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本人没有给《新路》写过文章，但《观察》对于《新路》的创办是有反映的，在《观察》第4卷第4期上曾有一封读者来信，对《新路》的创刊给予充分的肯定：
编者先生：本月一日北平成立了一个新的团体，定名为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同时公布三十二条工作纲领，计分为政治主张，外交主张，经济主张，社会及其他主张四个部分。此会领导的人颇多知名之士，包括实业界教育界中坚分子，于是社会上便发生种种的传说，说这是中国“新第三方面”者有之，说此会是司徒雷登所支持者有之。它已相当引起人们的注视。
关于这个会的一切详细情形，固然尚有待今后报道，不过它的性质及主张目标，大体上已经可以看出来了。我以为这个会并非政治团体，更非政党，所以说它是“新第三方面”，似乎离题尚远，可是说它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社会团体，恐怕也非事实。或者说它是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一个新社会团体，似乎近于事实些。
在现在这种沉闷、各阶层有心人都在追求新出路的时候，只要有人肯出来向革新的方向努力，不论用什么方式，我个人一概赞成。因为再长此窒息下去，人们精神的痛苦超过物质的痛苦，的确是国家的最大危机。所以由比较有社会地位的人士，先站出来拿出鲜明的主张，号召更多的民众，使政治上的空气流通流通，客观上大有必要。同时，我个人一向很恭维英国的费边社同工党的关系，可惜中国还没有一个费边社，学术界的朋友们是有其责任的……
与《观察》比较起来，《新路》显得更专业化一些，尤其偏重于经济和社会问题，但这两个刊物除了内在精神上有相近的一面外，在刊物形式本身上也有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作为专业性较强的时评刊物，两家都设有专门发表文艺作品的专栏，这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增加刊物可读性考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整体的文化修养，因为给这两个刊物撰稿的许多人都对文学艺术抱有浓厚兴趣。
在《观察》“文学·艺术·音乐·戏剧”专栏中发表文章的作者，都是学有专长的大学教授，而且其中有些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这两本周刊带有浓厚的文人气息，同时在办刊宗旨上也几乎完全是以欧美自由主义的价值标准为基本规范的。下面是《新路》的发刊词：
我们这个刊物，是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是本年三月一日正式成立的，在三月二日的会员大会中，对于中国的政治、外交、经济，社会各问题，曾通过主张三十二条。（见本刊本期附录）
这三十二条主张，表示我们一批朋友对于几个重要问题的基本看法。我们所以作这种主张的理论根据，以及实现这些主张的办法，乃是本刊以后所要讨论的。
在此，我们要郑重声明的一点，就是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并非一个政党的组织，所以这三十二条也并非党纲。在一个天下不归于杨、则归于墨的社会里，一个团体，对于社会上许多重要的问题，有所主张，而又声明其组织并非政党，自然会引起许多人的怀疑。但是在宪政的社会里，这是一件极其普通的事。有人统计，在华盛顿想以他们的主张来影响国会的团体，起码有五百个，但是他们确乎是无党无派，并不附属于任何政党，那一个政党的办法，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他们就同情于那一个政党。这是在宪政之下，一般公民对于政党所应采取的态度。我们以为：在真正的宪政之下，政党的组织与活动，是必要的，但是从事政党的活动，是一种专门的工作，不必每一个人都要参加，正如每一个人不必都去当医生，作律师一样。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国家的一个公民，对于每一问题，自然有我们的看法。把这种看法公开的说出来，是做公民的义务，也是做公民的权利。在我国将来真正实行宪政的时候，任何人的选举票、前途究属投那一党候选员，就要看那一党采纳了他的看法。所以一个团体，把自己的主张说出来，同时又说明自己不是政党，实在是极为自然，极为合理的一种举动。
其次，我们要说明的，就是我们所提出的三十二点，乃是我们以后讨论中国各种问题的出发点，但不能看作我们大家所有意见的最后结晶。把我们的主张先写出来，以后的讨论才有所附丽，才不致空谈无补，才不致漫无边际。我们承认：社会是时刻在变动的，因而适应这些变动的主张与办法，也不能固执不变。只有顽固的卫道士，以及偏执的宗教徒，才会死守他们的陈说与教条。我们对于目前的重要问题，一定要去虚心研究，想从事实中求得结论，而且还要不断的从新的事实中，来试验我们所作结论的正确性。我们自己不敢说是看到真理的全面，因而并不摆出包办真理的面孔，凡是我们所提出的理论与事实，假如别人能以相反的理论与事实来批评我们的，我们都愿意诚恳的、虚怀的与他商讨。有人认为：思维矛盾的揭露，以及对立意见的冲突，是发现社会真理的最好方法。这是对的。我们愿意在本刊中，提高讨论的水准，以理论应付理论，以事实反驳事实，以科学方法，攻击盲从偏见。但是我们这一班人，都不以骂人见长，所以凡是以骂来对付我们的，我们只有藏拙，不与计较。同时我们这一班人，也以刚毅自矢，凡想以武力来压迫我们，要我们改变主张的，我们也决不低头就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