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愈出院后，沈从文的工作编制仍留在北京大学，人已被安排到中央革命大学学习。
中央革命大学是北京解放后建立的一所培训各级各类干部的政治文化学校，地址在北京西郊，学员多达七千。沈从文所属，为中央革命大学研究班，成员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中的民主人士。创办研究班的目的，是通过学习，帮助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适应社会和时代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在政治上向新生政权认同回归。
按规定，学员必须在学校住宿。因此，沈从文每周星期一上学，星期六回家，前后凡１０个月。
在这期间，听政治报告，学习各种政治文件，讨论，座谈，对照自己过去的思想认识，检查、反省、再认识，是学员们每天的课目。这些学习，将沈从文带进一个过去因隔膜而陌生的世界。恰如当年从湘西走入都市，两个世界构成的强烈反差，使精神不易取得平衡。他业已感到，自己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已经为变化了的社会观念和社会人事所不需要，而对新的观念和现实的接受认同，只能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课题。在这种学习竞争中，同那些成份不同、年龄不同的学员相比，落伍似乎是注定了的。其时，正有一个近身的例子。一个从小在家乡看牛拾粪的青年农民，小学未毕业便去作了一年银匠，后来辗转来到北京，得沈从文收留，在家里做做饭，并由沈从文帮助读点书。解放后，他进了中央革命大学第一班。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乡村作基层工作，成长为一个新农民的典型——学习文化充满热情，用新的社会观点分析人事得心应手，远非在城市中长大、在学校读书的大学青年所能及。
面对新观念、新人事的茫然若失，大病初愈后人所共有的那种不可解的悲悯心境，加上长期形成的内向性格，综合成沈从文的忧郁。学习之余，学员们由苏联人乌兰诺娃牵头，经常举办舞会，活跃文娱生活。沈从文照例不参加——这个“乡下人”。进入都市将近３０年，除了对音乐具有一种出于天性的爱好，对一切场面人际间的交际应酬全没有学会。于是，便有人说沈从文“不高兴”。
“我有什么不高兴？我不是那种嘻嘻哈哈的人。”沈从文在心里替自己辩解。
他何尝不知道准乎自然的乐天知命，正是一种难得的品格。自己早年那份任性和不忌生冷的脾性，正与这种品格相近。可是，它与自己已经渐离渐远，即便回头导觅，恰如一点星火，早经风雨反复淋浸，再也不能复燃了。
大约为青少年时期在社会底层长时期挣扎的经历所规定，在沈从文的人际交往中，与都市场面上人，照例不大容易接头，反与普通劳动者容易心灵贴近。在革大期间，他在一位炊事员身上，找到了情感寄托。学习之余，当别人去参加舞会的时候，沈从文便默默走到厨房里去，主动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别的事干不了，就在炊事员的指点下，管管炉灶。出于长期养成的凡事耐烦认真的习惯，沈从文帮厨时也能克尽职守。
炊事员是一个退伍老兵，长期的生活经验，使他对研究班这些学者、教授，保有一种情感上的距离。然而，沈从文帮厨时那份兢兢业业的神气，对普通人所有的平易天真，诚恳、朴实的态度，却使他大为感动。时间一久，他和沈从文便成了好朋友。
一有闲暇，沈从文就与这位老炊事员聊天，常常在晚饭之后，两人坐在厨房旁边的院坪里，交谈各自的人生经验。他们所共有的行伍经历，成了谈话的经常节目。老炊事员曾经参加过芦沟桥保卫战。当他叙说这段战争经历时，既朴素亲切，又生动传神。叙述者在往事追忆中沉醉，沈从文也听得如痴似迷。从华灯初上直到繁星满天，两人往往一谈就是许久。踏着星光返回宿舍时，沈从文感到了生命的充实与愉悦。
老炊事员不独对工作十分认真，对生活也充满温情。身边的一切仿佛都有知觉，有生命。一个锅碗飘勺的损毁会使他痛惜不已，食堂里喂养的一只黑白两色的花猫，宛如他的朋友和儿子……。从这位老炊事员身上，沈从文感到自己正与人类善良、诚实、热情与爱的本性贴近。老炊事员的精神与风貌刺激起沈从文创作的欲望。他拿起笔来，想写出老炊事员的行伍经历，他由锅碗瓢勺组成的世界，以及身边那只通人性、有情感的花猫。可是，写着写着，耳边却响起一个严肃的声音：你这个不安份的乡下人，你可知道，你手中一支笔已经过时，你所欲写的，对目前这个国家、社会，难道不是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你为何只醉心于与这个伟大时代不相称的人生琐屑？
