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见面，不料就是沈从文、丁玲与胡也频的永诀。２月７日，胡也频终于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枪杀于龙华。
几天后，沈从文找到邵洵美，打听胡也频的消息时，得到了胡也频的死讯，并通过邵的关系找到上海警备处，看到了胡也频被害时的照片。
胡也频被捕后，李达和王会悟将丁玲接到自己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丁玲又搬到沈从文兄妹的住处。
这时，丁玲在上海的处境已很危险，带着孩子在身边十分不便，便决定将孩子送回湖南，交给母亲抚养。４月初，沈从文带回郑振铎借给丁玲的两百块稿费，沈从文自己另从徐志
船过洞庭时，因天寒水枯，轮船曾一度搁浅。船上派人去拉时，沈从文忽听得外面有人大声骂娘，一口湘西话，声音似乎有点耳熟。走下去看时，见一黑大汉子，正指手划脚咒人
“今天真作了一件平生顶痛快的事，打倒了一尊５００年的偶像。佛胎里的东西，狗命的，一把火烧完了，痛快！”沈从文没想到今天竟与这位“好汉”在这种情形下见面。这也
到达常德后，下船时又被检查了七次，才终于被放行，回到丁玲家中。
在常德住了几天后，沈从文陪同丁玲，又一起回到了上海。
因营救胡也频及帮助丁玲料理后事，沈从文延误了返校日期。虽然，他曾写信去武汉大学，续假一个月，待到从湖南返回上海时，学校开学已颇有时日，已不便再去。沈从文只好
八九月间，沈从文怀着对死难朋友的沉痛哀思，写下了长篇回忆散文《记胡也频》。在文章的结尾，沈从文写道：一个活人，倘若他愿意活下去，他应当想到，是这个人怎么样尽
我觉得，这个人假若死了，他的精神雄强处，比目下许多据说活着的人，还更像一个活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使我们像一个活人，是些什么事，这是我们应当了解的。①
文章写成后，沈从文拿给丁玲看，并对她说，“有什么不妥处，你就改吧。”开始，丁玲觉得沈从文“太主观”，及至付印时，丁玲仍保留了文稿原貌，并未修改。
１９３１年秋，沈从文应杨振声之邀，去山东青岛大学重执教鞭。其时，丁玲正主编左翼文学刊物《北斗》，她写信给沈从文，约他给《北斗》写稿。沈从文写了《黔小景》寄去
１９３２年夏，沈从文去苏州看望张兆和时，曾顺便去上海看望丁玲。这时，丁玲已和曾担任过史沫特莱秘书的冯达同居。在沈从文最初印象里，冯达只是个“小白脸”，觉得他
面对眼前的现实，沈从文想起人生的偶然与必然、人的主观愿望与现实可能的种种关系，一丝忧郁浮上心头。他想：爱的，谁不怀了一种期待？憎的，谁不极力回避？但所要的何
沈从文传--海边的孤独
海边的孤独
国民党的政治独裁夺去了胡也频的生命，丁玲继续胡也频的道路，全身心投入左翼文学运动。自胡也频、丁玲从山东回上海后，沈从文曾一度萌发的恢复《红黑》的希望，至此完全落了空。“生离”与“死别”结束了这三个朋友间长达七年的密切交往与合作的历史。１９３１年秋，沈从文独自来到青岛。
然而，１９３１这一年，仿佛注定沈从文必须经受接二连三的亲友死亡的打击。就在他在青岛大学任教两个月后，又一个挚友死亡的现实，降临到他的面前。
１１月２１日，沈从文正同几位同事，在校长杨振声家里聚会，一面喝茶、一面聊天的时候，有人从济南给杨振声打来了长途电话。接过电话，杨振声转身回来，以低沉的语调告诉大家：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已于两天前不幸遇难。“志摩死了！”当沈从文意识到这消息的含义时，心弦好像立时被一股巨力绷紧，又旋即被飓风猛然摧折。经过这瞬间极度的张弛之后，他觉得浑身没有了一丝儿力气。看看在座的诸人，全被这突乎其来的消息惊愕得说不出话来。
他终于对大家说：“我想搭夜车去济南看看。……”。２２日一早，车抵济南。沈从文按约定地点，赶到齐鲁大学，与各地赶来的徐志摩的亲友会齐。这时，张奚若、金岳霖、梁思成等人刚从北京赶到。过不久，张嘉铸陪着穿了一身孝服的徐志摩的长子；郭有守、张慰慈等人也分别从上海、南京赶到。
吃过早饭，一行人冒雨去徐志摩停灵处——福缘庵瞻看死者的遗容。福缘庵是一座小庙，坐落在济南城一条偏僻小街上，现已成为堆放供出售日用陶器的货栈。庙前空地上已是泥水斑驳，院坪两边和庙内，全堆满了大小水缸、沙锅、土碗及各类坛坛罐罐。在入门左侧贴墙临时腾出的一点空间里，停放着徐志摩的棺木，棺木四周只容得下三五人周旋。
棺盖上安放着一个用铁树叶编成、类古希腊雕刻图案的花圈，——显然出自梁思成、林徽音夫妇之手。徐志摩戴了顶瓜皮小帽，浅蓝色绸袍上，罩一件黑纱马褂，脚上穿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寿字鞋，安静地躺在棺木里，消失了生前生命的奔放与骚动，脸上没有丝毫不安，不留一点痛苦痕迹。
