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保靖仍极荒蛮。四周高山环列,城南后山一带,有狼群出没。城北对河一面大岭,野猪极多,有虎豹活动。即使大白天,也可听见虎啸,声音在山谷中震荡,良久方息。沈从文等人常去的后山,有一乱葬岗子,专埋小孩尸体。每逢有人下葬时,远处总蹲着一群狼和野狗,等掘坑埋人的一走,便将坟扒开,争食小孩尸首。沈从文等人去时,为防身自卫计,各人手里捏一根大棒,那些野兽见他们来时,也不逃跑,只静静坐在坟上,露着白森森牙齿,睁看光光的眼睛,与他们对视。直到他们捡起石头朝狼的头上掷去时,方才朝山林里飞奔而去。每到月晦阴雨夜间,狼嚎声就远远近近传来,声音低沉而绵长,似乎杂夹着忧郁与悲伤。这些大多生长在山里的士兵,早已习惯了这种环境,谁也不感到害怕与吃惊。只是为了防野狼夜里爬窗偷袭,一到夜里,就把门窗关紧。这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一天夜里果然有两只狼来爬窗子。两个哨兵见状,深夜里不敢开枪,便背靠背站着,用刺刀指定这两匹狼,作出随时准备搏斗的姿势。那两匹狼却若无其事,大模大样从两个士兵面前并排走去。
…………
日子就这样被打发过去。当时,在沈从文看来,这生活过得十分健康和自然。虽然自己和周围的朋友,社会地位极卑微,收入又极少,并常常在一种近于胡闹的场合中将钱花去,性情却处于无拘无束的自由状态。当哭时便放声大哭,当笑时便放肆大笑。要打就打,要骂就骂,大家都赤裸着身心去接近和体验这人生。所接触的世界,正是一个结结实实的世界。在这种接近与经验中,就好像触到了自然的秘密。可是,他们的行径在另一些人眼里,又岂止是胡闹而已。这一切全都是下作、无聊,在他们身上繁殖、蔓衍的,只是一种流氓气和近于流氓气的东西,见到时不能不令人生气。而他们不知文明、道德、社会责任为何物的麻木处,又真正让人可怜。然而,这些君子中的多数却不曾想过,自己所信奉的“文明”、“道德”、“社会责任”,离开了这种实在的世界,只不过是在书本上和想象的虚空里胡乱抓摸的东西,到后结起帐来,仍然是乌有的空虚,反倒把一些作为人的东西丢去了。自省到这一点而仍自尊自大者,是虚伪;不能自省而洋洋自得者,岂不也很可怜?也许人类正划分着许多不同的圈子。在这不同圈子里起作用的,大约正是人们通常津津乐道的那个“文化。”不同文化圈的人们间的隔膜,在实际人生里,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也许,那种能够全身心地从一个圈子爬摸到另一个圈子,并在这种爬摸中,从深处况味人生的人,才是真正有福了!
然而在当时,这一群年轻士兵,也并不曾预备在这种生活里终其一生。同任何时代的青年一样,他们也怀抱着自己的理想。不过这种理想,因时代环境不同,有着独特的式样,并加上楚人身上特有的气质,更加浪漫天真而已。他们眼下之所以各安其分地在这里呆下去,正因为他们都相信终有一天机运会来到自己的面前,去施展心中的抱负。并且,这抱负并非各自藏在心里的秘密,他们不缺少相互言志的机会。
这里的自然环境似乎也适合他们抒发情怀。白河一线清流从城北穿山而过,夹岸悬崖石壁,上多洞穴。其中,有两个洞最美丽著名。一在河北大山下面,与县城隔水相望,名叫狮子洞;一在河南,距城约三里远近,名叫石楼洞。这洞据悬崖,临长河,对河一山,山上数列古松,分布错落有致,景色极为清绝秀丽。这些洞穴里,同样留下了沈从文和他的朋友们的足迹。一次,沈从文和陆皘、满振先、郑子参、田杰一起游石楼洞,面对滔滔东去的白河流水,他们兴奋热烈地谈起各自的志向。有想当苗官守备,在苗乡称王的;有想当参谋长,领兵打仗的,有想作警备队长,保境安民的;也有想行侠仗义、打富济贫的。当大家问到沈从文的打算时,他颇为踌躇起来。他想起自己几年来各处流转接受自己应得一份命运的经历,混一口饭吃常常都没有着落,更看不出有什么事业等着自己去作,生活似乎没有给自己任何凭据。联想到那位近视眼朋友印鉴远自诩的那条鼻子,自己的面相也没有什么特别处,没有眼睛鼻子之类来增加自己的自信。虽然从几年来见到的人生种种变故里,看到了“时间”的古怪,一切人一切事全在“时间”下被改变。死去的不由自主地死去,活下来的,又去接受一份新的命运。只要自己能够结结实实活下去,也将会接受一份新的人生安排,自己愿意在那份新的安排下好好地作一个人。可是,那是一份什么样的安排?轮到自己来做的,又是什么样的事?一切全像眼前的虚空,高远而不见边际。