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pp.407-409。
② Lloyd E.Eastman（易劳逸），"Ralations between Chiang Kai-shek and Wang Jingwei during the War against Japan," Republican China 14, no.2(1989): 5-7.
蒋介石的军事总部此时已移驻长江中游的武汉，距南京约600英里，有铁路可直通北边的郑州。周恩来也重新在蒋底下任职，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陈诚的副手。尽管1937年下半年中方伤损惨重，蒋在短期内又募集约110万兵员，准备在长江中游和华北的山东迎战日军。可是，中方部队就火力、机动力、空中掩护和器材装备而言，都比以前弱。
靠近山东省界的苏北徐州，是铁路四通八达的险要之地，现已战云密布。李宗仁、白崇喜率领的部队在淮河流域与南、北两路扑向徐州的日军作战。在白崇喜的规划下，日军两个师团在距徐州40英里的铁路支线台儿庄遭到伏击①。经过7天激战，日军伤亡惨重；据传约有15000至20000官兵阵亡。这则新闻虽然夸大，中国人民却极为振奋②。蒋氏再次展现趁胜追击的精神，认为继台儿庄大捷之后可展开另一波反攻，急调援军驰赴当地③。但是，李宗仁没再进攻，反倒“精心规划、执行战略撤退”④。
① Gibson, "Chiang Kai-shek's Central Army," p.396.
② Stephen MacKinnon（麦金农），"Defense of the Central Yangtze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of Attrition," paper presented at Harvard University Conference on Wartime China, Maui, January 2004, pp.22-27.
③ Te-kong Tong（唐德刚）and Li Tsung-jen（Li Congren，李宗仁），The Memoirs of Li Congren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79), pp.361,366.
④ Sutton, "Genman Advice," p.404.
皇军坐火车，直扑西边200英里的郑州。蒋介石亲赴位于平汉铁路线上的这个战略要冲督师。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陈果夫建议军方炸毁黄河古堤，水俺广大平原，以阻日军直扑郑州、再沿铁路南下进犯武汉。法肯豪森早先也建议采取此一激烈措施①。数百年来，黄河淤积十分严重，逼得中国人把堤防越盖越高，有些地方河床已高出附近地面。若是溃堤，对人命、环境都将造成大灾难，但是蒋批准了。6月5日、7日，士兵奉命炸塌南岸河堤，大水往西南流向河南、安徽和江苏。
① 同上注，p.402。
洪水俺没数以千计平方公里的农田，漫向淮河、大运河，甚至进入长江。黄河入海口也因之南移数百英里。数千村庄被淹没或摧毁，数百万农村人口无家可归①。战后，国民政府官方估计高达80万人俺死——真正的数字可能更高②。当时，蒋发表声明谴责是日军轰炸造成溃堤。黄河决堤使得南、北战场隔离，往后6年日军无法跨入黄犯区以西地带——郑州直到1944年4月才沦陷。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些学者认为这对中国有重大的战略利益，但也有许多人看法不同。
① Ma Chendu（马振犊），"Analysis," p.33; 沈嘉文（Shen Jia-wen，音译），《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经过》，《民国档案》2，no.4(1986): 134-136。
② Dana Lary, China's Republic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20.
蒋无疑是认为在中国文明存亡绝续脉络下，此一牺牲虽不得已，却有其必要。他私底下并无愧疚，在日记中完全没提到这件事。他没有时间表达人溺己溺的态度，但大战中又有哪些领导人会呢？
黄河决堤果真迫使日军司令官畑俊六将军改变策略，只好沿长江向武汉推进①。蒋决定不再投入大量兵力防守武汉，而是在日军从长江南侧进击时进行一系列战斗。法肯豪森也附和白崇喜的主张，转向小单位机动作战，蒋原则上赞同此一新战术②。但是几乎全转向游击战，有可能使日军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城市和运输线；而如果蒋氏希望保住大片领土，凝聚人民的忠诚并等候外国援助，他就必须保留庞大的传统兵力。
① MacKinnon（麦金农），"Defense of the Central Yangtze," p.28.
② Sutton, "German Advice," p.409.
