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中，子君的两段情感生活跟唐晶和子群的情场遭遇几乎是不分伯仲的，有一种并列的味道。尤其是作品的后半段，子君从家庭中独立出来，操心得更多的是子群和唐晶的婚姻。
子群作为子君的妹妹，却没有子君和唐晶那种对生活的悟性，更谈不上对人生的识见。她总是处在一种混饨状态。
即便是亲姐妹，对于子君生活得好，她不服气，要什么尽管向子君要，但总免不了“单单打打”，有话无话的讽刺几句。
她又势利，一见姐姐落难，更是“迎头痛击”，还净出馊主意：“史涓生既然给你五十万，你就拿来租房子住，把自己打扮漂漂亮亮，再钓大金龟，到时不愁穿不愁吃。”
她自己就是这样过日子的，租了人家！回房子的一间尾房，很受二房东的气，夜归开多一盏门灯也不准。但她情愿把薪水供一部日本跑车在街上飞驰，充大头鬼，闲时告诉那些牛鬼蛇神“我住又一村”。
她还贪图虚荣，步跟外国人混。出事了，又让子君到派出所去保释她。气得子君几乎昏厥过去，她还未曾打算与史涓生同归于尽了，伊倒要与外国瘪三效同命鸳鸯。让斯文惯了的手君也破口大骂：
“咱们受洋人的气，打从国联军时开始，你似乎不必再做殉道者…令港的洋人，拿把扫把随便在哪间银行门缝子里扫一扫，扫出几千个，个个一模一样的德性，你还跟他们打打杀杀的动真情？吧女还比你高几皮，混不来不要混，祖宗的脸都叫你丢尽了…”
于君的泼辣其实就是亦舒的泼辣吧？亦舒对洋人好感似乎不大，很少写到异国鸳鸯，就算写到了也没什么好结果，如《人淡如菊》的乔和比尔。
子群最后还是嫁了一个老洋人，老头头发斑白，身体臃肿，看在子君眼里，不是不替子群委屈的。
但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她一直泡在外国人堆里，名声已不怎么样。华人的心胸容量也一向不怎么样，不见得有谁会真心和她过一辈子。
有了子群的例子在前，子君对唐晶的莫家谦，一开始就很有好感。
小客厅坐着一个男人，粗眉大眼，约三十七八年纪，我知道这就是莫家谦。他不英俊，但看上去无限熨贴舒服。……西装半新不旧，腕表毫不夸耀，鞋子洁净光亮，领带半松，衬衫颜色配得恰恰好，系一条黑色鳄鱼皮带，沉默地名贵，浑身没有刺目的配件，随手拈来，益见大家风范。
子君用鸡蛋里面批骨头的眼光去打量莫家谦，结果只觉导他无懈可击。
我立刻有种打败仗的感觉，像这样的男人，又未婚，本港还剩多少名。
他跟唐晶，真是一对璧人。
不过，子君也很有“后福”，史涓生不要她，出来历练了一年多，遇到了一个跟莫家谦一种类型的人。
辗转一番，三个女人都成家立业，各得其所，求仁得住了。
但亦舒的故事，确实很明确作为流行小说的定位原则。淡淡的哀愁，点点的无奈，人生哲理已在其中，读者倒不一定在此希冀更多的收获，看重的往往是故事的吸引力，若没有一个好的故事，如何能让人手不释卷，并一直追随？
在故事的跌宕起伏上，亦舒在流行小说界的声誉是有其真正基础的。她会讲故事，既能使读者保持悬念，又能勾起他们的好奇心。她具有这种创造力。
亦舒没有只讲一种类型的故事，她希望她的故事多姿多彩，哪怕这一类型的故事与那一类型的故事有冲突，目相矛盾，也一样不妨碍她的尝试。她是黑与白都讲。
最拿手的故事自然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在她身边的人与事了。职业女性的处境，亦舒最为感同身受。
常常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懊丧，因为她把职业女性首先看作是人，然后才是女人。
而作为一个现代人，经济必须独立，所有账单自付，所有生活细节亲自打理，并且，要懂得自处。
最成功的是从不把工作的烦恼摊出来与伴侣分享，但凡娘家琐事，工作上的困境，人事斗争，全都靠自己的能力解决最好。至多只请教他：“普罗那件衬衫终于到了，可是售价五百美金，买还是不买？”
因此写出了唐晶、妮娜、邓永超、姜喜宝、杨之俊、任思龙等等这样的女子。
办公室里的“众生相”也很有瞄头。写字楼里三五七位年龄、学历、职位都不相上下的同事，免不了也会比较一下衣着派头，谁大方成熟，谁天真可爱也可成为作家笔下的蓝本。
A君最谦和，人家一问在何处置装，伊便笑说：“我们这种小老太婆衣裙，数百元一件，乏善足陈。”不再讨论。
