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放在心上。”九儿说，“今年冬天，我看着爹的身体不大结实，我希望爹多休息休息。”
“你不要惦记我。”老人笑着说，“我这病到春天就会好起来的……”
九儿给父亲铺好炕，带上屋门，到女伴们那里去。
……九儿在院里停站了一会儿，听了听，父亲在吹灯躺下以后，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咳嗽。……事情就是这么凑巧，写完了这样一节文字，他就病倒了。病中，他“只补写了简短的第二十节，草草结束了事。”①这一节文字仅有二、三百字，但是，它是一个乐观、开朗的结尾，而且用了诗的、咏叹的句子。这时，已经是1956年的初夏了。
3月，他刚刚跌倒时，在医院里缝了几针，还能走路。同志们劝他休息一段时间，外出旅行。那时他刚进城不久，并不很怕出门，且好一人独行，于是选好地方和路线，带了介绍信就上路了。
这是5月初，是坐火车，第一个目标，正是他在青年时代曾经向往的济南。下车时，是下午一、二点钟，坐了三轮去山东文联，当时任山东文联编创部部长的王希坚（通俗小说《地覆天翻记》的作者）接待了他，他们是在北京认识的。
济南街面上，古老的砖瓦房和石铺街道到处可见，一派旧日省城的样子。文联临近游览区，不少小商小贩摆摊叫卖，热闹非常。文联大院有泉水、池塘荷花，人们清晨起来，就在清流旁盥洗。
王希坚了解他的脾气，给他找了一间清静房子，并说：“吃饭，愿意在食堂吃也行，愿意出去吃小馆，也方便。”因为地段近，当天他就看了珍珠泉、趵突泉、黑虎泉。趵突泉为济南七十二泉之首，当时水系没遭到破坏，泉水从地下岩石溶洞的罅隙中涌出，还能冒起三尺来高，真个是：“佛脚清泉，飘飘飘飘，飘下两条玉带；源头活水，冒冒冒冒，冒出一串珍珠。”
次日，文联的人陪他游了大明湖和千佛山。游大明湖时坐了彩船，可惜他正在病中，不能充分领略“舟行著色屏风里，人在回文锦字中”的佳趣。此外，他看了纪念曾巩的南丰祠和纪念铁铉的铁公祠，以及其他历史文物。曾巩是宋代和欧阳修、王安石等齐名的散文家，同属唐宋八大家之列，他的文章从容严谨，该是孙犁所欣赏的；铁铉则是明代建文帝时的忠臣，燕王朱棣起兵时，他坚守济南，屡挫燕王，后被磔死，鲁迅在《病后杂谈》①这篇文章里提到过他。说实在的，病中看这类纪念文物，也不是轻松的事。在千佛山要轻松一些，济南虽号称“泉城”，有湖山之美，那时游人却很少。千佛山在市区南面，几乎没有什么游客，像逛荒山野寺一样。孙犁最喜欢这样的游览，极目骋怀，放情丘壑，可以暂时摆脱一下市嚣尘声的干扰，姑且与寺佛为伍：“笑到几时方合口？坐来无日不开怀。”
当然，他并没有超脱到如此地步，因为他是一个人，一个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忘记尘世的作家。
他还想吃中学时听老师说过的济南特有的“小豆腐”，可惜没有吃到。
他又赶路了，第二站是南京。是下午五、六点钟到的，还是先奔江苏文联。那时文联多与文化局合署办公，它便给文化局打电话，说来了一位客人，想找个住处。对方推托了一阵子，最后说可以去住××酒家：对于这种遭遇，我并不以为怪。我在南京没有熟人，还算是顺利地解决了食住问题。应该感谢那时同志们之间的正常的热情的关照。如果是目前，即使有熟人，恐怕也还要费劲一些。
此次旅行，我也先有一些精神准备。书上说：在家不知好宾客，出门方觉少知音，正好是对我下的评语。①
在酒家住了一夜，次日早饭后便去逛明孝陵。陵既高且陡，他还是登上去了，最引他注目的，是朱元璋的那幅画像：“躯体很高大，前额特别突出，像扣上一个小瓢似的。脸上有一连串黑痣。这种异相，史书上好像也描写过。”②辛亥革命前，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登过朱元璋的画像，并尊朱为“民族革命伟人”③；不知明孝陵里的这张像，是否与此有关？但由孙犁的描写看，他好像并不喜欢朱元璋，因为他笔下的这副“异相”一点儿也不可爱，至少，离现实中真的人太远了些。“正史”里记载的朱元璋，说他一降生就气象非凡，长853孙犁传
①
②
③鲁迅批评过这类说法：“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明太祖）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是并不然的，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害。”《二心集·上海文艺之瞥》。