于是,他对几个朋友说:“我不晓得我该做什么事。将来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这一份答卷,不仅笔者觉得没劲,大约也会让许多青年朋友失望。倘若交给那些大中小学教师批阅,多半会判个不及格。时代已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些苟安一隅的士兵,还在作着升官发财的迷梦,即便是打富济贫,终不过是绿林好汉的行径,好笑!沈从文也竟然如此胸无大志。古人云,人无志不立。联想到沈从文等人言志之日,在中国其它地方,为数不少的沈从文同辈人,正捋袖奋臂,要肩负天下兴亡重任的高远雄阔之志,不能不感到沈从文的窝囊。可是,倘若承认直到今天,我们许多人真心里的那个志向,不见得比这些人高尚多少,而每个人的人生际遇,在实际上所能作的,也并不依据豪言壮语去安排,那么,又无法不承认沈从文的回答,正有着令人泄气的诚实。
让我们丢开这些空泛不着边际的议论,继续追寻沈从文的人生足迹。
沈从文传--人生掀开隐蔽的一角
人生掀开隐蔽的一角
从保靖通往湘、川、黔交界的官道上,沈从文置身于一队军人之中,正由东向西,脚步匆匆地走着。
此时正值夏秋之交时节,太阳抖着余威,不停地烧烤山林和土地,蒸腾起阵阵滚热的气浪。沈从文身着一件单布军衣,脚上套一双草鞋,背上一个由布单包扎起的背包里,裹着一件旧棉袄,一件旧夹袄,一条夹裤,一双新买的丝袜,一双青色响皮底鞋子,一套白大布单衣裤,褚遂良的《圣教序》、王羲之的《兰亭序》、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以及《云麾碑》字帖各一本,一部李商隐诗集,另加半斤冰糖。背包外插一双自由天竺筷子、一把牙刷,悬一个搪瓷碗,由扣在碗底的铁丝链子系着。腰间缠一条板带,里面放着七块钱。那是出发前支取的九块钱买丝袜、冰糖后的余数。这便是他到保靖后积攒的全部财产。尽管身上没有什么负累,一身洒脱,可这时节走长路,除早晚稍觉松爽,仍极辛苦。由于沈从文心里装着一种企望,和由这种企望激发起来的喜悦,举步却较平时高远。
不久前,沈从文得一个消息:川军司令汤子模派人到保靖联系,请陈渠珍派四个团的兵力,到川东填防。在双方派代表往来洽谈,商定实际接防的时间、防地范围等细节以后,这消息就得到了证实。这次带兵去川东的司令,就是一年前在桃源驻防的那位张姓指挥官,贺龙也以警卫团团长的身份随同前去。
一天,满振先跑来问沈从文:“军队开过川东去,要一个文件收发员,九块钱一月,你去不去?如果想去,我去和参谋长商量作调用,要回来也很方便。”
沈从文很高兴。这时,他心里正有一个划算:应当找机会傍近那些有权长官身边,让他们认识一下自己的长处,若机缘凑巧,自己身上的那点长处得到发现、培养、开发,并终于成熟时,也许会争得一份较好的人生安排。现在也许正是一个机会。此外,这次去川东,军队防地最远处可到靠近三峡的涪州(涪陵)。几年前,满振先、陆皘、田杰三人,小小年纪就曾结伴从湖北宜昌出发,徒步沿长江上重庆。听他们眉飞色舞地说起巫峡的雄伟壮丽,沈从文心里好生羡慕!神往着有一天,自己能亲自去巫峡看看。这下机会来了,只要一到川东,去巫峡就不难了。
怀了一点心机,一份秘密,沈从文立即同意了满振先的建议。
现在,他正随着入川司令部的人员,经花垣,从湖南边境小镇茶峒出境,进入贵州,经松桃,再转川东秀山,去龙潭。
一路上,他们过了许多道河,看到许多用原木扎成的渡筏。过茶峒时,只见白河在碧山中穿流,四川洪安镇、贵州茅坪寨与茶峒傍白河鼎足而立,为三省边境苗、汉、土家族杂居之地。白河两岸茂林修竹,秀色宜人。滨河一座白塔,与横亘在青山翠林之间的一列白崖呼应,映日照月,景物如洗,轮廓十分鲜明;入四川边境,翻过一道高山,山名棉花坡,上32里,下35里,站在山顶废堡前四下看时,云蒸雾腾,群山如巨鲸在大海里攒动;过一个集市,那里每场有5000匹牛马交易;又过一个古寺院,寺南有一白骨塔,塔顶形似穹庐,石墙上雕满佛像,塔底一个圆坑,呈锅底状,里面人骨零乱,有些腕骨上还套着麻花纹银镯,也无人摘取。据说一年前闹神兵,死了一城人,半年后将人骨收拢在这里置放,三年后再行火化。
他们一共走了六天,由于人多,打前站的无法全部安排住宿处,地位卑微的只好各自设法。有三个晚上,沈从文抱一条长凳睡觉;一个晚上,和另一人分占一张方桌;剩下一次,连长凳也没到手,不得已跑到外面,在稻草堆①里过夜,看金色流星划过墨蓝色夜空。
六天后,入川军队一部分继续向西上行,司令部却在龙潭驻扎下来。
