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传--斩不断的情丝
斩不断的情丝
虽然在外部行为上，沈从文紧紧拥抱着自己所选择的新的工作不放，割断了与自己曾为之献身的文学创作的联系，一如当年选择文学创作，于沉默努力中求得进展。然而在他的心之一隅，仍保留着被主体抑制却并未断情的对文学创作的眷念。那是他的初恋，是他的结发之妻。它曾伴随他走过几十年艰难而漫长的人生之路，一旦割舍，说是放下了，倒恰恰像是不能放下的一种证言。当巴金、郑振铎、蹇先艾、端木蕻良、张天翼、李乔、何家槐等仍坚守文学本业的朋友、熟人相继来看望他时，心里无从抑制的那份伤感，也许正是这种眷念之情的下意识的流露？
这期间，在国务院工作的一位熟人曾写信给他，表示愿意为沈从文重返文坛做一些必要工作。
我从旁边观察，他为这封回信几乎考虑了三四年，事后恐怕始终没有写成。凡事他总是想得太过朴素，以致许多年的话不知从何说起。①针。一时间，文艺界开始活跃起来，出版界也出现了重新出版“五四”以来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的热潮。
一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选编的计２９万余字的《沈从文小说选集》的书稿，送到了沈从文手中。面对这部书稿，想起几年前开明书店的来信中所说作品已过时，代为焚毁的话，沈从文百感交集。
在为这本选集所写的《题记》中，沈从文回顾了自己文学创作的行程之后，不无伤感地写道：当更大的社会变动来临，全国人民解放时，我这个和现社会要求脱节了的工作，自然难以为继，于是终于停顿下来了。一搁就是八年。由于工作岗位的改变，终日长年在万千种丝绸、陶瓷、漆、玉、工艺美术图案中转，新的业务学习，居多属于物质文化史问题，和对人民生产服务的需要，越深入越感觉知识不足。在这种情形下，我过去写的东西，在读者友好间还未忘记以前，我自己却几乎快要完全忘掉了。
……记得２４年前，上海良友公司印行我习作选集时，在那本书题记中，曾向读者深致歉意，觉得费去万千读者的宝贵时间，心中极不安。希望在另外一时，还能够写出点较新较好的东西。现在过去了２０多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①。
然而，一种重新提笔创作的激情，同时在沈从文胸中滚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已显示出对文学艺术不同风格和形式的社会需求的确认。自己也许还没有完全过时？沈从文有点动了心。
希望过些日子，还能够重新拿起手中的笔，和大家一道来讴歌人民在觉醒中，在胜利中，为建设祖国、建设家乡、保卫世界和平所贡献的努力，和表现的坚固信心及充沛热情。我的生命和我手中的笔，也必然会因此重新回复活泼而年轻！②可是，接踵而来的发动党内外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反击右派进攻……，一场极不寻常的政治风雨，送过了１９５７年的春夏秋冬，同时也熄灭了沈从文重新执笔创作的热情。——他那本解放后直到７０年代末所出版的唯一的一本选集，如果再迟一、两个月，使不能出版。
对此，沈从文心里已经没有了什么不平。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自己所从事的文物研究工作，正急待深入开展。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社会安定，正为此提供必不可少的条件。他从工作中，获得了心灵的稳定与平衡。
１９５７年夏天，当社会上大鸣大放正进行得十分热烈的时候，沈从文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来人是专程从上海来京的一位青年学生。见面后，他对沈从文说，上海《文汇报》正等着要消息。你是著名的老作家，解放后对你的待遇太不公平，你对共产党有什么意见，尽管说！我一定代你写出，在报上为你鸣不平。
沈从文心想：我有什么不平？不再从事文学创作，那是我自己的决定，不是谁不准我写，也不是谁规定我只能写什么，而是自己心里有个限制。
来人拿出一张介绍信，递给沈从文。沈从文接过一看，见介绍信上写着张恨水、小翠花和自己三个人的名字。
沈从文有了点疑心：自己与另外两位有什么相干？为什么将我的名字和他们的放在一起？是一种疏忽还是有意为之？他对来人说：“你们恐怕弄错了人。”
“不错，不错。”
“我和介绍信上另外两位都不相熟。”
“那是随便填上去的。”
沈从文默默无语。过了一会，他对来人说：“近年来我正在做丝绸研究工作，只担心工作进度慢，怕配不上社会的要求。如果有什么不平要写文章，我自己会写，也有刊物刊载，不必别人代劳，请不要记什么吧。”
来人随身带了照相机，原准备给沈从文拍照的。见沈从文如此一说，照相机也不便再打开。坐了一会，便告辞而去。
望着来人离去的背影，沈从文心想：这个青年人太过热情，以为我多年不弄创作，就一定受了委屈，一定有许多意见憋在吐子里待放，却料不到我目下搞的研究，过去是不可能有人搞的，因为简直无从下手，只有现在才有可能来从事这项工作。……他因失望而去，说不定还会说我“落后不中用”！——沈从文不免露出一丝苦笑。
