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人楩通过对西方自由主义精神的考察，认为在目前现状下，只有“停止内战以安定人民生活，重人权崇法制以奠定民主政治，反复古风尚，宽容以提高文化水准，”才是真正自由主义的生活态度。
那么谁是今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呢？杨人楩肯定地说，惟有不满于现状而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才是，这种知识分子就是共产党所谓的“小市民”和“小资产阶级”。他认为，抗战以来的艰苦生活，使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劳苦大众没有什么距离，并能和他们打成一片，这些穷苦的知识分子，是能够代表人民的，并能根据人民的要求而提出进步的要求。他说：“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为数并不少，只是不曾构成一个有力的组织而已。”
杨人楩认为自由主义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格格不入的，国民党及共产党都是与自由主义者对立的，“共产党则根本否认自由，其干涉之严密更有甚于国民党。”①这与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中的分析评价一致。
对于自由主义，惟有掌握政权才能发挥作用的看法，杨人楩与陈衡哲的看法无异，他也认为：“在野亦能同样起作用。”
杨人楩和陈衡哲一样，作为熟悉世界历史的史学家，在讨论关于“自由主义向何处去”时，非常明显地以西方自由主义的发展作为参照。在回答“自由主义向何处去”这一问题时，杨人楩以非常坚定自信的口吻提醒：“即使不愿接受自由主义，也不宜消灭自由主义。第一，要消灭自由主义必须用暴力，凭借暴力的政权即可遭遇到凭借暴力的抵抗；自由主义是弃绝暴力的，惟有保全自由主义的精神，始可防止暴力。第二，自由主义之被消灭只是暂时的，使用暴力亦不足以保持静态，不如容许反静态的力量而使其能在动态中求进步。第三，自由主义之消灭虽只是暂时的，但此一暂时的打击可能阻遏民族文化的进步。第四，民族创造力因自由主义之暂时消灭而消灭，则人民将无力量阻遏可能发生的灾难，则更无力来恢复灾难以后所应有的民族自信。”对于当政者来说，自由主义可能是感觉头痛的东西，然而为着保全促进民族文化，为着消灭暴力，稍有眼光的执政者，必须忍受着这一点点头痛，而允许自由主义存在。
杨人楩《关于自由主义往何处去》发表后，又在《观察》上写了《关于中共往何处去》，本文是他发表《国民党往何处去》之后，写给储安平的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杨人楩重申了他对自由主义的理解，特别是目前对中共应采取的态度。杨人楩认为，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原是有距离的，自由主义者彼此见解不同，因而距离的长度也有不同。自由主义所以反共，并不一定基于个人的恩怨与好恶，而是由于一种独立的认识。任何政治上的主张与理论，无法使每一个人都接受，必然会有与之对立或相反的主张与理论发生。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对立的，它就是在这种对立中显示其存在价值，它并不要消灭共产主义。
杨人楩的文章主要是针对中共在内战中所承担的责任。他认为：“自由主义者是无法赞同内战的，假使他不能阻止内战，至少不应助长内战。”①
杨人楩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李孝友即以《读〈关于中共往何处去〉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一文回应。
李孝友基本不赞成杨人楩的观点，他认为杨文认为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之间的对立与距离并不是不存在缩短的可能。李孝友历数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简略历史后，倾向于认为，杨文所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道路，未免脱离中国实际和现世空间。李孝友说：“如果脱离中国空间与时间的背景，未能深刻了解中国的社会，而欲论列中国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与使命，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李孝友指出，目前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正遭双重的苦恼。一方面受全世界两大潮流“自由”与“平等”的激荡，一方面又有中国特殊的国情。他认为，历史交予中国自由主义者的课题有二，一是摧毁封建社会，二是使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完美的发展。就自由主义与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来看，这两个课题中的前一个工作，自由主义与共产党并非格格不入，但后一个工作两者见解悬殊，各异其趣。李孝友认为杨文所谓自由主义者与共产党不能妥协，似乎言之过早。他认为，促成中共造成承认异己尊重异己的民主风度，与发扬个性冲淡党性的温和气氛是可能的。但必须是在真正的和平到来以后，他的根据是：“大半出身于中产阶级的中共，我相信他们会接受自由主义者善意的批评，每一个自由主义者应当有这种希望，同时也应当有这种信心。”①
不过李孝友在文章中对内战问题的看法与杨人楩并无差异，他也期望中共能够回到政协道路上来，不到最后绝望关头，不诉诸武力。
李孝友文章之后，早年曾是中共党员的施复亮也在《观察》上发表了《论自由议者的道路》参加论战。
施复亮没有批评杨人楩及与其自由主义者的意见，而是集中阐发自己对于中国前途的看法和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他是主张走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的。
施复亮认为，假如中国当前政治斗争的结果，只有两种可能的前途：不是殖民地化的法西斯的前途，便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途，那么自由主义者只有选择后一个前途而不能有所迟疑。可是从当前的国内外形势看，上述第一个前途绝无实现的机会，第二个前途也还很少有实现的可能。他说“在最近的将来所能实现的前途，恐怕还只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新资本主义的经济。”②对这条道路的实现，施复亮认为自由主义者应负极大的责任。然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没有被施复亮言中，他认为不可能的那个前途，恰恰在很快就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