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腰子的说：
“李菊老吊嗓子的高台儿也拆了哩！”
李菊人却把马褂的长袖子一甩，唱起戏来。①关于破路，《吕正操回忆录》作了这样的介绍：“由于敌人是使用汽车、装甲车、骑兵的快速部队，平原地形，有利于敌，不利于我。”“冀中平原毫无山丘之阻，交通异常便利……这对敌之‘扫荡’、机械化部队之使用甚为有利。于是全冀中军民在‘破路就是抗日’的口号下，对所有道路进行了全面破坏。这一工作，从1938年1月开始，到秋季基本完成。”
在冀中抗战史上，破路实际上是改造平原地形的一大壮举。
《风云初记》里描写的破路的情况和细节，同上述真实背景完全相符，连时间上也不差什么。小说叙述说：破路的图样发下来的时候，已近旧历年节，那是一个充满惊恐和痛苦的年节：
平原上这一个年节，记下了人民生活心情的重大变化。一过腊月初十，就到处听见娶儿媳妇的花炮，为了使爹娘松心，许多女孩子提前出嫁了。媒婆们忙了一阵，很多平日难以成就的婚姻，三言两句就说妥了，女家的挑拣很少。有的丈夫不在家，娘家一定要娶，就由小姑子顶替着拜了天地。
敌人的烧杀奸淫的事实，威胁着平原的人民。在铁路两旁，那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们，新年前几天，换身干净衣裳，就由父亲领着送到了婆家去。在根据地，爹娘们还想叫女儿抢着坐花轿，唢呐和锣鼓，从夜晚一直吹到天明。可是，因为敌人的马蹄、汽车和坦克，在平原的边缘，在冰冻的麦苗地里践踏倾轧，就使得在大道上奔跑的迎亲车辆，进村的喜炮，街头的吹唱，都带上了十分痛苦的性质。在这种情形下面，破路的动员，简直是一呼百应。谁家有临大道的地，都按上级说的尺寸，去打冻刨坑。早晨，太阳照耀着小麦上的霜雪，道路上就挤满了抢镐扶铲的农民。
小说叙述了农村各阶层的人们对破路的不同态度。参加过高蠡暴动的高四海老人，他的麦地是一块靠近路边的又窄又长的条道地，他“一并排连挖十二个大沟，差不多全部牺牲了自己的小麦。他的沟挖得深，铲得平，边缘上培起高高的土墙，像一带城墙的垛口。……他全身冒汗，汗气从沟里升起，围绕在他的头顶，就像云雾笼罩着山峰。”而地主田大瞎子，却把长工按尺寸在他的地里挖的沟重新填上，用吃街占道的办法，把沟往外挪，挖在了大道上。高四海说：“日本人侵占我们的地面，我们费这么大力气破路挖沟，还怕挡不住他！像你这样，把挖好的沟又填了，这不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诚心欢迎日本，惟恐它过来的不顺当吗？”
田大瞎子狡赖说：
“你看，把沟挖在大道上，不更顶事儿？”
这时从北面过来了两抬花轿，后面紧跑着几辆大车。赶车的鞭打着牲口，在田大瞎子的地头上碰上沟，差一点儿没把送女客翻下来。吹鼓手告诉高四海说：北边的风声不好，有人看见了日本的马匹。高四海对田大瞎子说：“看！你这不是挡日本，你这是阻挡自己人的进路。你的地里，留下了空子，日本人要是从这里进来，祸害了咱这一带，你要负责任！
“我怎么能负这个责任哩？”田大瞎子一背铁铲回家去了。
“什么也不肯牺牲的人，这年月就只有当汉奸的路。一当汉奸，他就什么也出卖了，连那点儿良心！”高四海又挖起沟来，他面对着挖掘得深深的土地讲话。①
高四海老人没有说错，日本人过来以后，田大瞎子连同他的儿子、在北平的大学里念过书的田耀武，都成了日本人的合作者。
孙犁赶上了在冀中平原上进行的这些轰轰烈烈的工程；因此，在字里行间，人们很容易读出他的感情、乃至经历来。
冀中平原上的第三项工程开展得稍晚一些，那时孙犁正在山地工作，没有赶上。他写的关于冀中挖洞的故事，是听人说的。但是，他却有过钻洞的经验，那是1944年3月，他到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曲阳（在河北省西部）游击区走了一趟，在洞里住过一夜。重要的是，他有过和冀中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经历，所以，写起洞来，仍然使人感到非常亲切、自然。
《第一个洞》和《“藏”》等作品，写了冀中平原上的第三项工程，准确地说，是写了它的开头——挖洞。尽管洞还不是地道，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了开头，就会产生结尾，从有了这“第一个洞”后，“地洞、地道就流传开了。而且在不断地改进着。什么‘七巧连环洞’，‘观音莲台洞’……花样翻新，无奇不有。而这‘第一个洞’的创造的故事，也就随着洞的传播而传播着。”
