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０年５月，陈诠在《战国策》第４期上，发表了《论英雄崇拜》一文。文章援引叔本华、尼采的“超人哲学”为自己的英雄观张本，认为欧战中英法的败北，是由于欧洲英美的民主传统，而德国的取胜，则是信仰英雄崇拜的结果。中国自“五四”以来，却效法英美传统，提倡民治主义，以至个性主义抬头，使中国读书人太不崇拜英雄。因此，中国要抗战救国，保持自己的生命自由。主要条件便是“英雄崇拜”，否则，是决没有侥幸的。
陈诠的文章一发表，沈从文立即就写了《读英雄崇拜》，对陈诠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沈从文从“英雄”的实际含义，即“真的领袖”的分析入手，指出所谓领袖人物，并非由于“头脑万能”，不过是“有权居势”，居“提纲挈领的地位”。他的“伟大”，并不靠群众单纯崇拜，反倒靠各方面的热忱合作。陈诠的“英雄”观出于尼采的“超人”哲学，这种英雄，“配上拿破仑性格风度倒刚好合式”。“可惜时代已经过去了”，２０世纪“神的解体是一件自然不过的事情”。如果说“神之再造”还有必要，也绝不是那种超人英雄，而是对群众中“思想观念手足劳动有特殊成就的人，赋予了一种由尊敬而产生的神性”。文章以国际国内著名领袖人物罗斯福、斯大林、孙中山的思想行为为例，阐述了领袖和群众的关系。
英国封一个戏子作爵士，瑞典给一个电影女演员颁发勋章，这是国家有意从群众中产生英雄的例子。罗斯福有时会为足球比赛发发球，斯大林大排场款待从北极探险回来的水手，这又是现代伟大意义不同的例子。这事值得注意处，便是真的领袖都有意将英雄崇拜情绪转移到娱乐或致用分子方面去，个人却承受了“民治主义”一个对于“人”的原则：“领袖也是一个人，不是神，”
他要人相近，不要人离远，要群众信托爱敬，不要群众迷信崇拜。①
文章还指出了陈诠对“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曲解，明显地带着“清末民初遗老口吻”。“五四”以来国家的种种流弊的产生，决非提倡民主和科学之过，恰恰在于“统治方式只注重集权”，救治之道，不在“英雄崇拜”，而在“民治主义和科学精神”。
《读英雄崇拜》是抗战时期最早出现的反对“战国策派”的论文，他的反英雄崇拜，提倡民治主义，将领袖看作一个人，而不是神的观点，是他一贯反对强权政治、主张政治民主的思想结晶。
可是，由于沈从文与陈诠、林同济同在西南联大任教，彼此又是熟人，在《战国策》杂志创办之际，沈从文在该刊上发表过文章，便有人散布沈从文也是“战国策派”的谣言，沈从文自己也收到过询问这事的来信。１９４３年，他在《给一个军人》的回信中，这样回答说：你看过《战国策》，怎么会把我和陈诠先生的主张并提？怎么会以为我是和他同在赞美超人英雄？我只记得陈诠先生写了篇《英雄崇拜》，我写了篇文章驳他，把我和他并提，是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在小刊物上写杂感的技法，与事实完全不相符的。①
沈从文传--昆明冬景
昆明冬景
沈从文又一次开始了每星期往返一次的“周而复始”运动。——自全家迁居昆明呈贡县龙街以后，沈从文每周三天住城里，上课，编教科书，指导青年学生；三天住乡下，写作兼作一点家务。眼下，抗战已到了最困难时期，同昆明大多数教授一样，沈从文一家陷入严重的生活困顿之中，以至常常无钱回家。每到这时，他便先去开明书店借一块大洋做路费，然后坐火车到呈贡，雇一匹老马，走十里路程，回转乡下家中。
此时，沈从文正骑在马上，晃晃悠悠穿越那个必经的宽约七里的大田坪。
沿路一条引水渠道，长年鲜活流水中，无数小虫小鱼，正临流追逐，各尽生命之理；渠道临流处，簇簇野生慈姑，开着的小小白花有如水仙，黄蕊白瓣，成串从中心挺起，勃然有生气；路旁则蓟科野草丛里，翠蓝色小花清雅脱俗，不远处的蚕豆、小麦田里，到处点缀着浅紫色的樱草，花朵细碎而妩媚。不时有羽毛黑白分明的成对鹡鸰，见人来时始惊飞起；浸水田里，常常立着两三只白鹭鸶，清癯而寂寞，似乎有所等待，有所寻觅，……沿路不时有驮面粉和烧酒的小马驰过，赶马人在后面远远地吆喝着“让马！”行人必照规矩下到田塍让路；忽然有两匹马从沈从文身后超出，随即又慢了下来。马上两个２０岁左右的女大学生，一面咬嚼酸梨，一面谈笑。前面一个突然回头，将一个湿淋淋梨核向同伴抛去；同伴笑着一闪，那梨核不偏不斜打在沈从文身上。见沈从文吃了一惊，两个女学生却嘻嘻哈哈放马向前跑去了。
这点小小的人事景象，似乎反倒增加了野外的宁静。沈从文再次获得了与自然对面时的单独。
然而，沈从文的心里却不平静。