B君就较寄突，老爱指着他人新衣说什么山寨厂可打四折。子君也是，不停夸口，“我家有一百五十对鞋子”，一直想用嘴巴把别人压下去。
据此，亦舒写出了苏更生、子群、贾姬、在安妮、凌叮当等人物。子君也算一个，但她属于后知后觉的人物。
“高处不胜寒”，独立无依的个案，在车水马龙的大都市中层出不穷，自然也会落入亦舒服中，从而升起一股悲凉之气。
也许姚晶、贝秀月、宁馨儿、勖存姿、博家明、周至美等人的形象正由此而来。
但《喜宝》、做好看多了，生活中也希望看到明朗愉快的人与事。像《倾城之恋》的女主角那样，笑吟吟一句“你们以为我完了吗，还早着呢”，令读者从心底笑出来，拍手称好，呵她终于修成正果，多么痛快。
利璧迦、慕容琅、乔穆、黄振华之流就是这种意念下产生的人物，黄玫瑰更是当代《倾城之恋》的女主角，白流苏换了黄玫瑰，多有趣。
后来的故事更发展到天马行空的地步，香雪海、风信子、曼陀罗、蔷薇泡沫、花之物语、寂寞鸽子什么的全出来了。
香港的天空已容纳不了她的一支彩笔，自然就伸展到了域外，纽约、尼泊尔、新加坡，还有雨雪交加的英国，充满阳光的加拿大等等，统统成了她的故事的背景。
历史的兴衰也是她目光停留的聚焦点，但她却用了那么一种故事模式去架构，有哗众取宠的嫌疑。《风信子》就是一开篇让人眼前一亮，读完让人心里一跳的作品。
最为荒诞不经的是那些涉及到外太空、异形、未来世界的事的想象。但异乡人的故事，从未能最大限度地煽起读者的好奇心，那真是一场“绮惑”。
倪匡的影响力在这些“朝花夕拾”的故事中不可小觑。
还有呢？还有就是那些非常态下的人与物了，在阳光烂烂的日子，他们是不出现的，只有在“没有月亮的晚上”，才能见其影影幢幢。《美娇嫔》如是，《绮色佳》如是，《花解语》也算是。
移民潮当然也没放过，亦舒是不折不扣的“写实派”，如此摆在眼前的好题材，哪会放过？于是也有了《西岸阳光充沛》等等。
上述种种，皆是亦好在“我之试写室”里炮制出来的故事。并不是每一个故事都是好故事，也有参差，但基本上都是过得去的故事，也就是说，在水平线之上，所以流行。
故事，除了一件接一件地叙述事情之外，还有其他作用，它是构成小说的主要要素，而好的小说，会包含着作者的人格。
亦舒的作品中，人格魅力是不可忽视的。
如她对不地道洋人的批评，对女性独立的激赏，对不负责任的人与事的鞭挞，对游手好闲的看不惯，在在都体现了她的价值观生活观。
她说：
连我这样年纪的人，都认为女性其实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先搞身心经济独立，然后才决定是否成家立室，希望工作可与家庭并重。
不知怎地，年轻一大截的小朋友却表示渴望做金丝雀，受保护，被宠爱，一生毋须挣扎，生活有人照顾。
那是另外一种世界，另外一种营生，在这地球上，每一件事都有阴暗面，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无需付出代价……不如自力更生，工作能力一旦获得机会赏识，则要名有名，要利有利，自信十足，顾盼自如。
《一条路》
《曼陀罗》里，慕容琅在尼泊尔游荡了几年回来，依然想自怨自艾地躲在家里悲秋，被乔穆一把提将出来，骂了一顿：
“你看娜娜，她多能干，一个人搞一本一百七十多页的杂志，管十多个职员，还打算写一本小说，天天忙得透不过气来，杂志去印刷房的时候，她有三天三夜不眼的记录，真不容易呵。她对这社会有参与，所以她有满足感，你有什么？这不是钱的问题，坐在家里久了就坐懒了。”慕容琅让他骂得狗血淋头，暂时忘了她原有的痛苦，答应他去做模特儿。
职业无分贵贱，总比在西藏尼泊尔流浪好，比在豪毛里不事生产好。
《香雪海》里，关大雄对香雪海的飞扬跋扈很看不惯，尤其是看她在主持高层商业会议时，当着富豪群雄的面，她竟然旁若无人地在理发：
在座的中亨老翁们纷纷发言……忽然见到大门推开，进来一个年轻小伙子，他对在座诸位视若无睹，担着工具箱走到主席位旁，打开工具箱，取出一方白布，围在主席身上。大伙愕然而视，不知发生什么事，而那个小子提起梳子与剪刀，竟然全神贯注地替香雪海修起头发来。
众哗然。
在开大会当儿修头发！
侮辱呵侮辱。
亦舒的挪揄不言而喻。
故事，始于原始时代，甚至可以追溯到文学诞生初期。人们在懂得阅读之前，它已对人的原始本能具有感染力了。
但故事发展到今天，人们会希望故事不仅仅是故事，而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是悦耳的旋律，或是对真理的领悟，而不是那流传已久的民间传说。
