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沿胶济线行驶，不时有日机从列车上空掠过。每当飞机出现时，列车便赶紧停下来，并立时发出警报，车上男男女女便急慌慌跑下车去，在铁路两旁的田头地角隐蔽。望着敌机从头上掠过，远去，在云彩间消失，又立即跑回。如此反复多次，车到济南时，已是半夜时分。
因为人多，旅馆多已客满，各处寻找住处皆无着落。其时，正值月明时节。一轮圆月悬在空中，照得各处朗若白昼。沈从文和几个朋友，在月光下沿街逛去，想碰碰运气，看能不能找到旅馆。有人很急，沈从文却不急。——早年在行伍中，一时找不到宿处，几乎算不得一回事。抬头望望空中——月亮好大！
几个人正漫无目的走着，有人跑来告诉他们：山东教育厅长何思源，得知他们到了济南，已代他们联系了济南一家最好的旅馆。
在济南等了两天，沈从文一行又上了开往南京的火车。半路上，朱自清的儿子告别众人，和几个青年一道，下车投奔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去了。没有悲壮的告别，没有虚饰的豪言，望着这些年轻人远去的背影，沈从文感到一阵激动。他们勇赴国难的行动，连同他们对民族翻身所抱的坚固的信念，一齐深印在沈从文的脑海里。
到了南京，因战局紧张，南京城正准备疏散，各处找不到一个熟人，大家只好住进沧州饭店。当天半夜，日军出动１００架飞机，轮番轰炸南京北极阁。沈从文随大家一起爬上饭店屋顶，只见北极阁方向一片熊熊大火，耳边不断传来猛烈的爆炸声。面对眼前的战争景观，沈从文心里反倒是一片稀有的平静——没有惊慌，没有害怕，甚至无所思无所想。后来他才得知，胡适、傅斯年和何应钦等人，当时正在英、法驻南京大使馆商谈援华军火物资有关事宜，差点被日军炮弹炸死。
过了两天，各大学来南京的教育界人士开会，并作出决定，转移湖南衡阳组办临时大学。同来的朋友劝沈从文一起同去武汉。
到南京后的第三天，沈从文和一些熟人、朋友来到码头，准备乘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
码头上，人们正纷纷抢着上船，瞩目处一片混乱。沈从文既买不到船票，又无力参加争抢，正束手无策，不知怎么办才好时，亏得在南开大学任教的林同济，奋力将沈从文推上跳板。上船后，林同济拉着沈从文，找到船长说：“他就是沈从文，中国最大的作家。没买到船票，请多包涵！”
这船长平时读了点文学作品，对沈从文的名字并不陌生。听了林同济的介绍，非但没有对沈从文无票上船提出责问，反让他免票乘船，还在特等舱给他安排了一个铺位。
四天后，船到武汉。沈从文与准备继续南下的北大、清华、南开等校的熟人朋友分手告别，暂留武汉，借武汉大学图书馆工作。
又有２０多架日机轰炸汉阳。炸弹不断爆裂的巨响，隔江一片大火……
不久，萧乾、杨振声相继赶到武汉，以３０块钱一月的租金，住进东湖边大革命期间军长耿丹住过的那栋房子。继续《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
转眼又到年底。这时，南京已经沦陷，国民党的军队主力从南京退向武汉。战火正沿长江向上延烧，武汉的争夺战已成必然之势。战局的发展使沈从文等人不得不考虑下一步的去向。这期间，沈从文得熟人相告，延安共产党方面，拟邀请１０位作家去延安，愿意提供写作的方便。沈从文被列入邀请者之列。另外还有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萧乾等人，沈从文很想去长沙八路军办事处了解一下有关具体情况。加上这时梁思成夫妇、金岳霖正住在长沙圣经学院，沈从文早就想去探望他们。两件事凑在一起，促成了沈从文的长沙之行。
这天，长沙下起了鹅毛大雪。沈从文和曹禺、萧乾、孙伏园几人一道，从圣经学院去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拜访徐特立。
在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个小阁楼里，徐特立这位诚朴、宽厚的长者和老资格的革命家，热情地接待了沈从文一行。沈从文等人说明来意，以及去延安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徐特立向他们介绍了延安方面的大略情形后说：“欢迎大家去延安，那里可以自由写作。如果有固定工作或别的原因，去不了的，就留在后方作团结工作，这也很重要。因为战争不像三两年就能结束，后方团结合作，还值得大大努力。后方得到安定，才能持久抗战。”
正谈着，从外面走进一个人来，一脸严肃地对沈从文等人说：
“现在是什么时候？——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你们这些人，却还在顾虑这顾虑那，只想在后方苟且偷安，醉生梦死！”
从八路军办事处出来，萧乾告诉沈从文，这人就是两年前出《大公报》记者身份，沿红军长征路线进行旅行考察，后来在《大公报》上连载发表《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考察报告的范长江。