１９５８年，文艺界庆祝反右斗争胜利，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在西长安街邮局对面的一个饭馆里，设宴招待文艺界人士。全国文联、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作家协会、文化部共３０余人参加，沈从文也在被邀请者之列。席间，周扬当众宣布：老舍同志工作很忙，准备请他多管一点全国文联的工作，北京文联主席的工作，我们想请沈从文同志担任。沈从文一听急了。他立即站起来说：“这不行。我还是做我的文物研究工作。我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人……。”此事便就此搁浅。
倏忽间到了１９６１年。“浮夸风”和左倾教条主义，接连而来的严重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的恶化……天灾与人祸的交相袭击，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左”因其自身的罪孽遭到报应。为了团结全国人民共同度过这一困难时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文化学术界又被旧事重提。沈从文重新拿笔创作的热情又一次被点燃了。
１９６１年年底，在王震的安排下，沈从文一行九人从北京出发，去江西井冈山地区参观访问，一边体验生活，一边进行写作。
与沈从文同行的，有东北的蔡天心，北京的阮章竞，四川的戈壁舟、安琪，广东的周纲鸣和新华社的华山等。１２月１５日，汽车沿盘山公路飞旋而上，过毛坪，过当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抗击国民党军队“围剿”的黄洋界，抵达高达８００余米的茨坪。
其时，恰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参加山区建设四周年纪念日。沈从文等人的到来，受到了热烈欢迎，并立即被邀请出席２７日召开的纪念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全国各地来井冈山落户的知识青年代表５００余人，在这高远偏僻山区，自然是一次盛大的集会。在大会上，出于对年长者的尊重，沈从文被与会代表一致推选为大会主席，这对沈从文，真是有生以来破题儿第一遭。人们的热情很使沈从文感动，除了给大会致辞，他还即席朗诵了一首诗歌。
大会结束后，沈从文由井冈山歌舞团一群青年陪同，返回招待所。
天空飞起了鹅毛大雪，茨坪四周远近已经一片白茫茫。这个当年不到２０户人家的山村，如今已有３０多座楼房在群山中落成。新建的七层大厦，依山据胜，从远处望去，在云雾中青碧明灭，变幻不测，近接群峰，如相互揖让。沈从文怀了一丝希翼。他愿意了解眼前这个变化的事实，并在这新旧交替中追觅旧迹……。
沈从文一行七人被安排住在一间宽约２８步的大房间里。茨坪处高寒山区，又值冬天，便在房子中央放置了一个火盆。由于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山上生活十分艰苦，当时有所谓罗马尼亚“长生不老药”维生素Ｈ３，还要专程从山下用奶瓶装好送上山来。
本来，上山时各人都有自己的写作计划，现实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使得大家鼓不起创作的劲头。似乎各自心照不宣，无人开口提及创作一类的话题。于是，除井冈山管理局安排组织的参观外，成天只有打扑克、跳舞一类事可作。沈从文既不会跳舞，又不会打牌，并且还无书可看。他只能在一旁看热闹。
见沈从文无事可作，华山便对他说：“沈先生，你既不跳舞，又不打牌，那就写诗吧。”“好。”
“那就一言为定。”华山伸出手来。
沈从文也伸出手来，于是击掌为定。
终于找来一支毛笔，房内没有墨砚。沈从文找来一只破碗底，将其倒覆在桌上，将墨水倾入碗底，开始以五言古体作诗。——１９１９年，在芷江时，他曾用刚学会的旧诗体为那个白脸女孩子写情诗。９２２年到北京后，便没有再用旧体写诗，从那时至今，已有了４０年。
从这天起，在参观访问期间，每到一个地方，沈从文便践约作诗一首。
但这并非沈从文这次井冈山之行的预定目的。他是带着自己的创作计划而来的。按预定计划，他将要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创作，其内容是一个共产党人在二三十年代的人生传奇。小说准备以张兆和的堂兄张鼎和即张璋及其事迹为创作原型，表现一个旧家弟子如何背叛家庭，走上反抗黑暗社会的道路，同时记录二三十年代动乱的中国社会面貌和各种不同人物的人生足迹。
为此，他需要置身于一种相应的生活氛围，从那些似变而未变的人生形态里，获取必要的艺术素材。然而，上山后的十多天里，一阵热闹兴奋过后，预期得到的全没有得到。世变时移，人生的旧迹似乎已难寻觅。茨坪虽然已成井冈山中心，有博物馆、招待所、文化礼堂、百货大楼、医院、敬老院等生活文化设施和相应机关单位结构而成的文化社区。人员既来自全国各地，居民成分与社会人事已全面刷新，人生已是一种新的合成形态。旧有的乡村文化与人生形态似乎已荡然无存。井冈山不再住有能唤起沈从艾对已逝岁月回忆同感受的旧军人、铁匠及各种行业的平民。井冈山属罗霄山脉，本为道家洞天福地之一，传说中卫叔卿乘白鹿驾云车事，向本地人问及时，已经茫然无所知。
