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北平后，张兆和将自己一只纪念性的戒指，拿给沈从文当掉。这时，他们正暂时寄居在杨振声家里。一次，杨家大司务拿沈从文换下的裤子去洗，发现口袋里的那张当票，立即交给了杨振声。于是，杨振声给沈从文预支了５０块钱的薪金作应急消费。后来，杨振声对张兆和的四妹张充和说：“人家订婚，都送给小姐戒指，哪有还没有结婚，就当小姐戒指之理！”
本来，张兆和是可以结婚为由，向家里要钱的。她的二姐结婚时，父亲就曾给了２０００块钱。但沈从文却不愿意这样做。他写信给张兆和父亲，表示结婚不要家里给钱。张武龄见信后十分高兴，向家里人夸奖了这个未婚女婿。当初，张兆和读书成绩好，父亲十分欢喜，送了她一本王羲之的《宋拓集王圣教序》作为奖励。最后，这本字帖成了张兆和唯一的一份嫁妆。
１９３３年９月９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水榭宣布结婚。婚事办得极为简单。没有仪式，也没有主婚人、证婚人。沈从文穿一件蓝毛葛夹袍，张兆和穿一件浅豆色绸旗袍——还是张兆和的大姐在上海给他们赶制的。赶来祝贺的，大多是沈从文在北方几所大学和文学界的朋友。双方家里，张家有大姐元和、四妹充和、大弟宗和及三叔晴江一家；沈家则由沈从文表弟黄村生、九妹岳萌作代表。
新居在西城达子营。这是一个小院落，正房三间外带一个小厢房，院子里有一棵枣树，一棵槐树，沈从文称它为“一枣一槐庐”。新房内没有什么陈设，四壁空空，婚后才由沈从文选购的书籍和收罗的陶瓷漆器逐渐填满。两张床上，各罩一幅锦缎百子图罩单，是梁思成、林徽音夫妇送的，才微显喜庆气氛。
还是婚前刚把几件必需物件搬入新居的一个晚上，张充和发现一个小偷正在院子里解网篮，便大声呼喊：“沈二哥，起来，有贼！”沈从文闻言亦大叫：“大司务，有贼！”大司务也应声吆喝。呼叫声里，一阵脚步响，小偷早已爬树上房一溜烟走了。一阵虚张声势过后，大家才发现沈从文手里紧紧抓着一件武器：牙刷。
对沈从文而言，这一婚姻是圆满的。他得到的，不仅是生活上的忠实伴侣，而且还是一个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孔子曰：三十而立。这时沈从文正步入“而立”之年。命运仿佛有意证明这一“圣人”之言似的，沈从文不仅家立，而且业立。就在他结婚的同一个月里，沈从文应《大公报》之聘，从当年“学衡派”吴宓等人手里，接编了该报的文艺副刊。这不啻为沈从文从事的文学事业插上了另一只翅膀。在此后数年间，沈从文以一人之力，主持《大公报·文艺》。当时，《大公报·文艺》的稿件由沈从文在北平编成，而后寄天津报社发排。在这过程中，看稿、改稿，都少不了张兆和。这自然得力于她的文学修养，——她自己也能写小说。有一个不为人知的事实：沈从文小说中的《玲玲》，就出自张兆和的手笔。后来谈到这件事时，张兆和笑着说：“他有点无赖，不知怎么就把我的小说收到他的集子里。”王西彦回忆自己当年刚刚走上文学道路的情景时说：……后来我从余家胡同的“学会”搬到西单辟才胡同的南半壁街去住，沈从文先生的家也搬到附近的北半壁街（？），彼此的距离更近了。有时，连《文艺》周刊上的稿费也由兆和先生给我送来。①对自己的婚姻，沈从文是十分满意的。他不无得意地说：关于这件事，我却认为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恰如我一切用笔写成的故事，内容虽近于传奇，由我个人看来，却产生于一种计划中。①在人类的爱情、婚姻生活中，当一个生命真正让另一个生命浸入时，常常会出现不可思议的奇迹。这时，沈从文的生活与生命都进入了稳定时期，又人当盛年，他的创造力获得了充分的发挥。在编撰教科书，编辑《大公报·文艺》的同时，沈从文仍没有放弃作品创作。仅１９３１至１９３７年，他就有２０多本小说、散文、文论集出版。
进入３０年代以后，沈从文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迅速上升。他的文学创作，不仅走过了早期的不成熟阶段，也走完了１９２８至１９３０年的过渡阶段，进入成熟时期，成为中国文坛上引人瞩目的重要作家。１９３４年，《人间世》向国内知名作家征询《一九三四年我爱读的书籍》的意见，老舍和周作人不约而同地以《从文自传》作答。②由中国人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编译的第一次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新文学成就的作品集《活的中国》里。收入了沈从文的《柏子》。在该书的《编者序言》里，斯诺说：后来我又去物色并得到几位中国主要作家的合作，他们协助我挑选同时代人有代表性的作品。……通过萧乾，还得到沈从文和巴金的协助，这两位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有过巨大贡献。