沈从文的职务是机要收发员,负责收发文件,然后加以登记备查。文件按性质分平常、次要、急需三类,每类又分收、发两项,用六个簿子分别记载。再加一本总帐。每天晚9点,沈从文抱着七本簿子,送参谋长转司令官检查,画押后再抱回来。这职务事情不多,地位较司书略高,还可以不交伙食费,每月可净得薪水九元。得了钱,沈从文就邀朋友上街吃面;无事可作时,就到龙潭镇上各处去玩。龙潭是川东边境上一个重要集镇,是川盐(岩盐)入湘之道,又是川东桐油集散地,市面倒也繁荣。有大油坊、染坊、酿酒槽场、官药店、当铺;有邮政局、陈设干净整洁的客栈,以及经营妓女业的“私门头”。镇边有一条小河,一个湘川边境远近闻名的龙洞,洞口阔大宽敞,高约十丈,洞深半里处还可透光。一股寒流从洞里流出,长年不竭。手入水中,浸骨地冷,即刻发麻失其知觉,大6月天无人敢入水洗手洗脚。沈从文每天都要到这洞里去一次,在洞里大石板上,一面坐听洞水漱石861沈从文传
①按湘西、鄂西、川东、黔东北农家习惯,禾稻收割去粒后,依一定形状将稻草在露天里存放。以一根碗口粗细圆木作桩,桩高约两丈,以木桩为中心,将晒干后成束稻草呈圆形码起。顶面成圆锥形坡面,虽经雪雨不会腐烂。稻草不用作柴火,冬天充作牛马料草、或垫猪圈、牛栏,也选取一些整齐光洁的,垫在床褥下,既松软,又暖和。用时从底部开始抽取,形成空洞,常为小孩玩乐之所。这种存放稻草的方法似乎不见于江南平原农村。沈从文后来写作的一些小说,这种稻草堆是常见的物象。如《阿黑小史》中的那对年轻情人,就是常常在这种地方幽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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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一面吹凉风解热。最后用一个大葫芦,灌满凉水,带回来送同事朋友解渴。
那地方既有小河,我当然也欢喜到河边去,独自坐在河岸高崖上,看船只上滩。那些船夫背了纤绳,身体贴在河滩石头下,那点颜色,那种声音,那派神气,总使我心跳。那光景实在美丽动人,永远使人同时得到快乐和忧愁。当那些船夫把船拉上滩后,各人伏身到河边去喝一口长流水,站起来再坐到一块石头上,把手拭去肩背各处的汗水时,照例很厉害地感动我。①河对面的一座庙里,还驻有川军一个旅部和一连兵力。沈从文轻易不敢独自过河。因为军队双方头头关系尚好,底下士兵却免不了为小事打架。有得两人作伴时,方敢到各处走走。
司令部设在市中心的戏楼上。由于文件保密的缘故,沈从文住楼上最后一角的单间,从那里倒回来,依次住着司令官的12个差弁、参谋长、秘书长、司令官和军法长。对面楼上是军法处、军需处、军械处,楼下为副官处、庶务处。戏台上住卫队一连。正殿用竹席布幕布置成一个客厅和公事房,既用来会见本地绅士团总,又兼作审案公堂。各部门门口,都贴上一张白纸条,仿虞世南字体写出部门名称,全出自沈从文的手笔。在他的房里,更是贴满了自己的书法作品,所有眼目能及处,都贴上小字条,上书“胜过锺王,压倒曾李”——凡历史上的书法家,他以锺繇、王羲之为冠;凡在世书家,又以曾农髯、李梅庵为首。自己只要超过他们,就可称雄天下。沈从文也不缺少年轻人中常见的那份狂气。
在沈从文隔壁,住着一位管领那12名差弁的军官,名叫刘云亭。这个人原是上山落草的匪首,后因张司令官在危难时救了他一条性命,便丢开山大王不做,在司令官身边作了一名亲信,以上尉名义支薪,对司令官一片忠心。上一年在沅陵河边,时逢三九严寒天气,不知谁说了一句,“现在谁敢下水,谁不要命。”他立即脱光衣服,“扑通”跳入水里,来回游了一个小时,随后爬上岸来,用眼睛瞟瞟先前说话的人,淡淡地说:“一个男子汉的命,这点水就能要去了吗?”平时在军中打扑克赌钱,常有人作手脚。被骗的人一旦申诉,他就默默地走过去,从作弊者手中一把抓过钱来,掼到受骗者面前,又一句话不说走开了。他为人凶狠剽悍,却又能行侠仗义。其貌不扬,一副矮矮瘦瘦的身胚,黑黑的脸膛,一对眸子却漆黑发光。军队里上下官兵,谁也不敢轻易撩他。他还会唱几句旧戏,画几笔兰草!在他当土匪之前,本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为人老实怕官,曾被外来军队当作土匪抓起,即将枪决时,居然被他逃脱,到后就拉人拖枪,上山作了大王。也许是由于为报救命之恩,委屈自己作人奴仆,心里也感寂寞,每逢沈从文不出门时,便走到沈从文房里聊天。