而且，这种体验生活的方式也根本不能贴近人生。人们对上面下来的作家，接待虽然充满尊敬与热情，却同时也造成一道壁障，与实在人生相去一间。无论与何人交谈，听到的都灵通同共有的语言。究竟是社会人生所有方面都已经同步化，还是人们的心之一隅不愿意向陌生人敞开？——在那些普通人眼里，沈从文已不是当年的身小师爷，一个浪迹各地的士兵，一个无望无助的文学青年，而是一个“上面”下来的人，一个十足的“城里人”了。
沈从文想起五年前的一件往事。１９５７年春，他随政协代表团去湘西考察。路过沪溪县的张八寨时，他特意从一个小渡口过渡。这是一个老式渡口。一只老式渡船，一条竹缆横贯河面上空，由一个梳着双辫的小姑娘攀援缆绳，来回送人过渡。东边一列长长青苍崖壁，西边一大片石滩，石滩尽头一簇簇落叶老树，依然保留着几十年前旧有的风貌。可是不远处，新修的大渡口处，却终日不断地吼着叫着各式客货车，等候开上方舟过渡。客车上正坐着来自生国各地的新闻记者、电影摄影师、医生、美术、音乐、舞蹈、文物调查工作者……，洗尽了过去对湘西“匪区”的印象，充满了热情与兴趣。正准备向湘西各县走去。与老式渡口相映照，景物也就既熟悉又陌生。至于湘西本地的乡村人事，变化就更加不易把握。记得解放前不久，就在这个地方，有一辆中型专用客车等候过渡时，却突然响起枪声。车中七个地方高级文武官员同时在乱枪中死去。这类证明社会动乱、人生变易无常的旧事，已经成为历史陈迹。十年过去，这地方随同日月交替，社会人事已起了根本变化。即如渡船上这位小姑娘，所处地理环境与自然背景，一如几十年前自己笔下的翠翠，然而一份对生命充满自信的从容与快乐，却又与翠翠全然两样。记忆习惯中的文字已经陈旧，触目景物人事却十分新鲜。在这种变化面前，自己几乎成了一个不谙世事的傻角儿，一个凡事陌生的外来客。自己上船时因船身晃动时那份慌张，对新的人事变化的茫然无知，使自己意识到，自己虽然常常自以为是个“乡下人”，性格习惯属于内地乡村型，不易改变。其实，自己所熟悉的人生，多是百八十年前的老样式，而对已经变化的乡村人事，以及这种变化的来根去脉，似乎已经无从着手把握。在家乡年轻一代眼中，自己已纯乎是一个“吃白米饭长大的城里人”。
自内所生的限制，使沈从文感到一种不安，刚刚萌生的一点信心正渐次失去。
终因山上生活太过清苦和寂寞，比沈从文还年轻的同行者，先于沈从文下了山。沈从文原先预定在山上住两年的念头，由于内外条件不如所期，终于在１２月２５日，与周纲鸣、蔡天心、江帆等人结伴，离开了井冈山。
沈从文传--为而不有
为而不有
促使沈从文终于提前下山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无从搁下那一个个正在进行的文物研究专题。——当他紧紧拥抱着文物研究工作不放时，他无法割断与文学创作的一缕情丝；而当真要从文物研究中脱身而出时，他才强烈地感到文物研究对自己所拥有的独占力量。
自从进入文物研究领域以后，沈从文有了一种越来越强烈的紧迫感。
沈从文长年累月与之对面的，是份无法计量的巨大历史文化财富。那一坛一罐、一丝一缕，处处显示出中华民族先民在物质文化方面的伟大创造和智慧凝聚。可是，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却处于落后状态，与祖先的光辉创造相比，实在太不相称。即以大同云岗石窟为例，早在４０年代，日本人水野清一就写出了３０多本一套大部头的研究报告，而在中国本土，却连一套像样一点的介绍图书都找不到。敦煌在中国西北，而“敦煌学”又是日本人居领先地位！……每思及此，沈从文都有一种芒刺在肯之感。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必须有一个与中华民族相称的地位和格局。如不思振作，迎头赶上，便难免对上愧对祖先在天之灵，对下无法向子孙后代交待。为此，从１９５３至１９６３年，沈从文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先后就文物研究工作有关问题，提出过２０多次建议。
要使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取得预期的进展，除了国家主管部门应作出给予文物研究相应地位的安排，要有人耐得住寂寞，不计个人得失，扎扎实实地做打基础的工作，还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才能见出效果。可是在文物考古领域，到处都是条块分割，各各将国家文物资料当作“专利”，个人与个人、单位与单位之间，相互保密、封锁的情形十分严重。其结果，既有害于人，又无利于己，更有损于整体研究格局的形成。对此，沈从文简直无法理解。
对上级主管部门的决策，沈从文无从过问；对别人思考问题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沈从文也无权干涉，他只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责。一方面，他同时展开对几十个专题的研究，另一方面，将自己的工作看成是“为各方面打打杂”，充满真诚地为国内各单位与个人的研究需要提供帮助。于是，一如３０年代在北京办《大公报》文艺副刊时期，沈从文小小寓听，又成了人来人往的热闹场所。不同的是登门入室的，已换成了古文物研究有关的人员。