《第一个洞》开头就标明“蠡县××庄”字样，所写环境，如说从1941年起，“××庄的形势就变了，在它周围，敌人的据点远的有八里，近的只有二里”，“那一带环境十分残酷”等等，和历史的真实情况，是非常一致的。《“藏”》是《第一个洞》的扩展。它的女主人公浅花要生孩子了，地上没有安全的处所，隐蔽在她家菜园子的洞里的一个八路军干部，向丈夫建议她到洞里生产，她笑着说：“那不成了耗子吗？”后来，敌人“扫荡”村庄，她果然在三丈深的地下，——那里没有灯光，也没有风——生了一个女孩，取名就叫“藏”。除了母亲，没有人能听到那第一次的“非常悲哀和闷塞的”哭声。
是敌人的五一“扫荡”，使和平的人民失去了在地上生活的权利，甚至包括那些刚刚降生的婴儿。
孙犁多次提到五一“扫荡”，他说，冀中人民称之为“五一事变”，他们将要把它当作一个历史传说，留给后代子孙。在《老胡的事》①里，他同样以纪实的手法，写到自己的家乡在五一“扫荡”中的情形。老胡在平汉路以西的山地工作，妹妹从冀中家乡来看他，他们很自然地拉起了家常——小说写的是老胡，我们在老胡身上，至少能看到作者部分的影子：妹妹说，反“扫荡”开始的时候，麦子刚割了，高粱还只有一尺高。她们三个女同志在一块，其中小胡和大章，哥哥全认识。敌人合击深武饶的那天，她们同老百姓正藏在安平西南一带沙滩上的柳树林里，遍地是人，人和牲口足足有一万。就在那次小胡被俘了去，在附近一个村庄牺牲了。她同大章向任河大地区突击，夜里，在一个炮楼附近，大章又被一个起先充好人给她们带路的汉奸捉住了……下面是《琴和箫》①里的一段文字，作者的身影变得明确起来了：
去年，我回到冀中区腹地的第三天，就托了一个可靠的人到河间青龙桥去打听那两个孩子的消息……
……
今年5月，敌人调集了有四五万兵力，说要用“拉网战术”消灭我们。我用了三个夜晚的时间，跳过敌人在滹沱河岸的封锁，沙河的封锁，走过一条条的白色蛇皮一样的汽车路，在炮楼前面踱过去……
如果说上面是小说（尽管孙犁的小说含有相当大的纪事成分，他甚至把他那时写的这些作品看作个人经历的叙述），我们不免有所保留地看待它所叙述的事件，那么，下面讲的这件事情就完全是真的了。
这件事也许就发生在五一反“扫荡”期间。且说抗战时期，日本人对农村里的学生模样的人，特别留意。凡是留学生头，穿西式裤的，见了就杀。这样，连学生或像学生的照片，也成了危险品。孙犁参加抗日工作后，留在家里的照片，都让妻子放进灶膛里烧了。但黄城岳家还有他一张照片，岳父已去世，家中妇孺，不知外面的事，没有从墙上摘下这张照片。日本兵见了，逼着要相片上的人。家里没有，在街上看到一个面貌相仿的青年，差一点儿没打死，经村里人努力，才勉强救下命——
这是抗战胜利以后，我刚刚到家，妻对我讲的一段使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她说：“你在外头，我们想你。自从出了这件事，我就不敢想了，反正在家里不能呆，不管到哪里去飞吧！”①因为写作家传记的需要，笔者曾向孙犁同志要求提供照片。他拿出自己保存的所有照片来，其中确实没有一张抗日战争时期的照片。包括他的文集在内，最早的一张，是1946年春在蠡县下乡时的半身照。这张照片，穿中式棉袄，未结领扣，除了头上一顶干部帽，完全像一个农民，只是那张脸显得清秀了些。文集所收1941年照的那张，是晋察冀边区文学工作者的合影，不知取自何处，他的家里没有。像上面说的，由于敌人的残酷“扫荡”，没有容许他的家人保留下一张宝贵的纪念照。
保留的是屈辱。这里是一张农村妇女的照片，是从“良民证”上撕下来的。照片角上有一点白光，那是敌人的刺刀，是敌人用刺刀逼着照相时留下来的。除了刺刀的白光，整个照片的光线很暗，旁边有半个“验讫”的戳记。这位农村妇女是孙犁的远房嫂子，她有意地保留了这张照片（这时敌人已经败退，“老百姓焚毁了代表一个艰难时代的良民证”），想寄给在前方作战的丈夫，激励他杀敌的志气。孙犁看了看照片，又端详了一下这位远房的嫂子，一时不明白那么一个活泼好笑的人，为什么照出相来这么呆板阴沉，他说：“这相片照得不像！”
“比我年轻？”她笑着说，“那是我二十一岁上照的！”“不是年轻，是比你现在还老！”
“你是说哭丧着脸？那是敌人在的时候照的，心里害怕的不行，哪里还顾的笑！那时候，几千几万的人都照了相，在那些相片里拣不出一个有笑模样的来！”
