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储安平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这部分时评中，表现了储安平在政治上的态度和他极强的逻辑推理能力，他是完全以一个超然独立的姿态，毫无顾忌地对现政权发表议论的。储安平所处的时代是为他所特别痛恨的，但在那个时代里，他还能够独立办一份《观察》并以自由的心灵对国事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一点已是现在的知识分子想也不敢想的事了。作为时评，一般来讲，当历史发生变化，人们对具体事件不再抱有兴趣的时候，这些时评的价值也就只剩下历史价值了。只有对历史发生兴趣的人才会重新翻检。但储安平的《观察》时评却好像是为今天而写的。
储安平的《观察》政论很有感染力。1949年后再没有人能写出这样的时评，不是后来者没有见识，而是没有这样的条件。单说储安平的心态，就是后来知识分子难以想像的。人只有在没有顾忌，完全敞开独立思维的状态下，才能保持心境的平和与文思的泉涌，丧失了这样自由的心境，思维的空间必然狭小，写出的文字也很难体现出独特的个性。
当时对于民社党参加国大一事朝野多有议论，对此储安平发表了《论张君劢》一文，他在文章中畅论自己的看法，并同时阐明了作为政治活动的一些基本规则，从中可以看出这个深受自由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风度和气质。他认为，实行民主政治不能没有良好健全的舆论，我们既要求有一个有风度的政治，我们就得先希望有一个有风度的舆论。在政治上，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看法，我们可以冠冕堂皇地反对他人，批评他人，但我们仍然尊重他人。论政的人与从政的人都须度量宽大，心平气和，我们今日从政也好论政也好，必须把私人的感情丢开。类似的言论，还体现在储安平几乎所有的时评中。他的时评从语言上看不可谓不激烈，甚至有这样的话“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烂污烂污，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美国苏联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但从文章的逻辑和气度上看，是平静的，说理的，反映了储安平一贯论政的风格：理性、公平、平心静气，据理力争。
储安平论政是以公理和法治为基本出发点的，在《政治失常》一文中，他批评政府市政改革的失败，同时对当时政府赋予傅作义“以后华北军政各事，傅氏可以全权处理”的权力也据理力争。认为这“侵犯了司法的完整，也是违宪的。”
在储安平看来，政治失常是可以理解的，但失常也要有一个失常的限度。他认为要讲法治，就要尽量使制度法律化，人迁就制度，制度不要迁就人，不要因人立制，因人授权。对于当时国内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尽管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镇压手段，但在每一次学潮之后，储安平都要发表时评，对学生运动给予高度评价。他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可以归结为这样几点：一、学生总是对的。二、教授总是劝学生读书，游行最终是没什么用的。三、当学生遭到逮捕以后，教授总是要抗议的并愿意利用一切关系保释学生。四、社会各界对学生运动总是同情和理解的。储安平认为：“我们并不偏袒学生，认为学生每一句话都是对的，或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学生年青，富于理想，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有时不免失之过高，而且在群众的情绪下，感情亦不免容易冲动。但是从大体上说，学生常常是站在正义一方面的。”
这是储安平对历次学潮的基本评价。在储安平的《观察》政论中，有三篇很值得注意，即《评浦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我们对美国的感觉》《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
这三篇政论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帮助后人了解储安平及同时代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美国和苏联的态度。
第一篇文章是针对美军驻华及参加调解所发的。储安平对美国的评价是很高的，他在文章一开始对于美国在抗战中对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于美国都怀有一种广泛的好感。这种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的两种成分了。“在这次战争中，美国所充分表现了的那种令人难以相信的活力，使全世界获有深刻印象；美国男女竟然不仅仅是‘公子哥儿’，亦复为有血有汗的英勇斗士。无论是美国国内的生产速率、社会管制、团结合作，或在全球各区战场美人所表现的冲刺力，组织力，以及英勇坚毅的牺牲精神，具有超度成就，赢得全世界的敬服。”
就是在这样对美国的理性认识下，储安平依然对美国在华驻军和参与调停提出了批评，他对美国的态度一方面是由于对国民党二十年来腐败统治强烈不满，由此延伸到对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表示不满，也有美国军人在华的恶劣表现，但这些都是具体的表面现象，在读这几篇对美国的评论中，可以明显地感到在储安平这样坚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甚至影响了他在判断美国和苏联问题上的清醒程度。他说：“在原则上，我们根本反对任何一个外国来过问中国的内政。”他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立场来看待美国的。
储安平在《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一文中认为：“老实说，美国和苏联没有一个好东西，大家都想牺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国成为他们的卫星，成为他们的附庸。”从当时历史情形看，储安平在文章中对蒲立特访华报告所持的批评是有他的道理的。但其中明显流露出的民族主义倾向却值得人们深思，也许这正是这一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身上难以摆脱的某种局限。有时候，这种局限限制了他们长远的历史眼光。在《政府应对纽约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骤表明态度》一文中，这种意味也很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