这次与徐特立的会面，给沈从文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踏雪归来，沈从文深感做为中华民族一份子，自己身上责任的重大。安定后方，团结合作，这是民族抗战的又一条防线！自己虽然已无法重返行伍，在前线与敌人作战，却应该也能运用手中一支笔，为民族的翻身效力！
这次长沙之行，沈从文还见到了临时大学的一批熟人、朋友，他们正准备向西南转移。与大家商量的结果，沈从文作出了去昆明的决定。在返回武汉，对遗留工作略作交待处理后，沈从文等人再次来到长沙。
战局越来越严重，通向各处的水陆线路濒临断绝。各地向大后方转移的学校、机关汇聚到了长沙，满街都是难民。尽管长沙已经人满为患，市面上东西却是烂贱。这次回到长沙，沈从文得知在军队中作团长的弟弟沈岳荃，因同日军作战负伤，已和一批战场上受伤的官兵，从杭州转移到长沙伤兵医院治疗。这天，沈从文去原属陈渠珍统率的那支湘西军队驻长沙的师部留守处打听有关情况，不期遇到表哥黄玉书。其时，黄玉中正倚在留守处门前看街景。这个一直厌恶当兵爱好艺术的人，此时却穿了一身灰布旧军装，面色憔悴蜡黄。沈从文一走到留守外门前，就立即被他认了出来。黄玉书十分亲热地将沈从文带进办公室。——１９２２年沈从文离开湘西到北京后不久，就已得知这位曾要自己代写情书的表哥，已和那位杨光蕙小姐结了婚，双双回到凤凰县立第一小学教书。这桩婚姻，却不为杨家父母满意。因为黄玉书所学，在湘西人眼里，同飘乡手艺人差不多，收入既极微薄，又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与军队里营、连长或参谋副官相比，已经大大不如。婚后孩子一个接一个出生，境况更形狼狈。……却不曾想到，表哥竟然已经改行入伍。问及时，才知道黄玉书因为与学校年轻同事合不来，被排挤出校门，失了业。为应付生活，不得已，才在师部作了一名中尉办事员，负责散兵和伤兵的收容联络事务。表嫂还在沅陵乌宿附近一个村子里教小学，大儿子黄永玉被送到福建集美一个堂叔那里读书，初中不到两年，便独自不声不响从堂叔家里出走，突然失踪了；老二１３岁时便从军入伍；老四、老五、老六还留在母亲身边混日子。
事业不如意，人又上了点年纪，常害点胃病，性情自然越来越拘迂，过去豪爽洒脱处早已完全失去，只是浓眉下那双大而黑亮有神的眼睛，还依然如旧。也仍然欢喜唱歌。邀他去长沙著名的李合盛吃了一顿生炒牛肚子，才知道已不喝酒。问他吸烟不吸姻，就说“不戒自戒，早已不再用它”——发现手指黄黄的，知道有烟还是随时可以开戒。他原欢喜吸姻，且很懂烟品好坏。第二次再去看他，带了别的同乡送我的两大盒吕宋雪茄烟去送他，他见到时，憔悴焦黄的脸上露出了少有的欢喜和惊讶，只是摇头，口中低低的连说：“老弟，老弟，太破费你了，不久前，我看见有人送老师长这么两盒，美国军官也吃不起！”①沈从文心里一阵酸楚。为了让表哥开心，有意提起点旧事和他打趣：
“……我倒正想问问，在常德时，我代劳写的那些信件，表嫂是不是还保留着？若改成个故事，送过上海去换２０盒大吕宋烟，还不困难！”
提及十多年前的往事，一切如在目前，又恍同隔世。两人相对沉默了一会，又复大笑一阵。随后两人一起去伤兵医院看望受伤同乡官兵。到医院时，伤已痊愈出院的沈岳荃，正在医院前小花园里，召集２０几个即将出院的下级军官训话：不久将回沅陵接收新兵，作为“荣誉师”重上前线。见沈从文到来，便问他临时大学那边有多少熟人，表示愿意以沈从文名义，请大家吃一顿饭，以尽地主之谊，顺便与大家谈谈前方情形。
过了两天，沈从文邀请了张奚若、金岳霖、杨振声、梅贻琦、闻一多、朱自清、黄子坚、李宗侗、叶企荪、梁思成、林徽音、萧乾等共两桌客人。席间，沈岳荃介绍了八·一三上海战役的种种情形，大家非常满意。在这之前，沈从文邀请黄玉书作陪，他却不好意思，坚决拒绝参加。沈从文只好另约了个日子，陪他一起去城南天心阁坐了两个小时。两人一边喝茶谈天，一边看湘江风景。
望着远处北流的湘江，想起十多年来家乡的人事变迁，从弟弟沈岳荃和身边表哥的不同经历上，他从深处看到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仿佛有了一种有关家乡未来命运的预感，沈从文的心里，起了一丝隐忧，一份伤感。
沈从文传--故乡行（二）
故乡行（二）
沅陵城中一个微微凸出的山角上，坐落着两栋一字排列的小小楼房。屋前依地势圈出一个三角形狭长院落，用矮矮的黄土墙围定。院角落里种有紫竹和无花果树，一排绿色花架上，陶盆中盛开的山茶花，如一球球火焰。楼房式样半西半中，与青岛某类房屋建筑相仿佛。
这是沈从文大哥沈岳霖在沅陵修建的新居。这个耳朵有点背晦、眼睛严重近视的大先生，虽然年龄已过４０，却童心未泯，为人天真烂漫。常常满城乱窜，一遇人事冲突，总要插一杠子，居间主持公道，为人排解纠纷。有时，又突然在沅陵失了综，连家里妻子也不知其下落。几天后，他却突然出现在北平沈从文寓所门前举手叩门。看着弟弟和弟媳开门见面时脸上的惊讶和欢喜，他得意了。
