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丁之歌
天津解放的日子是1949年1月15日。攻城前，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天津市民估计，人民解放军两三天内就可以攻占天津。实际上，只用了一天时间，这个始建于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的“海上门户”，便跨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了。
当孙犁和方纪骑着自行车，沿着公路经由杨柳青进入天津的时候，“遇见了解放天津作战的青年战士们，他们说笑、歌唱，对源源进入天津的人们热情地招呼。每个人都对他们表示了无上的尊敬，他们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神圣的任务，从人民脖颈上摘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枷锁。”“一种新的光辉，在这个城市照耀，新生的血液和力量开始在这个城市激动，一首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赞诗在这个城市形成了。”①孙犁就是怀着这种历史感觉进入天津的，他和新生的天津市的人民一样激动。“那来自东北各地的青年英雄们，那来自冀中各个城镇、各个村庄有组织有经验的民工担架队，和那些带着农民的朴实作风进入这个城市工作的地方干部们，都用自己的工作，和自己对这个城市的贡献，来纪念天津的解放。”①
他也是这样。进城后的第三天，就在原来《民国日报》的旧址，出版了《天津日报》。顺便说一句，《天津日报》的组成人员，除了上述《冀中导报》和《群众日报》的两部分人，还有一些平津学生。孙犁被分配在副刊科工作，做副科长（科长是方纪）。从此，尽管他的具体职务有所变化，但再也没有离开《天津日报》。
《天津日报》的副刊以《文艺周刊》的名称享誉文坛。做为作家和编辑，孙犁在这块园地上默默耕耘了几十个寒暑，到了他的笔下，变成了这样几句普普通通的话：记得1949年进城不久，《天津日报》就创办了《文艺周刊》。那时我在副刊科工作，方纪同志是科长，《文艺周刊》主要是由他管，我当然也帮着看些稿件。后来方纪走了，我也不再在副刊科担任行政职务，但我是报社的一名编委，领导叫我继续看《文艺周刊》的稿件。当时邹明同志是文艺组的负责人，周刊主要是由他编辑。
……
现在有的同志，在文字中常常提到，《文艺周刊》是我主编的，是我主持的，……这都是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缘故。至于说我在《文艺周刊》培养了多少青年作家，那也是夸张的说法，我过去曾写过一篇小文：《成活的树苗》，对此点加以澄清，现在就不重复了。人不能贪天之功。现在想来，《文艺周刊》一开始，就办得生气勃勃，作者人才济济，并不是哪一个人有多大本领，而是因为赶上了解放初期那段好时候。①
这话说得有理。大作家、大哲学家们多次说过这类意思的话：花草树木离不开自然气候；作家作品离不开社会气候。提起解放初期那段好时候，不只孙犁有依依之情，二十岁在《文艺周刊》发表处女作的从维熙也说过：“我还经常回忆50年代初期的美好时光，那时我们的空气多么清新，每每思念起来，真有涉步于郁郁森林之感。”②蒙古族作家佳峻则从《文艺周刊》直接领略到了那“早晨的风”：“在众多的报刊中，我是《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读者，我学的是新闻，但我赞赏在这里刊出的一些清新、质朴、不雕琢、不媚俗的作品，它们给我很深的印象，读后常常联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菜园、一块平平常常的草坪、一潭波澜不惊的春水、一片四处可见的绿叶，平凡极了，但充满生机，就像每天都可以领略的早晨的风。”③
很快，围绕着《文艺周刊》，成长起一批年轻的作者队伍，人们经常提起的是这几位：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等。他们在给《文艺周刊》投稿的时候，都还是中学生，如刘绍棠，他在该刊发表作品时，才只有十五岁。后来被许多人称为“荷花淀派”的那个作家团体（尽管对文坛上是否已经真地形成了这样一个流派还存在着争议），主要就是以这些人为基础。正因为《文艺周刊》在扶植文学新节、培养青年作家方面尽了心力，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绩，这些作家自己在许多年之后，也一直感念着它和它的主持者们的劳绩，尤其是它那良好的编辑作风，更是泽及后人，影响深远。刘绍棠说：“对于《天津日报》的远见卓识，扶植文学创作的热情和决心，栽培文学新人的智力投资，我是非常钦佩和感念不忘的。孙犁同志把《文艺周刊》比喻为苗圃，我正是从这片苗圃中成长起来的一株树木。饮水思源，我多次写过，我的创作道路是从天津走向全国的。”①从维熙说：“……我的启蒙师长孙犁同志，似乎也在一篇书简中，把文学比作一座高山，他在这座峰峦面前‘高山仰止’。”“回归文坛之后，我常常告诫自己：少一点哗众取宠，多一点甘居寂寞；少一点游山玩水，多一点苦斗精神。文场不是赌场，文苑不是商品交易会，它应当是干净而宁静的，这是我国古代文人留下的良好遗风。这种遗风，不应当在我们这一代人或下一代人中间断线失传。之所以要这样告诫自己，因为自己也生活在现实之中，自己身上也有七情六欲，难免受名利之心的驱使，而变成文场上的外交家。”①
