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三四年来上海方面作家所遭遇的种种说来，在中外有识者印象中，所留下的恐怕只是使人对于这个民族残忍与愚昧的惊异，其它毫无所得。如目前这个处置，当局诸公中，竟无一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在是极可惋惜的事情（我想特别提出的，是那些曾经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过来人，当前主持文化教育的当权派）。当局方面对于青年人左倾思想的发展，不追求它的原因，不把这个问题联系到“社会的黑暗与混乱”、“农村经济的衰落”及其它情形考虑，不对于他们精神方面发展加以注意，不为他们生存觅一出路，不好好的研究青年问题，就只避重就轻，把问题认为完全由于左翼文学宣传的结果，以为只需要把凡稍有影响的书籍焚尽，勒迫作家饿毙，就可以天下太平。这种打算实在是太幼稚，对国事言太近于“大题小做”，对文学言又像太近于“小题大作”了。
文章一出，立即遭到国民党控制的刊物攻击。上海《社会新闻》６卷第２７、２８期连载的一篇文章说：我们从沈从文的口吻中，早知道沈从文的立场是什么立场了，沈从文既然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那沈从文的主张，究竟是什么主张，又何待我们来下断语呢？显然，《社会新闻》对沈从文作出了站在共产党立场、提倡普罗文学主张的裁决。在当时，这是一款可以致人于死命的“罪状”。针对《社会新闻》的攻击，施蛰存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上著文，为沈从文辩护。
沈从文先生正如我一样地引焚书坑儒为喻，原意也不过希望政府方面要以史实为殷鉴，出之审慎。……他并非不了解政府的禁止左倾之不得已，然而他还希望政府能有比这更妥当，更有效的办法。
施蛰存的辩词又引发了鲁迅的批评。７月５日，上海《新语林》半月刊发表了鲁迅以杜得机署名的文章《隔膜》。文章援引古代史实，说明历代统治者是不准人“越俎代谋”的。而进言者由于不明统治者心理，自以为“忠而获咎”，这就是“隔膜”。最后，鲁迅画龙点睛式地点明文章的现实针对性：施蛰存先生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上，很为“忠而获咎”者鸣不平，就因为还不免有些“隔膜”的缘故。这是《颜氏家训》或《庄子》、《文选》里所没有的。①这“忠而获咎”者自然是指沈从文，里面仿佛晃动着“京派”是“官的帮闲”的影子。在《禁书问题》一文中，沈从文将国民党与政府加以区分，表示对国民党的政策“我不想说什么话”，只希望将被禁书籍提交一个“有远识的委员会重新加以审查，”虽然也不免带几份天真，“忠”则未必，“帮闲”之讥实属太过。施蛰存从朋友安危出发作出的辩护，在当时环境下，虽然是可以理解的，但从“忠而获咎”角度辩护，也难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之嫌。
一年后，即１９３５年８月，沈从文发表《谈谈上海的刊物》，对上海出版的各种刊物进行了综合评述，对幽默小品的盛行提出了较多的批评，指出《论语》给读者以幽默，作者随事打趣，相去一间就是“恶趣”；《人间世》要人迷信“性灵”，尊重“袁中郎”，宣传小品“比任何东西还重要”，文章便慢慢转入“游戏”。沈从文问道：“２０来岁的读者，活到目前这个国家里，哪里还能有这个潇洒情趣，哪里还宜于培养这种情趣？”其次，沈从文还批评了一些刊物为谋求销路，不惜“针对一个目的”，向“异己者”加以“无怜悯不节制的嘲讽与辱骂”的现象。
说到这种争斗，使我们想起《太白》、《文学》、《论语》、《人间世》几年来的争斗成绩。这成绩就是凡骂人的被骂的一古脑儿变成丑角，等于木偶戏的相互揪打或以头互碰，除了读者养成一种“看热闹”的情趣以外，别无所有。把读者养成欢喜看戏不欢喜看书的习气，文坛消息的多少，成为刊物销路多少的原因。争斗的延长，无结果的延长，实在可说是中国读者的大不幸。我们是不是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私骂”占篇幅少一些？一个时代的代表作，结起账来若只是这些精巧的对骂，这文坛，未免太可怜了。①这篇文章贯串了沈从文两个一贯的主张：其一，作家应有严肃的创作态度。一味提倡“性灵”，只能转入“游戏”，与时代要求不符；为幽默而幽默的结果，难免坠入“恶趣”。这是针对周作人、林语堂等人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现象而发的；其二，作家应注重文学作品本身的创作。充斥刊物的相互嘲讽与“私骂”，不仅培养读者的不良习气，而且势必影响文学创作的实际成绩。沈从文的批评对象包括了左翼文学刊物，由于未点明具体所指——这“争斗”是为着何事，在谁与谁之间发生，便难免过于模糊，模糊则易引起误解；或者其实也不会误解，因为对文坛上的论争，沈从文从来都感到不满。因为他希望作家能将精力主要用于作品的创作。他以此律人，也以此自律。
正因为此，沈从文的文章再次引起鲁迅的注意。９月１２日，鲁迅写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对沈从文的文章提出批评：