“你们算不着我来看你们，是不是？我就是这种脾气，说走就走，家里人也不曾想到我要作五千里旅行，什么人都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
“住多久呢？住两个月……”
以为沈从文预备扣留自己，他吃了一骇，赶紧说：“什么？两个月！玩三天我就得回去！家里还有好些事办不清楚，待我回去料理！”
果然三天后他又起身走路。沅陵新居的房屋式样，就是六年前他以同样古怪方式，到青岛、上海瞎跑一气，从一大堆记忆中掏摸出一个楼房印象，自己设计的。修房的本意原是体念母亲一生艰辛，晚年还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落脚处。不料房子刚刚落成，母亲就在凤凰病故了。中日战争爆发，见局势越来越紧张，他便将家眷送回凤凰老家，独自留守沅陵，坐等两个在外的弟弟消息。如此一来，这寓所就更显空落冷清了。
可是，到１９３７年底，这里又突然热闹起来。
两辆汽车沿长、常公路，将沈从文一行送到了沅陵。接着，向昆明转移的临时大学的师生也步行到了沅陵。闻一多、萧乾、许维遹、浦江清、李宗侗等人，都住进了沈从文家里。
这期间，沅陵河对岸汽车站停放的车辆种类和数量日渐增多。临时大学、政治学校、商学院、艺专、湖南大学、国民党中央军校，３０余所公私中学及无数国家机关单位正陆续经沅陵向上疏散，城区长街上整日走着各种装束的过路人，满街是当地党部、行政官署、商会及社会团体贴的红绿标语，每天都有青年学生和受训民众结队游行，有为伤兵医院募捐的活动和慰劳伤兵举办的游艺会，居然也捕获到汉奸间谍，并押到河边枪决示众。……一切与战争有关的社会人事活动，都在这边远的山城陆续出现。但这里既处战区炮火两千里之外，地理位置偏僻，透过表面社会人事的变动，仍保留了山城那份特有的宁静。加上连日来，沅陵又下起了连绵大雪，河边渡口一带已被积雪淹没。此时，沈从文正忙着尽地主之谊，或者陪客人站在楼上长廊上，眺望沅水上下清寂景象，或者与众人围炉而坐，一面大吃狗肉，一面谈天。听沈从文谈及湘西历史和眼前人事变迁、边地的民情风俗，闻一多等人都感到新奇有趣。
三天后，闻一多等人告辞，继续步行上昆明去了。
送别闻一多等人之后，伤愈出院的沈岳荃，也从长沙回到了沅陵家里。
这是多年来，兄弟三人第一次取齐聚会，各人心里自然生出许多感慨。一时间，家事、国事、地方事全进入兄弟三人谈话的范围。从哥哥与弟弟的谈话中，沈从文对近几年来湘西的社会变迁和目前情形有了明晰而透彻的了解。
自沈从文第一次返湘后的数年间，湘西连续发生水涝旱灾，生活在屯田制下的苗区民众要求湘西“自治政府”减租，陈渠珍不允。１９３６年初，龙云飞、石维珍、龙云超等人发动苗民起义，组成湘西民族抗日救国军。起义军提出“革屯抗日”、“废屯归民”口号，相继围攻永绥、凤凰、保靖等县。蒋介石从江西急调一个军的兵力，开进湘西，企图一面扑灭苗民起义，一面对陈渠珍所部地方势力进行兼并压迫，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对外孤立自守的陈梁珍受内外夹攻，被迫下台。１９３６年８月９日，苗族起义军攻陷乾城，蒋介石将失败责任转嫁到何键身上，同年１１月，撤消河键湖南省政府主席职务，宣布湘西为“匪区”，继续调兵遣将，向苗民起义军进攻，湘西一时陷入极端混乱状态。
陈渠珍下野后，保顾家齐继任师长，自己去长沙担任四路军总参议兼省政府委员闲职。所部官兵被改编为１２８师，调离湘西，去蒋介石老家奉化驻防，受四路军刘建绪调度指挥。身为１２８师所部团长的沈岳荃，也随军离开故土。上海“八一三”事变发生，１２８师奉命守卫嘉善防线。一师人连夜被运送到了前线，在一个县城小站下车时，既无参谋人员指导，又无向导带路，全城人都已走光，留下的一名县长将手中一串编号国防工事地堡钥匙交付清楚就走了。全师官兵不得不在迷蒙雾气中分头搜寻国防工事所在位置。天刚亮，日军大队飞机即来轰炸，地面上日军先头部队也同１２８师接了火。在枪林弹雨中，沈岳荃终于在一条小河边发现了工事位置，便一面遣一营兵力向前突击进攻，一面提了那串钥匙，顺小河搜索，把已经锈迹斑驳的地堡铁门逐一打开，准备死守。一连五天，大部分官兵牺牲，连排长几乎全部战死，正副团营长半死半伤。沈岳荃指挥的１５００名官兵只剩下１２０余人，直到掩护友军撤退后，才突围而出，自己腰腿也负了重伤。突围后，沈岳荃曾在杭州医院治疗，随后才转到长沙。这次获准回到沅陵休假两个月，一面休养，一面招募补充新兵，准备以“荣誉团”名义重返抗日前线。