《一九五六年的旅行》，《老荒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一九五六年的旅行》，《老荒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370
大当然也与常人有异：“……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比长，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①大约奇骨不易画出，就在前额上扣只小瓢。可见，中国史书早就参加“造神”运动了，孙犁如此注意朱元璋的画像，也是有道理的。
从孝陵下来，他去中山陵，然后向东，顺路游了灵谷寺。这一路全是枝交连理、遮天蔽日的梧桐树，一阵风吹来，半空中飒飒作响，在这被高大的陵墓主宰着的圣地，不免使人产生天马行空的感觉。对于一个长年做文字工作、无事不出房门的人，这境味有益于转移他过分紧张的注意力，舒展一下他的心情。因此，孙犁对着眼前情景，发出了他平时很少说的“真使人叫绝”②的赞叹。
下午行程更远，连续游了雨花台、玄武湖、鸡鸣寺、夫子庙。没有去看莫愁湖和秦淮河，他似乎感到一点儿小小的遗憾；但是，照他的说法，这样奔袭式的游山玩水，已经使他非常疲乏。作为休息，他去逛了逛南京古旧书店，那里很安静，好书也多，且排列规则，令人有舒畅感。可惜天色已迟，不及细看，就回酒家了。后来，他从这里邮购了不少旧书，其中还有珍本。在济南时，他因为没有找到古旧书店，颇感遗憾，在南京算是得到了一点儿补偿。
第三天清晨，他就离开南京，赶赴上海。对这次南京之行，他后来有些想法：……像我这样的旅行，可以说是消耗战，还谈得上怡情养病？到了一处，也只是走马观花，连凭吊一下的心情也没有。别处犹可，像南京这个地方，且不说这是龙盘虎踞的形胜之地，就是六朝烟粉，王谢风流，潮打空城，天国悲剧，种种动人的历史传说，就没有引起我的丝毫感慨吗？
确实没有。我太累了。我觉得，有些事，读读历史就可以了，不必想得太多。……至于文人墨客，酒足饭饱，对历史事件的各种感慨，那是另一码事。
我此次出游，其表现有些像凡夫俗子的所到一处，刻名留念。中心思想，也不过是为了安慰一下自己：我一生一世，毕竟到过这些有名的地方了。①人往往容易有这些想法。不过，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所到过的地方，看过的东西，总不会那样容易成为过眼云烟的吧。当然，像这样的旅行，他的确是太累了。
清晨上车，两个多钟头以后他就到了上海。作协安排他住国际饭店十楼，这么一个繁华地区，对一个神经衰弱患者十分不利。“尤其是一上一下的电梯，灵活得像孩子们手中的玩具，我还没有定下心来，十楼已经到了。”显然，他不适应这样的生活。翌日上午，独自去逛书店，正巧赶上古籍书店开张。他选购了几种旧书，包括仰慕已久的戚蓼生序小字本《红楼梦》。
他想快些离开上海，因此，第三天中午就到了杭州。浙江省文联没有熟人，在那里吃了碗面条，便一人到了湖边。这天天气很好，游人也多，一湖如镜，确是“水水山山，处处明明秀秀”。但因连日劳顿，夜里又睡不好，他忽然觉得精神不支，脚下也没有准头，就随便转了转，买了些甜食吃，回到了文联。
第二天，文联通知他到灵隐寺去住。原来他们新买到一处私人别墅，做为创作之家，还没启用，孙犁正好去试试。他乘三轮来到目的地，看见这是一幢不小的楼房，仅楼下就有不少房间。四周除一座拔地而起、直插云天的飞来峰，空旷无人。寺里僧人很少，住的又远，这时天也黑了，他一度量形势，忽然恐怖起来：偌大一个灵隐寺，周围是百里湖山，寺内是林莽丘壑，不说别的，就是进来一只狼，他也受不了。他想到要关好门窗，而门窗又是那么多。关好门窗后，他躺在临时搭好的木板床上，顶着一盏昏黄的光线摇曳的灯，一面翻看一本新买的杭州旅游指南，一面发起哲人的遐想来：……什么事说是说，做是做。有时说起来很有兴味的事，实际一做，就会适得其反。比如说，我最怕嘈杂，喜欢安静，现在置身山林，且系名刹，全无干扰，万籁无声，就觉得舒服了吗？没有，没有。
青年时，我也想过出世，当和尚。现在想，即使有人封我为这里的住持，我也坚决不干。我现在需要的是一个伴侣。①
这一夜没有睡好。清早起来，在溪流里洗罢脸，提上从文联带来的暖瓶，到门口饭店吃了饭，又到茶馆买一瓶开水提回来。
