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为什么不到前方去？”
“他病了。”
以后，王斐然虽然也有烦言，孙犁还是很感念他，因为在紧急关头，得到了他的照顾。“不然，战争年代，在那样人地两生的荒凉之地，加上饥寒疾病，我一个人活动，很可能遇到危险的，甚至可能叫野狼吃掉。”①年关将近，他和董、夏回到了通讯社。孙犁当然不满意自己的采访工作，因为他觉得自己写得太少，只交了一篇文艺通讯稿——《一天的工作》。这篇作品，现在是《孙犁文集》的“开卷第一篇也”，文末署：1939年11月15日于灵丘右矶。
对于他们的这次采访，刘平在会上委婉而严厉地表示了不满。
他知道，夏一个人向领导作了汇报。而且他还知道，这个人本身散漫，却好对别人造作谎言，取悦领导——我有这样的经验，有的人在战争打响时，先叫别人到前方去；打了胜仗慰问时，他再到前方去。对于这样的记者或作家，虽是领导，我是不信服，也不想听从的。
我虽在幼年就梦想当一名记者，此次出师失败，证明我不适宜当记者，一是口讷，二是孤僻。所以后来就退而当编辑了。②这期间，他认识了当代的一些英才彦俊，这些抗日风暴中的热情歌手，更值得他去怀念。晋察冀通讯社成立时有十几个人，他们多半是刚从抗大毕业的学生。但是，不到几年，就牺牲了包括陈辉、仓夷、叶烨在内的好几位初绽才华的青年诗人。他们击风搏雨的歌声和英勇挺进的步伐，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他也希望，这些烈士的英名永远刻印在时代的丰碑上。
穷山恶水，伙伴情深
从雁北采访回来，就过春节了。长到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离家过年，东望冀中，他仿佛看到了吞没在硝烟中的故乡平原，心情十分沉重。
年三十晚上，房东来到他的屋里，恭敬地把一个黑粗瓷饭碗和一双荆条做的筷子放在炕沿上：“尝尝吧。”
碗里是一方白豆腐，上面是一撮烂酸菜，再上面是一个窝窝头，还在冒热气。孙犁非常感动地接受了他的馈赠。他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单身汉：干黑的脸，迟滞的眼神，粗筋裸露的大手，话不多，甚至连笑容也带着愁苦……这些特征，也是孙犁在冀中农民身上看惯了的。
这里的生活，却比冀中更苦。阜平一带，号称穷山恶水，可耕地极少。人们常常看到，住在向阳山坡上的农户，把房前房后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凡有泥土的地方，哪怕只有炕席或方桌那么大，也都因地制宜地种上庄稼。这样，在秋收后，他们的房顶上、屋檐下、门框和窗棂上……便挂满了红、黄、赭、绿等各种粮穗和果蔬。但是，以这种方式换来的收获终究太少了，他们不得不成年累月地吃糠咽菜。这里的农户，每家院子里都放着几口高与人齐的大缸，里面泡满了各种可以摘到手的树叶。在冀中，荒年时才吃树叶，而且多半是榆、柳的嫩叶。这里是连杏树、杨树，甚至是巴掌大的蓖麻叶，都往缸里泡，上面压上大石头，一任风吹日晒雨淋，夏天，蛆虫顺着缸沿乱爬。吃的时候，拿到河里洗净，切碎后加一点盐。
房东这天拿来的酸菜是白萝卜的缨子，这是因为过年的缘故。
孙犁多次谈到他在晋察冀山地里的生活情形。抗战初年，在冀中吃得还好，因为有家庭的接济，可以经常下小馆。1939年到阜平后，便过起每日三钱油、三钱盐的生活，而且常常吃不饱。哪里能吃得饱呢？“菜汤里的萝卜条，一根赶着一根跑，像游鱼似的。有时是杨叶汤，一片追着一片，像飞蝶似的。”①吃不饱，就喜欢到野外转游，例如像前面说的，掏点儿小沙鱼，用茶缸子煮煮吃。如果在霜降以后，就到山沟里去拣残落的红枣、黑枣、核桃和梨子等。拣完了树下的，还要仰望树上的：那里有主人的竿子够不着的地方，残挂在树尖上，却是最大、最红、最美丽的果子。这当然也是最大的诱惑。他常常拣起石子，向它瞄准。结果是直到脖颈发僵，那红的果可能还在空中向他讪笑。“夜里，我又梦见了它。第二天黎明，集合行军了，每人发了半个冷窝窝头。要爬上前面一座高山，我把窝窝头吃光了。还没爬到山顶，我饿得晕倒在山路上。忽然我的手被刺伤了，我醒来一看，是一棵酸枣树。我饥不择食，一把掳去，把果子、叶子，树枝和刺针，都塞到嘴里。”①
他写过一首诗，叫《蝗虫篇》②，在这首诗的“附记”里，他记下了这样一件事：1939年，我被调到阜平一带工作。阜平山穷水恶，地瘠民贫，公粮匮乏，食不得饱。每至下午三、四点钟，即觉饥肠辘辘，不得不到村外山沟，拣些黑枣、红枣充饥。一日，同陈君外出，漫步至山上，山顶有一荒寺，庭生茂草，蝗虫飞跃其间，我与陈君各捉母蝗虫一大把，另拣枯树枝一堆，在台阶上架火烧之，得饱餐焉。幼读《水浒》，言浪子燕青，于不得食时，常到野外，觅些虫蚁充饥，当时颇不知虫蚁为何物，又何以能入口。今始明白，所谓虫蚁，殆指此等物品耳……当时是战争环境，连晋察冀领导机关也同样过着艰苦的生活，吕正操在他的回忆录里就说过：“在晋察冀山地，我们是吃过黑豆的。”
