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复亮本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是，自由主义若必须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承认自己是广大人民中间的一部分或一分子，以广大人民的利害为自己的利害，以广大人民的要求为自己的要求。这大概是针对当时自由主义者过分看重个人自由而言的。他还说：“自由主义者在国民党统治下应当努力争取自由’，在共产党统治下也要有勇气争‘自由’；但他争取的应当是多数人的自由，不应当是少数人的自由。只有这样，‘自由主义者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道路。”①施复亮毕竟是曾直接参加过政治活动的人，对政治的运作有切身的体会，所以他在文章中，对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过分高估知识和理性的力量有委婉的批评，认为这是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屡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政治的矛盾是“力量强弱之争”，谁有力量，谁在政治上就有发言权。施复亮在对国共的评价上，有自己独特的观点，他认为国民党不等于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也不等于苏联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所以不能完全用欧美的眼光来评价这两个党，无论好坏都应当根据目前的事实。与李孝友的观点一致，他也认为只有在内战彻底停止，和平真正到来以后，才会有真正的民主。他“希望国民党统治区域实现真正的民主固然是一种空想，要在中共统治区域内实现广泛的民主恐怕也是一种奢望。”施复亮认为决定中国前途的力量，不仅是国共，还有自由主义者和国共两党以外的广大人民。他在文章的最后对自由主义的前途给予了这样的评价：“自由主义者，可能不是革命者，但必然是民主主义者。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必然有待自由主义者的努力。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自由批评‘异见’同时充分尊重‘异见’。只有自由主义者，才能始终坚持民主精神来从事民主运动，解决政治问题。自由主义者的这种努力，在个人方面也许要归于失败，但在民主政治的促进上决不会失败，尤其在民主政治的教育上更不会失败。”②这确是对自由主义精神的深刻理解。
在施复亮文章发表之前，《观察》在它的《观察·文摘》专栏中转载过朱光潜为《独立评论》写的一篇社论，题为《自由分子与民主政治》。
朱光潜与杨人楩、陈衡哲、储安平等人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基本一致。他认为，自由主义不属于一个政党，只保持一个中立的超然的态度。他说：“他不参加一个政党，有时因为他要专心致志于他的特殊职业，没有工夫也没有兴趣去做党的活动；有时也因为他觉得有党就有约束，妨碍它的思想与行动自由，而且他也看到在党与党的纷争中，一部分人如果能保持一个中立超然的态度，那对于国家社会有健康的影响。”①朱光潜认为，既然为自由知识分子，就不应该有组织，因为有组织就得遵守共同的信仰和纪律，因而难免“党同伐异”“阿其所好”，这与自由分子的精神是背离的。他认为，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应当仇视自由分子，因为自由分子如觉得某一党某一问题是正确的，值得同情的，那自由分子肯定会成为它的朋友。因为自由分子是站在全体人民福利一边，是以公正的态度为民谋福利的。他说：“自由分子是政党的清化剂”，是在野党与在朝党冲突的一种缓冲。”自由主义者是国家至上的，决不会以党派利益而妨害国家利益。
朱光潜对自由分子在中国的地位的评价是：处在夹缝中，左右做人难。他说：“在朝党嫌它太左，在野党嫌它太右。”都以为它是眼中钉，恨不得拔去。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我难说在三十年乃至五十年的未来，中国真正的民意还要藉社会上少数优秀的自由分子去形成，去表现。假使这一部分人被逼得终归于没落，民主政治的前途恐怕更渺茫。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值得各方人士郑重考虑一番。”
《观察》的这场讨论持续了近两年多的时间，从《观察》创刊到被国民党查封，这个讨论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杨人楩文章发表以后，还曾有潘光旦就当时刚刚开过的世界自由主义大会发表的《自由宣言》写的一篇长文《读〈自由主义宣言〉》。文章侧重于从本意上阐释自由主义的原则和基本精神。②接着郑慎山发表了《释LIBERAL·LIBERLISM》，从“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概念上阐明自己的理解，并对张东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一文中所始用的概念谈了不同意见。随后张东荪又以读者来信的方式，发表了不同意见。①这两篇文章着重谈了对于“自由”和“自由主义”概念的来历和在西方的基本含义，没有过多涉及当时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地位及出路。②在这次《观察》的争论中，张东荪写了许多文章。首先他认为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今天已成为过去。张东荪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与他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评价有关。在40年代，张东荪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评价是首先看到了它没落的一面，他认为“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正要推车撞壁之时”。张东荪当时过于看重资本主义国内的贫富不均，对外的愈趋于侵略。他在自由与平等之外，引进了生产的概念。当时张东荪特别推崇苏联的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救命汤。”他说：“用计划经济以增加生产遂使社会主义站得住，这乃是苏联对于人类的一个无上贡献。”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