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主张蒋到西安，亲自向东北军、西安部队官兵讲话。蒋同意。张学良一回到西安，就发电报向毛泽东告知谈话经过。根据张国焘的说法，张学良没有提到计划劫持蒋委员长，但是11月初，少帅在西安曾告诉毛的密使叶剑英说：他打算“发动兵变”。毛只简单回答：“好极了。”①
① 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478-479; 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台北：东华图书公司，1995），cited by Chang（张戎）and Haliday, Mao, pp.181-182.
三
孔祥熙提醒蒋西安之行太危险，但委员长反而更执意要去。他过去深入敌营总能化险为宜，更因无惧无畏而声望高涨。因此，他在大批高级官员、奉化护卫子弟，及20名士兵的陪同下，飞往西安。
同时，周恩来和斯大林的代表潘汉年秘密由上海到南京，继续谈判抗日统一战线事宜①。委员长前往西安后不久，周恩来告诉张群和陈立夫，中共已同意国民党对抗日统一战线所要求的大部分条件，譬如废除红军的名义和徽章、部队接受政府军事委员会的调遣、停止没收地主财产、允许成立民主政府。唯一的歧异在于共军的人数；此时，国民党谈判代表同意共军在新名义下、等候纳入中央军之前，可以有3万兵员，不是先前的3000。周立刻接受这个比较实际的数字②。这次没有提到毛、朱德等必须出国的要求。根据陈立夫的回忆录和蒋介石1957年的书，双方“实际上就所有问题”达成共识③。
①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119-120.
② T.V.Soong Papers, box 60, folder 3. 1950年代末期，宋子文把他在西安事变时期的日记及其他私人文件交给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他要求这些文件必须等到宋美龄去世后才能公开。宋子文可能比其他参与事变经过、日后又撰文谈论它的人士，在文化上、政治上更倾向重视历史的客观性。1936年12月，周恩来和宋子文交涉释放蒋时，透露双方在南京谈判时协商好的部队人数。蒋在1957年发表的《苏俄在中国》（p.73）提到，国共协商好：中共要“废除红军”，不是只取消名义；但是共产国际档案显示双方交涉的是新的共军应有多少兵力。蒋在同书（p.81）又提到了中共的四点要求，可是他旋即提到他在1937年秋天谈判时，要求毛泽东等人出国的条件。
③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119-120, Chiang Kai-shek（蒋介石），Soviet Russia in China, p.73.
根据这些模糊且易操弄的条件，双方起草正式组成联合阵线的共同声明，等候蒋、毛核可。即使尚待最后核可，但是若没有双方首脑事先的同意，谈判代表也不会同意这些条件。周恩来在回去向毛报告的途中短暂逗留西安，但他显然没见到张学良，告诉他有此一草约的事。或许，双方协议好要保密到由领导人正式核可后才得公开。张群陪着周恩来到西安，毫无疑问地向蒋报告了此事，蒋显然也原则上同意这些最终条件①。多年之后，蒋说协议只待他回到南京“正式批示”就可生效②。
①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p.119-120.
② Chiang Kai-shek（蒋介石），Soviet Russia in China pp.73,81.