阜平山地缺粮，也缺布匹，因为这里也不能种植棉花。孙犁春季到阜平，由夏入秋，天气渐凉，被、服仍无着落，连枕头都是用砖代替。他从冀中带来一件夹袍，一位巧手同志借了老乡一把剪刀，把它改造成了两条夹褥，每人一条，铺在光光的土炕上，使他第一次感到布匹的难得和可贵。1941年冬天，他回过一次冀中。一位同志送给他一件狗皮大衣筒子（这显然是那次冀中区打狗运动的副产品），他的妻用自织自染的黑粗布，给他缝了一件短皮袄。因为狗皮太厚，缝起来很吃力，她几次扎伤了手。当他再次越过平汉路，回到山地来的时候，便格外珍重地带上了这件皮袄。
他曾经这样形容他在晋察冀时的一位伙伴——康濯：作者头戴一顶毡帽头，身披一件蓝粗布袄，在这一段山路上，工作了该是十年吧……①这个戴毡帽头、穿蓝粗布袄的形象，又何尝不是他自己呢？
但是，关于阜平，他却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想起来，那在全中国，也算是最穷最苦的地方。好年月，农民也要吃几个月的树叶……但是阜平，在我们这一代，该是不能忘记的了，把它作为摇篮，我们在那里成长。那里的农民，砂石，流水，红枣，哺育了我们。”②他也唱过这样的歌：
满山腰，
红的花，
织成一条锦带。
围绕着这山村，
添加不少光彩。
从村边，
流过胭脂河。
雨后，
泉水从山涧流下，
冲滚着半红的沙果。
……
聂司令员，
在春天作了一个号召，建立太行山铁的子弟兵！
这号召，
像秋后的山风，
向整个太行山吹动。
……①
显然，对他来说，穷山恶水的阜平，永远是一个温暖的记忆，一支热情洋溢的歌。
……关于晋察冀，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快要十年。
那些在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送来一碗烂酸菜；在我们病重行走不动的时候，替我们背上了行囊；在战斗的深冬的夜晚，给我们打开门，把热炕让给我们的大伯大娘们，我们都是忘记不了的。①现在，我们再回到三将台来。
在这个小山村里，孙犁参加编辑油印刊物《文艺通讯》。梁同志管刻写；印刷、折叠、装订、发行，是他和老梁一起动手。听口音，老梁是曲阳人。那时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很少互问郡望。而且老梁话也不多，没事就坐在炕上抽烟斗。他的铺盖很整齐，因为离家近，除去棉被，还有枕、褥。后来，他另有调用，临行把铺在身下的一块油布送给孙犁，作为共事的纪念。他知道孙犁一直睡在没有席子的炕上，这块油布是需要的。可惜孙犁享用不久，某次行军途中，他躺在路边大石头上午休，一觉醒来，爬起来就赶路，竟把铺在身下的油布丢了。
在三将台，孙犁还帮助一位女同志办了识字班。一方面是这位热情、美丽、善良的女青年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因为这里是报社机关驻地，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个十几户的小山村，就成了边区文化的一个中心。孙犁在1940年1月写的《识字班》①这篇散文里描写了这个小山村，并由于环境原因，把三将台的村名改成了鲜姜台：鲜姜台是个小村子，三姓，十几家人家，差不多都是佃户，原本是个“庄子”。
房子在北山坡下盖起来，高低不平的。村前是条小河，水长年地流着。河那边是一带东西高山，正午前后，太阳总是像在那山头上，自东向西地滚动着。
冬天到来了。
一个机关住在这村里，住得很好，分不出你我来啦。过阳历年，机关杀了个猪，请村里的男人坐席，吃了一顿，又叫小鬼们端着菜，托着饼，挨门挨户送给女人和小孩子去吃。
而村里呢，买了一只山羊，送到机关的厨房，到旧历腊八日，村里又送了一大筐红枣，给他们熬腊八粥。
鲜姜台的小孩子们，从过了新年，就都学会了唱《卖犁膏糖》，是跟着机关里那个红红的圆圆脸的女同志学会的。
他们放着羊，在雪地里，或是在山坡上，喊叫着：
鲜姜台老乡吃了我的梨膏糖呵，五谷丰登打满场，
黑枣长的肥又大呵，
红枣打的晒满房呵。
自卫队员吃了我的犁膏糖呵，帮助军队去打仗，
自己打仗保家乡呵，
日本人不敢再来烧房呵。
对于根据地这个小山村的文化建设，孙犁自然也贡献了力量，上面那个《卖梨膏糖》的歌词（下面还有两段），不用说，是他编写的。
