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校坐落在一座高岗上，四周没有人家，孤零零的。里面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有。沈从文的住房，是在大教室里用芦苇隔开的一间，隔壁住着故宫博物馆下来的“五七”战士。这里距张兆和住地６０余里。
确如那位副馆长所说，双溪风景极美。这里原属古云梦泽湖泽地带。眼目所及，为五万余亩水田，田垅纵横交错，分割成无数面明镜，水波天光，上下辉映。远处一带山岗环列，早晚间岚气蒸腾。从学校小小窗口，早晚可见生产队牛群过身。常常是一头老牛，骨骼庞大，身后限着三五头小牛，用极其庄严的步伐在公路上走过。公路对过，是一片坟地。长夜清晨，荒草野坟之间，有碗口粗细黄喉蛇“咯咯”叫声传出。
这之前，沈从文在一个被称作“七五二高地”的地方看守菜园子。他十分称职，风雪雨晴，从不间断。虽然他将世事看得十分坦然，终不免感到孤独寂寞。也常有亲朋来信，关心到他的处境。为免除亲朋担心，他不得不在回信中强作欢愉：
在这多雨泥泞遍地的地方，他写信给我时，居然：“……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
天晓得！我虽然也在另一个倒霉的地方，倒真想找个机会到他那儿去看一场荷花……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他的确是受到锻炼，性格上撒开了，“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派他看菜园子，“……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像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转来，……”还提到史学家唐兰先生在嘉鱼大江边码头守砖，钱钟书先生荣任管仓库钥匙工作，吴世昌先生又如何如何……每封信充满了欢乐情趣，简直令人忌妒。①
实际上，沈从文过得并不这样富有诗意。生活单调清苦不说，这里地方偏僻，几乎与世隔绝。又无书可读，在精神上，四周仿佛有望不断的高墙。雨季一来，还几乎居无宁日。
又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公路上的积水下泄，一股股黄流从房门和墙根缝隙处注入沈从文房中。头上屋瓦及墙壁裂缝处也是渐渐沥沥。不一会，屋子里已成水池。见情形不妙，沈从文赶紧穿上一双长统胶靴，撑一把雨伞，站在房间中央，望着不断加深的积水发愣，不知何以为计。幸亏１０多个故宫博物馆同事，陆续赶来相助。他们盆端桶挑，从房间内挑出４０多担积水，又从外面挑来１０余担新土，将地面进水处——塞死。又找来几担干草，爬梁上房，将屋瓦及墙壁漏雨缝隙一一塞紧。好一阵忙碌过后，尽管头上仍点点滴滴，总算可以安身度命了。
当大家忙碌时，沈从文唯一能作的，只是撑着那把雨伞，在屋内泥水中走来走去。
就在这样的处境中，沈从文仍念念不忘那本服饰研究。虽然有关的资料和一切得用工具书早已散失无余，然而１０余年沉默努力的结果，凡经手过眼的以万千计的文物，那些丝、漆、铜、玉、竹、木、牙、角，坛坛罐罐和花花朵朵，仍重叠在沈从文大脑襞褶深处。于是，就记忆所及，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应当增补的图案一一写出；又就国内文物研究始终近于空白的２０多个专题，分门别类，将有关材料排队，有关材料的来源、性质、发展中的情形，不同问题间的联系及相互制约、促进的原因，凡是能想到的，一一写出草目，先搭架子，再随想随补。积以时日，身边竟积累了一大堆卡片。
寂寞中又思前想后，一些亲友的人生遭遇也一一浮现在眼前。于是，又情不自禁地为黄永玉的家世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楔子”……
１９７０年复秋之交，沈从文终于病倒了。他已经年近古稀，精神的孤寂和环境的恶劣，诱发了原本就有的心血管系统的疾病。
他病得不轻，血压高得惊人：高压２５０，低压１５０、他被送进咸宁医院治疗。
躺在病床上，沈从文身心极其衰疲，头脑却出奇地清醒冷静。他分明感到生命被病魔追逼，仿佛正向死亡线靠近。——难道就这样一病不起？人终难免一死。死并不可怕，活着或许反更艰难。然而，就这样了结一生，实在于心不甘。手头还有许多事没有了结，自己尚有责任待尽。现在自己不宜死，也不会死！
……依靠药物的治疗和意志的坚韧，沈从文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在住院治疗４０多天后，他的血压逐渐下降，并终于稳定。
１０月，他康复出院，返回双溪。
久病新瘥，沈从文浸步于深秋的微阳下。对眼前的一景一物，都油然而起怜悯心。想起一个月前去世的大哥沈岳霖和姐夫田真一半个世纪中对自己的支持鼓励，心境益增悲凉。死者长已矣，生者实宜百年长勤，有以自勉。
朔风摧枯草，岁暮客心生。
老骥伏枥久，千里思绝尘。
本非驰驱具，难期装备新。
只因骨格异，俗谓喜离群。
真堪托生死，杜诗寄意深。
间作腾骧梦，偶尔一嘶鸣。