在《文艺周刊》这块园地上，对于许多青年作者来说，虽然孙犁尽了一个园丁或师长的责任，可是，除了他在课堂上教过的学生，他固执地不同意别人称他为老师。他也始终只把《文艺周刊》看做是一个“苗圃”，在给刘绍棠的一封信里说：“我并不希望你们（指从维熙和其他同志），老是在这个地方刊物（指《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发表作品。它只是一个苗圃。当它见到你们成为参天成材的大树，在全国各地矗立出现时，它应该是高兴的。我的心情，也是如此。”②前面他说到的那篇《成活的树苗》③，以哲理化的情节和语言，讲了他关于培养青年作家的体会、见解：有人从承德带回来八株马尾松树苗，分赠同院养花的人，他得到三株。一月后，别人养的都没有成活，他养的三株，活了一株，“值雨后，挺拔俊秀，生气四溢。”当日送树苗者要他介绍经验，他笑着说：“这有什么经验，你给我三株，我同时把它们栽到一个盆里。死去两株，这一株活了，是赶对劲了吧。”对方不以为然，他观察过孙犁的栽培方法：经常松土、避免烈日暴晒……孙犁不再争辩，并说：“种植时，我在下面还铺了一层砂子，我们院里的土太粘了。”
别人以为这就是经验。孙犁说：“松土、加砂，不太毒的阳光，同施于三株，而此株独活。可能是它的根，在路上未受损伤，也可能是它的生命力特别强盛。我们还是不要贪天之功吧，什么事也不要贪天之功。”这样说了之后，彼此一笑而散。
不久，鲍昌来访，他告诉孙犁要到石家庄开会，能见到刘绍棠、从维熙。孙犁托他代向二人致意，并约稿。谈话间，孙犁又说到了一个题目：“近些日子，我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近几年，人们常说，什么刊物，什么人，培养出了什么成名的作家，这是不合事实的。比如刘、从二君，当初，人家稿子一来就好，就能用。刊物和编者，只能说起了一些帮忙助兴的作用，说是培养，恐怕是过重了些，是贪天之功，掠人之美。我过去写了一篇‘论培养’，我想写一篇‘再论培养’，说明我经历了几十年风尘，在觉悟方面的这一点微微的提高。”
这一次，他又遇到了鲍昌的诘难：“我看你还是不要说得太绝对了。那样，人家会说你不想再干这方面的工作了，是撂挑子的话。”他承认鲍昌聪颖，应对敏捷，而且常常一针见血，彼此便又一笑而散。
关于马尾松树苗和关于培养青年作家的这两次谈话，发生在同一个夏日的早晨和下午。孙犁并非有意把它们安排在一起，可是它们就像一篇故事的开头和结尾那么上下呼应一致，也真是无巧不成书了。
在《文艺周刊》，他做了许多切实而具体的工作。在这个刚解放的城市里，正像他在那篇《谈工厂文艺》的文章里说的，很注意培养工人自己的文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文艺周刊》的版面上，很快出现了一批工人作者的名字，其中如阿凤、董相、腾鸿涛、郑固藩，以及稍后的万国儒等等，都曾经产生过相当影响。孙犁强调这一经验：当编辑，主要看稿件质量，不分远近亲疏、男女老幼、有名无名，稿件好的，立即刊登，连续刊登。而且，周刊很看重发表新作者的作品，认为自己应该有一支新作者的队伍，“一旦这些新作者，成为名家，可以向全国发表作品了，就可以从这里移植出去，再栽培新的树苗，再增添新的力量”①，因为它是一个“苗圃”。这一做法果然奏效，在不长的时间里，从这个小小阵地上连续走出那么多全国闻名的文学新人，不是没有原因的。从维熙、佳峻、韩映山等，都曾谈过《文艺周刊》迅速、连续地发表他们作品的往事。其中，韩映山谈的也许更有一些代表性：
50年代初，当我还在保定一中念初中的时候，就喜欢读《文艺周刊》发表的作品。它虽是报纸上的周刊，其文学性质却是很强的，作品内容很切实，生活气息很浓厚，格调很清新，语言很优美，有时还配上一些插图，显得版面既活泼健康，又美观大方，没有低级趣味和小家子气，更没有那些谁也看不懂的洋玩意儿。当时孙犁同志的《风云初记》和方纪同志的一些作品曾在上面发表，影响和带动了不少的青年作者。
……刘、从、房①那时都在学校读书，年龄都和我差不多，他们所写的都是农村题材，作品中的人物和风景，我也都熟悉。我想，他们能写，我为什么不能写呢？
于是，我在课余里，也就偷偷地写了。