长住乡下，在与社会场面、家中亲友隔绝的状态下，已经过了五个年头。一家人在极其简朴生活中，送走连续而来的每一个日子。但仍从各种来信中，看到了当前社会的一个断面，明白这个民族在痛苦中如何接受时代所加在他们身上的严酷实验。来信中提到的，有初入社会年轻人与现实生活对面时所感到的灰心失望，有中年人在诚实工作中接受一份寂寞报酬所感到的郁郁不平，也有战争带来的亲友死亡的消息。２６岁的小表弟黄育照，一个通信连连长，在同日军作战中，为掩护部属抢渡，在华容陈亡；为写文章讨经验，随部队转战各地六年的表弟聂清，也在洞底湖边牺牲了……。既然是战争，就不免有死亡！死去的万千年轻人，谁不对国家前途或个人事业，有种光明的希望和美丽的梦？
可是在接受份定上，希望和梦总不可能不在同样情形中破灭。或死于敌人无情炮火，或死于国家组织上的脆弱，合二而一，同样完事。这个国家，因为前一辈的不振作，自私而贪得，愚昧而残忍，使我们这一代为历史担负那么一个沉重的担子，活时如此卑屈而痛苦，死时如此糊涂而悲惨。①
眼下，在这大后方，物价在飞涨。本地小学教员正照米价算工薪，一个大学校长的收入在四千法币左右，大学教授的收入在三千法币上盘旋，竟不如一个堂信或理发师，一个优秀的图书馆员的薪给不及“资源委员会”的门房。一切近于玩戏法，恰如要一条蛇从一根绳子上爬过，成天为吃饭发愁！为应付生存，闻一多靠出售图章、李晨岚靠卖画、董作宾靠卖字来贴补家用，自己手边还有一批他们托付的图章、字画，正急需代为寻找主顾！……自己家里，日子过得也极窘迫。住处在离滇池五里远近的一个小小村落里，房屋简陋，用作厨房的一间，斜梁接榫处已经开裂，却无钱修理，每逢大雨倾盆时，雨水照例从裂缝处向屋内灌注，即使半夜，也得从床上爬起来，动用盆、桶各种家什，与张兆和轮流接、倒，稍一疏忽，厨房即成一汪水池。不漏雨的两间，因檐口浅，门前水沟常溢水为患，室内常湿漉漉的。最严重的是七八月雨季，每夜都可听见村中远近土墙闷钝的倾圮声。一家人听着这声音传来的方向和次数，坐待天明。因为这种坍塌在自己身边也随时可能发生。家里早已用不起保姆，一切家中大小杂务，都得自己动手。磨刀扛物是自己２０年前老本行；张兆和则负责烧饭洗衣、照看孩子，同时还要去中学教英语；挑水捡树叶，则全家出动，九岁的龙朱，六岁的虎雏，一律参加。吃饭时，粗的细的，干的湿的，家里有什么吃什么，包谷红薯作主粮也是常事。数量不够时，先尽两个孩子吃饱，大人半饥半饱了事。
尽管日子过得极为狼狈，全家人精神却极好。“这是战争！”一个朴素而简单的信念支撑全家人渡过眼前的困难。……
想起几年来挂在自己和家人口头上的这句老话，马上的沈从文有了一种从容和镇定。他深明大义，国家在艰难中，前方在流血，流血的并不少自己的亲友，个人生活艰难是预料中事。可是，一想到昆明城里，国民党治下的种种人事，沈从文的心里又不免痛苦起来。
国民党党政机关的大小官吏仗势枉法，颟顸贪得；文化检查机关压制民主、控制舆论，一个月来，自己的文章就有三次遭到扣压，这些自不必去想它，虽令人气愤却不奇怪。可怕的是一座小小山城，到处是钞票在膨胀，在活动，影响到多数人的做人兴趣。一种可怕的庸俗实际主义，仿佛一场无形的瘟疫，在社会各组织各阶层中蔓延流行。每天能看到的，除了报纸上空洞的论文、不通的演讲，似乎就只有“法币”。商人和银行办事员直接为法币而奔忙，自不足奇；最可悲的现象，是大学里的商学院，每到注册上课时，照例人数特别多。这些人学经济，习会计，目的只在毕业后能进银行做事。一些社会研究所的专家，学图书馆的，弄考古的，学外国文学的，只要有亲戚、朋友、同乡牵线，机会一来，就纷纷挤进银行或相近金融机关当办事员。许多优秀脑子，都给有形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和弹性，以及对“生命”较高的认识。
“我的法币下落了！”
“我的汽油上涨了！”
“我的事业这一年发了５０万财！”
“我从公家赚了８万３！”
…………
无论走到何处，所遇面孔无论生熟，几乎都可以听到类似的声音。谈话里交织着得意与失望，忧心与亢奋，痛苦与欢乐。人类的全部基本情绪只在“法币”的得失上涨落。
这种只注重目前一己得失的情绪，正在人群中蔓延，障蔽了人们的眼睛，忘却了一个中国人身当民族存亡关头做人的责任。
我们眼光注意到“出路”、“赚钱”以外，若还能估量到在滇越铁路的另一端，正有多少鬼域成性阴谋狡诈的木屐儿，圆睁两只鼠眼，安排种种巧计阴谋，在武力与武器无作用的地点，预备把劣货倾销到昆明来，且把推销劣货的责任，委派给昆明市的大小商家时，就知道学习注意远处，实在是目前一件如何重要的事情！①更有甚者，一些人追逐金钱的结果，做人的良心标尺，已被压扁扭曲，失去了应有的完整。
沈从文的眼前浮现出不久前，张兆和一位堂姐来乡下看他们时的情景。