业务和服务范围日益扩大，除自己在“物质文化史”方面二三十年来锲而不舍地狠下功夫之外，经常还把自己的专长“送货上门”，或者接受外单位的“加工订货”，甚至应承“代购”、“配货”的委托。他那间本来就不大的“窄而霉斋”，有时简直成了个不挂牌匾的作坊或者无以名之的文物、杂项荟集之所。每当客人进屋来，主人常常得这么介绍已经在座的：“这位是景德镇来的××师傅……”
“这两位是专门搞舞蹈服装设计的……”
“快来看这几块新疆新出土的锦缎吧，不仅重要，还真是米（美）极了！”①在这方面，沈从文是一个令人叹佩的古道热肠式的人物。凡有所求，他总是尽量满足别人的需求。每当别人上门求教，遇一时不能说清的问题，他总要于事后凭记忆写成数十张卡片，有时甚至一部一部地评述有关典籍的得失，而后将这些卡片，分装在大大小小的纸袋里，外面注明“内××材料”——“××有用”、“供×××参考”……。熟悉情况的人，一看名字，就知道这是为常来求教的年轻人准备的有关资料。南京大学的青年教师罗子，编写了一部《中国工艺美术史稿》，寄给沈从文征求意见。沈从文为有这样一位青年同道而高兴，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为这本书提意见，作修改，反反复复凡四遍，竟使原先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增加到２０余万言。
从事考古学研究的青年高华，曾这样回忆他请沈从文审阅一篇考古学论文的经过：……我写了封长信去请教，并把我论文的初稿也一并寄去。沈先生在百忙中看了我的论文，并就我所提的问题给了许多明确的答复。他老人家回了我一封四倍于我的长信，蝇头小楷恭恭正正地写满了八页。他不仅提供了许多参考文献，而且有的就直接旁证博引，省得我再去考证了。经他老先生提供的线索，我翻遍了全套《汉书》，终于查出鎏金在汉朝已经广泛应用到了建筑装饰上的实例。我在论文中曾引用了一段沈从文先生复信中的话，我的指导教师、建筑家陈志华先生也是独具慧眼，他一眼就瞧出这些材料有来头，他问我资料来源于何处？我于是老老实实说明是沈先生复信中的摘抄。他说应当把材料来源出处说明，于是我加上了“据考古学家沈从文至函介绍”字样。①沈从文对这种播撒火种工作的重视不亚于自己的研究。他看到了这对于民族文化研究的长远价值。他从自己的艰辛严肃的劳作中，深切体验到了四时交替对生命的严峻意义，时间就是生命。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的时间有限，应作的事太多，而能作的事实在太少，面对自己归纳排比出来的一大堆研究专题，沈从文有了强烈的焦急感，还有许多责任待尽，自己正一天天老去。他愿意年轻一辈能够分担这份责任。在他的感觉里，不是自己帮助年轻人，而是年轻人在帮助自己。每当遇到一个有志于文物研究的年轻人，话一投机，他会立即引为知己，并推心置腹地说：“我在有生之年要做的事实在太多了，只怕来不及。我愿意把一些专题分给年轻人，把我积累的资料交给他们，完稿后以他们的名义发表。重要的是把事情做出来，而不是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你有没有兴趣承当一份？如愿意，可以把有关资料拿去，如有困难，也可由我指导进行研究。”
这种焦灼感使他不愿去计较对方的目的与动机，以至充满兴致地忙活了好些年，一旦那人出露头角了，回过头来反把他的真诚和忘我当作笑谈，背地里对他横加揶揄。对这类人的以怨报德，他总是一笑置之，依旧照样带了一股“傻”劲去帮助别人，从来不曾从中吸取教训。他何尝不知道人世复杂，人之贤与不肖，各各有别。他宁可承受个别人的以怨报德，却不愿因可能不得好报——他原本也不求报，而阻塞了更多的有志者的上进之途。——这个“乡下人”，有如他过去笔下的老兵会明，承受了一份别人所得的“呆子”印象，却无从抹去保留在深心里的那份人生责任感，尽管在会明身上，是一种不知而为，在沈从文则是“明知故犯”的。
文物研究在中国起步晚，底子薄，课题多，是一种筚路蓝缕式的开拓。其不能与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地位相称，是不言而喻的。这种状况，已经引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关注。１９６３年，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员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在谈到文化建设方面的问题时，周恩来说：我们出国访问，参观过人家的蜡象馆、服装博物馆。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民族，文化比他们悠久，可是我们却没有自己的服装博物馆，没有相应的《服装史》，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编一部有自己特色的服装史？