如果蒋告诉张学良这个十分重要的消息，张可能就会放弃劫持计划。可是，蒋是个守口如瓶的人，对部属要求完全的服从，不会去说明解释。因此他很可能决定，除非毛泽东签字的正式同意已到手，相关的中苏军事协定最后条件也揭明，否则他不会告诉张学良国共已有此一“共识”。在双方正式同意结束内战之前，蒋不希望与共军殊死之意志已够消沉的陕西部队，士气再更低落。也可能，不管毛对草约做何种决定，蒋都无意停止军事攻势。不过，有鉴于短期内俄国军援对中国的重要性、斯大林派代表出席协调草约的签订，加上毛若遇到全面攻击会逃入苏联的可能性，蒋对联合抗日应该是十分认真的。
飞机降落西安机场后，蒋住到城外10英里的温泉胜地临潼华清池。华清池是位于乡间的宫廷宅邸，里面有多座附专属温泉池的独立小屋。蒋在此个别召见东北军和陕西部队的高级将领，告诉他们（和对张学良讲的话一样），长久的剿匪作战已到了（最后五分钟）。
12月9日，西安飘起小雪。当天上午，警察对一群要到华清池围堵蒋委员长的学生开枪，造成若干人死伤。张学良赶到现场，告诉学生他可代表大家与总司令对质。当他到华清池告诉蒋发生了什么事时，蒋大发脾气，质问他：“你究竟站在哪一边？”根据少帅的说法，蒋表示他不怕学生，“让他们来，我可以用机关枪杀了他们。”这番训话（若是属实）使承受着计划劫持领袖压力的张十分激动。他躲进洗手间克制自己的情绪①。
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39, pp.25-1901.
蒋预定12月12日离开西安。当天黎明，一群张学良的护卫队进击温泉胜地。蒋在他的小屋里听到枪声大作，一名军官冲进来报告：戴毛皮帽的士兵们——东北军的标准配备——正在攻击华清池。这位军官敦促委员长逃到华清池后头的山里。还穿着睡衣的蒋爬出窗户，在一名卫士、一名副官的陪同下朝荒山奔逃。
一堵高墙逼近眼前。3人爬了过去，沿著一条宽敞的乾沟跑。突然间，蒋失去平衡跌了一跤，摔伤了背，假牙也掉了。此时他们遇上几个同伴，大伙躲进位于积雪山顶的一处洞穴里。次日早晨，张学良部队找到一名又冷又饿、赤脚，睡衣外只披了一件长袍的逃犯。他告诉追兵：“我是委员长。杀了我，别侮辱我。”①带队的军官说：“我们不会杀你。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抗日。”②
① 蒋中正，《西安半月记》，（上海：中华书局，1937）pp.58-63。
② Brian Crozier（柯如齐），The Man Who Lost China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76), pp.182-183.
士兵们把蒋送到西安的省政府办公室，杨虎城的部下负责监管他。过了一会儿，张学良进入房间，立正，称他为总司令。蒋质问：“你还喊我总司令？如果你还承认我是你的长官，你就应该送我到洛阳，否者你就是叛徒。既然我落到叛徒手中，你最好枪毙我。我们没什么好说的！”①张学良回答说：“你就是被坏脾气害了。”②
① 蒋中正，《西安半月记》，（上海：中华书局，1937）pp.54-55。
② Earl Albert Selle, Donald of China (New York: Harper Brothers), p.324.
兵变消息当天上午就传到上海，但没人晓得委员长是生是死。孔祥熙告诉宋美龄，她立刻派人去找张学良和孙中山的老朋友、曾任《纽约前锋报》记者的端纳。三人一起飞往南京。南京政府已经收到张、杨电报，证实委员长被他们挟持。张、杨表示他们“含泪”向委员长说明他们这么做的苦衷，但“一再被他责骂”。他们俩旋即提出8项“救国主张”，希望南京政府采纳，“为未来开启生机”①。这8项主张包括：成立“救国政府”、立刻停止内战、赦免及释放所有的政治犯、保障政治自由等。国民党中执会和中政会推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何应钦代理总司令。何下令立刻准备出兵讨伐西安，并且派了一团陕西省部队去占领潼关。何亦发电报个人在意大利的汪精卫，要求他尽快回国。中央军开始朝西安前进②。
① Furuya（古屋奎二），Chiang Kai-shek, p.15.
② Michael Gibson, "Chiang Kai-shek's Central Army, 1924-1938," Ph.D.diss.,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85, pp.3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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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上张、杨发动西安事变的报导
全国民众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普遍同情蒋。“深刻的愤怒和忧虑”席卷全国。一般人认为，两个有野心、专制的军阀粉碎了国家的希望，恐再掀起新一波的血腥内战。据说全国军民为此哭泣，文盲急託识字的人告诉他们最新的消息①。各军阀对此反应不一。有些人，如冯玉祥，呼吁张、杨快快释放委员长；也有些人，如李宗仁、白崇喜，则暗地里支持张学良。
① Crozier（柯如齐），Man Who Lost China, pp.184-185.