开始，我并不敢给《文艺周刊》投稿，先是给小报投，总果投中了一篇小故事，把我高兴坏了。紧接着我又给那家小报寄了两篇小说，可是很快就退了回来，嫌那作品里写了蚊子，于是我大着胆子把这两篇稿子寄给了《文艺周刊》。天哪！我做梦也没有想到，《文艺周刊》竟连续都登了，而且有一篇还是头条。当时是多么激动啊！发表了这两篇作品以后，我的写作劲头就觉着足了，于是便一发而不可收。②
孙犁1953年到安国县下乡，路过保定时，给青年文学爱好者们做了个报告，会上看到韩映山，提到了韩的这两篇小说，他记得那么清楚，使这个当时还很瘦弱的少年非常惊异。他也很了解一般青少年的创作心理，幽默地对他们说：“有些同志好偷偷摸摸地写稿，寄给报社，好像给爱人写情书，怕叫别人知道了，好像写文章是件不体面的事情。”他告诉大家，起个当作家的念头并不坏，应该让群众知道你在做什么，这样就可以让周围的人们更关心你的工作，甚至供给你素材，就像蜜蜂往返飞翔于盛开的花丛之间，不只闻到了花的香味，还要叫花朵听到我们的声音，招展地欢迎我们，共同完成酿蜜的工作①。不少名家谈自己的成功之路在于“大胆”，这看法庶几近之，不然，把创作弄得像写情书，那至少是太“孤独”了。
孙犁看稿子非常认真，他的习惯，看稿前先擦净几案，拆封稿件时注意不撕伤，特别不伤及作者的署名和通讯处，而且决不积压稿件，到手后总是很快处理。进城之初，他在《天津日报》副刊负责“二审”，看初稿的同志坐在他的对面，看完一篇觉得可用，就推给他，他马上看，如觉得不好，就再推过去。这本来是为了不积压稿件，但这工作方式，很使对方不快。他发觉了，就先放一下，第二天再还给他。
他处理过的稿件，总是保持整洁，不用的稿子，如有意见，另写在纸条上，不在稿件上乱画。也从来没有遗失过一篇稿件，即使是很短的稿件。“按说，当编辑，怎么能给人家把稿子弄丢呢？现在却是司空见惯的事，特别是初学者的稿子……”“丢失稿件，主要是编辑不负责，或者是对稿件先存一种轻视之心。”②他回顾自己在战争年代编刊物，看稿，校对……都是一个人，所谓编辑部，仅是一条土炕、一张炕桌，如果转移，把稿子装入书包，背上就走，人在稿存，衣服丢过，饭碗丢过，竟没有丢过一篇稿子，回想起来，是很感欣慰的。
他对投稿者极其热心，据有人说，他是有信必复，而且都写得很长、很有感情。对于来稿，则不大删改，也很少给作者出主意修改稿件，更不喜欢越俎代庖，在别人的稿子上做大段大段的文章。他只是修改错别字和显然不妥的句子，然后衔接妥帖。在这方面，从维熙、韩映山等都有切身的体会。1953年初春，《文艺周刊》发表了从维熙的短篇小说《红林和他爷爷》。当他把第二个短篇《老莱子卖鱼》寄去后，这一次编者请他做些修改。“其实，那篇东西需要修改的地方并不多，只要编辑举手之劳就能修定。但编辑部从不轻易删动作者稿件，而要求作者自己动手修改作品，以发现自己作品之不足，以利写作水平的提高。《老莱子卖鱼》的修改启示了我，应当审慎地对待自己的作品；因此，后来，寄往《文艺周刊》的《七月雨》、《远离》、《合槽》，等短篇小说，都避免了稿件的往返旅行，很快发表在《文艺周刊》上。”①韩映出的《鸭子》的修改，则是另一种情况。作品里写到一条河，是朝西流的，孙犁看到这里，很觉奇怪：一般的河都是向东流，怎么这条河会是向西流呢？就想动手改过来。继而一想，也许有这种特殊情况，他看到的那条河是向西流的。为这件事，他把韩映山找到报社，一问，那条河果然是向西流的。因此，就没有改。这件事给韩映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88年10月在白洋淀参观，他兴致勃勃地向笔者叙述了三十余年前的这段往事。
孙犁认为，并非当你成为大作家，才有帮助别人的义务，文艺刊物的编辑，实际上负有发现和扶植人才的光荣职责。文艺刊物譬如舞台，要培养演员，使他们能够“业满出师”①。
除了通过刊物扶植新苗破土而出，作为一名出色的作家兼评论家，他还通过自己的评论文字为那些文学新手鼓吹呐喊。他的在50年代初期就再版多次的《文学短论》一书，其中有不少文章，就是评论在《文艺周刊》上发表的初学写作者的作品，而很少触及当代名家。他的评论文字非常切实，好处说好，错处说错，决不盲目捧场。如对工人作者郑固藩的小说《围剿》，他就是这样做的。他肯定了这篇小说的成绩和作者的用功、热情，但用了更多的篇幅指出了这篇作品的缺点、不足。从下面一段叙述里，人们还可以读到他如何帮助这位作者的经过：
我觉得作者在写作之前，好像并没有确定这个贪污案件的性质……作者也好像没有掌握发现贪污线索的具体材料。第一次稿，写林天佑回家吃饭，心不在饭上，他老婆问他，他说找不到线索正在发愁。
他老婆说，你可以到二姐家里去问，他放下碗就到二姐家，从二姐口中得到了线索。我们去信说这一段和我们已经发表过的一篇小说里的发现线索描写重复，请作者修改，作者就改使林天佑的老婆去打油，一推门就听到了贪污分子正和油店的掌柜订立“攻守同盟”，于是一下就又找到了线索。