从湘西地方的变化中，沈从文看到了民族抗战的内在隐患，他感到深深不安。五个月来，自己由北而南，一路实际所见所闻，已经明白了全国性战争的意义。战争正在向中国腹地蔓延，湘西已成为通向大后方的战略要地。在这决定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一方面，蒋介石仍不忘对异己的兼并压迫，顽固推行对湘西少数民族的歧视与镇压；另一方面，湘西地方因历史原因，具有一个传统孤立根子。在近两年的变动中，湘西有数千名下级军官和数万各兵士赋闲在家，上万枝枪支散布民间。湘西能不能安定、团结抗战，全在交织于湘西的地方与省里、中央与地方、本省与外省错综复杂的矛盾如何发展，以及这些滞留乡土的血性子弟的思想行为走向。目前最要紧的，是湘西地方应从全民族利益出发，以抗战大局为重；当权者也必须放弃将湘西地方民族当成征服对象的错误观念，改变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清除危及抗战的隐患。在做地方工作方面，自己或可尽一份力量，至于另一方面的问题，想想却不免使人痛苦……这时，已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为适应抗战形势的发展，正实施某些行政改革。１９３８年初，开始在湘西地方设沅陵行署，由省政府委员轮流主持，阵渠珍被委任为第一届行署主任。就在沈从文回到沅陵两个月后，陈渠珍也来到沅陵走马上任。由于近两年湘两民众所感到的受蒋介石嫡系军队的欺侮、敲榨和压迫，对陈渠珍重新主持湘西局面抱有某种期待，因此，在陈渠珍抵达沅陵那天，沅陵竟出动了一万多人，在沅水两岸欢呼，迎接陈渠珍的归来。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向苗族起义军的进攻，因连遭败绩，被迫放弃武力解决湘西问题的策略，正软硬兼施，压苗族起义军接受改编。于是，龙云飞等人也来到了沅陵。
沈从文这次返乡，与上一次返乡已经大不相同。在陈渠珍、龙云飞这些能左右湘西地方局势的各方头脑眼里，沈从文这时已经颇有分量。这不仅是由于他已是全国知名、在湘西更是所有读书人无有不知的著名作家，而且是跑过大码头、见过大世面，对目前国事深有了解的人物。过去，沈从文就已和陈渠珍、龙云飞相熟，其他高级幕僚与沈从文也非亲即友。因此，一时间，沈从文成了大受欢迎的远方来客，时局的变化使他说话也没有了忌讳。
这天，沈岳霖以沈从文的名义，将陈渠珍、龙云飞一批同乡文武大老，请到了沅陵家中，沈从文向他们介绍了北平、南京、武汉、长沙见到和听到的有关时局发展的消息，说明战火已沿长江向内地延烧，洞庭湖泽地带，必将成为下一阶段的主要战场。到那时，湘西将在后方战略物质供应和兵源补充方面，占据特别重要地位，这也为湘西人报效祖国、为民族尽力提供了一个最好机会。他援引１９３１年在上海见到蒋百里先生时听来的一段故实：一个德国文化学者，曾将日本人加以分析，认为强韧坚实足以和中国湖南人相比，热忱明朗却还不如。日本想侵略中国，必须特别小心。近于天然的心理防线，头一道是山东、河南的忠厚朴质，不易克服，次一道是湖南广东的热情僵持，更难对付。日本人反驳那学者，何以见而云然？那德国学者只引了两句历史上的成语作答：“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他希望在座故旧亲友、珍惜这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为民族争生存，为家乡争荣誉。可是，由于历史的偏见和长久积习，湘西地方在外面一般人头脑中所得，却是“匪区”印象，湘西人也被诬为“土匪”，自己这次回到长沙时，有熟人请去吃饭，席间就有人称自己是“湘西土匪”，话属玩笑性质，虽然无从辩也不足辩，终不免令人痛苦。做为湘西人，应尽力顾全大局，安定后方，以湘西健儿勇于对外流血牺牲，来洗刷尽千百年来强加于湘西地方民族的耻辱。
谈了约两个小时，结论就是“家乡人责任重大艰巨，务必要识大体，顾大局，尽全力支持这个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争，内部绝对不宜再乱。还得尽可能想方设法使得这个大后方及早安定下来，把外来公私机关，工厂和流离失所的难民，分别安排到各县合适的地方去，所有较好较大建筑如成千上万庙宇和祠堂，都应当为他们开放，借此方可望把外来人心目中‘匪区’印象除去。还能团结湘西１３县的社会贤达和知识分子，共同努力把地方搞好。①
这次谈话对湘西局势的后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久，龙云飞等人领导的苗族起义军从抗日大局出发，接受了国民党政府的改编，八千苗族起义男儿，被编为新六军暂五师和暂六师，开赴抗日前线，在湘北一带与日军浴血作战，取得著名的“湘北大捷”。然而，沈从文的内心隐忧也变成了现实。——国民党政府与苗族起义军谈判的背后就包藏了祸心：企图假日军之手，消灭苗族生力。龙云飞等起义领袖在识破这一阴谋之后，相继返回湘西。
对那支外出抗日的苗族武装，在贵州境内实行堵截，打算只要他们的器械与士兵，不要苗族自己的干部。因此又把他们逼回苗区（国民党反动政府对这个事件始终是保密的，我１９４０年在重庆时得自国民党某君的面叙。）①
沈从文逗留沅陵期间，沈岳荃已收到了长沙师部拍来的急电，限这位上校团长五天内率领在沅陵的两连伤愈士兵，向常德案中，并接收常澧管区四营兵丁，作为本团补充，再开往南昌与日军作战。次日又来了第二次急电，将五日期限改为三天，算来明天就得出发。
第二天下午，天色阴沉沉的。沈从文来到河滩上，为弟弟送行。
