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沈从文即走到北平大街上散步，寻访阔别９年的古都。一切都十分熟习，似乎又有点陌生。天安门新油漆的高大门楼前，停放着一堆庞然大物。８个或１０个轮子，托着厚厚的钢铁躯壳。一根长长的管子斜斜伸出，霸道地指向天空。外面虽用一层油布罩着，沈从文却明白那是用来屠杀中国人的美国坦克。不时有一辆辆６轮大卡车，满载了新征发来的壮丁，向城外驶去。沿路可见拦路铁网，有武装岗哨守住路口，对往来行人实施搜身盘查。还在昆明时，沈从文就常听人以新八股腔调议论国事说：“此后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是商业中心，北平是文化中心。”可眼前的现实却俨然最不留情面的讽刺，政治中心照例拥有权势，商业中心照例拥有财富。目前南京虽有权势，上海也有财富，却一律打上了“美国”标记，两个中心原来与老美不可分！而北平这个“文化中心”，也正在用美国的军事装备来点缀！抬眼望望北平的秋空，有成群白鸽正振翅飞过，与目前现实极不协调。北平沦陷了８年，再加上种种新的政治忌讳，居然还有这种带象征性的生物，敢于在空中自由飞翔。拦路铁丝网前，此时正有两个衣冠齐整的绅士，下车等候检查，样子谦和而恭顺。这两位衣冠人物近１０年一定不曾离开北平，在日本人统治下困辱了１０年，已成了习惯，对眼前的新现实反倒更容易适应！
街上依然到处都是人。可是许多人一眼看上去，神气间却有相通处。——睡眠不足，营养不足，从台面上的伟人，到羊肉馆掌柜，都显出一种疲倦或退化迹象。还有市侩官僚、下流侦探、改装汉奸混杂其间，正暗中策划从日本人手里抢收某项产业，或以过去一时与日本人打交道的方式，重新加入某种文化活动……。
然而从深处看，这种人却又一律有种做人的是非与义利冲突，羞耻与无所谓冲突而遮掩不住的凄苦表情。
……我们是不是还有办法，可以使这些人恢复正常人的反应，多一点生存兴趣，能够正常的哭起来笑起来？我们是不是还可望另一种人在北平不再露面，为的是他明白羞耻二字的含义，自己再不好意思露面？我们是不是对于那个更年轻的一辈，从孩子时代起始，在教育中应增加一点什么成份，如营养中的维他命，使他们生长中的生命，待发展的情绪，得到保护，方可望能抵抗某种抽象性疾病的传染，方可望于成年时能对于腐烂人类灵魂的事事物物，能有一点抵抗力？①再看看大街两旁，沈从文始发现满街人家屋檐下，都挂了一面青天白日旗。今天是个什么节日？问问旁边铺子里的人，原来今天是孔子生日，全国教师节，北平正准备举行８年来第一次祭孔大典，全国各地也将于同一天举行典礼。这次苏州之行在平江府见到的那个文庙的影像，此时浮凸于沈从文的脑际。那文庙已是一片荒凉，两廊已变成马厩，几十匹军马，正由一排老兵看守豢养。两相对照，沈从文有了一种滑稽的感觉。这些军马今天要不要牵出，好让一些老教师进庙行礼？军马可以暂时牵出，正殿上那些无法计数的蝙蝠，又如何处理？师道在仪式上被尊重，可是在许多地方，教师却仍在军马与“蝙蝠”中讨生活。现实到处都是喜剧，然而从深处看，却不免令人起悲悯感、痛苦感。
就在沈从文重返北平的同一个月，在美国政府的援助下，国民党撕毁了与共产党达成的停战协定，集结５０万大军，在安徽来安至江苏南通的８００里战线上，向共产党领导的苏皖解放区大举进犯。由国民党挑起的全国内战终于爆发。抗日战争结束不到一年，战争的阴云又一次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全国内战的爆发，击碎了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和平民主建国的梦想。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黑暗，因物价飞涨导致的生活困顿，改变着许多人的人生态度。有的拍案而起，投入反内战、争民主的群众运动；有的失去了精神平衡，陷入对现实的绝望。重返北平的沈从文，住在中老胡同北京大学宿舍。同时住在这里的，还有废名、朱光潜、冯至等一大批学者、教授。这时，内心的极端孤寂，已使废名的精神濒临崩溃，试图从宗教中寻求心灵的解脱。每天早晚，他都要打坐参禅，并常常“走火入魔”，在一种近乎迷狂状态中，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情形十分凄凉。沈从文理解他的心境，并能体验废名心灵深处的创痛，经常去废名处，陪他说说话。这时，沈从文也正阅读佛经典籍如（云芨》之类。废名一见沈从文，就说：“从文，你不要学什么道，要学就跟我学。‘道’就在我这里！”