望着徐志摩穿了这么一身与他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沈从文心里反倒泛起一抹苦味。这时，外面的雨逐渐大起来了，檐前淅淅沥沥的雨声，使眼前景象更显得凄清寂寞。从小就过多地经受了亲友突然死亡打击的沈从文，照例在沉默中接受眼前的现实，一句话也没说。然而，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生前种种和他对自己的关切，正慢慢爬上沈从文心头。当初自己投稿无门时，恰恰是徐志摩，对一个尚不相识的初学写作者的作品，写下了难得的“志摩的欣赏”，坚定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信心；在后来自己为应付生活面艰难挣扎时，每逢紧要关头，总能得到他热情关切和帮助。假若没有他和其他朋友的帮助，自己也许早已成了北京某人家屋檐下的饿殍。虽然这一切在徐志摩自己，由于生命的脆弱倏忽，如今都化为南柯一梦，然而，诗人生命的热力，已转接到活着的挚友身上，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燃烧。
但志摩到底走了，想起人生路上结识的挚友一个接一个死去，自己将不免在孤独寂寞中继续前行，热泪禁不住模糊了沈从文的视线。
青岛大学的生活，同北方冬日一样寂寞。上课写作之余，沈从文常常独自坐在房间里出神。转眼又是年末。在这一年的前后十个月里，沈从文就有四个最熟悉的朋友遇难的事实，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他的眼前不时地浮现出他们死难的情景：胡也频在龙华被人秘密地用排枪攒射，张采真在武汉一座欢迎“伟人”的牌楼下被斩首示众，满振先在桃源被捷克式机枪扫倒在地，徐志摩在济南上空的云雾里烧毁。……人为什么死去？这突如其来的死亡，偏偏降落到他们头上，又是为什么？虽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份命运摊派到他们头上，实在太不公平！何况他们的死，虽有天灾，却更多人祸！虽然他们生前所走人生道路并不尽相同，其毁其誉，也各有所属，却一例守住各自的理想，多力，强健，勇猛精进，活得虎虎有生气，到头来生命竟结束到不易想象的情景中。而社会上那些阉鸡、懦夫、狡猾的狐鬼，却在白日下吃喝、听戏、开会、说谎、著书。一个个活得有滋有味！在自己近十年的都市经历中，这种人几乎遍地皆是。……一个浮着虚假笑容的书商走了过来，又打着哈哈离去；几个风度翩翩的大学教授联袂而至，他们中，正有人标榜“清心寡欲”，却离不开“保肾丸”、“鱼肝油”，有人一面大谈“道德名分”，一面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裸体塑像胴体凸起凹下部分；又来了一个世家名媛，气度不凡，衣着入时，志趣似乎也十分高雅，一来便傍一个教授身边观看一册人物手卷，津津有味地数起画面上人物的数目来；北京某议员居住的深院大宅里，三姨太正与少爷偷情，报上同时登着这位少爷与另一位名门闺秀订婚的消息。而那位议员此刻正在议会大厅里，因与同僚争持不下，正抄起手中的墨盒，朝对方头上飞去；未庄的阿Ｑ，西门庆门下的清客应伯爵，太观园里佩花荷包的傻大姐。……民族的怯懦、虚伪、自私、愚蠢的病症，正假都市文明之风，在这些人中蔓衍。而他们都是“衣冠中人”，正被社会目为“栋梁”。在他们的生活中，有笑也有泪，有忧患也有忙碌，交织成都市上流社会五光十色的人生。
人与人关系变得复杂到不可思议，然而又异常单纯的一律受“钞票”所控制。到处有人在得失上爱憎，在得失上笑骂，在得失上作种种表示。……一切人事在我眼前都变成了漫画，既虚伪，又俗气，而且反复的继续下去，不知到何时为止。但觉人生百年长勤，所得于物虽不少，所得于己实不多。①这些人，生命已经只剩下一个空壳。那些最初使自己感到卑微、惭惶不安的绅士淑女，原来只是空有一副皮囊。而这几年来，自己的灵魂同样被都市生活揪住，无从挣扎。那个来自山野的沈从文，不知何时已经失落。……虚空中，渐渐凸浮出湘西的山水。荒蛮的边陬之地飞扬起雄健的生命的旋律，一个声音在高喊：“魂兮归来！”……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血液的我，２７年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啮。……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①我愿意返回到“说故事人的故事”那种生活上去，我总是梦到坐一只小船打点小牌，骂骂野话，过着兵士的日子。我欢喜同“会明”那种人抬一箩米到溪里去淘，我极其高兴地把一支笔画出那乡村典型的脸同心，如同《道师和道场》那种据说猥亵缺少端倪的故事，我的朋友上司就是“参军”一流人物，我的故事就是《龙朱》间《菜园》，在那上面我解释到我的生活和爱憎。我的世界完全不是文学的世界，我太与那些愚暗、粗野，新犁过的土地同冰冷的枪接近熟习，我所懂的太与都会离远了。