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当即插话说：“这事沈从文可以做。”周恩来也当机立断：“好，那就交给他去做。”齐燕铭对沈从文的研究工作是了解的。１９６１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授的苏联专家尼基希洛夫，去历史博物馆参观时，就曾指名要沈从文陪同。沈从文陪她看了整整４０天。沈从文强闻博记，对中国古代文物的深入和透彻的理解，对问题的举重若轻，使尼基希洛夫既惊讶，又佩服，对这次参观极为满意。不久写信给文化部，希望沈从文能编一本书：“就按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和您的讲解来写，这就很是马列的了。”
不久，就抽调沈从文、王崇吾、金灿然，与尼基希洛夫组成一个班子，着手《中国历史图谱》的编写。全书由沈从文起草，每写出一章，就提交编写小组讨论通过。
就在此书将付印时，中国科学院方面以书稿内容不够详细为由，要求另组班子，重作修订。
于是，又组成一个包括沈从文在内的１２人委员会，其中，有６个专业研究员，重新开始工作。
对此，沈从文大惑不解，心里有了疑虑。“不详细”是不是中止此书出版、另起炉灶的真实理由？这原是一部以实物图像为主的著述，自与那种对实物了解不够、却以典籍记载加以引申的著作不同。而这１２人委员会中，大多没有见过多少实物。如果仍以原先的构想为主，那么重新增补的基础在哪里？如果改变原先的构想，使之“详细”的结果，这本书又会成为什么样的型范？假若果真如些，为什么不干脆组织人另编一部，让两个不同特点的著作并存，而又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
是不是还另有原因？原先在这本书稿编写过程中的一些人事点滴突然闯进沈从文的心里。——每当他写出一章交小组讨论时，总要爆发一场无谓的争执。一些本无可争的问题，也要被提出争论一番。那时，沈从文以为这只是学术问题上的正常现象，虽有点迷惑，却并不以为意。现在仔细一想，心里不免起了隐忧。他朦朦胧胧地触到一个可怕的字眼：成果争夺。
他被自己这种联想惊住了。——也许，这只是出于自己的多疑。一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念头？可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未来的工作必然是一场没完没了的扯皮。预期的结果一定要完结于生命与精力的“内耗”之中。在这种牵连到人事的“争夺”中，自己从来就是一个低能者，留下的只是一连串的败北记录。
——但愿这是自己的无端猜想。但不论是哪种情况，今后的工作都将与自己所预期的相反。与其将生命耗费于无结果的努力中，不如及早避贤让路。
于是，沈从文将书稿交由新的班子处理，当真就从１２人委员会中退了出来，返回了历史博物馆。
然而，这本书此后也就泥牛入海无消息。
１９６３年，当齐燕铭向沈从文转达周恩来的决定时，沈从文欣然应诺。他钦佩周恩来对民族文化研究工作的重视，感念他对自己的信任，他愿意做这种开拓式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打前站”、“为后来者开路”的工作。
沈从文立即着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写作。按照统一安排，由轻工业出版社的阮波负责这本书的出版，由历史博物馆从美工组抽调陈大章、李之檀、范曾参加，负责图片制作——由沈从文提供图像实物资料，加以描摹绘制。到１９６４年春，一部包括２００幅主图及部分附图，２０余万研究说明文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初稿即告完成。全书以文物图像为纲，以不同方式、不同体例作文字说明。文字说明以实物为归依，穿插引申文献典籍，进行比证、分析与综合。
书稿完成后，出版社立即出样书，分送有关部门及专家征求意见。在听取了各方面有关意见后，沈从文又重作增补。按预定计划，此书将在１９６４年冬付印，作为建国１５周年献礼。
可是，１９６４年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变化，注定了这本书的夭折。随着国内经济的全面好转，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阶级斗争又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思想文化领域照例首当其冲。文学艺术各部门已经受到了严厉的警告：“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许多部门还是‘死人’统治着。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极左思潮正借机而起，酝酿着中国文化的全面危机。
在此时，即便是远离现实政治的文物考古部门，也不是宁静的避风港。早在１９５７年，沈从文发表的一篇题为《古代人的胡子》文章，就有人在报上著文，指名批评他“不谈阶级斗争，谈起古人的胡子来了”。对此，沈从文简直啼笑皆非。——胡子问题，一般人可以不谈、不懂，搞历史文物研究的，却不能不谈，不能不懂！不同样式的胡子，是判断历史人物所属时代的重要依据：战国人的胡子，像倒过来的菱角，向上微微翘起；西汉人的胡子，是长长的左右两撇，显得威严庄重；到了隋代，更是按人的不同身份，编成形状各别的辫子；而现世京剧里的人物，胡子都是明代人样式。对古人胡子的鉴别，涉及历史文物的真伪。