纵使名之曰“私骂”，但大约决不会件件都是一面等于二加二，一面等于一加三，在“私”之中，有的较近于“公”，“在骂”之中，有的较合于“理”的，居然来加评论的人，就该放弃了“看热闹的情趣”，加以分析，明白的说出你究竟以为那一面较“是”，那一面较“非”来。
至于文人，则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慢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①
上述三次涉及沈从文和鲁迅的论争，争论的焦点都不在沈从文批评的对象本身该不该批评上。一些“海派”文人借文学以“登龙”，陷友人以邀功，造谣言以攻讦的恶行；国民党推行的禁书政策；文坛论争中往往出现的意气用事、相互间的辱骂与恐吓；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对幽默、闲适小品文的提倡等等，鲁迅同样提出过激烈批评。他的《登龙术拾遗》、《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小品文的危机》、《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等著名杂文就是明证。鲁迅和沈从文之间的分歧，显明地反映出左翼作家与民主主义作家在上述问题上，既有相互一致的方面，又有出发点与对问题的具体理解不同的一面。这种分歧与他们同国民党右翼文人的斗争交织在一起，形成３０年代极其复杂的文坛局面。随后发生的关于“差不多”的论争，是这种京沪之争更为典型的事件。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沈从文发表了《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指陈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差不多”现象及其产生的原因。
近几年来，如果什么人还有勇气和耐心，肯把大多数新出版的文学书籍和流行杂志翻翻看，就必然会得到一个特别印象，觉得大多数青年作家的文章，都“差不多”。文章内容差不多，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凡事都缺少系统的中国，到这个非有独创性不能存在的文学作品上，恰恰见出一个一元现象，实在不可理解。这种现象说得蕴藉一点，是作者们都太关心“时代”，已走上了一条共通必由的大道。说得诚实一点，就是一般作者都不大长进，因为缺少独立识见，只知追求时髦，结果把自己完全失去了。①文章很快引起了文学界的普遍关注，１９３７年初，《书人月刊》、《月报》转载了沈从文的文章，《大公报·文艺》也于２月２１日组织“讨论反差不多运动”专刊，沈从文在上面发表了《一封信》，重申自己的观点，并进而阐明自己所持的文艺自由主义立场。
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向各方面滋长、繁荣，拘束越少，可试验的路越多。①
１９３７年春夏，“差不多”问题的讨论在北方达到高潮。参加讨论的作家几乎普遍承认文学创作中“差不多”现象的存在，认为沈从文说的是“老实话”，切中当前文学创作不能深入的时弊，形成差不多一致的看法。在南方，却引起不尽相同的反响。１９３７年７月，茅盾连续发表《新文学前途有危机么？》、《关于“差不多”》，对沈从文的观点提出批评。文章认为从新文学２０年发展历史的“全体而观”，“矛盾中有发展，时至今日，不曾走过回头路”。而沈从文“单就现有的作品发议论”，“是把范围缩小了”。虽然，“所谓‘差不多’未尝不是现文坛现象之一”，但沈从文“无视了‘视野扩大’这一进步重点而只抓住了‘差不多’来作敌意的挑战”，②“且抹煞了新文艺发展之过程，幸灾乐祸似的一口咬住了新文艺发展一步时所不可避免的暂时幼稚病，作为大多数应社会要求而写作的作家们的弥天大罪，这种立言的态度根本要不得”！③大概在炯之先生看来，作家们之所以群起而写农村工厂等等，是由于趋时，由于投机，或者竟由于什么政党的文艺政策的发动；要是炯之先生果真如此想，则他的短视犹可恕，而他的厚诬了作家们之力求服务于人群社会的用心，则不可恕。①为了进一步澄清在文学与思想、与时代关系问题上产生的误解，１９３７年８月，沈从文又发表了《再谈差不多》一文。
近年来中国新文学作品，似乎由于风气的控制，常在一个公式中进行，容易差不多。文章差不多不是一个好现象。我们爱说思想，似乎就得思得想，真思过想过，写出来的文学作品不会差不多。由于自己不肯思想，不愿思想，只是天真糊涂去拥护某种固定思想，或追随风气，结果于是差不多。要从一堆内容外形都差不多的作品达到成功，恐怕达不到。
他以对鲁迅的评价为例说：最好的回答倒是鲁迅先生的死，被许多人称为“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伟大何在？都说他性格、思想、文章比一切作家都深刻。——倘若话是可靠的，那鲁迅先生是个从各方面表现度越流俗最切实的一位。倘若话是不可靠的，那一切纪念文章都说错了，把鲁迅先生的伟大估错了。②
显然，沈从文并非反对文学表现“思想”、“时代”，而是要求作家有真思想，对人生有深入独到的认识和体验，而不是满足于从某种现成观念出发进行创作。否则，就难免公式化倾向的出现。