万马齐喑久，闻声转相惊！
枫槭啾啾语，时久将乱群。
天时忽晴朗，蓝穹卷白云。
佳节逾重阳，高空气象清。
不怀迟暮叹，还喜长庚明。
亲朋远分离，天涯共此星；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①１９７１年初夏，刚结婚的龙朱夫妇，来到双溪探望父母，先到双溪见过父亲，再转连队看望母亲。其时正值夏收季节，新婚期间，两人又充满兴趣和热情参加干校收割油菜的劳动。为免除孩子们的担心，两位老人照例显得十分快乐。沈从文还向新婚夫妇讲述在干校亲身经历和辗转听来的笑话趣事，以及双溪的医生如何尽职尽责，办伙食的大师傅如何特别照顾自己，区公所的秘书如何自作主张，想方设法替自己弄鸡蛋、鸭蛋，自己不要，又如何展开一场拉锯战……假期已满，新婚夫妇终于要离去了。张兆和送两人上路。自己对回北京已不抱任何希望，儿子这一去，不知何时再能见面。出于天性中的亲情，在双溪那条长堤上，张兆和依依不舍地送了一程又一程。
龙朱夫妇的离去，使沈从文黯然神伤。想起儿子１０多年来的坎坷遭遇，如今虽说总算了却了一桩人生大事，背在身上那份沉重的政治包袱不知何时才能解脱。脚下的路正长，前面等候着他们的，还不知是怎样一份人生安排！……日子一天天过去。沈从文房间小小窗口，张有一面蛛网。刚到双溪时，网上的蜘蛛还只小豆般粗细，不知吃了多少虫子，如今居然长成拇指大小了。算算日子，到双溪已经有了一年了。眼下，沈从文寄身的这所学校正筹备开学，房舍需要腾出。经干校安排，沈从文与张兆和一道，将从双溪转移去丹江。
又是一次长距离迁徙。先乘车至武汉，再转车沿汉水上溯千里，到达丹江，沈从文夫妇被安排在一个偏僻的采石场附近的荒山沟里住了下来。
住处距丹江口只五里路远近。每天，一抬头便可遥遥望见丹江口横跨江面的那座巍巍拦河大坝的模糊身影。一到夜里，大坝上灯火烛天，景象壮丽辉煌。面对这种景观，沈从文每每触景生情，感慨不已。１０年前，自己曾到这里参观，亲眼见到丹江水坝的合龙。想不到１０年后，自己又迁徙到这座大坝附近，寻找自己的归宿。人生恰如茫茫大海，个人只是漂浮在大海中的一滴油。在狂涛巨澜中，这滴油不知飘向哪里，可是飘泊中又像有近于宿命的轨迹。人生命运似乎有着一种无法理喻的离奇安排。人生充满传奇，传奇中也就难免属于人的悲剧。个人只有依靠一份坦然无争的胸襟，方能抵抗人生忧患的来临。然而，这种被动的顺应终不免太过消极。但愿人类的进步能将人生的传奇部分去尽，方能恢复生命的尊严。半个世纪前，自己就怀了这份预期，半个世纪后，依然还只是这样的一场预期……沈从文住处附近，有一座火葬场。高高的烟囱直指云天。这天，沈从文与一些人结伴，去逛丹江大街。去时，见道路纵横交错，有人说：
“不好，回来时只怕会迷路。”
沈从文说：“不会迷路。只要看火葬场的烟囱。那是我们每个人的最后归宿。”
沈从文传--大智若愚
大智若愚
丹江口火葬场终于未能成为沈从文的最后归宿。１９７１年冬，沈从文因心脏供血不良，病情逐渐加重，身体逐渐浮肿起来，连日常行动都成了问题，终于获许返回北京。半年后，张兆和申请退休得到批准，也结束了干校生活回到北京。
沈从文经历的是一场身不由己的旋转运动。从北京至咸宁的双溪，再转丹江，到重返北京，短短两年间，前后六次搬家，大病三场，辗转数千里，就像当年置身行伍，生命颠簸于不可知的人生浪涛之中，其命运无从自主处，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不同的是５０年前对自己的处境因理性蒙昧而不自知，５０年后虽知却莫可奈何——这又并非出自对现实泯灭是非的主动顺应。他心里自有一杆秤，用以衡量来到自己身边的事事物物。
当“文化大革命”浪涌飙举，国家一切上层建筑部门发生多来诺骨牌效应的时候，对这种摧毁一切的社会现象，沈从文虽然感到这场革命真正没有中心思想，简直是一曲混乱而失章次的无主题变奏，却寄重于这一切并非全出自国家最高权力中枢的决策，而只是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因鱼龙混杂而难免的混乱。因此，当别人信誓旦旦，要以去干校的实际行动落实“最高指示”的时候，他信以为真，虽然毫无慷慨激昂的誓言——“既然大家都去，我也去”，还不免几分无可奈何，到底还愿以老病之身，服从上面的安排。
可是，当他糊糊涂涂到了双溪，又从最初的糊涂中清醒过来，他的心里终于起了怀疑。
这怀疑并不源于个人上当受骗的感觉。同其他人相较，自己还算得上幸运。既未如老舍那样被逼投湖自尽，也未挨打致残，甚至没有遭牢狱之灾。然而，想起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眼前的事实引起沈从文严重的不安。
——让全国以千万计的知识分子和得力可靠干部，搁下工作不做，下放到农村来，使得国家许多重要部门的工作完全陷入瘫痪状态，究竟是为什么？是不是整个国家机构出了问题，才有人利用机会，弄权术，搞阴谋，在全国范围内大作坏事蠢事？
这份疑惧在沈从文心里逐渐加重。思前想后，他从国家权力中枢结构的变化中，依稀瞧见了一个虽不免朦胧，却并非没有依据的大体轮廓。而这时，正有一些过去颇有名气的知识分子，正失去作人良心，有意混淆是非界限，主动迎合那些新发迹的权要，顺水推舟，以求自保。对这种人的行径，沈从文大不以为然。１９７０年夏，感慨于“顺水船易坐，逆风旗难擎”，他在双溪写了一首诗，对这种因“陀螺启悟心”，以致失去操守，从而“朝为阶下囚，夕作席上宾”的现象进行了讽刺。指出他们的目的是使“四人开心”。