西湖到底名不虚传，而坐落在湖边上的灵隐寺，又是这样宏伟富丽、奇绝一方。夜晚，它虽然令孙犁感到可怖，但在白天，它又向这位北方来客展示出全部的魅力，“我在北方，是没有见过的。”他说。
在这“门外湖光十里碧，坐中山色四围青”的神仙般的环境里，他过了整整三天，凡是西湖的名胜，差不多都去过了。
在小市上，他给自己买了一个象牙烟嘴，在岳坟给孩子们买了两对竹节制的小水桶，就又取道上海，返回天津。此行大约有半月光景，谁也没有料到，回来以后不久，他的病情反而大大加重了。
在红十字医院
前面说过，1956年的秋天，他病得像撒了气的皮球，亲友们都在考虑他的后事了。
在天津的医院看了几个月，管文教的王亢之，介绍的都是天津的名医，中药西药也吃了不少，但终不见效。
第二年春天，他被送进新建的北京红十字医院。这里设备很好，庭院也宽敞。
他住在楼上靠边的一间单人病房里，有洗澡间。室内陈设讲究，光线充足，四周静得很。吃饭由护士端来，她坐在一旁，看着他吃，一边不断地称赞着铜蒸锅里的菜，劝他多吃些。饭菜确实很好，可惜他那时吃不下。
每天晚上，医院叫他做松节油浴，白天有时还被带到大理疗室做水疗。
护士都是新从苏杭一带招来的姑娘，穿着丝绸白衣，戴着有披肩的护士帽，走起路来，轻盈旋转得天使也似的。孙犁每晚睡下后，床头柜上的蓝色灯光映在粉墙和下垂的窗帘上，像是一种梦境。他只能靠烈性的安眠药入睡，护士照顾他服药后，还站在床边替他按摩，听着他呼吸均匀了才轻轻离去。其实，他常常并没有入睡。
医院很尽心，还叫他去做体疗：病人围成一圈，拿着一根金箍棒似的棍子，在手里摆动着，走一阵就完事。他觉得好笑，心想，如果早些时候知道耍棍儿，也许就不会得这种病了，现在耍得晚了些。但是，在这里，他的病情毕竟得到了缓解：
我从来没住过医院，没有住过这样好的房间，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食。这次住进了这样高级的医院，还有这么多的人关心和服侍。在我病好以后，我常常想，这也是我跟着革命队伍跑了几年的结果，同志们给了我优惠的待遇；那时人和人的关系，也深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中了。①在这期间，医院总务处长董廷璧，给了他许多具体的帮助。他是蠡县人，为人慷慨热情。北京所有的朋友也都很帮忙，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北京市委的张青季，是他中学时的同学，抗日时期的战友，也都是蠡县人，他们请来北京市的名医，为孙犁会诊。丁玲那时的处境已经不大好，叫葛文（作家，田间的爱人）带了信来看他，说是不是请湖南医学院的一位李大夫来给看看。李大夫，即哲学家、经济学家李达的儿子，后来终于来到病房。看来他主要是进行心理治疗的，他给孙犁讲解神经系统怎样容易患病、应该如何医治，还有第一信号、第二信号等等。他讲话声音很高，有时脸涨得通红，这时人会想到，他就是直观教具，因为他讲的那些内容，正在他身上起着作用。
他给孙犁讲了两三次，然后叫他吃一种药，据说是兴奋神经的药，外国学生考试时常吃——但不是加拿大运动员约翰逊服用的那种类固醇。孙犁吃过后，觉得精神好了一些。
李大夫给孙犁看病这件事，丁玲也记得很清楚，她在1980年10月30日致孙犁的信②里是这样说的：记得是1957年春天，你正住在医院，我介绍过一个专门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医生去看过你，以后就不再听到你的消息。再后，我长年乡居，与文坛隔绝，更无从打听你的情况，偶尔想到也无非以为……既然你现在又写文章了，可以想象大约还过得去吧。你是一个不大说话的人，不喜欢在人面前饶舌的人，你很早就给我这样一个印象。……总之，他得到了很多同志的关心，又从死神的怀抱里挣脱出来了。
现在，医院认为这种病不宜长期住在医院，他就到小汤山疗养院去了。
他先回到天津。当他从家里动身时，母亲——她已经八十多岁——站在廊子里送他，说：“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
不料这竟是他同母亲的永诀。他在外养病期间，母亲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