环境和生活条件，肯定是十分艰苦的。同样肯定的是，他感到心情舒畅，天地很广，这个小山村给他展示的生活视野，绝不比他生活过的北平小。是的，“山下的河滩不广，周围的芦苇不高。泉水不深，但很清澈，冬夏不竭，鱼儿们欢畅地游着，追逐着。山顶上，秃光光的，树枯草白，但也有秋虫繁响，很多石鸡、鹧鸪飞动着，孕育着，自得其乐地唱和着，山兔麅獐，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我们在这里工作，天地虽小，但团结一致，情绪高涨……”①所以，他不止一次地申明：他怀念那个时代，那些村庄，那些作为伙伴的战士和人民，甚至还有那走过的路，踏过的石块，越过的小溪……不仅如此，就连风雪、泥泞、饥寒、惊扰，也和胜利的喜悦、亲如家人的感情融合在一起，变成一种深深的、甜蜜的怀恋了。
那些年生活艰苦，他们在精神上是愉快的：冬天在炕上铺一层厚厚的干草，大家挤在一起，把腿伸在袄袖里，除了睡得暖和，还是一种团结的象征呢。
在那种环境里，吸烟也可以成为团结的象征：从老乡那里要点兰花烟，再掺上芝麻叶，大家分头把烟卷好，然后推选一位划火柴的好手，大家围成圈，不让风吹灭这宝贵的火种。当最先一位同伴小心翼翼地把烟点着，大家就欢呼雀跃起来。
谁也不必怀疑，是一种高尚的目标培养了这种精神：“抗目战争时期，我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唱过从西北战地服务团学来的一首歌，其中有一句：‘为了建立人民共和国’，这一句的曲调，委婉而昂扬，我们唱时都用颤音，非常激动。”①当大家都用“颤音”表达一种共同的愿望时，那种伙伴的感情也就产生并扩大开来了。
山路花烂漫
在晋察冀的山路上，孙犁走上了征战的路，也走上了文学的路和收获的路：他的第一批创作的果实，是在这里结出的。“我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那时在艰难条件下出版的报纸期刊上。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有所闻见，有所感触，立刻就表现出来，是璞不是玉。生活就像那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①这是谦虚的自白，却无意间说出了一种良好的创作状态：在最自由、最不经意的时候，已经收获到他该收获的东西。
他这个时期或稍后一些时间的创作，实际上就记录着他那时的生活见闻和生活历程。像《识字班》这样的散文自不必说，就是他的小说，也多是生活的实录。如《老胡的事》②，这篇末尾缀着“1942年11月20日夜记于山谷左边的小屋”字样的小说，就真实地记着当地老乡采集树叶做酸菜的情形：“现在秋风起来，树叶子要落了，她每天到山沟里去，摘杏叶、槐叶、楸树叶。回来切碎了，渍在缸里做酸菜……”也记着他们拣风落枣子的情形：“秋末，山风很大，风从北方刮过来，一折下那个大山，就直窜这条山谷，刮了一整夜还没停下。”“一夜风，枣树的叶子全落了，并且踪影不见。小梅跳来跳去地捡拾地下的红枣……老胡也跟在后面拾。打枣时遗漏在树尖上的枣，经过了霜浸风干，就甜得出奇，”不过，拣枣人是很辛苦的：“小梅走到山顶上了，那里风很劲，只好斜着身子走，头发竖了起来，又倒下去；等到老胡追上了，她才回头问”——
“胡同志，你又去找花吗？”
老胡说要帮她去拾枣子，小梅笑了笑说：“你不怕冷？”
风噎住她的嗓子，就赶紧回过头去又走了。老胡看见她的脸和嘴唇全冻得发白，声音也有些颤。”
像这些地方，实际上也描述着作者的生活踪影。如前所说，在战争年代，他是挨过饿的，山沟里的枣子，也不总是能随便食用的。他用第一人称写的《看护》①这篇小说，记录了一次行军生活：“我们在山顶上走着，飞机走了，宽大清澈的河流在山下转来转去，有时还能照见我们的影子。山上两旁都是枣树，正是枣熟枣掉的时候，满路上都是流出蜜汁来的熟透的红枣。我们都饿了，可是遵守着行军的纪律，不拾也不踩，咽着唾沫走过去。”“天明我们进入繁峙县②的北部。这是更加荒凉的地方，山高水急，道狭村稀。在阴暗潮湿的山沟里转半天，看不见一个村庄，遇不见一个行人，听不见一声鸡叫。”“爬了半天，我饿的再不能支持，迷糊过去……在我们头上，有一棵茂密的酸枣树，累累的红艳的酸枣在晚风里摇摆。我一时闻到了枣儿的香味和甜味。刘兰也正眼巴巴望着酸枣，眉头蹙的很高。看见我醒来，她很高兴，”——“同志，到了这个地步，摘一把酸枣儿吃，该不算犯纪律吧！”
我笑着摇摇头，她伸过手去就掳了一把，送到我嘴里，她也接连吞下几把，才发觉一同吞下了枣核和叶子，枣刺划破了她的手掌。
这里写的，简直是前面说的他那幕吞食酸枣情景的重演。他晚年不愿意吃酸味水果，但对酸枣树始终怀着“敬意”，每次见了它，都有知己之感呢。因为“酸枣救活了我，我感念酸枣。”①