在另一首题为《双溪大雪》①的诗中，他这样叙述自己的遭遇：
今有乡曲士，身心俱凡庸。
白发如丝素，皤然一老翁。
时变启深思，经春复历冬。
五色易迷目，五音耳失聪。
三月犹雪雨，彳亍泥途中。
时怀履冰戒，还惧猛将冲。
夜眠易警觉，惊弓类孤鸿。
“何不辞辛苦？”“举世皆尚同！”
他知道自己的遭遇正属于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无法规避的命运安排，沉默中承受属于整个民族的苦难，是自己的份定。他不想逃避。也无从逃避，逃避之路并非没有。然而，这是不宜为也不屑为的。
亦宜若有人，应世巧为容。
乘时忽鹊起，终“举鼎绝踵”。
亦宜若有人，拙诚如老农。
廿载锥处囊，澹然忘穷通。
偶逢机缘巧，附凤即凌空。
亦宜若有人，材质凡鸟同，善自饰毛羽，展翅成大鹏，一举高冲天，飞飞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焉可穷？
沈从文一生厌憎为一己私利而向邪恶屈膝的行为。还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沈从文正受到冲击的时候，有人出于“好意”，向他建议说：“江青是你在青岛教书时的学生，只要写封信给她，就可以避免受害了。”
“不行。”依旧是惯常的细语轻言，却内涵着“不必再提”的决断，脸上消失了惯常的笑容。
沈从文从不假外力以求“非份”。既然摊派到身上的一份灾难属于一种近于社会“宿命”的安排，就不能以“非份”之举寻求逃避。任何“非份”所得，从小处言，终必招致意外灾星；从大处言，只能导致人格的丧失和做人起码的义利取舍的颠倒。
基于这种信念，沈从文获得了生命的镇定与从容。依依宫墙柳，默默识废兴，不语明得失，摇落感秋深。
日月转双丸，倏忽万千巡，盈亏寻常事，惊飙徒自惊。①沈从文返回北京，是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后。由林彪事件引发的“批林整风”，逐渐演变成“批林批孔”——“批儒评法”——“批周公”。“四人帮”已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周恩来。
其中所包藏的用心，在沈从文心里，此时已洞若观火。这不独沈从文为然。“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全民族的浩劫，已引起越来越多的人警觉与反思，全民族正在觉醒中，玩火者正将火引向自身。然而，在表面上，“四人帮”的炎焰正炽。多数群众仍然继续为假象所蒙蔽，也有人煽风加薪，企图火中取栗。
沈从文所属历史博物馆，“批儒评法”正在进行。一如其它部门和单位，有人暗中抵制，有人消极敷衍，有人盲从，有人投机。
这天，历史博物馆的“大批判专栏”里，出现了一套歌颂“商鞅变法”的组画。其中，商鞅手按佩剑，旁若无人，气宇轩昂地大踏步登上金銮宝殿。见到这套组画时，沈从文真正生了气。
沈从文找到组画的作者，十分诚恳地说：“这不行，秦制那样厉害，臣子怎能带剑上殿？”那人却坐在沙发上，傲然说：“我负责。”
沈从文说：“不是这个问题。这是博物馆，你这样作，别人会说我们无知。”
对方却带着不屑与之理论的神气，指着沈从文说：“你过时了！我要是照你说的去干，那就什么也干不成了！”
事既至此，沈从文知道再说也无益，便默默地走开了。然而，这同一个沈从文，有人以为“过时”，有人又正以为可以“利用”。那位权倾一时、炎焰烛天的沈从文在青岛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文化大革命”初期沈从文曾拒绝给她写信以求自保的江青，此时却不知出于何种动机，突然想起沈从文来了。她在与一位西方记者谈话——后来被据以写成的那本《红都女皇中》，竟不止一次提到沈从文。说她年轻时最喜欢的教授就是沈从文。那时，沈从文每每对她说，应该每周写一篇文章云云。
从一些相关的人暗示中，沈从文隐隐约约感到江青正试图借当年的师生关系与自己套近乎——这自然不是江青大发怀旧之情。若从这期间江青正醉心于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为自己捧场叫好的作法来看，似乎她正试图将沈从文作为一个筹码，纳入她精心设计的政治圈套。
这在有些人看来，正是求之不得的进身阶梯，而在沈从文，却有了栗栗危惧之感。
一份通知送到沈从文家中，要他去人民大会堂出席为欢迎津巴布韦代表团而举行的国际诗歌朗诵会。
起始，沈从文将此当作一次寻常的观看演出活动，便按时来到人民大会堂。
可是，当他刚走进大厅，就迎面来了一位服务员。仿佛等候已久似的，在确知他就是沈从文后，就领着他朝前面走去。
沈从文心里突然有了某种预感，起了一种警觉。抬头望望大厅，所有的座位几乎都已坐满。只有最前面的两三排座位空着。沈从文心里明白，按惯例，这空着的座位是为何人所留，带自己到前面去实在事出蹊跷。
他放慢步伐，眼睛却左右搜寻。他终于在靠后找到了一个空座，便一声不响地坐下了。