我从他那里学习了一课古怪的学程。从他口上知道烧房子、杀人……种种犯罪记录,且从他那种爽直说明中了解到那些行为背后所隐伏的生命意识。从他那儿明白所谓罪恶,且知道这些罪恶如何为社会所不容,却也如何培养到这个坚实强悍的灵魂。我从他坦白的陈述中,才明白用人生为题材的各样变故里,所发生的景象,如何离奇,如何眩目。①不久,对河川军驻扎的大庙里,关押了一个稀奇的女犯人。这人名叫夭妹,18岁就作了土匪首领,川东一带凡听到她名字的人,无不咋舌。据说她还有70条枪埋在地下,这些枪在当时价值万元。川军方面想从她那里套出口供,便押解到旅部来了。这女匪首又是出名的美姣姣,被捉后,川军年轻一点的军官都为她倾倒,想将她弄到手。有两个小军官还为此动武丢了性命。解到旅部后,大小军官也想占她便宜,却顾忌她心狠手毒,杀人不露神色,轻易不敢接近她。听到这消息,沈从文心里萌生出去看这女匪首的愿望,他有着对一切新奇事物太多的好奇。一天吃饭时,他对同桌的刘云亭等人说,谁能带他过河去看看,就请谁喝酒。
几天后的一个黄昏,刘云亭忽然跑到沈从文房门口喊:“兄弟,兄弟,和我去一个好地方,你就可只看你要看的东西。”沈从文正准备问个究竟,刘云亭却拉着他下楼,出营门,径直过河走到那座关押夭妹的庙里。
庙里驻有川军一个排。刘云亭似乎和他们都很熟。打过招呼,两人朝后殿走去,拐过一个弯,就到了关押女匪首的地方。
这里极暗,只有壁间搁着一盏灯发出微弱的光,照着一排栅栏。栅栏里,一个女人背对出口坐在一条毯子上,正借壁间灯光作针线,那份安详、专心致志的神气,和沈从文见惯的普通女人没有两样。
“夭妹,夭妹,我带了个小兄弟来看你!”刘云亭对着女人背影喊。
那女人转身站了起来。一副清瘦秀丽的白白面庞,身段出奇地匀称,为世上所罕见。沈从文怎么也无法将杀人不眨眼的匪首与眼前这个女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他想:莫不是出了什么差错,就像当年在怀化时,那位会吹箫的二哥一样,受了仇家的诬告?
女人走近栅栏,沈从文再看时,不禁吃了一惊:一双眼睛在灯光微茫里,正闪射出逼人的寒光,脸上微微笑着,嘴角却挂着一丝藐视一切人类的讥诮。当刘云亭告诉她,沈从文是自己的好朋友时,女人带着怀疑的神气,仿佛在说:只怕未必。沈从文眼里含着怜悯,极力表明自己诚意似的微笑着。
刘云亭对她说:“他是年轻人,怕羞,你不要那样看他。”沈从文立即有了不平,低声分辩着:“我才不怕谁!你不要喝多了酒乱说!”
女人似乎放心似地笑了起来,随后用力拉了刘云亭一下,沈从文明白他们有什么话要说,就走开了一点。刘云亭和女匪首低声说起话来。夭妹埋怨刘云亭把先前两人约定的事情忘了,刘云亭则辩解自己曾卜过课,月份不利,动不得。女人带了几分幽怨,将她做好的鞋面拿给刘云亭看,那份柔情,真胜于妻子对于丈失。沈从文越发觉得奇怪:这样一个女人,怎么就作了土匪首领?作为女人的秀美与多情,在她身上都不缺少,比自己见过的那些军官的姨太太,似乎更像一个贤妻良母,却想不到她是这一带做了无数吓人大事的著名土匪!
见两人还有什么事要商量,却碍着自己在面前不便说的样子,沈从文便向二人告辞。刘云亭将他送出庙门,捏了捏他的手,作成有许多秘密以后再告诉你的神气,又转身进去了。
回到住处,沈从文胸中仿佛塞进了一团扯不清的乱麻,他无法对眼前的人生事象作出理性疏解。回忆着刚才见到的一切,他想起三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来。那是驻防榆树湾的时候,当地一个商会会长的女儿,年纪轻轻,却得肺病死去。埋葬后,街上一个卖豆腐为生的年轻男子,夜里将女孩尸体从坟墓里挖出,背到一个山洞里睡了三天,再将尸体送回坟墓。这事终于被人发觉,这男子被抓起押送到沈从文所在的军队里来,过堂取了供词,即将斩首。临刑前,这男子一声不响,样子极从容,只是默默地看着自己受伤的脚踝。沈从文问他脚踝被谁打伤的,他微笑着轻轻地说,那天他送女孩子尸首回去,天正落雨,不小心拐了脚,差点也滚到棺材里去了。沈从文又问他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他望了沈从文一眼,作成小孩子不会懂得什么是爱的神气,不再回答。
过了一会,他又自言自语地说:“美得很,美得很。”
另一个士兵问他:“癫子,要杀你了,你怕不怕?”
他不经意地回答:“这有什么好怕的!你怕死吗?”那士兵被伤了自尊心,大声呵责说:“癫狗肏的,你不怕死吗?等一会就要杀你这癫子的头!”