…………
“啊呀呀，三妹，你怎么穷到这样子？还教什么书，写什么文章，跟我出去做生意，包你们发财！”
这位堂姐一进门，一面用眼睛四处打量，一面直嚷。
望着这位堂姐身上入时的衣饰和保养得极好的又白又胖的圆脸，沈从文只觉得眼前的来客气概异常大，灵魂却异常小，他无言以对，心里却起了一丝怜悯。
这位堂姐嫁了一位铁路上的工程师，在这国家困难的年头，却利用职务上的方便，大做投机生意，一时发了大财。这位太太每天要烫两次头，家里小孩一天看三场电影……。生活虽过得有滋有味，生命却无热无光，金钱扭曲了人性，已失去做人的起码良心。家里有一位因战乱逃亡来投靠的寡嫂，却被视异路人。那位已经死去的堂兄叫张鼎和，后改名张璋，共产党员，是一个带传奇色彩的革命者。１９２７年大革命时，在广州被国民党逮捕，关在戏楼上，半夜从监狱屋顶上越狱逃走。３０年代初，入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一边读书，一边从事地下活动，为筹建北平“左联”而奔走，并被当选为北平“左联”的执委。后离开北平返老家合肥乡下从事革命活动，曾夺取枪枝武装农民，与一位地主绅士的叔叔在一栋房子里隔墙互作武装戒备，以至被“张家老围”视作洪水猛兽。后遭国民党军警追捕，逃亡到了日本，又被引渡回来，关押在合肥监狱里，终于被蒋介石下令枪决。１９３５年４月，沈从文创作的小说《大小阮》中的小阮，就是以张璋的事迹作为原型的。
张璋牺牲后，留下一个寡妻和三个儿女。堂嫂是童养媳出身，婚前虽曾随大姑二姑同去张兆和父亲创办的乐益女中读书，不到一年就被家里叫回合肥。抗战爆发后，一个女儿被迫送给了别人。之后，独自带了三个孩子流落到湘西所里（今吉首），靠卖花生、瓜子一类小东西度日糊口，后来又转辗逃难到昆明，寄居在大姑——那位堂姐家里，实际上被当作佣人老妈子使唤。而一切用于嫂子身上的开销，全由公费支出。
…………
这种种的黑暗腐败情形，使得许多读书人精神萎靡不振。
有些教授之流，终日在牌桌上度过。生命俨然无别的用处，只能用花骨头与花叶子去耗费，在牌桌上争胜负，一时输了，脸上下不来，还要自我解嘲似的自言自语：“我输牌不输理！”
想起自己有时也曾劝过一些熟人，不要成天泡在牌桌上，应从大处远处着眼，却常常话不接头，似乎自己反无是处，沈从文不觉皱了皱眉头。
“国家到这样子，全是过去政治不良，不关我的事！我难受，我能干什么！我不玩牌更难受！”——有的照例装洒脱，带着一副聪明又痛苦不过的神情。
“你以为你一个人对国家特别热忱？你去‘爱国家’，好！我玩牌不犯法，比贪官污吏好得多！”——又有人恼羞成怒，反唇相讥。
十年前，沈从文在船上遇到一个大学生，谈到个人对国家民族应尽的责任、对人类未来应有的理想时，那位大学生说：“这世上一切都是假的，相信不得，尤其是关于人类向上的书呆子的理想。我只见到这种理想和那份理想冲突时的纠纷混乱！我在大学读过四年书，所得的结论，就是绝对不做书呆子！”
望着眼前的虚空，沈从文从这十年前后的联结里，看到了民族中因循堕落的因子，及其传染浸润的连环。将眼前河山的丰腴与美好，与人事上无章次两相对照，从这个无剪裁的人生中，他似乎触到了“堕落”二字的真正意义。
战争已经进行了几年，前方战事虽屡屡失利，整个民族却不气馁。虽然已有万千人民死亡，无数财富被毁，仍然坚持抗战，就因为这背后还有一个庄严伟大理想，使我们对于忧患之来，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忍受。可是，如果一部分读书人所梦想，所希望的，只是餬口混日子，缺少追求一个伟大道德原则的勇气，并相互浸润传染，战场上尚未完全败北，精神即见出败北趋势，我们这个民族明天怎么办？
这不成！这不成！人虽是个动物，希望活得幸福，但是人究竟和别的动物不同，还需要活得尊贵！……如果真正多数的幸福，实决定于一个民族劳动与知识的结合，就应当从极合理方式中将它的成果重作分配。当前实在需要一场“清洁运动”，将现代政治的特殊包庇性，现代文化的市侩气，以及三五无出息知识分子提倡的变相鬼神迷信，在年轻生命中形成的势力、依赖、狡猾、自私诸倾向，完全洗刷干净，恢复头脑应有的纯正与清朗，认识这个世界，并在人类驾驭钢铁征服自然的才智竞争中，接受这个民族一种新的命运。
这也就是一场战争，一道需要在精神上修复建筑的无形防线。……
