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在1947～1948年所开展的关于“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的讨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次讨论虽然是在《观察》没有任何号召，没有组织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在断断续续发表的有关“自由主义”在中国命运的文章，确也造成了一定声势。这次讨论，是在国共冲突日趋激烈的时刻，一群以国家和民众利益为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客观公正的良知发出的最后呼吁。这次和几乎同时发生的关于“中国的出路问题”及关于“内战”的讨论，都充分显示了40年代末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深远的历史眼光。
由于这几次讨论在以往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没有给予足够重视，或者即使偶有提及，多数也对这些讨论做了否定性的评价。①
关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有的人称为“自由思想分子”，“自由主义分子”和“自由分子”等等。《观察》对此一直比较留意。在创刊不久的第7期上，就发表过萧公权的论文《说民主》。萧公权阐释民主概念时，对自由主义的历史进行了考察。②随后不久发表的邹文海的《民主政治与自由》一文，也对自由主义的含义和真谛进行了分析，并回答了一些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当时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各有各的侧重。③
如果仔细追溯在《观察》上展开这场讨论的源头，可以找到储安平在1947年第2卷第2期上发表的《中国的政局》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储安平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地位，承担的责任等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文章发表后，当时远在美国的陈衡哲给储安平写了一封信，在信中，陈衡哲详细谈了他自己对于“自由思想分子”的理解和评价。
陈衡哲认为，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对于当时许多人希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联合组党来参予国家事务的呼声，陈衡哲很不以为然。她认为，问题在于政党既然必须借重权力方能发挥力量，那么自由知识分子组党，则也必须借重权力，用利害来维系它，而这种做法与中国自由思想分子的传统精神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她觉得，政党这条路是不易走通的，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因此自由思想分子的力量也不能以组织政党来发挥。
那么自由思想分子究竟该如何生长呢？陈衡哲以西方的文化尺度来衡量自由思想分子，她得出结论：“（一）略等于英国的反对党，而缺少组织。（二）略等于英国及美国的新英伦区域的知识分子，立于文化道德及思想的领导地位。（三）略等于欧美的教士，立于道德的领袖地位，但缺少维持生活的薪资。”
通过以上的比较，陈衡哲认为自由思想分子在中国的目标，不妨是看向英国的政党，但这又“远水不救近火”，所以自由思想分子在目前的使命还在于思想道德方面，以精神上的领袖为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陈衡哲希望国内的自由思想分子，纠正好人不管闲事的恶俗，培养“雅量”与“大我”的人生观，并造成稳重清洁的舆论环境，使主持公道的人，可以得到社会上道德力量的支持。①
《观察》在1947～1948年间集中刊发大量有关“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文章，有两个原因。
首先是当时中国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值壮年。在抗战胜利以后，斗志正在旺盛时期，尤其是宪政和民主的思想深入大部分知识分子心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力量的不断壮大，已成为在国共政治势力之外的主要力量。
第二个原因是国际势力。特别是美国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未来的成长所给予的厚望，可能也在精神上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获得了鼓舞，特别是马歇尔在离华前发表的声明中曾预言：“此种问题之解决，自余视之，须使政府中及各小群之自由分子获得领导权，此种人物颇为优秀，惟无政治权力以运用其控制力量。”②
马歇尔在调停宣告失败以后，对当时自由主义分子的分析，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特别是他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中国政治中所应当占的地位寄于厚望，有相当的远见。但马歇尔毕竟是西方政治家，在国共调停时刻，他基本上是以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来推断双方的政治态度，这就注定了他的调停不可能成功。就在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不久，杨人楩在《观察》上发表了《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成为这次《观察》论争的主要文章，其后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的争论，多数是围绕这篇文章展开的。
杨人楩首先从自由主义本身作为一种和政治生活有关的态度，分析了它在近代的演变过程。他肯定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要求自由，而“自由”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而是人类生活所必须的条件，人类对于自由的追求，依时地而不同。自由是促成人类进步的动力，进步需要创造，所以自由具有创造性。他认为自由主义是不满现状的，要改变现状以求进步，所以自由主义者常常是政治上的反对派。自由主义含有消灭暴力的道德使命。
杨人楩还认为，自由主义是世界性的，可以深入任何一个国家，当然也可以深入中国，显然是针对那种认为自由主义不合国情的论调而言的。杨人楩甚至认为五四运动就是自由主义的运动，而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进步分子事实上就是自由主义者，至少是与自由主义的精神相吻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