我认为初稿和改写，都是心急了一些。不是说打油就不可能找到线索，而是因为作者的描写有些像一般的章回小说，使人感到，是太巧太轻便了一点。主要的是不切实，林天佑是“三反”小组长，下午还在当面追查这个贪污分子的材料，而在晚上，当这个贪污分子在油店订立“攻守同盟”时遇到了林天佑的老婆，竟会神色不动，“林嫂儿”叫的那么从容，是不合实际的。
所写的，贪污分子和油店掌柜酒肉的交游，也很一般，事件不触目惊心，斗争会缺乏说服力。只有在实际工作中，真正把全身心投到里面，不单是急和闯，而是真正用心思，多考虑，多调查，对每一个细节和现象都不放松，而又对每一个情况都用政策来衡量过的实际工作者，才能写出切实的作品来吧。
希望郑固藩同志在这方面留意……①在《天津日报》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他一直默默工作了三、四十年，除了自己写作，还奖掖、扶植了一大批青年作者，其中并有不少人确实从这个地方性的报纸走向全国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他流下的辛勤的汗水，他本人的创作作风，对于造成或带动一支文学新军，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尽管有没有形成一个“荷花淀派”，迄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他的追随者的队伍，却一直有增无已。
他自己从来不承认是什么流派的“首领”；但我们可以过他是一个园丁，他用自己几十年的卓有成效的劳动，谱写了一曲园丁之歌。
“进城以后不久，我就是《天津日报》的一名编委，三十二年来，中间经过六任总编，我可以说是六朝元老……”他说。
“编委”是个什么职位？算不算官？在一次进行全国人口普查时，发生了疑问。他被叫去登记，工作人员问他的职务，他如实申报。她写上后，问：“什么叫编委？”
他答：
“就是编辑委员会的委员。”
她又问：
“做哪些具体工作？”
他想了想说：
“审稿。”
她填在另一个栏里，但终于有些不安，拿出一个小册子对孙犁说：
“我们的工作手册上，没有编委这个词儿。新闻工作人员的职称里，只有编辑。”
“那你就填作编辑吧。”孙犁回答。
她高兴了，用橡皮擦去了原来的名称。
其实，孙犁很满意“编辑”这个名称。“在我一生从事的三种工作（编辑、教员、写作）里，编辑这一生涯，确实持续的也最长，那么就心安理得地接受承认吧。”①
乔迁
1949年1月进入天潮以后，在原来《冀中导报》和《群众日报》的队伍里，不少同志都携有眷属。很快就到了这一年的春节。不消说，在这个刚解放的大都市里过的头一个春节，固然体验到了胜利的喜悦和兴奋，但是，也感到了离家的寂寞。所以，刚过春节，他就想回家看看。
像进城的时候一样，他又骑上了那辆在乡间土路上已经颠簸了很久的破车，只是还没走出南市，就退回来了：一是街上人多，他没有练就在城市骑车的技术，一时出不了城。二是他弄不清方向——天津街道是斜的，初来的乡下人很容易迷失方向，何况他过去就有过弄错方位的教训呢——总之，为怕走错路，只得又退回来。
他到长途汽车站买了一张去河间的票，次日清晨上车，天黑才到。河间位于安平东北，是他工作过的熟地方，当晚住在新华书店，并雇定一辆大车。不料次日车夫变卦，不愿去了，他只好向西步行到肃宁，住在一个熟识的纸厂里，第二天坐纸厂去安国的大车继续西行，半路下车，向南走回老家——路途虽然略有曲折，可是走出天津，到了冀中，便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并借此重温一下旧游之地（虽然离开的时间不长），也是乐事。
这次回家，虽然不似上次延安归来那样因多年战火磨难而有隔世之感；到底是战火初熄，大局方定，因之这次春节后的团聚，也颇使人眷恋。而且，前面说过，自父亲过世，照顾一家老小的责任，便落在他的肩上，无形中也加重了心理上的负担。
他乐于承受这种负担。现在，他已三十六岁，无论从做儿子、做丈夫或做父亲来说，他都有许多事要做，哪怕是能够为他（她）们做一件事，他都会感到欣慰和愉快，甚至可以说，会有一种“解放”的轻松感觉。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决定把二女儿小森带走。动身那天，孩子的舅父用牛车把他们送到安国县，再乘长途汽车。那时，长途汽车都是破旧的卡车，卖票又没限制，路上不断抛锚。小森才八周岁，因为从小没跟过父亲，一路上很规矩，怯生生地坐在车边，连碰掉一个牙齿，也不敢哭。
到了天津，父女俩住在报社的一间小屋里。这间小屋还不到十平方米，放上一张桌子，再加上两个单人床，就没有什么空闲地方了。白天孙犁上班，小森一人在家，闷了就睡觉。有一天真哭了，孙犁很心疼，觉得真是委屈了孩子。孩子头一回出远门，母亲不在身边，做父亲的，不免怀着歉意，哄好了孩子，随后带她去投考天津市实验小学。这是一所办得很不错的可以寄宿的小学，老师问了一些问题，接受了这个从农村来的质朴而聪明的孩子。从此，孩子算是有了自己的天地，做父亲的也舒了一口气。