离家已经不远了，杨家大院的房舍的轮廓已清晰可见。沈从文知道，家里此时正有来自各处的信件，等着自己拆看。几年来，他的相当一部分精力与时间，就花在给各种生熟朋友的回信上。这些回信传递出沈从文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既鼓励那些在各方面服务的生熟朋友，其中，有下级军官、士兵、大学生、银行职员、小学教师、文学青年……，在艰苦努力中为民族抗战效力，同时也是一种自勉。信中，有对抗战形势和前途的分析，有对身当民族危急时期基本的做人态度的阐述，有对文学运动在抗战中的意义的估价，以及一个文学工作者必经途径的建议……。其中的一部分，已结集为《云南看云集》出版。此时，这些信件中的字句又断断续续爬上沈从文的大脑皮层。
……恶邻加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忧患，分量虽然不轻，然而近２０年来（也可以说是白话文运动以来），所产生的民族气概，一点自尊心和自信心，却一定担当得起这种忧患。所以“不久胜利”虽近于一个空话，“招架得住”业已表现于多种事实。既招架得住，争取时间便成为我们胜负的关键。以目前情势说来，乐观是有理由的。
一个朋友对于日本人的失败，说得很有意思。朋友以为日本人的支那通，只懂中国唐宋时代文学，民初军阀时代的政治。中国方面较深一点的文学作品，所表现这个民族的伟大感情伟大思想，照例看不懂。较浅一点的，如近２０年来的白话文所煽起的民族的热情，表现这个民族进步的情形，也照例不明白。……只学会用他本国流氓勾搭中国失意军阀和油滑政客，以为可以得到成功，不能不大大摔一个跟头。支那通把近代中国由于文学革命以后，将文学当工具，从各方面运用，给国民的教育，保有多少潜力这一件事根本疏忽了。①你不要因为职务卑微就感到自卑，不要因为事情平凡就感到自轻。国家正在苦难中挣扎，凡有做一个中国国民良心和气概的人，总都明白要国家从困难中翻身，得忍受个人那一份不可免的牺牲，虽事事受挫折，却不丧气，不灰心，更不取巧为个人出路担心或分心。一定明白个人出路问题小，民族兴衰国家存亡的问题大。……你活下一天，就得好好的尽职。不幸倒下去，就腾出空地，让更年轻勇敢的小朋友填补上去。个人可死去，必死去，国家民族却决不能灭亡，更不应该把四千年来祖先刈草焚林开辟出来的一片土地，听它断送到少数民族败类和少数顽固、糊涂、自私、懦弱读书人的消极颓废行为中！②
要紧处或许还是把生命看得庄严一点，思索向深处走，多读些书，多明白些事情，了解人之所以为人，从生物学上说来，不过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动物，虽复杂依然脱不了受自然限制。……然而从人类发展史上看来，这生物也就相当古怪。近百年来知识的堆积，工具的运用，已产生不少奇迹，能明白人之所以为人兽性与神性的两方面，就一定会好好的活个几十年，不至于同虫蚁一样了。①
如果文学运动的意义，是要用作品燃烧起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情感，增加他在忧患中的抵抗力，增加一点活力，据我私意，若照当前一些文学掮客抢群众的方法，是不会有真正成就的。他得有好作品，方可望办到！
要有好作品就要作家耐得住寂寞，用一个比较诚实素朴的态度来从事工作，３０年还只是个假定，事实上是应当终生努力，到死为止的。好的文学作品应当有教育第一流政治家的能力，可是如今一部分作家，却只打量从第三流政客下讨生活。我的意见受许多人批评，以为不切实际，也是极自然！②…………
终于到了屋边那条溪流的长堤上。平时，沈从文一家就是从这条溪流中取水，以供家用的。此时，七岁的虎雏正站在溪边，将竹叶折扎成的小船，放入溪渝取乐。这是一位生活孤独性情纯厚的诗人朋友，来乡下沈从文处作客时，带孩子散步所作的游戏的继续。那时，他们常在小船上装饰一点红白野花，一点玛瑙石子，以及诗人朋友心之一隅单纯忧郁的希望，孩子一点天真的痴愿和幻想，望着小船乘流而去。小船去不多远，就一定会被鹡流和河岸转弯处的漩涡搅翻。然而，在诗人的想像里和孩子的心中，小船在星光虹影里，正扬帆远去，并终有一天会到达彼岸。
看着眼前孩子游戏的情景，以及滇池上空如焚如烧的晚云，镶嵌在明净天空中一弯淡淡的新月，沈从文不由得轻轻叹了一口气。
沈从文传--烛照抽象人生之域
烛照抽象人生之域
沈从文居住的村落，距云南著名的滇池只五里远近。由长住乡下与外部隔离所产生的孤寂，混和了一份现实引起的痛苦，沈从文常常在写作与家务劳作之余，独自来到村外的小山岗上，看滇池上空的云起云飞。
云南因云而得名，特点之一，就是天上的云变化出奇。——西藏高原的冰雪融化蒸腾，南海常年吹来的热风，在滇池上空经造化神奇之手制作的产品，色调异常单纯，单纯中反见出伟大。晴日黄昏时节，天上一角有时黑得如一片漆，颜色虽黑得异常，在人的感觉中却十分轻灵，有赵雪松所作《秋江叠峰》画卷神气。在别一地方，“乌云蔽天”照例是“大雨滂沱”征兆，云南傍晚的云越黑，越表示明天晴光满天。它不像河南的云一片黄，似乎抓下一把来就可作窝窝头；不像湖南的云一片灰，长年挂在天空；也不像青岛海面的云，五色相渲，千变万化，引人起轻快感、温柔感，煽起人无涯际的幻想。