只有故事的小说终究会淡而无味，只想表现深度的小说显得晦涩难懂。如何居中、调和、融汇，是横亘在所有小说家面前的难题。
写作时间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亦舒，除非她不想再写下去，否则，她一样必须面对抉择。
亦舒生活圈子小，专写知识阶层的悲欢离合与情场风波，题材狭窄，写得多了，自成模式。
幸而，她的天赋高，见识广，涉猎多，以传奇性、趣味性与娱乐性取胜，扬长避短，得以吸引读者。
《寂寞鸽子》其实也是一个司空见惯的故事。但依然能吸引人看下去。除了情节有转折，还因为塑造了贝秀月这个有点邪气的人物，而由她所串起的生活场景，很能撩拨起读者的好奇心。
她跟邵子贵是孪生姐妹，男主角许开明本来爱的是邵子贵。但一见到肌肤胜雪，嘴角弯弯，风情无限，慵慵懒懒，什么都无所谓的她，便不禁心神荡漾。
跟金庸一样，亦舒也喜欢她的主人公肤色白白，晶莹剔透。写香雪海如是，宁馨儿如是，贝秀月如是……
她先嫁了一个大概在点黑社会背景的日本年轻阔佬，在东京住了三年，丈夫很爱她，短短几年间，找世界各大名摄影师替她造像七次之多。
但不知怎地，她的心已变，不拿丈夫之分文，悄悄回到香港的娘家来。害得那痴情的日本鬼子“追杀”而至。
第二个丈夫，是新加坡青年富豪，她才去新加坡两个月，就已订婚。迷得那名门之后差点众叛亲离。
但不久又变卦，她又跑到伦敦，跑到加拿大。
许开明情迷意乱，不能自己，也跟着全世界到处跑，为作品增添了不少异域情趣。
《曼陀罗》也是，从尼泊尔写到香港，又从香港写到纽约，各式人等，穿梭其中，五光十色，让人目不暇接。
就是非常简单的素材，亦舒也有本事把它弄得悬念很强，味道很足。
有一个短篇叫《密码》。
说的是一个灯塔管理员叫刘昌源的，很喜欢灯塔控制这项寂寞的职业。
直到有一天，政府宣布将用电脑取代人手操作。
他很怅然，因为他实在喜欢这个工作。当有一天，他被远处的一种亮光吸引，他马上认为那是摩斯密码。
“密码”打出的是：“我名马利安，愿意结交朋友……别吝啬你的友谊，让它开花结果。请伸出你的手来。”
刘昌源终于忍不住，他做了一件十分失职的事，他利用灯塔上的大灯，拍出方园一百公里都看得见的密码：“马利安，我愿意与你通讯”。
“密码”中的“马利安”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她在他最彷徨的时候给他友情，她不知道那对一个孤寂的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但刘昌源永远不会看到这一幕：在一个小村庄中，一户最普通的人家，吃完晚饭，年轻的母亲处理妥家务，唤七岁的女儿与六岁的儿子上床。
只见两个孩子把卧室的灯一开一关，亮光不住闪动。
这，就是刘昌源收到的“密码”。一切全在他的想象中，事实并非如此。
还有一个篇名叫《请按》的故事，在电话上“做手脚”，也很有趣。
现代科技发达，电话也由电脑控制。有一天，女主角江世平接错电话，正想挂。忽听得录音机说：“假如你找余仁邦，请按一，假如你找余仁杰，请按二，假如你打错号码，请按三。”
世平笑了出来，太幽默了。她很想知道下面还会发生什么，她继续把这个有趣的游戏玩下去。她按下三字，录音机里的男声愉快地说：“其实心理学家说，打错电话是因为心急想与同伴交流，可见你是一个寂寞的人，如果我说对了，请按四，我说错的话，请按五”。
世平讶异，这余家兄弟好不趣怪，竟想出这么别致的通话方式。
当时她感得有点突兀，放下了电话，但日常生活实在乏善可陈，她忍不住又按下前次那个打错了的电话。
这次的电话录音更为详尽，问她想谈什么问题，有中东局势，美国股票走势，人类感情问题……
人类感情问题分为有关父母与子女的，有关男女感情；的。
男女感情呢，也有是想摆脱一段感情和渴望爱人与被爱之分。
结尾更让女主人公觉得希望在眼前：
“如果你愿意约会我余仁邦，请按十九，如果你选择我弟弟余仁杰，请按二十，如果你不愿与任何一人见面，请按二十一。
世平笑了，她轻轻按了十九。
亦既想象力惊人，通篇用的是对话，平易的事物在她那里也能翻出新意。所以，她总能给人惊喜。
但正如有论者曾提及的：对于一个流行作家来说，同样面临着质与量的问题，创作丰裕固然可喜，而质量上的不断突破、出新更可贵，此乃艺术的生命之所在。
