中，“自杀”、“死亡”以极高的频率反复出现。那些带自叙传色彩的小说，如《一个天才的通信》、《呆官日记》，《不死日记》里的主人公，在贫病和社会黑暗的两面夹击下，常常免不了自杀的悲剧结局。这自然是沈从文心理情绪的反射。沈从文自己并没有试图自杀，他还冀望通过艰难的挣扎，去证实生命的价值。他常常想：
……我还是应当把命运扔给我的一切，紧紧捏在手上，过着未来许多日子的。我还应当看许多世界上的事情。①
由于不忍心看着自己连累儿子受苦，沈从文的母亲终于在１９２８年年底（或１９２９年初）离开上海，独自返回湘西去了。
１９２９年春，沈从文、胡也频、丁玲三人所办的刊物，已开始险象环生，《人间》月刊出到第４期使不得不宣告终结，以便集中资金办好《红黑》。然而，他们的这一场冒险，似乎从一开始就预定了悲剧结局。到８月，终因资金周转难以为继，《红黑》也成了商业竞争的牺牲品。从最初的筹备，到《红黑》最终停刊，一年的经营，他们非但未能赚钱赢利，一结帐，甚至连原先的本钱也赔了进去。但也就在这一年，他们编辑出版了４期《人间》，８期《红黑》，各自写了许多作品。除《红黑》、《人间》上发表的以外，还以红黑出版社及《二○四号丛书》的名义出版了七种小说单行本。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前面》，在萨坡赛路起首，丁玲的《韦护》在这里诞生，沈从文的《龙朱》、《旅店及其他》、《神巫之爱》等小说也在这里完成，他们终于以共同的努力，刻下了各自的生命痕迹。
为谋今后的出路和偿还所欠债务，三人商议分头去找事作。沈从文决定去上海中国公学任教；这时，恰好济南方面正托冯沅君、陆侃如——两人也在中国公学兼课——帮助物色合适的中学教员，于是，由冯沅君、陆侃如介绍，胡也频决定去济南教书。８月，沈从文将九妹寄住在董秋斯夫妇家里（董秋斯夫人蔡咏棠，正担任史沫特莱的秘书），独自搬到吴淞去了。１９３０年初，胡也频离开上海去了山东。一个多月后，丁玲也从上海动身，赶到济南去了。
沈从文传--黑凤
黑凤
１９２８年，当沈从文仍在生活困境里挣扎时，徐志摩曾写信给他说：“还是去北京吧，北京不会因为你而米贵的。”
沈从文没有因此重返北京。后来，他又对徐志摩谈及自己想进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跟刘海粟学绘画的念头。徐志摩说，“还念什么书，去教书吧！”
其时，胡适正担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由徐志摩介绍，胡适同意聘用沈从文为中国公学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现代文学选修课。沈从文以小学毕业的资历，竟被延揽为大学的教师，这即便在当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而开明的决断。
第一次登台授课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在这之前，他做了认真而充分的准备，估计资料足供一小时使用而有余。从法租界的住所去学校时，他还特意花了八块钱，租了一辆包车。第一次以教师身份跨进大学的门，不能显得太寒酸！按预先约定的条件，讲一个钟头的课，只有六块钱的报酬，结果自然是赔本！
当时，沈从文在文坛上已初露头角，在社会上也已小有名气。因此，来听课的学生极多。今天又是第一堂课，还有一些并不听课，只是慕名而来，以求一睹尊容的学生，故教室里早已挤得满满的了。他们中已有不少人读过沈从文的小说，听到一些有关他的传闻，因而上课之前，教室里有人小声议论着沈从文的长像、性格、文章和为人。——他们知道沈从文是行伍出身，小说里又不乏湘西地域荒蛮、民气强悍的描写，在他们的头脑里，遂不时浮现出想象中的沈从文的形象：一个身材魁伟、浓眉大眼，充溢着阳刚之气的男子汉。
然而，当沈从文低着头，急匆匆走上讲台，与学生对面时，眼前这个真实的沈从文，却与他们想象中的沈从文判若两人：一件半新不旧的蓝布长衫罩着一副瘦小的身躯，眉目清秀如女子，面容苍白而少血色；一双黑亮有神的眼睛稍许冲淡了几分身心的憔悴。