是孙犁一篇题名《相片》①的散文，讲了上面这个故事。在《小胜儿》②这篇小说里，人民在战场上用血与火洗刷着自己的屈辱：
冀中有了个骑兵团。这是华北八路军的第一支骑兵……
马是那样肥壮，个子毛色又整齐，人又是那样年轻，连那个热情的杨主任，也不过二十一岁。……过了两天，这个队伍就打起仗来，打的是那有名的英勇壮烈的一仗。敌人“五一大‘扫荡’”
突然开始，骑兵团分散作战，两个连突到路西去，一个连作后卫陷入了敌人的包围，整整打了一天。在5月麦黄的日子，冀中平原上，打的天昏地暗，打的树木脱枝落叶，道沟里鲜血滴滴。杨主任在这一仗里牺牲了，炮弹炸翻的泥土，埋葬了他的马匹。……杨主任的警卫员小金子也受了伤。他用手刨着土掩盖了主任的尸体，带着一支打完子弹的短枪，趁夜色突出重围，回到冀中平原上自己的村庄养伤。他很想念牺牲了的那些战友，和一位正在相爱着的姑娘有过这样一番对话：“我问问你，杨主任牺牲了？”
“牺牲了。我老是想他。跟了他两三年，年纪又差不多，老是觉着他还活着，一时想该给他打饭，一时想又该给他备马了。可是哪里去找他呀，想想罢了！”
“他的面目我记的很清楚，那天，他跟着你到咱们家来，我觉着比什么都光荣。说话他就牺牲了，他是个南方人吧？”“离我们有九千多里地，贵州地面哩。你看他学咱这里的话学的多像！”
“不知道家里知道他的死讯不？……”姑娘显然伤心起来。小金子想到的还是战场上的情景：“先是他同我顶着打，叫同志们转移，后来我受了伤，敌人冲到我面前，他跳出了掩体和敌人拚了死命。打仗的时候，他自己勇敢的没对儿，总叫别人小心。平时体贴别人，自己很艰苦。那天行军，他渴了，我说给他摘个瓜吃，他也不允许。”
……
这是一篇根据真人真事写成的故事。杨主任的本名是杨经国，关于他，《吕正操回忆录》里说：“经国同志是贵州人，1937年初由北方局派到六九一团做党的地下工作，牺牲时才二十多岁。孙犁有一篇小说叫《小胜儿》，主要就是写的骑兵团，写了杨经国，是写得很真实的，写了杨经国热情待人，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以身作则的模范行为，写到他的牺牲……我也总想写一篇关于经国同志的文字，以寄托我的哀思，并纪念我们共同战斗的岁月。”
关于五一反“扫荡”，我们还得提提他的一位战友，——远千里。他是河北省任邱县人，曾在保定第二师范念书，当时和梁斌等进步同学很要好。1938年4月参加抗日工作后，在冀中任记者、编辑、剧社导演和编剧等。他青年时代喜欢诗（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和勃洛克的诗），后来自己也写诗，出过《三唱集》、《古巴速写》等诗集。
五一大“扫荡”后，他在洞里坚持编报纸，刻蜡版，写街头诗……光景很像《“藏”》里写的：每天清晨，从洞里出来透风，“洞的出口在野外，他站在园田的井台上，贪馋地呼吸着寒冷新鲜的空气。看着阳光照耀的、尖顶上挂着露珠的麦苗，多么留恋大地之上啊！”①五一反“扫荡”后，他的爱人，在一次秋夜涉水转移时，掉进井里牺牲了。她的死，使孙犁受了启发，在《风云初记》的最后，做了李佩钟这个人物的归结：
……第二年春天，铁路附近一个个村庄，在远离村庄的一眼土井里淘水的时候，打捞出一个女人的尸体。尸体已经模糊，但在水皮上面一尺多高的地方，有用手扒掘的一个小洞，小洞保存了一包文件，并从文件证实了死者是李佩钟。……我们这一节也该结束了。有一首歌的题目，叫《血染的风采》，孙犁和他的战友们，那些年来所走过来的道路，没有一处不被血染的风采所照耀。他们在战争中送走了火红的年华、火红的岁月，他们的创作，整个是一部时代的，也是他们个人经历的血与火的艺术记录。
升华
在抗战的冀中平原上，孙犁到处看到了一种无形的力量，“我遥望着那漫天的芦苇，我知道那是一个大帐幕，力量将从其中升起。”①这里说的，是他熟悉的白洋淀。我们到过那里，那是一个深秋季节，虽然是和平环境，面对浩淼的淀水和一望无际的苇田，我们也被一种宏大的气魄和无比壮观的景象所感动（我们承认，在人民流过血和汗的这个湖面上，一种历史感加强了我们的感觉和印象）。负责水上导游的安新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同志介绍说：“白洋淀共由一百四十余个淀组成，占地面积四十多万亩，水道纵横交错，足有两、三千条……”他口气一转，略带风趣地说：“来到这个地方，莫说日本鬼子会迷路，我们自己也会迷路。”看着汽艇周围数不清的块状苇田和左盘右旋的迷宫似的水道，我们相信了他的话。