这以后，孙犁的母亲和大女儿小苹，也都分别随亲属来过天津一次，在他那间小屋里住上十天半月，就又回到老家。直到第二年春天，这才轮到妻子来。
孙犁先写了一封信，嘱咐她坐火车，不要坐汽车。结果，她还是跟一个来天津的亲戚，到安国上了长途汽车，也是由孩子的舅父套牛车送的。妻子带了两个孩子：儿子小达已经会跑，叫做玲的小女儿才两三岁，还得抱着。车上人很挤，她怕挤着孩了，车到任丘，就下了车，这位也是初次出远门的农村妇女，并不知道任丘离天津还有多远。任丘在天津西南，还有一大半路好走呢。
带她们的那位亲戚，到天津后没有到孙犁的住处，只往办公室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你的家眷来了。”孙犁问在哪里，他才说在任丘什么店里。
孙犁一听就急了，边听电话，边请身边的同志记下店名，并立即找报社的杨经理商议。杨经理先给了他一叠钞票，又派了一辆双套马车，由车夫老张和他去任丘。
……我知道，她从来没有出过远门。只是娘家到婆家，婆家到娘家，像拐线子一样，在那只有八里路程的道上，来回走过。身边还有两个小孩子。最使我担心的，是她身上没有多少钱。那时家里已经不名一文，因此，一位邻居，托我给他的孩子在天津买一本小字典，我都要把发票寄给人家，叫人家把钱还给家里用。她这次来得仓促，我也没有寄钱给她们，实在说，我手里也没有多少钱。①天色已经晚了，不管他多么着急，大车也只能次日出发。车夫是慢性子，第二天，等到动身，已经是上午九点钟了。车开起来，孙犁的心还在提着。
路上打尖时，他迎住了一辆南行的汽车，请司机带个纸条，到任丘交给店里。这张纸条，换来了暂时的、也是有限的宁静；但是后来知道，这位司机没有照办。
第二天下午三点左右才到任丘，找到了那家店房。妻和孩子都住在掌柜的家里，得到消息，也都过来了。孙犁做的第一件事，是要了几碗烩饼，叫她们饱吃一顿。
妻说，已经有两顿不敢吃饭了，在街上买了一点儿棒子面，到野地里捡些树枝，给小达煮点粥。小玲呢，还在吃奶。这位从农村来的母亲，唯独忘了自己。现在，看见了丈夫，就像看见了主心骨，在这个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进退两难之地，她心里踏实了。不过，刚才进店和丈夫见面的时候，她的第一句话不是问候，而是埋怨：为什么昨天还不来？
孙犁没有说话。他充分理解妻子的心情，在他看来，这句埋怨话与其说是为了责难，还不如说是出于信赖。因此，他只是忧虑而欣慰地看了她一眼，便回过头去招呼要烩饼了。
这顿饭吃得很开心，不只大人转忧为喜，一对小儿女还是那样娇憨可爱。这几天来，当父母的心分悬两地的时候，他们照样嬉戏玩耍。有母亲在旁边的时候，孩子们的心是不容易受到伤害的。
妻子和店家的女主人说了说，当晚孙犁也和她们住在一起。任丘属冀中区，西北不远处就是白洋淀。孙犁深深感到，在老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毕竟是朴实的，这一点也使妻子儿女少受了许多委屈。
次日一早，辞别店家，一家人上车赶路，这时真是人欢马叫，另是一番光景了。
晚上，宿在唐官屯村头的一家大车店里，睡在只有一张破席的炕上。春风沐浴着的北方原野的夜晚是宁静的，也是焕发着勃勃生机的。混合着倦意和兴奋的族人感到了夜的温馨，夜的舒泰，但是一时很难入睡。
“荒村野店，也有爱情。”孙犁回顾说。
到了天津以后，孙犁那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立刻热闹起来。小森也从学校回来，和母亲、弟弟妹妹见面。一年多不见，母亲看见小森长高了，也白胖了些。农村的孩子来到城市，比原来在城市的孩子更容易吸收城市的营养，使身体得到长足的发育。
孙犁那时的生活并不富裕，但家里更艰难。妻子来以前，只有一件她自己织的粗布小褂，都穿得半旧了。来天津穿的，是向邻居借的一件阴丹士林褂子，虽然也是旧的，色彩和质地却要好些。住下后，孙犁买来两丈蓝布，在他的小屋里，妻子缝制了一身新衣。
孙犁每天上班，晚上还要写作，小屋里住了这么多人，热闹是热闹，却失去了他一向喜欢的安静。另外，当时还是供给制，他觉得几口人吃公家的饭，也不合适。所以，这样住了半月光景，他让妻子回去。
已经说好要跟报社的一位同志坐火车走，孙犁也把她们送到了火车站。但上车的人太多、太挤，担心她带不好孩子，又退了票。过了几天，有《河北日报》的汽车回保定，那里有孙犁的许多熟人，于是，就送妻子搭车，再由保定雇大车，把她们拉回家里。由保定坐大车走的这条路，正是孙犁在育德中学念书时常常走的路。坐在车上的时候，望着四周的村庄和田野，妻子不免指指划划，告诉她的一对小儿女：这是爹从前上学走过的路。她自己这样说的时候，心里觉得很光荣，她也许还希望，孩子们大了也走一走这条路……她当然知道，这条路也不容易。而且，二十年过去了，虽然道路依旧，世界可已经变样子了。孩子们有自己的路。但是，倘若说孩子们走的路没有受到父辈的影响，那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做父亲（或做母亲）的人，总是在以各种方式，为孩子们铺路，并影响着他们的选择。