报社派了一位原来在传达室工作的老同志照顾他。老同志去租了一辆车，“在后座放上了他那一捆比牛腰还要粗得多的行李，余下的地方让我坐。老同志是个光棍汉，我想他把全部家当都随身带来了。”①出了城，汽车行驶在狭窄不平的公路上。已经是7月份，两旁都是高粱地，天气干燥闷热，一路很少行人车辆。他正枯坐无主，却遇上一辆迎面而来的马车，拉着一具棺木，有一群苍蝇追逐着前进。他皱起了眉，他的神经衰弱还没有好，这景象，使他一路心绪不佳，直到抵达小汤山，他的敏感而脆弱的脑膜上，还散乱地飞舞着这不快的印象。
疗养生活纪略之一
小汤山在北京西北方向，属昌平县，以温泉闻名，泉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湖泊，从湖旁的残碣断石，可以认出这里原是清末民初阔人家的别墅，解放后，盖成一座相当大的疗养院。他能来这里疗养，是李之琏给办的，李认识一位卫生部的负责人，正在这里休养并管事。
疗养院的一排两层楼房，头起是两处高级房间，有会客室和温泉浴室。孙犁居然住进了楼上的一间，他至今认为是一生中难得的幸遇。因为房间里有引来的温泉水，“有时朋友们来看我，我都请他们洗个澡。慷国家之慨，算是对他们的热情招待。女同志当然是不很方便的。但也有一位女同志，主动提出要洗个澡，使我这习惯男女授受不亲的人，大为惊异。”①
在小汤山，呼吸着从西北高山上吹来的风，这风掠过湖面，变成一种湿润的、带有硫磺气味的新鲜空气。他还学会了钓鱼和划船。钓鱼技术虽然不高，也有过从水面上钓起一条大鲢鱼、或从水底钓起一条大鲫鱼的记录。至于划船，他自度不只技术不高，姿态也不好看。但在这里划船不会有任何危险，“可以随心所欲，而且有穿过桥洞、绕过山脚的种种乐趣。温泉湖里的草，长得特别翠绿柔嫩，它们在水边水底摇曳，多情和妩媚，诱惑人的力量，在我现在的心目中，甚于西施贵妃。”①
他的病渐渐好起来了：证明之一，是我开始又有了对人的怀念、追思和恋慕之情。我托城里的葛文同志，给在医院细心照顾过我的一位护士，送一份礼物，她就要结婚了。
证明之二，是我又想看书了。我在疗养院附近的小书店，买了新出版的拍案惊奇和唐才子传，又郑重地保存起来，甚至因为不愿意那位老同志拿去乱翻，惹得他不高兴。②
他和老同志已经很熟了，对方赶过大车，傍晚他们坐在小山上，老同志给他讲了不少车夫进店的故事。他们还到附近野地里去玩，那里有许多据称是公主坟的地方。从这样的地方回来，他有时看《聊斋志异》。疗养院的医生知道后，对那位老同志提出要求：“你告他不要看那种书，也不要带他到荒坟野寺里去转游！”
孙犁不以为然：“其实，神经衰弱是人间世界的疾病，不是狐鬼世界的疾病。”
到了11月，天气渐渐冷了，清晨黄昏，湖面上升腾着蒸气似的白雾，水草也渐渐褪去那翠绿的生命的色彩。在红十字医院时，他不看报，也不听广播。这里却有高音喇叭，在湖边散步，能听到大张旗鼓地批判右派。有一天，他听到了丁玲的名字。
过了阳历年，他决定转到青岛去。在北京住的那天晚上，李之琏坐了小车来看他。李虽然没有谈什么时事，但孙犁看出他的心情很沉重。不久，就听说他也牵连到“右派”案件中去了。
大约在1958年1月，报社派了小何把他送到青岛的疗养院。
他住在正阳关路一幢绿色的楼房里，为了安静，他选择了三楼一间孤零零的，虽然矮小一些，但光线很好的房子。
在疗养院，他遇到了一些知名人士，如哲学教授、历史学家、早期的政治活动家、文化局长、市委书记等等：“这些人来住疗养院，多数并没有什么大病，有的却多少带有一点政治上的不如意。反右斗争已经进入高潮，有些新来的人，还带着这方面的苦恼。”①某市文化局长，和孙犁见过一面，孙犁到该市游览时，曾为介绍住宿。原是精明能干的人，现在精神沉郁，烦躁不安，竟不认识孙犁了。新婚妻子是个年轻、漂亮的东北人，每天穿着耀眼的红毛衣，陪他并肩坐在海边上，从背后望去，该是多么幸福、愉快的一对。但他终日不说一句话，谁去看他，他就瞪着眼睛问：“你说，我是右派吗？”
没有人能回答这问题。只有一位质朴、诚实的大夫，有一天和气而肯定地说：“你不是右派，你是左派。”
病人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但这一保证没有治好他的病。右派问题越来越重，他的病也日益严重。不久，在海边上再也看不到那一对引人注目的背影了。
和孙犁比邻而居的哲学教授，带来一台大型留声机，每天在病房里放贝多芬唱片。他热情地把全楼的病友都叫来听，只是有一件：谁也不能摸那留声机。留声机的盖子上，贴有一张注意事项，每句话的后面，都挂着一个大惊叹号。这位教授写起文章来，也是很爱用惊叹号的。
孙犁对西洋音乐，向不留意，每天应邀听贝多芬，颇以为苦。不久，教授回北京，他才松了这口气。