作家的经历又把我们召回到那个炮火连天的时代，这时的白洋淀，具有一种悲壮的英雄色彩：“这里地势低下，云雾很低，风声很急，淀水清澈得发黑色。芦苇万顷，俯仰吐穗。”①“夜晚，敌人从炮楼的小窗子里，呆望着这阴森黑暗的大苇塘，天空的星星也像浸在水里，而且要滴落下来的样子。到这样深夜，苇塘里才有水鸟飞动和唱歌的声音，白天它们是紧紧藏到窠里躲避炮火去了。苇子还是那么狠狠地往上钻，目标好像就是天上。”②
在这敌人监视着的苇塘里，我们记得作家讲过的这个故事：
一个干瘦的、眼睛特别明亮的老者撑着一只小船，无数次地穿过了敌人的夜间封锁，为游击队运输粮草、护送干部。他不带一支枪，甚至也不穿一件像样的衣服（除了那件蓝色的破旧短裤），只靠那只灵巧的篙和水鸭子似的游水本领，在万亩苇塘里穿梭般驰骋，从未发生一次意外。靠了他，稻米和肥鱼的香味，才和歌声一起从苇塘里飘出来；靠了他，才维系了淀里淀外的交通联络。但有一次，却发生了意外，他护送两个女孩子在夜间穿越封锁线时，撞上了敌人的小火轮，有一个女孩子负了伤。这个打击差一点使他失去了继续前进的力量，他感到自己蒙受了耻辱，无脸再见苇塘里的战士；但他到底将船驶到苇塘边，用篙拨开外面一层芦苇，找到了窄窄的入口。他发誓为女孩子复仇：“他们打伤了你，流了这么多血，等明天我叫他们十个人流血！”老人没有说错，第二天，他单身智斗敌人，使十几个鬼子落入圈套。他一个一个地收拾他们，用篙砸他们的脑袋……在苇塘那边，鲜嫩的芦花展开一片紫色的丝绒，正在迎风飘撒。在芦花下面，露出一个女孩子的俊俏的脸，她按照老人的约定，惊奇地欣赏着这场英雄行为。
这个故事很带有传奇性。古语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那种慷慨悲歌的义士精神，有了新的发扬。
下面这个故事就更加壮烈了：故事仍然发生在白洋淀，不过这一次是在淀边的新安镇。新安镇四面临水，大汉奸熊万东住在有日本宪兵队把守的深宅大院里，整天不出大门一步，以为他的万世基业是稳如泰山的。这天是中秋节，他正在客厅赏月，忽然帘子一动，闪进一个人来。他一把抓起放在手边的盒子枪，厉声问：“谁？”
“是我，大伯。”来人非常沉静，原来是参加了除奸团的他的一个侄儿。侄儿向他诉说，日本人到处抓他，他实在走投无路，才来求大伯赏他五十块钱，他好离开新安，到天津去做个小买卖，代价是，他愿意把带来的一支顶好的盒子枪送给大伯，一厢说着，一厢倒拿着枪，递了过去。熊万东拿起枪，走到钱柜那里去，他一猫腰，脑袋已经掉下来；随着一把钢刀的闪光，来人带好两支枪，已经上了房……作者说：“这就是有名的熊氏三杰的英雄故事中间的一个。”①熊氏三杰的故事，抗战时期在冀中一带流行很广，在有关作品和文章中，曾经多次被人辑录或转述；就叙述的生动和精采来说，孙犁应属于最佳者之列。他继续说——……这位英雄不久牺牲在新安城下。他吃醉了酒，受了奸人的骗：“要拿新安了！”他跳下炕来就奔着县城跑去，他爬上城墙，敌人打中了他，翻身跌了下来。伙伴说：“你挂了彩，我背你回去！”
他一摆手，说：“不用！我是没用的人了。这样也就够本了！”他举枪打死了自己。
其实，敌人只打折了他的左腿。
关于他的两条腿，有很多传说，新安一带，都说他是飞毛腿。有人说，飞毛不飞毛不知道，反正他走路特别溜撒，孩童的时候，常见他沿着城墙垛口飞跑。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只坏了一条腿就打死自己？这问题就很难答复。为什么不残废的活着？我好像听说，有一只鹰，非常勇猛，损坏了一根羽翎，它就自己碰死在岩石上。为什么它要碰死？
冰连地接的新安，有一种强烈的悲壮的风云，使人向往不止。
我们觉得，在冀中人民身上，孙犁看到了属于北方民族的那些最有光彩的品质。这种品质，实际上是在一定文化背景下形成的某种历史个性，它是属于传统的，又是属于未来的。孙犁在撑船老人和新安英雄身上看到的，是这种历史个性的新的升华。