他站在讲台上，抬眼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头，心里陡然一惊，无数条期待的目光，正以自己为焦点汇聚，形成一股强大而灼热的力量，将他要说的第一句话堵在嗓子眼里。同时，脑子里“嗡”的一声炸裂，原先想好的话语一下子都飞迸开去，留下的只是一片空白。上课前，他自以为成竹在胸，既未带教案，也没带任何教材。这一来，他感到仿佛浮游在虚空中，失去了任何可供攀援的依凭。
一分钟过去了，他未能发出声来；五分钟过去了，他仍然不知从何说起。……众目睽睽之下，他竟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
起始，教室里还起着人声；五分钟过后，教室里的声浪逐渐低了下去；到这时，满教室鸦雀无声！沈从文的紧张无形中传播开去，一些女学生也莫名地替沈从文紧张起来，有的竟低下头去；在她们中间，有一位刚从预科升入大学部一年级的学生，名叫张兆和，时年十八，面目秀丽，身材窈窕，性格平和文静，学生中公认为中国公学的校花，因肤色微黑，沈从文后来称之为“黑凤”。这时，她见沈从文行状狼狈，一颗心也憋得极紧，怦怦直跳，血潮直朝脸上涌去，竟不敢抬头再看沈从文……。——这些心地善良而富同情心的年轻女性啊！
这十分钟的经历，在沈从文的感觉里，甚至比他当年在湘川边境翻越棉花坡还要漫长和艰难。但他终于完成了这次翻越。他慢慢平静下来，原先飞散的话语又开始在脑子里聚扰组合。……他好容易开了口。这第一句出去，就像冲破了强敌的重围，大队人马终于决城而出。他一面急促地讲述，一面在黑板上抄写授课提纲。
然而，他又一次事与愿违。预定一小时的授课内容，不料在忙迫中，十多分钟便把要说的话全说完了。他再次陷入窘迫。最终，他只得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下课后，学生们议论纷纷。消息传到教师中间，有人说：“沈从文这样的人也来中公上课，半个小时讲不出一句话来！”这议论又传到胡适的耳里，胡适却不觉窘迫，竟笑笑说：“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不知具体起于何时，选修沈从文所授课程的那只“黑凤”的身影，飞进了沈从文大脑的屏幕，而且愈来愈鲜明，愈来愈深入，再也无从抹去。张兆和的美貌和沉静，强烈地摇动着他的心旋，使他目眩神迷。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了他的心窝，生发起爱情的潮汐。这时，沈从文已经２６岁，早已过了一般人婚娶的年龄。可是，自从离开湘西，混入都市人群以来，他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莫过于吃饭问题，性爱的欲求不能不被求生存的挣扎压抑着。加上在他的人生路上，也未能碰上恰当的机遇，天下女子虽多，似乎全都与他绝缘。尽管同大多数青年一样，沈从文免不了被青春期的苦闷折磨，一切却无从谈起，对性爱的欲望，只能在虚幻的想象中生成，旋又在想象中破灭。
这次似乎有点不同了。眼下，如何活下去已经不再构成最紧迫的威胁，爱的对象又是那么现实，她巳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具体。爱的潮汐来得又是那样猛烈，他常常被弄得寝食不安，坐卧不宁。饭后课余，他在校园里散步，常常情不自禁地朝张兆和住的学生宿舍跑去。他渴望着再见到她，并当面向她倾诉点什么。可是，他在人前却是个不尚健谈、口齿朴讷的人，每当他来到张兆和面前，总是愣愣地站在房间中间，不知说什么好。他本想向张兆和倾吐自己的爱恋之情，即便是一点模糊的暗示也好。可是及至说出来时，却成了问她的功课，读什么书，以及家里的情况。到后见她喜欢什么话题，就谈什么。看他站着说话，张兆和请他坐下，他却不坐也不走。见他这副呆相，张兆和心里觉得有点好笑，又从他的神色中，隐隐约约感到几分蹊跷，反倒有点不安起来。
笔谈远胜于言谈的沈从文，终于用他那支笔，给张兆和写起情书来了，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据说那第一封情书，“仅只一页，寥寥数语而分量极重”。①虽然，它连同随后而来的一大堆情书，在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后，早已荡然无存，可是在《新废邮存底》中仅有的一封，从中依稀可见这些情书的大致轮廓。