这次讨论前后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差不多’这三个字在文艺界已经形成了一个流行的名词”。①到１９３８年，余波犹存。其后，随着中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差不多”问题的讨论便被新的文学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所代替。
沈从文传--“生命”的第一乐章
“生命”的第一乐章
我要的，已经得到了。名誉或认可，友谊和爱情，全部到了我的身边。我从社会和别人证实了存在的意义。可是不成，我似乎还有另外一种幻想，即从个人工作上证实个人希望所能达到的传奇。我准备创造一点纯粹的诗，与生活不相粘附的诗。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家庭生活并不能完全中和它消耗它，我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巧的痛苦经验，一份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换言之，即完美爱情生活并不能调整我的生命，还要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爱情，写那种和我目前生活完全相反，而与我过去情感又十分相近的牧歌，方可望使生命得到平衡。②从故乡返回北平后，每天一早，沈从文就在达子营２８号寓所院子里的老榆树下，摆一张八腿红木小方桌，放下一叠白纸，继续写返乡前即已起首的《边城》。残冬的阳光透过榆树的枝叶，细碎地撒在桌面上，空气疏朗而澄澈。沈从文的心也如一泓秋水，少渣滓，无凝滞。虚静中，隐隐约约起了哀伤而悠远的乐音。
检视离京前笔下所得，已完成故事背景和主要人物的构置。那是２０世纪的初叶，这苗蛮杂处的边城，尚未卷入近代中国社会的变乱，到处是一片宁静与和平。它是湘西的昨天，也是整个中国更为遥远的过去的象征。在这乡村凡夫俗子的人生里，还厚积着属于那片土地的古老风俗——一个根源古老民族原始而纯朴的人性凝结。同这世界上其它地方一样，因陈新代谢，老一辈正临近人生的终点——碧溪嘴白塔下摆渡的老船夫已年过７０，而生命的新枝正在萌发。如新竹豁裂了外箨，老船夫抚养的女儿的遗孤翠翠，转眼间有了１５岁。城里管码头的顺顺，儿子天保和傩送也已长成。这地方的阳光与空气，决定了新的一代与他们祖辈根连枝接。属于这地方男子的勇敢、豪爽、诚实、热情，在天保和傩送身上皆不缺少，他们是“自然”的儿子。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都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然而，自清雍正年间在这里实施“改土归流”以来，伴随对苗民反抗的武力剿灭，一种无形的东西正慢慢渗透到这片准乎自然的人生天地里。当年翠翠的母亲——老船夫的独生女，同一个清绿营屯防士兵“唱歌相熟”，肚子里有了孩子，却“结婚不成”。——黄罗寨那片林子里，立着那可怜的嫡亲祖母，一个苗族妇女的假坟，一'g黄土埋藏着一个民族的悲剧故事。——屯防士兵顾及军人名誉，首先服了毒，老船夫女儿待孩子生下后，到溪边故意吃了许多冷水，也死去了。老船夫无从理解这悲剧的前因后果。
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由天去负责。
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不尤人，心中不能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到底还像年轻人，说是放下了，也还是不能放下的莫可奈何容忍到的一件事情。摊派到本身的一份说来实在太不公平！
翠翠已经长大了。这一代人面临的，又将是怎样一种命运？——沪溪城绒线铺里的“小翠”、杨家嘴那个爱好、怀着某种期待的夭夭、沅水流域吊脚楼上的牛保和妓女……，正各自接受着摊派到他们头上的一份命运。
正因为翠翠长大了，证明自己已真正老了。可是无论如何，得让翠翠有个着落。翠翠既是她那可怜的母亲交把他的，翠翠长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手续清楚，他的事才算完结！
然而，人的良好愿望却不免与事实冲突。边城已不是“改土归流”前的边城，那时，这里的婚嫁，还保留着充分的自由形式。爱情需要的，不是门第，不是金钱，而是从心里流出的热情的歌。而眼下，固有的风俗虽没有完全消失，一种新的变异已经楔入（这种变异在都市现代“文明”的畸形发展里，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人已经沦为金钱的奴隶），“常”与“变”在这片土地上，交织成一种复杂的人生形态。老船夫不曾料到，早在两年前的端午节，翠翠与傩送二老在河边第一次相遇，傩送已爱上翠翠，翠翠下意识里已朦胧生出对傩送的爱恋。不巧的是傩送的哥哥天保大老也爱上了翠翠。更严重的，是一座新碾坊又加入了这场竞争——团总将它作女儿的陪嫁，正托人向顺顺放口风，要傩送作女婿！…………