沈从文感到一种惶惑。思前想后的结果，他将写成的文稿揉成了一团。这篇文章的生命，终于结束在它的摇篮里。然而，沈从文并没有为此感到委屈。他明白，一个民族、国家的翻身重建事大，个人能不能写小说事小。眼下，人民解放军正在向大西南和西藏进军。国土的统一已成定局。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因军阀割据形成的分裂混乱已告结束，历史迎来了中华民族重建国家的契机。从现在开始，将有一番轰轰烈烈的开拓。而这，恰恰是他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
这时，沈从文收到了６年前即去了香港的表侄黄永玉的来信，向他询问解放后国内情况。他立即写了回信，以长辈身份，情辞恳切地要黄永玉来北京，以自己所学，为民族的文化建设服务。
接到沈从文的信后不久，黄永玉便赶到北京来探望沈从文了。为了坚定他们回来工作的信心，沈从文和张兆和有意掩盖了不久前发生在沈从文身上的那场危机。
我是个从来不会深思的懒汉。因为“革大”在西郊，表叔几乎是“全托”。周一上学，周末回来，一边吃饭一边说笑话，大家有一场欢乐的聚会。……在那段日子里，从文表叔和婶婶一点也没有让我看出在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他们亲切地为我介绍当时还健在，写过《玉君》的杨振声先生。写过《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的废名先生，至今生气勃勃，老当益壮的朱光潜先生，冯至先生。记得这些先生当时都住在一个大院里。①
沈从文自己渴望重新工作。在“革大”时间一久，他便感到学习的安排在时间上不太经济，有时不免流于形式。沈从文是个不愿闲着的人，尤其是在这国家百废待兴的时候。他感到一种难耐的焦渴，每上固有的那份执拗脾性又重新露头了。
一天，他跑去找负责研究班生活管理的那位解放军班长，愁眉苦脸地说：
“请你去上面问一下，改造改造，要到什么时候为止？不要我做事就说明白。”
望着沈从文坦诚的脸，年轻的班长笑了：“我去请示一下。”
几天后，班长对沈从文说：“问过了。上面要你仍然写文章。”
研究班终于结了业。结业之前，按学校统一规定，每个学员都必须结合学习体会，对照自己过去的思想写出一份检查。这份检查沈从文写得很艰苦。别人一个接一个交了卷，他却感到难以下笔，好容易在离校前夕，他完成了这份自我检查。按完成的时间先后，沈从文得了个倒数第一。１９５１年，沈从文发表了他写于解放后的第一篇文章《我的学习》，①其中包括了这份检查的基本内容。北京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记得２０年前写过一本小小自传，提及３０年前初到北京，在旅客簿上写上了自己名字时，末尾说，从此就来学习一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了。这句话不意用到２０年后的当前，还十分正确而有意义。我在学习。先学习肯定自己得回自己，再否定自己。
向现实学习，明白现实沉重、错综与复杂。也明白一个人肉体和神经在极大挫折超过所能担负重荷后，是种什么情形。对于一己，则深刻认识只不过是千万渺小生物之一，渺小之至。过去似乎还有些思想，有些理想，有些对于国家历史文化和活生生的青春生命深刻的爱，对于一切新事物充满了天真的好奇和对人对事无比的热情。而反映于工作中时，这一切且照例影响到文字，形成一种强烈气质，也有我也有客观存在种种声音颜色与活泼生命，以及对于四时交替节令气候的感触。一病回复，对世事如有如实无知。对自己，作较深一点的认识，通常只是充满一种不可解的悲悯。记得阮籍有两句诗：“时变感人思，经冬复历夏。”从住处窗前齐檐的向日葵，扭着个斗大花朵，转来转去，已经三次看到生长和枯萎。
我想到我实忽忽倏倏过了三年。学习中体力稍回复，认识随之而变……。
经过学习，我业已认识到，自己过去习作中一部分，见出与社会现实的脱节。由情感幻异的以佛经故事改造的故事，发展成“七色魇”式的病态格局。以及《看虹录》、《摘星录》中夸侈荒诞的恋爱小说，再到解放前夕以抽象观念拼合来说明战争——虽出于对和平的渴望，实为知识分子彷徨无主的心理反应。