在《吴召儿》②里，他更详尽地叙述了晋察冀山地的生活：“那几年，我们在山地里，常常接到母亲求人写来的信。她听见我们吃树叶、黑豆，穿不上棉衣，很是担心焦急。”“要说是写文章，能找到一张白报纸，能找到一个墨水瓶，那就很满意了，可以坐在草堆上写，也可以坐在河边石头上写。那年月，有的同志曾经为一个不漏水的墨水瓶红过脸吗？有过。这不算什么，要是像今天……就不再会为一个空瓶子争吵了。”然后，他终于又说到行军——关于行军：就不用说从阜平到王快镇那一段讨厌的砂石路，叫人进一步退半步；不用说雁北那郯不完的冷水小河，登不住的冰滑踏石，转不尽的阴山背后；就是两界峰的柿子，插箭岭的风雪，洪子店的豆腐，雁们关外的辣椒杂面，也使人留恋想念。
还有会餐：半月以前就做精神准备，事到临头，还得拚着一场疟子，情愿吃的上吐下泻，也得弄它个碗净锅干；哪怕吃过饭再去爬山呢！是谁偷过老乡的辣椒下饭，是谁用手榴弹爆炸河潭的小鱼？哪个小组集资买了一头蒜，哪个小组煮了狗肉大设宴席？……
下面他写到山，人们很难不相信，那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境遇的写照。这是大黑山，也叫神仙山，“是阜平最高最险的山峰”。天黑的时候，他们到了这座山的脚下：一望这座山，我们的腿都软了，我们不知道它有多么高；它黑的怕人，高的怕人，危险的怕人，像一间房子那样大的石头，横一个竖一个，乱七八糟地躺着。一个顶一个，一个压一个，我们耽心，一步登错，一个石头滚下来，整个山就会天崩地裂房倒屋塌……
等他们在这座山的山顶上过夜的时候，遇到了另一番景象：
山顶上有一丈见方的一块平石，长年承受天上的雨水，给冲洗的光亮又滑润。我们坐在那平石上，月亮和星星都落到下面去，我们觉得飘忽不定，像活在天空里。从山顶可以看见山西的大川，河北的平原……这一夜下起大雨来，雨下的那样暴，在这样高的山上，我们觉得不是在下雨，倒像是沉落在波浪滔天的海洋里，风狂吹着，那块大平石也像要被风吹走。
……我爬到大石的下面，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在那里铺好了一层软软的白草。我们紧挤着躺在下面，听到四下里山洪暴发的声音，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平石上流下，我们像钻进了水帘洞……在《蒿儿梁》①里，他也写到了自己身历过的大山，那是有名的五台山。“五台山有五个台顶，北边的就叫北台”；当时，他住在北台脚下的成果庵里。这里是繁峙、五台交界的地方，他眼前这座有名的高山，长年积雪不化，6月天走过山顶，倘遇风雹，那也会冻死。
现在，他们正向台顶进发，半山腰上的杉树林里，已经积着很厚的雪，“向阳的一面，挂满长长的冰柱。不管雪和冰柱，都掩不住那正在青春的、翠绿的杉树林。这无边的杉树，同年同月从这山坡长出，受着同等的滋润和营养，它们都是一般茂盛，一般粗细，一般在这刺骨的寒风里，茁壮生长。树林里没有道路，人走过了，留下的脚印，不久就又被雪掩盖。”后来，他们终于踏着半人深的积雪，登上了北台顶，这里，日本人是再也无法上来了（因为他们没有向导和群众的掩护）：站在这山顶上，会忘记了是站在山上，它是这样平敞和看不见边际，只是觉得天和地离的很近，人感受到压迫。风从很远的地方吹过来，没有声音，卷起一团团的雪柱。
走在那平平的山顶上，有一片片薄薄的雪。太阳照在山顶上，像是月亮的光，没有一点暖意。山顶上，常常看见有一种叫雪风吹干了的黄白色的菊花形的小花，香气很是浓烈……薄薄的雪上，也有粗大的野兽走过的脚印。深夜在这山顶上行走，黄昏和黎明，向着山下号叫，这只配是老虎、豹。
在这里，可以看见无数的、像蒿儿梁那样小小的村庄，像一片片的落叶，粘在各个山的向阳处……
远处，那接近冀中平原的地方，腾起一层红色的尘雾。那里有杨纯的家。他好像看见了那临河的小村庄……
这个小村庄，该不是滹沱河南岸的东辽城？但在《山地回忆》①里，那蓝粗布衣服又把他召回到阜平去了：……他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这种蓝的颜色，不知道该叫什么蓝，可是它使我想起很多事情……使我记起很多人。这种颜色，我就叫它“阜平蓝”或是“山地蓝”吧。
以上，我们略略对孙犁的有关作品做了一个巡礼。这只是他的有关作品中的极少的一部分，即使这样，我们仍然能够从中窥见他在晋察冀那段生活的剪影，看到他的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是结合得那样紧密。不能怀疑这些作品在叙述方面的真实性，例如关于《蒿儿梁》这篇小说，前几年山西省繁峙县县志编委会还给孙犁来信，说小说所据的模特儿，至今还对和他相处的那段日子保持着亲切的回忆。显然，这个县志编委会在认真考虑，把这篇小说的某些内容，纳入到历史的范畴了。孙犁自己也说过他这些作品的产生过程：“它们是：有所见于山头，遂构思于涧底；笔录于行军休息之时，成稿于路旁大石之上；文思伴泉水而淙淙，主题拟高岩而挺立。”①据他说，他写这些文章或作品，是受了鲁迅精神的鼓舞的。他一直是鲁迅作品的忠实读者。战争年代，经常行军，身上有两样东西是少不了的：一是手里的一根六道木棍子，一是用破裤子缝成的“书包”。书包里常放着鲁迅的书，如《呐喊》、《彷徨》等（此外，还带过《毁灭》、《楚辞》、《孟子》）。“于是，在禾场上，河滩上，草堆上，岩石上，我都展开了鲁迅的书。一听到继续前进的口令，才敏捷地收起来。”①他说，他因此而受到“引动”，抱着向鲁迅学习的想法，写下了那些散文和短篇小说。