另有一个女人便插嘴说：“事弄成了，好得很呢。人家在大河边有一座崭新碾坊陪嫁，比雇十个长年还得力些。”
有人问：“二老怎么样，可乐意？”
又有人轻轻的可极肯定的说：“二老已说过了——这不必看，第一件事我就不想作那个碾坊的主人！”“你听岳云二老亲口说的吗？”
“我听别人说的。还说二老欢喜一个撑渡船的。”“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吗？”
“那谁知道。横顺人是‘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只看各人心里爱什么就吃什么，渡船不会不如碾坊！”在这同时，天保想到翠翠，托杨马兵向老船夫探口风。老船夫回答说：
等他来时你说，老家伙听了笑话后，自己也说了个笑话：“下棋有下棋规矩，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大老若走的是车路，应当由大老爹爹作主，请了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若走的是马路，应当自己作主，站到渡口对溪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一切由翠翠自己作主！
——走“车路”与走“马路”（托谋说亲与唱歌求爱），要碾坊和要渡船（追求金钱和忠于爱情），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发生着强烈的碰撞。具象为婚姻的不同生命形式、不同的义利取舍，金钱变异人性与人与自然的契合（封建买卖婚姻与原始自由婚姻）在发生着冲突。人类文明的进步，似乎正与道德的退化作代价！这不仅是湘西，而且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人类深感痛苦又无法规避的历史进程。——天保当真请了媒人，走车路向老船夫提亲。老船夫要让翠翠满意，问翠翠对这事的意见。翠翠却不做声。
翠翠弄明白了，人来做媒的是大老！不曾把头抬起，心怦怦地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剥她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豆荚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在流水中从从容容的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
老船夫思前想后，明白了翠翠的心事：隐隐约约体会到一件事情——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想到这里时，他笑了，为了害怕而勉强笑了。其实他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到了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
事实证明了老船夫的担忧：端午节龙舟竞渡，团总女儿随母亲来看热闹。“其实是看人，同时也让人看”。而且，这母女二人被安排在顺顺家吊脚楼上“两个最好的窗口”——老船夫自然明白一座碾坊对翠翠的威胁：“十六岁姑娘多能干，将来谁得她谁福气！”
“有什么福气？又无碾坊作陪嫁，一个光人！”
为了翠翠的幸福，老船夫愿意让翠翠自己作主，因此没有直接答应天保的提亲。待天保明白傩送也爱翠翠，同意傩送提出的公平解决办法：兄弟俩轮流对翠翠唱歌，谁唱动了翠翠的心，翠翠便归谁。结果，天保自知不敌傩送，赌气乘船下行，不料不小心被竹篙弹入激流淹死了。顺顺家以为这事与老船夫有关，傩送也以为他做事“弯弯曲曲”，不爽快，面子上对他冷淡了许多。为了求得人对自己命运的自主，老船夫陷入了不为人理解的孤独。——提及这点时，一颗受伤的心仿佛被狠狠刺了一下，重复起了隐痛。十多年前，自己的生命处于沉睡状态，一任它在人生浪涛里沉浮，不曾想到自主，也无从自主，任何一种偶然的事变都会将自己带向不可知的方向。为摆脱人身的依附，求得自己支配自己的权利，才走出湘西，进入都市。然而，这“乡下人”的一点愿望，却不为人理解。当自己从深处思索这一生命独立的意义时，终不免与习惯相冲突。自己所属的民族命运，正与自己的相同。千百年来，为争得民族自主的权利，血染红了湘西的每一条官路和每一座碉堡。可是，即使甘愿成为附庸，却不免被视同“化外”。
老船夫说着，二老不置可否，不动感情听下去。船拢了岸，那年轻小伙子同家中长年话也不说，挑担子翻山走了。那点淡淡印象聚在老船夫心上，老船夫于是在两个身后，捏紧拳头威吓了三下，轻轻的吼着，把船拉回去了。
傩送父子的冷淡，中寨人关于傩送决定要碾坊的谈话，翠翠外柔内刚的脾性，当年女儿悲惨的死，全都综合在一起，“命运”仿佛给了老船夫当胸一拳，他终于无力再抵抗，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伴随白塔的坍塌而死去了。——“偶然”协同“必然”在兴风作浪，它不仅阻碍着人与人心的沟通，而且还隐蔽了事变的内在逻辑。“一切都是命，半点不由人”！“天命”思想障蔽了一个民族理性的进一步觉醒，耗损尽人们抵抗忧患的能力。——老船夫终于再无力继续启航，静静地躺倒在与他一生休戚相关的古老土地上。