我还发现中国有些“杰作”篇幅太长，无法收入到这样一个集子里去。许多作品应列入长篇，到少也属于中篇，然而它们的素材、主题、动作及情节的范围，整个的发展规模，本质上只是短篇小说。鲁迅的《阿Ｑ正传》就属于这一类。还有茅盾的《春蚕》和沈从文那部风靡一时的《边城》。①鲁迅在与斯诺谈及中国新文学代表作家时，也说：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茅盾、丁玲女士、张天冀、郁达夫、沈从文和田军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②沈从文在文坛上的地位上升，不仅主要取决于他在文学创作中取得的成就，也得力于他所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朱光潜后来回忆说：他编《大公报·文艺》，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③姚雪垠也在他的《学习追求五十年》里追忆说：在北京的年轻一代的“京派”代表是沈从文同志，他在当时地位之高，今日的读者知道的很少。他为人诚恳朴实，创作上有特色，作品多产，主编刊物，奖掖后进，后来又是《大公报》文艺奖金的主持人，所以他能够成为当时北平文坛的重镇。①朱光潜和姚雪垠回忆所提及的“京派文人”和“京派作家”，是３０年代中国文坛出现的一个特有的文学史现象。自１９３０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国民党政府卵翼下的一批文人，曾一度发起“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与之抗衡。前者以上海为中心，后者以南京为据点。而在北平，却聚居着当时游离于二者之外的一大批民主主义作家。他们既厌憎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政治，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抱有程度不一的隔膜与怀疑。
这批作家当时被称为“京派作家”。实际上，“京派作家”没有固定的组织，只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松散的作家群体。《大公报·文艺》和后出的《文学季刊》（郑振铎、靳以主编，１９３４年创刊），《文学月刊》（巴金、靳以主编，１９３６年创刊），《文学杂志》（朱光潜主编，１９３７年创刊），成为这个作家群发表作品的共同阵地。《大公报·文艺》是其中起步最早、时间最长而又最具连续性的一面旗帜。
《大公报·文艺》第一期于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３日问世，每周出两期，由沈从文一人主编。从１９３５年９月起，由沈从文和萧乾署名合编，每周出四期，星期一、三、五三期，每期半个版面，由萧乾负责，改刊名为《文艺》；星期日一期，一个版面，由沈从文主持。１９３６年４月起，全部改由萧乾署名，但沈从文仍参与编辑与组稿，是萧乾事实上的“顾问”。《大公报》文艺副刊拥有实力雄厚的作家阵容。经常在该刊上发表作品的，不仅有“五四”时期即已著名的如朱自清、冰心、蹇先艾、废名、许钦文、王鲁彦、杨振声、周作人、冯至、凌叔华、俞平伯等人，有和沈从文差不多同时出现的巴金、张天翼、朱光潜、李健吾、陈梦家、老舍、林徽音、林庚、靳以等，还有３０年代崭露头角的新进青年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丽尼、陆蠡、沙汀、艾芜、萧乾、荒煤、严文井、田涛、王西彦、芦焚、方敬、陈敬容、辛笛、孙毓棠、高植等，其中，左翼作家与进步的民主主义作家占有压倒的优势。
《大公报》文艺副刊以注重文学自身的特性为办刊宗旨，提倡作品的艺术性和创作的严肃性，既反对游戏，消遣的“白相文学”，又反对空有血泪叫喊的纯粹宣传品。在侧重创作的同时，评论、翻译与外国文学的评论同时并举。该刊尤其重视对青年作者的培养。上述大部分新进作家的初期之作，就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这个刊物上发表的。这些作家中的大部分，都成为此后中国文学运动的中坚。
自然，沈从文在北平的寓所，就成了作家往来聚会的重要场所。１９３３年秋，巴金刚来北平时，就在沈从文家里住了半年。那时，沈从文每天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写作《边城》。巴金则在客室里着手中篇小说《雪》的创作。直到沈从文大姐一家来京，家里无法住下，巴金才迁居北海三座门。朱光潜、靳以、李健吾、卞之琳、萧乾等。更是沈从文家的常客。来得更多的，还是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的文学青年。在这期间，沈从文将很大一部精力用于扶植青年作者。看稿、改稿，与作者座谈，成了他生活中常见的节目。１９３５年秋的一天，北平东城一家茶馆的餐桌上，沈从文、萧乾正与一些青年作者交谈。
我和这位小说家见了面。当时刚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出来的萧乾同志正在编《大公报》的副刊，这次是他以主人身份招待一部分在北平的投稿人，被邀参加的有芦焚、刘祖春、严文井、田涛等七八位，连同主人刚好坐满一圆桌。记得沈从文先生的一小描写湘西部队生活的短篇小说《顾问官》，正在上海《文学》月刊上发表，当我们称赞萧乾的副刊编得不错时，他拍拍坐在身边的沈从文先生的肩膀，笑笑说：“喏，有这位顾问官！顾问官！”我所以事隔半小世纪之后还能记起这个小小情节，是因为当时刹那间浮现在从文先生脸上那副显得异常亲切的笑容。……只是在散席时才走到他面前，小声问了他的住址，说明改日要去登门拜访。他拉着我的手点头微笑：“好的，欢迎你来，晚上我总在家！”