那位服务员见状，急忙劝他坐到前面去。
“就这里好，看戏需要保持一点距离。”
服务员再三劝说无效，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去了。
果然不久，以江青为首的一行依秩鱼贯而入，各在前面相应的座位上落座了。
——这件略带戏剧性的事在沈从文身上发生，是不是按江青的指示做的一次有意安排？既要提供她与沈从文接触的机会，又要让人将这种接触看成一次十分自然的重逢？现在自然是无从确证了。
金风杀草木，林间落叶新。
学易知时变，处世忌满盈，祸福相依伏，老氏阅历深。
能进而易退，焉用五湖行？①
沈从文传--居陋行远
居陋行远
从任何意义上说，沈从文的离开北京，几乎都是被视作社会垃圾面“扫地出门”的。人一走，原先在北京的一切权益便化为乌有。在沈从文离开北京不久，他的唯一一间住房（原有住房三间，其余两间“文革”初期即被没收）就被别人作为“战利品”接管过去。在当时，这种“鹊巢鸠占”现象实在屡见不鲜。沈从文重返北京后，费了不少口舌，才要回了先前剩下的那唯一一间房子。
可是，这小小房间实在无法安身立命。已被占去的自然无从归还，沈从文又不愿在这种问题上与人争执，百般无奈之中，沈从文只好写信给李季，请求为属作协系统的张兆和安排住房。李季与严文井派人了解情况，并与各方面协商以后，在小羊宜宾胡同给了张兆和两间房子——一间用作卧室，一间堆放杂物兼作厨房。尽管两间房子加在一起不过１９平方米，在当时情况下，实在算得是解救燃眉的“及时雨”。
从此，原先在东堂子胡同剩下的一间房子，便成了沈从文的“飞地”。在这块“飞地”上，他又重新着手进行文物研究。
回到北京不久，历史博物馆一位副馆长向他转达了国家文物局的意见，说“文化大革命”前编写的那本古代服饰研究专著，已经重新看过，认为很有见解，值得付印，要他重新校过。于是，沈从文将已经被搁置了八年的书稿取回，对图像资料重新核对，一个月后交了稿。
然而，这一去又是音讯全无，杳无下落。其原因，自然不难想像。
沈从文只好不问收获，只管耕耘下去。他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如何使该书更为完善。他考虑将“文革”以来新出土的有关服饰文物资料增补进去，并全面铺开在湖北咸宁时拟定的那批专题研究。“文革”前积累的４０多本文物资料已荡然无存，一切都需从头作起，单是急需描摹的图像就是一大堆，幸亏王序和王亚蓉主动跑来相助。——王序即１９５３年参观历史博物馆时与沈从文相识的那位志愿军战士，从朝鲜归国后，让沈从文帮助挑选工作单位，后来被分配到科学院考古所工作。王亚蓉也是“文革”前与沈从文相识，那时，王亚蓉是一位待业青年。沈从文去图书馆查阅有关服饰资料、图像，一位姓杨的老共产党员，见沈从文需要描摹文物图像的助手，遂向他介绍了王亚蓉。于是，沈从文每月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二三十元，作为王亚蓉帮忙的报酬。
得知沈从文重返北京，王序和王亚蓉立即跑去看他，想起沈从文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遭遇，至今仍不愿放下工作，两人十分感动。沈从文对他们说：“个人受点委屈有什么要紧，要看到国家在世界上作战！我们的文物研究工作还赶不上日本朋友，使人心里难过得很。对我们的文化，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自己！”
共同的心愿将这两代人拴在了一起。在全国人文科学研究仍处于全面停顿的背景下，他们组成的这个文物研究班子，在沈从文的那块“飞地”上，十分认真地干了起来。不多久，整个房间的墙壁上、窗棂上，到处贴满了经过选择描摹出来的图样，和大大小小写有说明文字的纸条，床上、桌上、地上，无一处不是书。床上有一大半地方堆放了随手应用的图书，晚上，书躺在躺椅上，人便躺在躺椅上的书上。在陌生人眼里，这里有着简直无法容忍的混乱。但在沈从文眼里，这一切乱中有序，结构成一部物我无间、十分谐和的乐律，任何人都不能随便移动——在这块“飞地”上，对那些画面上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沈从文拥有至高无上的威权。
这里距小羊宜宾胡同，有两里路远近。虽然这里兼作工作室与卧室，吃饭问题却无法解决，沈从文只能每天返回小羊宜宾胡同一次。
不管是冬天或夏天的下午５点钟，认识这位“飞地”总督的人，都有机会见到他提着一个南方的带盖竹篮子，兴冲冲地到他的另一块“飞地”去。他必须到婶婶那边去吃晚饭，并把明早和中午的两餐饭带回去。
冬天尚可，夏天天气热，他屋子特别闷热，带回去的两顿饭很容易变馊的。我们担心他吃了会害病。他说：“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因为我们家里也颇想学习保存食物的先进办法。
“我先吃两片消炎片。”①一些登门造访的亲戚、朋友、熟人，看到这种情形，都不免摇头、苦笑、叹息，带一份怜悯同情，纷纷劝他该有个节制，不要这么傻干。有人还忿然代抱不平：“这哪里是在进行什么工作？你作出来又有什么用？你充满热情为国家工作，可国家给了你什么？”