我还要说，你那个奴隶，为了他自己，为了别人起见，也努力想脱离羁绊过。当然这事作不到，因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使你感到窘迫，使你觉得负疚，我以为很不好。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同另外一些人要好，到别人崇拜我，愿意作我的奴隶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却愿意自己作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所爱的人。我说我很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我求你，以后许可我作我要作的事，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一个月亮不拘听到任何人赞美，不拘这赞美如何不得体，如何不恰当，它不拒绝这些从心中涌出的呼喊。××，你是我的月亮。你能听一个并不十分聪明的人，用各样声音，各样言语，向你说出各样的感想，而这感想却因为你的存在，如一个光明，照耀到我的生活里而起的，你不觉得这也是生存里一件有趣的事吗？
……一年内我们可以看过无数次月亮，而且走到任何地方去，照到我们头上的，还是那个月亮。这个无私的月不单是各处皆照到，并且从我们很小到老还是同样照到的。至于你，“人事”的云翳，却阻拦到我的眼睛，我不能常常看到我的月亮！一个白日带走了一点青春，日子虽不能毁坏我印象里你所给我的光明，却慢慢的使我不同了。“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倾心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藤葛。在同一人事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这样安慰到自己也还是毫无用处，为“人生的飘忽”这类感见，我不能忍受这件事来强作欢笑了。我的月亮就只在回忆里光明全圆，这悲哀，自然不是你用得着负疚的，因为并不是由于你爱不爱我。
……我现在，并且也没有什么痛苦了，我很安静，我似乎为爱你而活着的，故只想怎么样好好的来生活。假如当真时间一晃就是十年，你那时或者还是眼前一样，或者已做了某某大学的一个教授，或者自己不再是小孩子，倒已成了许多小孩子的母亲，我们见到时，那真是有意思的事。任何一个作品上，以及任何一个世界名作作者的传记上，最动人的一章，总是那人与人纠纷藤葛的一章。许多诗是专为这点热情的指使而写出的，许多动人的诗，所写的就是这些事，我们能欣赏到那东西，为那些东西而感动，却照例轻视到自己，以及别人因受自己所影响而发生的传奇的行为，这个事好像不大公平。因为这理由，天将不允许你长是小孩子。“自然”使苹果由青而黄，也一定使你在适当的时间上，转变成一个“大人”。××，到你觉得你已经不是小孩子，愿作大人时，我倒极希望知道你那时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事，有些什么感想。“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我的生命等于“萑苇”，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①这封信写于１９３１年，距第一封情收已经两年有余了。而在最初，张兆和收到沈从文的情书时，紧张得有点不知所措，还稍稍起了一点反感；一个老师，给学生写这种东西，真稀罕！可是，一个少女的羞怯心理，却使她害怕这事张扬出去，弄得满校园飞短流长。她只得听任沈从文一封接一封给她写那没完没了的情书，却一概置之不理。