……他和夫人张兆和先生待人都和和气气的，不会给人一种压迫感。那时他的年纪也只有３０来岁，说话的声音虽轻，却有激情，只是土腔很重，三句里我大概只能听懂一两句。担心打扰他，我去拜访的次数不多，每次坐谈的时间也不长。往往是给他送稿子去，听他对稿子的意见，他也总是微笑着说：“好嘛，好好写。”他收下稿子，有的转给《小公园》和《国闻周报》，有的放进自己编的《文艺》周刊。有时稿子被发出来了，才发现原来已经由他动笔作了些删改，主要是为了能稍稍精练些。和我同时向《大公报》文艺副刊投稿的年轻人中间，和我比较接近的，有一位是河北的田涛，还有一位是云南的李寒谷，后者是我的同班同学，写了一些边疆家乡的风土，笔名“寒毂”还是从文先生给取的。①沈从文特别留心那些出身寒微、眼下正在困境中挣扎的青年作者的稿件。这类稿件常附有作者来信，向编者诉说自己的艰辛。这些来信勾起沈从文对往事的回忆。十年前，自己的处境正与他们相同。可是，有的编辑却当众讥讽着将自己的稿件揉成一团丢到纸篓里去！他忘不了听到这消息时心灵受到的严重损伤和切骨之痛；现在，因缘时会，自己成了文学刊物的主持人，当年的历史不能在自己手里重演！他也想起那些关心爱护过自己的师友，正是他们给自己以温暖。在这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人与人之间的同情、理解与信任更为可贵的了！
沈从文不敢苟且。眼前的这些青年作者的来稿，有出手不凡的，有略带疵瑕的，有质量稍差的，也有不适宜发表的。对那些略带疵瑕的，他便亲自动笔删削、润色；质量稍差尚不宜在《文艺》周刊上刊发的，便想方设法介绍给其它刊物；实在不得已需要退稿的，也尽可能给作者回信，情辞恳切地指陈作品的缺陷和改进的方法。
回想起来，他对我送去的稿子，总是用极宽容的态度对待，尽可能使它们得到发表的机会，好像从来没有给我打过退票。……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夜宿集》，也是从文先生给取的书名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就在那个集子里，收容了我初期那些幼稚习作中的一部分。直到现在，虽然迭经变乱，我竟奇迹似的保留下一份经过从文先生签字的出版契约，成为自己漫长写作历史上一个值得回忆的纪念。①有一天，我去看望他。谈话的内容照例是一些关于写作方面的事情。他忽然微笑着问道：“我看你发表的作品不算少了，编得成一本书了吧？怎么样，编它一本好不好？”
能够把写下来的习作编成书出版，对我当然是一个望外的喜讯，刹那间自然也顾不得习作的幼稚粗陋，忘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不仅立刻表示了同意，而且一回住处就满怀兴奋地做起编选工作。当时还有种种依赖思想，觉得反正还有一位前辈在那里把关，自己只要收集一下就行。
过了几天，我就把一大包发表过的稿子送到从文先生家里去，请他再给我看一看，选一选。几天以后，我又性急地跑去找他，他依然微笑着告诉我道：“书已经给你编起来了，取了其中一篇的题目做书名，就叫做《夜宿集》，好不好？”
不待说，我也马上表示了热切的赞同。
“那么，”他接着说，“我把它推荐给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他们正委托我编一套创作丛书，你这个集子就算作中间的一本，好不好？”
商务印书馆是一家全国最大的书店，如果不是有人推荐，一般很少接受像我这样初学写作者的稿子，可以想见我对他的感激。①这占去了沈从文的许多时间。他本拟续《边城》之后，进而完成描写湘西小城人生的系列小说《十城记》——分别以王村、沅陵、保靖、洪江、辰溪、芷江等地为背景，终因扶植青年作者而付之阙如。
……本拟写十个，用沅水作背景，名《十城记》。时华北闹“独立”，时局日益紧张，编《大公报·文艺》，大部分时间都为年轻作者改稿件费去了，来不及，只好放弃。②
沈从文还常常慷慨解囊，帮助那些生活上处于困境的文学青年。卞之琳自费出版第一个诗集时，沈从文就曾提供过资助。编《大公报》文艺副刊，他每月可从报社获取１００元的报酬，这些钱却大部分被用于请作者吃饭，给青年作者预支稿酬上了。——他经历过无望无助的人生痛苦，能更切身地体会到一个穷困的文学青年，在中国现实环境里所必然遭遇的人生悲哀。
沈二哥极爱朋友，在那小小的朴素的家中，友朋往来不断，有年长的，更多的是青年人。新旧朋友，无不热情接待。时常有穷困学生和文学青年来借贷，尤其到逢年过节，即便家中所剩无多余，也尽其所有去帮助人家。没想到我爸爸自命名“吉友”，这女婿倒能接此家风。
一次，宗和大弟进城邀我同靳以去看戏，约在达子营集中。正好有人告急，沈二哥便对我们说：“四妹，大弟，戏莫看了，把钱借给我。等我得了稿费还你们。”我们面软，便把口袋所有的钱都掏给他。以后靳以来了，他还对靳以说：“他们是学生，应要多用功读书，你年长一些，怎么带他们去看戏。”靳以被他说得眼睛一眨一眨的，不好说什么。以后我们看戏，就不再经过他家了。①