这种情况，也影响到孙犁的观点和感情。他在五一大“扫荡”那年的冬天，写过一篇题名《慷慨悲歌》的札记①，里边有这样的话：“……在荆轲的时代，像荆轲这样的人还是很少的。英雄带有群众的性质，只有我们这个时代，像是一种志向，和必要完成这种志向，死不反顾，从容不迫，却是壮烈的千古一致的内容。”他的笔明显地受到了这种精神的感召，似乎也染上了易水的悲壮的风云。在抗战胜利的前一年，安平县三名干部被敌包围，最后壮烈牺牲，孙犁为他们写了一段碑文，其中说：“……当其在室内，以只身抗敌伪，坚贞不屈。向敌伪汉奸叫骂时，声闻数里，风惨云变。附近人民，奔走呼号，求引救助，有如父兄之遇危难。当我部队收葬三烈士尸体时，所有干部战士，无不如狂如病，歃血指发，有如手足之诀别。每一言及三烈士殉难事，则远近村庄，啼泣相同，指骂奸伪，誓为复仇。……古来碑塔纪念之迹多矣，而燕赵萧萧英烈故事，载于典册者亦繁矣，然如此八年间，共产党、八路军领导我冀中人民解放国土，拒抗敌顽，其环境之复杂、残酷，其斗争之热烈、悲壮，风云兴会，我冀中英雄儿女之丰功伟绩，则必光掩前史而辉耀未来者矣……”①这段碑文，慨乎其言，若扬若抑，颇多燕赵古风；如果击筑而歌，就是一支易水新曲了。不用说，这支易水新曲，也记叙了孙犁自己的感情历程。
孙犁还看到，战争改变了人民的观念，使一代少男少女忘记了祖宗的成法。在碉堡林立的土地上，这些少年人走向生活的第一步就是战争。他们站岗放哨，送鸡毛信，也打游击，也在露天过夜……“他们在炎热的河滩上找不到一棵歇凉的树，用浑浊的河水解渴，烧熟山药豆角会餐。正午，男孩子们跳到河里去洗澡，女孩子们替他们洗好衣裳，晒在沙堆上，然后把他们赶到远处去，自己也坐在河里洗洗身上的泥汗。”“有时在无边的高粱地里，用高粱秸和衣服支架成一个小窝棚，用豆棵做被褥，睡在里面。有时共同钻到那阴暗潮湿的地洞里，紧紧靠在一起，大气也不敢出，互相听着心头怦怦的跳动。”②在这种情况下，新的观念和新的爱情在悄悄成熟着。
但是，在战争中，人们同样看到，传统的伦理意识，有时也具有了新的、反抗强暴的意义。《荷花淀》③里有一处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细节描写：水生就要到队伍上去了，他嘱咐了“女人”许多话，最后，女人问他：“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拚命。”
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在《采蒲台》①中，这个意思被十七岁的姑娘小红和两个青年妇女（她俩的丈夫都参军了）用自编的歌词唱了出来：……
我的年纪虽然小，
你临走的话儿
记得牢，记得牢：
不能叫敌人捉到，
不能叫敌人捉到！
我留下清白的身子，
你争取英雄的称号！
在《琴和箫》②里，作者更以第一人称的写法，向两个未成年的女孩子进行寓言式的教育了：……那时，村庄后面就是一条河。我常带她们到河边去，讲一些事情给她们听。我说人宁可像一棵水里的鸡头米，先刺那无礼的人一手血，不要像荷花那样顺从，并且拿美丽的花朵来诱人采撷……孙犁通过自己的作品所讴歌和提倡的这些思想、情操，远远超出了传统的伦理范围，已经是一个支持抗战、保卫祖国尊严的问题了。顺便说一句，1942年五一大“扫荡”时，针对侵略者的兽行，冀中广大妇女曾开展反奸淫运动、一把剪刀运动，产生了许多感人的事迹①。
总之，“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种神圣的战争。人民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他们的思想、行动升到无比崇高的境界。生活中极其细致的部分，也充满了可歌可泣的高尚情操。”②如上所说，孙犁看到了这一切，看到了人民在进行这场有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他们的思想情操和行动表现得到了锻造和升华。
在这场战争中，他（还有他的同时代的伙伴们）一丝一毫也没有脱离人民，而是和人民融成了一体。这样，结果必然是：在人民“升华”的那些地方，他也得到了升华。
升华促成了一种新的境界，毫无疑问，这是他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境界。关于这一境界，他自己用下述语言表达了出来：
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的作品，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①在美好的极致的境界中进行创作是一种绝大的愉快。“没有朱砂，红土为贵。穷乡僻壤，没有知名的作家，我们就不自量力地在烽火遍野的平原上驰骋起来。”“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写作，真正是一种尽情纵意，得心应手，既没有干涉，也没有限制，更没有私心杂念的，非常愉快的工作。这是初生之犊，又遇到了好的时候：大敌当前，事业方兴，人尽其才，物尽其用。”②