然而，那种将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的思潮，却正制造着中国文化的“劫数”。
沈从文和他的文物研究，在即将来临的社会风暴中，不可能不在劫难逃。
沈从文传--那朵小花，真美！
那朵小花，真美！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江青等人直接组织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由姚文元署名，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从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１９６６年２月，林彪伙周江青等人抛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５月１６日，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二月提纲》被撤销；８月５日，毛泽东发表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８月７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这场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一切都来得那样迅猛，那样眩目，那样令人猝不及防。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不需要任何法律依据的打、咂、抢；逼、供、信；剃阴阳头，戴着高帽子游行示众等人类自残自渎行为，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口实被涂上神圣灵光。在革命旗帜包裹下的极左思潮，迷乱了人们的理性，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权威崇拜正以理葬一切权威形式进行。一方面以家庭出身为依据，“红五类”“黑七类”成为划线站队的根据；另一方面，任一“莫须有”的罪名又可使人立即由“红”变“黑”。一批又一批的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沦为“牛鬼蛇神”。许多人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转眼间便成为革命的阶下囚。
在这场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中，沈从文以反逻辑形式逻辑地被视为革命对象，运动一开始就被“揪”了出来。罪状是极容易罗织的，而且还是“五毒俱全”。且不说当年他与胡适等人的交往，抗战中“反对作家从政”，在第三次国内战争中所持反战立场，莫名其妙地被认定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反共老手”成为戴在沈从文头上的第一顶帽子；又有人揭发，沈从文家成天跳黄色舞，听黄色音乐，是“裴多菲俱乐部”——这也是一种诬告，沈从文从来不会跳舞，也从未在家里举行舞会，所谓听黄色音乐，实为沈从文长期养成的听西方古典音乐的习惯；解放以后，他所从事的文物研究，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自然又是“反动学术权威”。
于是沈从文被红卫兵先后八次抄家。他无法记清被抄走了些什么东西，唯一留在记忆里的，是他的六公斤一捆的书信被抄走了。女儿沈朝慧同时被勒令返回湘西。——朝慧是沈从文弟弟沈岳荃的女儿。全国解放前夕，身为国民党军官的沈岳荃本来已经参加了起义，却因情况不明，在镇反运动中被误杀，直至３０年后始得“平反”。１９５８年，沈岳荃的这个遗孤从湘西来到北京，投奔伯父并认沈从文为父。“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做为“黑五类”，朝慧不可免在被驱逐之列。于是，以她名义的存款全被抄走，并被吊销了在北京的户口，限期离开北京。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被作为“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毒草遭到批判。
起始，博物馆的一位副馆长对批判会的组织者说：“你们别忙着批，应该先学习，学懂了再批。”这自然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亵渎，得到的回答是“嗤之以鼻”，批判会照样进行。——人们既然已经习惯在既定结论下作文章，自然不会陷入在具体分析前提下作结论的“纯学术讨论”的泥坑。沈从文算得运气好，总算没有被拳打脚踢，但仍然尝到了“架飞机”的滋味。——由左右两人，一面按住肩膀下压，一面抓住两手反向上提，被迫弯腰、低头，整个人体如飞机形状。