那男子不再作声,不屑理会地笑笑。那样子好像在说:“不知谁是癫子。”
…………
实在的人生掀开了它隐蔽的一角。机缘凑巧,沈从文从这里走了进去。贴近了人生的深层。他感到世俗观念与这实在人生深层存在的距离。他所接触的这些人生现象,全是“黑暗”与“罪恶”。可是在这罪恶背后,却隐蔽着作为“人”的东西。存过“黑暗”,那里面却有着眩目的光明。在当时,他虽然弄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令人眩目,社会一般观念与实在人生的不合处是怎样造成,却感到了有两种相反的东西,在刘云亭、夭妹和那位卖豆腐男子的生命里交织。……在一种胡乱想象中,沈从文睡着了。
第二天,沈从文得到消息,女匪首夭妹,早上已被川军拖出去砍了头。沈从文大吃一惊,赶紧跑去看时,只见夭妹的尸体已用白木棺材装殓,地下一摊血,一堆纸钱焚烧后余下的白灰。再掉转头来去找刘云亭,他正独自躺在床上,睁眼望着虚空,脸色吓人,谁也不理,什么话也不说。
沈从文终于从别人口里知道了详情。原来昨晚沈从文离开后,刘云亭和夭妹商量好,由刘云亭设法保她出去,然后取出夭妹埋藏的70支枪和刘云亭原先保藏的60支枪,两人一起上山作大王,谋下半世的快活。到后女人以身相托,两人在监狱里作了一回夫妻。却不料被看守发现,触犯了川军忌讳,众人愤愤不平,以为本军上下军官想方设法弄不到手,反让外人占了便宜。顷刻间一排人上了刺刀,夹道而立,要和刘云亭算帐。刘云亭却不慌不忙,将两支手枪上了槽,指定众人,声言有人和他过不去,手里枪子不认人!川军方才知道刘云亭不好惹,真动起手来,一条命要用几条命换。如果事情闹大了,驻龙潭的筸军与川军人数是十二比一,到头来吃亏的是自己。只好眼睁睁看着刘云亭大摇大摆出庙门而去。既然奈何刘云亭不得,便立即拿夭妹开了刀。
夭妹死后,刘云亭一直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也不和任何人说话。别人也不敢去惹他,以免自找晦气。七天以后,他忽然起了床,跑到沈从文房里,一见面就说:“兄弟,我运气真不好,夭妹是为我死的。我哭了七天,现在好了。”这事刚过不久,沈从文发现有一种危险正迫近自己身边。原来,司令部那位参谋长是个性变态狂,极好男色,身边的一些年轻士兵已身受其害。当这事暗中沸沸扬扬传到沈从文耳中时,他吃了一惊。他想起过去有一回,晚上去送文件登记簿审阅,参谋长看人那种色迷迷淫邪眼睛,虽也曾起过疑心,却全没朝这方面想。现在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沈从文感到了后怕,得赶紧寻找对付的方法,否则,自己将蒙受一辈子洗不尽的羞辱。
终于,他偷偷地给陈渠珍写了一封信,叙说自己目前的处境,希望能将自己调回保靖。不久,陈渠珍回信说,你不愿住龙潭,就回来,到司令部来作事。沈从文将陈渠珍的意见告诉了张司令官,获得批准,并让他支了三个月的干薪,作为跟随他到川东一趟的酬劳。有了钱,沈从文非常高兴,他可以搭坐小货船返湘西,不必再爬那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棉花坡了。这时,刘云亭跑来告诉沈从文,他也要回湘西去,准备和沈从文一道走。问起缘由,沈从文才知道刘云亭最近又和一个洗衣妇人暗中相好。那洗衣妇亲属在张司令官外出时拦路告状。回来张司令官对刘云亭说,这事不行,我们在这里是客军,再这样胡闹会影响军队声誉。刘云亭不服,到处张扬说,这是我的自由,司令不准我作这事,我就请长假回家,玩我的老把戏去。说着说着认了真,果然就去告假。张司令官略加思索,也就准了假。于是,在沈从文的护照上,又添上了刘云亭的名字。两人一大早跑到河边看了船,约定当天下午动身。吃过早饭,两人正在楼上收拾行李,楼下有人喊刘云亭到军需处算帐。刘云亭高高兴兴地朝楼下跑去。
突然,楼下响起卫队集合的哨声,值日副官连喊着“备马”!根据过去经验,看样子又要杀人。沈从文起了疑心:杀谁?土匪?他赶紧走到窗前,推开窗子向下看去,刘云亭已被剥光衣服,赤裸着的上身被绳子捆得结结实实。沈从文的心猛地提了上来,他明白,刘云亭已临近生与死的分界线了。被绑好的大王,反背着手,耸起一副瘦瘦的肩膊,向两旁楼上人大声说话:“参谋长、副官长、秘书长、军法长,请说句公道话,求求司令官的恩典,不要杀我吧。我跟了他多年,不曾做错一件事。我太太还在公馆里伺候司令太太。大家做点好事说句好话吧。”
大家互相望着,一句话不说。那司令官手执一支象牙烟管,从大堂客厅从从容容走出来,温文尔雅地站在滴水檐前,向两楼的高级官佐微笑着打招呼。
“司令官,来一份恩典,不要杀我吧。”
那司令官说:
“刘云亭,不要再说什么话丢你的丑。做男子的作错了事,应当死时就正正经经地死去,这是我们军队中的规矩。我们在这里作客,凡事必十分谨慎,才对得起地方人。你黑夜到监牢里去奸淫女犯,我念你跟我几年来做人的好处,为你记下一笔帐,暂且不提。如今又想为非作歹,预备把良家妇女拐走,且想回家去拖队伍。我想想,放你回去作坏事,作孽一生,尽人怨恨你,不如杀了你,为地方除了一害。现在不要再说空话,你女人和小孩子我会照料,自己勇敢一点做个男子吧。”