临时雇定的十几只大小空油船，一字排在河边码头边。一些军用品堆放在河滩上，正有人在向船上搬运。一些随沈岳荃同行的下级军官，也陆续上了船。那两连伤愈的家乡子弟兵，都穿着崭新棉袄，早排队到了河边，待装船物资上齐，也分别上了船。几个从河边过路的学生代表，见此情形，知道事出仓卒，来不及组织欢送，立即跑到城门边杂货铺，买了两封千子头鞭炮，带到了河边。
眼见弟弟离开自己，走上一只大船，沈从文沉默无语，一种悲壮和肃穆情绪揉和在心里。
鞭炮响起来了，大船已经调转船头，十几只船相继缓缓向下游滑去，沈岳荃和一群下级军官站在船头，默默地向沈从文挥手。
沈从文眼里充满热泪，不由自主地沿河滩跑了起来，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喊：“这不成！这不成！”同时又有一个声音在回答：“这是战争，这是战争，这是战——争！”
船队的影子在下游河岸转弯处消失了。河面上慢慢升起的湿雾，逐渐聚拢，并向上升腾，越来越浓。黄昏正在降临，沅陵码头远近房屋和声音，同往日一样，不久就变得一片混沌，包裹在沉沉黑雾里了。
想起在长沙与徐特立的谈话，沈从文感到，要使地方安定下来，一致对外，远不是一次谈话就能奏效；而要消除外来人认湘西为“匪区”的错误看法，还得向人们介绍湘西的实在情形。因此，在送别弟弟以后，沈从文便着手写作以两年来湘西事变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长河》。
小说选取沅水上游水码头吕家坪为故事发生的地点。开篇《人与地》集中展示民国以来２０余年间湘西社会变迁的大略情形。时间的长河已从《边城》茶峒流到了吕家坪。由于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无形中正洗刷着乡村正直朴素人性美的最后一点残余。与此同时，自外而来的压力正酝酿着湘西新的社会变乱。伴随那位“家边人”（即陈渠珍）下野、所部军队调商湘西、邻县正“调兵遣将”（苗族起义军对国民党军事进攻作出的反应）而来的，是“新生活”（蒋介石提倡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和“中央军”的向上调动。一时间，湘西被笼罩在极度惊惶与恐惧之中。
妇人把话问够后，简单的心断定“新生活”当真要上来了，不免惶恐之至。她想起家中床下砖地中埋藏的那２４块现洋钱，异常不安。认为情形实在不妥，还得趁早想办法，于是背起猪笼，忙匆匆的赶路走了。两只小猪大约也间或受了点“新生活”的惊恐，一路尖起声音叫下坳去。
“新生活”自然是国民党中央势力的象征。然而，这实在又不是象征。它与向上调动的“中央军”，只是一个东西的两面。它在骨子里是湘西地方民族灾难的根源。“怎么省里又要调兵上来？又要大杀苗人了吗？苗人不造反，也杀够了！”“掌柜的，真是这样子，我们这地方会要遭殃，不久又要乱起来。又有枪，又有人，后面又有撑腰的，怎么不乱？”
——《长河》敲响了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五溪会猎的开场锣鼓。沈从文从深处触到那个“苗民问题”，他感到一种彻骨之痛。为了冲淡现实带来的内心痛苦，小说有意作成一种牧歌式的谐趣，涂染变动来临前的乡村宁静，描绘乡村美丽、质朴、天真，善良的灵魂，以及“乡下人”面对人生忧患的镇定从容。
他心里想：“慢慢的来吧，慢慢的看吧，舅子。‘豆子豆子，和尚是我舅子；枣子枣子，我是和尚老子。’你们等着吧，有一天你看老子的厉害！”
夭夭不作声时，老水手于是又想起“新生活”，他抱了一点杞忧，以为“新生活”一来，这地方原来的一切，都必然会要有些变化，夭夭姊妹生活也一定要变化。可是其时看看两个女的，却正在船边伸手玩水，用手捞取水面漂浮的瓜滕菜叶，自在从容之至。
小说的主干故事就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发生。吕家坪那位依权仗势、横行乡里的保安队长（国民党邪恶势力的化身）与葡萄溪滕长顺一家的矛盾，围绕着敲榨桔子与调戏夭夭事件展开并逐渐激化。面对外来邪恶势力的欺压，“乡下人”生命内部已经生长出抵抗忧患的力量。
夭夭呢，只觉得面前的一个唱的说的都不太高明，有点傻相，所以也从旁笑着。意思恰恰像事不干己，乐得看水鸭子打架。本乡人都怕这个保民官，她却不大怕他，人纵威风，老百姓不犯王法，管不着，没理由惧怕。
“沙脑壳，沙脑壳，我总有一天要用斧头砍一两个！”然而，这矛盾发生于中日矛盾激化、战争迫在眉睫之际，而国民党却忙着对内兼并，消灭异己。——“听人说兵向上面调，打什么鬼子？鬼子难道在我们湘西？”一方面，“乡下人”对此感到无从解释的困惑，一方面，一份爱国热情正在身上燃烧。
“……船上有个美国福音堂洋人对我说，……日本会派兵来，你们中国明年一定要和他们打仗。……要打鬼子大家去！”
“……我明天当兵去打仗，一定抬机关枪，对准鬼子光头，打个落花流水！”