蒋介石认为中国“抗倭作战”要得胜，最终必须倚赖“外交”。中国必须和日本帝国下一个明显的目标——苏联、美国和英国——结为盟国。邱吉尔和斯大林先后遭纳粹旋风袭击，他们当时就估计若要战胜亟需美国援助，结果也确实如此。毛泽东的部队依然没什么损伤，他也公开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很明显的，应该是抗日的外交政策。这个政策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争取的外援。”①当然，毛心目中想到的只是苏联，以及可能在日本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力量。事实上，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唯一可恃者是苏联，一如北伐时期以及中共做为叛党的那段岁月。5月间，蒋告诉斯大林，没有“你的帮助”，中国无法撑下去，中国仍在“生死关头”。他请求苏联赶快再交运65架飞机，表示中国只剩下10架轻型轰炸机。斯大林迅速答覆，他将送出所需之轰炸机，供“阁下伟大的抗战”使用②。
① Mao Tse-tung（毛泽东），Selected Work, vol.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4), p.140.
② “蒋介石手书斯大林函”，1939年8月26日，《民国档案》3，no.45(1996): 61-63。
蒋明白，固然他远比过去更需要苏联援助，斯大林协助他抗日的利益也远比从前更大。在夏天和秋天，日本和苏联已在东北边境发生多起流血冲突，这些争端使斯大林增援中国更力。不久，苏联派到中国的军事人员，包括顾问、飞行员、技师等等，高达3665人①。斯大林助蒋还有一个新的强大动机，那就是英、法在慕尼黑姑息希特勒，同意德国可以兼并捷克斯洛伐克一大块领土。
① 同上注，p.59。
希特勒在日本施压下，终于推翻手下参谋本部的亲中立场，召回德国顾问团，停止一切武器销售给蒋介石。可是，有7位反纳粹的德国军官辞职，留在中国。有位不在正式顾问之列的德国前任情报官员斯坦纳斯（Walther Stennes），曾任褐衫队柏林领导人，于1931年起事反希特勒失败，逃出集中营后辗转来到中国——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他成为“顾问”，实际上是蒋介石的卫队长，颇得宋美龄宠信。日后，他身分曝光，竟是苏联KGB特务①。
① Jerrold Schecter and Leona Schecter, Sacrter Secret (Washington, D.C.: Brassey's 2002), pp.15-16.
1938年夏天异常炎热，长江水位在此季节一向很高。日本巡弋舰得以沿江而上，短距离内炮轰中方阵地。日军有时候使用毒气瓦斯，逐一攻击中方据点，屠杀不少平民。日本人花了3个星期，才推进10英里。同时，数以千计的中国人依然千辛万苦把数千艘载货艇筏拉过三峡急流。到了9月底，日军终于越过黄犯区，从北边进犯武汉①。此时谣言又起，也不晓得是出自中共、还是蒋本人，传说委员长可能和日本缔结和约；斯大林急电蒋介石，宣称更多援助将要启程，包括足够60个师的装备，以及追加的500架战斗机②。
① MacKinnon（麦金农），"Defense of the Central Yangtze," pp.29-35.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1299。
毛泽东于公开场合颂扬“国民党光荣的未来”，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内部会议里，却强调大家别忘了共产党要夺权唯一的路子是武装斗争①。他重申：“枪桿子底下出政权。”会后，周恩来10月5日回到武汉，带了一封毛泽东的亲笔信给蒋，赞扬蒋“指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和“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长期团结之重要关节”②。但是蒋晓得毛是在冷嘲热讽。这个不太需要去证实，因为4月间脱离共产党到武汉的张国焘，恐怕早已向蒋报告过毛泽东对抗战和统一战线其实别有居心——扩大中共军事力量和基地，以备和国民党最后对决③。
① Jerome Chen（陈志让），Mao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p.215.
② 秦孝仪，《大事长编》卷四，p.1299。
③ Chen（陈志让），Mao, p.235; Zhang Guotao（张国焘），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p.533-539.