沈从文传--故乡行（一）
故乡行（一）
１９３４年１月，沈从文回到了阔别十余年的故乡。
月初，他收到家里的来信，说是母亲病重，看情形似将不起，很难熬过今冬。母亲很想再见上他一面，倘若这次不能回去，只怕再无见面机会；若能脱身时，望尽快作出安排。
将身边的事略作交待，沈从文便匆匆启程。冒着隆冬的严寒，在路上走了将近２０天，旧历腊月１９日黄昏，他终于踏上了让他心跳眼热的凤凰东门桥头。
到家只有三天，沈从文便心如火焚。眼下的处境使他进退失据。——母亲已经病入膏肓，形销骨立，完全改变了旧时模样，成天大口大口咯血，生命已如一线游丝，朝不保夕。他愿意满足老辈人的愿望，守在母亲身边，为母亲送终，以尽人子之道；可是，在邻省江西，红军因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根据地日渐缩小，已有了战略转移的意图。相邻几省风声极严，这次返乡，一路上对外来行人盘查已经极严。而家乡的熟人，又都疑心沈从文是“共产党”。这不奇怪，他与胡也频、丁玲的关系，通过报纸作媒介，已尽人皆知，不少人还看过他抨击国民党政策的文章。在这种时候，一点犯共嫌疑都会招来杀身之祸。更严重的是，他从亲友的口中，得知陈渠珍对弟弟沈岳荃正心存猜忌——沈岳荃此时已是陈渠珍手下一名团长，陈渠珍害怕他效法自己当年，从自己手里夺权。沈从文这时返乡，难免不犯陈渠珍大忌。一旦事出偶然，便会祸起萧墙。
想起这些，返乡后的几件小事，蓦地闯入心头。
四天前，沈从文到了离家还有一天路程的塔伏，投宿到一家桥头小客店里。黄昏时节，他正在洗脚，忽听桥东人声嘈杂。一队枪兵过后，在另一家客店门口，停下一乘京式三顶拐轿子。沈从文正想叫从沅陵伴送自己返乡的赵祖送去问问来人是谁，不料乘轿人一下轿便径直朝自己走来，跟在他身边的一个挎枪护兵指着沈从文说：“你姓沈吗？局长来了！”来人是高瘦个子，戴一副玳瑁边近视眼镜，一身邪精力，走到沈从文跟前就嚷：“大爷，你不认识我，你一定不认识我，你看这个！”他指着自己的鼻子大笑起来。
沈从文猛地醒悟过来，这不是当年在保靖说自己鼻子是一条龙、将牛粪当球踢的印鉴远是谁！沈从文早从一些朋友口里，知道了眼前这位朋友十年来的经历。１９２６年北伐战争时，印鉴远进长沙党务学校受训，随后卷入革命洪流，意得志满，日子过得狂热而兴奋。还曾写信给困居北京的沈从文说：“现在一切不同了，我可以踢许多东西了。”后来，“清党”事起，沈从文许多参加革命的朋友遭到杀害。就在凤凰城里，两个当小学教员的朋友，一个姓韩，一个姓杨，就在这次事变中被请到县里杀了头。这位印瞎子一时间倒失去了音讯。想不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了他，而且，他居然还成了乌宿地方百货捐局长！
晚饭后，沈从文和他谈起过去的种种。印鉴远派护兵取来一套精致的鸦片烟具。沈从文吃了一惊，问他为什么会玩这个。他说，北伐以后，他对自己鼻子的信仰已经失去了，只有学会吸鸦片，才不会被人疑心为“那个”，胡乱捉住“咔嚓”的。自己不是阿Ｑ，不欢喜那种“热闹”。
两人天南地北地谈了一夜。第二天大家一同动身时，沈从文约他到城里后，邀几个朋友一道去姓杨姓韩的朋友坟上看看。
他仿佛吃了一惊，赶忙退后一步，大爷，你以为我戒烟了吗？家中老婆不许我戒烟。你真是……从京里来的人，简直是京派，甚么都不明白。入境问俗，你真是……”我明白他的意思。估计到城里后，也不敢独自来找我。我住在故乡三天，这位很可爱的朋友，果然不再同我见面。①
到家后第二天一早，沈从文走到东门桥上，看望幼时拜寄的干爹干妈——沈从文小时候害疳疾，得滕回生堂草药医生建议，拜一个吃四方饭的人作干儿子，并按他开的药方吃习皮草蒸鸡肝，包好。沈从文父亲爽快，当即与他打了干亲家，沈从文被取名为“茂林”。——桥上各处搜寻，都不见“回生堂”牌号。到后沈从文终于从一家小铺子里，认出了干哥哥松林。当他告诉松林自己是谁时，松林将一双小眼睛瞅了沈从文许久，确信无疑后，便慌得只是搓手，赶紧让坐：“是你！是茂林……”
问起离别十多年来的情形，沈从文方知干爹已经去世，二哥保林在王村当了禁烟局长。
他一边茫然地这样那样数着老话，一面还尽瞅着我。忽然发问
：“你从北京来南京来？”
“我在北平做事！”
“作什么事？在中央？在宣统皇帝手下？”
我就告诉他既不在中央，也不在宣统皇帝手下。他只作成相信不过的神气，点着头，且极力退避到屋角隅去，俨然为了安全非如此不成。他心里一定有一个新名词作崇，“你可是共产党？”他想问却不敢开口，他怕事。他只轻轻的自言自语说：“城里前年杀了两个，一刀一个。那个韩安世是韩老丙的儿子。”①…………
几天来，家里人也感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都要沈从文赶快返归北平。母亲也说：“守着我不是办法，我又不知哪天死。你已成了家，一切有媳妇照顾，我也就放心了。能见上一面，是我的福气。……”
终于商定了返程的日期。想到明天就要动身，沈从文记起离开北平时，自己与张兆和的约言：每天给她写一封信，记下沿途的见闻，回北平后再拿给她看。②翻检身边记录一路见闻所得，已有了厚厚一叠。望着手头的信稿，沈从文突然感到悲凉，心里沉甸甸的，一份浓重的乡土悲悯感浸透了全身。