军事行动令莫斯科更加迫切地盯住危机的发展，但蒋夫人担心调兵太过挑衅，力主节制；接下来的会议意见纷杂。蒋夫人决定自己找出“迅速、平静、不流血”的解决办法，甚至表示在西安的事变策划者说不定有“合理的诉求”。她派端纳飞往西安，并宣布她本人稍后也会赶到①。同一天，陈立夫用中共特务〈共产国 际代表〉潘汉年的密码，直接传讯给共产国际警告说，若是委员长有了三长两短，「中国抗日将群龙 无首，这将对苏联不利。」
① T.V.Soong Papers, box 10, folder 3, pp.4-10. 蒋夫人的回忆录强调、也可能夸大了她的角色，可是我认为它精确地记下了她的想法和行动。他没说张学良或许有“合理的冤屈”，又抨击何应钦，似乎证明她的坦率。
张学良派兵到临潼之前，已发电通报毛泽东他即将行动。毛告诉他的秘书：“早上就会有好消息了。”次日中午，报务员冲进毛泽东的窑洞，递交来自张学良的急电。中共领导人鱼贯进入毛简陋原始的总部聆听消息。毛向大家宣读电文，现场欢声雷动。朱德、张国焘等人想立刻把蒋及同行的国民党将领处死。毛“狂笑”，也如此希望。即令如此，他还是立刻征询莫斯科的指示，提议把蒋交给“人民”公审。随后，毛拍发贺电给少帅，恭维他是“国家抗日领袖”，赞扬他“惊天动地的举动”，表示和蒋达成妥协根本不可能，暗示他应“坚决地”对付蒋①。
① 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479-482；周恩来1937年12月17日致毛泽东的电报，收在《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p.213。
蒋被劫持的消息几个小时后就传到莫斯科，但斯大林不像毛泽东，他笑不出来，反而立刻看出来此事会给苏联招惹灾祸。次日，共产国际收到陈立夫的信息，很可能也获悉何应钦下令中央军（应该是精锐部队）往西安移动，并促请汪精卫兼程回国。眼前委员长被杀，何、汪共组亲日政府的可能性大增。斯大林急电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表示苏联不赞成这桩“阴谋”——认为这是由日本人在幕后策动的。他命令毛和蒋进行友好谈话，找出和平解决的方法，并释放这位国民党领袖①。接到斯大林的命令之后，毛、周、朱于12月15日同意通电全国，宣布中共主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任何贸然动作“只会如日本人的意”②。
① 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482-483.
② Han Suyin（韩素音），Elder Son: Zhou En-la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4), p.152.
斯大林认为，如果他和毛能被外界认为斡旋有功、促成蒋介石的释放，可能有助于促成国、共及共产国际的抗日统一战线。斯大林晓得他手上还有一张王牌。蒋介石的儿子经国与他的俄国太太和小男婴住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供职于一家大型工厂，而且凑巧再过几天就要正式成为苏联共产党党员。下令即刻暂停蒋经国入党作业的人，很可能就是斯大林本人，并传令小蒋立刻到莫斯科报到①。斯大林显然还发电给周恩来，要他在和蒋介石的谈话鸿提到接受联合抗日政府的好处之一，即他那任性的儿子可能可以回到中国②。
① Cheloviek meniyaet kozhu, ili zhizn I nieobichainiye prevashchieniya giospodina Dzian Dzingo (The Man Changes the Skin, or the Life and Extraordinary Metamorphoses of Mr.Ching-kuo), Russian Tele-Radio TV documentary produced by Samariy Zelikin, 1994.
② Han Suyin（韩素音），Eldest Son, p.154.