各地云的样式和色彩，也影响到人的性情，人与云似乎有一种稀奇的契合。北方的云厚重，人也同样厚重；河南的云粗中有细，人亦粗中有细；湖南的云虽无性格可言，桔子辣椒却在这种云气下成熟，增加了湖南人生命的发展性和进取精神，云南的云素朴，人也挚厚而单纯。
因云及人，沈从文不觉游目四瞩，环顾周围日光云影下的各种生命。
四周是草木蒙茸枝叶交错的绿荫，十丈外的溪流长堤上，松柏作成的一朵朵墨绿色长行排列；稍近处，柿子树疏朗的枝杈间，果实明黄照眼。左侧远处公路上，尤加利树摇摇向上直矗，叶片柳条鱼似的在微风中闪着银光；近处园地土坎边，仙人科植物一直向前延伸，肥大的叶片绿得哑静。身后高地上一片高粱。枝叶已由青泛黄，各顶着簇簇紫色颗粒，见出人力与自然结合的庄严。从前边松柏树间隙处望去，是一片远近浅淡的绿原。
沈从文觉得自己被绿色所包围，所征服。绿色在流动，像一部伟大的乐章，在时间的交替中鸣奏。虽然眼前一切，因绿色分配比例的不同，产生着各种差异，它们却综合成一种比乐律更精微的境界。在这境界中，沈从文觉得没有了对生命的痛苦与愉悦，也消失了对人生的绝望与希望，人仿佛与自然融为一体，谐和中还突出了一份自然的明悟，文字无法表现它，音乐也无从为力。
眼前的景象似乎正与人生契合，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因为生命绿色所占比例分量不同，人生被分割成各种不同等级的样式。——脱去自然与人生的具体形色，沈从文正步入一个抽象的人生之域。
人是特殊的动物，即眼前所谓生物的一种，也吸收阳光雨露，需要吃、喝与种族的繁殖延续，努力在各种环境中适应生存。这是人与其它生物所共有，人终不能完全摆脱谋求“生活”的兽性。人之所以为人，从生物学上说来，不过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动物，虽复杂依然摆脱不了受自然的限制。因新陈代谢，只有一个短短的时期得生存到阳光下。①然而，人又终究不同于一般的动物。除了衣、食、住、行和生儿育女，即“生活”，人之为人，应当还有超越单纯“生活”的神性，一种属于人生高尚理想与情操的精神活动，这才是区别于动物的人的“生命”。金钱对“生活”好像是必需的，对“生命似不必需”。②
人不能没有“生活”，否则“生命”便无所附丽。然而，仅仅有“生活”而无“生命”，人就与动物无别，是一种生物学上的退化现象。③
极少人能避免自然派定的义务：“爱”与“死”。人既必死，就应当在生存的时候知所以生，故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多数人以为能好好吃喝，生儿育女，即可谓知生。④事实上我们如今还俨然生存在萝菔田中，附近到处是“生命”，是另一种也贴近泥土，也吸收阳光雨露，可不大会思索的“生命”。⑤还有更甚者。当前少数人“生活”的幸福，原来完全基于一种不义的习惯。人生受物欲控制，丧失了起码的做人良心，人性因之丧失净尽，“巢许让天下，商贾争一钱”；在争让中就可见出所谓人生的两极。这两极分野，并不以教育身份为标准。换言之，就是不以识字多少或社会地位大小为标准。许多不识字身份低的人，抗战几年来为民族做出的种种牺牲，已尽人皆知。即如一般手足贴地的农民，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努力中也感到了四时交替的严肃和生存的庄严。而许多所谓场面上人，事实上说来，不过如花园中的盆景，被人事强制扭曲成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①
由此看来，“生活”与“生命”，是构成人生的既相联系又相矛盾的两个基本成份。人生若从深处看，一切冲突皆由“生活与”“生命”的矛盾而生。
生命具神性，生活在人间，两相对峙，纠纷随来。②