这全不是十年来自己想像和回忆中的湘西！回忆里的湘西是经过自己情感蒸滤过的土地。十年来都市“文明”造成的精神重压，使原先的痛楚也带着一丝甜蜜，染上一种生机活泼的野趣。这次返乡，一入沅水，眼前的景象立即将自己从想像同回忆中拉回现实。一方面，政治高压笼罩着整个沅水流域，桃源城墙上，还依稀可见被杀害的共产党人的血迹；眼下时局的变化正搅得人心惶惶。另一方面，社会的黑暗腐败情况随处可见。繁杂的捐税正以各种名目推行，残害人民灵魂肉体的鸦片明禁暗纵，一些人可以因此砍头，一些人又可以因此发财；国民党政府既制定法律禁止，又设局收税。沿海督办、上海闻人也插手到湘西的鸦片生意中。这两面的情形，正腐蚀着乡村的灵魂。
沉思中，沈从文脑海里浮现出那位近视眼朋友印鉴远的身影。
这个印瞎子，正是政治高压催生的变色龙！而目下，故乡正有许多青年人，被南京那个提倡“打拳读经”的“杀人屠户”的政策所迷惑；有的正感到极度苦闷。未来的时局变动，或者会使他们在生存与灭亡之间作出正确的选择，或者会用颓废的身心狂嫖滥赌而自杀！
印鉴远的身影里，一瘸一拐地走来沈从文投宿厢子岩时遇见的那位跛脚什长。那人原是一个打鱼人的儿子，三年前被招募当了兵。三个月后随队伍开到江西同共产党打仗，升作什长，不久又在打仗时受了伤。伤愈后领了伤兵证明，跛着腿回到家乡，一边以什长名义受同乡“恭维”，一边又以伤兵名义暗中作鸦片生意。走私赚了钱，再各处跑去玩女人。
同印鉴远一样，又一个溃烂乡村灵魂的人物！他们正从不同方面，寄生到黑暗腐败的社会躯体上。莫非是天假斯人，在这社会的硬性痈疽上，数上一星一点毒药，到溃烂净尽时，用药物使新的肌肉生长？
想到这里，沈从文不由露出一丝苦笑。
这也就是自己去乡十余年来，历史变迁留下的印痕。当这份新的变化侵入每个凡夫俗子的生活时，那是怎样的一种情景！
他想起那些一路上见到的河船上的水手同吊脚楼上的妓女。那些吃水上饭的人，在恶浪咆哮、滩险流急的长河上，不分寒暑，辛苦劳作，成天吃酸菜同臭牛肉下饭，一个年富力强，多行船经验的舵手和拦头，每天工资八分到一角钱；一个小水手，除吃白饭外，一天只有两分钱收入！因预先立有字据，水手上船后，生死家长不能过问，如果上滩时稍不留神，被手中竹篙弹入乱石激流中，淹死了，船主烧几百纸钱，手续便清楚了。在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上，这样的水手至少有十万！沿河吊脚楼的妓女，年纪从十三四岁到五十以上，都被迫投入这种求生存的斗争。她们陪客人烧烟、过夜、唱党歌和流行歌曲。有病不算稀奇，实在病重了，或去西药房打几针，或是请郎中配药，朱砂茯苓乱吃一阵。直到毫无希望可言了，就用一副门板抬到空船上孤身过日子的老妇人身边，尽她咽下最后一口气。至于两岸乡村，在各种名目捐税的搜刮下，更是日渐萧条。连浦市地方的屠户，也是那样瘦小，这是谁的责任！沅水上游二十多个县份，在古木掩蔽、岩石林立的幽谷深山里，一群善良纯朴的山民，一个根源古老的残余民族，在两百年来的社会变迁里，正被历史带向令人不寒而栗的方向……。
……那是１月１８日，寒流锁住江面。离沅陵还有约３０里，小船到了著名的长滩。滩分九段，段段相连。小船上第二段时，沈从文担心船只安全，提出由自己出钱，增加一个临时纤手。掌舵水手同意后，一个牙齿已脱，满腮白须的老纤夫，便光着双脚蹲在河边大青石上，同掌舵水手讲起生意来。双方大声嚷着骂着讨价还价。一个要一千，一个只肯出九百，互不相让。船上三个水手见话不投机，一面与老头对骂，一面将船向激流中撑去。见船开出，那老头却急忙从大青石上一跃而下，自动将背上纤板上的短绳，缚定小船上的纤缆，躬身向前走去。上完滩，老头赶到船边取钱，又是一阵互相辱骂。接过钱，老纤夫就坐在水边大石头上，一五一十数了起来。问他年纪，说是７７！
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情、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更比其他世界上人更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①……船到沅陵的第二天清晨，沈从文在河滩上，认识了一个名叫牛保的水手。其时，那水手正从河边吊脚楼上相好妓女那里跑下来，手里提了一袋那妇人送他的核桃。他刚走到他自己那只小船边，就快乐的唱起来了。忽然税关复查处比邻吊脚楼人家的窗口，露出一个年轻妇人鬓发散乱的头颅，向河下锐声叫嚷起来：“牛保，牛保，我同你说的话，你记着吗？”
年轻水手向吊脚楼一方把手挥动着。
“唉，唉，我记得到！……冷！你怎么的啊，快上床去！”大约他知道妇人起身到窗边时，是还不穿衣服的。
妇人似乎因为一番好意不能使水手领会，有点不高兴的神气。
“我等你十天，你有良心，你就来……”说着，砰的一声把格子窗放下，那时节眼睛一定红了。①这也就是人生。这些吊脚楼上的妓女，养身虽靠商人，恩情所结却在水手。他们只是“露水夫妻”，其生活方式同一般社会是那么疏远，但是眼泪和欢乐，在一种爱憎得失间，揉进了这些人生命里时，也便同另外一片土地另外一些年轻生命相似，全个身心为那点爱情所浸透，见寒作热，忘了一切。……