比起听西洋音乐，他倒愿意选择黄鹂的鸣啭。他觉得这是一种天籁之音，对病中的他，尤感亲切。在他楼下的那片杨树林里，他发现了两只黄鹂。每天清早，当听到它们的第一声啼叫，他就轻轻拉开窗帘，从楼上观赏它们互相追逐、逗闹的姿态。随着两团金黄色的羽毛的不停抖动，那一声声鸣啭，串铃似地撕破了宁静的空气，报告着大地的苏醒。
他很愿意这两只小生命和他永远作伴。但有天早晨，他到杨树林里散步的时候，看见一位病友正在举着猎枪向树上瞄准，他赶紧问：
“打什么鸟儿？”
“打黄鹂！”那位病友兴致勃勃地说，“你看看我的枪法。”他几乎扭头闭眼。这时候，他不想欣赏那位病友的枪法，但愿他打不准。他正瞄着，两个乖巧的小精灵飞走了。乘此机会，他向那位病友进言：“不要射击黄鹂，我很喜欢这种鸟儿。”
对方立刻答应了他的要求，没有丝毫不平之气：“养病么，喜欢什么就多看看，多听听。”
他非常感谢这位病友的高尚情谊。这位病友患的也是神经衰弱，他以为这是真诚的同病相怜：“他玩猎枪，也是为了养病，能在兴头上照顾旁人，这种品质不是很难得吗？”①由此，他想起了另一件事：有一次，在海岸的长堤上，一个穿皮大衣戴皮帽的中年人，只是为了取悦身边的女友，就开枪射死了一只在天空回翔的海鸥。海鸥像一块黑色毡布似地摔落在海面上，被怒涛拍击漂卷。猎物无法取得，女人请在海面上操作的海带培养工人帮忙，工人们愤怒地掉转船头而去。这件事，给孙犁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可惜的是，那两只黄鹂没有再来。从此，清早起来，楼下白杨萧萧，楼上形只影单，寂寞相对，怅然了很长时间。直到夏天到来，他忙着到浴场游泳，才把这事渐渐淡忘。
在青岛住着，因为不能读书作文，不会弹琴跳舞，又不喜欢下棋打扑克，唯一的消遣和爱好，就是捡石子了。时间一长，收藏遂富，居然被病友目为专家，就连他低头走路，也被看做是从事搜罗工作养成的习惯——当然，这是近于开玩笑了。
然而，人在寂寞无聊之时，爱上或是迷上了什么，那种劲头，也是难以常情理喻的。不但天气晴朗的时候，好在海边溅沙踏水地徘徊寻找，有时刮风下雨，不到海边转转，也好像会有什么损失，就像逛惯了古书店古董铺的人，一天不去，总觉得会交臂失掉了什么宝物一样。钓鱼者的心情，也是如此的。
……
我的声誉只是鹊起一时，不久就被一位新来的病友的成绩所掩盖。这位同志，采集石子，是不声不响，不约同伴，近于埋头创作的进行，而且走得远，探得深。很快，他的收藏，就以质地形色兼好著称。石子欣赏家都到他那里去了，我的门庭，顿时冷落下来。在评判时，还要我屈居第二，这当然是无可推辞的。我的兴趣还是很高，每天从海滩回来，口袋里总是沉甸甸的，房间里到处是分门别类的石子。①
正当他兴致勃勃地摆弄那些五光十色的石子的时候，有一天下午，一位二十年前他在抗战学院教过的女学生来到他的房间。女学生很关心老师的养病生活，看见他房间里堆着很多石子，就劝他养海葵花。女学生也是来养病的，住二楼，很喜欢海葵花，房间里正饲养着两缸。
女学生借了铁钩水桶，带着老师到退潮后的海边岩石上，去掏取这种动物，她的手还被附着在石面上的小蛤蜊擦伤。回来，她把孙犁室内窗台上的鱼缸——那里泡着孙犁最得意的石子——取下来，倒出石子，换上海水，养上海葵花。然后，坐下来，高兴地问老师：“你喜爱这种东西吗？”
“唔。”
“你的生活太单调了，这对养病是很不好的。我对你讲课印象很深，我总是坐在第一排。你不记得了吧？那时我十七岁。”
时间太长了，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很多，他的确不记得了。岁月已经把她推向中年。他们见面的时候，还是冬天，她穿一件黑大衣，围一条黑色大围巾，样子像外国的贵妇人，哪里去寻找当年抗战时那个单纯、热情的小姑娘的影子？
女学生喜欢去公园看猴子，有一次把孙犁拉上，带了水果食物，站在草丛里，一看就是一上午。她对孙犁说，十七岁出来抗日，父亲在土改时死亡，她没有思想准备，想不通，因而得病。但这话只能向老师说，不能向别人说。
孙犁实在不喜欢那些海葵花，他认为这种东西，从捉到养，整个过程，都令人讨厌，“它的生活史和生活方式，在我的头脑里，体现了过去和现在的强盗和女妖的全部伎俩和全部形象。”终于，他把海葵花送给了女学生，在缸里又养上了石子，虽然他知道这实在有负于女学生的一番好意①。
在夏天，前来探望病人的家属很多，疗养地变得热闹起来。孙犁的妻子也带着小儿女来了，见他病情明显好转，她很高兴。