亦舒嘴上为自己辩解，声称即便是专写小说也要像博士那般专业化，其实心中也未必愿意默守成规。她知道局囿于原先的小圈子写下去，终非长久之计。
《银女》和《曾经深爱过》可称得上是亦舒努力拓宽视野，扩大生活面，开辟写作新路的较为成功的尝试。
《银女》中，亦舒把笔触深入到下层社会，这与她的其他非象牙塔里进行的粉红色的故事是一脉相承的，只是直面社会，直面人生的味道更浓。
《曾经深爱过》的故事趣味弱了，生活价值的启迪却浓厚了许多。虽然周至美最后还是又一次痛失所爱，但邓永超的那一声声“我要为国家做点事”的细语，却给他很大的精神支持。
人们说；亦舒的小说可谓是带刺的玫瑰花，而非色被艳却剧毒的曼陀罗。她写的虽是生活琐事，清场纠葛，却无色情渲染之类的低级趣味。
她把那个最欲望的城市和多姿多彩的女性结合得颇为完好，小说的画面充溢着都市与女性之间的混合气息。
面对这种类似“鸳鸯蝴蝶”的大都会场景，读者却丝毫没有觉得有一丝丝很琐的感觉。这说明了亦舒的作品是“女性”的，却并非卖弄“女”字号来赚钱。
她以摹形写意之笔，描绘着都市浮华背景下的“丽人行”，倾听她们的叹息，窥视她们如寂的内心。于是，小说的每一篇，几乎都是一方都市女子写意的水彩册页。
她们的焦虑同政治同意识形态无关，所涉及的是如何面对男权价值体系在都市生活中已出现的松动与裂痕问题。
在香港这样的都市里，松动的男权价值体系比之几千年僵硬的男权价值体系，向女性提出了更具挑战性与尖锐性的考验。
在这种考验面前，都市女性更需要付出的代价往往并不是抗争，而是自处问题，是在繁荣世界中如何自怜、自珍。自强与自卫。
亦舒的生活价值观在这一层面上体现出特立独行的风格。
这就不仅仅是有一个吸引人的故事那么简单了，亦舒在此融入了强烈的爱与恨。
这一代的女性比起母亲辈，只有更苦，上至扬名立万，下至家头细务，都是女性份内事。
但精神上毕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因为养成了独立性格和获取了谋生能力。
亦舒通过形形色色的爱情故事告诫读者，特别是女读者：身为女性，要处世立身，惟有学会自己保护自己，而最有效的自我保护，是在经济与人格上的平等独立。
在亦舒看来，真正男女平等在于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女性的独立自主不仅要经济独立，还要精神独立，唯其如此，才不致于沦为男人的花瓶。
像《我的前半生》、《独身女人》、《胭脂》等作品，亦舒都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去昭示：求人不如求已，靠自己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方能如鱼得水，自由驰骋，无拘无束，享受人生。
《憔悴三年》更是一则现代女性与命运、环境抗争而最终能更好地生存。生活下去的都市文明最生动的“传奇”。
作品中的刘玉容是平平常常的都市女性，一份苦闷的工作，菲薄的收入。最不幸的是，丈夫离开了她，留给她一个两岁的孩子，娘家环境欠佳，也不容她回去。
而那位黑衣女子，却是死神的化身。
作品的故事发展就在这两个女子之间展开。
生活累人，同事互相倾轧，刘玉容真的就想一了百了。
但“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弯有什么在等着你。”“前程掌握你自己手中，何用假他人之手。”
一言惊醒梦中人。
有伙伴当然好得多，并肩上路。但像刘玉容不然一身那般奋斗而成绩骄人的，也大不乏人。
世上凡事均需付出才能得到，这世界还算是公平的。
也许，只有勇者才会默默地过最平凡的生活，不间收获。
在这个短篇中，最不可思议的，是亦舒把死亡的化身写成那么一个形象。一个沉郁的故事，用了她一贯的幽默无忌辛辣犀利的彩笔，而画出了一抹明亮的色彩，确实是很有励志作用的。
连死亡女神都可以是这付模样：
甘七八岁年纪，大热天，穿黑色套装，却态度从容，笑脸迎人。她通身打扮考究到极点，一副珍珠耳环发出晶莹的光芒，衬得她肤色更为明亮。
亦舒还会去写传统小说惯常见到的“歹角”吗？
当然不会。
生活本身就不是黑白分明的，也不一定是灰色的，大都是“椒盐式”的。生活在现实的环境中的人，自然也是“椒盐式”的。