在阜平，他还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所有的长篇小说（他特别爱好屠格涅夫作品的抒情风格）和爱伦堡的通讯。
这样，在晋察冀的山路上，随着他行进的足迹，也栽出了他自己的花；这些花一路绽开来，点缀得这条不寻常的山路更富丽、更鲜亮了。
且说《冀中一日》
我们应该补述一下孙犁在这个时期的编辑生活。1940年，晋察冀边区文联成立，沙可夫担任主任。孙犁调到文协工作，同人中除文协副主任田间外，还有康濯、邓康、曼晴等。孙犁负责编辑文联出版的油印刊物《山》，编辑部设在牛栏村一间堆满农具的小房子里，在一个只有一尺见方的小窗下，他一个人包揽了编辑和校对工作。正是这个油印刊物，刊登了不少确有价值的好作品和理论文章，如梁斌的《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和《父亲》等短、中篇小说（它们是《红旗谱》的前身），就曾在《山》上连续发表。此外，他还编辑了晋察冀日报副刊《鼓》。“这些刊物，无赫赫之名，有的已成历史陈迹……但对我来说，究竟也是一种工作，也积累了一定经验。”更重要的是——我编辑的刊物虽小，但工作起来，还是很认真负责的。如果使得具体一点，我没有给大家丢失过一篇稿件，即便是很短的稿件……很长时间，我编刊物，是孤家一人。所谓编辑部，不过是一条土炕，一张炕桌。如果转移，我把稿子装入书包，背起就走，人在稿存，丢的机会也可少一些。①
当然不仅仅是一个不丢稿子的问题。“我青年时，初登文域，编辑与写作，即同时进行。深知创作之苦，也深知编辑职责之难负。”②看起来，是一种非常深刻的理解精神，始终贯串在他的编辑生涯中。在以后的叙述里，我们会进一步被他这种精神所感动。
和这种编辑工作分不开的是，他写了不少评介文章，为边区的作者们呐喊助兴。“当时，田间的短促锋利的诗，魏巍的感叹调子的诗，邵子南的富有意象而无韵脚的诗，以及曼晴、方冰朴实有含蕴的诗，王林、康濯的小说，我都热情鼓吹过。”③在孙犁，“鼓吹”可能是他长期做编辑工作的一种职业习惯。
1941年秋，他请假回到冀中，同行者有路一、傅铎。到郝村（冀中总部在郝村一带）的当天下午，王林、路一陪他回家。在战火中久别的家乡，对他有一番异样的吸引力，第一个看到的又是妻子——她正在大门过道吃饭——他是多么兴奋啊。妻子看到风尘仆仆归来的征人，自然更是惊喜不已。但这位“荆钗布裙”的青年妇女，看见有外人在场，便迅速起立回屋，——她用这种传统的方式掩盖了自己的感情，同时也就算对丈夫和客人行了欢迎礼。
在郝村，孙犁和其他同志一道，完成了一项在抗战文艺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工作——编辑《冀中一日》，并根据看稿心得，写了后来传播很广的《文艺学习》这本书，他称之为《冀中一日》的“副产”。在他个人，具有纪念意义的是，他的妻子怀了孕，后来生了一个男孩，取名小达——王林戏称为《冀中一日》的“另一副产品”。
说起来，他参加《冀中一日》的编辑工作，也有些事出偶然。1941年9、10月间，他住在冀中二分区，等候过平汉路，回到阜平山地。因一时没有过路机会，又患了疟疾，就没有过成。后来，《冀中一日》编辑工作的主要负责人王林约他一同工作，他就留下了。
关于《冀中一日》的编辑情况，吕正操在他的回忆录里作了这样的介绍：
1941年初，冀中区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考虑到要更好地反映冀中人民抗日斗争的伟大史实，从高尔基主编《世界一日》、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受到启示，向冀中文化界明确提出组织写作《冀中一日》的要求。……这年4月，冀中抗联所属群众团体和区党委、军区政治部、报社的代表，聚会在安平县彭家营村，成立了“冀中一日”筹委会。会议讨论“冀中一日”选择哪一天好，一致同意选在5月。鉴于5月即将到来，需要时间动员布置，就确定了5月27日。因为这是一个普通的日子，更能代表冀中军民的生活和斗争。