然而此时，沈从文并不想悟“道”出世，一回北平，他就成了个大忙人。由于是在抗战胜利后复员归来，加上抗战前在北平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和基础，沈从文同许多著名作家、教授一样，正受到青年学生和社会各方面的欢迎。除了继续留在北京大学任教，沈从文还同时担任了四个大报文学副刊的编辑。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由沈从文署名主编，北平的《经世报》（由杨振声署名主编），《平明日报》文学副刊的实际编务由沈从文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因战前的旧关系，也邀请沈从文参与编辑。于是，教学、写作、编辑文学副刊、指导学生组织的文学团体，接待不断来访的客人，填满了沈从文的生活日程。
北大好些教授住在中老胡同北大宿舍，我常常到中老胡同沈家小小的院宅中去。到沈家谈天、吃茶、吃饭的客人很多，有教授，有作家，更多的是年轻人、学生和一些别的人。虽然沈从文是个大忙人，写小说，在北大教课，款待来客，我去时他总找时间同我谈天。虽然他一口湘西土音我只能听懂一部分，我却很喜欢听他谈话。①
这一切，在沈从文的主观世界里，都是围绕着一个宏心大愿进行的。即为着复兴文学运动，“重造经典”，以改造民族的精神。为着这个目的，他将文学的社会功用放到极重要的地位，将其视为社会前进的杠杆：“文字犹如武器，必好好用它，方能见出它的力量。诚如康拉德所说，‘给我相当的字，正确的音，我可以移动世界，”。“凡希望重造一种新的经典，煽起人类对于进步的憧憬，增加求进步的勇气和热情，一定得承认这种经典的理想，是要用确当文字方能奏效的”。①——在他的全部活动中，都寄托了这一份书呆子的理想。
然而，沈从文的努力仍然结出了果实。他所主编的文学副刊，在平、津一带，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一如当年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沈从文十分注重青年作家的培养。单是诗歌创作方面，经常在这些文学副刊上发表作品的，就有穆旦、郑敏、陈敬容、袁可嘉、杜运燮、李瑛、柯原等人。在４０年代中国文坛上，穆旦、郑敏、陈敬容、袁可嘉、杜运燮等人形成的象征诗派，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李瑛、柯原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诗坛中坚。对这些文坛生力的出现与成长，沈从文感到由衷的喜悦。１９４７年，他著文评论说：
本刊由我发稿５０期中，载了不少新诗，各方面的作品都有，得到不少读者来信鼓励，也有一二读者来信责备我不懂诗，所以，净登载些和编者一样宜于入博物院的老腐败诗作！这些善意读者可想不到在刊物上露面的作者，最年轻的还只有十六、七岁！即对读者保有一崭新印象的两位作家，一个穆旦，年纪也还只２６岁，一个郑敏女士，还不到２５。作新诗论特有见地的袁可嘉，年纪且更轻。写穆旦及郑敏诗评文章极好的李瑛，还在大二读书，写书评文笔精美见解透辟的少若，现在大三读书。更有部分作者，年纪都在２０以内，作品和读者对面，并且是第一回！所以读者这种错误责备，对编者言反觉光荣。……这小刊物的明日理想，一定将依然是活泼青春的心和手，写出老腔老气的文章。①可是，这时的中国，一个青年作家的出现与成长，是背负了怎样一种社会重压！政治无民主，生活无出路，许多人都是在艰难的环境里挣扎。对他们遭遇的种种困难与不幸，沈从文都能感同身受，并尽自己所能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１９４７年９月，沈从文收到一位从未识面的青年诗人的来信，信中叙说了自己家中遭到的不幸。沈从文立即在报上登出一则“启事”：
有个未识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个“乞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解除一点困难，又有余力作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位作家卖２０张条幅字，作为对于这种善意的答谢。这种字暂定最少为１０万元一张，我的办法是凡是要我字的，可以来信告我，我寄字时再告他如何直接寄款给那个穷作家。这个社会太不合理了，让我们各尽所能，打破惯例作点小事，尽尽人的义务，为国家留点生机吧。
你们若觉得我这个办法还合理，有人赞助，此后我还想为几个死去了的作家家属卖半年字。这些人的作品，可能是你们在作学生时代常常接触，影响到你们很大，他们的工作意义极有助于文学进步和社会重造，却死于工作辛勤或时代变乱中。我们值得从这个方式上表示对于人类的爱和文化知识的尊重。扩大我们的爱憎和尊重，注入于我们工作中，生活中，信仰中，社会明天就会不同得多！