人类的历史，若从抽象的角度看，似乎贯穿着“生活”与“生命”的基本冲突。“生命”在它的历史行程中，呈现出不同的演变形态，而“变”中又有“常”。在湘西少数民族原始遗留里，晃动着“生命”的原始影像。这是生命的原生态。它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契合”，是非爱憎不为金钱所左右，切近生命的本来。然而，这到底只是一种历史的残余。一方面，它只能与过去的环境相连结；一方面，它虽近“生命”本来，却又“其生若浮，其死则休”，单调又终若不可忍受，缺乏进一步发展的知识与理性。两百年来湘西的历史演变，更见出这种生命形态与变化了的环境的不相协调，是怎样从原始自由陷入蒙昧自在。原始的信天守命观念，限制着人的理性精神的苏醒，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已陷入怎样一种悲惨的人生境地。如不思改造，就无法在现代世界竞争生存。然而，生命者，只前进，不后退，能迈进，难静止。①它应当而且能够挣脱现实的茧缚，从自在走向自为，自外获取知识，激发理性，扩大人格，信守生命本来，掌握住自己的命运，并恢复独立与自由。按照预定的计划，走向理性指引的目的。“生命”的发展还不即此为止。个体生命的自由与独立不是“生命”的发展的终点。“生命”的明悟，使一个人从肉体理解人的神性与魔性如何相互为缘，并明白人生各种型式，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之外，②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一点力量，粘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③③对人类的远景凝眸。生命之最高意义，即此种“神在生命本体中”的认识。④然而，历史的实际发展似乎正与这种“生命”行程取不同的方向。人类知识的堆积，工具的进步，已能驾驭钢铁，征服自然。可是，人类间大规模的相互残杀，一切基于不义习惯的掠取，似乎与人类理性相背离，与愚蠢在情绪上好像又有种稀奇的结合。这大约是“工具”与“思想”发展不能同时并进的结果。①现代文明与“生命”的发展异途，人性被金钱扭曲，正形成一种无章次的人生。
“蝗虫集团从海外飞来，还是蝗虫”。如果是虎豹呢，即或只剩一牙一爪，也可见出这种山中猛兽的特有精力和雄强气魄！不幸的是现代文化培养了许多蝗虫。在都市高级知识分子中，特别容易发现蝗虫，贪得而自私，有个华丽外表，比蝗虫更多一种自足的高贵。②而且，现代社会的一切有形秩序与无形观念，几乎全都出于对这种现实的适应与认同。
所有各种人生学说，无一不起源于承认这种种，重新给以说明与界限。更表示对“自然”倾心的本性，有所趋避，感到惶恐，这就是人生。③……日月运行，毫无休息，生命流转，似异实同。唯人生有其庄严处，即因贤愚不等，取舍异趣，入渊升天，半由习染，半出偶然；所以兰桂未必齐芳，萧艾转易数荣，人生因此转趋复杂。
凡此一切，智者得之，则生知识，仁者得之，则生悲悯，愚而好自用者得之，必又另有所成就。不信宿命的，固可从生命变易可惊处，增加一份得失哀乐，正若对于明日犹可凭知识或理性，将这个世界近于传奇部分去掉，人生便日趋于合理。信仰宿命的，又一反此种人能胜天的见解，正若认为“思索”非人性本来，倦人而且恼人，明日事不若付之偶然，生命亦比较从容自在。不信一切惟将生命贴近土地，与自然相邻，亦如自然一部分的，生命单纯庄严处，有时竟不可仿佛。至于相信一切的，到末了却将俨若得到一切，惟必然失去了用为认识一切的那个自己。①面对这种现实人生，我们该怎么办？……一只细腰大头黑蚂蚁，此时爬上了沈从文的手背，仿佛有所搜寻。它偏着头，缓慢地舞动两支细长触须，似乎带点怀疑神气，向沈从文发问：“这是什么东西，它对你有什么用处？”
我这个手爪，这时节有什么用处？将来还能够做些什么？是顺水浮船，放乎江潭？是哺糟啜醨，拖拖混混？
是打拱作揖，找寻出路？是卜课占卦，遣有涯生？②这不成！这不成！难道“生命”的进程与历史的行程异途，是人类不可避免的一种宿命？
沈从文抬眼望去。远处，新收割不久的田地上，一些绿色点子在白色残余禾株间勃起——庄稼收割后种下的蚕豆新芽，已普遍突破坚壳，解放了生命，已变成一片绿芜。近处，一些草木的银白色茸毛种子，在微风中飞扬旅行，一些成熟的豆荚，发出爆裂时轻轻的声响。自然界生命的进化，正在长期的选择与试验中进行，象征着生命所表现的种种意志。
支配人类命运的，是理性还是情感？是意志还是偶然？“生命”的发展，无从离开理性或意志，可是人生中却充满了与之对立的“情感”与“偶然”。非理性的情感与非必然的偶然，是“生命”有计划按理性支配人生的巨大魔障。从消极的角度看，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①人生中到处是偶然与情感设下的陷阱，稍一不慎，便不能自拔。而且，如果能依靠理性和意志改变命定，那么，又有什么可供我攀援？