批判并不到沈从文为止，人们还要顺藤摸瓜，追查沈从文的“黑后台”。其结果，向周恩来建议由沈从文担任此书写作的齐燕铭立即成为批判对象。稍稍熟悉一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不难从中感受到这一事件所具有的讽刺意味。——早在１９４４年，由杨绍萱、齐燕铭执笔的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便被视作延安“旧剧革命”的先声。当时，毛泽东就曾在给他们的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①而现在，齐燕铭反倒因“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然而，批判者并没意识到其中的讽刺，因为齐燕铭“背叛”了原先的革命立场。也有人觉出其中的滑稽而不敢作滑稽之想。——人们必须强制自己按“现实”逻辑进行思想。
在批判齐燕铭时，沈从文算是受到“优待”，因心脏有病，特许他在隔壁房间里听取大会的批判。
沈从文虽因此事牵连别人而深感不安，但对自己的遭遇，已经看得十分平常，没有了委屈痛苦之感。他看到了这场革命中匪夷所思的喜剧色彩。既然几十年前就参加革命的人正被人革命，今天革别人命的，明天又被人革，而许多同自己差不多的熟人朋友，有的已经被关押起来，有的被打成残废，有的被迫自杀，或者被折磨致死。自己还算得是不幸中之大幸者。
在狂飙飓风面前，沈从文十分坚强洒脱。一天，军管会一位军代表将他叫去，指着他放在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对他说：
“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
“没有什么不服，要烧就烧。”
于是，几书架的图书和资料被搬到院子里，付之一炬。其中，包括了一些珍贵的书籍，如明刊本《古今小说》等。望着它们在熊熊火焰中化为灰烬，沈从文心里虽觉可惜，却无愤懑，他简直诧异于自己的镇定和淡漠。但他明白，这是不能辩、也无从辩的时候。一切抗辩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于己有害，只能听其自然。
一部分被认为没有问题的图书资料被留下了，并交还给沈从文。那位年轻的军代表一面将书交还沈从文，一面说：“你不要看不起我，以为我没文化！”
这些人为什么那样自信，又如此自卑？极端的自信与极度的自卑之间，正有着一种奇怪的沟通。过犹不及，两极间的沟通，似乎正是自然的普遍法则。对此，沈从文没有作答，也无从作答，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
他默默地将退还给自己的图书资料装进一个大麻袋，步履艰难地拖着出了历史博物馆，从天安门一直拖到位于外交部后面的东堂子胡同的家里。
然而，为强大政治压力所规范的人的外部行为和社会舆论的一律，无从完全改变世事的是非曲直。世道人心的差异依然存在。历史博物馆的军管会一成立，一个姓黎的瑶族出身的军代表，就将沈从文叫去，十分平和、诚挚地对他说：“你别担心。你根本无事，没有政治问题。”
沈从文知道，这是对方对自己的安慰。以一人之力，是无从改变既成事实的。但他仍然从中感到人与人之间理解与同情的温暖与可贵。
第一道冲击波过去，沈从文反倒变得安全了。由于他在历史博物馆不是“当权派”，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他不久就成了“死老虎”。——“死老虎”打起来无味，也不能显出打老虎者的英雄本色。于是政治的兴奋中心发生了转移：揪党内、军内的“一小撮”，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于是，沈从文被“挂”了起来。除装点性的陪斗外，便同其他“牛鬼蛇神”一道，每天被集中在博物馆的裱画室里，学《语录》，唱“混蛋歌”，参加各种体力劳动。沈从文的任务是负责打扫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对一个６０多岁的老翁，似乎没有人担心他会有什么不轨之举。有时又被安排拔草，要打扫厕所时便打扫厕所，要拔草时便拔草，沈从文照样做得十分认真称职。
有时，他也想利用闲暇时间看点书。可是，除了马列、毛泽东著作，其它的书不许看。跑到图书馆去借与古代服饰研究有关的全套《三才图绘》，也遭到拒绝。说是全套不借，要借只能一册一册借。
他只好专心致志于拔草和打扫厕所了。
其时，毗邻博物馆的天安门广场，经常有数万、十数万人的大规模群众集会。或是红卫兵检阅，或是大型批斗会，或是欢呼“最新、最高指示”的发表。那是由红旗、红袖章、红宝书汇成的红色海洋。人潮汹涌不息，口号声响彻云天，气势无比雄壮。在这种背景下，每天从事周而复始的劳作，沈从文心里却充满稀有的平静。
这天，沈从文又一次到博物馆的院子里拔草，院墙外的天安门广场上，又一次群众批判大会正在举行。“打倒……！”“……万岁！”“……进行到底！”的口号声如一阵阵惊雷，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炸裂，鼓动的声浪铺天盖地袭来。