沈从文启１９４７年９月这位未识面的青年作家，就是诗人柯原，时年１６，就读于河北高等工业学校，参加进步文学团体，经常在沈从文主编的《益世报》、《平明日报》的文学副刊上发表诗作。３０多年后，柯原回忆这段往事说：１９４７年秋，我的长期当小职员的父亲，因年老被裁失业，患了急性肺炎。当时医疗费十分昂贵，如今很普通的一小瓶盘尼西林（青霉素），当时就要１０几万法币，我家中只靠姐姐当小学教师的微薄工资，以及亲友的接济度日。父亲的治病及去世后办理丧事，使家中负了一笔债，母亲和姐姐都十分愁苦。这时，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沈老师写了一封信，打算预支些稿费，以偿还部分债务。沈老师对此十分关心，马上写了信来，提出为我义务卖字。接着，就在《益世报》文学周刊上登了启事，大意是：为一家庭遇到困难的青年作者义务卖字，愿购者可将要求写的规格、内容等，寄到沈从文处，由沈按要求书写后，通知购买者将价款寄到该青年家中。沈老是著名的作家，他的书法又是很受人喜爱的。在启事刊出后，就有不少人写信购买。当然，这些人大抵也不是什么阔佬，而是凭着同情心来援助一个青年诗人的。记得当时我收到的寄款就有２０多份，每收到一笔钱心中都是热乎乎的，有的人还写来了亲切的问候。这是在当时情况下，沈从文老师对一个无名诗人所能尽的最大限度的捐助了。由于这笔款，终于将家中的债务还清了。母亲得知此事后，一直在叨念和祝福这位没见过面的好心肠的教授。①
即便是困居云南期间，他也从未为自己卖过一张字幅。这大约也是在欲助乏术情形下，不得已打破惯例的。在沈从文的生活道路上，他自己也曾陷入困境，并得人之助。因此，他能推己及人，尽其所能慷慨助人，并始终信守着这一可贵的为人之道。为柯原卖字，只不过是许多同类事迹中的一例。这既与他的经历有关，也得之于他所具有的善良热情、慷慨好义的苗族血缘，同时又出自他对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与同情的渴求。
然而，这一件本身并无奇光异彩的普通人事，却作成了此后３０余年的一段人生传奇。１９４８年，柯原穿越国民党的封锁线，进入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入华北大学学习。１９４９年又随人民解放军南下，遂失去了与沈从文的通讯联系。在此后长达３０余年的漫长岁月里，因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一种无形的障碍梗阻在这新老两代作家之间。由于与沈从文曾有过的这段因缘，柯原还受到过政治上的牵连。直到１９８０年，柯原去北京出席“自卫还击作战征文”授奖大会时，才第一次与沈从文见面。
从４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末，长长的３０年啊，在同一块土地上，却形成了长长的生活的、感情的断层。直到８０年代，终于走到了断层的尽头……。①
沈从文传--徘徊于战争抽象与具象之间
徘徊于战争抽象与具象之间
１９４６年，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战争的飓风愈演愈烈。７月至８月，苏中战场上，连续发生了７次大规模战役；８月，美国特使马歇尔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处”失败。
１０月，国民党一面继续与共产党“和谈”，一面挥兵占领张家口。
在这种现实面前，沈从文感到十分痛苦。大规模的内战可能造成的空前民族灾难，增强着他的内心杞忧，一种强烈的反战情绪在他心里迅速生长。１１月，他在《大公报》上发表的长文《从现实学习》，①就是这种情绪的集中流露。这是一份沈从文从湘西进入都市２０余年来的自传纲要。在正文前面的小序里，沈从文写道：——近年来有人说我不懂“现实”，不懂现实，追求“抽象”，勇气虽然热烈，实无边际。在杨墨并进时代，不免近于无所归依，因之“落伍”。这个结论不错，平常而自然。极不幸即我所明白的“现实”，和从温室中培养长大的知识分子所明白的全不一样，和另一种出身小城市自以为是属于工农分子明白的也不一样，所以不免和其他方面脱节了。
在谈到抗战胜利后，国家陷入内战的形势时，他说：国家既若正被一群富有童心的伟大玩火情形中，大烧小烧都在人意料中。历史上玩火者的结果，虽常常是烧死他人时也同时焚毁了自己，可是目前，凡有武力武器的恐都不会那么用古鉴今。可是烧到后来，很可能什么都会变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妇孤儿，以及……但到那时，年轻的一代，要生存，要发展，总还会有一天觉得要另外寻出一条路的！这条路就必然是从“争夺”以外接受一种教育，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的含义。
文章认为，这种“争夺”与２０年前军阀政客间的“争夺”既相异又相同。与当前相比，军阀间的混战已为陈迹，近于一种“离奇神话”，但“历史上影响到人类那个贪得而无知的弱点”，“３０年来的现代政治，８年来的奴役统治”所培养的一切弱点，“却又像终无从消失”。