每天上午，孙犁跟着人们下海游泳，也会了几招，但不敢往深处游。一天，某少年倜傥的“九级工程师”和他同游，渐渐把他引到深水，如果不是他发觉，退回得早，险些喝了水。在病人中间，这位工程师资历最浅最年轻，每逢舞会，率先下场独舞，招徕女伴，围观者愈众，他愈洋洋自得。对此，孙犁不免有些感想：
这是病区，这是不健康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病。在这里，会养的人，可以把病养好，不会养的人，也可能把病养坏。这只是大天地里的一处小天地，却反映着大天地脉搏的一些波动。②
疗养院的管理和医护人员都是山东人，朴实，热情，照顾病人很周到。因孙犁初来时是重病号，家属来看他，都是住招待所。后来看他好多了，疗养院的人很高兴。冬天，妻子又来看他，他们就搬来一张床，把病房变成“洞房”，还照顾妻子和他一同吃饭。于是，这位农村妇女，也算见了世面，不仅大开洋荤，还学会了一些烹饪技艺。她对孙犁说：“我算知道高汤是怎么个做法了，就是清汤上面再放几片菜叶。”
“插播”的故事
正在这时，在孙犁的感情生活里又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不大，在他的疗养过程中，算是一个插曲。
且说青岛疗养院的护理人员，都是来自当地农村的姑娘，她们一到大城市，特别是进了疗养院这种地方，吃的、看的、接触的，都是农村没有的新东西。来疗养的，一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病，照样出出进进，走走跳跳。疗养生活，说来好听，其实也很单调、无聊。每天除去打针散步，就是和这些姑娘打交道，日子一久，也就有了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两方面的感情都是容易付出的，也容易接受的。”①这年（1958年）冬季，新来了一位护理员：二十来岁，个子不高，梳两条小辫。不算漂亮，但眼神和说话，都透着妩媚，而且面孔白皙，招人喜欢。她正在烧锅炉，夜里还要炼钢。渐渐地，她和孙犁熟识了，送给他一副鞋垫。鞋垫用蓝色线绣出一株牡丹花，很精致。孙犁收下了——我觉得这是一份情意，农村姑娘的情意，像过去在家乡时一样的情意。我把这份情意看得很重。我见她还没穿棉衣，就给她一些钱，叫她去买些布和棉花做一件棉袄，她也收下了。
这位姑娘，平日看来腼腼腆腆，总是低着头，遇到一定场合，真是嘴也来得，手也来得。后来调到人民大会堂去做服务员，在北京我见过她。她出入大会堂，还参加国宴的招待工作，她给我表演过给贵宾斟酒的姿势。还到中南海参加过舞会，真是见过大世面了。女孩子的青春，无价之宝，遇到机会，真是可以飞上天的。①数月后，孙犁转到太湖疗养，心总安静不下来。他思念青岛，他在那里住了一年多，有很多熟悉的面孔，有很多朋友。
他也非常思念那位女孩子，虽然他知道，这谈不上什么爱情。他觉得对自己来说，青春才有爱情，中年以后，有的只是情欲。他认为对那位女孩子来说，也不会是什么爱情。分别的时候，她只是说：“到了南方，给我买一件丝绸衬衫寄来吧。”
孙犁明白，这样说自然也是一种情意。但这可以从好的方面解释，也可以从不大好的方面解释。他想到，无论如何，应该保持冷静：“蛛网淡如烟，蚊蚋赴之；灯光小如豆，飞蛾投之。这可以说是不知或不察。对于我来说，这样的年纪，陷入这样的情欲之网，应该及时觉悟和解脱。”①他从口袋里掏出女孩子送他的一张半身照片，还有一幅手帕，捡了一块石头，包在一起，站在岩石上，尽着力气向太湖深处抛去。他以为这样一来，所有的烦恼、苦闷，所有的感情纠缠和忏悔的痛苦，都可以抛开了。实际上，“情意的线，却不是那么好一刀两断的。夜里决定了的事，白天可能又起变化。断了的蛛丝，遇到什么风，可能又吹在一起，衔接上了。”②这里说得很清楚，事情还不是那样容易了结，还有没理清的相思债。这些没有完结的故事，请到他的《芸斋小说二篇·无花果》③里去读吧——我们多次说过，这是纪实性极强的小说；但，作家既然题名“小说”，我们姑且先当小说读。下面，我们就把这些片断抄下来，已经和本书的传主共同走了这样长的路的读者们，自己是可以判断这个故事的可靠程度的：
四十三岁时，我病了，1958年春季，到青岛休养。青岛花木很多，正阳关路的紫薇，紫荆关路的木槿，犹为壮观，但我无心观赏。经过夏天洗海水浴，吹海风，我的病轻了一些，到了秋末冬初，才细心观察了一下病房小院的景色。这原是什么阔人的别墅，一座三层的小楼，楼下是小花园。花园无人收拾，花卉与野草同生。东墙下面，有几株很大的无花果，也因为无人修剪，枝杈倾斜在地上。天气渐渐凉了，有些为了来避暑的轻病号都走了，小楼就剩我一个人。有一个护理员照料这里的卫生。她是山东蓬莱县人，刚离家不久，还带有乡村姑娘的朴实羞怯味道。虽然不管楼房以外的卫生，却把小花园看做她的管理范围，或者说是她的经济特区。花，她可以随便摘了送人，现在又把无花果的果实，都摘下来，放在楼下一间小房里。