危机升高之际，两天前才离开西安的周恩来，又从中共根据地坐驴子前往延安（仍由杨虎城部队占领），再搭机回到西安。据说，他一见到少帅，就告诉他“不能动（委员长）一根汗毛”①。和张学良交涉反蒋秘约的周恩来，现在反过来告诉他，中国迫切需要蒋介石的领导②。他说，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求委员长继续领导中国③。周告诉少帅他应设法说服蒋，在原则上同意抗日统一战线，接着就只能释放蒋，期待他信守诺言④。从一开始，周就明白，蒋不会签署任何文件或采取任何行动以换取获释，但是有可能同意抗日统一战线的大原则，尤其是周和张群几天前才讲好的条件，蒋、毛必定都已暂时同意了。
① 同上注，p.153。他是否确实用这样的字眼，并不确定，但是讯息很清楚。
②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umbia interviews, vol.39, pp.25-1928.
③ 同上注。
④ Zhang Guotao（张国焘），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479-487.
这下子整件事适得其反，少帅晓得自己纰漏捅大了。他现在的目标是尽可能争取释放蒋的功绩，可是他不能擅自作主，因为西安是杨虎城所控制的；而杨表示他可不想当“断头将军”，深怕没得到明确的保证就纵虎归山①。同时，中央军已朝西安推进，中央军的飞机朝通向此一古都的铁路线投掷炸弹。根据宋美龄的说法，何应钦已经决定不再多费唇舌，直接攻打西安。她担心这个做法会害死她的丈夫，因此痛责“这些军人的脑袋”。次年她发表西安事变时的日记，明白暗示何应钦利用危机为自己私心安排。12月15日，端纳从洛阳打电话给她，报告说委员长没有受到虐待，原本拒绝、但现已同意搬到比较舒适的住处，改由张学良非杨虎城看管。此外，他说，少帅私下承认自己虽然动机纯正，但行为上错了②。
① Zhang Xueliang（张学良），Collumbia interviews, vol.73, pp.42-3643.
② 宋美龄，《西安事变》，（上海：中华书局）pp.15-17。
同一时间在欧洲，汪精卫却做出惊人之举——他在回到中国之前，先飞往柏林与希特勒会晤。两人讨论中国加入反共轴心的可能性，以及如果事情成真，德国对于扩大对华援助的意愿。然后汪才启程回南京，盼望终于能够取代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及中国无可争议的领袖。汪精卫和希特勒的会晤必然使斯大林及苏联当局大为震撼。《真理报》社论指控汪精卫和张学良，代表日本军阀策动西安事变①。
① 陶德曼大使和柏林间提到汪精卫、希特勒见面的电报，见German Foreign Office Archives 1928-1938: German Embassy Nanking radiogram October 1, 1937, AA/DB VIII 24/137442; and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radiogram, December 1, 1937, Nanking/zu Pol.VIII 24/137443. 谢谢陈鹏仁教授提供给作者。德国外交部被记者问到时，只说有关汪、希会谈的报导“空穴来风”。另参见Clubb（柯乐博），China and Russia, p.303.
