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樊弘的答辩，张东荪很快又发表《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在这篇文章中，张东荪主张，在苏联和英国两种类型之外，还有一种类型即战后东欧几个国家实行的所谓新民主主义。他认为中国可以吸纳在这个广泛的类型中，并说捷克是最合乎理想的标准。接着张东荪比较了东欧民主和苏联的不同，他说：“第一在政治上是不仅有一个党（如苏联），而是多党并存，只是因联合而执行一个统一的政纲。第二在经济上是容纳混合的方式。有些是私人资本，有些是国家资本，有些是合作经营。至于土地则实行合理的再分配。我以为如果把这几类当作原则，这都是中国今后所当取法的，尤其我所赞成的是学术自由纯采西洋文化的传统的自由空气。”
张东荪在文章的最后声明他不愿争论下去，他认为一个书生来谈政治，最好还是态度要斩钉截铁的光明，固然不要顾忌，却亦不要投机。他希望大家能求同存异。
张东荪的文章之后，《观察》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正面交锋似乎已经平息，但并没有结束。后又发表了当时远在美国的郭叔壬的《宪政和中国文化》一文。这篇文章虽然不是以论战的方式参与论争，但所发的议论是由论战本身引起的。这篇文章在论战中似乎有点总结的味道，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观察》编者的某一倾响。
郭叔壬认为，宪政政治是一种生活情态，生活情态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体，所以宪政初行之际，不宜陈义过高，只要我们能有这个制度，则总胜过我们没有这个制度。如果大家能够脚踏实地，就问题的本身想解决问题的方法，则假以时日，这个制度终有一天会为大多数国民所接受的。而且宪政的推行，我们不能期望成功于旦夕，更不能因为有人把持，便根本怀疑这个制度的本身，而放弃推行这个制度的努力。认真讲，我们必须把这个制度的理想，贯注于我们人民的实际生活，濡染浸淫，使这个制度能够变成我们文化的一部分，纵有错误，我们可以不断地修改，时间一长，自然有水乳交融的一天。不难看出，这是一个从长远文化建设着眼的理想主义者的回答，作为一种文化预设，这种思路是富有远见和实事求是的，时间越长，越能见出这种思想的可贵之处。
《观察》关于中国出路的争论最后以1948年4月10日樊弘在第4卷第7期上的一篇名为《只有两条路》的文章而结束。
樊弘认为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人道上、哲学上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反动的路，一条是革命的路。“反动的路，是把政权放在剥削者阶级手内，但以剥削者阶级自动的放弃他们的政权，或自动的限制他们自己的剥削，可以增进人民的福利。耶稣、孔子和今日的教授者们倡导的第三条路便是这一条路。”
樊弘说：“革命的路，是把社会上被剥削的阶层联合起来，向剥削者阶层以和平的或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根绝或限制剥削者剥削的权利，以保障被剥削者的生命、健康与自由。”由此樊弘认为中国只有两条路，没有第三条路。樊弘在这场争论中给人的印象是他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身份出现，而缺少纯粹知识分子从长远考虑文化建设的目光，所以他的多数观点都是着眼于眼前的现实，他甚至主张不惜以“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这就与知识分子的功能相去甚远了。
自樊弘文章之后，《观察》没有再继续争论这个问题，但关于这场争论的余波还在持续。1948年7月张东荪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作为“观察丛书”之一出版。在本书中他明确而系统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的观点在往日《观察》文章中多有表述，给人印象深的还是他一贯主张的“以增产而求平均”反对“以再分配而求平均”的主张，另外，他反对暴力革命，认为“历史上的革命几乎无一不是牺牲太大而代价不足偿其十分之一”。
张东荪在中国社会将要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刻所贡献出的理性思考，在近半个多世纪以后，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关于这场讨论，当时的《世纪评论》、《时与文》及新创刊的《新路》等刊物都有文章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