孙犁在《黄鹂》③这篇散文里，借助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等形象的比喻，解释“极致”的涵义。这些比喻，全可用来说明他在抗战中的际遇、状况。他在抗战中的文学活动并非他一生事业的顶点，但是，却使他的事业达到了高潮。
山道弯弯，峰回路转
1942年暮春时节，孙犁从冀中返回平汉路西晋察冀山地，这年冬天，日军又对晋察冀边区“扫荡”。于是，他们照老办法，化整为零，与敌周旋。他和诗人曼晴分在一个小组，每人发了两颗手榴弹，和墨水瓶一起挂在腰带上，向敌人的外围转移。一路上，老乡也都撤离。当天夜里，他们只能在一处山坳栏羊的圈里过夜，寒风刺骨，根本睡不着觉。后来，曼晴还用《羊圈》这个题目，写了一首诗。在孙犁看来，曼晴，还有红杨树（魏巍），都是晋察冀新诗运动的播种人。他们的诗可能创作于行军途中，写在路侧的峭壁岩石上或是村庄断垣上，那可能只是一种口号，一种呼唤，但这些诗做到了和人民的真正的结合，“是一个时代的回忆”，因此，“同着这一伟大的时代，不能磨灭了”①。露宿羊圈的这天晚上，孙犁知道，他身边的这位战友，并没有停止诗的构思。
次日晚上，他们转到了一个处于高山坡上的小村子。村里人都已走光，门都七零八落地开着。虽然没有地方吃饭，却摸到一家炕上，美美地睡了一觉。清早，他们刚想捉捉衣服里的群虱，敌机就来了。他们跑进一条山沟，隐蔽在大石下面。飞机沿着山沟来回轰炸，气浪摇动着山上的树叶。孙犁还有时间观察它：侵略者欺侮我们没有高射武器，飞得很低，几乎就要擦着了小村庄的屋顶和树木。事后老百姓传言：敌人从飞机的窗口，抓走一个坐在炕上的小女孩。孙犁把这一情节写进了一篇通讯，不料编辑刻舟求剑，把稿子改得令人啼笑皆非。
敌机走后，阳光已经撒满山沟，他们坐在河滩上，继续捉拿虱子。直到肚子辘辘地叫了起来，才勉强爬上山坡，去寻些能吃的东西。
虽然是在战争环境，山地的老乡，还是把凡能耕种的土地，都种上庄稼。不论是沟沟坎坎，方形、菱形、……只要有泥土，就不会闲置起来。这种情况，整个抗战时期都没有改变。太原出版的日文报纸《东亚新报》，1943年11月18日这样报道：
飞机上的俯视——当飞入山岳地区时，触目所见除峨然耸立的山岳外别无人迹……村落及街巷的庭院中不但没有人，连一匹牲畜都没有，在飞机上就可以觉察到敌方（指抗日军）空舍清野的彻底性的一斑，同时不论在山谷或高原上，除岩石外全耕种得井然有序，由此可见中共对增加生产的努力。①
这种情况，也为两个腰间挂着墨水瓶的战士救了急。他们发现了一小片胡萝卜地，因为敌人“扫荡”，还没有收获。两人用木棍掘开冻土，取了几个，用手擦擦泥土，便大嚼起来，其香甜美脆，至今想来，孙犁还觉得悬乎唇齿之间，——只可惜当笔者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他的老朋友曼晴已经离开人世了。
像这类游击生活，在那样的年代里是家常便饭。孙犁还记得在一次战斗中，夜晚在荒村宿营的故事：不知那是什么村名，总之，村民已经跑光，黑黝黝一片，没有声息。他和同伴们摸进一间破房，不敢打火点灯，别人都挤在炕上，他顺着墙边一摸，有一块平板，好像搭好的门板似的。他暗自高兴，庆幸自己有了好睡处，便舒舒服服地躺下去。天亮醒来，才发现自己原来睡在一具棺木上，不由为之一惊。“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其中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我同一个死人，睡了一夜上下铺，感谢他没有任何抗议和不满。”①1942年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达到了晋察冀边区，影响很大，文艺界有很大的变动和整顿。原来的晋察冀文联机关和各个协会，实际上不再存在，只有一个名义，文艺干部几乎全部下乡了。孙犁在文协工作的同人，田间到盂平县下乡，兼任宣传部长，康濯到农会，邓康到合作社搞经济工作，他则被分配到《晋察冀日报》社。当时，他不大愿意去当编辑，愿意下乡。有一次在街上遇见原文联负责人沙可夫，向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一向待部下宽和的沙可夫，这一次却很严肃，他只说了三个字：“工作么！”