蒋依旧担心——不仅担心中共的口是心非，也担心中共党员高明的政治技巧和动力。他写下：“共党因其共产国际百年来之秘密活动，顾其纪律最严，方法最精，为任何党派所不及。”①同时，蒋对国民党同志的批评益加严厉。他说“大部分”同志已变成争权夺利的“特殊阶级”。他叹息，这一切已使得“群众”与本党“为敌”②。
① Chiang Diaries, November 18, 1938, box 40, folder 1.
② Chiang Diaries, December 1938, box 40, folder 2.
蒋氏1949年退到台湾之后，仍不时在日记中写下此一令他沮丧的比较。蒋痛恨中共“惨无人道”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手段，以及唯命是从地听从莫斯科的指挥；但是他也佩服中共士兵、干部的理想主义、精神和专注，这都是国民党同志欠缺的特质。反映出他对本党同志这份深刻的悲观，蒋在1938年数度向周恩来提起，国民党和共产党合并为一个新政党——条件是毛、周出国。他甚至很严肃地提议，国共合并后，中共不需要正式解散，国民党可以加入共产国际。毛的回答是，建议共产党员循1920年代往例，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最后，双方都无法做出此一极其重大的妥协。数星期后，周恩来终于告诉蒋，这个主意行不通①。从这里又可以看出来，蒋不是坚持意识形 态、食古不化的人，也不是强烈的保守派。事实上’他是个左派儒家，只要共产国际不来指挥他如何 治理中国，他也可以接受反帝国主义的共产国际。
① 关于蒋的提议，见金冲及，《抗日战争初期的国共关系问题》，《民国档案》1，no.11(1988): 76。金没有他的说法所本，但他的文章引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文献。关于中共加入国民党及国民党条件苛刻，见Alexander Dallin and F.I.Firsov, Dimitrov and Stalin, 1934-1943, Letters from the Soviet Arch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118. 关于毛的提议，Sheng（盛慕真），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p.46. 关于周的提议，Chiang Kai-shek（蒋介石），Soviet Russia in China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Cudahy, 1957), p.88.
抗战开始了约一年半，中、日双方仍未正式宣战，武汉也仍在中方手里。但是，10月底，日军的增兵已达到警戒状态，力守武汉北侧的李宗仁被迫把部队撤退到山区。蒋下令摧毁城里一切堪用设施或工厂，守军和政府人员秩序井然地撤退。10月24日上午，蒋透过无线电话对高阶将领及文职部属下达撤退令。每个部属都说总司令不走，他们也不走。蒋回答说：“不，你们先走，我立刻就走。”①
① Chen Lifu（陈立夫），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Stan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94), p.144.
晚上10点，他和蒋夫人在武汉机场会合。灯火通明的机场，雪花穿过烟雾冉冉而下，炮弹亦落下撼动着大地。因无线电讯号出错，美国机师李奥那（Royal Lenoard）——原本是张学良的机师——驾驶的专机遭到延误，于是改派一名德国机师载蒋氏夫妇飞往衡阳，但他承认只会在夜间起飞而且不会降落，所以也只能作罢。后来，“中国航空公司”的一架民航机降落，蒋氏夫妇赶紧登机，机师穿过浓烟迅速起飞。李奥那的飞机几分钟后降落，就被几百人团团围住。听说蒋氏夫妇已经走了，他让当中40人挤进来，也在炮火轰隆、城市烈焰的火光中急忙起飞①。蒋氏夫妇在衡阳稍事逗留后，没有飞到陪都重庆，反而前往古城长沙。西元前221年建城的长沙，位于湖南米仓湘江河畔。蒋氏夫妇住了几天，又飞往广州前线。
① Royal Leonard, I Flew for China (Garden City, N.J.: Doubleday, Doran, and Company, 1942), pp.206-209.