“冀中一日”写作运动的宣传动员搞得相当深入，各机关、团体通过自己的组织系统，一直把任务布置到各个村庄和连队。当时，各村的“街头识字牌”，都写着“冀中一日”四个字。站岗放哨的儿童、妇女，见行人来往，查完“通行证”，都要叫你念“冀中一日”四个字，问“冀中一日”指的是哪一天，提醒你要写一篇“一日”的文章……到了5月27日这一天，能动笔的人都动笔写作，据统计，亲自动笔写稿者有十万人。不能动笔的请人代笔，许多不识字的老大爷、老大娘，也都热心参加了这一写作运动。各地送往“冀中一日”编委会的稿件，要用麻袋装，大车拉。打起仗来，还得用大车拉着打游击。
《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在当时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举动。仅冀中区一级就集中了四十多个宣传、文教干部，用了八九个月的时间，才初选定稿。前三辑由王林、孙犁、陈乔等编辑审定，第四辑由李英儒负责。孙犁还根据看稿的经验，编写了《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一书，首先在三纵队的《连队文艺》上连载，后来我把这本油印的小册子，带到山区，铅印出版，书名改为《怎样写作》。全国解放后出版的本子，叫《文艺学习》。①孙犁在这年秋季回到冀中的时候，《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正处在定向阶段。母亲告诉他：她也参加了区干部召集的群众大会，会上动员大家写稿，还念了孙犁的一篇文章，因此，她印象很深。李英儒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则这样说：“审稿工作大体结束之时，王林同志返回冀中了，接着孙犁同志也从路西来到冀中了。这两位大手笔的到来，编辑组和刻字印刷组的同志们都非常高兴。”②当时，他们在滹沱河边的杨各庄和南北郝村安上锅灶，就工作起来。这一带村庄，距离周围敌人的据点都不过十五六华里，他们守着麻袋工作，选好一篇就刻写一篇。到了年底，大体编成。共选出二百多篇作品，约三十五万字，分四辑：第一辑“鬼蜮魍魉”（揭露日军暴行）；第二辑“铁的子弟兵”（反映子弟兵的战斗和日常生活）；第三辑“民主、自由、幸福”（写根据地民主建设）；第四辑“战斗的人民”（写各行各业的群众生活和动人事迹）。书编成后，大家在最上签名留念。那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签名：他们不排名次，用铁笔在蜡纸上把名字签成球形。后来，《冀中一日》的油印本在战火中失落。解放后，文化部门进行了广泛的征集工作，于1951和1958年先后寻到了第一、二辑，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并为一书出版。“1959年秋天，河间县委从一位老教师处找到保存了十八年之久的第四辑。1960年5月，当年为精印《冀中一日》，朝夕伏案刻写的铁笔战士周岐同志，见到重新印刷的《冀中一日》，立刻将自己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四辑全书邮寄出版社。这样，诞生在战火中的《冀中一日》，又在社会主义的今天得以重印，和更广大的读者见了面。”①孙犁认为，对冀中人民来说，“七七”事变后风起云涌、激情动荡的农村变革，“是一次广泛深入的启蒙运动，运动与人民的实际斗争生活结合，因此十分坚强。”②他说，“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起的。
他称之为运动“副产”的、数易其名的《文艺学习》，却比《冀中一日》传播更广。这本书在《冀中一日》编成后第二年春天印出，虽是蜡纸刻印，竟印了一千本（《冀中一日》初次油印二百本，后经补选和校正，还没来得及付印，即因敌人发动五一“扫荡”而毁于坚壁之中，人们后来看到的，是黄色麦杆纸的初印本）。“在那种条件下，这本小书的印刷，简直是一个奇迹，那种工秀整齐的钢板字，我认为是书法艺术的珍品，每一字的每一笔画都是勾勒三次才成功的。一张蜡纸印一千份，保证清楚没点染，也是经过印刷同志们苦心研究的。”①这本书，除了像上面《吕正操回忆录》中说的在三纵队的《连队文艺》上连载，还在晋察冀的《边区文化》上连载过。