那大王听司令官说过一番话后,便不再喊公道了,就向两楼的人送了一个微笑,忽然显得从从容容了。“好好,司令官。谢谢你几年来照顾,兄弟们再见,兄弟们再见。”一会儿又说:“司令官你真做梦,别人花六千块钱运动我刺你,我还不干!”司令官仿佛不听到,把头掉向一边,嘱咐副官买副好点的棺木。
于是这大王就被簇拥着出了大门,从此不再见了。①
当天下午,沈从文临时涂去护照上刘云亭的名字,依旧上了船。
路上走了五天。
一次船停泊在一个地方,沈从文遇上一个玩把戏的人,邀他到时丢钱帮场。到后将赚来的钱用来打平伙,大家饱嚼了一顿。
又过一处不知名的地方,见军队正剿一个村子,抱鸡捉牛,放火烧屋,焰烟冲天。
船近湖南边境小镇里耶时,见一小山羊站在伸向河中的岩嘴上低头饮水。青山碧水,岩石黛黑,岸上水中点缀着一团白雪,颜色极为鲜明。只是那个小生命情怯怯地站在岩石上,下临深潭,仿佛随时都可能掉入水中,又让沈从文替它捏了一把汗。
沈从文传--向人类的智慧凝眸
向人类的智慧凝眸
从川东回到保靖,沈从文被陈渠珍留在身边作书记。陈渠珍,1882年生,凤凰人,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1907年与林伯渠哥哥林修梅投奔川边大臣赵尔丰,任新军65标队官。其时,英军入侵西藏,陈渠珍上书《西征计划》,得上司赏识,被任命为督队官,一面率军抗击英车,一面镇压西藏土著叛乱。辛亥革命时,陈渠珍率部哗变,挑选湘黔籍官兵115人取道青海返回内地,仅七人生还。1912年回到湘西,督办开河工程。田应诏保奏他开河有功,反而因此旧事重提,被押解送京。得傅良佐担保,回湘西在田应诏军中任副参谋长,主办军官训练团,培植个人势力。1917年升参谋长,兼任第一梯团团长。护国战争发生,田应诏不理军务,湘西护国联军第一军军长改由陈渠珍担任。1920年任湘西巡防统领。
陈渠珍主持湘西军政后,打着“保靖息民”旗号,锐意整军经武,开办学校、工厂,刺激商业,使湘西一度出现辛亥以后最好的局面。然而对内部却不实行变革,沿袭清代绿营屯田制老例,人民承担赋税极重;对外又不思进取,护国之役,出乒最远不过桃、常,孙中山在广东谋划第一次北伐前,曾派代表与陈渠珍联系,委以“第一师长”职务。陈渠珍请一次客,送代表两千元路费,委任状却压在被褥底下毫无作用。这时,国内联省自治口号喊得极响,陈渠珍便仿阎锡山在山西做土皇帝办法,以“湘西王”自居。
陈渠珍中等个子,长得一表人材。不留胡子,脸面常年光洁清爽,黄黄的眼珠,很有威严;穿长袍,不戴帽子,留分头,后面拖个尾巴。俗话说,“黄眼珠不认人”,陈渠珍治事严厉,又生性猜忌多疑,却自律甚严,每天天不亮即起床,深夜还不睡觉,年近40也不讨姨太太(后来却娶姨太太一大堆,那是沈从文离开湘西以后的事了)。平时极好读书,以曾国藩、王守仁自许,看书与治事时间几乎各占一半。因此,在他的军部会议室里,放置了五个大楠木橱柜,柜里藏有百来幅自宋及明清绘画,几十件铜器古瓷,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和一套《四部丛刊》。
军部会议室是一栋新建房屋,孤零零站在一座山上。开会时,如机要秘书不在,就由沈从文担任记录。平时,会议室就由沈从文留住。每当陈渠珍需要阅读某一书或抄录书中某一段时,就由沈从文预先准备好。于是,图书的分类编排、编号、旧画古董的登记,全由沈从文来作。由于登记涉及书画作者的人名、时代及其在当时的地位、铜瓷器物的名称、用途等等,这些都必须弄得清清楚楚。在这过程中,沈从文学到了许多知识。又由于必须经常替陈渠珍翻检抄录古籍,日积月累,沈从文将大部分古籍也看懂了。
此外,军部书记的职务也比秘书处、参谋处书记要作的事多。一有急电或别的公文送来,即使是半夜,也必须立即起床,抄写回文。因此,沈从文不能随便离开会议室,就好像被禁闭在这所孤零零的屋子里。可是,一到不能外出时,沈从文反而又很清闲了。无事可作时,沈从文只能以读书作消遣。有时,他将那些宋至明清绘画一轴轴取出,挂到墙壁上,独自默默地欣赏,领会它们的妙处;有时翻阅《西清古鉴》、《薛氏彝器钟鼎款识》一类古籍,与那些铜器上的铭文作比较鉴别,估出它们的名称及价值;有时又去查阅《四库提要》,以弄清一部自己不熟悉的古籍的作者及其生活的时代。……我在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份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所成的种种艺术,皆得到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①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以一份特殊方式,沈从文承受了民族文化的宽泛熏陶。中国古代文明,开始了对这个“自然之子”精神荒野的耕耘。在这之前,虽有过那位秘书官文颐真的点醒,芷江熊公馆的藏书也曾对他产生过诱惑,却因后来的种种变故,沈从文的精神原野又复归于荒蛮。而现在开始的这一倾向,对于沈从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的历史、文学、艺术的中国传统根子,就是在这时扎下的。