在长沙湘雅医院服务的美国传教士医生葛林记载，当4万名难民、许多国民党将官、委员长陆续来到这个湖南省会，长沙是一片兵荒马乱：
10月26日：医院后方的弹药库轰的一声就炸了，整个地方不见了——大约100人受伤，30人死亡。我们在医院拼命抢救伤患。挖掘的时间，跟救治的时间一样长。
10月28日：据说从武汉撤退进城的伤患有2.1万人……
10月29日：城里人迅速疏散，医生则坚守岗位……
11月1日：人们预期长沙在两星期内会沦陷，政府提供我们五艘渔船，可把两百吨的医院物资撤到沅陵……
（几天之后）：祈祷会之后，整个城靠船只、火车、巴士、黄包车、手推车展开疏散，有些朋友告诉我们，看到分发汽油和棉花油给区长，以便放火。谣言很多……
11月11日：城里50万居民只剩一小部分留下不走。我是（教会里）唯一留下的医生……
（11月12日）：诡异的沉寂……全城人跡杳然……
11月12日当天，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接获报告，日本骑兵距省城不到20英里，他下令全城撤退。军医院的中国医生们说，在官方派出交通工具将他们的伤患撤走之前，他们不走。次日清晨，葛林和留下来的同僚——他是唯一的医生——被街上嘈杂喧闹声吵醒，只见全城陷入一片火海，那是中国军警放的火。传教士、护士、学生和留下来的工作人员恳求士兵别放火烧他们的建筑物。葛林回忆说：“一连两天两夜，火烧个不停，浓烟罩顶，咨意破坏。”在湘雅医院避难的其他传教士也说，他们看到城里的军医院陷入火海，伤患爬窗、夺门逃命。
但是，鉴于补给线拉得太长，日军在45英里外的洞庭湖就停下，不再向湖南省推进。纵火焚城是个大错。或许是蒋下的命令，但是在此之前，他从未下令火烧即将失守的城池，在此之后也没有①。11月14日，星期一，省主席发表道歉，声称他没下令放火。葛林的太太在卫斯理学院和宋美龄是同班同学。次日，他接到宋美齢的信，宣称委员长也没有下令焚城。11月16日，蒋抵达长沙视察，传教士们很快就获悉守城的驻军团长和警察局长都被枪毙。黄埔毕业的省主席张治中是1932年淞沪之役英雄，受委员长宠信，虽遭免职，却仍留在长沙。葛林透过停泊在湘江的英国炮艇发电给太太说：“一切平安。医院全满；（院内）丝毫无损。城里人大部分都逃了。”②
① 1949年初投共的国民党要员张治中，1985年在大陆出版回忆录，声称蒋介石惊慌下，下令长沙焚城。蒋刚弃守工业重地武汉，他当时下令摧毁重要设施，但没有要火烧全城。MacKinnon（麦金农），"Defense of the Central Yangtze," p.39，引用张治中的回忆录。
② Ruth Altman Greene, Hsiang-ya Journal (Hamden, Conn.: Archon, 1977), pp.111-115.
上海、南京、徐州和武汉相继伦陷，并没像西方国家和日本所预期的导致中国政府投降或垮台。蒋介石所领导的长期抗战反而使日本成绩有限，陷入长达7年的僵持局面。日本虽然占领中国大多数重要城市、整个东北、大部分的内蒙古、全部的华北、直抵西安的大西北之东半部、到达武汉的长江流域、往南直抵温州的沿海各省、以及更南边的若干大港口如厦门、广州，占地不可谓不广；3/4广大的农村地区、近2/3的人口，却仍在国民政府掌握——这就是自由中国①。
① Werner Gruhl, Imperial Japan's World War II, 1931-1945 (Edison, N.J.: Trans-action, 2007), p.35.
1938年11月，蒋介石在湖南衡阳召开军事会议，宣称他第一阶段的策略已可功成身退。中国军队已经拖垮敌军。他说，第二阶段重点摆在改进部队的战技和作战能力，期望能转守为攻。这个阶段的目标是，准备好在一年之内发动总反攻。同时，若是条件成熟、有必胜把握时，也可发动反攻①。蒋在日记中写下：“倭寇民族特性急而短，而其军事学术，非德式即法式，皆以短兵白刃速战速决为性能，”中国现在的战略：“则应以坚韧，忍耐，延缓，持久之道，致其死命也。”②
① Ma Chendu（马振犊），"Analysis," pp.40-41.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2 and 11, 1938, box 40, folder 1.