她从不在文字上谴责什么人，只是把一个人的想法，做法写出来，把一个人的性格写出来，“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你喜欢他也好，不喜欢他也好，他有他的缺点和惹人厌处，也有他的优点和惹人喜处。
《喜宝》中，喜宝的出卖自己令人齿冷，但她那么执着在不正常的两性关系中保持自尊，又令人。已生同情。
当勖存姿说：
“也不止是物质，情感上我还是依靠你的。你为什么不能爱我：“
姜喜宝回答：
“我在等你先爱我。”
“不，你先爱我。”
勖存姿很困惑：
“为什么，有什么道理我要那么做？你为什么不能先爱我！”
一个为金钱而出卖自己的女人，是没有自尊可言的，喜宝在出卖自己之际，并没有要求自尊，她可以忍受侮辱，甚至掌捆。喜宝很明白自己的地位，出卖的时候，她不要求什么自尊，只是买卖。
但当说上面那番话时，他们讨论的，并不是买卖，而是爱情，这是截然相反的东西，在爱情面前，喜宝需要自尊。
她是一个矛盾的人，却有着真实的人性。
亦舒很擅长写这一类活生生的人，这也是她的故事耐读的关键之处——总是在变化转折中。
在《两个女人》中，谁知任思龙和她的外表反差那么大。
一身洁白的衣衫，显示的就是高洁吗？她一样有不为人知的不堪。
就如施扬名的变化，也有客观环境的不如意。
亦舒关注入的本能在外界力量冲击下的种种反应，留意不同人格间的纠缠与摩擦，并无心表现个人与集体的冲突，更很少扫描个人如何归附时代潮流。在她的一个接一个的爱情故事中，读者只能嗟叹，却无从怨艾。
对世界摒弃道德感的投入，却时常露出陌生迷惑的神情，是亦舒在创作时的一个特色。假如透过狭隘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的窗口，便会对她的作品发出指责的口吻，从而遗落许多闪光之处。
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从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我存着这个心，可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
张爱玲这一段话用到亦舒的创作历程上，也是相当的贴切的。她的作品并不是耸立在现代都市的神话与寓言，她对现实的真切描绘和对都市中的小布尔乔式知识分子的同情与嘲弄，有为疲惫的心灵寻找短暂停泊地的努力。
悲天悯人与鞭挞入里是她的心理走势，嬉笑怒骂的背后潜藏着她的良苦用心。根扎在中国，渊源于民族，虽饱浸欧风美雨，可念念不忘的仍是这些。
我们与其苛求她给我们带来什么现成的答案，倒不如在细读她的作品后，随意联想。
亦舒传奇--繁与简
繁与简
要有一双非常聪明的眼睛，看到平常事物不平常之处，剔出来，详加形象，方有显著效果。
亦舒《眼》
亦舒的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别具一格，她似乎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
人的生命是伴随着一种遗忘了的经验开始，又伴随着一种虽然参与但又无法了解的经验告终。
叙事观点便成了创作小说的最基本的方法。
亦舒小说的叙事观点是多种多样的，既能以旁观者的身份从外部来刻划人物，也可以摆出无所不知者的架势从内部去描绘他们，既能把自己置身于小说之中而对其余人物的动机不予理会，也可以采取别的折衷态度处理。
而她最擅长是运用第一人称写作，揉合白描、象征、巧合、悬疑、反讽和蒙太奇诸种手法，变化多端，生动有趣。
《玫瑰的故事》、《我的前半生》、《风信子》、《人淡如菊》、《没有月亮的晚上》、《我这样的爱她》、《胭脂》、《香雪海》、《朝花夕拾X曼陀罗》等等，均是由“我”讲述故事的主干，这个“我”忽男忽女，忽老忽少，很是奇妙。
有时，我们会想，为什么作者要采取主人公自述的艺术格局来写这些小说？是因为它渗透了自己的生命体验吗？这样写，可以让自己更自由地投入，更自由的倾诉吗？对此，我们不该作出主观臆断。重要的是这样写，确是做到了让人物的心理自由与情感自抒相互交融，尽情挥洒。
《玫瑰的故事》是亦舒最为有特色的一部作品，它的结构曾让许多人赞赏过。