我因为有病，不思饮食，平日有了水果，都是请她吃。有一天，她捧了一把无花果，送到我的房间，放在桌子上说：“我也请你吃水果！”
我说：“你知道，我不爱吃水果。”
她说：“这水果不同一般，能治百病，比崔大夫给你开的药还有效！”
我笑了笑说：“我不相信，没听说无花果可以治神经衰弱。”
她说：“到这里来的人，都说是神经衰弱。表面看来，又不像有病。究竟什么是神经衰弱？为什么我就不神经衰弱？”
我说：“因为你不神经衰弱，所以也没法和你说清楚（下面，他说了症状）。”
她听了，笑了起来，说：“那样，无花果治不了你的病。不过，它还可以开胃口，补肚子。你也别不给我面子，好歹吃一个。”
她说着从桌子上捡了一个熟透了的深紫色的无花果，给我递过来。正当我伸手去接的时候，她又说：
“要不，我们分吃一个吧。你先尝尝，我不是骗你，更不会害你。”
她把果子轻轻掰开，把一半送进我的口中，然后把另一半放进自己的嘴内。这时，我突然看到她那皓齿红唇，嫣然一笑。
这种果子，面面的，有些甜味，有些涩味，又有些辣味。
吃了这半个无花果，最初几天，精神很好。不久，我又感到，这是自寻烦恼，自讨苦吃，平空添加了一些感情上的纠缠，后来，并引起老伴的怀疑，我只好写信给她解释。她把信放在家中抽屉里，不久就“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把信抄了去，还派专人到青岛去调查，当然大失所望。
……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老伴去世，我很孤独寂寞，曾按照知道的地址，给那位蓬莱县的女同志写过一封信，没有得到回信。这也是我的不明事理，痴心妄想。在那种时候，人家怎么会回信呢？算来，她现在（指1987年）也该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故事至此结束。为了照顾这个故事的首尾的完整，我们抄下这样一大篇，并“超前”记录了作家后来的事情。这时，他是七十四岁的人了，在故事的结尾，他还留下一段“芸斋主人曰”的饱经沧桑的喻世明言：“植物之华而不实者，盖居十之七。而有花又能结果实者，不过十之三，其数虽少，人类实赖以存活。至于无花果，则植物之特异者耳，故只为植物学所重，并略备观赏焉。”
这段云烟往事，使孙犁颇起萍水相逢之念：“萍水相逢，就是当水停滞的时候，萍也需要水，水也离不开萍。水一流动，一切就成为过去了。”①过去了的事情，还可以在他的记忆里复活起来，除了写出上面说的《无花果》，他还发过这样很有哲理意味的慨叹：“人之相逢，如萍与水。水流萍滞，遂失其侣。水不念萍，萍徒生悲。一动一静，苦乐不同。”②当然，这也许已经不单单是讲那个《无花果》的故事了。
疗养生活纪略之二
有了上面说的感情上的纠缠，孙犁反而觉得寂寞起来。他有时去逛青岛的中山公园。他很喜爱这座公园：廓大、幽静，游人很少，走进去，就像走进幽林静谷，不像别处的公园，像赶庙会一样。这主要是因为本地人不用花钱逛公园，他们住的这个城市本身，就像个大公园；外地人呢，主要是来看海的，兴趣不在这个本身并无多少特色的公园。这样一来，偌大一个公园，精神上就像属于孙犁个人的了。
公园里有很大的花房，他注意到，在天津很难养活的桂花、茶花、枇杷果，在这里都长得很好。园内还有一个鹿苑，他常常坐在长椅上看小鹿，看这小东西如何围着母鹿撒欢、淘气……
他还去了一趟崂山。当时不通公共汽车，去一趟不容易。那是夏天，刘仙舟教授来休养，想逛崂山，疗养院出了辆吉普车，把孙犁也捎上了。说起来，刘先生是孙犁的师长一辈的人，孙犁在育德中学念书时，他是学校的董事，校长室的墙壁上，挂着他的大幅照片，样子非常庄严，学生们都肃然起敬。岁月长逝，刘先生居然并不显老，走路比孙犁还快。
崂山之游，在他好像是一次冒险；虽然是冒险，却也很有趣：
车在崂山顶上行驶时，真使人提心吊胆。从左边车窗可以看到，万丈峭壁，下临大海，空中迷漫着大雾，更使人不测其深危。我想，司机稍一失手，车就会翻下去。还有几处险道，车子慢慢移动，车上的人，就越发害怕。
好在司机是有经验的。平安无事。我们游了崂山。