在这本书里，不只体现着作者某些十分重要的美学思想，还体现着他对投稿者既能严格要求、又善于诱导的精神，而这些，可能也正是他作为一名出色编辑的成功秘诀之一。例如，他这样告诉投稿者：你心里有了许多话，你要描写一件事，这件事老在你的心里打转，它一切都准备好了，单等你拿语言把它送出来。那你就把它送出来吧，不要怕你的文字不“美”，言语不文。用花轿送出姑娘固然好看，初学写作好比穷人，把你的姑娘用牛车拉出去吧。只要文章的内容好，语言笨一些没关系——但记住这是说初写，你千万不要认为这就好了：我可以永远用牛车往外送姑娘了。这样下去，会弄成车上已经不是姑娘而是粪草了。因为你对语言的工作不严肃，对文学事业你也一定失败无疑……②“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刺激了抗战时期冀中地区文艺事业的发展，在这之后，文艺读物很受欢迎，特别是《表》（班台莱耶夫）、《不走正路的安得伦》（聂维洛夫）等一批苏联作品，印数高达三、五千份，这从一个地区来说，印数是很可观的。其中，《不走正路的安得伦》，还是根据孙犁的藏书翻印的。其次，冀中几个文艺刊物的投稿者，也大大增加了。在孙犁的家乡安平县，还编印了《安平一日》。
对孙犁个人来说，他在参加了《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后，产生了一个积极的结果：“你也可以写些创作，那样一来，批评工作就可以做得更好些了。”一个从事创作的伙伴，在一次黄昏的田间散步时，这样对他说。
他觉得这位伙伴的话说得恳切而委婉，虽然并不以为含有暗示，却在这之后大大加强了创作的势头，——他说过，在这之前，他从事的文字工作主要是批评性的。
而在这之后，当他再写那些批评性的文字时，“不知为什么，我对那些尖刻的言词，跋扈的态度越来越知道避免了。这就是因为我从实践中得知了创作的艰难，它并不像指责家所要求的那样容易，它所需要的条件，也不像一般人所设想的那么简单。”①
在当时，人们尤其不能设想的是，《冀中一日》的编选工作刚刚结束，人们就面临着一次空前严重的“扫荡”，这就是日军对冀中人民发动的、曾经震惊中外的五一大“扫荡”。在这次“扫荡”和以后的连绵战火中，不仅坚壁在堡垒户夹壁墙里的《冀中一日》的稿本遭到劫运，《文艺学习》的油印本也在很长时间里下落不明，如果不是由于一次偶然的机缘，康濯把自己精心保存的一本拿出来，读者可能永远不会读到完整地体现着当时风貌的《文艺学习》了。
血与火的艺术记录
冀中抗日根据地位于平、津、保三角地带，有“平津门户”、“华北粮仓”之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首创的平原根据地，在战略上具有重要意义。日本侵略者把冀中抗日根据地看作心腹大患，在当时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的直接指挥下，从1942年5月1日起，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对冀中进行所谓“十面出击”、“铁壁合围”式的“扫荡”，以图摧毁这块抗日政权。
有人这样描绘了当时敌我双方斗争的态势：在这块平得像地毯似的大约六万平方公里的平原上，四边围着平汉、津浦、石德、京山四条铁路构成的封锁圈。圈里分布着八千多座村庄。敌军在主要村镇上建立了军事据点一千七百五十三个，路沟总长二万五千余里，冀中抗日根据地由之被分割成二千六百七十多小块。就在这棋盘似的战场上，日军集中了十万人（笔者按：此数包括伪军等在内，敌主力实为五万余人），来与吕正操、程子华将军领导的冀中部队两万余人决战。战争从5月1日开始，直打到6月底。两月中，大战二百七十二次，小仗则日达数十次。①
富有戏剧性的是，敌人选择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发动“扫荡”，沿滹沱河北岸设立临时据点，封锁滹沱河；而冀中区党委却在滹沱河以南饶阳县张保村的枣树林里，在同一天召开了劳动节纪念大会，并当真演了一场《日出》。在纪念大会上，黄敬和吕正操都讲了话，分析了形势，作了动员。大会进行中，有敌机盘旋侦察，吕正操还风趣地说：“也许是冈村宁次坐飞机来看望我们了。”
孙犁于1942年春末，回到平汉路西晋察冀文联的岗位上，看来他并没有亲身经历五一大“扫荡”。但是，他经历过敌人发动的其它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扫荡”。据梁斌回忆，在五一反“扫荡”前夕，孙犁来冀中深入生活，曾经和他领导的“新世纪剧社”打过游击。这说法和孙犁自己的回忆也颇为符合：“就在这个秋天（按：指1941年秋天），冀中军区有一次反‘扫荡’。我跟随剧团到南边几个县打游击，后又回到本县。滹沱河发了水，决定暂时疏散，我留本村。”②1983年，河北省博物馆一位同志从1941年10月冀中区的一个油印刊物《通讯与学习》上，抄下一篇孙犁的佚文——《报告文学的感情和意志》，文后附录了几篇通讯，都是“死者的血流未干，生者的嘶啼还相闻”的时候记下来的。这时，正是孙犁所说的那个打游击的秋天。孙犁的文章，从写作的角度对这几篇通讯提出了意见，在真实性上却肯定它们：“报告者曾向人民的血流前面走过，差不多用即刻的工夫，把仇恨转写到他们的报纸上。”①其中，《角邱血》一篇所记录的，就发生在孙犁的家乡安平县：八月十五日——记录者很可能在习惯上用了农历，如果是这样，这一天正是中秋节。