张兆和的不予理睬，真差点要了沈从文的命。他当然希望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可是结果非但不能得到她的只言片语，连再去看她也不能够。他爱她到了快要发狂的程度，一想起她，全身的血就奔窜得快了许多，浑身发热作寒，十分痛苦，仿佛人生的一切都与他作对，爱情、幸福都与他无缘。他真想从自己所住的楼上一跃而下，在死亡里求得人生烦恼的解脱。
沈从文的烦躁不安，不知怎样一来，很快在校园里沸沸扬扬传播开去，说是沈从文爱上了张兆和，张兆和却不予理睬，沈从文急得要自杀。张兆和的一位女友，听到这消息后，赶紧找到张兆和，对她说：“你赶紧给校长讲清楚。不然，沈从文自杀了，要你负责。”张兆和也紧张起来，她带着沈从文给她的一摞情书，急忙找到校长胡适，怯怯地说：“你看沈先生，一个老师，他给我写信，……我现在正念书，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
她希望得到胡适的支持，出面阻止这事的进一步发展。
可是，结果与她预期的相反。在听过她的陈述后，胡适却微笑着，带着这事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神气，对她说：“这也好嘛，他的文章写得蛮好，可以通通信嘛。”
听了胡适的话，张兆和脸上不免有些尴尬。与胡适谈了一会儿其它事情后，就告辞走了。
自此以后，她既无从拒绝沈从文的来信，心里又没有作出回应的欲望。只好抱定你写你的，与我无干的态度，听任这事的自然发展。
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冷淡反应，并不涉及她对沈从文值不值得她爱的估价——这个问题还压根儿没有被她放在心里掂量过。这既与她当时的年龄还小有关，也与她所受的家庭教养相联系。
张兆和出身名门贵族，原籍安徽合肥。张家为本地声势赫奕的大族，拥有良田万亩，在肥西筑成围子，人称“张家老围”。曾祖父张树声，为同治年间李鸿章统率的淮军中著名将领，曾领兵转辗江苏浙江一带，与太平天国起义军作战，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１８７９年至１８８４年间，出任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于淮军中称儒将。祖父也曾作过管司法的四川臬台。父亲张武龄，字绳进，是过继给祖父的，祖父死后，承继了一份厚实的家产。由于受近现代新思潮的影响，嫌自己名字太封建，自改名为冀牖，又叫吉友。最初，想投资办实业，因不知如何经营，遂迁居苏州，独资创办平林中学和乐益女中。后因苏州男校太多，便结束平林，专办乐益。凡贫寒人家和工人女儿，一律不收学费。聘用教师也不拘一格，教师中很有几个著名共产党人，张闻天、侯绍裘、匡亚明等，都先后在乐益女中任过教。张兆和有兄妹十人，在她十岁那年死了母亲。张武龄不准自己女儿穿戴耳环，在张氏家族中，张兆和与二姐允和、妹妹充和也是最先进新式学校读书的女孩子。在乐益女中读书时，张兆和兄妹就喜欢新文学，家里订有《小说月报》、《新月》等刊物，还自办了一个刊物，取名为《水》。可是，由于母亲去世较早，张兆和从小又是保姆带大的，一份旧的家庭教育反由家里的保姆实行，逐渐培养起张兆和一份大家闺秀气质，雅静、平和、沉稳。长大后也接受了时代的洗礼，向新思潮认同，却终不能成为大胆、泼辣、热烈、敢于向一切传统挑战的“新女性”。
因此，写情书一事，反倒在她与沈从文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高墙，使她时时像山羊躲虎似的避开沈从文。当时，新月书店的会计肖克木，身材长像酷肖沈从文。一次。张兆和去买书，一走进新月书店大门，猛然间见到肖克木，以为沈从文在店里，吓得她掉头就跑。
然而，在她眼里，沈从文的情书写得实在是好！一方面，她害怕这骤然而来的求爱，另一方面，一份秘密的好奇，又使她无法推开这些充满情感的文字的诱惑。她从头到尾读完每一封情书，随后轻轻吁一口气，将这些信藏进一口小箱子里去了。可是，信中那些充满爱慕、混合着忧郁的言语，层积在她的心里。时间一长，却被沤热、发酵。不知不觉中，她已习惯于那些起初让她脸红生气，微嫌卤莽的文字，并且不再怕它。——一份她并未明确意识到的爱，在她的下意识里，正悄悄萌牙。
张兆和的沉默与退避，对沈从文无异于一种间接的鼓励。