（长河》揭示出湘西地方民族对外的爱国热情与他们自内遭遇压迫、欺侮的矛盾，后者又与湘西特殊的民族问题相联系。这一矛盾不仅影响到湘西地方的安定，也对中国抗战的命运构成威胁。它的发展走向，既关系到湘西地方民族的未来命运，也关系到中国抗战的前途。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实现，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的１９３８年，不少文学创作沉醉于盲目乐观氛围的时候，沈从文以他对中国社会实际的深切了解，发现着那个“无可克服的根本弱点”，显示出一种特有的清醒。
《长河》继续着《边城》对自为生命形式的探索。在老水手、夭夭、三黑子等人物身上，不仅依旧保留了翠翠、二佬、老船夫的善良、纯朴与天真，而且开始有了染指权力的欲望：“我当了主席，一定要枪毙好多好多人，做官的不好，也要枪毙！”以及对实现社会平等的渴求：“不许倚势压人，欺老百姓，要现钱买现货，公平交易，”他们已经摆脱对“天命”的依赖，生命主体生长出在社会变动中把握世界的信心。虽然《长河》仍不免对现实的沉痛感慨，却一扫《边城》里的伤感。——这一方面，是沈从文受到了湘西苗族迫使何键下台事件的鼓舞，一方面，又来自沈从文对战争或者会“完全净化了中国”的渴望。
《长河》只完成了第一卷。按预定计划，《长河》全篇共四卷规模，打算写到苗族起义军接受改编，蒋介石将其送上抗日前线，企图假日军之手消灭苗族生力为止，完成大时代变动中苗民族和湘西地方悲剧命运的描写。可是第一卷完成后，在香港发表，即被删去一部分；１９４１年重写分章发表，又有都分章节不准刊载。全书预备在桂林付印时，又被国民党检查机关认为“思想不妥”，被全部扣压。托朋友辗转交涉，再送重庆复审，被重加删节，过了一年才发还付印。到全书由开明书店出版时，已经是１９４８年了。
《长河》终于以一部未完成的长篇，留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沈从文传--寂寞之路
寂寞之路
１９３８年三、四月，沈从文搭乘汽车离开沅陵，西行经晃县，出湘境，取道贵州玉屏、贵阳，再入滇去昆明。
到达晃县转车时，人多车少，车票十分紧张，沈从文又是一筹莫展。亏得一位中学毕业的售票员，弄清楚他的身份后，热情地对他说“你就是沈从文？我知道你。别急，我给你弄一个好位子。”其时，由于正处战争时期，汽油匮乏，车辆都自带木炭应急，路况又极恶劣，路上常有翻车事故发生，沈从文乘坐的汽车却一路平安。
经过２０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昆明。先期到达的汪和宗到车站将沈从文接到城里。
临时落脚处，是蔡锷发动反袁战争时在云南的旧居。这是一栋极平凡的小房子，斑驳陆离的瓷砖上，有“宣统二年造”字样。老式的一楼一梯，楼梯已霉朽不堪，走动时便轧轧作响，砖砌拱曲尺形长廊，因风雨剥蚀，早已倾斜。只有院子里两株合抱大的尤加利树枝劲叶茂，勃然有生气。对面是当年五省联帅唐赓萤公馆。那是一座美轮美色的建筑，以其花木亭园名贵一时。中日战争爆发不久，便成了美国驻昆明的领事馆。两座建筑隔路相对，形成奇异鲜明的对比。
站在院子里的尤加利树下，沈从文不由想起历史上默不言功的将军冯异。不求生前的虚荣，不计身后的寂寞，一切有益于民族、人类的事功，皆成于一种沉默的努力中。……自沈从文逃离北平后，夫人张兆和携带两个孩子，留在沦陷的北平，直到１９３８年初，母子三人同九妹岳萌，才途经香港，取道越南河内，沿滇缅线到达昆明。一家人长达一年多的离散奔波，相互间说不尽的思念、担心、痛苦，至此方告结束。
张兆和到达昆明后，沈从文随家眷住青云街六号，不久迁北门街蔡锷旧居，连同九妹岳萌、四妹张充和，与杨振声及其女儿杨蔚、儿子杨起，刘康甫父女、以及汪和宗，组成一个临时大家庭，外加金岳霖寄养的一只大公鸡杨振声俨然家长，吃饭时一大桌，杨面南而坐。刘左沈右，无人指定，却自然有序。我坐最下首，三姐在我左手边，汪和宗总管伙食饭帐。①这时，沈从文已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副教授，第二年转北京上学（当时，西南联大所属各校上课不分开，编制分开）任教授，担任现代文学、习作课程。除教学和写作外，沈从文和杨振声一起，重新开始战前即已起首的教科书的编撰工作。这工作由杨振声领衔主管，却不常来；朱自清一周来一两次；沈从文、汪和宗、张充和则经常在青云街六号小楼上。沈从文任总编辑，分工选小说，朱自清选散文，张充和选、点散曲，兼作注解，汪和宗负责抄写。
不久，昆明就有日机空袭轰炸。每当空袭警报一响，大家携家带口，忙匆匆外出躲避空袭。人们都往城外跑，金岳霖却总要跑进城里，去抱他那只大公鸡。后来，由于日机轰炸频繁、躲不胜躲，沈从文一家搬到了昆明附近呈贡县的龙街，距城十余里的乡下。留住城里的九妹岳萌，在一次轰炸中城里起火时，忙着帮助别人救火抢东西，不料自己的全部值钱物品却被歹徒乘乱劫走。因受刺激太深，承受不住，神经有了毛病。不得已，由沈从文托人送往湘西沅陵，嫁给了乌宿地方一个乡下木匠。２０年后，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缺粮断炊而饿死。