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无数次人类残杀以及这种残杀延及湘西发生的种种怵目景象,使他明白了湘西“蛮族”曾经历过怎样悲惨的命运,这种命运又是在怎样的情形中被延续着。这影响到他后来对南方少数民族、整个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命运的认识方式;他所接触的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尤其是宋元以后的绘画传统,显明地从一个侧面规范了他后来文学创作的风貌;浸透在他创作中的古典文学修养、后半生从事文物研究必需的学识基础,乃至他对中国书法历史的透彻了解,几乎都能在这里找到最初的源头。
这种内部精神的变动,必然影响和改变着沈从文外部行为方式。他很少再各处跑着去玩,即或外出,也不如从前那样玩得起劲了。偶尔到后山、河边走走,也会携一本线装书,躺到草地上去看。疲倦时,就看天上的白云、地上的流水。眼前的景物依旧,仍然是那山,那云,那水,现在看时,感觉却与过去有点不同了。心里起着一点伤感,几份肃穆,数缕柔情,一种延及自然的悲悯。有时,原先那些朋友邀他去玩,他也失去了往日的精采。大家都觉得他变得有点古怪,无形中起了隔膜。外部行为虽然平静了许多,内部精神却有了剧急变动。仿佛有一种什么东西在沈从文心里躁动,极力地要冲破束缚它的外壳,但他又说不清那究竟是什么。他时时感到苦恼来袭,周围却没有人来替他解除这份苦恼,他感到异常寂寞。他渴望着有一个合适的人来和他说话,能听他陈述一点什么,也能对他心中的紊乱进行疏解和启发。
仿佛冥冥中有人预作安排似的,就在沈从文感到苦恼的时候,保靖城外的山道上,走来了一个能满足沈从文内心需要的人。
一匹驮马,驮着高高一堆线装、平装新旧书籍,由赶马人牵着,缓缓前进。一位50多岁的老者,枣红色脸膛,浓眉,长髯,长袍马褂,一派斯文。身前背后,却正用原始的林莽、高崖、荒岗作陪衬。其情其景,在这偏僻荒蛮之地,有一种不多见的动人韵致。这位老者名叫聂仁德,是聂清的父亲,沈从文的三姨父,陈渠珍过去的老师。
聂仁德到达保靖后,立即被陈渠珍安排住到了风景宜人的狮子庵。
狮子庵位于保靖著名的狮子洞口。从城边向对河望去,一山耸立,宛如雄狮。临河一面石壁,形同狮面。石壁上有一天然洞穴,张开如狮口,即为狮子洞。洞口不十分高大,里面却空敞阔大,用火燎烛照,深不见边。洞壁全是洁白如玉的钟乳石,白色细沙铺地。一条天然小道通上一座石屋,置有石桌石凳。夏天有一泉水流出,水中有小鱼虾游动,冬天水枯,涓滴无存。鱼虾也不知何所来何所去。清乾隆年间,邑令王倡建书屋三间于狮子洞前,虚掩着洞口。书屋前老树、修竹、古藤相互绞结缠夹,一派青郁气象。附近有摩崖石刻,上书四个大字:
天开文运
聂仁德是个饱学之士,1893年与熊希龄进京会试,为同科贡士。后因丁忧,未能参加殿试。辛亥革命在凤凰成功那年,成为湘西民选第一任民政长。这次是从湖北监利县县长任上下来,路过保靖,稍事休息的。他既属于晚清民初之交一代乡土知识分子,又恰逢“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风正炽的时代,同晚近其他知识分子一样,聂仁德无论旧学、新学,都很有根底。自他在保靖住下以后,沈从文几乎每天都要过河到狮子庵去,听聂仁德谈“宋元哲学”,谈“大乘”、“因明”,谈“进化论”。这些分属中外东西不同来源的儒家理学、佛学、西方近代哲学,将沈从文带入一个虚静寥廓的思辩领域,展现出用来疏解自然、人生万事万物的不同因果链。天生的好奇心驱使沈从文提出许多他不知道却又愿意知道的问题,聂仁德也不厌其烦地作出解答,他似乎从这种谈话中也获得了许多快活。这一老一少,在这亘古长存的石洞前,面对千年长泻的河流,进行着没完没了的辩难,一谈就是很长很长的时间。然而,这些解释自然、人生的不同学说,用来和自己所经历的实际人生对照时,沈从文时而感到矛盾,时而又感觉模糊。最终留给他的,是一份需要他用一生精力去思辩,用自己生命去证实、去解答的作业。但在当时,这些时而清晰,时而矛盾和模糊的感觉,却使他更加寂寞。心里升腾起更为宽泛的幻想,——他有了不安于目前生活的打算。
我总仿佛不知道应怎么办就更适合一点。我总觉得有一个目的,一件事业让我去做,这事情是合于我的个性,且合于我的生活的。但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事业,又不知用什么方法可以得来。①这时,陈渠珍在湘西,正着手完成他一生中的一份重要作业。由于国内军阀间的暂时休战,北京、上海和各省报纸正热烈地讨论“兵工筑路垦荒”、“办学校”、“兴实业”的有关国内建设问题。感受着时局的影响,陈渠珍草拟了一份计划,将湘西13个县划分为100多个区乡,试行“湘西自治”。经过几次各县县长和乡坤代表会议讨论、协商,就着手实施。于是,单在保靖,就设立了一个师范讲习所,一个联合模范中学,一个中级女学,一个职业女学,一个模范林场和六个小工厂。学校教师和工厂技师,都是从长沙聘来的,薪水比本地人要高。加上原来的一个军官学校,一个学兵教练营,六个左右的军农队,一时呈现出兴旺而有生气的景象。为促进自治,还在保靖置办了一部印刷机,设立报馆,筹办一个定期刊物。办报需要校对,而沈从文在这方面显示的才能既得到陈渠珍的赏识,在讨论到校对人选时,就自然地想到了沈从文。于是,沈从文又被临时调到报馆,兼作校对。