我爱憎的一切还是存在，它们使我灵魂安宁。我的身体却为都市揪着，不能挣扎。两面的认识给我大量的苦恼，这冲突，这不调和的生命，使我永远同幸福分手了。……坐在房间里，我的耳朵里永远响的是拉船人声音，狗叫声，牛角声音。②沈从文悚然而惊。自己的爱憎感情与“城里人”——那些都市上流社会的男女竟是如此不同，原来自己灵魂深处依旧潜藏着一个山野的精灵。这精灵，正在战胜一个进入都会的“乡下人”无从规避的人生卑微感，它哈哈大笑着，将都市上流社会的道德标准和人生价值准则，踩在脚下，支配着自己固执地走一条孤独的人生之路。几年来，别人在“生活”里存在，自己却在“想象”里“生活”。自己在都市“生活”方面的败北，似乎正是一种命定的结局。然而，这是无法遁避、也无需后悔的。
青岛的五月，天气渐渐暖和，自然界也热闹起来。青岛大学周围的林子里，已有了啄木鸟活动的踪迹，清脆的黄莺的啼音到处可闻。各处公园里，梅、桃、兰、李、棠、樱，仿佛约定了日子，挤在北方短暂的春日里一齐开放。与往日一样，沈从文又一次走出校门，独自沿着海岸，朝东走过浴场、炮台、海湾石滩上当年属俄国某公爵的大房子，来到太平角海边的礁石群上。
选定一块礁石，沈从文面朝大海坐了下来。眼前，大海一抹蔚蓝，灰色的水灵山岛的圆影在远处波光里浮动。紫色的天际，刚过身的船只留下一缕淡烟。身后是一片马尾松林，宛如一把把绿色扫帚，扫拂天云。树下的野花，连缀成淡蓝、黄、白各色间杂的图案。
沈从文在礁石上仰面平躺下去。距脚跟八尺以外，一壁悬崖笔直地插入海里。海面有时平静不波，如一面巨大蓝色光滑玻璃；有时又涌起两三丈大浪，直向崖下撞击，溅起带咸味的雨雾。沈从文凝望着空中飘浮的白云，在静默与孤独里，一面从海边阳光里获取热能，一面与自然对面，在抽象里默会生命的力量。仿佛已经没有了悲伤，对生命的自信正在一份寂寞里迅速增长。
“名誉、金钱或爱情，什么都没有，这不算什么。我有一颗为一切现世光影而跳跃的心，就很够了。这颗心不仅能够梦想一切，而且可以完全实现它。一切花草既能从阳光下得到生机，各于阳春烟景中芳菲一时，我的生命上的花朵，也待发展，待开放，必有惊人的美丽与芳香。”
然而，当他从礁石上坐起时，在自己心灵深外响起另一种声音。那声音含着一点世故，一点冷嘲，带着被社会人事蹂躏过的印记：
“一个人心情骄傲，性格孤僻，未必就能够作战士！应当时时刻刻记住，得谨慎小心。你到的原是个深海边。身子纵不至于掉到海里去，一颗心若掉到梦想的幻异境界去，也相当危验，挣扎出来时并不容易！”
沈从文重新躺了下去。那个对生命充满信心的自我回答说：
“为什么挣扎？倘若那正是我要到的去处，用不着使力挣扎的。我一定放弃任何抵抗愿望，一直向下沉。不管它是带咸味的海水，还是带苦味的人生，我要沉到底为止。这才像是生活，是生命。我需要的就是绝对的皈依，从皈依中见到神。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杆秤，和普通社会总是不合。一切来到我生命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的尺寸与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
“好，你不妨试试看，能不能使用你自己那个尺和秤，去量量你和人的关系。”
“你难道不相信吗？”
“你应当自己有自信，不用担心别人不相信。一个人常常因为对自己缺少自信，才要从别人相信中得到证明。政治上纠纠纷纷，以及在这种纠纷中的牺牲，使百万人在面前流血，流血的意义就为的是可增加某种人自己那点自信，在普通人事关系上，且有人自信不过，又无从用牺牲他人得到证明，所以一失恋就自杀的。这种人做了一件其蠢无以复加的事，还以为是追求生命最高的意义，而且得到了它。”“我只为的是如你所谓灵魂上的骄傲，也要始终保留着那点自信。”
“那自然极好。不过你得注意，风不常向一定的方向吹。我们生活中到处是‘偶然’，生命中还有比理性更具势力的情感。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决定你后天的命运。”
“我自信我能得到我所要的，也能拒绝我不要的。”“这只限于选购牙刷一类小事情。另外一件小事情，就会发现势不可能。至于在人事上，你不能有意得到偶然凑巧的，也无从拒绝那个附在情感上的弱点。”