——难道翠翠与傩送这一代人，不可避免地重演父辈的命运，任凭必然与偶然带向一个不可知的方向？不！他们应当有主心骨，在关系到自己命运的选择上，自主地把握生命的航线。决定一个民族明天的，与其说是“命运”，不如说是“意志”。——
中寨人有人来探口风，把话问及顺顺，想明白二老的心中是不是还有意接受那座新碾坊。顺顺就转问二老自己意见怎样。
二老说：“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若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想一想，过些日子再说吧。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
两人每个黄昏必谈祖父，以及这一家有关系的问题。
后来便说到了老船夫死前的一切，翠翠因此明白了祖父活时所不提及的许多事。二老的唱歌，顺顺大儿子的死，顺顺父子对于祖父的冷淡，中寨人用碾坊作陪嫁妆奁，诱惑傩送二老，二老既记忆着哥哥的死亡，且因得不到翠翠的理会，又被逼着接受那座碾坊，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祖父的死因，又如何和翠翠有关……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情，如今可全明白了。翠翠把事情弄明白后，哭了一个晚上。
翠翠终于独自守在渡口，等待傩送的归来。然而，这最终的结局将会怎样？这个民族的未来将会如何？时代变动的巨力沉重地压在心头，想将它挪移开去，却终于无从移开。我想呼喊，却不知向谁呼喊！……当年，为寻求独立，自己独自来到北平，在不堪想像的困境里挣扎。信守着自己的选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气馁，依靠一点今天没有希望、明天还可望解决的信念，让时间来证实生命的意义，终于走完了十余年挣扎的历程，摆脱了人身依附，赢得了生命的自由，在与命运的较量中，自己终于赢了。唤醒一个民族重新做人的意识，实现人与人、民族与民族间关系的重造，不仅是必须的，而且应当是可能的。在时间的作用下，生命必然循着向上的路程，迎来新的发展机运。——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起来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来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写完最后一笔，沈从文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的故事上，方得到排泄和弥补。
“你这是在逃避一种命定。其实一切努力全是枉然。你的一支笔虽能把你带回‘过去’，不过是用故事抒情作诗罢了。真正等待你的却是未来。”
“是的，你害怕明天的事实。或者说你厌恶一切事实，因之极力想法贴近过去，有时并且不能不贴近那个抽象的过去，使它成为稳定生命的碇石。”
“你打算用这些容易破碎的东西稳定平衡你奔放的生命，到头来还是毫无结果。这消磨不了你３０年积压的幻想。”“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于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将热情注入故事中，使他人得到满足，而自己得到安全，并从一种友谊的回声中证实生命的意义。可是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一个故事还是一种事实？”
…………
一连串责备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沈从文悚然而惊。待他张惶四顾，一切又化为无声。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凡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份的说明……这作品或者只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①
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语言上，甚至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义。
提到这点，我感觉异常孤独，乡下人实在太少了！②
《边城》的问世，意味着沈从文建造的文学世界整体构架的基本完成。