这位朴素的农村妇女也许没有想到这样多，也许想的比这还要多，因为从保定回家的这条土路很长，也很颠簸，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是很容易陷入遐想的。而且，当她一路上时而和淘气的儿子，时而和刚会说话的女儿应对、周旋的时候，无形中减轻了旅途的疲劳，使路变短了。现在，她已经望见村头。野外一片金黄色的麦浪，又一个农忙季节来到了。
她已经完全回到现实中来，拍拍身子下了车，准备迎接这个收获的季节。
紧张的日子梦一般地飞走了。半年以后，报社实行薪金制，孙犁的稿费收入也多了些，这才决定把家眷接来。还是这几口人，经过唐官屯的时候，又宿在了那家大车店。这是一个黄昏，孙犁看见了在解放唐官屯的战斗中他渡过的那条河，想起了用大帆布蒙盖着的战士的尸体。不过，他没有向家人说起这些，更没有说起在那次战斗中，他险些牺牲在河边上。何况，他正为一家人的生计发愁，也没有心思提这些事。第二天黎明，就招呼家人起来，动身赶路了。
稍后，又把母亲和大女儿也接了来。原来的小屋已经无法再住，报社腾出了一间大约有十八平方米的房子。他们搬到这里来，用家具隔出一间小小的临时厨房，另一边住人。为了照顾孙犁工作和写作，在附近的多伦道216号大院里，另分给他一间很小的房子。在这间小房里，产生了他50年代初期的许多脍灸人口的名篇佳作。
房子有了，又托报社的老崔买来米面炉灶。这样一来，在滹沱河南岸的那个世代相传的家庭，就告别了故土，搬到天津来了。
朋友和邻居们也许多次地向孙犁道贺了乔迁之喜，但在他，却用这样的文字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我对故乡的感情很深。虽然从十二岁起，就经常外出，但每次回家，一望见自己家里屋顶上的炊烟，心里就升起一种难以表达难以抑制的幸福感情。
我想：我一定老死故乡，不会流寓外地的。但终于离开了，并且终于携家带口地离开了。①《诗经》里说：“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②乔迁，原指搬到更好的地方，我们用了这样的题目，看来是有悖于作家的本意了。既然如此，或者我们可以再借用陶渊明的几句诗，多少说明他的心情：“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③这诗除了个别地方由于时代不同，不能硬套在孙犁身上以外，无可否认，孙犁性格里是很有些陶渊明情调的。孙犁不是“误落”，他走的道路，是一种自觉的选择。就在不久以前，他对笔者说：他庆幸自己抗战一开始就参加了革命，他对于自己走过的道路，毫不后悔（大意）。他只是热爱故土，依恋家乡，如上面所说，他也像陶渊明赞歌“依依墟里烟”一样，赞歌他家“屋顶上的炊烟”了。
苦恼
进城以后，孙犁很快发现，在人和人的关系方面，发生了他不喜欢的变化。
195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去滨江道光明影戏院看《青灯怨》，他注意到，一张门票卖到五千元（相当于今天的五角），而一斤玉米面是一千四百元。坐下后，他看到前后，左右的观众，照农村水平来看，都是生活富裕者。置身于这样的人群中间，他忽然感到，这是跋山涉水、吃糠咽菜的时候不能想象的。
正片前加演的新闻片上出现了皖南救灾的场面。一张张农民的干瘦的面孔，和褴褛的衣衫、破败的小屋同时出现。这一景象把他拉回到过去，刺痛了他的心：“难过不在于他们把我拉回灾难的农村生活里去，难过我同他们虽然共过一个长时期的忧患，但是今天我的生活已经提高了，而他们还不能，并且是短时间还不能过到类似我今天的生后。”“我同他们的生活已经距离很远，有很大悬殊……这种生活的对照，在电影院里，只有一楼之隔。”①这就是说，他首先在自己和周围人们的身上，发现人和人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他似乎从曾经同甘共苦过的那些人们当中分离出来，来到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对那个世界人们的痛苦，似乎下再感同身受。他留心到了这一点，只觉得十二分的不舒服。其实，他凭一个作家的良知留心到这一点，就证明他并没有忘记那个世界：“艺术在这一时刻把我拉到他们的面前，使我从感情上得到一次激动，得到一次陶冶，使我想到在我们祖国的幅员上，大多数的人民还处在这样的一种生活水准。虽然，我们的城市生活也还需要建设得更幸福，然而以我们眼下的生活作标准，饱经忧患，勤劳朴素，对祖国有过重大的贡献的农民是梦也不会梦到的。”①这天晚上，他已不再注意《青灯怨》演了些什么，他觉得这段新闻片尽够他“消化”的了。
看过电影的次日，他约张同志去北站外宁园。正当暮春天气，游人如织，有划船的，有品茶的，从服装外表看，多是昨晚在影院里看到的那样的人们。