沈从文再次坐了起来，眺望面前的大海。他知道，在眼目所及的前面，一定有可供候岛迁移时栖息的海岛，再一直向前，最终可以到达一个绿芜无垠的海岸。但若缺少航海经验，是无从用想像去证实的。这也正与一个人的生命相似。这地方云彩的奇异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显现的海市蜃楼，就曾唤起过秦皇汉武长生不死青春长驻的梦想，到头来终不过是水中捞月。可是，一个人如果有了航海经验，沿着某个既定的方向一直向前，是一定能够到达彼岸的。固然，人生中偶然与情感的乘除，会使一切改观。可是，人生除了偶然和情感，还应当有点别的什么。
“难道我和人对于自己，都不能照一种预定计划去作一点……”
“唉，得了。什么计划？你意思是不虽说那个理性可以为你决定一件事情，而这事情又恰恰是上帝从不曾交给任何一个人的？你试想想看，能不能决定三点钟以后，从海边回到你那个住处去，半路上会有些什么事情等待你？这些事影响到一年两年后的生活，可能有多大？若这一点你失败了，那其它的事情，显然就超过你智力和能力以外更远了。这种测验对于你也不是件坏事情，因为可让你明白偶然和感情将来在你生命中的种种，说不定还可以增加你一点忧患来临的容忍力——也就是新的道家思想，在某一点某一事上，你得有点信天委命的达观，你才能泰然坦然继续活下去。”晚上，想起“偶然”和“情感”，一个对生命有计划对理性有信心的沈从文，好像被另一个宿命论不可知论的沈从文战败了。可是，前者虽然战败却不服输。十年来，自己从湘西走入都市，在一种不易设想的艰难中，终于按照自己预定的理想走过来了。而且，终能运用手中一支笔，写自己要写的故事，来证实生命所能达到的传奇。
夏天，暑气将人们赶到海边去了，沈从文却留在山上，独自在一列梧桐树下散步。太阳光从树叶间隙滤过，印在地面。望着纵横交错的光影，他俨然有所憬悟，觉得自己又分裂成两个对立的人格。
“什么是偶然和情感？我要做的事，就可以做。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有人用文字写人类行为的历史，我要写我自己的心和梦的历史。我试验过了，还要从另一方面作试验。”依旧是一个冷冷的回音：“这不是最好的例，若用写作作例，倒恰好证明前次说的偶然和情感决定你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你偶然遇见几件琐碎事情，在情感兴奋中粘合贯串了这些事情，末了就写成了那么一个故事。你再写写看，就知道你单是‘要写’，并不成功了。文字虽能建筑宫殿和城堡，可是那个图样却是另外一时的偶然和情感决定的。”“这是一种诡辩。时间将为证明，我要做什么，必能做什么。”
“别说你‘能’作什么，你不知道，就是你‘要’作什么，难道还不是由偶然和情感乘除来决定？人应当有自信，但不许超越那个限度。”
“情感难道不属于我？不由我控制？”
“它属于你，可并不如由知识堆积而来的理性，能供你使唤。只能说它属于你，它又属于生活上的‘性’，性又属于人事机缘上的那个偶然。它能使你生命如有光辉，恰恰如一个星体为阳光照及。你能不能知道阳光在地面上产生了多少生命，具有多少不同形式？你能不能知道有多少生命名字叫作女人，在什么情形下就使你生命放光，情感发炎？你能不能估计有什么在阳光下生长的生命，到某一时原来恰恰就在支配你，成就你？这一切你全不知道！”①…………
沈从文陷入了人生的必然与偶然、理性与情感、可知与不可知的二律背反。他感到这种辩难实在太虚泛了一点，仿佛在漫无边际的抽象领域里游泳，游来游去，却不能与任何具体的人生理想或事实接头，一切都超越于具体感觉之上。——不能让自己沉溺于自己的抽象思辩之域！无论如何，人生应当由理性来驾驭，偶然与情感固然具有影响人生的力量，在可能的范围内，人终能凭意志和理性去实践自己选择的道路，到达理想的彼岸。
人生为追求抽象原则，应超越功利得失和贫富等级，去处理生命和生活。我认为人生至少还容许将来重新安排一次。②
在一种旧观念下我还可断定我是一个坏人，这坏处是在不承认一切富人专有的“道德仁义”，在新的观念下看我，我也不会是好人，因为我对于一切太冷静，不能随别人发狂。……我除了存心走一条从幻想中达到人与美与爱的接触的路，能使我到这世界上有气力寂寞的活下来，真没有别的什么了。已觉得实在生活中间感到人与人精神相通的无望，又不能马虎的活，又不能决绝的死，只从自己头脑中建筑一种世界，委托文字来保留，期待那另一时代心与心的沟通。①
沈从文传--“丁玲事件”前后
“丁玲事件”前后
１９３２年底，沈从文收到张允和、张兆和姐妹俩发来的有关婚事已获应允的电报。长达四年之久的耐心与期待终于有了预期的回响，沈从文心里蓄满了莫可名状的喜悦。一俟学期结束，他便立即动身赶往苏州。
第二次来苏州，是同年寒假，穿件蓝布面子的破狐皮袍。我们同他熟了些，便一刻不离地想听故事。晚饭后，大家围在炭火盆旁，他不慌不忙，随编随讲。讲怎样猎野猪，讲船怎样在激流中下滩。形容旷野，形容树林。谈到鸟，便学各种不同的啼唤，学狼嚎，似乎更拿手。有时站起来转个圈子，手舞足蹈，像戏迷票友在台上不肯下台。可我们这群中小学生习惯是早睡觉的。我迷迷糊糊中忽然听一个男人叫：“四妹，四妹！”因为我同胞中从没有一个哥哥，惊醒了一看，原来是第二次来访的客人，心里老大不高兴。“你胆敢叫我四妹！还早呢！”