全书分为四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一个“我”做主角。同一篇小说之中，用了四个第一人称来写，而第一人称的身份又各自不同，这是流行小说写作中较少见的例子。所以，给人很强烈的新奇感。
出奇制胜的效果，光是从这四个不同的“我”身上，亦舒已经如期收到了。
四个部分中的“我”，身份又是迥异不同的，他们各自以自己的眼光，勾勒了玫瑰的某一个生活片段。当他们不是主要的叙述者时，他们仍会出现，但仅仅是配角罢了。
每一个“我”的描述都可以独立成章，但必得四部分连接在一起，才能完成玫瑰一生的情爱生活。它们是有机的整
体，却没有传统小说头尾必得相依的过分的依赖性。“我”作为作品的叙述者，并不见得是个完全的无所不知者。像在第一部《玫瑰》中的“我”是玫瑰的哥哥黄振华，在他的视线中的是少年时代的玫瑰。玫瑰和周士辉的事情，他知道得很清楚，但玫瑰和庄国栋的相恋，开始如何，结果如何，他当然就没有那么了如指掌了。第二部《玫瑰盛放》中的“我”换成了博家敏，他也只能在他的立场里知道自己对玫瑰的苦恋，却也不太清楚玫瑰是如何和他的哥哥“好”上的。第三部《最后的玫瑰》中的“我”是周棠华，玫瑰的未来女婿，带着玫瑰的女儿从美国回香港，见到了玫瑰，才惊讶地发现玫瑰并不是她女儿父亲口中的玫瑰。但也是仅此而已，玫瑰的内心世界，他是不了了之的。第四部《再见玫瑰》中的“我”是罗震中，玫瑰是他的继母。在身份未明之前，他却把她当成了梦中情人，中间又拉扯着庄国栋，他只能无望地沉迷在没有结果的单恋中。而玫瑰，依然是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封闭而满足地生活着，外来的力量最终还是改变不了她。
这样的结构很精彩，亦舒很早已经懂得在适当的时候留下空间，不把话说满，常意在言外，让读者去体会、回味。
小说技巧中最复杂的问题不在于按某种公式行事，而在于作者使读者接受观点的能力——“我”的介入，无疑帮了亦舒很大的忙，读者在阅读之余，会倍感亲切，从而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她常常于叙述当中加入自己观点的议论，产生显著的情感效应。
复杂的故事有复杂的层次，《玫瑰的故事》，几乎写了玫瑰的一生。故事里面套故事，人物众多，却杂而不乱。
黄玫瑰的几次恋爱自然是主线，她跟庄国栋，她跟方协文，她跟博家明，她跟罗德庆，都通过不同的视角写得清楚明晰。
而在玫瑰的每一段恋爱中，又加插了她身边其他人的恋爱，这种故事结构，如同弦乐四重奏，呈现出一种多层次的美。
黄玫瑰和庄国栋的恋爱期间，哥哥黄振华和苏更生也开始恋爱。
玫瑰和庄国栋的那一段情似乎无疾而终。听说庄国栋结婚，玫瑰失恋。
所以黄振华说，人生苦短，一刹那的欢乐，也就是快乐。第二天马上打电话给苏更生，情绪很罗曼蒂克。
玫瑰的失恋，反而帮助了他认清了他需要的是什么，他和苏更生之间的情爱开始如火如荼。
谁知结婚前夕，他们到纽约去注册，遇到了玫瑰的新男友方协文。方协文一声贸贸然的“表舅母”，黄振华才知苏更生曾经结过婚。
情海生变。黄振华大失方寸，苏更生却保持着一贯的理性：
她站起来对我说：“我有什么要你原谅的？我有什么对你不起，要你原谅？每个人都有过去，这过去也是我的一部分，如果你觉得不满——太不幸了，你大可以另觅淑女。可是我为什么要你原谅我？你的思想混乱得很——女朋友不是处女身，要经过你伟大的谅解才能继续做人，女朋友结过婚，也得让你开庭审判过——你以为你是谁附未免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太庞大了！”
这一对是欢喜冤家，终于还是结了婚，但依然有故事，分了又合，合了又分。
玫瑰和博家明相爱时，插入了博家敏和咪咪的婚姻生活。
是博家明先碰到了玫瑰，一见也神魂颠倒，情不自禁。此时他身畔已有一个咪咪。
咪咪是那种喜欢一个人就全心全意，死心塌地，不管受多少委屈的女孩子。博家明移情别恋，她还是包容他。
但玫瑰不爱博家明，爱上的却是他的哥哥傅家明。
傅家明对兄弟一贯手足情深，但他碰到玫瑰时，已知道自己患有绝症，他想在有生之年好好爱一次。他对弟弟说：
“我们在这种时间相见了，她给我带来生命中最后的光辉，我很感激她……我知道我自己活不长了，因而放肆了一下，把她自你手中抢过来。家敏，你以为如果我能活到七十岁，我会做这种事吗？”