究其原因，除了读书范围杂，以尼采式的孤立，佛教的虚无主义和文选诸子学，以及弗洛依德、乔依斯造成的思想杂糅混合，全起源于个人与现实政治游离产生的孤立，过去只从历史认识政治二字的意义，政治与统治在我意识中即二而一，不过是少数人又少数人，凭着种种关系的权力独占。专制霸道，残忍自私是它的特征。辛亥革命后十余年的政局变动，更说明这个上层机构，实已腐烂不堪。我２０岁以前所理会的政治，不过是使人恐怖，厌恶，而又对之无可奈何的现实存在。因此，产生了对一切政治的怀疑与不信任。而又以为文学与文化，宜属于思想领域而非政治领域。一切社会思想著作之所以引人入胜，使世界千千万万读者，能从作品中得到热情鼓舞，实由于这类作品，也是科学也是诗。不断扩大深入到世界上优秀思想家、艺术家、组织家，以及万万千千素朴年轻生命中，作成千万种不同的发展，人类关系才因之完全重造，改变了世界面貌，形成人类进步的奇迹。这种对思想的倚重，一面是不明白流行在文学运动中“政治高于一切”对人民革命的意义，一面却承认共享共有的进步社会理想是哲学也是诗，一面对旧政治绝望，另一面对新的现实斗争又始终少认识，少联系。
这个思想发展，和更长远一些的生活背景有关联，我所生长的凤凰县，多外来商人、屯丁和苗民混合居住。由于习惯上的歧视和轻视，后来被人称作“镇筸苗子”。出于民族压迫，清政府早将土地全部收归官有。辛亥革命失败、城区四郊杀人到数千，牺牲的大部是苗人。这以后，军阀割据火并，大小军阀土匪反复砍杀，贪官污吏恶乡保横征暴敛，……我从这种可怕环境中长大，按家庭出身宜有向上爬意识，生活教育却使我向下看。我由于否定这个现实，五四运动的微波余浪，把我推送到了北京城。北来后军阀政治的黑暗，加深了我对政治二字的厌恶，却也妨碍了我对政治深一层的理解。这时，左右思想阵容分化明确。荚美系学者正在讨论科学玄学，为一堆抽象名词纠缠得极热闹。我得到一种印象，即这些学者名流对明日社会，怕做不了什么事。因此，生活交往依存于自由主义者群，思想情感见于作品与孤立而偏左。另一方面，社会新旧斗争一系列发展，我都一一见到，越来越复杂尖锐，我却俨然游离于纠纷之外。
政治斗争时有张驰，而文学斗争上随之时而飙举云起，时而灰飞烟灭。两种斗争在曲折发展中又都不免联合复分化，令人把握不定，浸透一种感伤的心情，把历史上一些作者比拟太空诸星，以为各自照耀，各有千秋，还依然是一个整体。古今人虽相去千里万里，恰如万壑争流，彼此终必到达人类进步的大海。因此虽活在２０世纪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中，思想意识不免停顿在１９世纪末的文学作家写作意识领域中。
经过在革命大学１０个月的学习，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集体主义和实践的重要性，有了新的理解。惟就个人认识，则《实践论》的伟大意义，却不在乎为扩大阐释此文件而作的无数引申，实重在另外万万人如何真正从沉默无言的工作中的实践，即由此种工作生活的实践，检查错误，修正错误，一切不离乎实践。
在北京解放后的三年中，由于报刊上完全消失了沈从文的踪影——既无作品发表，也没有关于他的消息，引起海内外的种种猜测和谣传。有说沈从文因受折磨死去的，有说他被关进监狱的，有说他被强制劳改的。为澄清谣言，回答海内外亲友的惦念，沈从文写道：这个检讨则是这半年学习的一个报告，也即我从解放以来，第一回对于个人工作思想的初步清算和认识，向一切关心过我的，教育帮助过我的，以及相去遥远听了些不可靠不足信的残匪谣言，而对我有所惦念的亲友和读者的一个报告。
此时，沈从文的工作已经正式转入历史博物馆。从中央革命大学出来后，沈从文曾随工作组去四川宜宾，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农村土地改革工作。
从四川返回北京后不久的一天，突然有小车来接沈从文去北京饭店，说陈赓约他见面，并请他吃饭。
眼前的事实将沈从文猛然拉回到２０年前，耳边响起胡也频的声音：“你的一个老乡想见你。”不想这个长达２０年的预约，到今天还没有过时失效。想想２０年的人世变迁，沈从文不免起恍若隔世之感。
一见面，陈赓向沈从文叙述了自己早年的一段遭遇。２０年代，陈赓曾流落到湖南衡阳。正当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不知何以为计时，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姓曾的湘西人。其时，此人在衡阳当铁路局长。见陈赓处境狼狈，旋即慷慨解囊，送给陈赓３０块找作路费，介绍他去了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几十年来，陈赓一直感念着这位湘西人。２０年前约沈从文见面，２０年后仍不忘践约，沈从文知道，爱屋及乌，这是眼前这位开国名将一份感念之情的替代性的寄托。然而，他仍然从这位共产党人身上，感到了人与人之间弥足珍贵的纯真而诚挚的温情。