这时三姐早已困极了，弟弟们亦都勉强打起精神，撑着眼听，不好意思走开。真有“我醉欲眠君且去”的境界。
那时我爸爸同继母仍在上海。沈二哥同三姐去上海看他们。会见后，爸爸同他很谈得来。这次的相会，的确有相亲的意思。①
这次见面，决定了沈从文与张兆和婚约的成立。随后，张兆和便伴随沈从文一同来到青岛，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内编英文书目，和她在一起编中文书目的，还有一位后来改名江青的年轻女性。其时，江青一边在学校做点事，一边读点书，沈从文所教的写作课是她选修的科目。后来，江青对外国记者说，那时，沈从文每每要她一周写一篇文章。她年轻时最喜欢的教授就是沈从文。不料３０多年后，这个女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了一个不可一世的角色，并直接导演了中华民族的空前大悲剧，而她与沈从文这一人生的“偶然”，还插下了沈从文人生道路上后来一段传奇的因子。
自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第一封情书以来，两人到这时才真正进入相互恋爱的阶段。这时，“乡下人”有了进一步期待，萌生了结婚的念头。两人在一起时，沈从文试探着对张兆和说：那些信已快写完了，所以天就放她和他来一处作事。倘若她不十分讨厌他，似乎应当想一想，用什么方法使他那点痴处保留下来，成为她生命中一种装饰。
张兆和笑着对他说：“我实在不大懂这个问题，因为问题太艰深。倘若当真把信写完了，那么就不必再写，岂不省事？”沈从文感到自己的心被刺了一下，神气间有点不高兴。这神气被张兆和感觉到了，她随即问他：“为什么有好多很好看的女人你不麻烦，却老是缠着我？
我又不是什么美人，为人老实不中用，实在很平凡。”沈从文说：“美是不固定无界限的，凡事凡物对一个人能够激起情绪，引起惊讶，感到舒服就是美。我认识许多女子，但能征服我，统一我，只有你有这种魔力和能力。”这一类相互间的辩难与究询，原是一对恋人常有的节目。偶尔无意间作成的对方自尊心的受损，似乎反倒是增加爱情甜蜜的一种佐料。无涯的大海和海边的阳光放大了沈从文的人格，增加了生命的热能；张兆和来到青岛减轻了沈从文的孤独与寂寞，爱情的泉流滋润着干渴与受到伤损的灵魂，沈从文正把一颗心停泊到一个幸福与宁静的港湾。１９３３年５月１４日，与丁玲同居的冯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旋即供出了丁玲的地址。同日，丁玲在上海寓所和潘梓年一道被秘密逮捕，不久，同冯达一起被转移到南京囚禁。
丁玲失踪的消息，很快被上海、北平、天津的报刊报露了出来。沈从文从报上看到的这一消息，又被上海方面的朋友来信证实后，他被惊呆了。
又一个作为前进作家的朋友落入了国民党政府当局有意设计的圈套！在虚空中，沈从文仿佛望见了三年前胡也频的身影，想起胡也频过去的种种，心里有了一点隐痛，隐隐约约地感到丁玲与胡也频二人共同的命运！……当年北京农业大学的六个朋友，张采真、胡也频等人的行列里，似乎又加入一个丁玲，他们的命运结成一个必然的环链，各人接受着黑暗社会里一份无法规避的命运。……一个朋友的声音：“我亲眼见过，在江西，‘剿共’的军队，用一大桶石灰，解决二百余名厌弃内战的逃兵！”……仿佛在一个黑沉沉的夜里，丁玲在被几个凶恶的大汉，强行塞进一个麻袋，向黄埔江里投去……
一股愤火从丹田升起，他要向社会控诉国民党秘密逮捕、屠杀进步作家的非法行径。５月２５日，即在丁玲失踪１１天后，沈从文奋笔疾书，写下了《丁玲女士被捕》一文，并在６月４日出版的《独立评论》上公开发表了出来：丁玲女士只是一个作家，只为了是一个有左倾思想的作家，如今居然被人用绑票方法捕去，毫无下落。政府捕人的方法既如此，此后审判能不能按照法律手续，也就不问可知了。国民党近年来对于文艺政策是未尝疏忽的，从这种党治摧残艺术的政策看来，实在不敢苟同。像这种方法行为，不过给国际间有识之士一个齿冷的机会，给国内青年人一个极坏印象，此外就是为那政策散播一片愚蠢与不高尚的种子在一切人记忆中而已。
如今丁玲女士究竟押在何处，所犯何罪，也不明白。
且据传说，则其人又有业已为某方害死的消息。这传说我希望它不是事实，但政府也应当用别的方法证明，这是个不实谣言，且应当即刻公开审讯。人若当真已死去，活埋也好，缢杀也好，仿照别一处处治盗匪方法套石灰袋也好，政府既只知道提倡对于本国有知识青年的残杀，所用方法即如何新奇，我也绝不至于因其十分新奇，另外提出抗议，因为每个国家使用对知识阶级的虐杀手段时，行为的背后，就包含得全个的愚蠢，这种愚蠢只是自促灭亡，毫无其它结果。