接下来的7年里，蒋虽非一直是、却大体上遵循此一战术。同时，他也对任何反攻作战定下严格的要求。他曾说，在抗战的第一阶段，国军常用3个师的兵力和日本一个师团交战，“若就全局而言，我军几以八师或十余师人数与敌军一师对战，然若不能战胜敌军者，且取守势，故敌军用锥形战术，突破我正面之一点，即可动摇我阵地，此我军不敢攻势之误也。”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November 10, 1938, box 40, folder 1.
二
古城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会合处一块巨岩之上。夏天闷热，10月至4月则水气充足、雾锁全城。1938年11月，蒋氏夫妇偕同撤退军民抵达时，古城墙依旧矗立。数百年前工匠从巨岩切出石阶，使居民能够从陡峭高处拾阶而下到江边。码头上，旧邮轮和方帆、长桨的渔船忙着卸货，苦力再辛苦地以竹竿挑货拾级而上，送进城里；光脚市民也一样挑着水桶到江边汲水回家去。国民党进城后，到处都是穿中山装的蓝衣人。他们通常比四川人个子高，走在街上、坐着轿子或黄包车，轿夫或车夫一路叫喊，要行人让路。数十万名难民从长江下游或其他地方涌入重庆，住在茅草屋里，抢光粮食和工作机会。工程师忙着炸开山岩，辟建防空洞。还有数百万人则在四川各地及大后方立起难民营①。
① Robert Payne,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Wright and Talley, 1969), pp.233-234.
蒋委员长夫妇住在重庆郊外一处简朴的寓邸，共有10间房间，名为“黄山”①。黄山寓邸四面皆是高墙，制服侍卫和便衣人都经斯坦纳斯特别训练，巡守四周。往后8年，蒋需要静思军国大计时，总爱在庭院中盘桓。他所面临的问题大得不得了。虽然已有许多厂房设备西迁，但也流失了大约90％的工业基础和80％的军火工业。建军所恃的城市税收突然之间全没了。印刷机虽然伟存，不过还是出现了通货膨胀，然而并未以天文数字般地速度窜升②。
① 同上注，p.235。
② “有关抗战初期孔祥熙与宋子文之争文电一组”，《民国档案》2，no.52(1998)：154。
蒋介石的部队散布各地，北起蒙古边界，南抵东南亚边界，东至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海岸。在这片混乱的局面下，蒋的顽固和从上海到武汉代价不菲的抵抗，就军事意义而言是否明智，固可不论，它却已经替中国人民长期抗战、保卫国家命脉打下坚定信念①。从一开始就打游击战或机动战，就长期而言或许是较好的策略，但中国初期可能会丢掉更多城市，而且必然会引发蒋氏避免与入侵者奋战的指控。此外，蒋介石某种程度上好像都势必得坚定立场。
① MacKinnon（麦金农），"Defense of the Central Yangtze," pp.7-8.
尽管蒋本人声望崇隆，但自从上海沦陷之后，他的政治力量基础就受到重创。1936年底前 他好不容易对军阀们建立起的优势已经消失。除了粤系、桂系部队之外，其他军阀部队的伤亡远比中央军为轻。华南和西南军阀的地盘没被日本占领，比起中央军，他们能更快速地征募兵员。这些军阀沿袭旧规，让各单位靠金钱激励、爱国主义之诉求，在自己防区征兵。抗战开始后，中央军大体上已失去可以志愿从军方式添补新兵的大部分防区。其征兵方式越来越扰民，各个村镇被订下必须征集新兵的额度，因而民怨迭生。从1937年至1945年，有1400万壮丁被征集当兵。以军事动员来讲，这是相当低的比例——每年只占人口的0.4％；相形之下，日本是1.3％，苏联为3％。即令如此，战争旷日持久，大部分家庭千方百计设法逃避征兵，造成政府军的素质日益低落。由于经费有限，且军官都在同一单位久任或永久派驻，有一部分中央军也出现军阀部队的特性——贪渎、裙带关系和高级长官滥权，不一而足①。
① Zhang Ruide（张瑞德），"The Central Army from Whampoa to 1949," in A Militaary History of Chia, ed. David Graff and Robin Hiphem (Boulder, Colo.: Westview, 2002), pp.201-202.