国家所遭遇的困难虽有多端，而追求现实、迷信现实、依赖现实所作的政治空气和倾向，却应该负较多责任，当前国家不祥的局势，亦即由此而形成，而延长，而扩大。谁都明白如此下去无以善后，却依然毫无真正转机可望，坐使国力作广泛消耗，作成民族自杀的悲剧。
因此，沈从文寄希望于“学术自由”，使青年一代能在“清新活泼自由独立空气中”去掉“依赖”的习惯，检讨现实，敢于怀疑与否定。“且批评凡用武力支持推销的一切抽象”。用“爱与合作”、“理性”和“知识”，“粘合”民族新的生机，“重造”民族未来的希望。
沈从文以悲悯的眼光，审视着这场战争。他超越这次战争的具体形骸，试图从民族、人类精神的发展上，提出对这场战争的价值估量。在这种抽象的层次上，这场战争在沈从文眼里，消失了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而裸现出民族与人类自身的悲剧性质。——战争是人类非理性的产物。在思考现代战争产生的根源时，他曾说：好斗与求生有密切关系。但好斗与愚蠢在情绪上好像又有种稀奇结合，换言之，就是古代斗的方式用于现代，常常不可免成为愚行，因此人固然产生了近代文明，然而近代文明也就大规模毁灭人的生命（战胜者同样毁灭），这成毁互见，可说是自然恶作剧事例之一。
好斗本能与愚行容易相混，大约是“工具”与“思想”发展不能同时并进。①他希望人类最终能以“理性”战胜“愚蠢”，使自身摆脱“自相残杀”的战争阴影。
你即或相信法国革命大流血，那种热闹的历史场面还会搬到中国来重演一次，也一定同时还明白排演这历史以前的酝酿，排演之时的环境了。使中国进步，使人类进步，必需这样排演吗？能够这样排演吗？你提历史，历史上一切民族的进步，皆得取大流血方式排演吗？阳燧取火自然是一件事实，然而人类到今日，取火的简便方法多得很了。人类光明从另外一个方式上就得不到吗？人类光明不是从理性更容易得到吗？②然而，在具象的层次上，沈从文又看到了依仗强力发动战争一方与不能不承担重负一方的是非区别。在长达八年的中日战争中，他充分意识到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正义性和神圣性。无论战事如何酷烈，牺牲怎样惨重，都无从顾惜。因为这是争民族生存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要因为一些在你眼前的人小小牺牲，就把胆气弄小了。去掉旧的，换上新的，要杀死许多人，饿死许多人，这个数目应当很大很大！综合成一篇血写成吓人的账目，才会稍有头绪！③在国民党首先发动的这场内战中，他也看到了国民党依仗美国援助，使用美式装备屠杀中国人的事实真象。他在１９４６年８月写的《北平的印象和感想》一文中，就叙述过重返北平后在街头所见到的“另外一种事实——用来屠杀中国人的美国坦克”。①但他终于无从摆脱战争可能毁灭民族生机这一可怕前景带来的内心痛苦，不能不陷入无从解释的精神困扰。
这种超越战争双方的立场和价值估量，又与他对“现代政治”的不信任紧密相关。他将自辛亥革命以后３０余年间的政治归结为“权力争夺”，一种“简化人头脑的催眠”。源于“权力争夺”的战争正是金钱异化人性，导致理性丧失的必然结果。因为“武力与武器能统治这个国家，却也容易堕落腐烂这个国家民族向上的进取心”。②因此，他将重造民族生机的责任寄托在非党派、非集团的学有专长，有“理性”的知识分子身上。这种知识分子应当“游离”于国内任何政治党派与集团——包括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它政治派别如“第三种”政治势力——之外。
所谓“第三种”政治势力，是国共两党外其它党派中的一部分人士，超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之外，企图走第三条道路”所形成的一种政治力量。在对国共两党政治不信任这一点上，沈从文与“第三种”力量属同一思潮。但沈从文反对以派别反派别，不愿参加任何形式的派别与集团活动。因此，有人称他为“第四条道路”的鼓吹者。
抗战胜利后，原先与沈从文一同在《大公报》编文艺副刊的萧乾也回到了北平。全面内战爆发后，萧乾参加了“第三条道路”的活动，并四处奔走，与钱昌照等人积极筹办《新路》杂志。这天，萧乾来到沈从文住处，邀沈从文参加刊物的筹办，并在发起人名单上签名。
看看眼前的名单，沈从文眉间起了一丝阴云，心里起了一点忧郁，几份怀疑。
“我不参加。”他轻轻地却又断然决然地说。
黄乾只好作罢，告辞而去。此后在这个问题上发生的分歧与矛盾，终于淡化了两人之间的交往与友谊。
政治上不与任何人结盟，一种彻底的非派别、非集团主义，支配了沈从文的人生选择。他对政治派别和集团的“特殊包庇性”怀有根深蒂固的怀疑，挣脱集团拘束和人身依附，争取“生命”独立，构成沈从文２０岁后生活道路的主旋律，他的信念来自他特有的人生经验。
这种信念同时深植于他对乡土命运的观照。在这期间，特别影响到他对战争和中国命运问题思考的，恰恰是湘西地方命运的历史演变。