……当天晚上，小船停泊到一个名叫杨家嘴的小地方，沈从文同一个邮船水手，一同坐在一个人家正屋里烤火。主人正向那水手询问下河的油价、米价、木价、盐价涨跌情形，门开处进来一个年轻貌美小妇人，头上包一块大格子花手巾，身穿葱绿土布袄，腰上系一幅蓝色围裙，胸前绣一朵小小白花。主人要她坐下，她不肯，却把一双放光的眼睛尽瞅着沈从文。当沈从文抬眼去看她时，那眼睛又赶快躲开了。从主人的称呼里，沈从文知道了她叫夭夭。主人同邮船水手谈起牛保的种种行状，众人皆大笑不已，夭夭却长长吁了一口气。忽然听河街上有个老年人嘶声的喊人：“夭夭小婊子，小婊子婆，卖×的，你是怎么的，夹着那两张小×，一眨眼又跑到哪里去了！你来！——”
小妇人听出到门外街口有人叫她，把小嘴收敛做出一个爱娇的姿势，带着不高兴的神气自言自语说：“叫骡子又叫了。你就叫罢，夭夭小婊子偷人去了，投河吊颈去了！”咬着下唇很有情致地盯了我一眼，拉开门，放进一阵寒风，人却冲出去，消失到黑暗中不见了。①屋主人告诉沈从文，这个妇人只有１９岁，却被一个５０岁的老兵所占有。那老兵是个老烟鬼，虽然占有了夭夭，谁有土有财就让床让位。夭夭年轻，钱对她毫无用处，却好像常常想得很远很远。……沈从文明白了夭夭刚才来这里的用意。她虽不能生在爱好的环境里，却天生有种爱好的性格。老烟鬼用名分捆住了她的手脚，那颗心却无拘无束，为一切偶然来到这里、又似乎合于自己想望的人而跳跃！………………
记忆如同连轴册页，一幅幅从沈从文头脑里翻过。在这变易不定人世中，依旧留下许多不变的人生图景，复写着这片土地上千载不易百年如一的历史。它们与社会的剧烈变动构成人生“常”与“变”的交织。想起这些，沈从文仿佛触到了生命的脉动。这些平凡人生里倔拗的生的执着，恒常的人性需求，不安于命运安排的憧憬，全出自生命的潜能。生命深处闪射的火花，是那样令人眩目，虽然巨压，仍然没有熄灭。
一抹云雾遮住了沈从文的眼帘，从这酸涩的人生里，他听到了生命的呼喊。可是，这生命又被置于怎样卑屈而痛苦的环境里！一点可怜的希望与憧憬，全是那样无望无助。他们中的大多数，正默默接受着那份摊派到自己头上的命运，安于现状。对自己的处境，既无力改变，也从不想到改变；他们不需要别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１７年前，沈从文和一个名叫赵开明的同伴，随军队移防路过泸溪时，两人一同去县城街上转了三次。一个绒线铺里，有一个和他们年纪相差不多的女孩子，长得十分秀气，赵开明一眼看中了她，便借买草鞋带子去了那绒线铺三次，并赌咒将来要讨这个叫“小翠”的女孩子做媳妇。三年后，他们所属部队在鄂西全数覆灭，留守处遣散后，沈从文和赵开明便各自东西，断了音讯。这次返乡，沈从文又一次踏上沪溪城里的道路，走到那个绒线铺前了。走进铺子大门，眼前的情景使沈从文吃了一惊：“小翠”正站在铺子里，同１７年前一个样子，那熟悉的眼睛、鼻子和薄薄的小嘴；辫子上缠一绺白绒绳，依然是那样年轻！——时间仿佛变着魔法，将沈从文拉回到了“过去”。
当沈从文佯称要买鞋带和白糖时，铺子小~*扇门后边响起一个低哑的声音：
“小翠，小翠，水开了，你怎么的？”随着话音，门后边走出了一个男子。
“赵开明！”晕黄灯光下，沈从文依然立即认出这男子就是自己当年那位同伴。可是，这个年纪刚过３０的汉子，却显得那样孱弱衰老！显然，时间与鸦片烟已经毁了他。这时，沈从文猛然省悟到赵开明同这一家人的关系，明白眼前的这个“小翠”是谁的女儿了。他感到“时间”猛然地掴了自己一巴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见赵开明父女给自己度量带子，点数自己给他们的钱，并热心地替自己从另一铺子将白糖买来，是那样安于现状，沈从文默默退了出来，走上１７年前踏过的河堤。
为了这再来的春天，我有点忧郁，有点寂寞。黑暗河面上起了缥缈快乐的橹歌。河中心一只商船正想靠码头停泊。歌声在黑暗中流动。从歌声里我俨然彻悟了什么，我明白“我不应当翻阅历史，温习历史”。在历史面前，谁人不感惆怅？①……砰砰鼓声响起来了，鞭炮“辟辟叭叭”在半空中炸裂。鼓声起处，平时藏在浦市上游厢子岩洞窟里的三只美丽龙船，在人们的呐喊声里，如一支支没羽箭，在平静的长潭上如飞射去。就在这苗蛮杂处的边镇上，清王朝向土民施行过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杀戮！这次返乡路过这里时，因时节不到，虽不见龙舟竞渡盛况，却看见几只崭新龙船搁在岩壁洞口的石梁上。
这些不辜负自然的人，与自然妥协，对历史毫无负担，活在这无人知道的地方。另外尚有一批人，与自然毫不妥协，想出种种方法来支配自然，违反自然习惯，同样也那么寒暑交替，看日月升降。然而后者却在慢慢改变历史，创造历史。一份新的日月，行将消灭旧的一切。
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到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这些人在娱乐上狂热，就证明这种狂热能换个方向，就可使他们还配在世界上占据一片土地，活得更愉快更长久一些。不过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这些人的狂热到一件新的竞争方面去，可是个费思索的问题。①思索着植根于这片土地，自己所属民族的命运，沈从文感到刻骨的痛楚，同时也感到了身上的责任。别的自己已无从措力，却能运用手中一支笔，继续写这片土地上的人生传奇，以唤起这个民族雄强做人的意识。想起刚刚起首的《边城》，主人公翠翠似乎已和沪溪城绒线铺里新一代的“小翠”融成一体。——这次返乡所获得的种种人生感慨，对生命的感悟，必将流注于自己的笔端，喊出这个民族长期受压抑的痛苦，并寄期待于未来。