武汉在1938年10月底沦陷之后，战事沉寂了4个月；此时，蒋介石的政治优先目标开始转变。1939年1月6日，他写下：“吾人当前最迫切之危险，不是倭寇，而是共产党……在我们后院扩张势力。”共产党八路军人数大增，跨越指定防区进入华北和西北。长江以南的敌后地区，共军还有一支较小的新四军，由游击队组合而成，同样也扩张到指定界限——长江的北边。
在组织占领区正规、游击军与建立地下行政体系的表现上，中共都比国民党有效率，甚至还能说服许多秘密会党加入抗日游击运动。中共在西北边区和敌后地区都能扩大地盘，党员由1937年的4万人，暴增至1940年80万人左右①。蒋命令胡宗南和阎锡山布下防线，试图把北方共军堵在指定地区之内。
① Jonathan D.Spence（史景迁），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W.W.Norton, 1990), p.461.
1939年3月，希特勒占领捷克其他领土，蒋介石晓得他所预期的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届时中日之战的国际动态将发生变化。全球姑息主义浪潮正快速消退中。5月时，蒋就告诉伦敦应该尽快与莫斯科签署军事联合阵线，不然，苏联的缔约对象就是德国。这个分析当时并不为邱吉尔、罗斯福与多数观察家所注意①。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March 29, 1939, box 40, folder 8.
日本依然对跟德国正式结盟态度保留，因为如此将形同与西方、苏联为敌。蒋认为如果日本和德国缔盟，就会使日、苏对敌成为定局，也会让华府看清即将爆发的欧战和已在进行的中日战争，两者息息相关。3月16日，蒋派宋美龄以医治牙病名义前往香港，去见日本的温和派人士萱野长知和小川平吉。蒋提出的和平条件是：全面恢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萱野和小川建议以蒋承诺攻打共产党做为交换；宋美龄表示可以此为基础达成秘密协定。但是，蒋不接受这个构想，东京方面也无意放弃它在中国打下的天下，包括满洲①。
① 杨天石，《蒋介石秘档》，pp.415-420。
1939年春天，日本发动另一波震撼攻势，以压制顽强的中国人。冬天和早春的浓云密雾终于散去，数百架日本轰炸机出现在已经挤了上百万人的重庆上空。中国根本没什么防空高射炮，因此日机如入无人之境、咨意轰炸。燃烧弹和炸弹摧毁散布在蜿蜒街道上的许多办公大楼和商业大楼；政府官署和外国使馆疏散到重庆北郊①。蒋氏夫妇和部属不时躲在寓邸后方的防空洞里。她写信给一位美国友人，描述某次空袭后的景象：“贫与富、聪明与愚笨，在轰炸中都成了用铲子不断从闷烧房子挖出的烧焦尸块。现在，亲朋好友们还在如火如荼地挖着……请竭尽所能让你的国人了解，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死亡与浩劫，用的是美国的汽油、燃料与物料。”②
① Payne（白英），Chiang Kai-shek, pp.233-234.
② Laura Tyson Li, Madame Chiang Kai-shek (New York: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06), p.152.
[p style="text-indent:0em"][img src="images/145126542686.jpg"/][/p]
日军1939年在重庆大轰炸
蒋氏夫妇在重庆经常生病，但尽管压力极大，他们露面时看来相当不错。蒋维持相当自然健康的气色，只有少许皱纹。他保持俭朴的习惯，做运动、沉思和祈祷。在庭院散步时，他经常自言自语，却不喜欢别人有这个习惯①。他在早晨和夫人独处，然后她又回房间睡觉。夜里，他写完日记、祈祷，才就寝。白天，他和阁员、高阶将领开会、研读地图、批阅外交电文和情资报告，并不断口述命令和电报。他在开会前掌握资料，因此对议题相当深入，使外国访宾印象深刻。现在的他比过去更能授权下去，但仍紧紧抓住重大问题——当然有许多不重要的事，他也不放手。
① Payne（白英），Chiang Kai-shek, p.236.