１９４A*辏苍拢虼游氖盏角子训睦葱牛有胖械弥四支被迫离开乡土的“筸军”（原先由陈渠珍统领的那支军队）的最终归宿：内战爆发后，这支经整编的“甲种师”部队，奉命驻防山东胶济线上。一个星期前，在莱芜战役中全数覆灭，师长也随之阵亡。
沈从文心里刮起了一场急风骤雨。他想起辛亥革命后３０余年间，上承清代屯防绿营兵的“筸军”兴衰败亡的历史。
缘于咸同年间组办筸军的渎武主义传统，在辛亥革命后中国大小军阀的战争中，湘西的年轻人大都寄身行伍，企图从军官上找出路。可是，这支地方军队与外界又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归宿。员参加过“靖国”、“护法”战役，战事一过即退回湘西。后来接手这支军队指挥权的陈渠珍，受“割据自保”心理的支配，满足于保地自雄，对内又沿守旧制，不思改革，终于导致苗民起义。在内外压力下，陈渠珍下野，队伍不得不交给国民党中央势力支配，离开乡土。抗战爆发后，先后参加过松沪之战、南昌保卫战、反攻宜昌、洞庭西岸荆沙争夺、南岸据点争夺、长沙会战。每次战役下级军官几乎全部阵亡，中级半死半伤。出于国家民族意识和湘西人的面子考虑，受伤的旅团长一出医院就返回湘西补充兵员。抗战胜利后，多数官兵以为和平来临，盼望不久即能改编退役。那位师长还想退役后去北平读几年书，然后与沈从文合作，写一本关于湘西地方历史的书。却不想内战终于不可避免，这支非蒋介石嫡系，八年抗战剩下的筸军残余，在一种极暧昧情形下，终于被时代的飓风连根拔去，迎来了自身的悲剧结局。
战争的灾难不仅降临到这支身遭覆灭的五千官兵身上，而且在更大范围内落到了湘西民众头上。８年抗战，湘西民众承担了这支军队的全部战争重负。眼前的一份死亡带给五千寡妇万人父母，许多家庭将由孤儿寡妇自作挣扎！
——沈从文悲从中来。他看到的是整个湘西地方的悲剧命运，从历史中发现了一种无从规避的必然归宿。就在得知这支筸军全数覆没消息的同时，沈从文收到了一个十多年不通音讯的朋友寄来的诗集。诗集中用了一些黑绿二色套印的木刻插图。经过打听，才知道这位年龄不到２０岁的木刻作者，凑巧正是表哥黄玉书的长子黄永玉。沈从文为“命运偶然”吃惊，他由此想起有关黄玉书一生的遭遇，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它与那支外出筸军命运之间的某种必然联系。
３月２３日，沈从文在《大公报》上发表长篇纪实散文《一个传奇的本事》文章以湘西历史变化为经，黄玉书一家的灾难遭遇为纬交织写出，从深处对湘西地方的历史命运作出了思考。
文章以极大的比重，叙述了筸军的历史演变过程后，追究了这支军队胶东一役全数覆灭的原因——既非战术上举措失当，也不是武器装备低劣，而是出于传染浸润在官兵中的厌战情绪。
从私人消息，方明白实由于早已厌倦这个大规模集团的自残自渎，因此厌战解体。专家们谈军略，谈军势，若明白这些青年人生命深处的苦闷，还如何正在作普遍广泛传染，尽管有各种习惯制度和小集团利害拘束到他们的行为，而且加上那个美式装备，但哪敌得过出自生命深处的·另·一·种·潜·力，和某种做人良心觉醒否定战争所具有的优势？
沈从文明确意识到战争的胜负，实取决于人心的向背。虽然贩亡的一方属于自己乡土那支军队，其中多有自己亲友、熟人，但他并未将历史的过错归于对方，是非界限是分明的。将其与《从现实学习》一文所持观点相比较，见出二者的差别。正是在抽象的层次上，确立了沈从文笼统的反战立场；而在具象层次上，沈从文仍有着虽不曾明言，却不难辨识的是非倾向。因此，他看到这支乡土军队一方面虽厌倦民族内部的自相残杀，人心解体，另一方面，出于长期的习惯制席的拘束和对小集团利益的依附，一经陷入，终无法自拔。于是，悲剧就在这种情形下被铸定了。
得到这个消息时，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因武力武器在手如何形成一种自足自恃情绪，情绪扩张，头脑即如何失去应有作用，因此给人同时也给本身带来苦难。想起整个国家近３０年来的苦难，也无不由此而起。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它地方青年的生与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
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和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终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