孙犁没有再说话，背上背包就去了报社。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
他在《晋察冀日报》编副刊，有时也兼做记者。1943年农历正月间，晋察冀边区在冀西平山县召开参议会，孙犁以记者身分，对会议进行了十几天的采访，会后，写成《二月通信》，发表于同年《晋察冀日报》的文艺副刊《鼓》上①。这篇通信，给我们提供了有关作家和当时开会情况的不少生动资料。孙犁当时坐在靠近会场前方一角的记者席上，他常常注视着主席团成员之一的聂荣臻司令员。那时，会上正在讨论统一累进税税则，他看见聂司令员十分注意听取来自农村的参议员们的发言，有时回过身去，和一个留有白胡子的老人商量着，研究着；他看见他有时陷入沉思，有时又爽朗地笑起来。“我从他的举动上、精神上，想起许多事。在我的印象里，聂司令员和中国一些可歌颂的名将的风度，凝结成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我是无比重视的。”
会议期间，有一天晚上演《日出》，他正好坐在聂司令员和肖克副司令员的后边，这使他对他们作了一次近距离的报道：“肖好像对上海的生活不很熟悉，聂时而向他解释几句。他感动地说：‘看完这个戏，可以得到多少知识啊。’肖常到展览室去浏览我们文学部的展览品，你的《平原上》②也在那里陈列，还有别人的几个长篇。肖很为这些作品不能印出惋惜，他每天要花一些时间去读，你知道他也在写一部长篇小说……”
在会议的最后几天，情况变得紧急起来。日军出动数千兵力，对边区进行“蚕食”。敌机从会场附近的山顶上轧轧飞过，“聂每天还是静静地坐在主席台上，听着每一个参议员的发言，考虑着每一条决议。”在一个深夜，从五台山的雪峰上赶来一团子弟兵，分驻在会场周围，执行保卫大会的任务。
十几天的采访生活，给他留下了宝贵的纪念。一半是为了慰勉远方的战友，一半是为了记下自己的真实感受，他说，他好像走入了一个新天地，他的内心不断激发着热情和向往。
他告诉那位正在游击区工作的不便公开姓名的战友——同志，我们几年来，为双十纲领在边区的彻底实现尽了不少努力。在这一次会议上，我再看见双十纲领在过去几年间的成就的光彩，和今后将放射的更大的光彩。战后新中国的形象，如同我最爱的作品的人物的形象一样，在我心里站出来，为我的一切思想感情所拥抱。
他在《晋察冀日报》社工作的时间并不长，1943年秋天，就调到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的高中班去教国文了。当时教育学院的院长是李常青，他曾在晋察冀北方分局宣传部负责，孙犁自从1939年到山地以后，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对孙犁也很关心。孙犁觉得，这次调动可能是他的提议。
对这次调动，孙犁也比较满意。抗战期间，他所教的学生多半是短训性质，只有这一次，和学生相处时间较长，感情也比较深，并在反“扫荡”中共过患难，在以后的日子里也得到过这些男女学生们的关怀和帮助。
高中班驻地在阜平县的一个村庄，教员们有一个宿舍大院。因孙犁性格较为内向和孤僻，他自己在村北找了一户人家住下，睡的是临时搭起的门板，每天清早，到村边小河洗漱，时值晚秋，金风习习，河水已经很凉了。
正在这时，有一位在别处工作的同志来信说，给他带来了家庭的消息。他往返用了六天时间去询问的这个消息，竟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长子夭折。这孩子叫孙普，年仅十二岁，因战乱缺医少药，死于盲肠炎。从此，我们常看到作者在文章中使用的一个笔名：纪普。
孙犁经受住了这次打击，但是，他远在冀中的年轻的妻子，是否也能经受住这样的打击呢？痛悼之余，他想起了一件往事，不免又替妻子担心。
那是他们婚后不久的一个夏天，家中的老屋，年久失修，本已朽败；再加下了几场大雨，就出了事：有一天中午，他在炕上睡觉，妻子也哄着新生的普儿进入梦乡。忽然，房梁咯吱咯吱响起来，妻子惊醒，抱起孩子就往外跑，跑到院里才呼唤丈夫——险些把他砸在屋里。
事后，孙犁问她：
“为什么不先叫我？”
“我那时心里只有孩子。”妻子笑了，抱歉而怜惜地说。孙犁自然不怀疑妻子对他的恩爱，但从此悟出一个道理：对于女人来说，母爱超出了夫妻之爱。