这也难怪。沈从文的这份工作没有任何预期。重新校订后上交的那本服饰研究专著，在馆长的办公桌上压了三年以后，于１９７４年退还给沈从文，出版已毫无希望。对亲戚、朋友、熟人的好意劝告，沈从文只是报以微笑。人各有志，一个人的选择就是他的信仰。自己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没有理由自行亵渎。虽说自己一切成就并不预备“藏之名山”，却不能因为没有出路就中途而废。沈从文有了越来越强烈的紧迫感。自己已是７３岁高龄了，揽镜自照，已是满头白发，精力已大不如前。身体随时都可能发生故障，报废只是早晚间事。工作条件再差，只要头脑还得用，就得抢时间把近２０年所学种种分门别类整理出一个头绪，哪怕所走还只是第一步，至少可给后来者一点方便。想起国家目前的处境和面临的前途，沈从文心里起了一丝隐痛，却并不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尽管因少数人弄权，肆行无忌，国家前途尚难预料，社会上所出现的情况，是全面破坏与瘫痪。研究工作的不为重视，自己工作条件的恶劣，自是意料中事。但一切阻挡历史前进的东西，决不会长久存在。民族理性的抬头，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必然的。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公民，国家权力中枢发生的一切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自己既无从弄明白，也就丝毫谈不上作出什么有益于形势发展之举，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尽可能坚持下去。这是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热爱祖国、报效民族的唯一途径。
他对王序、王亚蓉说：“旧时当官的感到不如意时，可以表示‘倦勤’，但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却不能消极。因为他是国家的主人，不是官。”
不知节制的连续工作，使沈从文再次病倒了。血压增到２２０，左眼黄斑出血，写字已不知下笔轻重，虽然由于长期形成的习惯，字迹尚能成行，写完后却看不清是否写得正确，眼前只是一片圈圈点点，跳动不定，一份“老之已至”的感觉涌上沈从文心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目下手边还搞了约五六十个大小不一的有关物质文化史的专题，居多是从实物图像出发，再来结合文献，从文图互证的分析来谈问题的。加上服装材料，有百多万字都必须由我自己一一过手重抄重改，才得交卷。原先还以为可争取二三年时间，赶得出来，可为后来接手的青壮年人作垫脚石。若照目下情形看来，完成希望已不甚大，真是糟糕。因为以后大致已不大可能还有人能综合实物十万八万和一堆杂乱文献，来完成这种费力不甚讨好的基本功。若两三月还无好转希望，即不升级恶化，大致近２５年受上面鼓励，又得种种方便机会学来的有关文物的一系列常识，又不免和前一段搞习作情形似异而实同，半途报废。一个人的遭遇如此巧，真是少见。①１９７６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病逝了。
一场大雪过后，北京城内外白雪皑皑。天阴沉沉的，沉默无语中似乎深藏着哀痛。沈从文手里拿着一张特别通知，去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
在一个极狭小的房间里，停放着周恩来的遗体。望着这位总理的安详遗容，沈从文心里充满一生中少有的悲痛。
这并非出自中国知识分子重“知遇之恩”的传统，而是折服于周恩来生前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不谋私利、宽厚待人，居提纲挈领地位，与各方面干部、专家合力同功，为国家、民族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胸襟和人格。如今，国家的这根梁柱摧折了，从大处言，在这国家多事之秋，国家前途又难免多了一重危险；从小处言，总理生前关心到的自己的这份工作，再也无法与他见面了……。沈从文突然感到一阵从来未曾有过的灰心。——这不是逝者生前的希望！对总理的最好纪念，应该是振作精神，争取时间，将待收尾已进行和待进行的工作，一一加速完成，奉献给总理的在天之灵！
沈先生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回来，我们满怀悲伤急忙去看望他。一进屋，我们没有听到往日那熟悉的招呼，只听他低低地问道：“谁来了？”过分的悲痛使他因眼底充血而双目朦胧。他忘不了周总理对他的一次次亲切接见和鼓励，他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忧心忡忡，更因未及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奉献于总理生前而抱憾；此后，沈从文更加刻苦研究，“一定要尽力搞好，不然对不住周总理。”①
