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是孙犁记述的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定婚后，他们村里唱大戏，我正好放假在家里，她们村有我的一个远房姑姑，特意来叫我去看戏，说是可以相相媳妇。开戏的那天，我去了，姑姑在戏台下等我。她拉着我的手，走到一条长板凳跟前。板凳上，并排站着三个大姑娘，都穿得花枝招展，留着大辫子。姑姑叫着我的名字，说：“你就在这里看吧，散了戏，我来叫你家去吃饭。”
姑姑的话还没有说完，我看见站在板凳中间的那个姑娘，用力盯了我一眼，从板凳上跳下来，走到照棚外面，钻进了一辆轿车。那时姑娘们出来看戏，虽在本村，也是套车送到台下，然后再搬着带来的板凳，到照棚下面看戏的。①就这样，这位好心眼的姑姑做了第二个“月下老人”。结婚以后，“月下老人”常拿这件事和侄媳妇开玩笑，侄媳妇却笑着说姑姑会出坏主意。
当地的习惯，结婚后的农历年节，要去住丈人家，这在那时被看做人生一大快事，与金榜题名相等。因为是“娇客”，不只吃得好，而且有妻子的姐妹兄弟陪着玩。在正月，也许是一起摸纸牌，也许是围在一起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在这样的场合里，“娇客”纵然风流不似怡红公子，论起尊贵，却也“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焉”。
但是孙犁对这些事全无兴趣。岳家外院有一间闲屋，里面有几部旧书，也不知是哪一辈传下来的，满是灰尘。孙犁不管这些，他把书抱回屋里，只管埋头去看，别人叫，妻子催，他也不动。这样一来，村子里对这位“娇客”有了两种看法：老年人夸，说他到底是个念书人；姑娘们骂，说他是个不合群的书呆子。
书呆子自有书呆子的见识和主张。结婚后，他教妻子认字。有一天，他指着洞房里贴着的“天作之合”四个字教她认。她果然很有慧心，点头笑着说：“真不假，什么事都是天定的。假如不是下雨，我就到不了你家里来！”
妻子对孙犁的帮助也很大。他曾郑重地说：他的语言最早得自母亲，母亲的语言对他的创作影响最大。母亲去世后，就是他这位少年结发的妻子了，“她的语言，是我的第二个语言源泉。”①
孙犁的妻子不是名门望族，但是，她生长在那样的年月里，自然有着很深的礼教观念。结婚多年后，有一次孙犁路过她家，想叫她一同回东辽城。她矜持地说：“你明天叫车来接我吧，我不能这样跟着你走。”孙犁只好一个人走了。
她在娘家是小闺女，难免娇惯一些，从小只会做些针线活，没有下过场、下过地。到了婆家，缺乏男劳力，婆婆一向是下地干活的主力，这时有了一个帮手，自然也得把她捎上。婆婆爱打早班，尤其麦秋两季，听见鸡叫就叫起她来做饭。当时农村很少人家有钟表，有时饭做熟了，天还不亮，自幼没有干过重活、又太年轻的她，颇以为苦，回到娘家，不免啧有烦言，甚或哭诉。她父亲问：“婆婆叫你早起，她也起来吗？”
“她比我起得更早。还说心疼我，让我多睡了会儿哩！”“那你还哭什么呢？”
……
婆婆其实也真疼爱她。知道她力气不足，就对她说：“人的力气是使出来的，要伸懒筋。”
她不只言传，而且身教。有一天，带她到场院去摘北瓜，摘了满满一大筐：
“试试，看你背得动吗？”婆婆说。
北方的筐有一个高高的筐系，是用肩和背部的力量搬运物品。现在是沉甸甸的北瓜，虽然不可能装满到筐系那里，重量却也不轻。
她并没有忽视。她半蹲下身来，将筐系套在肩上，然后猛地用力一站——要领完全对，可她还是弄了个后仰，北瓜滚了满地，她也沾了满身土，站起来哭了。
婆婆倒笑了，自己把北瓜重新一个个装好，背好筐，带上她回家去了。
农村婆媳关系一向很难谐调，但这老少两代，不像婆媳，倒像母女……
孙犁没有承受旧式婚姻的痛苦，这要感谢命运之神的安排。关于这对“天作之合”的夫妻的故事，这里仅仅是开头。良宵美景也罢，凄风苦雨也罢，反正来日方长，余下的部分，只好放在以下的章节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