12月20日，张学良在西安机场接了宋子文，带他去见委员长。宋子文单独走进房间，蒋抬头一看，大为意外，不禁痛哭流涕，满是巨大的挫折感和彻底的无助。为制服军阀、剿灭赤匪作战10年，到了“最后关头”，眼前不是最终的军事胜利，就是还算令人满意、以实力地位换取、经斯大林保证的政治交换。如今功亏一篑，蒋全无地位可跟苏联谈判；如果他同意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就会像是因受恫吓而接受的①。
① T.V.Soong Papers, box 60, folder 3；蒋中正，《西安半月记》，pp.54-55；宋美龄，《西安事变》，pp.54-55。
中国的经济和蒋的支持度，终于开始有了起色。蒋认为，再过两年，他的军队就可对抗日做好充分准备。甚且，反共公约使得日本很可能卷入希特勒的对苏战争。新时代即将到来。哪晓得两个军阀——在蒋的眼里，一个是急躁、无能，一个是贪腐、无知——却坏了大事。宋子文交给蒋一封宋美龄的信。她写说：“如子文三日内不回来，则必来与君共生死！”①蒋又潸然落泪。
① 蒋中正，《西安半月记》，p.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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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剿共还是抗日？张学良（左）与蒋介石（右）的诸多矛盾导致西安事变发生
重新控制住情绪后，蒋重申他绝不在胁迫下同意任何事情。蒋告诉宋子文，他对张学良说过，他可以率领他的东北军进入内蒙古，这样可稍微取得对日本人作战的优势；而杨虎城可以改组陕西省政府，换上他属意的人选。他说，另一个不二的办法，就是让中央军攻打西安。宋子文说，如果中央军进攻，张、杨部队可退入共区，这样一来“内战会到处爆发”。蒋的大舅子又对他说，他的性命已和国家的命运系在一起①。
① 宋子文日记在12月24日之前都没提到与周恩来会面。他说，他在12月20日晚间试图找出解决办法，但他没说和什么人见面商量。
张、杨和宋子文交涉时，似乎不愿退让。宋子文似乎也不了解两个军阀处境的艰难处，不知道只要一个赦免其罪的保证，就能够换回委员长的自由。他决定应该让妹妹宋美龄及代表黄埔系的情报头子戴笠，来西安劝委员长妥协。
南京方面，宋美龄和戴笠急着要和宋子文一起到西安。宋美龄仍然设法阻止何应钦发动攻击；何终于同意延后轰炸3天①。她到西安机场后，和张学良、杨虎城握了手，并向少帅要求，别让他的手下捜查她的行李，因为她“不喜欢我的东西被弄乱”。张学良一脸尴尬地答说：“夫人，我绝不会这么做。”②
① 宋美龄，《西安事变》，pp.12-13。
② 同上注，p.28。
一进到城里，宋美龄单独去见她丈夫，发觉他又病又倦。他的眼眶又红了，责备她怎么涉险而来。他说，当天上午他翻阅圣经，正好读到一段：“耶和华今要作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当蒋说他准备为国家而死，他太太告诉他，为了救国他必须活下去。夫人前脚才离开，戴笠就冲进房里，跪下、抱住委员长的双腿，自责没有善尽保护领袖的责任①。
① Wakeman（魏斐德），Spymaster, p.234.
实际上，张学良已感到越来越绝望，他告诉宋美龄他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已准备要立刻释放委员 长，可是杨虎城和他那伙人却不肯①。这时候宋美龄才说，如果委员长平安回到南京，她保证张不会受到惩罚②。蒋同时也决定，没有必要和张、杨谈判。针对他的释放，蒋必须交涉的对象是他的黄埔军校旧部属周恩来。如果1927年4月上海清党时，蒋下令释放周的传言属实，这两人都会意识到其中的讽刺意味。12月22日晚间，委员长要宋子文向周传达他对中共的四点要求：（一）取消中国境内的苏维埃政府；（二）取消“红军”的名义；（三）停止阶级斗争；（四）遵奉委员长为总司令③。
① 宋美龄，《西安事变》，pp.32-36。
② 1995年12月9日，王冀在华府受访，说这是张学良亲口告诉他的。
③ T.V.Soong Papers, box 60, folder 3, pp.6-7.