同年１０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中国人民终于走完了１０年“文化大革命”的苦难历程。然而，由于一场浩劫过后，国家面临的问题成堆，在此后的三四年间，虽有齐燕铭、刘仰峤多次问及沈从文及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情况，沈从文的生活工作条件仍然没有多少改变。１９７８年夏，荒芜有感于沈从文的事迹与处境，写了五首七言绝句送给沈从文看。《边城》山色碧罗裙，小翠歌声处处闻。
我论文章尊五四，至今心折沈从文。
能从片楮认前朝，一史修成价更高。
文物千秋谁管领，看君指授失萧曹。
新从圆领证唐装，老认天门上敦煌。
万卷书加万里路，自应选作探花郎。
对客挥毫小小斋，风流章草出新裁。
可怜一管七分笔，写出兰亭醉本来。
漫言七六老衰翁，百事齐头进进中，夜坐空庭觇织女，鹊桥何日驾南东？①第一首叙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第二首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写作，第三首说沈从文在文物研究中的发现和以第三位得票数当选为出席第四次文代会代表事，第四首赞沈从文的书法，第五首是沈从文与张兆和不得不分住两处的纪实。
过了几天，荒芜收到沈从文一封信，信中情辞恳切地叮嘱荒芜不要发表。
３０年来，只近于单门独户开个小小的服务店，把时间送走。回想一下，既对不起国家的期许，也对不起个人生命。年来在国内外得来的赞许，实已超过应得的甚多。懔于孔子所谓“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名训，一切赞许不免转成一种不祥的负担。所以如果还来得及，最好不发表，或可免招摇之讥，事实上我觉得从其他工作上所得的好意赞许也早已超过应得的甚多。名不副实，转增忧惧。世事倏忽多变，持平守常，在人事的风风雨雨中，或可少些麻烦。若能争取三几年有限时间，使住处稍稍宽绰一些，能如熟人中某某茅房，可以摊开材料，把待收尾、在进行的十来个范围较小的文物专题逐一完成，结果能达到新社会“合格公民”资格，得到个“不是吃白饭的工作干部”鉴定，就够好了。君尚存任何不现实的奢望，恐随之而来的将是意外灾星，实在招架不住。①
１９７８年，为改善沈从文的工作环境，由胡乔木过问，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序从考古所被借调到历史所，担任沈从文助手，王亚蓉的工作得到转正机会，也成为沈从文的正式助手，并由三人为主，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室。１０月，这个工作班子被安排住进了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进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最后校正增补工作。
为纪念周恩来生前对这本书的关怀，全书仍保留原有的编排体例，并把原来拟定的２００幅图像作为主图，放在前面。新增加的资料，即便十分重要，也一律作为插图附在文字说明中。
１９７９年１月，修订增补工作完成。这部由周恩来生前提议编写的，包括了２０余万说明文字，数百幅实物图像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巨著，虽然实际着手编写的时间，前后总共不到一年时间，但从最初动笔到最终完成，却经历了整整１６个春秋。它不仅是沈从文，而且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事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多磨多难的历史见证。
沈从文传--生命的第二乐章
生命的第二乐章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脱稿后，一些国外出版商，闻讯派人前来洽谈。愿以最高稿酬和印刷条件出版此书。沈从文写信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梅益说：“我不愿把我的书交外国人去印。文物是国家的，有损于国格的事，我不能做！”并表示愿将书稿交给组织处理。梅益接受了沈从文的意见，决定将书稿交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
１９８１年，这部八开本，印刷装潢精美，分量沉重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巨著终于问世。