他以乡下人的憨劲，继续着这场马拉松式的求爱过程。在这种不即不离状态中，日子一晃就是四年。
１９３２年复，张兆和已从中国公学毕业，回到了苏州家中。其时，沈从文正在山东青岛大学任教。他想四年来与张兆和的关系，现在已到了有个了断的时候。他决定亲自去苏州看望张兆和，企望能得到她一个明确的答复，一放假，他便取道上海，乘火车再转苏州。
这天，苏州九如巷三号张家门堂里，来了一位戴眼镜面色苍白的客人，说他从青岛来，姓沈，来看张兆和的。可是张家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当他得知张兆和这时在公园图书馆看书时，以为张兆和是有意躲着自己，神态窘迫而羞涩，十分不安，正当他进退无策之际，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出来了。问清了，他原来就是沈从文——他给张兆和写过许多情书一事，对张家姐妹已不是秘密。于是，张允和请他进家里坐坐，等张兆和回来。沈从文不肯，终于回转他下榻的中央饭店去了。
张兆和回到家里，张允和劝她去看看沈从文。在兄弟姐妹面前，张兆和脸上有点挂不住，悻悻然说：“没有的事！去旅馆看他？不去！”
张允和说：“你去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
回到旅馆，沈从文很懊恼，独自躺在床上生闷气：自己坐了３０个钟头的火车，特意来看她，却不想吃了闭门羹。想象中，张兆和收到自己来苏州的信后，似乎漫不经心地对自己说：“你的信我收到了，想来你就来吧。”他在心里自问：我为什么那么傻？为什么人家对我那么冷淡，我反而热情到不成样子？我把这次见面看得那么郑重，人家却看得那么随便？他咀嚼着想象中出自对方之口的“你就来吧”这几个字，心里涌起一阵奇特的情绪，似乎十分快乐，又似乎十分愤怒。
他的眼前又浮现出两人见面时，可能出现的各自碍难开口、言不及义的情景：她的心里一定想说：“你的信我看过了，那些话我全不懂。
我以为你不必那么倾心。我不是你想象中那种人。”自己却想说：“你想想吧，我是想透了，只有你嫁我一件事。能使我幸福，也使你幸福。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人能像我那么爱你。
她一定明白自己这次来苏州所抱有的希望。她或许会想：“我向他说一点什么好，真有点难于对付。”
如果自己对她说：“我为难得很，因为我爱你。”她会怎样回答？或者说：“不，这是不必要的事。”或者说：“这不新鲜，你信上不止说了一百次。”
如果我说：“你应当告诉我你对这件事的感想和意见，答应还是不答应？”她会说：“我没有什么感想，也没有什么意见。”或者说：“我已经告诉你不必要了呢。”或者因为我愚蠢的发问，她生气了，哭了呢？
——而我真敢说：“你自己决定，或可或不可，当面作一个决断吗？”
我若真敢，她如果说：“不行，”我又敢说：“好，照你的意思办，这是你的自由吗”？
………
正当沈从文胡思乱想之时，有人来敲门了。他起身打开房门。见张兆和正站在门外，仿佛背书似地说：“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去玩玩？！”
说完了，再也想不起该说什么。一切沈从文想象中的纷乱，在现实中竟是这样简便。于是，沈从文随了张兆和，一同回转九如巷三号。
沈从文拿出送给张兆和的礼物：一大包书籍，其中有两部英译精装本俄国小说，以及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作品集。这是沈从文途经上海时，听从巴金建议，并由巴金代他选购的。另外又买了一对十分精致漂亮的书夹，上面饰有一对有趣的长嘴鸟。为买这些东西，沈从文卖掉了一本书的版权。见送的礼物太重，张兆和退还了大部分书籍，只收下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猎人笔记》及一对书夹。
其时，张兆和的父亲和继母正住在上海。她的五弟张寰和，从自己每月两元零用钱中拿出一份，买了一瓶汽水，打开了请沈从文。对此，沈从文大为感动，当面许下诺言：“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果然写了以佛经故事为题材的小说《月下小景》里的诸篇章，每篇末尾，都附有“给张家小五”字样。