这些要求和周恩来、张群秘密协商的抗日统一战线共同声明稿内容相似。但蒋也要宋子文告诉周，“他无时无刻不忘重组国民党的必要”，他预备在3个月之内召开各党各派国民大会，结束“训政”，“还政于民”。蒋重申，最重要的是共产党必须服从他做为他们的领袖。周告诉宋子文和美龄，中共本来就已接受这所有条件，而且其立场不因西安事变有一丝一毫的改变①。
① 同上注。
周重申中共将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抗日，但要求“保有独立的军事体系”于中央军之外。他说：“这应该不困难，因为有许多军事体系都独立于委员长本身的部队之外”，这指的是各路军阀的部队。周要求宋子文向蒋强调，共产党很难向自己人解释他们接受的这些条件。此外，周还一再警告宋子文，南京的亲日派此时“以为委员长回不来，正在设宴缔结派系，想要夺权”①。
① 同上注，p.8-9。
当天稍晚，蒋和宋子文、宋美龄会商时给了若干口头上的让步，表示他会停止中央军向西安推进，政府军不进驻陕西和甘肃，当中日战争开打，他会“支持”（现金补助和补给供应）所有的部队。宋子文把这几点转告周、张、杨时，他们都很满意。次日，张、杨手下大多数军官坚持在蒋离开西安之前，至少有部分条件应先兑现，宋子文向他们解释，蒋宁死也不愿在获释前做出任何让步。但是，这些军官硬不退让。于是乎，戴笠匆匆带着蒋给何应钦的命令离开，要何停止向西安推进①。
① 同上注，p.10-12。
当天夜里，张学良告诉宋子文，他和杨虎城出现激烈争执，因为杨不想在没得到具体让步前放人。张、宋讨论带委员长夫妇逃到机场，但觉得太危险而作罢①。圣诞节一大清早，端纳进入蒋的房间，把他的一双高尔夫球袜掛在壁炉边。一只袜子底下是一台新式手提打字机，要送给蒋夫人；另一只袜子底下则是送给委员长的一张电毯。还穿着睡衣的委员长笑了，这是事变发生以来他第一次笑②。
① 同上注，p.12。
② Selle, Donald of China, pp.333-334.
曾任《纽约前锋报》记者端纳（右），因为与张学良（左）的交情，受宋美龄之托，在西安事变中斡旋
当天早上，周恩来告诉宋氏兄妹，他希望和委员长见面。上午8点钟，周在宋子文陪同下进入房间，举手敬礼——红军服从抗日统一战线总司令的第一个征兆。周以浙江方言向这位身份特殊的囚徒报告，共产党避免作战为国家保存实力已有一年，而且共产党没有从西安事变中榨取任何利益。他们对此事变提议的解决方案和“几个月前（在上海和南京）”提出的一样。周说，中共希望得到蒋停止剿共、将共军纳入抗战队伍、允许他们派代表到南京向他说明中共立场的个人担保，周并向委员长表示，一切只要有他的承诺就够了①。蒋回答，如果共产党愿意服从他做为他们的领袖，他会把他们当自己的部队对待。他说，中共多数领导人过去都是他的部属，他可以像对待最近作乱的桂系一样，对他们宽大为怀②。周接着告诉这位国民党领导人，蒋经国即将回到中国，还说他是个爱国青年，毫无疑问会“希望他父亲抵御外侮。”③
① 同上注，p.13。
② 同上注。宋子文在他日记的第13页也提及蒋曾对周恩来说过：“他一直企图将共产党往北推，以对抗日本。”
③ Han Suyin（韩素音），Elder Son, p.154. 韩的消息来源是一名中共党员；她说，此人在外头偷听。可是，宋子文在日记里没提这一段话，可能认为它是私事。
后来，宋子文和宋美龄要周恩来指定一个人在上海负责联络。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周告诉他们，可以透过他们的二姐宋庆龄和他联系；周还说，宋庆龄最近才给了毛泽东5万美元。日后，宋子文质问二姐是否送钱给毛，这使她透过共产国际在上海的代表抱怨周太不小心了。宋美龄和宋子文显然都没向蒋介石提过，他们二姐是中共联络人的事情①。对宋家人来讲，血浓于政治。
① 宋庆龄写信给在莫斯科的王明抱怨，竟然如此不小心。见Soong Chingling to Wang Ming, January 26, 1937, RSASPH,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4, file 143, sheet 7.