有一天，蒋告诉外国记者：中国的策略是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他说，中国古时候“楚汉七十二战，楚无不利，最后胜利，卒归于汉”①。然而’现实上，蒋仍然相信基于战术、地缘政治和国内环境的考量，他的部队仍需要从事大规模的守势作战，甚至偶尔对日军反攻——大部分是趁敌军从有限作战撤退时予以进击。保住华南大部分领土（这是自由中国主要的粮仓），使它不落入日本控制，是持久抗战极为重要的一个策略。让美国、苏联以及中国人民看到重庆领导人坚定不移地与日寇进行生死决斗，也十分重要。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2, 1939, box 40, folder 7.
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越来越认为，中国的抗战是维持国际秩序，和对法西斯国家侵略行为“防疫隔离”，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①。7月间，蒋氏和中国接到开战以来，从国外来的最重要鼓励。罗斯福通知东京：美国预备废止1911年签署的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蒋氏认为这个举动反映出，在法、英逐渐淡出亚洲之际，美国参与亚洲事务的意愿已日益上升。蒋在日记中写下：“只有美国对外交事务有理想。”②
① Akira Iriye（入江昭），Origins, p.76.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June 25, 1939, box 40, folder 9.
1939年8月，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份文情并茂的报告，反映他个人全力支持与蒋介石结成统一战线。他指出，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国共之间已出现困难和危机，但如果处置得宜，不仅可以巩固团结还能加强战力。他解释说，蒋的做法就是与苏联结盟，与中共则是结盟、斗争和同化兼有。周恩来总结他和蒋多次长谈的印象，指出蒋虽然不明白中共的阶级基础和进步性，但他“隐约承认（中共）它的组织技巧、实质斗争、克服万难的能力、坚持不懈、主动精神”。更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兼顾到双方的说法：“（国共）两党都怕被推翻，有疑虑、心胸不开阔。”甚且，两党“落后的积极分子会被其他人利用来挑衅、制造分裂”。他说：“中共应支持蒋介石的领导；当他遇上困难时，协助他，当他不公正时，摒弃他。”“固然不应对他期望太高，但也不表示他的态度不能改变。”他建议政治局，八路军不应进入山东省，也不要进入淮河平原。毛泽东一定会想，究竟周恩来认为中共党内谁是“落后的积极分子”？①
① 周后来将这份报告摘要呈报共产国际。Abstract of Zhou Enlai's Report to the CCP Politburo, RGASPI, collection 495, inventory 10a, file 296, sheets 146-196.
蒋、周之间的关系一向客客气气、相互敬重，现在变得多了些关心。周恩来写完报告后不久，即从马背上摔下来，手臂断了。在毛泽东总部当医生的美国人马海德（George Hatem）认为周需要到莫斯科诊治。蒋派他的专机送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到新疆省会迪化，再转搭苏联飞机前往俄京①。
① Han Suyin（韩素音），Elder Son: Zhou Enlai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94), p.170.
8月22日，在全球冲突之势已相当明显之际，莫斯科和柏林却做出石破天惊地宣布，表示他们已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蒋大感意外，日本人则大吃一惊。一下子，反共产国际公约就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反民主的同盟。日本陆军先成立傀儡政府掌控中国，再与德国结盟、瓜分苏联的构想，转眼间成泡影。同时，日本陆军在满洲国和外蒙古边界诺门坎和苏军发生冲突，折损一个师的兵力，更让皇军想在西伯利亚以西地带建立日本帝国的野心，为之粉碎。但是，局势逆转却给日本海军及内阁中的支持者带来机会。希特勒预备与英、法而不是俄国开战，导致这两个民主帝国主义者在远东的领土成为容易下手的目标①。
① Edwin P.Hoyt（霍伊特），Japan's War: The Great Pacific Conflict (New York: McGraw Hill, 1986), p.187.
1939年9月1日，德军攻入波兰；9月17日，苏联援引德苏条约一项秘密协议，占领波兰东部。全世界的共产党在此之前，狂热支持统一阵线，主张誓死抵抗法西斯，这时却突然大转向，称颂起德苏条约。毛泽东也欢迎此一条约，声称它“加强全体人类赢得自由的信心”①。
① Lyman P.Van Slyke（范力沛），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A 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r Department, July 194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212.