现在，长子已经永远离去，她能够经受住这一打击吗？他翘首东望战云密布的冀中平原，在滹沱河畔那间已经翻修过的老屋里，他仿佛听到了妻子悲恸欲绝的尖利的哭声。这时，他虽然已是三十岁的男子汉，也凄然心碎了。
天更凉了，村边的小河结了一层薄冰，随着冬天的到来，日军对边区开始了新的周期性的“扫荡”。
华北联大的师生们领到那被称作“阜平蓝”的粗布棉衣后，随即爬山越岭，向繁岭县境转移。没有等到丧子的伤痛稍加平复，孙犁就参加了新的反“扫荡”行动。
山道弯弯，峰回路转，也不知走了多少日子，才在深山里的一个小村庄中停了下来。孙犁的头发蓄得很长了，一个同伴借来老乡一把剪刀，替他剪了剪，不料他发起烧来，脖颈以下，延及脊背上部，生了许多水痘，火烧似的，又疼又痒。是剪刀不净还是其它原因引起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确诊。他认为很可能是天花，他教的高中班有个学生，叫王鑫郎，是全班长得最漂亮的，他在转移中就得了天花，等到反“扫荡”结束，相互见面问候时，别人简直不敢认他了。孙犁以为，他幼年种过牛痘，可能发病轻微，这是后话。
领队的傅大琳，是高中班的物理教员，见他病了，就派了一位康医生，一位刘护士，还有一位姓赵的学生，陪他到一个隐蔽而安全的地方去养病。康医生只有二十多岁，医术虽差，人很精明，和他在一起，不曾有挨饿的时候，因为他在经办粮草方面，很有办法。在孙犁的记忆里，生病受到如此隆重照顾，这还是头一次，虽然这样做，也是战争中分散人员、化整为零、以利行军的权宜之计。
那个隐蔽而安全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就是繁峙县境内的蒿儿梁。这个村子兀立在高山顶上，看起来还没有驻过队伍。初来这里，战争风声正紧，加以他们几个人服装整齐、男女混杂、没有武器，又没带地方领导机关的介绍信，在向村干部筹粮的时候，遇到了些麻烦。孙犁听说后，亲自到干部那里去了一次。他身上带了一支左轮小手枪，包着一个软皮套。这手枪就是前面讲过的，他初到路西时一个团长送他的那支银白色的小手枪。他一枪也没有放过，只是系在腰上充样子，这回却帮了点儿忙——他们弄到了一些莜麦面。不过，很快他们就和村干部们熟悉起来，亲密得像一家人了。
孙犁在这里住了三个月，过了两个年——阳历年和阴历年。他至今记得他住过的那间西房：每天清早，阳光射在身旁的窗纸上，使病中的他感到欣慰和温暖，也感到重新升起的光明和希望。只是医疗条件不好：只有剪刀、镊子和红药水；医生和护士，也仅仅受过几个月的训练，谈不上什么医术。每天，护士在饭锅里煮煮剪刀、镊子，把化脓的水痘清理清理，在伤处擦上些红药水。这种疗法的后果是，一个个铜钱大的伤疤，一直留到现在。
但是，除了这些伤疤，也留下了亲切、美好的回忆。在四十年后的一个秋天，他在一封答复繁峙县县志编委会的信①里说：
在那样一个寒冷的地方，我安全而舒适地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冬季。我们可以想想，我的家是河北省安平县，如果不是抗日战争的推使，我能有机会到了贵县的蒿儿梁？我是怎样走到那里去的呢，身染重病，发着高烧，穿着一身不称体的薄薄的棉衣，手里拄着一根六道木拐棍，背着一个空荡荡的用旧衣服缝成的所谓书包，书包上挂着一个破白铁饭碗。这种形象，放在今天，简直是叫化子之不如，随便走到哪里，能为人所收容吗？但在那时，蒿儿梁收容了我，郭四一家人用暖房热炕收容了我。……这是在艰难的日子里，才能发生的事，才能铸成的感情。
他的小说《蒿儿梁》①，真实地反映了他的这段生活经历，小说描写的村子里的主要人物——妇救会主任和她的忠实、憨厚的丈夫，就是以郭四和他的妻子为模特儿写成的。孙犁的另一篇小说《看护》②，也是写的这段生活经历，小说的主角，换成了护士刘兰。
反“扫荡”结束后，他们走了一天的山路，于黄昏时间来到山脚下。眼前是小桥人家，河面上铺盖着雪，孙犁以为是久违了的平地，兴奋地往前一跳，一下子滑出一丈多远，脑受震荡，晕了过去。康医生和刘护士连忙把他抬进成果庵的热炕上，才苏醒过来。
幸亏伤得不重，晚饭吃了一些僧人做的莜麦粥，当晚便与僧人同床而寐，第二天还参观了五台山上的许多寺庙。这些寺庙，错落有致地掩映在郁郁苍苍的重峦叠嶂之间，十分古雅、壮观。
1944年初春，他们返回学院驻地，当即得到通知：第二天就去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