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我们对于严重警告的答复。通知中还有一点，完全是出于政府的误会，我们应当在此声明。本刊的编辑及发行工作，都在北平。但以目前交通不便，邮运很难，为节省物力起见，为减轻读者的担负起见，所以我们在上海印航空版，由北平打好纸型，在上海印刷一部分，供给南方本刊读者的需要。我们这种做法，一可以节省航空公司的吨位，二可以使本刊在南方售价，不致高于北方，因而可以节省本刊读者的费用。这种办法，有百利而无一弊，现在不但本刊有这种办法，同业中采取这种办法的，也有好几家。假如政府是爱护舆论的，我们看不出政府对于这种办法，有何反对的理由。我们要问政府的，就是在另一地加印航空版，是否即算是另在他地出版发行。如此种行为，并等于另在他地出版发行，则内政部要我们在上海停止刊行，便等于无的放矢。如政府以为加印航空版，即等于另在他地出版发行，则请政府立即允许我们在上海出版发行。北平与上海，都是中华民国的版图，我们看不出一个刊物，为什么可以在北平发行而不能在上海发行的理由。
最后，我们愿意借本刊第二卷开始刊行的时候，重申我们在发刊词中已经表示过的态度如下：
“我们愿意在本刊中，提高讨论的水准，以理论应付理论，以事实反驳事实，以科学方法，攻击盲从偏见。但是我们这一班人，都不以骂人见长，所以凡是以谩骂来对付我们的，我们只有藏拙，不与计较。同时我们这一班人，也以刚毅自矢，凡想以武力来压迫我们，要我们改变主张的，我们也决不低头就范”。
20世纪40年代末，较能集中反映当时大学教授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认识的言论，以《新路》最有代表性。这本杂志和它所属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在以往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中，基本给予了否定性的评价，但从学术的角度观察，当时这些教授对中国社会问题的看法并非没有道理，作为一种学术来评价，可能他们当年的建议对中国的发展更有参考作用。
《新路》能在那样的时代里很快出版，就与钱昌照有关。钱昌照晚年回忆说：“有一次我到北平，在清华大学住了两天，一天在吴景超家，一天在刘大中家。朋友们聚在一起，谈到想办一个杂志，批评时政，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批评。杂志的名字，就叫《新路》，是我提的。我们还决定在北平找所较大的房子，买些参考书籍，在北平的朋友可以在那里讨论问题；从南方来的朋友可以住在那里。后来我们看中了一所房子，就在东直门大街。”①
筹办《新路》周刊的同时，他们又商定筹设一个机构叫“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其性质类似英国的费边社。1948年2月1日，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简称“社经会”）在北平正式成立，会员50多人，绝大部分是文化人，只个别的人是资本家。成立会上选出理事11人：王崇植、吴景超、周炳琳、孙越崎、陶孟和、楼邦彦、刘大中、潘光旦、钱昌照、钱端升和萧乾。监事三人：邵力子、吴蕴初和童冠贤。社经会的惟一活动是出版《新路》周刊。社经会和办刊物的经费是钱昌照筹的，资委会出了些钱，宋子文也出了些钱，但宋并不知道办刊物的事。《新路》的班子是：周炳琳总负责，经济编辑是刘大中，政治编辑是钱端升和楼邦彦，文艺编辑是萧乾。刊物专辟一栏，赞成和反对马列宁主义的文章同时发表。《新路》1948年5月15日在北平开始出版，它一面骂蒋介石和国民党，一面对共产主义抱怀疑态度，因此受到左右两方面的攻击。香港方面的保守和进步舆论都对它不满。而蒋介石则横施压力，先是严重警告，12月30日国民党政府社会部又勒令其停刊。
钱昌照曾说“1949年我来到北平，周恩来对我提起这件事。他说：那时《新路》这个刊物的论调冲淡了共产党的宣传，所以要组织力量去批判。如果是早三年办这个刊物，应该算是进步的，到现在办也还可以，就是那个时候办不适宜。”
《胡适的日记》1948年1月24日记载：“吴景超来谈。他说，钱昌照拿出钱来，请他们办一个刊物。要吴半思主编，景超任社会，刘大中任经济，钱端升任政治，萧乾任文艺。”②
钱昌照这样回忆：“我在辞职后出国前的一个阶段里，在北平创办了一份走中间路线的刊物《新路》，由周炳琳、吴景超等执笔。因社论中多次抨击蒋介石独裁误国，一度被社会局勒令停刊，复刊后的社论指责蒋介石更为严厉。后该刊终于在各方压力下宣布停刊。办了这个刊物，进步人士乃至共产党人指责它阻挠革命，而国民党方面认为是反‘革命’言论。蒋介石得知是我办的，更是怒不可遏。他对陈布雷说：‘钱昌照是叛徒！’陈布雷找了我秘谈，劝我早点出国。”
《观察》将要被国民党查封的时候，《新路》才创刊。参与《新路》的几个主要人物，除刘大中去了台湾以外，留下的吴景超、钱端升、萧乾全都成了右派。《新路》在1948年的出现，足以证明当时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力量和热情，也表达了这些知识分子希望把国家引上民主宪政之路的良好愿望，当时民主和宪政的思想在20世纪40年代已深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不过这种思想的过分早熟使得信奉这种理想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成了一种孤独的政治势力，中国经济的贫困和文化的落后使多数人视眼前的生计为第一利益，而放弃了对更高理想的追求，这也就是为什么从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凡是最终成功者都是以追求眼前利益的实现为基本目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