台湾的打算。国民党统治的覆灭，早就是他预料中事。的过去由此，沈从文联想到黄玉书一家的苦难遭遇，正是在这一时代大悲剧下发生。由于长期形成的对武力集团的依附情绪，许多家乡年轻人便从行伍中讨出路。由这种观念形成的地方风气，一个教师在地方的地位及收入，较之一个连排长就远远不如。一些滞留于乡土的知识分子，由于社会的压力，到末了也只能厕身行伍。学美术出身、生性厌恶当兵的黄玉书，因生活的压力和社会的排挤，也不得不到军队中厮混。１９４３年，沈从文从去印度受训路过昆明的沈岳荃口中得知，１９３７年与自己在长沙邂逅不久，黄玉书不愿在师部留守处做事，被调到沅水中游的青浪滩，作了一名纹船站站长。表嫂则在乌宿乡下村子里教小学。虽然生活还过得去，却因一生长处无从发挥，始终郁郁寡欢，已经在１９４３年的一场小小疾病中含怨去世了。
亲人赶来一面拭泪，一面把死者殓入个赊借得来的小小白棺木里，草草就地埋了。死者既已死去，生者于是依然照旧沉默寂寞生活下去。每月可能还得从正式微薄收入中扣出一点点钱填还亏空。在一个普通人不易设想的乡村小学教师职务上，过着平凡而简单的日子，等待平凡的老去，平凡的死。一切都十分平凡，不过因为它是千万乡村小学教师的共同命运，却不免使人感到一种奇异的庄严。
在文章的结尾，沈从文写道：这只是一个传奇的起始，不是结束。然而下一章，将不是我用文字来这么写下去，却应当是一群生气勃勃具有做真正主人翁责任感少壮木刻家和其他艺术工作者，对于这个人民苦难的现实，能作各种真正的反映，而对于造成这种种苦难，最重要的是那些妄图倚仗外来武力，存心和人民为敌，使人民流血而发展成大规模无休止的内战（又终于应合了老子所说的“自恃者威，自胜者绝”的规律），加以“耻辱”与“病态”的标志，用百集木刻，百集画册，来结束这个既残忍又愚蠢的时代，并刻绘出全国人民由于一种新的觉醒，去合力同功向知识进取，各种切实有用的专门知识，都各自得到合理的尊重，各有充分发展的机会，人人以驾驭钢铁征服自然为目标，促进现实一种更新时代的牧歌。“这是可能的吗？”“不，这是必然的！”
沈从文传--灵魂的迷乱
灵魂的迷乱
内战爆发后的两三年间，历史向中华民族提出了一个绝大题目：中国向何处去？
这是基于无法回避的现实：两种力量、两种前途的生死较量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中国正处于时代更替的前夜。
文化思想领域内的暴风骤雨与战场上的暴风骤雨相呼应，历史遵循固有的逻辑，无情地为自己选择的胜利者开通道路。１９４８年，一场逐渐加强的风暴正降临到沈从文头上，他无从规避自己份定的命运。他的“游离”国共两党政治之外的“中间路线”、超越具象的战争观照、自由主义的文艺追求，受到左翼文艺阵营的批判与清算，正是势所必然。而且，这种批判正从具体观点的驳正演绎成目的性的追究。——沈从文的观点对外，是“为了挽救统治阶级无法避免的没落命运”；于己，是“自命清高而不甘寂寞”，冀望专制帝王的“特别垂青”。一幅幅沈从文的肖像画被描摹出来了：《鸿鸾禧》里的穆季、介于二丑与小丑之间的“三丑”、“清客文丐”……。
沈从文遭到批判的文章，除《从现实学习》、《一种新希望》、《〈文学周刊〉编者言》，还有《芷江县的熊公馆》。《芷江县的熊公馆》是一篇回忆性的文字。１９４７年，是熊希龄病逝１０周年。１９４８年１月，《大公报》发表了以“纪念熊希龄逝世１０周年”为专栏标题的一组文字，《芷江县的熊公馆》是其中一篇。文章回忆了自己青年时代以亲戚身份作客熊公馆时的所见所闻所感，详尽地描述了熊公馆的形制、陈设，熊希龄参与维新变法及出任国民政府总理的史迹和人格——“实蕴蓄了儒墨各三分，加上四分民主维新思想，综合而成”，“见出人格的素朴和单纯，悲悯与博大，远见与深思”；熊希龄母亲的为人——“自奉极薄”，待下“忠厚宽和”，并以当年“极一时人间豪华富贵”映衬眼前的衰败冷落，从中感悟历史和人生。
这篇文章被指认为歌颂老爷太太们的德行，津津乐道地主阶级的剥削，“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是“典型的地主阶级文艺”。而沈从文则是延续“清客文丐的传统”的“奴才主义者”和“地主阶级的弄臣。”①到后，沈从文被界定为“桃红色文艺”的作家，他的全部文学活动被作了这样的描述：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袭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①在这期间，战场上的形势已经发生根本转折。１９４７年７月，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１９４８年１２月，辽沈战役结束；同月，人民解放军完成对北平的战略包围；１９４９年１月，淮海战役结束；同月，天津解放，国民党傅作义部驻防的北平成了一座孤城。
一时间，亢奋与恐慌，期冀与幻灭，坚定与惶惑，一切人类情绪的两极，在北平城内作成一种稀有的交织。一方面，傅作义部正与解放军方面接洽，准备接受和平改编，另一方面，国民党党、政、特系统正纷纷逃离北平，并试图动员一些著名的作家、教授、学者飞往台湾。于是，在争取知识界知名人士方面，中共北平地下党与国民党北平当局之间的较量，也同时拉开了序幕。