随后，陈赓关心地询问了沈从文目前的情况。得知沈从文己转入历史博物馆工作，陈赓说：“你没有什么问题，不要有什么负担。抗战时期，你的作品在解放区也很流行。现在在博物馆工作，这也很好。”末了，陈赓拿来一些旧画和其它文物，请沈从文鉴别。其中，一个出自土司的翡翠，为无价之宝。
这次会见，给了沈从文一种难得的精神慰藉。陈赓的话也使沈从文恍然若悟：过去一时将自己当反动派看待，显然不是上面的示意，不是出于共产党的政策。历史的一时误解与历史的真实目的之间，政策执行中的偏差与政策本身，不可免存在着矛盾。然而，这种认识上的不能统一处，又使他隐隐约约地有了一点担忧。
沈从文传--艰难的选择
艰难的选择
当革命大学那位解放军班长请示回来，答复说：“上面要你仍然写文章”的时候，沈从文无言以对。
这答复无意中刺中了沈从文的痛处。——写文章，写文章，可是我怎么写下去？如果放弃写作，我又做什么，又能做什么？
沈从文再次面临人生的选择。这选择，与他２０岁时在保靖的那次抉择有着许多不同处。当年面对的是获得权力与寻求知识，人身依附与人生独立的选择，虽然也有犹疑，有权衡，然而觉醒的生命带来的是义无反顾的决断、放下权力，去寻求知识，割断与湘西上层社会的联系，独立地走自己的路。现在面临的自然是不同了——背景不同，选择的对象也与从前的两样，性质虽不如最初的人生选择那般严重，择取却远比那次为难。——他无法断然决然割断与文学创作的牵连，因为那是注入自己全部生命的事业，早已感到那是“终其一生，无从更改”的。在那上面，有自己２０多年的心血凝注。现在要最终割弃，不能不使他感到痛苦。——虽然这痛苦不是来自外部的压力，既非有人不准写作，也没有人强迫他一定要写什么，不写什么，而是来自他自己的内心矛盾。惟其来自自身，其痛苦更甚。
他明白，如果继续从事文学创作，自己已经定型的写作方式与已经自觉到的社会要求之间，必不可少地存在着冲突。虽然在那份自我检查里，提到学习中对“政治高于一切”，“文学从属于政治”的重新认识，但要在创作中实际体现这一点，并非易事。即便有了朝这方向的明确努力，下意识的长期积习——自己所熟悉的题材范围、审美趣味、处理材料的方式乃至语言词汇，终难保不拖住手中的笔。
他不能不面对现实：在承受了新的社会要求的文学领域内，自己的落伍是注定了的。与其于己于人有害无益，不如避贤让路。既然实证生命价值的途径不只一条，文学创作已经难以为继，尽可以另外的方式为社会服务。
可是，真要改行，对沈从文来说，远不是一般所能想像的那么容易。改行意味着什么？原有的半生经营的事业基础全部报废。新的选择无论是什么，一切都得从零开始，他已经是５０岁的人了。如果新的选择不只是仅仅获取一个颐养天年的职业，而是用以继续实证生命所能达到的传奇——在沈从文的深心里，这是一种出自生命潜能的人生必需，那么，５０岁实在是一个太过严峻的年龄。
——沈从文陷入了自己作成的两难之境。好在最终的决断还不需要立时作出。离开革命大学后随工作组下乡参加土改，延缓了这一选择过程。
先是抗战结束后，北京大学以韩寿萱为首，筹备建立博物馆专业。沈从文凭着他原有的文物鉴别知识，到处跑去为博物馆买文物。及至从四川土改回京后，他又被抽调去清理整顿北京的古董店。成天跟随军代表，在北京各古董店里出入。当时北京共有古董店１２０个，沈从文亲自参与检查的，就有８９个，成百万的古代文化珍品从他手中经过。想起３０年前刚到北京时，自己在这些古董店门前徘徊不敢进门的往事，沈从文心里不免产生出许多感慨，感慨中也慢慢生出一种憬悟：自己的生命与这些古代文物原不可分。
沈从文对文物的兴趣远不是自这时起。它可以一直追溯到１９２１至１９２２年沈从文在保靖替陈渠珍整理古籍，管理旧画、陶瓷文物，并为它们编目的时候。刚到北京时，琉璃厂、天桥、廊房头、二、三条，各处跑去欣赏古董店和地摊出售的文物，几乎成了他日常必修的功课。到３０年代，他的生活终于从贫困中解脱后，便不知节制地购买收藏各种文物。在他于结婚三周年纪念日写给张兆和的小说《主妇》里，依稀可见他当时收罗文物的情形：……她一面整理衣物，一面默默的注意到那个朋友。
朋友正把五斗橱上一对羊脂玉盒子挪开，把一个青花盘子移到上面去。像是赞美食子，又像是赞美她：“宝贝，你真好！你累了吗？一定累极了。”
她笑着，话在心里，“你一定比我更累，因为我看你把那个盘子搬了五次六次。”
“宝贝，今天我们算是结婚了。”
她依然微笑着，意思像在说：“我看你今天简直是同瓷器结婚，一时叫我宝贝，一时又叫那盘子罐子做宝贝。”
“一个人都得有点嗜好，一有嗜好，就容易积久成癖，欲罢不能。收藏铜玉，我无财力，搜集字画，我无眼力，只有这些小东小西，不大费钱。也不是很无意思的事情，并且人家不要的，我要，……”
她依然微笑着，意思像在说：“你说什么？人家不要的你要？……”
停停，他想想，说错了话，赶忙补充说道：“我说盘子瓶子，是人家不要的我要。至于人呢，恰好是人家想要而得不到的，我要终于得到。宝贝，你真想不到几年来你折磨我成什么样子？”