我年轻时爬山爬得太多了，后来对爬山没有兴趣，崂山却不同。印象最深的，是那两棵大白果树，真是壮观。看了蒲松龄描写过的地方，牡丹是重新种过的，耐冬也是。这篇小说，原是我最爱读的，现在身临其境，他所写的环境，变化并不太大。①他说的是《香玉》这篇小说：“崂山下清宫，耐冬高二丈，数十围，牲丹高丈余，花时璀璨似锦……”可惜，在蒲松龄叙述的这个美丽动人的故事里，“胶州黄生”的魂魄所化的那棵“高数尺、大拱把、但不花”的不知名的植物被小道士斫去，这样，生于旁边的两株花魂所寄的白牡丹和耐冬也都憔悴而死。所以孙犁说“牡丹是重新种过的，耐冬也是。”他很喜欢《聊斋志异》这部小说，认为它写了众多聪明、善良、可爱的妇女形象，是“另一境界的大观园”②。现在，他循着蒲松龄的足迹，亲自体验了他描写过的地点和环境，自然很助游兴，至于别人说什么登崂山“迎来海外三千履，望尽齐州九点烟”，那倒在其次了。
崂山是道教名山，宋元以来道教徒在此兴建宫观，渐成胜地。中午，孙犁等在面对南海的那座有名的观里野餐：主食是疗养院带来的面包、茶叶蛋、酱肝等，喝的开水也是带来的。一块大石头当桌子，大家围着，一边吃，一边闲话。孙犁还思念着母校，他很留心地听着刘仙洲先生谈说育德中学老校长郝仲青先生的晚年。
1959年过了春节，他离开青岛，到太湖去。报社派张翔来青岛，帮助他转院。张翔给他买来一包点心，说是路上吃。孙犁想：路上还愁没饭吃？就把点心送了那位蓬莱姑娘。她正患感冒，独自住在一座空楼里。到底是青年人，临别的头天晚上，她还陪孙犁到海边遛弯儿，并登上冷冷清清的观海亭，说：
“人家都是在夏天晚上来这里玩，我们却在冬天。”亭子上风大，孙犁催她下来了。
行前，他把不好带的东西，送给了崔医生，其中有两只龙凤洞箫，一块石砚——据说是什么美人的画眉砚。半夜里，疗养院的同志们把他送上了开往济南的火车。
在济南下车后，他们便去《大众日报》的招待所。路上，孙犁看见，凡是饭铺门前都排长队，人们无声无息地站着，表情冷漠。
他问张翔：
“那是买什么？”
张翔笑了：
“买菜团子。你既然看见了，我也就不再瞒你。我事先给你买了一盒点心，你却拿去送了人。”
中午，张翔到报社弄来一把挂面，给孙犁煮了煮，他自己到街上凑合了一下。孙犁这才明白：“疗养院是世外桃源，有些事，因为我是病人，也没人对我细说，在青岛，我只是看到了一点点。比如说，打麻雀是听见看见了，落到大海里或是落到海滩上的，都是美丽嫩小的黄雀。这种鸟，在天津，要花一元钱才能买到一只，放在笼里养着，现在一片一片地摔死了。大炼钢铁，看到医生们把我住的楼顶上的大水箱，拆卸了下来，去交任务。可是，度荒年，疗养院也还能吃到猪杂碎。”①
多年以后，他把在疗养院了解的这段“捉麻雀”的故事做由头，写了一首题名《燕雀篇》②的诗，表达他的某些感受（大意是说：人们欲加害的东西往往变得聪明，有应变能力；而人们宠幸的东西反而容易身陷罗网，或遭到覆灭的命运），现摘录如下：
我想
北方农村对燕子的宠爱可能给它招来了
这场大的祸害
它们在这里生活惯了
以为自己无害于人
以为在蓝天之下
大地之上
不管飞到哪里
人们都会对它们友好
这是燕子的一种幻觉
麻雀就比燕子聪明
不要看它们常常被孩子们玩弄于手掌之中还记得那一年对麻雀的扫荡吧全国动员，如临大敌
敲锣打鼓
上房爬树
摇旗呐喊
到处驱逐
麻雀
或飞向深山岩洞
或在老窝潜伏
那一天我在青岛见到
筋疲力尽，坠落到地下的都是一些娇嫩的黄雀
事情平息了
麻雀又飞了出来，飞了回来仍旧唧唧啾啾
满檐满树
食麦啄谷
他们在济南只是转车。当天午夜，就登上了去无锡的火车，孙犁乘的是软卧。
服务员把他带进车室，对面的上下铺已经有人睡下。他在这一面的下铺，安排自己的行李。
对面下铺睡的是个外国男人，五十来岁，上铺是个擦粉、戴金耳环的中国女人，也有四十来岁了。孙犁动作慢，过了很久，他才关灯睡下。
不料对面的灯开了。女的要下来，先伸下一只脚，轻轻点着男的肚子。孙犁连忙闭上眼睛。她像是去厕所，回来又把男的当梯子，上去了。孙犁很奇怪，那肚皮怎么有这样大的载力和弹性。
“他没有睡着！”肚皮用英语说。他当然没有想到，孙犁听懂了这句话。
天亮后，女人和孙犁谈了几句，他才知道男的是记者，要到上海工作，她是机关派的翻译。记者又要给倚在铺上的翻译上眼药，不知为什么，孙犁很厌恶这两个人。他发现列车上的服务员也很厌恶他们。
无锡还很远，他就到车廊里坐着去了。后来张翔告诉他，女人曾打听他会不会英语。孙犁后悔自己没有把中学学来的英语都忘光，如果都忘光，恶心的程度也许会小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