沈从文传--京、沪之争
京、沪之争
同追求生命的独立，摆脱人身依附一样，沈从文也要求文学自身的独立性。因为在他看来，文学在表现各种人生形式的同时，也燃烧起作家个人的生命之火。因此，文学对一切外部力量的依附，一切脱离文学本身特点的功利追求，沈从文都不能忍受。他将损害文学独立性的现象归结为两个基本倾向：文学与政治结缘，文学与商业结缘。沈从文认为，这两种倾向，必然产生两种结果：文学的“清客化”与文学的“商品化”，从而使文学陷入纯粹的政治功利与商业功利的泥淖。前者使文学成为政治的“副产物”或“点缀品”，丧失文学自身的价值，后者则放弃了作家应有的社会责任，“太近于‘白相的’文学态度了。”①将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的，是沈从文对文学与社会人生既密切又广泛联系的理解。人生既然不可能被政治全部涵盖，文学表现人生也就不限于政治。自然，政治是人生的一部分，沈从文不反对文学为“民主”、“社会主义”或任何高尚人生理想作宣传，并且“相信文学可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的错误”。②但这种宣传不是在作品中“借一个厨子的口来说明‘国际联盟’”、“想到革命，就写革命”，③而是以作家对现实人生的透彻认识与真切感受为前提。为此，作家必须“贴近血肉人生”，④从中发现别人不易发现的东西。我们实在需要些作家！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若此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他又能理解在文学方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够尽些什么力，且应当如何去尽力。⑤
５５３沈从文传
①
②
③
④
⑤
《论穆时英》，《沈从文文集》第１１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１９８４年版。《一个母亲·序》，上海合成书店１９３３年版。⑤《废邮存底·元旦日致〈文艺〉读者》，《沈从文选集》第５卷，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
《废邮存底·给一个写小说的》，《沈从文选集》第５卷，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367
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①在沈从文看来，文学的“独立”与“伟大”，就在于能够因此“于政治、宗教之外”所具有的“一种进步意义和永久性”。②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应当具有教育第一流政治家的能力”，而文学与政治结缘的结果，却使得一部分作家“只打量从第三流政客下讨生活”。③因此，一部文学作品无论是“和现实政治作紧密的结合”，还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表现人生，判断它的标准不只是看它表现了什么，而是那个作品本身！这个认死理的“乡下人”，认定一切理论的辩难都不解决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拿出作品说话！
在３０年代特定的中国环境中，沈从文的这种文学观，不能不使他置身于左、右两种文学势力的夹击之中，他对文学独立性的要求，在他与胡也频、丁玲办《红黑》时就已经有了的，只是由于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尚不足以引起人们的严重注意。到１９３３年，随着他在文坛上地位的上升，并被视为北方作家的代表人物，沈从文便被卷入一系列的论争之中。１９３３年１０月，沈从文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指陈文坛上的一种不良风气：一些从事文学者以“玩票”、“白相”的态度从事写作，其意却不在文学。一方面，他们对写作缺少严肃认真态度，一方面，对自己的作品又作文自吹或相互捧场，“力图出名”、“登龙有术”。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杂志，在北平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这类人虽附庸风雅，实际却只与平庸为缘”。由于这类人“实占作家中大多数”，败坏着文坛风气，以至想望中国产生伟大作品，实近于幻想。真正有志于文学事业的年轻人，应从这种态度中摆脱出来，在“厚重，诚实，带点儿顽固，而且带点儿呆气的性格上，作出纪念碑似的惊人成绩。”