在极愚蠢的政策下，死者死矣。然若果稍能自强不息，知对现状有所不满，敢为未来有所憧憬的作家，皆如此一去无踪，生存的，则只剩下一群庸鄙自熹之徒，当全个民族非振作无以自存的时节，还各装模作样，以高雅自居，或写点都市文明浮面的光影，或填小词造谣言以寄托其下流感情，佯充清流，以文学作消遣，于政府各官办刊物中，各看手腕之修短，从所谓党的文艺政策下，会计手中攫取稿费若干，无事便聚处一堂，高谈希腊、罗马以送长日。即由此上海小有产者与小游民兴味与观念，支配国内年轻人兴味与观念。政府于积极方面既杀尽有希望作家，于消极方面，则由政府支出一部分金钱，培养这种困汉游民，国家前途，有何可言！①自丁玲被捕以后，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起了营救丁玲、潘梓年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沈从文皆列名其中。６月，营救丁玲最得力者杨杏佛，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同时，报纸和社会上盛传丁玲已被杀害。这并非事实的误传，由于相信者众，沈从文从各方面熟人朋友处打听，皆以其事为真，也不由沈从文不信。
在确信这一传言的前提下，沈从文于同月创作了小说《三个女性》，以寄托对死难朋友的哀思。
这是一篇以丁玲死难消息为背景的纪实小说。主人公实际上是那个没有直接出场的“孟轲”。作品通过另外三个女性——黑凤、仪青、蒲静的议论，从侧面赞萨了孟轲的“不俗气”，“革命、吃苦”，“切实工作”，“朴素”而“不把那点经验炫人”、“不矜持”，“有些地方男子还不如她”的优良气质和品格。当黑凤收到未婚夫“璇若”拍回的孟轲已经被害的电报后，小说这样描述黑凤的反应：她努力想把自己弄得强硬结实一点，不许自己悲哀。她想：“一切都是平常，一切都是很当然的。有些人为每个目前的日子而生活，又有些人为一种理想日子而生活。为了一个远远的理想，去在各种折磨里打发他的日子，为理想而死，这不是很自然的么？倒下的，死了，僵了，腐烂了，便在那条路上，填补一些新来的更年轻更结实的家伙，便这样下去，世界上的地图不是终究就会变换了颜色么？她现在好像完了，全部的事并不完结。她自己不能活时，便应当活在一切人的记忆中，她不死的。”她自己的确并不哭泣。她知道一到了明天早上，仪青会先告她梦里驾驭小船的经验，以及那点任意所之的快乐，但她却将告给仪青这个电报的内容，给仪青早上一份重重的悲戚！她记起仪青那个花圈了，赶忙到食堂里把它找到，挂到书房中孟轲送她的一张半身像上去。①
六七月间，围绕丁玲失踪事件，社会上谣传纷纭。说丁玲已被杀害者有之，说丁玲向国民党当局自首者亦有之，事实真相被掩盖了，使人感到扑朔迷离。国民党当局慑于国内外舆论压力，拒不承认逮捕了丁玲。一方面，文化界民主、进步人士坚持向国民党政府要人，并澄清事实真相；另一方面，一些别有用心者则利用报刊编织、散布谣言，对丁玲实行人身诬陷。其时，一个名叫张铁生的燕京大学学生，在报上著文，渲染丁玲正和一个姓马的特务在莫干山同居。沈从文痛恨这些没人心者的造谣，并坚信丁玲已被国民党当局逮捕，６月４日，他再次执笔，写下《丁玲女士失踪》，于６月１２日发表在《大公报》上。文章援引了丁玲托人带出的口信“我已被诱捕，不自由”和上海公安局否认捕人的消息，坚持认为“事实上则人业已被捕，且非法律手续捕去”，对国民党政府的暗杀政策提出抗议。末了，沈从文愤怒地写道：为这件事抗议的作家，人已不少，其他暂时沉默的，也正在等候政府一个合理的处置。这个人不能用“失踪”作为结论，她若因此失踪，我的预言是，将来还会有若干作者，相信除了年轻人“自卫”且指示自卫方法外，别无再好的话可说。
沈从文的辩护招来了张铁生的攻击和漫骂，并极为下流地编造有关沈从文和丁玲的谣言在《庸报》上发表，文章充满了不堪入目的污秽语言。张铁生的卑劣行径激起了沈从文周围人们的愤怒。《大公报》里的中共地下党员鼓励沈从文向法院起诉，同张铁生打官司。王芸生也对沈从文说：我们出钱，你去法院告他。《庸报》得知这一消息，赶紧派人向沈从文道歉，事情才算作罢。
７月，沈从文写下长篇回忆文字《记丁玲女士》，在《国闻周报》上连载。在《记丁玲女士·跋》里，沈从文这样写道：
他们的努力，只是为了“这个民族不甘灭亡”的努力，他们的希望，也只是“使你们不作奴隶”的希望，他们死的陆续在沉默中死掉了，不死的还仍然准备继续死去。他们应死的皆很勇敢的就死。不死的却并不气馁畏缩。只是我想问问：你们年轻人，对于这件事情，有过些什么感想？当不良风气黑暗势力已到一个国内外知名的文学家可以凭空失踪，且这作家可以永远失踪，从各方面我们皆寻不着一个能为人权与法律的负责者，也寻不着一个为呼吁人权尊严与法律尊严的负责者时，你们是不是也感到些责任？