胡乔木写信向沈从文祝贺说：以一人之力，历时十余载，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对我国学术界一重大贡献，极为可贺。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出版，很快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日本方面表示愿意购买该书版权和全部已出书籍；欧美学术界深入接洽商量，拟以英、法、德文翻译出版；台湾立即出了该书的盗印本——以极不光彩的手段，抹去沈从文的名字，篡改了引言中的字句以迎合台湾当局的政治需要。此后，它又作为国礼，成为我国领导人出访时赠送给外国国家元首的礼品。
这部著作对起自殷商、迄于清朝前后三千余年中国各个朝代的服饰问题进行了抉微钩沉的研究和探索，掀开了中华民族先民创造的繁富、丰美、灿烂的文化一角帷幕，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其中神光陆离、气象万千的巨丽面影和人类生命所创造的奇迹。虽然此书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内容材料虽有连续性，解释说明却缺少统一性。给人印象，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①它“不是一本结构完整的《中国服装史》，但现在已露出地表的林立的桩脚都是结实的，多数是经得起考验的，初步显示出宏伟建筑的规模”。②《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同他解放后其它文物研究成果一道，结构成沈从文继文学创作之后的又一曲生命之歌。
这是一部阐释、比证中国历代服饰形制演变的著作，然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隐伏于其中的生命——文化意识，正如他的文学创作，在其所描绘的生动人生表象中，积淀着沈从文所特有的生命——文化哲学。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言》中，沈从文明确指出：“这份工作和个人前半生搞的文学创作方法态度或仍有相通处。”这种相通，应是沈从文观察现实与历史现象的生命哲学基础。１９４７年，在《读展子虔〈游者图〉》一文中，沈从文就这样说过：试从历史作简单追究，绘画在建筑美术和文学史上实一重要装饰，生人住处和死者坟墓都少不了它。另有名画珍图，却用绢素或纸张增加扩大文化史的意义。它不仅连结了“生死”，也融洽了“人生”。它是文化史中最不可少的一个部门，一种成份，比文字且更有效保存了过去时代生命形式。①在沈从文看来，这些以物质文化形式保留下来的竹、木、金、玉、陶、瓷、丝、牙、角器物，不是一堆无生气的死物，而是过去一时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生命的形式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而“文化”不是表现为某些僵死的理论教条，而是通过实际人生体现出来的活生生的存在。在现实人生中，它是由社会人、事写成的，在历史人生中，它是通过物质文化的实际创造显示的。因此，在前半生的文学创作中，同各种阐释人生的书本相比，沈从文将自然和社会人事看成一本活的大书。在文物研究中，同各种史籍记载相比，他又将成百万计的历史物质文化产品看成是另一本活的大书。这些显示生命活的存在的各个方面——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社会阶级分野、生活习俗、宗教、文学、绘画及通过物质文化产品表现出来的工艺美术，又是彼此促进、相互制约的，从而形成沈从文的“凡事不孤立，凡事有联系”的有机整体的生命——文化观。文化各部门的相互制约与联系规定生命的存在方式，不同时代的文化形态的演变又导致生命形式的变化与转移。他在谈及中国古代铜镜时就曾指出，一面小小铜镜，从纵的发展上看，从原始社会末期起始，到清朝中叶，就不断发生着变化。就连装镜子的盒子、套子搁镜子的台、架，也不断地变。人使用镜子的意义也在变。从横向联系上看，铜镜上的文字和花纹又与当时的诗歌和宗教信仰有密切联系。如一种“西王母”镜，出土仅限于长江下游和山东南部，时间多在东汉末年，因此，不仅可以看见它与“越巫”或“天师教”有关，还可以据此校订几部相传是汉人所作小说的年代。而一些西汉铜镜上的七言铭文，则是沟通楚辞、汉赋与曹丕七言诗之间的唯一桥梁，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他在谈及前蜀王建墓的石棺座浮雕时说：这个石刻，虽完成于五代前蜀的四川成都，但由于唐封建主玄宗和僖宗两次逃亡四川，中原艺术家先后避难入蜀的极多，蜀中历来特别富庶，手工业十分发达，并且是生产锦绣地区，受战事破坏较小，所以画面反映的和墓中其他出土文物花纹图案，还多保留唐代中原格局。劳动人民工艺成就，健康饱满，活泼生动，不像稍后，后蜀文人流行《花问集》体词中表现的萎摩纤细，颓废病态。
从这种生命——文化既有机统一，又发展变化的观念出发，沈从文开创了一条独特的文物研究路子。