中老胡同北京大学宿舍，表面上一如既往，然而在暗中，以一些著名教授为对象，围绕着去留问题，两方面的劝说工作正在积极进行，这些教授的寓所里，各种客人来往不断。这种情形也在沈从文家里发生。先是北京大学当局有关人士登门造访，劝说沈从文离开北平去台湾，并送来了直飞台湾的飞机票。与此同时，北京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乐黛云、左翼进步学生李瑛、王一平等人也先后来到沈家，希望他不要去台湾，留下来迎接解放，为新时代的文化教育事业出力。其实，在沈从文自己，早就拿定了主意：不去台湾！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去台湾的打算。国民党统治的覆灭，早就是他预料中的事。他过去不曾依附过国民党政权，即便在抗战时期，湖南省选他为参议员，他也只是一笑置之。如今自然更不会对它心存任何幻想。
然而此时，正有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就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大学一部分进步学生，发起了对沈从文的激烈批判。一幅幅大标语从教学楼上挂了下来，上面赫然触目地写着：“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沈从文心里起了疑惧，感到一种不平。随着１９４９年２月底，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和新的政权的建立，这种疑惧与不平逐渐变得强烈起来。
他想起一年来见于报刊的对自己不断升级的批判。“清客文丐！”
“地主阶级的弄臣！”
“他一直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严厉责备的声音，连续不断地在沈从文耳边轰鸣。
他无法接受这些判决。自己不是反动派！反省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似乎找不到支持这些判决的事实根据。沈从文自有他的理由。正是出于对滥用权力、残害无辜，使人民活得糊涂而悲惨的大小统治者的厌憎，他才走出湘西，寻求生命独立的意义与价值。为了改造现实，重造现实，他手中的一支笔，没有停止过对军阀政治及嗣后依靠杀人建立起来的国民党政权的批判，并为此担当过风险。２０多年来，一些身为共产党人的朋友，从来没有视他为异己。虽然基于对一切政治的不信任，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过怀疑，但从来不曾与之为敌。即便在目前仍未结束的内战问题上，出于对民族和人类长远发展的思考，虽在抽象的层次上对这场战争作过笼统的否定，却从未将战争的责任归于共产党。相反，在具象的层次，他所追究的，恰恰是“倚仗外来武力”、“屠杀中国人”的国民党政权的责任。他有过对现代政党或集团政治“特殊包庇性”的认识，也有过对“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担心，然而，即便这一切全属杞人忧天，到底只是一种思想认识。而且，这种担心恰恰是需要新政权以自身的实践加以澄清的。这自然需要时间，需要一个过程。何况，这种担忧决不为沈从文所独有，而是当时为数不少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现实。
沈从文自信自己从来不曾与人民为敌。可是，自信无从代替人信。其时，一些与沈从文具有相同思想倾向的人，正以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参与国家大事，而沈从文却被视为“反动派”；７月，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与会的代表名单上，沈从文也榜上无名。
这似乎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历史现象。对沈从文这样一个作家，做出恰如其份的政治判断，需要多少精微细致的研究分析！然而，一个新政权建立伊始，国事千头万绪，多少重大的问题急待处理，个人的生命哀乐与之相比，自然算不得什么。而且，社会的除旧布新，常常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进行，只能是一种粗线条的勾勒。一些具体问题的精辨细查，只能留待大局已成定势之后。历史便是在这种情形下，实施它的“四舍五入”法，一些历史的误解也就常常因此发生。