沈从文凝视着眼前的虚空，这个民族历史上留下的儒、释、老种种人生学说，一一从脑海里掠过。顷刻间，沈从文俨若沉溺到一个无边无际的海洋里，把方向完全迷失了。只看见用各式材料作成的装载理想的船舶，已被风浪摧毁，剩下些破帆碎桨在海面漂浮，试伸手有所攀援时，方明白那些破碎板片，正如同经典中的抽象原则，已腐朽到全不适用。②“我想呼喊，可不知向谁呼喊！”①沈从文仿佛感到了与中外历史上一些著名文学家心灵的沟通，触到了他们一生追求之后，为何最终自杀的秘密：任何时代，一个人脑子若从人事上作较深思索，理想同事实对面，神经张力逾限，稳定不住自己，当然会发疯，会自杀！②……百年之后，假若有好事者将我这个已用文字作成的记载加以检查，一定会说：“这个人在若干年前已充分表示厌世精神。”
事实上我并不厌世。人生实在是一本大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翻到个人所能翻看到的最。而且必需慢慢的翻。我只是翻得太快，看了些不许看的事迹。③
…………
长时间在抽象人生之域探寻，在一大堆抽象法则上，沈从文感到十分疲劳，有点茫然自失，不知如何是好。他不由长长吁了一口气。他站起身来，想向原野尽头的村落，伸出手去——
“给我一点点好的音乐，萧邦或莫扎特，只要给我一点点，就已够了，我要休息在这个乐曲作成的情境中……”
于是，他耳边仿佛真起了一种乐音，使他获得了心灵的平衡。这乐音渐渐淡去，使他重又恢复了与自然对面时获得的静穆。……可是，不多久，那乐音重又响起，他觉得心里重又起了一丝躁动。想起受制于“偶然”、“情感”的人类命运，沈从文的心里又有了不平。
一切奇迹都出于神，这由于我们过去的无知。新的奇迹出于人，国家重造、社会重造全在乎意志。①种族延续、国家存亡在乎“意志”，并非东方式传统信仰的“命运”。②
屈原的愤世，庄周的玩世，现在是不成了。理性在活生生的人事中培养了两千年，应当有了些进步。③“意志”的培养从何着手？中华民族既然是个受文字拘束了的民族，进步的希望就依然还建立在文字上。历史遗留下的各种经典既然已全不适用，就应当重造经典。用新的抽象原则，重建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由于因缘时会，自己凑巧得到名为“作家”的职业。虽是“职业”，却无从依靠它“生活”。但它束缚住了自己的“生命”，将终其一生，无从改辙，自己不能休息，也无权休息，再过一会儿，就要重新回到“人间”去，到都市或村落，钻入官吏颟顸贪得的灵魂里，中年知识阶级倦于思索，怯于怀疑的灵魂里，年轻男女青春热情被腐败势力虚伪观念所阉割后的灵魂里，来寻觅，来探索，超越通常个人爱憎，去明白“人”，理解“事”，分析人事中那个常与变，偶然与凑巧，相左或相仇，……种种情形所产生的哀乐得失样式。从中剪取可望重新生长的好种芽，即或它是有毒的，如果能加速旧有组织的糜烂，我也要得到它，设法好好使用它。①
你这个对政治无信仰对生命极关心的乡下人，来到城市中用人教育我，所得的经验已经差不多了。你比十年前稳定得多，也进步得多了。正好准备你的事业，即用一支笔来好好的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２０世纪生命取予形式，也结束了这个时代这种情感发炎的症候。你知道你的长处，即如何好好的善用长处。成功或胜利在等待你，嘲笑和失败也在等待你。……成功与幸福，不是仙人的目的，就是俗人的期望，这与我全不相干。真正等待我的只有死亡。在死亡来临以前，我也许还可以作点小事，即保留这些“偶然”浸入一个乡下人生命中所具有的感情冲突与和谐程序。我还得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②可是，这一份痴心幻念，却与目前现实抵牾。追究“生命”意义时，即不可免与一切习惯秩序冲突。③也许，这是自己的长处，同时也正是自己的弱点。或者，终其一生，也无法改变。
我正感觉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生命中储下的决堤溃防潜力太大太猛，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后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①然而，也用不着绝望。从几年来民族抗战中无数下层官兵的实际表现中，从那些手足贴地与自然为邻的乡村灵魂里，我攀住了一样东西——这个民族在忧患中受试验时一切活人素朴的心，沉默中所保有的民族善良品性，②虽经时代巨压，受尽挫折、摧残，终于没有死灭，并将重新发芽生根。“生命”的内在潜能，必将引导民族与人类向高处走。眼前的许多事实，虽不免令人失望，民族及人类未来的远景却不会让人灰心，“时间”将会对此作出证明。
唯一的医药还是“时间”。时间使一个时代的人类污点也可以去尽。③
沈从文传--重返北平前后
重返北平前后
东方的天边已经泛亮，又一个黎明降临了。