这是一曲以乡村人生形式的探索为主旋律的生命之歌。沈从文３０年代以乡土为题材的全部创作，展示了一个延伸得很远的人生视野。他从２０世纪初叶到抗战时期湘西社会的历史演变里，提取了原始自由、自在蒙昧、自主自为这三种基本的生命形态。《边城》和后来创作的《长河》是生命自为的理想之歌。翠翠、傩送等人物身上，凝聚着这一生命形式的特定内涵：保守着人的勤劳、朴素、善良、热情，在爱情关系上，表现为自然与纯真；但它又是自主自为的，抗拒着封建文明的潜在影响。在关系到人生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它有主心骨，信守自己的选择，坚定地把握住人生的航线。然而，《边城》到底只是沈从文笔下乡村世界的一部分，蕴含其中的沈从文的乡土悲悯感和全部人生感慨，只有将它放在沈从文创作的整体构架里，才能充分而明晰地显现出来。《龙朱》、《神巫之爱》、《月下小景》、《阿黑小史》等，作为一个系列，大多是以苗族和其它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为根据加以想像的产物，通过这些故事完成着对生命原生态的考察。这种生命形式，是通过爱情、婚姻、两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态而获得它的定性的。这是一种人的自然交往，爱情、婚姻及两性关系具有较充分的自由，作品里的青年男女爱得真挚、热烈、活泼，跃动着原始的生命活力，洋溢着自然之趣。但是，这种自由，并非毫无选择的自由，也并非纯生理上的互相吸引，而是在所有场合，爱必须以爱为前提。“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热情真实的歌”。虽然这种爱情并非全是喜剧，也同样受人心隔膜与社会习俗的制约。然而这种限制，也带着原始色彩，不具有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沈从文特别强调了这种生命形式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的原始封闭性。在这里，没有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影响，甚至封建宗法关系也还没有生根。沈从文从湘西少数民族的特殊历史发展里，获取他的艺术感兴。
然而，随着“改土归流”的完成，封建宗法关系开始向湘西渗透；到２０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尤其是３０年代都市“现代文明”的侵入，推动着湘西社会朝现代演变。这一历史过程所取的浓缩形式，使湘西社会成为各种文化绳索绞结的产物；因社会变化造成的湘西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又造成不同文化的相互撞击。沈从文始终注目着历史的这一变化。《柏子》、《萧萧》、《贵生》、《会明》、《虎雏》、《夫妇》等在沈从文创作中占有极大比重的作品，真实地表现了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乡村生命形式的演变，塑造出“乡下人”的形象系列，完成着他对自在生命形态的考察。
这种“乡下人”，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道德形态和人格气质看，依然保留着与原始生命形式的历史连结。分别表现出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勇敢、雄强、热情、善良、纯朴、忠厚的品格和气质。然而，他们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在其内部，是封建文化与原始文化二者的交织，“乡下人”已经置身于逐渐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封建宗法关系——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之中。童养媳制度、雇工制、卖淫制，如同《柏子》、《萧萧》、《贵生》、《丈夫》所展示的，他们被剥夺了人身自由，不得不接受一份悲惨的人生命运，而伴随他们的雄强、热情、善良和纯朴共生的，是他们主体精神的蒙昧。他们“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对命运缺乏具理性的自主自为的把握。在表现“乡下人”理性蒙昧方面，最典型的莫过于《萧萧》。萧萧这个纯朴、天真的乡村小女子，１２岁便出嫁作了童养媳，丈夫只有三岁。待她长大成人，被雇工花狗大用山歌唱开了心窍，成了一个妇人，并怀了孕。事情被婆家发觉后，照规矩要被沉潭或发卖。只是由于伯父说情，娘家婆家没有读“子曰”的人物，才被议决发卖；又因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买主，事情被延搁下来；十月期满，萧萧生下一个儿子，“团头大眼，声音宏壮”，萧萧不嫁到别处了。十年后，萧萧与小丈夫圆了房，又生下第二个儿子时，全家又忙着给萧萧的大儿子迎娶媳妇了。当接亲唢呐吹到门前时，萧萧抱着新生的毛毛，在屋前看热闹，“同十年前一个样子”。——在全部事变过程中，萧萧的生命在一种无法预料其结果的人生浪涛里浮沉，任何一种偶然因素都可能使他的命运改观。可是，在萧萧自己，精神世界还是一片荒原，生命处于被人支配的自在状态。除一度曾朦朦胧胧感到要逃走外，没有任何影响自己命运安排的主观努力，生死祸福全凭别人安排。而只，在唢呐声中，又一代萧萧进了门——她们一代又一代地继续着悲凉的人生。