斯大林告诉蒋介石，德苏条约不会影响苏联对华援助。蒋在德苏条约公开后，亲笔修书给斯大林，宣称中国人民绝不会忘记斯大林的“真诚协助和伟大领导”。他强调，世界和平与公义“全赖苏联与中国”①。可是，私底下，蒋的反应截然不同。他认为，世界事务的巨变预示苏、日之间不无订定密约的可能，终将导致世界大战，届时中国将和苏联站在不同边，会和民主国家结盟对抗极权主义。他欢迎有可能让中国目前唯一的盟友——意识形态上敌对的苏联，换成反共、更富有、更强大（不过目前仍走孤立主义路线）的美国②。蒋在日记写下：“我国对欧战政策唯一主旨，端在参加民主阵线，以为他日构和时，必使中日战争与欧战问题同时连带解决也。”③他晓得自己必须在外交上“唯有紧握机会，恃其在我。所谓以至不变御制变者。对德外交，与对俄外交，积极运用之研究”④。
① “蒋介石手书斯大林函”，1939年8月26日，《民国档案》3，no.45(1996): 63-64。
②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e 25, 1939, box 40, folder 11.
③ Chiang Diaries, Hoover, September 5, 12, and 30, 1939, box 40, folder 12.
④ Chiang Diaries, Hoover, August 2 and 26, 1939, box 40, folder 11.
1939年初，美国医生葛林来到上海，和住在公共租界的家人短暂相聚。透过捐款，他弄到一辆新卡车、五吨医药品和68箱食品。他先把卡车和物品交船运到仍在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宁波，然后展开1000英里的旅程回到长沙的医院。跟他一起挤在卡车里的还有两位天主教修女、一名上了年岁的传教士、一名美国志工医生、两名逃出德国的犹太医生。葛林走在挤满难民的路上，有时候更在日军防线后方10英里处，但竟仍平安回到长沙——只打翻一罐阿斯匹灵！他发现长沙已几近空城。去年秋天南昌沦陷后，长沙预期日军会再度来犯，政府炸毁残存的楼房建筑，卸走铁轨、枕木。可是湘雅医院照常开门，挤满伤患。葛林一天要动28次手术！①
① Greene, Hsiang-ya Journal, pp.122-126.
但是一直要到9月，日本11军长官冈村宁次才向长沙挺进。蒋介石命令长沙守将薛岳与士卒坚守阵地、共存亡，但是也说明他的计划是把日军引向长沙，然后发动“大突袭”①。第九战区（湖南包括在内）司令长官陈诚已在日军3万名部队的侧翼部署了36.5万名大军。9月27日，中方运用高明的战术动作（包括时机拿捏得宜的人海攻势）攻击日军②。日军伤亡惨重，但突围成功、退回武汉。长沙大捷消息传出，中国士气大振；当然，中国人的英勇、日本人的伤亡，再次遭到夸大渲染③。
① Chiang Diaries, Hoover, April 18 and 25, 1939, box 40, folder 7.
② MacKinnon（麦金农），"Defense of the Central Yangtze," p.38.
③ Ma Chendu（马振犊），"Analysis," p.43.
战争进行到这时候，日军阵亡或重伤的士兵已逾50万人，日本皇军参谋本部早已选定了策略：巩固控制区域，区域外则采惩罚性出征。至于蒋介石方面，其策略基本上采守势，但又不全然如此。1939年冬天，他就下令8个战区发动全面冬季攻势。根据日本方面的纪录，这一场攻势中方45万名部队在1340次交战当中，发动960次进攻①。基本上，这次反攻是失败的，有些中方前敌指挥官只是虚应故事②。最重要的因素，依然是双方在武器装备上悬殊的实力。经过两年半的鏖战，中国政府的军火工业几乎已夷然不存，这个缺点比起从前更加糟糕。
① F.F.Liu（刘馥），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1924-1949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6), p.204.