一个前进作家他活下来时，假若他对于人生还有一点较遥远的理想，为了接近那个理想，向理想努力，于生活中担受任何不幸，他是不至于退缩的。他看准了他应取的方向，他对于他的牺牲便认为极其自然。他相信光明与正义所在，必不至于因为前面触目惊心的牺牲了，就阻止了后面赴汤蹈火的继续。他明白一页较新的历史，必须要若干年轻人的血写成的。同这个社会中种种恶劣习气作战，同不良制度作战，同愚蠢作战，他就不能吝惜精力与热血，他们力尽气竭后，倒下去，僵了，腐烂了，好像完事了。在一般人记忆中，初初留下一个鲜明活跃的影子，一堆日子也慢慢地把这些印象弄模糊了，拭尽了。可是，他们却相信，他们强悍的生，悲惨的死，是永远不会为你们年轻人忘掉的！①１９３４年，《记丁玲女士》结集为《记丁玲》交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时，却遭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图书审查委员会的严重删削。书末的《编者话》说：沈从文先生所著《记丁玲》一稿，原文较本书所发表者多三万余字，叙至１９３２年为止，因特种原因，目前未能全部发表，特志数语，以告读者。
《记丁玲》出版的当天，鲁迅在致赵家璧的信中，这样写道：
《记丁玲》中，中间既有删节，后面又截去这许多，原作简直是遭毁了。以后的新书，有几部恐怕也不免如此罢。②
自然，丁玲事实上没有被杀害，而是被秘密囚禁于南京。１９３３年１０月至年底，曾转移至莫干山，随后复被软禁于南京。因丁玲写了“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未经过什么审讯”的字条，监禁较前略见松宽。１９３６年１月，丁玲开始在《大公报》、《文季月刊》上发表文章，冀望透过作品，向外界发出信号。于是，丁玲的住址立即为沈从文所知。（《大公报·文艺》这时虽然已由萧乾署名主编，沈从文仍是实际上的“顾问”）不久，沈从文便去南京苜蓿园探望丁玲。可是，丁玲心里，对沈从文却有了芥蒂。
沈从文也来这里看我了，但我们两个人的心里，都隐隐有一点芥蒂。原来在１９３３年我被秘密绑架后，社会上传说纷纭，国民党却拒不承认。左联同志不能出面，为营救我，想方设法托王会悟和他商量，拟用他的名义，把我母亲从湖南接到上海来，出面同国民党打官司，向国民党要人；因为他同我母亲也熟。１９２９年我们两家曾经同住上海萨坡赛路２０４号，他同他的母亲、妹妹住三层楼，我和我母亲住二层楼。１９８１年也频牺牲后，我送孩子回湖南，他曾陪同我去，住在我家中，这次我被绑架后的第１１天，即５月２５日，沈从文还写了一篇短文，题为《丁玲女士被捕》，抗议政府当局的非法，为我鸣不平。文章发表在６月４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５２号、５３号合刊上，但发表时，刊物编者胡适写了一则附记，说是沈文“排成后，已校对上版了，今日得着上海市长吴铁城先生来电，说‘报载丁玲女士被捕，并无其事。此间凡关于一切反动案件，不解中央，即送地方法院。万目睽睽，决不敢使人权受非法摧残’。此电很使我们放心。因版已排成，无法抽出此文，故附记此最近消息于此，以代更正（胡适，６月１日）。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一大有来头的更正，沈先生这时回信给王会悟说，丁玲并未被捕，而且她同我早已没有来往了。此后１９３４年他返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前面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原来那时沈从文正以挚友的身份在报纸上发表《记丁玲》的长文。我母亲是饱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过来人，对此倒没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她曾经把这些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我听。而我心里却有点难受。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只是再次见面时，总有一丝不自然。他呢，可能也有点不自然，他现在来看我总算很好，也是同情嘛，我是应该感谢他的，只是我们都没有敞开心怀，谈的很少。①关于借用沈从文的名义接丁玲母亲到上海一事，丁玲显然把后来的印象提前了。沈从文去南京看望丁玲，是１９３６年初的事。在同一篇回忆录里，丁玲叙述她得知此事是在１９３６年５月去北京见到王会悟以后。