孙犁忽然感到有些憋闷。他很想到那边长堤上站一站，吹吹久别的农村原野的风。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张同志谈了谈，对方另有一番见解：
“你有些观点是不正常的，落后的。玩玩耍耍，滑冰驳船，饮茶谈心，口红糖香，正是生活的正常现象，也就是我们战斗的理想。我们从青年就参加了游击战争的生活，习惯于山峦漠野，号角枪声，勺饮壶浆，行军热炕，其实这都是反常的，都不是我们生活的目的。我们生活的目的，就是像眼前这个样子，康乐富强！”
这番话说得振振有词，孙犁不得不承认，那道理是对的。是啊，“我们生活的战斗的目的是全体人民的康乐富强，”——这，他也是赞成的。但现在这样还不够，例如，他觉得昨晚电影上映出的农民生活，离目前情景就很远。另外，他也看到，天津的许多工人住区，还处于贫困之中，那些窄小的胡同、老朽的砖房、低矮的灰土小屋，甚至还有那些有待清除的野葬和浮厝，那些孳生蚊蝇的秽水沟……都说明工人的生活也还不高，那里的情况，在他看来，简直和冀中端村那样的集镇没有什么区别。因此，他认为天津广大的工人群众也需要提高生活，需要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和卫生设备。
这样，如果说不是反驳，那也是含蓄地修正或补充了张同志的意见。他说：
如果有的同志有些牢骚，有些不开展，那只是说，从这些乡下人来看，眼前这些人，很多还是过去那些不事生产的，而有时，他们乐的更没道理，加强着他们的剥削的、寄生的、丑恶的意识。我们所以不能以眼前的样子为满足，是因为我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建设起全体劳动人民的新的康乐富强的生活，在建设过程中，并改造人们的思想，传统的优越感和剥削意识。①
进城初期，应该说他的生活进入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但人际关系方面的这种隔膜感、冷淡感，却又困扰着他。这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焦虑，在当时进城的人中间，恐怕还很少人有这样的焦虑，——我们姑且也把这唤作一种“忧患意识”吧，——有谁料到，这种“忧患意识”，会出自一个不久前还被批评为有“小资情绪”（如他的短篇小说《碑》、《钟》、《琴和箫》等，都曾受到过类似的批评）的作家呢？
他非常怀念从前在山地、在平原一起战斗过、生活过的那些人们，他慨叹进城以后，人们已经不像在战争年代那样互相挂念、互相关心，虽然生活在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人海”里，却有些漠然而处、“相忘于江湖”了。
他大概也是怀着这种寂寞感，来理解和看待赵树理的。1950年冬季，有一天早晨，赵树理来到他住的地方。他们是头回见面，谈话内容，孙犁已不记得，但对赵树理印象极深：“恂恂如农村老夫子，我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农民作家。”①见面之前，孙犁读过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小说，那是在抗战刚刚结束、从延安回到冀中以后。孙犁觉得，赵树理的小说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难解决的文学大众化的难关；但是，如果没有遇到抗战，没有和这一伟大历史环境相结合，赵树理的创作前途，就很难预料。所以，他认为赵树理的成功，不取决于文字形式，也不单单取决于写什么（文学题材），也不取决于对文学艺术的见解和所学习的资料，——这些，以前的人们也都解决了或具备了，但并没有出现赵树理型的小说。赵树理的成功，在于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应运而生”。但是，当赵树理进入城市，这朵花的颜色就暗淡了下来：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土地改革的胜利，解放战争的胜利，随着全国解放的胜利锣鼓，赵树理离开乡村，进了城市。
全国胜利，是天大的喜事。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问题就不这样简单了。
从山西来到北京，对赵树理来说，就是离开了原来培养他的土壤，被移置到了另一处地方，另一种气候、环境和土壤里。对于花木，柳宗元说：“其士欲故”。①
仔细品评一下这些话，不是也有些像是说他自己吗？对于他，同样是“其土欲故”。
不过，在进城初期，借着战争年代建立起来的“余风犹烈”的革命风尚，他还是写了不少富有感染力的动人的作品，而且，当他写作这些主要是反映过去年代的“历史小说”时，他又生活在他所喜欢的那些人们中间了。