张兆和的二姐允和，是一个心性宽和、厚道的姑娘，专爱成人之美。沈从文对她十分信赖。返回青岛后，他写信给张允和，托她征询父亲对这件婚事的意见。同时写信给张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其实，这反倒是多虑。张兆和的父亲头脑开明，对儿女的恋爱、婚姻，从不过问和干涉。儿女自己中意了，告诉他，他笑嘻嘻接受，不追问对方如何如何，更遑论门户了。张家一位邻居，曾遣媒向他求大女儿，他哈哈大笑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从此无人向张家提亲。张家的保姆常对外人说：“张家儿女婚事，让他们‘自己’去‘由’，或是‘自己’由来的。”
在张兆和的婚事上，他自然不持异议。在得到父亲明确意见后，张允和与张兆和姐妹俩，一同去邮局，分别给沈从文拍发了一个电报，张允和的电报上，只从自己名字上取了一个字：“允。”张兆和的电报则说：“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电报员觉得奇怪，问张兆和是什么意思。张兆和不好意思地说：“你甭管，照拍好了。”
这以后，张兆和方始与沈从文通信。至此，这场马拉松式的求爱过程，总算可以望见了它的终点。
沈从文传--“生离”与“死别”
“生离”与“死别”
然而，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２年，恋爱并非沈从文生活的唯一内容。在这期间，正有一些重大事变在他身边发生。１９３０年５月，去山东教书的胡也频和丁玲突然回到上海，在
从胡也频和丁玲的口里，沈从文得知二人离开山东的原因：由于那里风潮闹得厉害，他们不愿受人利用，又不愿让人暗算，所以回来的。胡也频又独自告诉沈从文，他们简直是逃
关于这“另一件事”，丁玲后来有过极明晰的回忆：……等我到济南时，也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简直不了解他为什么被那么多的同学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
我觉得要懂得马克思也很简单，首先是你要相信他。同他站在一个立场。
……后来他参加学校里的一些斗争，他明白了一些教育界的黑幕，这没有使他消极，他更成天和学生们在一起，有些同学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文学研究会，参加的有四五百人
到后，沈从文自然明白了这件事的性质。对胡也频和丁玲的行动，他并不感到吃惊。
他们把别人认为已经稍过了时的问题，重新来注意，来研究，来认识，推动他们的不是别的，却只是他们几年来对于社会现象认识的结论。……且明白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翻身，
……这个人每日所需要的粮食，已和我的稍稍不同了点，或者这仍然应说是那个南方人性格的特征，耳朵所听到的，眼睛所见到的，有了一些新的机会，给他一些新的注意，因为
我常常心里想：这个人比我年轻了许多，光阴在摧毁我，却成全这个人。②转变后的胡也频，没有忘却曾与他同过患难的朋友，他希望沈从文能和他在同一个方向上前进。一次，
对胡也频的劝告，沈从文没有作出直接的回答。对此，他心里有着太多的顾虑。——这时，随着“左联”的成立，始于１９２８年的以太阳社、创造社为一方，以鲁迅等为另一方
“使一个理想从空虚到坚实，沉默是心愿的一种预备，因此他们沉默了。”胡也频回答说。
然而沈从文仍有些想不通——当初他们的争论是不是出于真诚的信念？如果是，为什么突然间又会言归于好？如果不是，当初为什么又要那样做？——这个乡下人的心里，生出一
他对胡也频说：“文学方向的自由正如职业选择的自由一样，在任何拘束里我都觉得无从忍受。我却承认每一个作家，都可以走他自以为正当的途径，假若这方面不缺少冲突，那
胡也频不想同他就这个问题继续争论，只是充满自信地说：“过半年看，我也不敢自弃，会写一点东西出来。”