突然，沈从文眼睛一亮。他看到院子的一角生长的一株秋葵，正在深秋的寒风里微微抖动。一朵红花从植株的中心勃起，花瓣叶片上挂着晶莹透明的露珠，楚楚可怜，又生机盎然。
沈从文忽然心有所感：尽管身处金风肃杀时节，眼前的小小生物却仍在履行自己的责任。他仿佛触到了生命的律动，感到了生命自身保有的那份镇定与从容。
那朵小花，真美！
这一瞬间，院墙外传来的声浪仿佛突然减弱、退远，乃至于消失。沈从文的心灵空间一片谧静，谧静中又浸润了一丝伤感。
——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然而，内心的平静无从左右外部世界的变动。这种拔草、打扫厕所的日子没有一直持续下去，一份新的变动又在改变着沈从文的处境。
先是１９６９年７至９月间，文化部所属各单位和文联各协会的全部工作人员，按照统一部署，分别安排去湖北咸宁、天津宁海等地的“五·七”干校和军队农场劳动，一面搞“斗、批、改”，一面接受“再教育”。九月末，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任编辑的张兆和，已随本单位人员去了湖北咸宁。至此，沈从文一家成员已经是天各一方：次子虎雏早在１９６６年就同妻子去四川参加“三线”建设；女儿朝慧早成了各地飘泊的“黑户”；长子龙朱虽仍在北京，却因１９５７年在一张别人写的向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上签名，被划成“右派”，眼下正在北京工业学院附属工厂里接受监督改造。因接受一顶“右派”帽子牵累，３５岁的人了，仍未能结婚。尽管如此，只要沈从文还留在北京，全家人到底还有一个团聚的中心。可是，就在张兆和去湖北一个月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的一天，沈从文家里来了两个人，通知他五日内作好离开北京的准备。
问：“去哪里？”
答：“到湖北去。”
几天后，历史博物馆召开了一个动员会议，与会者共２７人。其中有五位年过６０的老人，并且都是病号。
会议的宗旨是动员与会人员去“五·七”干校，并规定每个人都得表明自己的态度。
先是两位副馆长带头发言，大意说：知识分子去“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照主席的话去做没有错，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就会犯错误。主持会议的军代表十分高兴，连声夸奖：“还是老同志有觉悟。”
见他们一个个慷慨激昂，信誓旦旦，沈从文信以为真，轮到自己表态时，便说：“既然大家都去，我也去。”
朝慧担心父亲的健康，跑到历史博物馆问领导：“下面情况如何？老人吃不吃得消？”
一位副馆长回答：“那里美得很，他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不久，沈从文即发现，与会２７人中，到后下去的只有包括自己在内的三个老弱病残，远较他们年轻的反以各种理由留下了。后来又得知，这样一种搪塞无法向上面交待，一些人仍被逼着要下去，那位说下面“美得很”的副馆长无可奈何，幽幽地哭了一场。
先是在动员会上，就有了明确交待：“你们去了，就要下决心在那里扎根，不要再打算回来。除了煤球，什么都带下去。”
沈从文照例信以为真。他估摸着：以一老病之身，自己这一去再也回不来了。临行前，他将在京的几个至亲子侄叫到身边，把手头的一点积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沈从文每月只能领５０元生活费。这时“落实政策”，按原工资补发所得——分给了他们。龙朱、虎雏、朝慧、黄永玉各得一份。
这真是一个悲壮的骊歌。①
沈从文传--含泪的微笑
含泪的微笑
１２月底，连哄带骗，沈从文被送到了湖北咸宁。这时他才发现，历史博物馆下来的，只有自己和另外两位年老高级工匠。
张兆和特意赶到县城来接，临时找到一所破旧学校落脚休息。
随后，他去干校管理部门报到。一查，沈从文却榜上无名。
“这里需要劳动力，你来干什么？”
“上面叫来的，不知怎么安排？”
“这不好办，最好还是回去。”
“可我怎么回去？北京连户口也吊销了。”
“这样吧，等我们商量一下，再通知你。”
于是回到那所破旧学校里坐等。其时正值岁暮严冬，沈从文坐在空荡荡教室里，望着铅灰色的天空出神。
他是中午到达咸宁的。一连等了四个小时，直到黄昏时节，终于得到通知：先住下来，等候下一步安排。
这才搬进属故宫博物馆一间空着的宿舍，房内一盏煤油灯，一摊蛇皮。
住了不到半月，阳历新年刚过，突然接到通知：“决定安排你去双溪，下午３点有车去那里，你准备一下，马上就走。”
先就不作再回北京的打算，一些必需的家具和日常生活用品都带了下来。立时要走，又是一阵手忙脚乱的折腾。终于随车到了距咸宁５０余里的双溪，临时被安顿在区委一个阁楼上。楼上光线极暗，白天也得点灯；又没有床，只得在稻草窝里开铺，接着安排沈从文住进一临时打扫出来的旧猪圈里，沈从文坚决不去；旋即又改为一小学校的教室，才总算有了一个落脚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