此文发表后，立即引起身居上海的杜衡的不满，并在《现代》上发表了《文人在上海》一文，联系沈从文曾一再提过的“京派”与“海派”之说①，为“海派”辩护。他援引鲁迅的话“仿佛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连个人的极偶然的，而且往往不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贯，也似乎可以构成罪状而被人所讥笑、嘲讽”作根据，认为北方作家“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有失公道。
针对杜衡的指责，沈从文于１９３４年１月写了《论“海派”》一文，将“海派”定义为“‘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并引申为“投机取巧”、“看风使舵”，如当时的曾今可等人。他举例说：如旧礼拜六一位某先生，到近来也谈哲学史，也说要左倾，这就是所谓海派。如邀集若干新斯文人，冒充风雅，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谜者相差一间。从官方拿点钱，则吃吃喝喝，办什么文艺会，招纳子弟，哄骗读者，思想浅薄可笑，伎俩下流难言，也就是所谓海派。感情主文的左倾，勇如狮子，一看情形不对，即刻自首投降，且指认栽害友人，邀功牟利，也就是所谓海派。因渴慕出名，在作品之外去利用种种方法招摇；或与小刊物互通声气，自作有利于己的消息；或借用小报，去制造旁人谣言，传述摄取不实不信的消息，凡此种种，也就是所谓海派。
文章还进一步明确将“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大多数正在从事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排除在“海派”之外。同时指出，“海派作家与海派作风，并不独独在于上海一隅”，在北方也同样存在。
沈从文与杜衡的争论，很快引起了京、泸文坛的关注，并受到鲁迅的注意。２月３日，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上，以栾廷石署名，发表题为《“京派”与“海派”》的文章，一方面，指出杜衡对沈从文本意理解的不确：“京派”与“海派”
“并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其实，沈从文也并非以居住地域作为划分标准，“海派”只是某种文坛风气的代名词；另一方面，鲁迅将原先的争论加以引申——
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餬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于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①一月，当《论“海派”》发表时，沈从文正在返乡途中。待他回到北平后，才知道“京派”与“海派”问题的争论已引起许多人注意，一个月之中已有许多文章在各种刊物上刊登。沈从文从朋友处和图书馆里，翻阅了这些文章，结果都使他失望。他起初期望通过这问题的讨论，“或是从积极方面来消灭这种与恶势力相呼应的海派风气”，或是“消极方面能制止这种海派风气与恶势力相结合”，不料事与愿违。２月１７日，他写下《关于海派》一文，宣布自己放弃这种论争：使我极失望的，就是许多文章的写成，都差不多仿佛正当这些作家苦于无题目可写，因此从我所拈取的题目上有兴有感。就中或有装成看不明白本文的，故意说些趣话打诨，目的却只是捞点稿费的。或者虽然已看清了本文意思所在，却只挑眼儿摘一句两句话而有兴有感，文章既不过是有兴有感，说点趣话打诨，或者照流行习气作着所谓“只在那么幽默一下”的表示，对于这类文章，我无什么其它意见可说。②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论争中，鲁迅和沈从文各自对对方的态度：沈从文存心避嫌，将鲁迅等作家、编辑与“海派文人”明确加以区分；鲁迅则未始不含将沈从文归于“官的帮忙”的京派文人之意，这就隐伏下随后而来的论争的因子。其时，国民党正加紧对左翼文学运动的“文化围剿”。１９３４年２月１９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中央党部之令，查禁了１４９种书籍。其中，大多是左翼作家的著译。２月２８日，沈从文写了《禁书问题》，①对国民党当局“对于作家的迫害及文学书籍的检查与禁止”的行为提出批评。针对国民党当局所谓维护“社会秩序”、为“民族精神方面的健康”着想的种种借口，文章表示“难于索解”，要求当局作出“比‘迹近反动’的措辞更多一些的具体说明”，否则，难免使人将这事“与两千年前的焚书坑儒并为一谈”。因为这些作品被禁的作家“与目前这个为‘应付眼前事实丧失人心而存在的政府’当局，意见不可免会有龃龉抵触，也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他们在贫病交加的处境中，为民族“轻于物质寻觅而勇于真理追求”，指斥时弊，提出民族复兴的意见，“是民族中一种如何难得的品质”。而政府当局却“不断加以压迫与摧残，所用的手段，又是那么苛刻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