例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石猴》、《吴召儿》、《山地回忆》、《秋千》、《小胜儿》、《正月》、《女保管》等小说，就都写于这个时期。他的仅有的两部中篇之一的《村歌》②，也写于这个时期，——根据篇未的日期，我们知道那恰好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个月，即1949年9月1日。在这部小说里，作者还为我们提供了一段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很有启示性的描写，让我们也一并介绍一下。
小说描写的事件的背景，是孙犁参加土改工作的那个张岗镇——河间府通往保定府的大道上的一个重要村镇。小说描写的贫农姑娘双眉，是土改中涌现出来的一个非常能干的积极分子，她热情泼辣，为大家的事常常忘了自己，但有时急躁冒进、脱离群众。总之，这是那个年代人们常见的那种具有“暴风骤雨”气息的人物。正是在这个人物身上，党支部书记李三（他是一个兼会木工手艺的劳动能手，非常正派、朴实）发现了一种潜在的危险。当时土改已接近胜利，在开会和下地劳动时，双眉手里总是提着一根青秫秸。她正要求入党，李三就从这里谈起：“眉，我们说个笑话。就说那些日子你手里提的青秫秸吧，提着那个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你说有什么用？在斗争大会上，我拿它训教那些地主富农；在地里训教那些落后顽固队！”
“可是，我看见你带领妇女大队，手里也是提着那个家伙。”
“我没有打过农民！”
“我见过你把青秫秸指到小黄梨的鼻子上。”李三说，“一举一动都要分个里外码才行！”
“那是我一时性急。”双眉低头笑了。
李三说：
“经过斗争，群众的认识提高了，多数的，并不比我们落后。我们再欺压他们，他们会找机会训教我们。”
李三在这里说的，可以看做是孙犁的一种预言，因为群众“找机会训教我们”的事件，已经多次地发生了。这，只要想一想1958年以后农村工作中普遍存在的瞎指挥风和强迫命令风，以及“文革”期间出现的种种事情，就会明白。
孙犁十分向往过去那些年在人们之间建立起来的诚挚、融洽的伙伴关系，所以，当他1950年7月，在自己那间十分简陋的小屋里动手写作《风云初记》的时候，他暂时排开了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冷漠感，在心中升起了诗的暖流，唤起了伙伴的感觉。写这样的长篇，他只起了一个朦胧的念头，“任何计划，任何情节的安排也没有做，就一边写，一边在报纸发表，而那一时期的情景，就像泉水一样在我的笔下流开来了。”①
但是，生活在小说里，就像生活在梦中，到底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所以，他想到了下乡。
1952年冬天，他到安国县下乡。他到的村子叫长仕，距离他的家乡——安平县的东辽城村有五十华里路。长仕有一座远近闻名的庙宇，从前香火很盛。他还记得，在他童年时，他的母亲和其他信佛的妇女，每逢庙会，便带着头天晚上煮好的鸡蛋，步行到那里，在寺院听一整夜佛号，她们也跟着念。
但孙犁并没见过当年法事的盛况。他是第一次到这里来，不只没有了庙会，连庙也拆了，尼姑也还俗了，那最年轻最漂亮的一个，成了村支部书记的媳妇。
孙犁在长仕住了半年，写了《杨国元》、《访旧》、《婚俗》、《家庭》、《齐满花》等多篇散文①。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村居住期间，他曾徒步到博野县大西章村看望小红一家。大西章村是他1947年夏天参加土改试点时呆过的村子，在小红家住过，并和这家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小红家共三口人：母寡居，另有一个弟弟叫小金。孙犁在他的自传体散文《〈善閛纪年〉摘抄》②里，地写下了这样的话……一家人对我甚好。我搬到别人家住时，大娘还常叫小金，给我送些吃食，如烙白面饼，腊肉炒鸡蛋等，小红给我缝制花缎钢笔套一个。工作团结束，我对这一家恋恋不舍，又单独搬回她家住了几天。大娘似很为难，我即离去。据说，以后大娘曾带小金到某村找我，并带了一双新做的鞋，未遇而返。
但这一次孙犁到大西章村的专程拜访，结果却有些出乎他的预料：“不知何故，大娘对我已大非昔比，勉强吃了顿饭，还是我掏钱买的菜。”这事变得如此乖谬，是什么原因呢？孙犁也不大明白，他只能这样解释：“农民在运动期间，对工作人员表示热情，要之不得，尽往自己身上拉。工作组一撤，脸色有变，亦不得谓对自己有什么恶感。”以后几年，小金教书，因为课文中有孙犁的作品，曾写信求助，并赠大娘照片。孙犁复信，寄小说一册，但“自衡感情，已很淡漠，难责他人。”不过，他还和这一家人维持着联系，直到“文革”起来，才断了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