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沈从文和许多热情爱国的学者、教授，成为大受学生欢迎的人物。同战前在北平一样，沈从文一边默默笔耕，一边热情关心、接近那些爱好文学的青年学生，冀望着为文学运动造就一批生力。后来，在文学上取得了出色成绩的汪曾祺、林蒲（美籍华人作家）等人，都是他在西南联大的学生。
记得由西南联大及其他大学爱好文艺的学生所组成的“高原文艺社”，有一次开会，请沈先生演讲。有人曾提到，英国人说，英国能不能保留印度，是次要问题，但英国绝不能没有莎士比亚。而中国呢？日本占领了中国大片土地，日本人错了，我们中国大后方，甚至沦陷区，始终有如沈从文先生一类明智人士，继续给我们指导。失土的收复，是迟早的事！话说得对，说出了人人心上的话了。在漫长的抗日时期，谁不愿拿着自己的血和肉，造成新的长城！主要是建立正确的路向。那时候，沈先生等接近年轻人，处处抗敌御侮，注射了新鲜的血液，教学之余，创办杂志刊物，评论时政得失。……结果，沈先生便受到了左的或右的打击。沈从文的路子是寂寞的！
他是默默地固执地走着他的寂寞的路子。至于接近年轻人，鼓励年轻人，除了为年轻人向国家社会讨回“公平”而不随意折磨之外，就以我个人为例吧，只要你愿意学习写作，无时无刻不可以和沈先生接近。我当时在国内发表的文章十之八九，都经沈先生润色过的，全篇发回来重写也是常有的事。①在沈从文离开沅陵去昆明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老舍被推选为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沈从文到达昆明后不久，收到了老舍的一封来信，请他出任云南“文协”第一任主席。这时，沈从文正痛感文坛龙蛇不一，一些本身没有任何作品，却别有所图的人挤进“文协”来凑热闹，这个认死理的“乡下人”，眼前的现象与他要求于文学运动的“清洁”标准不符，现实总让他失望。世界上任一社会运动都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进行，合目的性与反目的性总是同并时存。因此，他在给老公的回信中问道：究竟是有了作品才是作家，还是进了“文协”就是作家？
对这样的问题，老舍自然无从作答，沈从文出任云南文协主席一事只好作罢。
然而，沈从文并没有置身于抗战文学运动之外，他始终关心着文坛的风云变化，并卷入了抗战时期两次影响极大的文举运动的论争。
１９３９年月，沈从文发表了题为《一般或特殊》的文章，针对一部分作家放弃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将其等同于一般的抗日宣传工作的现象提出批评。文章从社会技术进步导致社会分工的出现，知识学问趋向“专门化”、“特殊化”的历史规律入手，指出文学创作原是一门复杂的劳动，充满了试验，掌握文学性能很艰难，而现在不少人将文学看作一般的政治宣传品，这就导致人们常说的“抗战八股”的产生。因此，文学创作质量的提高，还得在一般的宣传小册子以外想办法。这些人好像很沉默，很冷静，远离了“宣传”空气，远离了“文化人”的身份，同时也远离了那种战争的浪漫情绪，或用一个平常人资格，从炮火下去实实在在讨生活，或作社会服务性质，到战区前方后方，学习人生。
或更担负一种雄心与大愿，向历史和科学追究分析这个民族的过去当前种种因果。这种人的行为，从表面上看来，却缺少对于战争的装点性，缺少英雄性，然而他们的工作却相同，真正贴近着战争。目的只有一个，对于中华民族的优劣，作更深的检讨，更亲切的体认，便于另一时用文学来说明它，保存它。他们不在当前的成功，因缘时会一变而为统治者或指导者，部长或参政员，只重在尽职，尽一个中国国民身当国家存亡忧患之际所能尽的义务。
在说及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时，文章指出：根据我个人看法，对于“文化人”知识一般化的种种努力，和战争的通俗宣传，觉得固然值得重视，不过社会真正的进步，也许还是一些在工作上具特殊性的专家，在态度上是无言者的作家，各尽所能来完成的。中华民族想要抬头做人，似乎先还得一些人肯埋头做事，这种沉默苦干的态度，在如今可说还是特殊的，希望它在未来是一般的。①
１９４２年，沈从文再写《文学运动的重造》②，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批评。文章回顾了战前出现的文学与商业和政治两方面结缘，结果随社会流行趣味盈虚消长的现象，指出这种现象在抗战爆发后有了进一步发展。一些“照例是无作品”和才具平庸、钻营有术的作家，到处附庸风雅，作一切热闹场面上的应酬点缀，导致“作品过度商品化”和“作家纯粹清客化”，文学与这些人的活动纠缠在一起，失去了原有的庄严性，与摆脱“流行趣味”，在创作中沉默努力的作家，如鲁迅、茅盾、丁玲、巴金、徐志摩、朱自清、丁西林、废名、李健吾、曹禺、施蛰存、芦焚、艾芜等人，形成鲜明对照。文章希望通过作家的共同努力，将文学从商界和官场解放出来，使文学作品的价值，从“普通宣传品”变成“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