她依然笑着，意思像在说：“我以为你真正爱的，能给你幸福的，还是那些容易破碎的东西。”①沈从文对文物的爱好从广泛的欣赏逐渐转向专门的搜集。在北京时专收瓷器，还在外国人之前，他就注意到了青花瓷的价值；在云南期间，专门收集耿马漆盒，后来又转向搜集锦缎丝绸。抗战胜利返回北平后，他与朱光潜同住一个院子，他对朱光潜说，“趁二位太太没来，赶快买东西”。及至二位夫人回到北京，两人仍变着法子买各种便宜的文物。１９４７年我们又相聚在北平。他们住中老胡同北大宿舍，我住他家里边一间屋中，这时他家除漆盒书籍外，充满青花瓷器。又大量收集宋明旧纸。三姐觉得如此买下去，屋子将要堆满，又加战后通货膨胀，一家四口亦不充裕，劝他少买，可是似乎无法控制，见到喜欢的便不放手……
在那座四合院中，还住着朱光潜先生，他最喜欢同沈二哥出外看古董，也无伤大雅的买点小东西。到了过年，沈二哥去向朱太太说：“快过年了，我想邀孟实陪我去逛逛古董铺”，意思是说给几个钱吧。而朱先生亦照样来向三姐邀从文陪他。这两位夫人一见面，便什么都清楚了。我也曾陪他们去过。因为我一个人，身边比他们多几文，沈二哥说，四妹，你应该买这个，应该买那个。
我若买去，岂不是仍然塞在他的家中，因为我住的是他们的屋子。①
他大半生都在从事搜寻和研究民间手工艺品的工作，先是瓷器和铜器，后转到民族服装和装饰，我自己壮年时代搜集破铜烂铁、残碑断碣的癖好也是从文传染给我的。②
然而，沈从文搜集文物，其意并不在收藏。买来的文物，常常是随后送了人；送了，又再买。
从文表叔一家老是游徙不定。在旧社会他写过许多小说，照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叠起来有两个等身齐。”那么，他该有足够的钱去买一套四合院的住屋了，没有；他只是把一些钱买古董文物，一下子玉器，一下子宋元旧锦，明式家具……精精光。买成习惯，也送成习惯，全搬到一些博物馆和图书馆去。有时连收条也没打一个。都知道他无所谓，索性连捐赠者的姓名也省却了。①一批又一批文物，就这样从他手中过去，而有关这些文物涉及广泛的知识——一种真正财富，却在他脑子里留下来了。早在４０年代，他就写过《读展子虔的〈游春图〉》一文，比证相传为隋代画家展子虔所作《游春图》真伪，洋洋万余言，叙隋唐以来中国画史，如数家珍，并涉及隋唐以下服饰、装裱、绢素及人物起居方式各代特征。其独到的见解，在３０多年后，为不断出土的众多文物提供的资料和后来者的研究所证实；并发表过《收拾残破》等论文，抗战胜利后就如何保护文物大声疾呼过。
然而，这一切，在当时只不过是一时兴之所至而已。沈从文生命发展的潜能，是朝着文学的方向获得升华的。他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抑制住了生命潜能朝文物研究方面的发展。现在，要重新改由这方面发展，虽是性之所近，仍然还得从头作起。尽管如此，后半生工作的方向，在沈从文心里却逐渐变得明朗起来。
清查北京古董铺的工作结束后，工作去向问题立即摆到了沈从文面前。
当时馆里的人不少，其中有１３个教授。大家都不安心，馆领导征询大家意见：如果不愿留下来，可安排到别的单位工作；如果愿意留下来，有什么条件尽可以提出来商量。结果，其余的教授都离开了历史博物馆，转到其它单位工作去了。对沈从文，也提出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供他选择。沈从文终于做出了留下来的决定。他对博物馆领导说：“工资不要超过馆长，能给我工作提供方便就行了。”
这一决定终于导致沈从文与文学创作的最终告别。１９５３年，全国第二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沈从文以美术组的成员与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包括沈从文在内的一些文学家、艺术家。见到沈从文时，毛泽东询问了沈从文的工作和身体情况，而后说：
“你还可以写点小说嘛。”
沈从文报以微笑，对毛泽东提出的希望却未能作答。他心有着难言之隐。——若作否定性回答，岂不辜负了党和国家主席的一片好意；若作肯定的回答，又岂非当面撒谎？因为就在这之前，沈从文已收到上海开明书店来信。信的大意是说：你的作品已经过时，凡在开明的已印未印各书稿及纸型，已全部代为焚毁。——沈从文心里在文学创作方面尚存的一点火星，至此已完全熄灭。
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工作，是为陈列的展品写标签。历史仿佛开着玩笑，将他拉回到当年在湘西军队里当文书的位置上。这使得许多亲友大惑不解。从香港回国工作的黄永玉，此时正寄居在北新桥大头条的沈从文家里。见沈从文那份在新的工作上安之若素的神气，心里有了疑问。