“乡下人”这种精神状态，使他们与变化了的外部世界环境极端的不协调。一方面，他们人格本身的优秀部分，使他们在某些特定场合——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放射出夺目的光辉，如同《黑夜》、《过岭者》、《早上——一堆土一个兵》等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另一方面，主体精神的蒙昧又使他们无法加入外部世界的竞争，他们的诚实、纯朴反现出“呆”相。《会明》中的老兵会明，十年前是一个伙案，十年后依然是一个伙案，尽管和他同时入伍的一些“聪明人”——马弁或流氓，都爬了上去，他始终信守着十年前跟随蔡锷起义获得的战士的责任感和战争的神圣感，随时准备将旗帜插到敌人堡上去。可是，十年后的战争，表面形式依旧，仍然是“打倒军阀”，骨子里却已变了质——会明顶头上司的上司，本身就是一个军阀。而会明对此无从理解。每次战事一起，他当真随着许多样子很聪明的军官“冲上去了”。可是，他对战争的忠诚——始终保留着一面蔡锷反袁战争时期的三角旗，反而成了别人的笑料。只有当他与乡下农民对面，望到对方是诚实人的眼睛时，才从腰间取下那面旗帜：“看，我这个家伙！”看到对方眼里露出吃惊神气，“他得意了”——一方面沈从文感叹着“乡下人”朴素的义利观不为外部世界所理解，另一方面，又为“乡下人”主体精神的蒙昧而忧虑。
在“乡下人”自在生命形式的探索上，凝聚了沈从文对自己所属民族长处与弱点的反省。他渴望着他们理性精神的苏醒，在保留自身长处的同时，以新的姿态投入新的人生竞争。《边城》与《长河》，正是沈从文从深处对民族现状进行反省以后，唱出的生命理想之歌。
然而，沈从文以乡土为题材的全部作品，都是都市里的田园之歌。他对乡村生命形式的探索，是以都市人生作为参照的。他对乡村世界的叙写，全部都是都市人生思考的反拨。这不仅表现为在他的全部以乡土为题材的作品中，几乎都穿插着对都市文明的批判，而且，他笔下的都市人生，在整体上也与他笔下的乡村世界对立。
这是一个人性失落的天地，是都市上流社会沉沦的人生图景。在《八骏图》、《绅士的太太》、《自杀》、《来客》、《烟斗》、《大小阮》等一系列作品中，沈从文以讽刺的笔触，抓住都市上流社会的言与行、表与里的分裂，从不同侧面揭露都市“现代文明”培育的虚伪、自私、怯懦、自大、庸俗。人的本质的失落，人性违反自然，是贯穿这些作品始终如一的线索。《绅士的太太》里那些“绅士淑女”们玩着“爱”的游戏，在相互欺骗中进行“没有爱的接吻”，还居然混和了笑与泪；《八骏图》里的大学教授们，外表上的“老成”、“庄严”，满口的“道德名分”，却“与人性有点冲突，不大自然”，《大小阮》中大阮一类人物，“自己活得很幸福”，“百事遂心，还是社会中坚”，也正是他们，泯灭了天良，丧失了做人的起码道德。……在所有这些场合，人变成非人。沈从文对都市上流社会的价值估量，除了带有３０年代民主主义作家的共同倾向，即从人性角度暴露了都市社会的黑暗，还反映出沈从文独有的特点：以“乡下人”的眼光去看待都市人生的荒谬。
沈从文也写出了这个沉沦的人生天地里，企图摆脱泥淖的挣扎。《都市一妇人》、《如蕤》、《一个女剧员的生活》，集中提出了沈从文的反庸俗要求，表现了都市男女摆脱庸俗人生的努力。然而，她们的挣扎和结局全都是“未了路”。“新的有什么可以把我从泥淖中脱出？”正是这些人物共同面临的人生苦闷。
将沈从文成熟期的全部创作作为一个整体，便不难看出沈从文笔下人生世界的基本结构：（见下页）
在这个人生结构中，积淀了沈从文的哲学思辨。这种乡村与都市的对立，从文化的构成看，是都市“现代文明”（即２０世纪中国社会的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混合体）与原始民性（原始文化的遗存）的对立；从哲学角度看，则是“人性的扭曲”和“人与自然的契合”的对立——从时空角度看，它又表现为现在与过去、未来的对立。这里的现实，是人性扭曲的都市人生图景与湘西乡村社会在时代巨压下的人性变异；这里的过去，是人与自然契合的原始人性；这里的未来，是人性向自然的复归（既保留人性的本来，又具有理性精神的觉醒，加入新的世界竞争）。这种思辨的思想来源，是“五四”以后开始的人的独立与精神解放的思潮（西方文化的积极部分对中国封建专制文化的反拨，是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与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老庄崇尚自然的人生哲学——它更多地置根于南方文化传统，而这一传统又恰恰在沈从文所属的南方少数民族文化中得到更多的保留——对儒家文化的惰性部分的反拨，是苗汉文化撞击的产物）相互渗透与融汇的结果。
——沈从文对人类进程提出的哲学解释，触及到历史行进中伦理主义和历史主义的二律背反。即人类社会的历史进步是以伦理的相对退步为代价的，而人类的理性精神又恰恰要求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梯上的伦理主义复归。“五四”时期，当人们痛感中国面临的生存危机，不能不张扬历史主义，宣告与传统文化的断裂。在这一过程中，鲁迅成为文化思想领域内的伟大旗手。然而，鲁迅很快感到了这种彻底断裂的困难和巨大的精神痛苦，又开始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积极部分的认同。沈从文的思辨恰恰表现为与鲁迅相反的程序。他的创作更多地从伦理主义角度，强调了都市“现代文明”畸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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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带来的人的本质的失落和伦理沦丧。但他也同时意识到了传统的伦理与民族的封闭性、保守性不可分。在他对“乡下人”——一个原始民族弱点的反省中，提出了如何组织他们到一种新的竞争中去的问题。无论是从历史主义角度，还是从伦理主义角度感到的精神困扰，都是从不同侧面碰到的贯串了整个２０世纪的“中国问题”。