沈从文的疑惧，并不涉及对共产党人的评价。虽然，他觉得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目前现实“太相悬隔”，但他佩服那些始终忠实自己的理想，为社会翻身目不旁瞬的共产党人的雄
尽管我从来不觉得我比那些人有丝毫高尚处，而且居多还感觉到自己充满弱点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难和另一种人走同一道路。我主要是在任何困难下，需要充分自由，来使用我
……另外一些时节，到他那里去，也常见他躺在床上，依乎生着一种气。问他“写了什么”时，总说“什么也不写”。似似乎在为人类愚蠢生气，为自己同这愚蠢作战而疲倦了，
其时，武汉正不时有战争发生。沈从文外出时，总要碰上一队队士兵，有时还遇见杀人。每当这时，他就像一个无业游民，傍到街墙脚下去，或被卷入人群，看那不可避免的一幕
他感到极度愤懑，觉得自己也要杀人，杀那些滥用权力无端杀人的人。在偶尔写给胡也频的信中，他毫不隐讳地说出自己的感想。胡也频却在给他的回信中说：休，你说的全是空
１月１７日中午，胡也频来到沈从文住处，说他正想搬家，却到处借不到一个钱。而房东的小儿子又死了，总得送一点礼。他想送一副挽联，要沈从文替他想好挽联的措辞，下午
沈从文担心作家中龙蛇不一，人心难齐，所寄的希望又是那么大，末了又要落空。
胡也频说：“干吗你知道做不好？希望大一点不妨碍事业的完成。做不到的我们总要去做，没做过的我们去试做做看，这是应当的。用较生疏的较艰难的事，来训练我们的组织协
我望到那张瘦脸，什么话也不能说，因为他的话说得极对，而我对一切不抱希望的心情，似乎同我生活十分习惯。我心里想说：你也许比我“作得认真”，我也许比你“想得透彻
下午，沈从文去万宜坊写对联，胡也频还没回家；晚上再去，胡也频仍然没有回来。
原来，胡也频与沈从文分手后，便先买了白布，然后去参加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何梦熊主持召开的会议。这时，正值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之际。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共产国际的
沈从文从胡也频住处看对联回来，已是深夜。刚回到住处，就急匆匆走来一个穿着破烂的老头，说自己是管监的，受胡也频之托，来送信的，并随手递过一张胡也频亲笔写的便条
我因事到××饭店，被误会，请赶快与胡先生①商量，保我出来。
第二天，沈从文赶紧找到胡适。胡适说：“那不行，我们想办法。”晚上，沈从文将消息告诉了丁玲，并找到李达及夫人王会悟、施存统、朱谦之，大家一起在西门里李达家里商
通过熟人从中斡旋，沈从文终于见到了陈立夫，并向他说明来意。陈立夫说：“这事不归我管，我可以调查一下。”
虽然在实际上，逮捕胡也频等人，是由国民党军统特务一手经办的，但沈从文看出陈立夫同他也不过是虚与委蛇。不想陈立夫反过来劝他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来做事。沈从文也照
此路不通，沈从文和丁玲返回上海。丁玲反复说：“我老早就知道，没有希望，白跑了一趟。”于是，大家又商量请律师，并找到张仲石。律师说，“这官司不好打”，婉言谢绝
天阴沉沉的，空中飞飞扬扬地飘着雪花，门外人行道上一片泥泞，天气极冷，这是指定探监的日子。沈从文陪着丁玲，一大早就赶到了龙华监狱。丁玲带了一包预备送胡也频的食
他俩同几百名探监者一道，伫立在凛冽的寒风里，焦急地等候着登记。两人相对默然无语，各人心里凄惨惨的。等了半天，送上条子，却不准进去。幸亏人越来越多，到后两人随
终于，沈从文听到房子另一头小铁门内，响起了铁镣的声音，赶紧循声看去，胡也频果然在小铁门口出现了，于是便大声喊了起来。丁玲也跟着呼叫着：“也频，也频，我在这里
听到两人的喊声，胡也频在门口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举起戴着手铐的双手，似乎很有力地扬了一下，随即被管监的一推，便在铁门背后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