……一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还保存得上好于地下。今后随同生产建设，更新更多方面的发现，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综合各部门的发现加以分别研究，所得的知识，也必然将比过去以文献为主的史部学研究方法。开拓了无限广阔的天地。“文物学”必将成为一种崭新独立科学，得到应有的重视。值得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进行分门别类研究，为技术发展史、美术史、美学史、文化史提供丰富无可比拟的新原料。①沈从文提出了在新的研究方法基础上，开创“文物学”的宏心大愿。这方法就是以实物为主，“与文献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相互纠偏，从联系比较中鉴别是非，得到新认识”。②它与文物研究中历来承袭的以文献为主的传统方法相对立。他以大量的例证，力陈这一“唯物实事求是新路”的优越性。例如他谈及《方言》中所说“绕衿谓之裙”的含义时说：历来从文字学角度出发，对于“衿”字解释为“衣衿”固然不确，即解释为“衣襟”，若不从图像上明白当时衣襟制度，亦始终难得其解。因为这种衣物，原来从大襟至胁间即向后旋绕而下。其中一式至背后即直下，另一式则仍回绕向前，和古称“衣作绣，锦为缘”有密切联系。②
在论及《红楼梦》中人物衣着样式时，沈从文说：《红楼梦》一书中王府大宅布局，虽为北方所常见，但叙述到妇女衣着如何配套成份，都显明是江南苏州扬州习惯。据故宫藏另一雍正十二妃子图绘衣着，不知这时期宫廷里嫔妃便装已完全采用南方样式。这十二图像还可作《红楼梦》一书金陵十二钗角色衣着看待，远比后来费晓（原作“小”）楼，改琦、王小梅等画的形象接近真实。而一切动用器物背景也符合当时情形。这一见解，就非仅凭文献作考证者所可道及。
这种方注也被用于书画鉴定。《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旁及一系列与服饰问题有关的传世名画的真伪，对已成定论的作者和创作时代，提出质疑和有分量的新看法。
传世阎立本作《萧翼兰亭图》，人无间言，殊不知图中烧茶部分，有一荷叶形小小茶叶罐盖，只宋元银瓷器上常见，哪会出现于唐初？古人说“谈言微中，或可排难解纷”。但从画迹本身和其他材料互证，或许他器物作旁证的研究方法，能得专家通人点头认可，或当有待于他日。③
沈从文的研究，动摇了书画鉴定中传统的“帝王收藏，流传有绪，名家收藏”三原则。
黄裳在论及书画鉴定的历史时说：书画鉴定，也有悠久的历史了。人们一直承袭着的是传统的方法，到了６０年代，张珩、谢稚柳等专家开始总结传统的经验，并有意识地摆脱以文献为主的偏颇，企图运用多种手段进行综合的鉴定。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①
其实，这种综合鉴定的方法，沈从文早在１９４７年就已经提出并实际运用了。在《读展子虔〈游春图〉》一文中，他对相传出自隋代展子虔之手的《游春图》真伪提出质疑时，就指出画中女人衣着格式，似非六朝格式，亦不类隋代与初唐体制。淡红衫子蒲罗裳，又似为晚唐或孟蜀时妇女爱好，风致恰如《花间集》所咏，画面空气见出唐诗韵致。画中山头着树法，枝柔而"OE*词翘拼ǎ肼壅棺域跋甘蜗危槐嘶斧刃”画风不相称。衣著中的幞头和圆领服，时代要晚些，建筑时代也晚。从服饰制度、生活风习、画风演变，诗歌吟咏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比证，从而提出“若说是展子虔真迹，还得从著录以外来下点功夫。若老一套以为乾隆题过诗哪会有错，据个人经验，这个皇帝还曾把明人一件洒线绣天鹿补子，题上许多诗以为是北宋末残锦！”②《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运用这种研究方法培植而出的丰硕果实。服饰的形制、演变的阐释，被置于一个时代整体文化的氛围中，不仅创见迭出，而且左右逢源，给人以生气淋漓之感。例如在阐释唐代妇女头饰时，作者指出，“唐代妇女喜于发髻上插上几把小小梳子，当成装饰，讲究的用金、银、犀、玉或牙等材料，露出半月形梳背。”
当时于发髻间使用小梳有用至八件以上的，王建《宫词》即说过：“玉蝉金雀三层插，翠髻高耸绿鬓虚，舞处春风吹落地，归来别赐一头梳。”这种小小梳子是用金、银、犀、玉、牙等不同材料做成的，陕洛唐墓常有实物出土。温庭筠词：“小山重叠金明灭”所形容的，也正是当时妇女头上金银牙玉小梳背在头发间重叠闪烁情形。
温庭筠的名句“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中的“小山”，历代注家有指为“眉山”的，有解作“屏山”的，近于猜谜。沈从文根据唐人诗词、文献、《捣练图》、《宫乐图》和出土实物，相互比证，不能不使人叹服。又如杜牧咏七夕夜园中小景诗“轻罗小扇扑流萤”，其中的“轻罗小扇”历来被认为是团扇一类东西，画家也一直这样画。但这不免令人生疑：团扇用以扑蝶尚可，扑萤只怕劳而无功。沈从文指出，在《宫乐图》和《唐李爽墓壁画》中，都有这种小扇，其实是类似苍蝇拍子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