结局是：傅家明死了，博家明和咪咪结了婚，生了一大堆孩子。但后来见到了玫瑰的女儿小玫瑰，他又神思恍惚魂不守舍了。
但小玫瑰不是黄玫瑰，她是方太初，小小年纪，却比玫瑰有主见。她只是外表像玫瑰，而内心像一棵树。
也许，这是一个常理？人们爱的是一些人，随之结婚生子的，又是另外一些人。
等玫瑰成了罗德庆爵士夫人，插入的情爱片段就更多了。
一是周棠华和方太初的初恋情怀，算得上是有惊无险的一对，小小曲折之后，双双回美国过安静的小日子去了。
二是罗震中的单相思。但那完全是不可能有结果的事，玫瑰是他的继母。想通之后，他便很快找了一个女朋友，竟然是庄国栋的前度文友小曼。
最可怜见的是庄国栋。当年他不是不爱玫瑰，但是过于自私自利，他情愿被爱而不愿爱人，因此与别人结婚了。
婚后才发觉爱人尚有一份痛苦的快感，但被爱除了有窒息感之外，就净是沉闷了。十年之后他只得离婚。
即便是那十年，他也觉得他和妻子之间的生活，一直是三个人在一起过的，那多出来的一个，是玫瑰。
重逢玫瑰，玫瑰最终也没有选择他。玫瑰甚至心里已没有了他。她诧异地说，“他既与我无关，我何必还关注他的喜怒哀乐。”“庄是一定痛苦的，而我的安慰，一定是虚伪的，干吗要多此一举？”
只有极端自我中心的人，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但作为庄国栋的朋友，罗震中一方面为父亲庆幸，获得这样的好妻子。一方面又为在国栋不值，大叫：“我真不明白这女人，这个可怕的女人，一切可怕的女人。”
玫瑰可管不了那么多了，和罗爵士笑吟吟的，毫无心事一般，到百慕大晒太阳去了。
而在国栋，只能远远地自我流放到印度，每日在街上游荡。间或打打散工，以图温饱，追忆似水年华，准备就此了却残生。
仅仅一部作品中，已罗列了这么多种爱情模式，真够复杂的。
亦舒也从来不去刻意营造氛围，都是通过人物的言行举止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塑造他们鲜活的形态，情节虽离奇曲折，但脉落明晰，发展自然，可读性强，一拿起就放不下，非一口气读完不可。
她甚至不劳多余的笔墨去形容她的人物，在看《玫瑰的故事》和《喜宝》时，我们都知道玫瑰和喜宝都是美女，何从知道？亦舒并没有写她们有“尖尖的瓜子脸”、“水汪汪的大眼睛”“苗条而不失丰腴的身材”…储如此类的写美女的陈腔滥调，亦舒从来是不屑为之的。
她用的法子，是间接的，一点一滴，由他人眼中看出来的美女。开始时还不觉得，但久而久之，一个美女的形象，便自然而然在读者的心目之中建立了起来，印象深得再也抹不去。
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在那场盛大的舞会上，贵妇名媛在争奇斗艳。人们也以为安娜会艳光四射地出现，但偏偏，在嫣红姹紫中，她却穿了一身黑衣裳。……安娜并不是穿的淡紫色，如吉提所那么切
望的，而是穿着黑色的，敞胸的天鹅绒长袍，她那看去好像老象牙雕成的胸部和肩膊，和那长着细嫩的小手的圆圆的臂膀全露在外面。长袍上镶满威尼斯的花边……吉提每天看见安娜，她爱慕她，而且常想像她穿淡紫色的模样，但是现在看见她穿着黑色衣裳，她才感觉到她从前并没有看出她的全部魅力。她现在用一种完全新的，使她感到意外的眼光看她。现在她才了解安娜可以不穿淡紫色，她的勉力就在于她的人总是盖过服装，她的衣服在她身上决不会惹人注目。她那镶着华丽的花边的黑色衣服在她身上就并不醒目的，这不过是一个框架罢了，为人注目的是她本人——单纯、自然、优美，同时又快活又有生气。
普通的黑衣裳并没有掩盖安娜的耀目的光辉，那是发自她内心的，不管她穿什么样的衣服，在旁人的眼里，她都是美丽又可爱的。
这样的例子，当然比正面的形容要高明得多。
据说有一个作家和朋友一起散步，忽然作家吹了一声口哨，对朋友说：“在我们后面走着的那个姑娘一定很美。”朋友不解说：“你怎么知道？”作家幽默地说：“我看到迎面走过来的男人们倾慕的眼神。”
从旁人的行为及心理活动来反映女性的美丽，虽无正面描述如何美丽，但女子的美所引起的客观效果，令人感到这种美是无法描写的，不可言说的，而看不见的“美，才是最美、最有震撼力的。
亦舒写人物无疑是承传了这种方法，这样的方法很好，既不落俗，又很干脆利落。
玫瑰的第一个惊艳者是苏更生，苏更生也是女性，更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她平时待人都是淡淡的，永远一袭白衣在身，高洁孤傲得很，可她见到玫瑰，第一反应就是：“唉呀，世界上原来真有美女这回事。”
