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和平》中说：“一般人所以还未群起呼吁和平，也许是感到和战决于有力作战的两方，而两方现在显然还无要收兵的模样；在此情况下，呼吁和平，适足于招犯嫌忌，若伤无谓，非但于事无补，更且于己有损。”看得出来，张申府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才出此言的，他完全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深思熟虑，发出自己尽管微弱，但却不能不发的声音。
《呼吁和平》一文对知识分子有深刻的剖析和批评。张申府认为，近些年来，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已经犯了一个绝大的毛病，那就是：“把是非与成败利害混在一起。且常常是只管眼前成败利害，而不管是非。”张申府认为，为国家打算，只应辨是非，而不应该计较个人的成败利害，所以他认定：“凡事，但令其是，就应该说，就应该做。”张申府对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作法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说：“可惜就在抗战之前，有些号称进步的知识分子，就已是左了怕得罪现在，右了怕得罪将来。”这样的情形造成了多数知识分子既不敢左，又不敢右，畏首畏尾。
张申府对于当时的国共双方是比较了解的，他对时局的变化绝非毫无所察，他在文章中分析道：“也许有人以为，现在有一方正打得顺手，正打得起劲，正要一劳永逸，一举而成功。在此时呼吁和平，也许转移他们的战态，必为他们所不快，必为他们所不睬，那么打得不甚顺手的一方是不是也不理不睬？其实不管谁睬谁不睬，这样说法，究竟仍是只顾成败利害，而没注意到是与非。”
张申府的这些判断是出于他求真求善的社会理想，虽然很快到来的巨变有些出于张申府的意外，但这种变化的事实并不能说明张申府当时讲的话错了，无论从公理和进步的哪一个角度看，张申府《呼吁和平》的言论都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张申府认为呼吁和平，应当是真正的和平，是长期的和平，是为国为民的和平，必须出于“真情、实感、仁心”而不是别有动机，别有背景，更不是为哪一作战方面“谋取喘息整补空隙时间。”张申府的这些言论被历史误解了半个世纪，当后人开始有重新理解的机会时，他已离开了这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