沈从文搁下手中的笔，从书桌前站起，轻轻地开了门，来到屋外，然后径直朝滇池方向走去。
清晨冰凉的空气，直通入沈从文大脑神经中枢，不仅驱除了一夜伏案写作的疲乏，而且头脑反具少有的澄澈清明。一会儿，太阳出来了。野外各种生物一一从睡梦中醒来。到处是朝露。一些知名不知名的野花，在露水朝阳中，显现出一种近乎纯粹的神性、自然的巧慧与生命的庄严。战争终于结束了。８月１５日，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那天夜里，在沈从文居住的这个小村子里，最先得知消息的彼得，一个６０岁的加拿大老人，提了一个搪瓷面盆，一面发疯似的狂敲，一面满村子里乱转，各处跑来跑去报信。那情形给沈从文的印象十分鲜明，正如同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南苑，微雨中从北平上空掠过时所得印象相仿佛。这是位于一场大规模人类战争起点与终点线上，两个并不壮观的微小景象。然而，在这条线起讫点之间，却是长达八年的“时间”。填补这段空隙的，是万千人民的死亡流离，无数名城大都的毁灭，万千人民理想与梦的被蹂躏催残，万千种哀乐得失悲欢的交替……。热泪湿了沈从文的眼睛，心里反有了过去八年战争进行中少有的悲壮沉重。
今天已是９月９日，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结婚纪念日。事有凑巧，从报上载明的消息中，沈从文得知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仪式也将于今天在南京举行。几天前，沈从文已邀约了几个在昆明的朋友，来乡下相聚，一则酬答夫人十余年来操持家务的劳累，一则庆贺战争的胜利结束。昨天夜里，他写成了一篇题为《主妇》的小说，作为送给张兆和的礼物。９年前，在结婚３周年时候，他也曾以同样方式，写过一篇同题小说，送给张兆和作纪念。当时张兆和看过文章后，与沈从文打趣说：“你画得很像。可是，你为了词藻美丽，恰恰把我的素朴忘了！”
……滇池已在沈从文眼前铺开。水波在阳光中泛亮，一片碧水中，西山群峰在岚气湿雾中如一线黛绿色长眉。大自然的庄严神奇，使沈从文心动神摇。滇池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吸力，要牵引他朝湖中心走去。他又一次触到了“自然”与“生命”。
——“自然的神性在我心中越加强，生命的价值观越转近一个疯子。”
——“你比谁都显得少不更事，就因为你缺少人必需的那点‘平常’！”
耳边响起张兆和责备的声音，沈从文才记起清早出门，已忘了给家里打招呼。这时，张兆和说不定正为自己担心——到了该回去的时候了。想起那个“素朴”，沈从文在路边采摘了一把带露的蓝色野花，然后急匆匆跑回家去。
果然，张兆和正等在屋门口。她感到有点劳累，有点疲乏。结婚十余年来，她不仅要养育孩子，操持家务，应付一家人的“生活”，——沈从文是那样不会“生活”，而且要学习驾驭这个耽于幻想的不驯服的山民艺术家，精确而适时地将他从想像中拉回现实，像一个平常人一样去适应“生存”。别人用美丽的词藻去征服读者，他却照例用手中的笔征服自己，常常为想像弄得十分软弱又十分倔犟，在人事上比一个孩子还天真幼稚！时常在幻想中从星光取火，得到后又沉溺于另一个想像，无从挣扎，终于死去……，在一种习惯方式中恐吓自己。对生命的忧患，折磨得他永远不得安宁，却又无从离开这种想像。正如同一团离奇的星云，非得用一种极精微数学公式，才能将他捉住，放入正常的运行轨道。见沈从文回来，张兆和抱怨说：“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不说一声，孩子们都找你去了！”
瞥见沈从文手里的野花：“为了这个好看，忘了别人的着急。”
“不，正因为想照９年前写篇小说，纪念９月９日。文章还是那个题目，我却取得了那个‘素朴’，你瞧它蓝得多好看！”回到屋内，张兆和一边将花插入白瓷敞口瓶内，一边说：“你猜我想说什么？”
“你在想，‘这礼物比什么都好！你的故事写完了，好好地睡两个钟头。１０点钟我们再去火车站接客人。你太累了！’我将说，‘不，我不过是这一天有点累，你却累了１２年！我想起就惭愧难过！’”
“哟，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你说惭愧！”
从张兆和不甚自然的微笑中，沈从文依稀看见了一点泪光。……
１９４６年夏，沈从文一家离开了云南。因张兆和准备回苏州住一段时间，沈从文送母子三人到苏州后，独自先期回到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