沈从文传--逃离北平
逃离北平
微雨淅沥，天空一片灰暗。沈从文站在寓所庭院里，仰面凝视天空。头上，日本侵华军队的机群，撕裂着清晨的宁静，穿过北平市区的上空，向南扑去。不一会，南苑方向传来一声声沉闷的爆炸。——日军出动２０多架飞机对北平进行的第一次轰炸。想象着炸弹落地时腾起的黑烟，沈从文心里罩上了一片乌云。
一个月来的局势发展，正把中华民族拖向战争的深渊。在这血与火的冲突中，北平首当其冲。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芦沟桥事变的发生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
连日来，沈从文和北平的一些同事、朋友，忙着进行撤离北平的准备。他和杨振声、朱自清等人一起，在编写教科书所在大院的一个火炉边，各各默默无言，将几年来积累的文字资料和成果，一一投入火炉。火光摇曳中，跳动着一个简单而又明晰的字句：战争来了！历经明清两朝６００年的古都即将沦入日本人之手，一切书呆子的理想，年轻人对生活、事业的温馨之梦，连同高官巨商聚敛的财富，顷刻间都将失去原有的依据。这个民族在倏然降临的灾祸中，开始接受一份新的命运。自己一家人的前途，在战争气浪的冲击下，也将被拔离原先的根基，抛向颠簸不定的人生浪涛之中。——此时，沈从文正集国忧家愁于一身。１９３４年底，长子龙朱出生；１９３７年５月，第二个儿子虎雏又来到人世。眼下，龙朱不满三岁，虎雏出生仅仅两个月。北平已不可留，携家出走又困难重重，因为这是逃难。张兆和觉得，与其一家人相互拖累陷入绝境，不如暂时分开。两人终于商定，沈从文先期离开北平，张兆和随后再带孩子南下，到上海聚会。８月１２日清晨，沈从文和杨振声、朱光潜、钱端升、梁宗岱、赵大侔夫妇、谢文炳夫妇等一批清华、北大两校的熟人、朋友，乘坐第一次平津通车向天津出发。行前，以防不测，各人编造了一个假身份：杨振声是卖花边的，朱光潜为香港洋行打字员，沈从文则是洋行的文书。其时，正是暑热时节，出发时，朱光潜随身带了一把折扇，扇面有沈从文的题字和署名。钱端升一见就说：“唉呀，什么时候，还带这个；你老兄不要带走，这可危险！”
车到天津，车站气氛十分紧张。沈从文等人下车后，只见车站里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天桥上架着机关枪，几个矮壮日本兵正守在桥头，严厉盘查过往旅客。沈从文一行通过时，日本兵强令他们举起双手，依次逐个进行检查。一出车站，他们便直奔法租界。到租界口，却不准通行。梁宗岱去办交涉，才知法国人乘机要钱。磨蹭到晚上，仍无结果。无奈，只好住进一家大旅馆。待安排好房间住下后，大家才觉出这旅馆的气氛似乎有点不对头。留神一看时，众人紧张得一夜未能安睡，原来日军警备司令部就设在这家旅馆里！第二天一早，大家便赶紧离开了这家旅馆，设法进入法租界。沈从文和金岳霖、张奚若等人住到了一起。
按原定计划，沈从文一行取道天津，到南京集中，然后再去上海。谁知打开８月１４日报纸一看，日军昨日进攻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抵抗的消息已赫然在目，于是进退失据。上海去路已断，天津不能久待，大家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只好成天悬着一颗心坐等机会。在天津呆了将近十天，机会终于来了：一艘英国商船正准备从天津开往烟台。眼下，离开天津为第一要着，至于到烟台后怎么办，只能走一步瞧一步了。于是，大家不计后果，匆匆忙忙上了船。这时，日军大白天也随意开炮，在炮声中，船驶离了天津码头。
船到烟台时，只见海上潜水艇正浮出水面，炮口指向烟台市区。此时，中日双方军队正在烟台对峙，战斗一触即发。下船后，沈从文一行住进两军对峙中间地带一家旅馆里。由于这太危险，杨振声赶紧去找熟人，弄来一大一小两辆汽车，载着众人离开烟台。一路上，因受战争影响，胶东半岛已是满目荒凉。到了土厂圭坊，正好赶上当天从青岛开往济南的最后一次火车。上车后，沈从文去餐车吃饭回来时，一个年轻女人在车厢过道上拦住了他：“沈先生，你可认识我？”
沈从文抬头看时，原来是黎锦晖的女儿黎宪初。她的男朋友是诗人方玮德。两人过去往来的情书，曾交给沈从文保管整理，不想在这里与她见面。——这辆车上，此时正聚集了许多向南方转移的北方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其中，大多是沈从文的熟人，一路虽极狼狈却不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