在报馆里,沈从文认识了一个从长沙聘来的青年印刷工长,两人住一个房间。由于受“五四”运动影响,长沙得风气之先,这个青年工长成了一个思想进步的人物,身边带着许多新的书刊杂志,并在房间墙壁上钉了几块白木板,将这些书籍杂志放在上面。沈从文也从军部会议室带来一些字帖和古典诗集。一到工余,两人就对面同坐在一张书桌上,在同一盏灯下看书,一读新书,一看旧籍,互不相犯。可是过了不久,两人一熟,就由沈从文打破了这个界限。
一天,沈从文见对方手里拿着的书封面上印有一个赤着上身的人像,沈从文感到新奇,就问那工长这是什么书。那工长回答说是《改造》。沈从文又问那题名《超人》的书写的是什么。那工长仿佛吃了一惊,两眼睁得圆圆地说:“唉,伢俐,怎么个末朽①?一个天下闻名的女诗人……也不知道么?”
“我只晓得唐朝女诗人鱼玄机是个道士。”
“新的呢?”
“我知道随园女弟子。”
“再新一点呢?”
沈从文摇了摇头,不再说话,他实在不知道再新一点还有谁。他感到有些羞愧。那工长翻开那本《超人》,将一篇与书名同题的小说指给他看。看完这篇小说,沈从文说:“这个我知道了。你那报纸是什么报?是老《申报》吗?”
工长不再回答,只将一套《创造》推到沈从文面前。看了一会,沈从文仿佛明白了白话文和文言文的区别:文言文用“也”字、“焉”字结句的地方,白话文用“呀”字和“啊”字;文言文叙一件事说得越少越好,白话文写一件事说得越多越好。他将这点体会去问那位工长,那工长觉得有点好笑,但他也说不出更多的区别,只是说白话文最要紧处是看“思想”,若无思想,也不成文章。但沈从文却弄不懂什么叫“思想”,又不好意思再问,有点羞愧,有点不安,疑心自己真有点长沙话所说的“朽”。
这印刷工人使我很感谢他,因为若没有他的一些新书,我虽时时刻刻为人生现象自然现象所神往倾心,却不知道为新的人生智慧光辉而倾心。我从那儿知道了些新的、正在另一片土地同一日头所照及的地方的人,如何去用他们的脑子,对于目前社会作一度检讨与批判,又如何幻想一个未来社会的标准与轮廓。他们那么热心在人类行为上找寻错误处,发现合理处,我初初注意到时,真发生不少反感!可是,为时不久,我便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我对于新书投了降,不再看《花间集》,不再看《曹娥碑》,却欢喜看《新潮》、《改造》了。
我记下了许多新人物的名字,好像这些人同我都非常熟习。我崇拜他们,觉得比任何人还值得崇拜。我觉得稀奇,他们为什么知道事情那么多。一动起手来就写了那么多,并且写得那么好。
为了读过些新书,知识同权力相比,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我明白人活到社会里应该有许多事情可作,应当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如何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了。①在这种感情的支配下,沈从文的第一个举动就是向上海方面捐款兴学。他常常从报纸上普通社会新闻栏里,看到介绍卖报童子读书、补锅匠捐款兴学的报道,便起了捐款的念头。在一次领到一个月的薪金后,就全部买了邮票,装进一个信封,上书“《上海国民日报·觉悟》编辑处转‘工读团’”,落款“隐名士兵”。将信悄悄寄出后,仿佛尽了一份自己能尽的社会责任,他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愉快。
在五四运动爆发将近三年以后,偏处一隅的沈从文终于受到了“五四”精神的洗礼,虽然有点姗姗来迟,却终于加入到对沈从文精神领地的开垦。一时间,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由新的社会思潮所体现的西方文化传统、实际存在于湘西本土的文化传统,在沈从文内心世界发生着猛战的撞击,不啻一场战争!其结果,使他终于向新思想“投了降”。他从历史文化中培养起来的民族自豪感和热爱国家,热爱脚下土地的情感,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朝着时代的主潮皈依,开始面对20世纪的“中国问题”,并由此产生了对别人、对民族中大多数人,对人类应当承担责任的社会理想和历史使命感。而这三种文化传统相互撞击形成的“合力”,又势必影响和规范着沈从文思考“中国问题”的独特方式。虽然在当时,他还不可能明确意识到这一切,但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催发的,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精神痛苦,却将要使他的灵魂不再有安宁之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