我很奇怪为什么她（指王会悟——笔者注）对沈先生有那么深的意见。后来才知道，就因为１９３３年我被绑架后，王会悟仍在上海，她写了好多封信到湖南安慰我母亲，说我平安无事，说有许多人在营救我。她怕我母亲不相信而难过，便今天写信用这个人的名字，明天又用那个人的名字，还用了沈从文的名字。哪里料到，后来沈从文却不愿借用他的名义接我母亲到上海向国民党要还女儿。①
丁玲提及的两件事，究竟是否属实，已无从确证，因为这两件事都是由第三者转叙的。沈从文是否轻信了吴铁城的电报？就在《独立评论》刊登胡适“附记”的当天，沈从文写了《丁玲女士失踪》，驳斥国民党上海公安局否认逮捕丁玲。如果说，沈从文不愿以自己的名义写信要丁玲母亲来上海，是出于沈从文的“胆小，怕受牵连”，又何来《丁玲女士被捕》等文章？又何至于在营救丁玲活动中署名？难道后者的风险比前者要小？至于路过常德不去看望丁母事，丁玲是所母亲转述的，丁母又是听第二师范学生转叙的。若确有其事，沈从文的原话如何？在纪实性散文《湘行散记》里，沈从文叙述他那次路过常德时，是住在那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曾芹轩的旅馆里的。而这次返乡的原因，是沈从文母亲病危。到凤凰后，沈从文在家里只住了三天，便匆匆返回北平。过了不久，沈母即病逝。即便有第二师范学生要沈从文去看丁母事，沈从文因急于返乡探望病危的母亲，而未能去看望丁母，从人情上也说不上有“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嫌。既然不怕牵连来看望仍被软禁的丁玲本人，难道还怕因看望丁母受奉连？至于说沈从文对丁玲心存芥蒂，不大自然，似乎也出于丁玲的主观感觉。既然心存芥蒂，又何必老远跑来自讨没趣？——人世极为复杂，这些自然都是些难以索解之谜，只能交付后来者根据各自的人生经验去判断了。
然而，终因丁玲心存的“芥蒂”——无论起自何时，基本上埋葬了她与沈从文的友谊。沈从文与胡也频、丁玲的友谊，实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动人的一页。我们惋惜这一友谊的终结。可是，一种友谊的维持与了结，原是当事双方的权利，是不能勉强，也无可奈何之事。历史以它自身的固有逻辑，将这友谊最终撕毁给人看，本不足奇。然而，若从深处咀嚼这种变化，却不免勾起人们淡淡的惆怅和无言的叹息。
沈从文传--叩开幸运之门
叩开幸运之门
丁玲事件卷起的热浪，随着秋天的到来，已开始降温，并逐渐沉寂下来。但是，较之丁玲事件远为重大、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浓重阴云已经弥漫在华北上空。自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于日军之手以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染指华北，发动侵占热河之役，打开了通向华北的门户。严峻的形势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日军侵占华北只是早晚间事。凡爱国者都已意识到，在年轻一代身上注入爱国的民族感情与做人勇气，增强儿童与少壮抵抗忧患的能力，已成为民族文化工作的当务之急。
１９３２年夏，杨振声接受了为华北学生编写中小学教材和基本读物的使命，甘愿辞去青岛大学校长职务，来到北平，着手组织编撰教科书的班子。
应杨振声之邀，沈从文也在学期结束之后，辞去青岛大学教职，与张兆和、九妹沈岳萌一起到了北平，和朱自清等人一道参与其事。此后数年间（直到芦沟桥事变为止），他们通力合作，从小学教材起始，循序渐进，并亲自把编成的教材陆续带到师大附小去作实验。在沉默中，他们担负起中华民族儿女应尽的责任。
自然界的果实有收获的季节，这时，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情也到了成熟的时候。在去北平之前，沈从文与张兆和已商定了结婚的时间，并征得了张兆和父亲的同意。到北平后，他们就着手筹办婚事，可是沈从文身上不名一文。本来，在青岛大学任教期间，沈从文月薪１００元。按说，这笔钱供他和九妹二人花费已经足够。但沈从文不会安排生活，钱一到手，兄妹二人就上剧院看电影，下馆子吃西餐，很快就花得精光，常常弄得半个月没有饭钱。九妹岳萌成天无所事事，也不上学，说是没钱交学费。张兆和到青岛后，见此情形，带着哭笑不得的神情，摇了摇头，赶紧安排九妹上学读书。想起沈从文到上海去见父亲时，身上穿一件蓝布面的旧狐皮袍，衣襟上满是油渍的情形，张兆和心里起了怜惜之意。这个“乡下人”，实在太不知道如何管顾自己，身边正需要一个人替他照料一切。她本想去北平后再读几年书，而后考虑结婚的事，看来也只好放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