他的工作是为展品写标签，无须乎用太多的脑子。但我为他那精密之极的脑子搁下来不用而深深惋惜。我多么地不了解他，问他为什么不写小说；粗鲁的逼迫有时使他生气。①
然而，各报刊向他约稿的仍不乏其人，沈从文却不为所动，他开始主动割断与文学创作的联系。
办刊物的朋友有时辗转相托请他写点短稿，不是“推”就是“拖”，真如老话说的，好比骆驼穿针眼。总是常用“过时了，过时了”来搪塞。接着他还会说在这方面自己“已下降到接近报废程度”，所以只有“避贤让路”之一途。有时信中虚晃一枪：“老朋友来谈谈天，还像满有兴致，问这问那，也间或煽起一点童心幻念。”但一说到真格的，请他就汤下面地写那么千儿八百字，他就挂出了免战牌，两手一拱，“饶了我吧！”②然而，沈从文并没有心如槁灰，以消极退隐的方式以求自保。一个人活着，就有责任待尽。他的生命之火并未熄灭。只是在一种不作广告，不事声张，旁人迷惑不解，自身也默默无语状态中，开始了向另一片天地的艰难跋涉。当终于有一天，人们在那片新的领地里发现沈从文的身影时，便不能不惊叹生命所能创造的奇迹。
沈从文传--进取与退避
进取与退避
从此，沈从文一头扎进博物馆，成年在破旧的金、石、陶、瓷、丝绸——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巨大的瓦砾堆里转来转去，探寻那通向人类真实昨天的迷径。
每天，沈从文都提前赶到博物馆门口，等候开门上班。
北京的三九寒天，气温极低。太阳还没有出来，寒气直浸入人的骨髓里去。每天清晨，天安门前一个稍能避风的墙角落里，瑟缩着一个５０出头的矮个老头。穿一件灰布棉袄，一面跺脚，一面将一块刚出炉的烤白薯，在两手间倒来倒去取暖。天安门前过往的早行人，谁也不会料到他就是沈从文。他正在等候博物馆的警卫按规定的上班时间，将门逐一打开。
博物馆设在午门前的五凤楼上。此时，所有文物仍一律按旧规库存。陈列室与库房里，不准生火，也不许装电灯。室内光线极差，成日里黑沉沉的。西边拐弯处，有一间小小的展览室里面陈列着明清两代用以将人犯凌迟处死的各种刑具。剥皮的、抽筋的、剜眼睛、割舌头的，奇形怪状，不一而足。即便是大白天从那儿经过，也不免感到阴气逼人。
沈从文自然并不顾忌这些。成千上万的文物在他眼前展开了一个新奇的世界，犹如阿里巴巴偷得了打开山洞的秘诀，使他有幸置身于令人眼目迷乱的稀世珍宝之间。虽然，过去从他眼中手里经过的文物已经不少，但与眼前见及的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沈从文兴奋不已。一股巨大的贪欲从他心里升起——他不是垂涎于这些文物的金钱价值，而是为深藏在那一履一带、一环一佩、一点一线、一罐一坛之间的巨大的知识财富，以及燃烧其间的永世不灭的生命之火所迷醉。
馆里给他的工作是给文物分类写标签。工作虽然只是成天在墙上写字，可是这于沈从文，却并非一种机械式的劳作。他比别人多了一层心机，他抄写着，同时也对每一件文物加以仔细观察与分析，其中的人物服饰、家具器皿、风俗习尚、花纹设色、笔调风格，全都被他充满兴趣地加以注意。他且看且写且想，人转，手转，脑子转，种种形象连同涉及的各样或是或否的文物研究问题，一齐刻入他的大脑深处，他素能强闻博记，对形象的感受力极敏锐细腻，又擅长系列化排比，加上那份乐此不疲的心性，他正在向文物研究的高峰攀登。
他是那样珍惜时间，在他的感觉里，时间就是生命。自己从事的是一项崭新的事业，一切都得从头学起，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供浪费了。为此，他简化了自己的生活。怕上上下下出出进进耽误时间，他中午从不回家，经常拿一块手绢包两个烧饼，就在馆里填饱肚子。不止一次，中午的下班铃响了，他仍然聚精会神地记录材料。因太过神情专注，他竟没有听见铃响，结果被管理员反锁在库房里。午后上班打开库房时，值班员才发现沈从文还在里面伏案疾书。管理员过意不去，走到面前向他道歉，沈从文反觉惊愕，竟不解管理员何以云然。
这可正中了家里保姆的下怀，沈从文简化生活的习惯竟经常得到她的口头夸奖。
保姆石妈妈的心灵的确像块石头。她老是强调从文表叔爱吃熟猪头肉夹冷馒头。实际上这是一种利用老人某种虚荣心的鼓励，而省了她自己做饭做菜的麻烦。从文表叔从来是一位精通可口饭菜的行家，但他总是以省事为宜，过分的吃食是浪费时间。每次回家小手绢里的确经常鼓鼓地包着不少猪头肉。①依旧是日月升降，寒暑交替。几年过去了，沈从文以他惊人的毅力，默默地在他新的领地里开垦的结果，使他成为文物史方面几乎“富甲天下”的专家。在沈从文身上，命运仿佛有意在做出一种持平的安排，即让他以知识上富有去弥补他生活上的败北。在知识的追求进取上，沈从文是一个幸运者，在他走上文学道路之前，命运就安排他去经受种种磨难，去看那些别人无法见到的人生现象；而当他终于改行转入文物研究时，又让他直接触摸别人轻易见不到的奇异珍宝。