次日下午两点，宋美龄看见一名苦力提着行李箱，穿过他们的庭院，张学良则跟在他后头。几天前还阴谋推翻蒋介石、预备取而代之为中国主要领导人的少帅，现在表示他要陪他们回南京，向国人展现他用心坦荡。突然，宋子文出现，说掌控西安城的人同意他们可以走了。委员长表示，他要先和张、杨两人说点话。杨虎城赶到后，蒋告诉这两位军阀，他不记个人恩怨，他的重点是救国①。他说，如果他们能无保留地服膺中央政府的命令，国家的危机也能变成国家的转机②。根据宋子文的日记，蒋明确地原谅了他们的行为③。
① Selle, Donald, pp.333-334；宋美龄，《西安事变》，pp.47-51。
② 蒋中正，《西安半月记》，pp.109-115。
③ T.V.Soong Papers, box 60, folder 3, p.15.
这伙人挤进几辆汽车，驶过覆盖着雪的马路，前往机场。委员长夫妇搭乘少帅的波音专机离开，委员长坐在副机师的位子①。隔天他们抵达南京时，从机场到城里，有数千名夹道欢呼的民众，沿路鞭炮有如机关枪响个不停。蒋前往西安时是个孚民望的领袖，现在则以民族英雄之姿归来。
① T.V.Soong Papers, box 60, folder 3.
西安事变凸显出蒋、周之间的个人关系。如果蒋的脱险得归功于任何人，周恩来是不二人选。1941年，蒋曾告诉拉铁摩尔，他认为“虽然周受得是延安的控制，却是个可以信赖的人”①。多年之后，蒋写说，在西安时，他认为共产党（指的当然是周恩来）“真心的忏悔”②。虽然周有时候也跟毛泽东一样，嘲讽蒋相信他的真心，但是后来的事件显示，周的确相信、也在中国共产党内力主，如果蒋信守他在西安的承诺，共产党应该奉蒋介石的实质领导优先抗日。
① Owen Lattimore, China Memoirs (Tokyo: University of Tokyo Press, 1990), p.156.
② 蒋在Soviet Russia in China, p.81列出这四点。
委员长认为在政治场域上，他确实忠于自己对个人德性的信仰。在西安，蒋遭受尤其严重的背叛与折磨，类似周这样的忠诚宣誓，对他而言是外人所能展现最真情流露的请吁。每当面对严重挫败，蒋强烈但内向忧郁的个性倾向将自己视作注定要受苦的烈士。两个月后，蒋在日记中拿西安考验与耶稣的屈辱和审判做比较①。他对周说如果中共将领听命于他，便会对待他们如同对待他最忠心的部属，此处所言应不假，因为起码这能展现他高尚的姿态。然而他心里深处对中共的不信任，其实并未消散。
① 1937年3月26日，“耶稣受难予余之教训”，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1073。
蒋回到南京后，将陈立夫叫进自己的房间。陈立夫问：“周恩来在西安的态度如何？”蒋答说：“很好。”陈接着建议，大批中央军既已部署在陕西附近，何不趁势收拾共产党；但蒋低着头、没回应。他已经做了承诺。消灭共产党，或是把他们赶出中国的机会已经错失了。陈觉得蒋已经累了，赶紧告退①。
① 这一段抄自我另一本著作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73, citing Chen Lifu（陈立夫），Storm Clouds, p.126.
若是没被劫持，蒋又推动剿共，毛很可能已被迫躲入西伯利亚或外蒙古；而鉴于苏联遭受的严峻威胁，斯大林可能也会提供蒋，同于1937年7月日军侵华时他给的军事援助。这么一来，蒋在战后和共产党交战时就会更强而有力。但是，如果没发生西安事变，被斯大林推使的毛泽东，可能也会同意陈立夫、张群、周恩来、潘汉年所谈妥的联合阵线方案——又如果，斯大林接下来与中国建立秘密军事同盟，蒋可能会取消“最后五分钟”的剿共攻势，抗日统一战线终究还是会形成的。因此王明可以说，西安事变本省并没改变历史；影响事件发展的是蒋的决定。12月26日，从西安平安回到南京后，他有另一个大好机会可选择以全面军事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
第二部：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