并对玫瑰的哥哥黄振华说：
“你妹妹是我一生见过最好看的女性。”
美女看美女，都如此震动，不用说书中的其他男性了。
周士辉见到玫瑰：“忽然呆住，如雷击似看着……以魂不守舍的声音问……”
庄国栋见到玫瑰，很沉迷她的神情：
“最吸引人的是她的嘴唇，小但是厚，像随时有千言万言倾诉，但她是那么年青，有什么要说的呢？真是迷惑。”
傅家明眼中的玫瑰，却是：“姿态婉转迂回……整个人像一幅图画般好看。”惊奇得嘴巴张得大大地合不拢。
周棠华更觉得四十岁的玫瑰美得让人不可置信，她的美是令人惊心动魄，不能自己的。
罗震中干脆就掉落金鱼池中，对着玫瑰瞠目结舌，说不出一个字来。
综合了这么多人的反应，玫瑰的美丽是毫无疑问的了，又何劳亦舒再去长篇大论，喋喋不休地形容？
在《寂寞鸽子》中，亦舒也用这种方法去写贝秀月的美与媚：
周家信过来道：“你那美丽的大姨还没到？”“世上那么多女子，也只有她当得了美丽二字。”
开明笑了一笑：“是，那是一种叫你害怕的美色。”
周家信同意，“怕会失态，像张大了嘴合不拢来，多出丑。”
开明接下去：“怕把持不住家破人亡更加累事。”
周家信说：“我是远远看着就好，走都不敢走过去。”
看来贝秀月美得够邪乎的，竟引起男人们这样近乎胆战心惊的评价。
亦舒时常用旁敲侧击法和比较法去描写人物，扩大叙事空间，推动情节向纵深发展。
比较法多用在女性身上，那些一般来说总是成双成对出现的女性，互相映衬，不管是红花抑或是绿叶，都各有鲜明特色。
《我的前半生》中，子君和唐晶的生活道路刚好相反。
子君用前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去建造一个并不牢靠的家庭，一个早晨醒过来，丈夫却不要她了。她不得不离开她一手布置起来的家，到外头去重新奋斗拼搏。
唐晶却从学校一毕业就投入社会，十几年下来，酸甜苦辣尝遍，刚刚建立了一点社会地位，有条件可以咤叱风云了，却激流勇退，不再喜欢头上戴着的那顶“女强人”帽子，嫁得远远的，以说明女人证明自己的最终途径还是嫁给一个好丈夫，营造一个温馨的家。
《两个女人〉中，在施扬名生命里占据过很重要地位的两个女人，也是截然不同的。
美眷是有美貌，却没有什么内涵的女人，但她很适合做家庭主妇。结婚十年，她把家里管得头头是道，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
任思龙却是独立得有点嚣张，工作努力，作风泼辣，是个有过去的女人。正因为这样，她才要外表扮坚强，内心其实也有软弱的时候。
《曾经深爱过》的利璧迦和邓永超，除了她们都是别人的“逃妻”之外，她们固然还有性格和外貌的相似，但在待人处事上，她们也有很大的不同。
利璧迦感到烦厌了，她会一走了之，但她的出走，无非也是走到另外一个男人那里，寂寞使她更加自私。
邓永超却不一样，她从一潭死水般的家庭中突围出来，为的是想做点事，所以越是艰苦的地方，她越要去贡献自己的学识和才华。她的情操反而因寂寞而升华了。
《花解语》里，花不语与花解语名为姐妹，实为母女，而这一对母女，性格却相差那么远。
花不语是个演员，就是因为长得太好，被宠坏了，不肯下苦功学习演技，老是做花瓶角，标梅一过，戏份接着下降。但毕竟还算传统女性，不至于去拍脱戏，卖艺到底不同卖身。只是她也够任性，运气又不好。
花解语才真正是一朵解语花。
她宽厚，懂事，自律甚严，处事也很得体，还甘于牺牲自己。
花不语的片子“搁浅”，她出面找人帮忙。为了整个家，她毫无怨言地去陪伴一个残废的人。
这倒显出了不语和外婆的自私。她们设了一个局，让花解语独自去面对一切困难。一句“你愿意陪伴杏子斡”——那个残而不废的人，宣布了她十八岁春天的心已苍凉。
还有《香雪海》的凌叮当和香雪海，《风信子》里的宋树栅和鲍瑞芳，《曼陀罗》中的慕容琅和切娜，《西岸阳光充沛》的汤宜室和汤宜家……她们仿佛是一出戏剧的A角和B角，在不同的场次出现，繁简有序。
她们彼此都会无意与有意地把对方看作是自己的借镜。在镜中，她们会发现自己的另一个不被人知、甚至不为自己所知的一面。正如钱钟书提到过的：“好像小孩子要着镜子里的光明，却在镜子里发现了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