然而，沈从文对文物知识的贪婪进取，并不企求以此猎取个人名利。他只想以自己的所学，为各方面打打杂，尽一个合格公民应尽的人生义务。在这期间，文化部拨给沈从文数万元经费，让他给上海师范学院、吉林人民大学装备文物。他便全国各地跑去，充当文物采购员，他既懂行，东西买得既便宜，价值又极高。在吉林大学工作的成仿吾，后来对他说：买的东西真是好极了。敦煌壁画在历史博物馆展出，他又被抽调去工作了半年，展出后，东欧各国都有人来参观，又由沈从文担任陪同、讲解。一陪就是２０天；又应邀去中央美术学院讲古代丝绸锦缎课。除随身带些珍贵文物和古丝绸锦缎原件，几乎是空手而至，却将近百年的分期和断代信口讲出来；又应邀为《红楼梦》重新校订注释。依据文物研究心得，将原注改写了数百条。如“贾宝玉品茶拢翠庵”一节说到的那种“点犀”茶具，以前的注近似猜谜，而沈从文亲眼见到的类似的犀牛角茶具却有数百件；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受何其芳之托，又为《不怕鬼的故事》作注。
这些，自然不为一般人所知。更多地还是在博物馆内，于抄写标签之余，随时充当讲解员。
１９５３年青天，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访问团参观了历史博物馆。一个２０刚刚出头名叫王序的青年战士，随队走进正在举办的敦煌文物展览大厅。中华民族古老灿烂的文化使他目眩色迷。他既觉新奇，又感迷茫——他对文物所知实在很少。正当他手足无措时，一个５０多岁的工作人员微笑着朝他走来。此人举止斯文儒雅，虽然乡音极重，却十分细心耐烦地给他讲解，一如旧友重逢。而且，他对展品是那样熟悉，所知是那样精深广博，举重若轻地引导这位年轻人穿越一条曲折而漫长的历史迷宫。
在他的陪同下，这位志愿军战士听得入了迷，在展览厅里呆了整整半天。他心里想：祖国人民对我们志愿军真是太好了！
闭馆时间到了，铃声响了起来。两个握手告别。出于礼貌，这位志愿军战士询问了一声对方的姓名。
“沈从文。”回答的声音极轻，却还清晰。
“沈从文！”年轻的志愿军战士愣住了。他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这是事实。——这不是３０年代即蜚声文坛的老作家吗？他怎么当起讲解员来了？
这次偶然相逢，引起了这位年轻战士对古代文物的强烈兴趣，同时也决定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回到朝鲜后，他开始给沈从文写信。１９５８年王序复员回国，请沈从文帮助他挑选工作单位。在沈从文的参谋下，他终于选择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在这片新的事业领域内，沈从文默默无言地耕耘着。一篇篇文物研究的学术论文发表了，一部部专著——《唐宋铜镜》、《战国漆器》、《中国丝绸图案》、《龙凤艺术》相继出版了，他的生命之火再次发出耀眼的光辉。
当解放初期我在《新建设》杂志上看到他那篇简直等于“天书”的《明织金锦问题》时，几乎吓了一跳，继而又见到他的《龙凤艺术》、《唐宋铜镜》、《战国漆器》等专著时，我似懂非懂地理解了点他是在进行又一种创造性的劳动①。
沈从文对工作所具有的那份高度责任心感动了博物馆的领导。在沈从文留馆工作两年后，党委书记找沈从文谈话，要他写申请加入共产党。沈从文回答说：认真做事是我的本份。入党我没有资格，还差得远。１９５２年，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请客，邀沈从文、老舍、周培源、冯至等人参加。席间，李维汉诚恳地对大家说：党的事业需要知识分子，希望你们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如果不愿意，也可以加入九三学社。大家回答说：入党还不够条件，只希望能多看点文件，想多知道点国家大事。
李维汉回答也很干脆：这不难，我们尽可能满足大家。１９５３年，沈从文被安排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些相熟亲友向沈从文贺喜，沈从文反倒不解：这喜自何来？——他对这一类的得失照例看得极淡，而在别人看来，却反倒有点难以理解的“反常”。
然而，沈从文在博物馆的工作，远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那由千千万万文物筑成的历史迷宫里，他的心灵无拘无束，游刃有余，可是，发生在他身边的人事的风风雨雨，却常常弄得他一筹莫展。