沈从文却解不开这个结，他也缺少解结的必要前提。他并不在意个人的名利得失，但他从中感到一种巨大的政治压力。追究这是为什么时，一个可怕的念头闯进他的大脑：这些不断升级的批判和人事处理，是不是出于上面的示意？是不是即将对自己作出极端政治处理的信号？一念及此，沈从文深心里生长起恐怖的阴影，而且无从驱散了。这也难怪。出于对这个新政权早已在另一片土地上铸形的政治管理形态的隔膜，沈从文自然无法理解舆论的批判与实际政治处理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他忧心忡忡，神色不宁。
这种情态使他在亲友间也陷入孤立。他不理解新生政权对他的态度，家人与朋友也不理解他的这种不理解。一个旧的政权的结束，一个新政权的诞生，这一重大历史事变带给张兆和与两个孩子的，是一种新时代预期的欢欣。在这个家庭里，沈从文与妻、子的一喜一忧，两种情绪形成鲜明的对比。依照过去的习惯，张兆和知道他又陷入了一种内心里自我恐吓之中。但这次的自我恐吓不像来自抽象的人生思辨。但究竟是为了什么？张兆和感到了困惑。对这个共同生活了１５年的“乡下人”，她第一次觉得有点束手无策了。这颗生命的星体的运行轨道正处于严重的无序状态，她想将他拉入常轨，却不知从何着手。问他为什么老是这种样子，他不作声；想方设法让他高兴，也不见效果。张兆和有了一种沉重的负累感。她求助于多年来与沈从文具有挚友兼师长情谊的杨振声，杨振声对此也百思不得其解。在几次劝解仍然无效后，杨振声也感到力不从心，只得对张兆和说：“你们别管他，随他去！”
有些替张兆和着想的朋友，竟这样劝她：“看他这样子，丢开他算了！”
在这种内外交攻之中，沈从文完全退缩到自己的内心，感到刻骨铭心的孤独，他在一种悬想的情景中起着大恐怖。——２０多年来，自己在旁人不易想象的情形中，追究“文学运动”的意义，学习运用手中一支笔，实证生命的价值，这条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个体生命的独立与自由也即将失去意义。原先那个对生命有理性有计划的自己，正在被那个宿命论的自己战胜。——沈从文有了从来没有过的软弱。“楚人的血液正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
“理想与事实对面，神经张力逾限，稳定不住自己，当然会发疯，会自杀！”
几年前留在纸上的这些墨迹，此时已变成一种谶语，一个正逼近沈从文眼前的命运的预言。
他开始足不出户，整天关在房屋里胡思乱想。偶尔拿起身边的旧作，重温自己生命走过的足迹时，故乡的山水便影影绰绰地扑到他的眼前。他沉缅于那个与自己最初的生命相连结的世界，从中获取一缕春温。然而，这种沉缅既不能持久，往事的慰藉转增痛楚。他拿起笔来，在一些旧作的篇后空白处写道：
当时我熟悉的本是这些事，一入学校，即失方向，从另一方式发展。越走越离本，终于迷途，陷入泥淖。待返本，只能是彼岸遥遥灯火，船已慢慢下沉了。无所停靠，在行途中逐渐下沉了。
灯熄了，罡风正吹着，出自本身内部的旋风也吹着，于是熄了，一切如自然亦如夙命。①生命内部起了强猛的旋风，出自生命深处的忧患与恐惧正在加重。灵魂陷入茫茫迷雾之中，前不见灯塔，后不见陆岸，理智开始迷乱，神经在高度紧张与自恐自吓下，承受不了这没完没了的强大张力，终于呈现出病态特征。迷乱中，他仿佛听见远处有人在向他呼喊：转来吧，你这个乡下人！你逃脱不了命运的安排，湘西才是许最后的归宿！“回湘西去，我要回湘西去！”他不断地念叨着，语调里透着悲哀。
回答他的，只有张兆和莫可奈何的叹息。
他感到极度烦躁。这天，他走进卧室，将们从里面锁起，他不愿再见任何人。突然，他瞥见窗前有人影晃过：“有人在监视我！”及至赶到窗前看时，却又人影全无。但他疑心反而加重，仿佛四面暗中都有窥伺的眼睛。全身的血在身体内飞窜奔突，似乎急欲冲破自身的规范。仿佛有一股强力要将他推出生命的躯壳之外，他感到无从自控的难受。
这种痛苦越来越变得不能忍受。他游目四瞩，急欲找到一种解脱痛苦的办法。突然，他看见了放在书桌上的一把小刀，那薄薄的锋刃正起着一种诱惑，沈从文对它有了一种亲近感，起了一种需要。
他情不自禁地拿起了那把小刀……。
这时，在沈家作客的张中和——张兆和的一个堂弟，正从沈从文所在的房间外走过。他听见房内传出一阵轻微呻吟的声音，心里起了疑问，感到有些紧张，赶紧上前推门。
门丝纹不动。张中和急了，返身用力将窗玻璃砸碎，随后从窗口跳入房间。
眼前的情景使张中和吃了一惊。沈从文已用小刀将血管划破，头上手上一片鲜血模糊，正处于半昏迷状态。张中和失声叫了起来。
沈从文被迅速送进了医院……从昏迷中醒来，沈从文以为自己置身于牢房，一见张兆和到来，他便急忙说：“我不在这里，我要回家。——他们要迫害我！”
见此情景，一缕莫可言喻的悲哀涌上张兆和心头。她黯然神伤，眼泪禁不住滚落了下来。”
沈从文传--生命的复苏
生命的复苏
沈从文终于度过了这场危机。
药物的治疗，愈合了肉体与神经两方面的损伤。悬想中降临到自己头上的灾难，在事实上也没有发生。随着神经正常功能的恢复，各种恐怖的阴影和幻象逐渐消失，生命渐次复归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