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说：“每当我们目击青年学生游行示威时，无不衷心激动，热泪盈眶，这些青年不幸而生在这样一个腐败黑暗的国家，竟使他们不能安心在校读书，冒暴雨或烈日，自清晨至深夜，声嘶力竭，奔走终日，曾不顾一己疲乏与饥饿，凭着一腔热血，以寻觅国家的光明。我们生在这样一个黑暗腐败的国家内，亦何幸尚有这一批热血青年，能责无旁贷地起来呼唤我们国家的灵魂。”②储安平在面对学潮的时候，能从公理和道义上给学生以强大的支持。在《观察》时期，从舆论学的角度看，储安平尽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职责，他称赞学生，认为今日的学生已非二十年前的学生，他们是成熟的，“非中年或老年人所能想像。他们有感情并有理智，并且能使他们的感情约束于他们的理智之中”。在这篇文章之后，紧接着储安平又写了《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创造》的专论，他以严密的逻辑和充分的证据，对学潮予以公正的评价，他认为这次全国的学潮完全是政府逼出来的，而非发动的，他们的行动绝对是纯洁的，而非卑鄙的，他们的精神绝对是勇敢的，而非怯懦的。
从《观察》时期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言论看，他们对于学潮的评价基本一致。钱端升对学生的评价是：“今天的学生，比我们的学生时代进步多了。第一，现在的学生了解人民的痛苦，已与人民痛苦连一起。第二，现在的学生无领袖欲，群众化了，无个人风头，所以组织力强。第三，学生的见解进步，老实说，已走到我们的前头。”①《大公报》主编王芸生写过一篇《我看学潮》，《观察》很快就在“观察文稿”专栏中全文转载。王芸生在文章中以自己在北方的所见所闻，开宗明义地宣称，对于学潮“我同情”。②《观察》在第4卷第7期中还发表过一篇《谈今天的学运》的专文，作者回顾了从抗战开始以来发生的多次学潮，以此来比较当时学生的精神面貌。他认为，今天的学生是有理想的，同时他们的理想也经过了社会的磨炼，他们有热情，同时也经过了社会的冷压。所以“他们比昨天的学生更结实，更坚定。这其实就是说他们能够发挥理智，发挥理智表面看非常简单，不过绝对不是那些把自己关闭在象牙之塔里的书呆子办得到的。……今天的学生运动，理智占据了主要的地位”。③赵超构发表了专论《论政府大捕学生》。他首先反驳了政府认为学潮被人利用的观点。他认为，就任何观点看，学生批评政府是好现象，学生有知识，有热情，如果还不能有政治觉悟，还能希望一般人民有政治的兴趣吗？假如多数公民都能像现在的青年学生关心政治，勇于批评，岂不是国家的幸运？对学潮的总体评价，赵超构的认识是：“历史可以作证：民国以来的学生运动，在发生的时候固然都给当时的政府以烦扰，事后看来总是功多于过。”对于政府大捕学生，赵超构呼吁：“我们诚恳地希望在处理过去以及以后的学生运动时，对于学生的政治表示有较宽大的看法，”而不要以暴躁的心理状态，对学生随意加以审判。④在赵超构文章发表后不久，《观察》又以同样头条专论形式刊出了律师张志让的文章《评全国学生被捕事》，文章对于政府搜捕学生及为此设立的各种借口逐条进行反驳，对学生的行动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还有我们不应该忘却的，学生既为国家人民，自亦享有人权，受有人民自由之保障。”所以政府没有任何理由对学生加以迫害。①总括《观察》对学潮及学生的看法，可以看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储安平及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能对学潮寄予同情，对学生的行为给予充分肯定，并用自己掌握的刊物，为学生进行呼吁，表达知识分子的良知，在学生受到政府迫害后，《观察》能够不畏强暴，挺身而出，这一切行为大体反映了四十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整个精神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