沈从文一作起事来，为了使用方便，大批有关图书图片资料，或是墙上订着，或是桌上放着，地板上堆着，凌乱中却自有逻辑。为了节省时间，这些资料照例依原样放着，不再加以收拾。可是，却有人替他操心，这些图书资料常常被人收起。
办公室主任说：“书只能放在书架上，不能放在书桌上，这样才整齐干净。”
沈从文哭笑不得。但他照例不再抗辩，心里却说：“我不但要放在书桌上，还要放在床上呢！”
“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全国博物馆会议在北京召开。为了配合政治形势，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一个“浪费展览会”。一批由沈从文经手购买的文物，被当作浪费的典型例证，拿到展览会上陈列。沈从文本人也被通知去参观，接受教育。一部《望云笔谈》，中国古代极珍贵的兵书，汉代人著作，明抄本，由沈从文从苏州花３０块钱买来，很少人知道这本书实际价值；
整匹的汉代绫子，有“河间府织造”字样，沈从文买它时，只花了四块钱，一大堆战国时期的青铜车轴，购买时，沈从文从古董铺行家处得知，这些花纹相同的战国铜器，是分别从不同的地方出土的。于是由此推断，这一定是当时能大量生产了。它对当时铸造工艺水平的判定，提供了实物依据。而现在，却说是相同的买得太多了；又有一本《御物染织裂》，研究唐代绸缎的，为日本现代人有名著作，沈从文花一千块钱将它买来。——说是买得太贵了；
还有大批纸、漆、瓷器……。
这些文物，此时正作为沈从文错误的证据被陈列，他却反为能买到这些珍贵文物而得意。但他依然不做声，眼前的景象只使他感到一点滑稽。
历史博物馆新馆落成，日本一个代表团赶来祝贺。这些人都是中国文物研究专家，其中，水野清一是《云岗》一书的作者。得知他来，沈从文和馆里其他人一道，有意找了些他不知道的文物，如战国、南北朝时期的铜器和手抄经卷给他们看，日本人感到十分惊讶。
可是，轮到要座谈了，却由馆里的一位对文物并不在行的行政领导代表中国。谈了半天，却言不及义，答非所问，连翻译也被弄得莫名其妙。
对方问：“你是作什么的？”
回答说：“我们是同行，我们是同行！”
对方似乎是若有所悟，便一笑了之。
一天，北京市副市长兼学术委员吴晗应邀来历史博物馆参观，沈从文被指定为陪同讲解。
吴晗一行来到馆里，沈从文正待上前，见吴晗与几位馆里领导在陈列的文物面前议论风生，谈兴正浓——他知道，吴晗虽是一位历史学家，对文物并不十分在行。不愿意扫他们的兴，沈从文悄悄地转身走了。
事后，馆里立即召开批评会，指陈沈从文的失职和无组织无纪律。沈从文不作声。
有人指名问他，说：“你为何中途来了，又跑了！”无奈，沈从文只好说：“你们见他鞠躬如也，他见了我也是鞠躬如也。”
人们才知道，吴晗过去曾是沈从文的学生。
沈从文遭遇的这类事还多着！但他深知人情世态大率如此，许多事是无需辩，也无从辩的。事情虽不免有点烦人，却并非什么了不得的大事，自己只有退避一途，值不得将精力耗费在这类人事羁绊上。
但人也就是一种奇怪的动物。这种由意志支配的豁达并不能完全抑制下意识里的软弱。长年埋头于坛坛罐罐之间的那份寂寞，培养着沈从文一份孤独感。一次，郑振铎来博物馆看望沈从文。一见到这位３０年代起即相熟的文坛旧友，一丝伤感浸透全身，沈从文立时觉得心里发软，仿佛有许多话要对这位旧友叙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握住郑振铎的手，他只叫了声“西谛……”，眼圈儿便已经红了。
但在另一时，他却又反过来安慰别人。有一段时间，沈从文咳嗽得厉害，却仍然抱病给来博物馆参观的人做说明。恰逢蹇先艾、李乔来看望他。见沈从文满面憔悴，咳嗽吃力的情景，两人心里酸酸的，脸上浮出一丝凄凉的神情。沈从文见状，立即邀两人到公园里去吃茶，有意谈些软闻逸事，说些笑话趣话相互开心。
然而，沈从文却不后悔自己的选择，而是表现出惊人的坚韧。他容不得无端耗费生命的行为。
那时候，《新观察》杂志办得正起劲，编辑部的朋友约我为一篇文章赶着刻一幅木刻插图。那时候年轻，一晚上就交了卷。发表了，自己也感觉弄得太仓促，不好看。为了这幅插图，表叔又特意来家里找我，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
“你看看，这像什么？怎么能这样浪费生命？你已经３０岁了。没有技巧，看不到工作的庄严！准备就这样下去？……好，我走了……”①有一年，黄永玉去一个林区考察写生，他将在森林里的生活和见闻写信告诉沈从文。收到来信，沈从文写了一封长信作复。在信中，沈从文谈了三点自己的经验：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着自己的工作不放。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