沈从文在文章中，集中提出的是这样两个问题：一、抗战时期的文学创作，是满足于一般的抗战通俗宣传，还是深入把握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现实，使其成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二、作家是满足于际会风云，以“文化人”身份猎取一官半职，还是甘耐寂寞，在沉默努力中为民族抗战切切实实尽自己义务？在这两个问题上，沈从文的取舍是明确的。
这两篇文章发表后，相继遭到来自左翼文学阵营的激烈批判。他的观点被概括为“反对作家从政论”，并与朱光潜、梁实秋等人的言论联系起来，视为反对作家抗战的反动文学思潮。
１９３９年４月，巴人在《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一文中，有关沈从文的部分里说：在沈从文先生的论点里，是更着重于“专门研究”那是谁也看得出来的。同时他把一般的工作和特殊的工作，截然分为两截，那在他的题目上，也很分明地揭示了。他不说“一般”与“特殊”，而说“一般”或“特殊”。然而，他却把这“特殊的工作”和抗战牵上了一根线，让做特殊工作者有名义特殊下去，这一毒计，是超过梁实秋之上了。
再没有比沈从文先生的意见更明白的了。
中华民族要抬头做人，首先得专门家、作家——多好听的名词啊——埋头苦干，一切一般化的努力，不是中华民族抬头之道。你听：“似乎还得先得——”这有力的声音，是表示什么？停止抗战吧，得过５０年的埋头苦干以后再说！胡适主义的最好注脚，莫过于这一篇高妙的文章了，如果真的照沈从文先生的办法，那么抗战完结，在敌人的鼻息下，“建国开始”，千秋万岁，沈从文也就“懿欤盛哉”了。①１９４３年，《新华日报》连续发表文章，对沈从文的“反对作家从政论”提出批评。文章指出沈从文缺乏区别，将“外在的政治力量限制作家写作和作家自发地在作品中表现政治意识这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混为一谈”；“将那牺牲了自由和生命亦在所不惜的正直的作家们，和那般‘朝秦暮楚’‘名利双收’的群丑们混为一谈”。
我们认为：以政治的权力从外面去限制作家写作固然得不到好结果；而作家在自己底作品之中表现政治见解（使自己底政治观念成为作品的骨干，作品底的血肉，不是附加上去的尾巴），却是当然也是必然的。②“作家从政”，我们也可能反对，但要看是怎样在“从”，而所“从”的又是怎样的“政”。假使是在军阀统治时代，一个作家要以蝇营狗苟的态度，运动作官，运动当议员，那当然是值得反对的事。旧时代的“八不主义”里面，早有“不做官”一条，那倒不失为清高。然而在抗战时期作家以他的文笔活动来动员大众，努力实际工作，而竟目之为“从政”，不惜鸣鼓而攻，这倒不仅是一种曲解，简直是一种诬蔑！③沈从文的观点，同他一贯坚持的文学独立原则相关。一份“乡下人”的倔拗，虽然常常使他陷于偏执，却也保护着他的生命人格的独立，尽管生命人格的独立并不以偏执为前提。这份性格无可避免地造成了他在特定的中国现代文学环境里的孤立。
１９４０—１９４２年间，西南联大的教授中间，出现了一个新的文艺派别，即由陈诠、林同济、雷海宗等人组成的“战国策”派。他们先于１９４０年在昆明、上海编辑出版《战国策》杂志，１９４１年在重庆《大公报》上开辟《战国》副刊，并在上述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以“‘大政治’为‘力母题’”的理论主张。他们以“历史形态学”为根据，将抗战时期的国际形势看作“战国时代的重复”，没有正义人道可言，是“争于力”的时代，从叔本华、尼采的“权力意志”、“超人哲学”出发，提出“英雄宇宙中心论”，主张“英雄崇拜”，反对“民治主义”，认为“实际上社会的进步，是靠少数超群绝类的天才，不是靠千万庸碌的群众”。而与“超人哲学”对立的“民治主义”，“就是提高群众的力量，压迫天才领导的行为”。①在上述理论基础上，提出文学创作的“三道母题”：“恐怖”——“人们最深入，最基层的感觉”；“狂欢”——“时空的恐怖中奋勇夺得来的自由力创造”，它“生于恐怖”，“也必归于恐怖去”；“虔恪”——对自我外“可以控制时空，也可以包罗自我”的存在，即“绝对之体”的发现，从而导致的“在神圣绝对体面前严肃屏屏崇拜。”①“战国策派”的出现，正是国民党对内制造摩擦，压制民主，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向共产党提出军政统一于政府的“统一论”的时候，其理论主张自觉迎合国民党政治独裁的需要。“战国策”派的理论主张在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２年间达到高潮，其发端却起于１９４０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