敌人纠集上千兵力，不发一枪，在黑夜悄悄包围了角邱村。这一次，幸亏人民警惕性高，耳目灵，他们早已躲进青纱帐，敌人扑了空，只悻悻然烧了房子，杀了两个老妇，捉了几个老人。八月二十日，敌人卷土重来，利用汉奸，布置阴谋，终于使角邱村七十多人惨遭杀害。题名《谁能忍受》的一篇，则这样记录了角邱村的悲剧：“在安平六区角邱村近百个死尸中，有这么一幅惨图：一个全身衣服都被撕破的少妇，尸身横躺着，乳房边被刺刀扎了几个紫色的大裂口，下身也是模糊的血泊……她之血体外边，躺着一个幼儿，死去了的白色的小眼睛，依然在凝视着他的母亲，而死者的丈夫，则握住了孩子在痛哭。”《坑水红了》写的仍是安平县六区某村发生的事件：日本兵绑了十三个村民，让他们在水坑旁跪下。十三个人挺得直直的，不仅不跪，反而大骂敌人。最后他们被砍头，头颅被踢进水坑，“坑水连续泛起十三个红圈以后，完全变红了。”……
这些血的场面，孙犁在编《冀中一日》时，就看到不知多少次了。不仅如此，那时和他一道工作、参与研究讨论的不少人，就在1942年5月，“把血洒在冀中平原上了”①。不只是血的场面，还有战斗、新生、力量和欢乐的场面。这些场面就发生在作者的周围或身边，激励着他的感情，浸润着他的笔，使他不失时机地捕捉了那些历史性的镜头，用新鲜而热烈的画面，充实着历史的篇章：以后不多几天，这一家就经历了那个1942年5月的大“扫荡”。这残酷的战争，从一个阴暗的黎明开始。
能用什么来形容那一月间两月间所经历的苦难，所眼见的事变？心碎了，而且重新铸成了；眼泪烧干，脸皮焦裂，心脏要爆炸了。
清晨，高粱叶黑豆叶滴落着夜里凝结的露水，田野看来是安静的。可是就在那高粱地里豆棵下面，掩藏着无数的妇女，睡着无数的孩子。她们的嘴干渴极了，吸着豆叶上的露水。如果是大风天，妇女们就把孩子藏到怀里，仄下身去叫自己的背遮着。风一停，大家相看，都成了土鬼。如果是在雨里，人们就把被子披起来，立在那里，身上流着水，打着冷颤，牙齿得得响，像一阵风声。
这是《“藏”》②这篇小说对五一大“扫荡”开始后群众生活的一个掠影。人们可能还记得小说叙述的那个挖洞的故事。著名的冀中平原的地道战是从挖洞开始的，是真正的人民的创造。开始是单一的洞，后来发展为多户相通的初级地道，但目的仍是为了隐蔽，再后才发展成为能攻能守的网络式作战体系。挖洞的事最早出现在蠡县（孙犁的小说《第一个洞》①，几乎以完全纪实的手法写了这件事），这和小说描写的背景完全一致。据《吕正操回忆录》②说，开始有的领导同志对蠡县一带发展地道很不满，认为是逃跑主义，后来程子华政委带工作组亲往调查，才肯定了这是人民的伟大创造。蠡县靠近保定，环境艰险，最先出现地道是不奇怪的。如果在五一反“扫荡”前就开展地道战，那就更好了，冀中人民会减少很多损失。
折城、破路、挖地道，被认为是抗战时期冀中平原上的三大工程，是开展平原游击战的伟大创举。这三大工程，在孙犁的作品里全有反映。前两项工程是在抗战初期进行的，《风云初记》里有很生动的描写，我们不妨掇拾一二。
先说拆城。女县长李佩钟向拆城的民工作了动员，大家分散开，刚要动手，来了三个穿长袍马褂的绅士，为首的正是李佩钟的父亲李菊人。他说：“古来战争，非攻即守，我们的武器既然不如日本，自然是防守第一。从县志上看，我县城修在宋朝，高厚雄固，实在是一方的屏障。县长不率领军民固守，反倒下令拆除，日本人一旦攻来，请问把全县城生灵，如何安置？”
李菊人领了半辈子戏班儿，不但他的见识、学问，全从戏台戏本上得来，就是他的言谈举动，也常常给人一个逢场作戏的感觉。全县好看戏的人差不多全认识他，民工们扛着铁铲大镐围了上来。
“我们不是召集过几次群众大会，把道理都讲通了吗？”李佩钟说，“那天开会你们没参加？”
“那天我偶感风寒，未能出席。”李菊人抱歉的说。
李佩钟说：
“我们进行的是主动的游击战，不是被动的防御战……”
“那可以进行野战，”李菊人截住说，“昔日我轩辕黄帝，大败蚩尤于涿鹿之野，一战成功，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可从没听说拆城！”
李佩钟向他们解释，抗日战争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战争，很多事情是旧书本上查不出来的。三个绅士还要麻烦，群众等不及了，乱嚷嚷起来：“这点儿道理，我们这庄稼汉们全捉摸透了，怎么这些长袍马褂的先生们还不懂？别耽误抗日的宝贵时间了，快闪开吧！”
他们一哄散开，镐铲乱动，尘土飞扬，笼罩了全城。三个老头儿赶紧躲开，除去李菊人，那两个还转回身来，向县长鞠躬告别，从原道走回去了。一路走着，拿草珠子的老头儿感叹地说：“我们每天起来，连个遛画眉绕弯儿的地方也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